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pwfec

      张赞宁律师在绵阳看守所会见黄琦受阻记 

                                          (根据张赞宁律师口述整理—-喃喃)

     

2019年2月13日早上五点钟，我从成都出发，只为了早一点到看守所，八点不到来看守所，说要九点上班。等到九点，我准时到看守所，是第一个递交会见手续的。看守所窗口接待人员一看到是会见黄琦，就说要请示，也不知道他请示谁，打过电话后，告知我说，现在所里要交班，你九点半再来。

到了九点半，我准时去了，这时他又说法院已经预约了要提审黄琦，所以今天不能会见。我说，法院提审一上午够了吧，最多一天够了吧，我明天会见可以吗？他说不行。交涉了好半天，最后，看守所的接待人扔给我一句话，你明天过来看看吧，看能不能安排。

我知道跟看守所已经没有可交涉的余地，于是便对看守所接待人说，你让我进去，我要向驻所检察官反映和控告你们剥夺律师会见的问题，被拒绝。我知道已无法与看守所沟通，于是立马就去了法院。

到了法院以后，我拨通了法官周冬青的座机，接电话的是一个姓杨的女性，她在问明了我是黄琦的辩护人、律所名称及姓名后说法官休假了。我问，你能不能让书记员接个电话，我要阅卷，要递交委托手续。杨法官说，书记员也休假了，要递材料，要阅卷，必须等法官来，因为黄琦的案卷是保密的，锁起来了。

这时我拨通了书记员谌欣月的座机，书记员接电话了(这是书记员的办公室座机，说明书记员并没有休假)，书记员说，案卷在法官手里，我拿不到，你只有等法官休假回来。我问：法官什么时候回来。回答不知道。我说，请你跟法官打个电话，问清楚，他什么时候来，给我个准信，我好另行安排时间再来。数分钟后，书记员回复：电话没接通。我说，那我就向你递交委托手续吧。书记员说，交手续也必须等周法官回来。这时，我恰好看到有一个专门的司法文书文件递送窗口。我就跟书记员讲，那么我把委托手续通过这个专门窗口递交给法官。他说不行，你必须亲自提交给法官。我说刑事诉讼法有明确规定，律师接受委托后，必须及时告知办案单位，你连手续都不接受，那么，就意味着我没来过，今后开庭就可以不通知律师到庭，你们就可以以没有接收律师的委托手续为由不通知律师，甚至可以不开庭就宣判。对方没有回答。

我又到了检察院信访接待处，控告法院违法，把前面发生的事详细情形跟检察官讲了，负责接待的戴姓检察官说要去向领导汇报。我等了有20分钟左右，已经到中午，他出来转告领导的话，说既然法官已经休假了，那么你就到法院去问一下法官什么时候休假完。我说，他根本不是休假，我不跟你讲了吗，你没听懂吗？他这个休假根本就是撒谎啊！他一时无话可说。我就跟他讲，我要向你们的领导报告这个事情。他说领导开会去了，开人大会去了。我质问道，你不是说向领导报告了吗？怎么又说领导开会去了？

跟检察院也没有什么可谈了，于是当日下午2点，我又到了市纪律检查委员会和监察局。我把发生的情况简单作了报告，还没讲完，纪检监察委就告诉我，这个事不归他们管，要我到信访局去反映，信访局有专门对口法院、检察院举报窗口。我又连忙到了市信访局找到了专门管法院检察院相关事项的窗口。接待人员向他反映了情况，他认真听了之后。说，法院不接受你的手续，就有可能不通知就开庭，还有一种可能，因为这个案子已经开过两次庭了，法院可以直接下判决书。接待人员告知我，你还是要到法院，去向法院监察处报告这个情况。我跟他说。我已经到过检察院，向检察院的监察处设立的信访口反映过了。向检察院反映都没有用，现在再回到法院反映，要法院自己监督自己，我实在没有信心。但是我还是表示准备把程序走完，再向绵阳市中级法院监察处去反映。

到了绵阳市中级法院监察处，两位女同志接待了我，认真地听取了我的报告，而且还做了记录。最后回答我，等他电话。并告知座机号码，姓李。

这时已经快到下午四点钟了，我又立马赶到绵阳市看守所，下午换了一个接待人员，当我出示会见手续和律师证，见是要会见黄琦，接待人员回答检察官正在提审黄琦，你不能会见。我说“你撒谎。案件已经到了法院阶段，检察官已经没有权利再提审黄琦了。”这时他表现满脸的无奈。我说：我要到驻所监检察室去，向驻所检察官控告你们阻止律师会见的违法情形。他说我不能带你进去。正好是下班时刻，我看到有一辆检察院的轿车开到看守所门前，同时有三个人出来，估计一定是驻所检察官，于是我上前问你们是驻所检察官吗？回答是。我自报家门出示律师证说，我要向您报告看守所以各种编造的理由阻止律师会见的情形。当我把情况反映后，他记下了我的电话，并将他的座机电话告知我，说明天回复你。

当晚上我就在看守所旁边的圆通宾馆住下来了。不久以后，突然有人通知，要我赶快把身份证拿出来，说派出所来查房了。但是没有查我这个房间。次日早上离店时，司机告诉我，宾馆人员说这里两三年都没有来过警察查房，今晚共来查了三次。

当天晚上19时许。我的律师事务所魏律师电话给我。声称受本所严朝清主任委托通知我，所里已经向绵阳区法院发出了撤回我辩护的函。我问，严主任凭什么剥夺我的辩护权？律师法规定，“律师接受委托后，无正当理由的，不得拒绝辩护或者代理”，这是违约，是违反执业纪律的，不仅要承担违约责任，还要受行政处分。魏说，这不是你的问题，你就回来吧。我说，在我没有见到所里撤销我的辩护函之前，我是不会回去的，再说这种事我对委托人黄琦的母亲也说不出口。当晚，我的血压升到211/100mmHg，靠吃了安眠药才能入睡。

第二天，也就是14号早上我又到看守所，拿出律师证，要求会见黄琦。接待我的是一个新面孔，在看了我的律师证、委托书、会见函以后，说已经有其他律师在会见黄琦。我说你撒谎，黄琦现在就我一个律师，除了我以外，还有谁，还有什么律师可以会见他？接待员知道自己说漏了，无言以对。说话间，他接了两个电话，在接了第二个电话以后，他告诉我，法院打电话来，说你们律师事务所已经取消了你的辩护。

本来在会见后，我还准备去绵阳中级法院，今天上午我还要等法院监察处和住所检察官的电话，看看他们对这次违法妨碍和阻止律师阅卷和律师会见事件是怎么处理的。当看守所告知“我的辩护已被所里撤消”后，证实了昨晚魏律的电话的真实性。我知道已经没有必要等驻所检察官及法院监察处的电话了。

