我叫胡孝珍是重庆市荣昌县人，因我和张昌英的一场经济纠纷害得有家不能归呀。我不欠张昌英钱，法院有证据不认，证人证言不采信，甚至变造庭审笔录，原告和被告都不认可庭审笔录，法院却作为判案依据，几级法院有意枉法裁判。
紧接着违法执行帮助张昌英抢劫我的房、产，将我一家唯一的生活居住房查封，并且帖上封条。迫使我拖着重病的身体进京反映情况，法院趁我夫妻二人在京时私自撬锁入室，换掉锁芯，把我们一家赶出了家门。
2009年3月8日早上我去最高人民检察院前门邮局寄信，刚下车警察检查我的包时见信就叫我到天安门派出所，结果我糊里糊涂被送到马家楼。在马家楼呆几个小时，重庆驻京办的人把我接出，他们把我又送到通州农村，9日下午送我回重庆。
我刚下火车被几个不明身份的人押送到荣昌县公安局，两个警官作笔录，我寄信给胡主席和温总理没有错呀，我去看毛主席，难道有错吗？凌晨2点钟才把我送到旅馆，我被软禁失去自由了。11日上午李开车接我到的公安局由两个警察陪着，下午法院的一个副院长和两个庭长来到公安局强迫要我签拍卖住房的法律文书，我不签就按抗法处治，我为了保命万般无奈签下了‘这是我一家唯一的生活居住房，对执行我有异议’的字。他们合伙抢劫。我求活命再一次来到北京。我被气的肝病加重，头痛剧烈又无钱治疗，是生不如死。求生存、求人权、含着眼泪寻青天。
我丈夫陈余俊（简称为他）于77年参加农村信用社工作。在信用社连续工作28年，至今已有33年工龄，一个优秀共产党员把毕生精力献给了农村金融事业。由于单位用一些莫须有的理由胁迫、排斥、逼迫他辞职，到老来一无所有。
他于1977年12月参加农村信用社工作以来，任信用社主任20余年，在任职期间工作勤勤恳恳，兢兢业业，将石田、盘龙信用社扭亏转盈。1998年12月荣昌县信用联社强行把他调往荣昌县安富信用社工作，由四个信用合并社成安富信用社（是1998年12月合并）是一个烂摊子，是一个大染缸，形象极坏。各项存款余额1000多万元，各项贷款余额1000多万元。“双呆”贷款占贷款余额70%以上，根本没有可用资金、无法营业。在这么艰难的情况下，信用社又出现一张假存单几十万元(假存单是原来安南信用社已用过存单）。紧接着信用社职工公开提着几十万元的库款出去。在这种恶劣的工作环境下他冒着人身安全抵制不正之风，挽救了安富信用社的生死存亡。各项存款余额增长1700多万元，可用资金达到2000多万元。2001年7月被荣昌县信用联社党委评为优秀共产党员。同年8月又调回盘龙信用社工作。
在2002年上半年荣昌县信用联社突然把他又调往安富信用社离岗收贷。真是人在家中坐，祸从天上落。他是一个共产党员只有服从安排。可是到富信用社上班时，单位严重克扣工资，仅领250元，单位又不安排住房，每天上班往返70多公里、车费要10元，每月车费要300元（车费不给报）他仍然坚持了一年多。他多次找过荣昌县信用联社领导解决住房或工作调动，始终没有得到答复。他上有80岁的老母亲要赡养，还有两个孩子在上大学，妻子又长期有病，他实在没有办法来回的跑了，只好在家等待领导们发善心解决他的问题。半年过去了仍然未作调整，甚至连250元都没有了，他盼呀，他等呀，等来的是强迫他辞职。他本人不服荣昌县信用联社违法的做法，到现在一切福利待遇还在联社，所以分文未领取。
他工作28年连半间茅屋都没有。我们一家住在我单位盘龙信用社的危房里（因左右房屋全部拆迁了，信用社的房子独立在堰塘中，房子裂口有一寸多）断水、断电、所有的职工全部搬走了，我们多次找到盘龙信用社解决住房问题，都无法解决，鉴于此种特殊情况经盘龙信用社集体讨论决定，安排两个孩子贷款购买住房。孩子们分别于2004年12月6日和2005年3月3日各贷款8万元购置住房一套。福不双至，祸不单行。2007年6月29日，盘龙信用社为了预谋达到出具伪证的目的，将我儿子购房贷款转为贷新还旧（未征得我儿子的同意）。企图改变购房贷款的真实用途，达到查封我们一家唯一的生活居住房。帮助张昌英抢夺我儿子的房子。张昌英、盘龙信用社、法院三家联手把我们一家赶出了家门，无处栖身。使两个孩子背上沉重债务。他那86岁的老母亲也只好托付给残疾的大哥（60多岁的哑巴）老母亲呀，儿子不能在您面前敬孝。只能在遥远的他乡默默祝福您老人家身体健康，长命百岁。是他们逼得您儿子走投无路，穷困潦倒乞讨四方，甚至连党费都无法缴纳。昔日的优秀共产党员今日的乞丐。这就是一个优秀共产党员的遭遇和悲哀。
200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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