我所的一纸撤销辩护函，不，今天《撤销辩护函》还没寄到，仅凭一个电话，就将看守所和法官的违法行为，一笔勾销了。昨天我跑绵阳市检察院监察处、中级法院监察处、市监察委、市信访局、驻所检察室等部门，控告绵阳看守所、法院违法的所有努力，均成为无用之举。律师的依法维权行为，在公权力面前，竟是这样的苍白无力。不仅我的控告、举报全都成了无用之举；反而说明绵阳看守所、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都没有违法，他们做的都是对的，昨天发生的侵犯律师会见权、阅卷权的恶性违法事件，不仅全部都一笔勾销，反倒证明我张赞宁的控告、举报是错误的。这就像打仗一样，我在前方打仗，正当我快要取得胜利的时候，后方却捅了我一刀，而且是致命的一刀。这仗还怎么打呢？

据维权网、民生观察等长期持续追踪关注中国人权状况的媒体报道，随着中共当局操控的每年3月份的全国人大与政协“两会“召开的临近，中共当局在全国再度提升防控民众的严酷级别，在和平时期下的中国启动“战时机制”，在全国掀起大规模监控、软禁、抓捕维权人士、异议人士，大肆绑架抓捕上访民众，封杀网络言论，使整个中国陷入“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人人自危状态。中共统治集团如此视民为敌，赤裸裸地注释着中共操控的两会的欺世盗名、权贵分赃与反人权、反文明、反历史的本质。

据网络披露，距离北京700多公里的中共荥阳市政法委日前发布关于全国“两会”期间启动”战时机制“的通知文件，说“为切实做好‘两会’期间各项社会稳定工作，根据上级领导指示，决定于全国‘两会’召开期间启动战时机制。”起止时间是从2019年2月22日至3月17日。期间实行“日报告”制度。报送的内容包括本辖区、本单位当日“维稳”情况；重点人员稳控情况；上级通报的涉稳信息落实情况；收集、掌握的预警性信息；当日发生的赴省进京集访情况。报告要求每天下午15时前通过传真、微信群等报送至市委政法委。

与此同时，山东平邑县应急管理局在2月14日下午，组织收看市应急管理局召开的省“两会”期间安全生产工作视频会议，也提出“启动战时机制”；吉林市公安局官方微博也发文称，2019年吉林市丰满区“两会”安保工作开展期间，“全面启动战时机制，全警动员”；除了启动“战时机制”，当局也按照惯例，对往北京列车、快递邮件进行安检，并拦截上访民众入京，还有中共还会展开其一贯的做法，即在两会前夕开始对异议人士、维权人士等等一切不驯服于权力者实施非法拘禁、上岗看守等方式进行稳控，直至两会结束。

民生观察报道：2月27日，北京维权人士李蔚就被维稳警方“上岗”看守了。李蔚反映，从今天开始自己就被两会维稳了，警察开始在自己家的楼下上岗看守着，同时也是为了非法阻扰他去迎接江天勇(维权律师）28日出狱。李蔚说：“在我2018年3月遭遇杭州恶警滥权和殴打事件之前，我一直都比较配合北京警方的维稳工作，但至今杭州事件仍未解决。两会在即，警方依照维稳惯例，两会期间要在我家楼下上岗看守，禁止我出门维权，现在我只好不出京旅游，以减轻北京警方压力了。基于以往经验，上岗警察对我还是比较放心的，这不，今天白天只有保安在看守我，警察去执行其它公务了。”傍晚，李蔚又发出消息说：“北京的夜晚气温比较低，今晚最低-1度。给我上岗的警察和保安不得不发动汽车来取暖，整夜都会如此。两会十余天，长期下来，他们要烧多少油啊，财政要给他们多少加班费啊？简直是浪费纳税人的血汗钱。”

李蔚被上岗

“维权网”报道：北京“两会”临近，当局大肆违法绑架维权人士和访民。以下是获得的相关信息汇总：

四川省珙县珙泉镇齐良容，十几年的冤案未得到解决，反被地方政府强制拘留近二十次，刑拘一年半后关出一身病，于2018年10月无罪释放。2019年2月15日下午约三时许，被珙县政府的“打手”从北京乘座飞机“接”回珙县后，至今下落不明，手机关机。“打手”之一罗成的手机号：15884778665。  

2019年2月26日，上海维权人士沈莲满和沈玉青，在北京公安部信访时、被上海市政府驻京办人员拦截，押送北京接济站，后押送上G169次火车，现已押回上海。

2月26日，江苏省镇江市润州区马玉珍和其丈夫蒋湛春，在北京师范大学附近吃饭时，被自称是镇江市公安局的人绑架，至今下落不明，而马玉珍被当地公安限制了自甴。蒋湛春在2015年被政府陷害犯敲诈勒索罪，被关472天。2017年被无罪释放。今年蒋湛春在北京打工。

1 1 月, 1970

民生观察网站特此感谢中国大陆民间关注精神病人权利公益组织、律师和维权人士为编辑撰写该报告提供的协助和支持。

缩略词表 

CL 刑法 

CPL 刑事诉讼法 

CRPD 残疾人权利公约 

MHL 精神卫生法 

NPC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PL 警察法 

PSB 国家安全总局

SPP  最高人民检察院

CHRD 中国人权卫士

CRLW 民生观察

《中华人民共和国精神卫生法》  简称《精神卫生法》

《人民检察院强制医疗决定程序监督工作规定》  简称《监督规定》委员会第八届会议(2012年9月17日至28日)就中国初次报告通过的结论性意见  简称“委员会意见”

目         录

简介

三、“被精神病”送院后剥夺申诉、申请鉴定、与亲友律师联系的权利

四、反复关入精神病院是对“被精神病者”的极端歧视

五、“被精神病”成为与刑事处罚互补的常规手段

六、“被精神病”者在住院期间遭受凌虐、暴力、酷刑

七、“被精神病”者出院没有自主权

八、“被精神病”出院后权利仍被侵害

九、结论和建议

简介

2019年11月19日，湖南省株洲市举世瞩目的“泼墨女”董瑶琼终于走出株洲市第三人民医院（株洲市精神病院），回到了攸县桃水镇母亲住处，直到2020年元月2日，才被允许与父亲董建彪相见。董父发现，女儿“在精神病院被喂药，现在比之前胖了很多，也完全不是从前活泼的模样，变得沉默寡言，神情紧张，甚至有痴呆状，（比被送入精神病院前）完全判若兩人，令人心痛不已!”1*

被精神病一年多后出来的董瑶琼

之所以此案值得特别关注与研究，原因：一、这是在举世瞩目之下公然上演的“被精神病”。而不是通常外界不知情下悄悄制造；二、这是在残委会第一次审查中国执行《公约》，在《精神卫生法》、《人民检察院强制医疗决定程序监督工作规定》（以下简称《监督规定》）颁布实施后出现的事件。因此此案经典注释出中国当下“被精神病”状况。

事件经过：

2018年7月4日早上6点过一点，湖南省株洲市攸县桃水镇谢家坪村人，在上海工作的29岁女士董瑶琼于上海市海航大厦对面，用手机视频直播泼墨习近平的宣传画像，声称反对习近平独裁暴政以及中共对其施加的脑控迫害。董瑶琼通过现场视频直播说：“…反对习近平独裁专制暴政，反对中国共产党对我实施的脑控压迫……我对他恨之入骨…看到没有，这是我的行为……”

被精神前的董瑶琼

当天下3时30分左右，董瑶琼发出推文： “ 现在我的门外有一群制服的人。待会换好衣服就出去。我没有罪。有罪的是伤害我的人和组织。 ” 随后被上海警方带走，与外界失去联系。

在实施泼墨前一天，董瑶琼在推特上说：“ 所有人应该有免于恐惧的权利。明天上街溜达，如果激怒我，那就撕吧。活着人不人鬼不鬼的被共产党跟踪监控滋扰一年多，我也忍受够了！ ” 可见，董女所为绝非一时冲动，更不是什么精神不正常的胡为，而是深思熟虑，理性认识作出的决定。

随后，有媒体向上海警方了解董瑶琼情况，警方公然说：“上海市政府单位对此事毫无所悉”，但从身在湖南老家的董瑶琼父亲透露：上海警方告知他女儿是“攻击国家领导人”。随后有知情人透露上海当局已经让所谓精神病专家对董瑶琼鉴定，将其定为精神病人。

7月16日，董瑶琼被上海警方秘密押送回到株洲老家，随后被送入了株洲市第三人民医院，即株洲精神病院。有媒体及公民行动者多方打电话前去询问董瑶琼情况，均得到医生回答说“是政治犯”，不便谈什么情况。2*

7月23日《自由亚洲》记者接通株洲三院电话后询问董瑶琼的情况，对方拒绝告知主诊、主治医生信息，但却称，董瑶琼是一个政治犯！“现在有一些境外势力在叫她反对共产党，她这个事件与政治有关，我们医院不接待你们这些人。她的政治关系是很复杂的、很不纯洁的。反正她不能随便与外面的人联系。”3*

董瑶琼被送精神病院关押，董的父母与前夫均认为董瑶琼没有精神病。但董瑶琼一直被关押于精神病。董建彪2018年8月1日与律师去株洲第三医院找董瑶琼时被带走后，即被软禁在攸县老家一指定居所，禁止与外界接触，2019年10月7日才被解除管制。母亲被威胁施压不敢发声，其他亲戚朋友更无法接触了解董瑶琼情况，董瑶琼完全与外界隔绝，直到被放出，仍受到严密监控。

这次董瑶琼获准出院回家，其中详情虽待解，但即将到来的负责监督《公约》在各缔约国实施的残疾人权利公约委员会于2020年对中国进行第二次审议，显然是其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原因。如果不是适逢审议，中共当局为了避开关注与谴责，董瑶琼将被关到何日，无人可知。

从董瑶琼因泼墨习近平画像遭警方拘押，后送进精神病院，医生说是“政治犯”情况来看，整个事件就是一个典型的“被精神病”事件，其完整而鲜明地揭示出中国公权力为了政治图谋制造精神病的过程。有力地说明了如下几方面问题：

其一、一切的法规都是摆设，权力超越于一切法规之上。董瑶琼“被精神病”事件是在2018年7月中旬上演，也就是在最高检出台实施《人民检察院强制医疗决定程序监督工作规定》（2018年2月1日）5个多月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精神卫生法》（2013年5月1日）颁布实施5年后，中国《刑事诉讼法》有关强制医疗法律条款修订增补6年后。这些法规面对这一事件公然上演而毫无约束阻止的能力，而整个事件中的每一步，都在公然违反这一系列有关强制医疗的法规。这有力地说明在中国公权力制造“被精神病”面前，一切的法规都是摆设，都起不了应有的约制作用。

其二、权力无视一切的舆论与监督。董瑶琼“被精神病”事件是在世人眼皮下赤裸裸上演的违法侵权闹剧，是举世瞩目下制造的“被精神病”案例。董瑶琼泼墨习画像视频传到网上后，引发国内国际极大关注，就在世人紧盯着的情况下，中共制造“被精神病”事件一步步展开。这种无视世界舆论，不顾天下云云众口，将人权与法制完全抛开的行径，让世界再无疑义地看清中共当局制造“精神病”的疯狂。

其三、公权力肆意以“被精神病”来迫害异议人士、践踏人权。董瑶琼只是表达自己的不满，因为没有选票所以选择泼墨，是典型的政治异议形式，结果居然“被精神病”，可见中国公民宪法赋予的基本言论自由权利毫无保障的现实，中国公民人身自由与生命安全被公权力肆意践踏的现实。

中国大陆总体精神病一瞥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2017年7月发布的数据显示，世界范围内每4个精神疾病患者中就有一个中国人，其中重症病患1600万，登记在册的严重性精神病障碍患者超过了510万。北京大学精神卫生研究所副所长唐宏宇指出，由于缺乏一套规范、连续的治疗和管理体系，相当一部分重性精神病患者“散落民间”，成为社会公共安全的潜在危害者。另据媒体报道，在过去几年，每年与精神病人相关案件都超过1万件，其中1/3是严重暴力案件。4*

由上可见，该收治不收治会造成严重的社会问题，但在中国，相比之下，"不该收治被收治"比"该收治不收治"的问题更严重、更迫切，因为后者只是部分精神病患者的权利没得到保障及其相应造成的危害，而前者则让每个公民的基本人身权利都受到了威胁。

中国的精神病非自愿收治制度（被精神病）的黑暗

一个公民仅仅因为有精神病，甚至仅因其家庭成员、雇主、公安机关或者其他国家机关声称他有精神病，他/她就可能因此而无固定期限的被关入精神病院。

据官方统计，2013年——2018年中国精神病医院入院人数和出院人数如下：

资料来源：中国卫生和健康统计年鉴

这其中许多就如董瑶琼一样是非自愿被强制治疗者。医院接收这些人后就禁止他们离开，除非那些决定将他/她们收治的人（送治人）同意他们出院。在医院里，病人作决定的权利被剥夺，除非医院或者送治人也同意该决定；后者还在法律上被医院视为该病人的“监护人”。被强制收治的病人还要接受药物、捆绑、扎针、电击等在内的强制治疗。中国2012年出台的《精神卫生法》、2018年颁布的《监督规定》等法律法规，虽对强制送医、治疗、出院等有些规定，但没有对病人的精神状态以及收治的合法性进行独立审查的规定，虽字面赋予了病人请求司法复核和委托律师的权利，但现实中却完全剥夺病人行使这些权利。病人与外界的通信权利、亲友的探视权在通常下也被剥夺了。

对患有或被声称患有精神障碍的人进行强制收治违反了中国政府于 2008 年批准的《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国际公约》（下文简称“公约”），也漠视了委员会于 2012 年 9 月18、19 两天对中国实施《公约》情况报告进行的第一次审议中所提出的诸多“关切”事项。

中国天网人权事务中心报道：四川雅安精神病院关押10余访民。2016年4月11日下午19时，雅安访民杨志祥拿到刑事拘留释放证明书后走出雅安市看守所大门，随即被沙坪镇政府七八个人拉上车送往雅安精神病院。人权义工前往医院，两名医生和杨志祥与大家坐谈。医生称：4月11日7点左右，杨志祥被沙坪镇6、7个人送来医院时，因镇政府手续不全，没有大红公章，他们拒绝接受。直到当晚24时，镇政府补盖公章后，才办完入院手续。义工问两个医生，用没有用药？医生称：镇政府送来，他们有他们的说法。我们有我们用药的规矩程序，杨志祥本来就没有神经病，主要是安抚情绪，到今天也没有强行用药。杨志祥主要是上访被神经病的。两个30来岁的医生说：关在这里的访民很多。义工问多少，他们说有10来个。两个医生还当着义工的面劝说杨志祥，安心在这里养精神，反正政府全报销。两个医生还叮嘱杨志祥上访要注意方式方法，不要和共产党作对，特别是不要举报公安局局长，否则你出了精神病院，也没你的好果子吃。5* 

中国“被精神病”泛滥管窥

委员会意见：

25.  委员会感到关切的是，以残疾为由剥夺自由在缔约国得到允许，而非自愿的民事羁留入院被视为维持公共秩序的手段。委员会发现这方面有令人不安的情况，许多实际存在障碍或被认为有障碍的人因上访等多种原因而被非自愿地羁留在精神病院里。

26. 委员会建议废除以实际存在的障碍或被认为存在的障碍为由实行非自愿民事羁留入院的做法。

2018年中国境内可以公开看到的官媒也出现了大量对“被精神病”问题的报道。如中共官方最权威的央视新闻 2018年02月26日消息：针对司法实践中，犯罪嫌疑人“假冒精神病人”逃脱法律制裁、以及普通人“被精神病”而被错误强制医疗的现象，最高人民检察院日前印发相关规定，要求检察机关坚决防止和纠正此类行为。6* 

再如，2018年2月27日中国青年报报道：最高检：坚决防止和纠正"假精神病""被精神病"7* 

2020年元月4日，中国经济报道：浙江一警察2次被关精神病院 为证明“没病”怒告单位。8*

至于中国大陆可直接浏览的百度、搜狐等等各大媒体，更是广泛报道“被精神病”问题。2020年元月9日能在大陆搜索的几个门户输入“被精神病”可得如下结果：

百度为您找到相关结果约18,600,000个

搜狗已为您找到约205,943条相关结果

360搜索找到相关结果约496,000个

应必搜索找到860,000 条结果

由官媒报道与门户网站搜索结果可见，中共官方公开承认存在“假精神病”与“被精神病”的现实。虽然这些报道都是站在为中共当局歌功颂德角度，但暴露了中共当局也不得不承认“被精神病”在中国大陆的严重与普遍性存在的事实。

非自愿收治制度滥用的原因

在“ 党的事业至上”9* 与“政法姓党是政法机关永远不变的根和灵魂”10*思想指导下，“不要拿法律当挡箭牌” 11*就成为权力的时尚，如此法律成为权力奴婢的状况，完全不受约制的权力及为了维护权力稳固（即稳定压倒一切）而不择手段的维稳体制，就成为中国非自愿收治被滥用的根本原因，而不健全的法律制度以及司法不独立是权力至上的外化形式，是目前非自愿收治被滥用的助推器。

中国自2012年后虽先后出台了《精神卫生法》、《监督规定》等法规，涉及到了非自愿收治的某些方面，但相关条文不仅用词模糊，对非自愿收治的具体情形和程序规定也存在诸多瑕疵（后面会专章谈论这些法规）。一些地方立法机构也制定了地方性法规对非自愿收治进行规范，但是这些法规对非自愿收治的情形的规定过于宽泛。在当下中国，不仅对非自愿收治法规上存在许多值得诟病的问题，同时，更为严重的是，现实中有法不依，权力胡作非为，使法规形同虚设。

当然，自上世纪 80 年代以来，部分精神病院的私有化管理也加剧了这种“被精神病”的滥用。一些机构或个人可以付钱给精神病治疗机构，将他们想“摆脱”的人、近亲、员工等监禁或者强制治疗，监禁和治疗的时间长短取决于送治人的能力和意愿。在部分案例中，送治人同意付钱给精神病院，让医院收治其“有精神病”的亲戚或者员工。在接到送治人的指示后，医院的职工甚至会跑到大街上将送治人的亲戚或员工“抓走”。随着政府部门维稳经费的日益增加，公安部门开始付款给精神病院，由医院对当地的“麻烦制造者”进行变相监禁，精神病院也因此从中受益。

精神病非自愿收治被用于政治目的

当前的非自愿收治制度极易被滥用。那些有“门路”（包括权力和金钱）的人可以通过强迫或付钱的方法让医院拘禁他人，以此作为惩罚或让他们“禁声”。这些做法却往往被免于处罚。2014年后，民生观察每年发布的《 中国精神健康与人权（被精神病）年终报告》，反映出强制收治被政府用于政治目的，主要被用于对上访维权人士、政见异议人士和法轮功学员的拘禁。

【十九大前：广西梧州李先生来电，说到他在十九大前夕被当局关入精神病院，理由仅仅是为保证十九大的政治安全。李先生去年因上访而被关进看守所，而这次他什么都未做，只是被当局预防性措施先抓起来，怕他在共产党开会期间乱说乱动，公安部门告诉他，只有两个选择，一是再进看守所，二是进精神病院。于是他就被精神病了。】 12*

【2017年2月22日上海网络政论作家任迺俊被上海市公安局闵行分局以涉嫌“寻衅滋事罪”关进闵行区看守所，于5月16日以“不构成刑事处罚标准”获释。但是，任迺俊没有真正获得释放，而是被转移到了上海市闵行区精神卫生中心（精神病医院）继续关押。5月17日，家属向上海市公安局闵行分局申请并作出承诺；5月19日中午，任迺俊才从闵行区精神卫生中心回到家中。】13*

任迺俊 

【2018年7月1 1 月, 1970

【民生观察2020年2月19日消息】本网获悉，随着“新冠”疫情的管控措施不断升级，中国各地的防控手段也越来越不讲法治，开枪恐吓、殴打居民、捆绑折磨、游街示众、非法拘禁等现象层出不穷，严重违背了依法防疫、科学防疫的人本精神，对人民的生命安全财产与自由权利形成重大威胁。
 
  2月18日，湖北孝感网民上传了一段开枪视频，视频显示，孝感某地村民因需务农谋生而不愿被封锁在家中，开始抵制地方政府封村、封门行动，旋即政府防疫人员叫来了数名持枪警察镇压。警察到场后，喝令村民回家隔离，而村民表示拒绝，争执中引来了更多村民的围观。
 
   警方见更多村民出门围观，便掏出手枪恐吓村民回家封闭，十余名村民愤而指责警方滥权，斥责警察在非暴力现场持枪威胁民众安全，期间，有老年村民对持枪警察说：来吧！你开枪打我吧，我没有犯罪看你敢开枪打死我？随即，警察朝天开枪恐吓，十余名村民非但没有被吓住，反而群起驱赶警察离开。几名警察见激起了民愤，便仓促后退，群众紧随其后继续驱赶，持枪警察因此被赶下了农田地里。
 
  持枪警察踉跄的退下农田后，其余警察赶来增援，随后农地里的警察再次举枪对准村民，要求村民退后，但十余名村民仍拒不后退，该警便再次开枪示警。视频显示，持枪警察连开数枪，枪声巨响，但村民们坚持不退，现场有村民呼喊：我们要种地，要工作，我们要吃饭。
 
 2月17日，网路上流传一段现场视频，视频中一名中老年男子在街上没有戴口罩，后被全身穿着防护衣的防疫人员施暴捆绑在柱子上，并咆哮的斥责说：“你为什么不带口罩？”遭捆绑男子回答“忘戴了”，防疫人员接着训斥道“你还想活吗？你不想活了，但老百姓还要活。”防疫人员态度非常粗暴。
 
  经了解，该事件事发在河南濮阳，2月13日，濮阳一中老年村民因忘戴口罩出门，被防疫人员抓住，并动手将其捆绑在了一根墙柱上咆哮训斥。17日，濮阳市委宣传部回应，该男子多次不戴口罩，疫情防控人员为了吓唬他，将他绑在柱子上。官方给出的消息是，防疫人员与该男子在整个过程中没有发生肢体冲突，在被捆绑几分钟后，该村民被解下。 后来这名防疫人员也被批评教育，责令检讨，并由警方介入调查。
 
  视频曝光后，引起网友热议，虽然现在防疫工作非常重要，但网友们也批评说，防疫岂可动用私刑施暴？强行捆绑没有任何法律依据，这是对公民人身安全的危害，也是对个人及家庭尊严的羞辱，对人的精神打击。防疫人员恐怕忘了，自己也是个人，也有人身安全于尊严的需要。都什么年代了，还搞砸烂公检法那一套，随意捆绑人示众？再这么发展下去，是不是可以当场斩杀任何违规人员呢？
 
2日16日前后，一段流传于网络的视频显示，在湖北孝感下辖县级市汉川市马口镇附近，仍有菜农摆摊聚集。赶来执法的城管人员态度粗暴，暴力打砸，尤其是在卖菜人哀求“不要打了”后还在继续打砸。
 
在2月14日，湖北安陆市洑水镇一家四口，也因一家人在家中打牌，被警员拉到大街上游街示众，示众的过程中，警员喝令居民手持“悔罪”书，向政府人员宣读悔意。视频显示，该一家四口被带到政府大楼门前，一字排开，由一男性手持“悔罪”书，一字一句的带领三位家属宣读称：“我们一家四口，今天下午在屋里打扑克，违反了非常时期不聚集、不打牌的命令，我们错了！我们错了！”随后，他们被罚站了许久才释放回家。
 
2月14日，有湖北网民上传了一段视频，视频可见，湖北一地方防疫人员在街头抓捕不带口罩人员，至少有二、三十名穿着冬衣的男女，被绳子反绑双手，串成一长串，集体游街示众。
 
2月15日前后，在湖北东部地区，有九名男女打麻将被抓。随后，九名男女被警察拉到大街上游街示众，逼迫他们沿街认罪并高声朗读防疫政策。
 
 2月16日，湖北省政府发布通告，城乡所有村组、社区、小区、居民点实行24小时最严格的封闭式管理。随后，湖北多个地市升级防控举措，其中孝感市的防控新规自2月17日零时实施。
 
  孝感市新冠肺炎防控指挥部发布的第17号令，为坚决阻断人员流动，遏制疫情扩散蔓延，新规决定：所有城镇居民，必须足不出

【民生观察2019年2月26日消息】本网获悉，新冠疫情爆发后，武汉市在1月23日骤然封城，随后湖北各地市相继封城，封城措施本是为有效防疫，阻隔疫情传播。但是，封城的重大举措理应首先保障城内公民的基本生活，其中包括被困外地人的基本生活。

 然而，我们看到，武汉及各地市封城以来，地方政府没有第一时间出台安置政策，造成众多的滞留外地人居无定所、餐风露宿、防护无具、病无所依，被迫流落到各个车站的地下室、过街隧道、路桥墩柱下、垃圾堆放场等处艰难求生。他们无依无靠，只能自行捡拾一些御寒衣被席地而睡，白天就跑到各大医院、办公楼等处争抢被倒掉的剩菜剩饭食用，更有甚者，他们被迫来到医治新冠病毒患者的“方舱医院”、“同济医院”等处，抢食医患倒掉的残渣剩饭，而这些食物很可能携带有致命病毒。

 2月24日，武汉市一防疫志愿者发现，在武汉“同济医院”大门外，有多人在争抢垃圾桶内废弃食物，志愿者询问得知，他们都是被困在武汉的外地滞留人员，因为突然封城而无法返乡，又因在武汉无房居住，加之街市封停，饭店、旅馆都不接待，导致沦落街头，风餐露宿，在随身携带的食物耗尽后，只能被迫到各处的垃圾桶里觅食。

  一位觅食者告诉志愿者，象他们这样的滞留人员还有很多，在几个火车站的地下室里、在各个垃圾处理厂附近、在市区天桥廊道下，留宿着不计其数的外地人。这些外地人是被突如其来的封城措施挡住了返乡路途，他们因为没有政府的帮助而流落城区，期间他们也曾致电武汉官方求救，但是对方却说没有相关救济政策，无能为力。

  滞留人员被困后，他们自发组建一些“自救”微信群，有些群员人数高达200多人，他们之间相互传递着觅食信息、暂住地址，甚至“偷渡”方法，在封城初期不甚严密的时候，有部分滞留人员通过小道及租赁黑车逃离了武汉疫区，而绝大多数人则被日渐收紧的管控措施困在在城内。这些人无人救助，只能自己想办法找到车站地下室、垃圾堆放池、天桥廊道下席地而睡。

 由于事发突然，他们没有储备食物及饮用水，就只能跑到医院及各办公大楼等处，在垃圾桶里寻觅食物、在公共取水处灌水。封城之时，正值寒冬腊月，这些人缺衣少食，靠部分好心人施舍的已被御寒，有好些人遭受风寒而卧地不起，并且因医院爆满他们无法就医。在疫情最为严重的武汉市，这些人没有口罩带，长期裸露在危险的环境中侥幸求生。

  除此之外，一些政府部门不但不救助他们，反而派出城管队员、防疫人员四处驱赶他们离开，斥责他们席地而睡影响市容、脏乱差传播病菌。

 在2月23日，一位网名“赵呦呦”的义工发文称：我今天在武昌行人隧道旁看到，几名警察驱赶流落在此的被困人员，几次驱赶，被困人员又再次返回，最后警察就取来洒水设备喷水到他们的铺盖上，凶巴巴的禁止他们躲避在此，没办法，这群流落人员只得离开躲到旁边的小树林里去了。

  在武昌火车站地下室里，几名基督徒发现，数十名受困人员和衣而睡，卷曲在冰冷的水泥地上发抖，其中还有一位坐着轮椅的老者在颤抖，他们没有口罩，没有取暖设备，也没有正常的食物，一些人身旁放着捡拾来的盒饭及发霉的水果。由于防控日趋严密，街道开始禁止无证行人通行，他们就只能白天在此蜗居，夜晚偷跑出去觅食。一位中年男子对基督徒说，自己是在武汉做小生意的外地人，武汉突然封城，自己的汽车不让上路，宾馆也不对外开放，政府也不管吃住，走投无路只好流落到此。由于封城太久，蜗居在此的很多人都没有钱用了，即使有钱也无处购买，各个饭店、超市都关门了，只能乘着夜色到垃圾桶里觅食。蜗居在地下室里，既没有足够的铺盖，也没有生火做饭的锅碗食材，不捡拾垃圾桶的食物，就只有死路一条。见此情形，基督徒们捐助了一些口罩和食物给他们，但是终究能力有限，他们希望将这些被人遗忘的滞留人员得到政府的帮助。他们认为，公民被困受难，政府有着义不容辞的救助职责。



  1月23日，江西人张文猝不及防的被困在武汉城中，张文此前是来武汉旅游的，他去了黄鹤楼、汉正街，游人很多，“没有戴口罩的”“那个时候都没有听到什么风声，发生得太突然了。”封城后，他在一天150元的旅馆待了24天，最后拖着行李箱，走了两个多小时到武昌火车站，“脚都走肿了”就因为公交车也停运了。到达火车站后，他试图找一辆黑车出城，但是没有找到。当时，他的口袋里只剩下一张车票的钱，可火车站无票可卖。他打市长热线求助，对方称“会跟上面反映一下”，并提供给他救助站的电话，但张文多次打都无人接听。张文又给110打电话，对方称不在自己管辖范围内。眼看就要流浪，有人告诉他可以去火车站地下车库住，张文到那里发现，住在车库的人不少，“这里一堆，那里一堆”。无奈之下，他住进了武昌火车站的地下车库里。张文了解到，这些人基本是因封城被困到这里的，“有住二十几天的，十几天的，还有刚来的。”当晚，他就在车库坐了一晚上，冻得直哆嗦，而且还不敢给家里人讲，害怕家人着急上火。

  还有，有些人是在封城之后进入武汉的，他们是在高速路上被拦截的。1月24日，朱言言从广西开车回安徽，途经武汉市高速路收费口时，警察告诉他们，前面的高速路封了，可以走国道或省道，朱言言便下了高速路，开到武汉市边界新洲区凤凰镇时，发现出不去了。他给当地政府、公安局、派出所打电话均无果。一个警察说，再往前走是麻城，即使这里给你放行，前面也过不去。朱言言一家人只好坐在车里苦思出路了。



  53岁的黄冈人张大爷18天前经朋友介绍来到地下通道。他在武汉打工多年，本来买了1月23日下午回乡的车票，去了被告知列车停运，这才听说新冠肺炎这回事。1月28日早上，他在群租房内刷牙时咳嗽干呕，被合租者怀疑“有那个病”，劝了出来。当时，一位在地库打地铺的外地人对他说“这里食宿不便，我们已经连续吃了10多天泡面了。”而且这里环境不好，空气流通不畅，明显有氨味，能换地方乘早换换。在此期间，武汉还下了一场大雪，气温从前一天的4至15摄氏度，骤降至零下2至4摄氏度，张大爷被冻的浑身直哆嗦。

 

 陈恋夫妇是封城前到武汉治病的， 自封城以来，她看着身边的医护人员的装备从一个口罩变成两层口罩，再加上帽子，帽子之后再卡上护目镜。4个月大的宝宝一直吃母乳，由于焦虑，陈恋的奶水变得少而透明，她只能让丈夫去网上买奶粉。陈恋害怕听到每天晚上从楼底传来的救护车声。1月28日，医院开始接收发热病人，陈恋立即出了院，很多酒店已不收新的房客，因无处可去，出院当晚，一家四口在车里过了一夜。



在湖北省宜昌市，市民石玉林于2月2日在央视看到公安部的通告，禁止各地擅自封路、封村、封门，对因封路造成的救火救灾及人员损伤将追究责。次日，他驾车前往高速路口咨询警方能否通行？警方告知他，确有重事，可以通行。石玉林告知警方，自己孩子在仙桃市上高中，寒假回宜但课本都留在仙桃市，且近期要可能要开学（当时教育部并未通知延迟开学）。两名警员闻讯表示可以通行，但是需要检测体温及实名登记，此后石玉林便驾车接来一家人，经检测体温、检查证件并登记后警察放行，并且石玉林还追问了一下“万一仙桃市禁行回不去怎么办？”，两名警察答复说“那你可以返程宜昌市回家”。随即石玉林一家放心的赶往仙桃市。

  然而，在驾车3小时抵达仙桃市收费站后，收费站人员告知他本站禁行，需要开到10多公里外的仙桃东收费站进城。在抵达仙桃东收费站后，该站检查人员又禁止他进城，说是没有政府的通行证一律不许进城，并且检查员看到他驾驶的车辆是武汉车牌后还问他，武汉车牌是怎么上路的？石玉林表示，是宜昌市警方经检查后放行的，并且公安部已经通知不能擅自封路。对此，检查人员又问他在仙桃市有无住房，石玉林表示有，且告知了具体地址，期初这名检查人员准备放行，但是随后一位领导模样的人气势汹汹的喝阻道：没有通行证一律不准放行！石玉林表示自己长途而回，返家是为了孩子可能要开学，但检查人员仍不允，还呵斥说“你从哪里来的回哪里去！”，四顾茫然的石玉林在等待了一阵后，无奈折返宜昌市。

  又经过3个多小时的奔波，其于夜晚11点多到达宜昌市检查站，在检查站，检查人员发现他是武汉车牌后，立即叫来几名警察，警察训斥他武汉车牌还到处跑，石玉林告知他们是经过宜昌市警方同意后上路的，期初警方不信，石玉林反映出行时有登记记录，随后警方查阅了记录簿，发现确实是警方放行的，之后他们就致电领导询问可否放行，得到的答复是，需要满足以下条件：1.体温正常。2.承诺没有去过武汉。3.留下备案实名及住址登记。4.必须有宜昌市的房产证明。

  对此，石玉林表示，前三条都能满足，但是自己在宜昌市没有房产证，身份证上是宜昌市西陵区居民，多年居住父母房屋。警察闻讯，表示不行。石玉林又告知，自己妻子分得了一套宜昌市的公租房，有租房合同，并且岳父母也分给一套拆迁安置房，只是还没有拿到房产证。此后，警方查看了石玉林的身份证，证实确是宜昌市居民，后报告给上级领导，但领导得知石玉林在宜昌市没有房产证，当即通知下属不准进城。

  为此，石玉林十分气愤，申辩道“你们这是什么法规？难道宜昌市民都得买得起房吗？买不起房或者不愿买房的市民就没有资格进城？只有那些有房人才能放行？租住房屋的租赁合同就不能证明吗？哪一条法律规定只有拥有房产证才能进城？法律法规能歧视没有房产证的人吗？”还有，据了解，中央有通告，不能以没有房产证为由阻止通行。”

  

  对此，警方不予理睬，此后表示只服从领导指使。石玉林要求他们拿出法律依据来，他们开始不耐烦的叫来了派出所警察。派出所警察到场后，石玉林向他们说明了情况，并且要求依法办理，派出所警察表示警方是在依法办案，并且全程都有执法记录仪记录，此时石玉林说出行时，宜昌市警方表示“万一仙桃市禁行，可以返程宜昌市回家”，要求警方调取执法记录，但警方却未予调取，反而斥责石玉林是成年人应该预判不能返程宜昌市的结果，石玉林指出“法无禁止即可行”，宜昌市警方在出城路口并未明示“只能出，不能进”，警方回复说“这还用明文标示？这样明文标示出来是对进出人员的歧视。”石玉林不服，僵持在检查站约一小时，最后有警方人员表示，如不折返可以拘留。石玉林反问“我全程都是听从你们警方和检查人员的指示，离开时宜昌市是经过许可的，到达仙桃市后又是警检人员叫我折返宜昌市的，现在我再次折返仙桃市，那里再不让我进城，难道我要在高速公路上不停奔跑？你们知道高速公路上是不许停车的，我怎么办？”

  

  对此，警察也不知如何是好，这时一位防疫检查员跑来说“你可以跑到仙桃高速服务区，把车停在服务区里，再从高速路上步行回家。”石玉林说“高速公路服务区在很远的郊区，半夜三更我不知道怎么走，再说高速公路是禁止行人步行的，并且也不许翻越护栏下高速，而且翻越下去是荒野农田，有野狗出没，很不安全。”最后，检查人员又说“那你就把车停在服务区里，人也一直待在那里，直到等待道路解禁再回家。”石玉林回复说“服务区夜晚基本上都歇业，吃喝住宿没法解决”警方和检查人员都不再理睬，只一再催促石玉林折返。气愤下的石玉林加油折返到高速入口处，但是入口检查人员又说没有通行证不能放行，遂禁止他上高速，此时石玉林是进也不是，退也不是，后来一名警员跑过来要求入口警员放行，石玉林质疑说“禁行政策自然是一视同仁，没有通行证的车辆都不能放行，不能把我特殊化放行。”警员不管，双方再次僵持在了高速入口处。

   眼见夜深寒冷，石玉林既疲劳又饥寒交迫（高速路上没吃晚饭），僵持在此不是办法，最后被迫驶上高速公路，漫无目的的在漆黑的高速路游荡。经过近9个小时的疲劳驾驶，石玉林在半夜2时许途径荆州路段时大雾突起，能见度大约只有2至5米，团雾笼罩了整个前路，没办法，只好冒险在路边停车等待。在等待的过程中，一辆大型货车呼啸驶来，差一点就挂到了他的汽车，惊魂未定他只好再次启程在漫天大雾中游荡。半夜3点左右，石玉林实在困乏无力，支撑不下去了，就决定跑到仙桃市的郊区城镇，看没有没有机会返回仙桃市。



  此后，她跑到了仙桃市毛嘴镇路口，他抱着试试看的心理尝试进城，但是因有值守禁行，又再次返回高速公路前行，约40分钟后，他来到了仙桃市排湖出口，石玉林决定再去碰碰运气，结果，此地出口因大雾弥漫，两辆警车里人员没有盘查，就这样他驶出了高速公路。下了高速后，在省道上穿行，大雾更加密集，且走且行的他发现了几处检查站，犹豫之间，他靠近了检查站，但是检查站人员貌似在睡觉（视线不清），且路障侧面有缺口，就这样石玉林加速通过了几个检查站，于1 1 月, 1970

目录：

一、前言

二、使用暴力手段强制“被精神病”人入院

三、剥夺“被精神病”者申诉、申请鉴定、与亲友律师联系的权利

四、将“被精神病者”反复关入精神病院的极端歧视

五、“被精神病”者在住院期间遭受凌虐、暴力、酷刑

六、“被精神病”者出院没有自主权，出院后没有人身自由，无法通过法律维权

七、中国“被精神病”问题是政府基于政治目的而制造

八、结论和建议

一、前言

2019年是中国历史上较特别的一年，不仅这年是中国现代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辛亥革命一百周年，同时也是中美贸易战与香港反送中抗议如火如荼的一年，这一年给中国社会带来全局性冲击及对中国历史发展深远影响，必将随着时间推移而进一步显露出来。种种迹象表明，中国告别野蛮人治专制的极权体制而转向现代人权民主宪政的文明体制已刻不容缓，否则中国将不为现代文明世界所容，也不能为信息时代的国民所容。这就预示中国进入深度内外交困危机深化时期，社会变革已迫在眉睫、

然而，中共极权统治集团面对如此历史潮流与世界大势，不仅不思改过自新，相反逆历史潮流而动，在人权法治民主上极速倒退，使中国社会出现全方位文革化。中共执法系统更显野蛮专横，完全将自己颁布的法制抛诸脑后。在对待异议人士、维权人士、上访民众、信仰团体上，不仅继续滥施过往超越法律的任意羁押手段，而且依旧沿袭倍受诟病的“被精神病”方式，来达到所谓维护权力统治稳定的目的。

但是，在“被精神病”问题上，2020年中国面临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公约委员会对落实《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国际公约》的再次审查，中共当局为了应对审查，耍出一贯弄虚作假的伎俩，通过一些表面文章来予以敷衍。湖南株洲因涂墨习近平画像而“被精神病”的董瑶琼女士在遭关押一年多后，于2019年底被释放，就很经典注释出中共肆无忌惮地使用“被精神病”来镇压异议人士与虚情假意地应对国际审查的现实。

2019年11月19日，湖南省株洲市举世瞩目的“泼墨女”董瑶琼终于走出株洲市第三人民医院（株洲市精神病院），回到了攸县桃水镇母亲住处，直到2020年元月2日，才被允许与父亲董建彪相见。董父发现，女儿“在精神病院被喂药，现在比之前胖了很多，也完全不是从前活泼的模样，变得沉默寡言，神情紧张，甚至有痴呆状，（比被送入精神病院前）完全判若兩人，令人心痛不已!”

（泼墨女董瑶琼已获释出院 父女相见 神情紧张痴呆令人心痛 

http://wqw2010.blogspot.com/2020/01/blog-post_2.html）

董瑶琼是2018年7月4日早上6点过，于上海市海航大厦对面，用手机视频直播泼墨习近平的宣传画像，声称反对习近平独裁暴政以及中共对其施加的脑控迫害，而于当天下午被警方带走，后被警方押送回湖南关入了株洲第三医院（株洲精神病医院）。

由于董瑶琼泼墨事件引起世界关注，有记者给医院打电话，医生说：“是政治犯”，不便谈什么情况。可见，医生们非常清楚董瑶琼完全是“被精神病”。然而，董瑶琼却在世人聚焦之下，公然被关在精神病院，直到2019年末才放回家。

之所以列举此案作为特别关注与研究，原因：一、这是在举世瞩目之下公然上演的“被精神病”。而不是通常外界不知情下悄悄制造；二、这是在残委会第一次审查中国执行《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国际公约》，在《精神卫生法》、《人民检察院强制医疗决定程序监督工作规定》颁布实施后出现的事件。因此此案经典注释出中国当下“被精神病”状况。三、董瑶琼离奇获得释放并非说明中国“被精神病”问题得到缓解，其回家后受到的严密监控与被隔绝与外界联系，正说明有关方面为了应对即将到来的联合国残疾人委员会审查而作出的表面姿态，因为在中国没什么能有效保证在残委会审查过后，董瑶琼不再被关入精神病院。

在“被精神病”问题上，2019年中共当局处于内外危机激化中强化对民间镇压时，一则沿用过往“被精神病”，一则又不得不应对联合国残委会即将到来的审查。在这种矛盾状态下，检视中国2019年中“被精神病”的诸种状况，从中可管窥中国人权的实质。 

本报告所讲的“被精神病”就是指不该收治的个人被送进精神病院进行隔离治疗，医院只对支付医疗费的人负责，住院期间没有启动任何纠错机制，受害者投诉、申诉、起诉皆无门。在中国法律法规以及实践中，“强制收治”（被精神病）通常指的是被公安机关、地方党政负责人、维稳机构送往医院的收治。

由于从2014年以来，民生观察每年都出一份研究当年“被精神病”状况的报告，已将中国“被精神病”问题作过逐年相应分析，故在此就不赘述。本报告只针对2019年中国“被精神病”一些案例所反映出的问题予以评述。

二、使用暴力手段强制“被精神病”人入院

中共当局长期来打着维护稳定的旗号，对那些起来维护人权、追求民主法治，要求公平正义的异议人士、维权人士、上访民众、宗教信仰团体采取严酷镇压，但常常又无法从法律上自圆其说以掩天下芸芸之口，故在穷尽心机之下索性抛开法律，以精神病为由而将人强行控制于医院之中。为把人送入医院，中共有关维稳机构成员普遍采取违法侵权的绑架、殴打等等暴力强制手段，完全无视人的尊严、权利与个人自主原则，严重伤害人的身心健康与安全，肆意剥夺人的自由。

2019年9月18日，湖南81岁的上访维权人士陈碧香突然被政府派来的街道办人员及协警等多人冲进家里绑架走，再一次关进了郴州市第三人民医院精神病科。强制关押后，郴州维稳当局派驻了12人日夜看守老妈妈，其中病房里驻守了六人、外厅里驻守了四人加两名协警，他们非法阻止陈碧香出门及会见亲友，声言是为了保国庆大典，防止陈碧香到北京上访。

陈碧香是为了16岁儿子段建军被冤判死刑一案到北京上访至今30年有余，期间多次遭到郴州市驻京办人员殴打、绑架、强制关精神病院整治。

陈碧香的儿子段建军生于1971年12月12，户籍地的湖南省耒阳市遥田镇灯塔村有证明。1987年，正在读初中二年级的段建军，因为家境贫寒交不起学费而偷窃了汽修厂的价值近百元的废铜，结果在“严打”中被重判2年。到1988年9月28日，一个名叫樊智仁的犯罪嫌疑人于深夜被送入看守所段建军所在的号间死亡，未成年的段建军被以牢头狱霸判处死刑、并执行。为此，陈碧香开始了长达30年的替儿上访伸冤。

2017年9月23日下午三点左右，陈碧香老太在北京杜家坎附近的458公交车上，被湖南郴州市下湄桥街道办书记罗晓金、庞勇及辖区派出所的十几人用中巴拦截，然而从公交车将陈碧香拖到中巴车内，其中庞勇再次殴打老人致伤。陈碧香老太被截押回郴州宜章后，关在四面环水的仙姑岛上10天。陈碧香的二女儿说：因为恰逢中秋节，参与截访的罗晓金、庞勇等购买了大量礼品回家，就把我母亲陈碧香送进郴州市北湖区看守所，因看守所的胡所长不同意，就送到一九八医院戒毒中心与精神病人关在一起

由于陈碧香被非法囚禁在精神病院，身有残疾的陈碧香的小女儿段春英于2017年10月14日去北京报案，回来后又被郴州市公安局与下湄桥街道办抓捕，关押看守所一个多月，强迫签下息访协议、并交二千元保证金后放出，人身自由受限制，不准随便离开郴州市。

2018年2月13日，已经80岁的陈碧香老太被郴州市北湖区法院以“寻衅滋事罪”判刑一年，缓期执行一年，理由是陈碧香老太在途径北京天安门广场时，被查到口袋里一小瓶酒精。对这一小瓶酒精，陈碧香女儿说，妈妈因为在上访中经常被截访人员打伤，无钱到医院治疗，就在门诊配了酒精，是伤口上消毒所用。判决后，地方官员强迫陈碧香的大女儿和儿子签下息访协议，才放老人出看守所回家过春节。

春节刚过，地方官员为了“两会”维稳，又以给老人治病为由将其关押在位于下湄桥的第三人民医院，每天分三班、每班六人看守，家属不准探视。

2018年3月28日民生观察网曾采访过陈碧香老人，陈碧香向介绍说：“自我开始上访以后，我所在的郴州市下湄桥辖区政府、公安、社区维稳人员就三番两次的对我实施非法截访、绑架、暴力殴打、拘留、关精神病院等残酷虐待，我的身上至今还留有被他们暴打所形成的严重伤残和伤痕（脊柱骨后下端被打断、前胸遭殴打造成大面积破皮结痂、腿骨被踢打扭曲青紫伤等等）。2010年以后，这些维稳人员更是采取非法关黑监狱、关精神病囚禁的方式对我实施维稳迫害。如：2012年1月中旬，我就被维稳人员绑架到北京丰台区玉泉营记家庙黑监狱达40余天；2013年7月4日，我在最高人民检察院门口排队上访整整一晚，却被维稳人员找来一顿毒打，将我的腰椎骨等多处打残；2017年9月23日下午三点左右，我在北京杜家坎附近的458公交车上，被湖南郴州市下湄桥街道办书记罗晓金、庞勇及辖区派出所的十几人驾车拦截，而后从公交车上强行把我拖拽到中巴车内实施殴打，之后又把我押送回郴州关到一个四面环水的仙姑岛上10多天才释放；此后我又辗转来到北京上访投诉，但又被截访人员罗晓金、庞勇等人殴打绑架回郴州，并送往郴州市北湖区看守所准备关押，但因看守所的胡所长见我身受重伤就不同意接收，之后他们就我送到了郴州市一九八医院的戒毒、精神科与精神病人关在一起，时间长达4个多月；2018年春节刚过，地方官员为了“两会”维稳，又以我有精神类疾病为由，将我绑架到郴州第三人民医院精神科关押，直至两会结束后的3月24日才放我出来。”

2019年10月1日是中共夺权70周年纪念日，因举行大规模阅兵仪式，中共当局为了保庆典平安，而将各地异议人士、维权公民大量非法控制维稳。陈碧香老人因为坚持上访维权以致再度被强制关入精神病院，直到10月7日之后方释放。

（湖南陈碧香被关精神病院稳控 https://msguancha.com/a/lanmu12/2019/0926/18979.html）

三、剥夺“被精神病”者申诉、申请鉴定、与亲友律师联系的权利

中共当局在暴力将“被精神病”人关入精神病院后，以精神病人为由剥夺当事人申诉权、申请精神病鉴定权、与亲友会见权、与外界的通讯权等等基本权利，以阻止“病人”获得司法救济与外界亲友的声援帮助，达到对“病人”的完全控制。

从2019年发生的“被精神病”案例可见，“病人”被送入院后，便完全被隔绝与外界的联系，其应享有的人格与平等权利也同时被剥夺。医院通常不会告知病人有要求鉴定、请求律师援助、会见亲友的权利，纵然病人了解自己这些权利，也是无法获得保障，因为“病人”一旦入院，便被认为是丧失了行为能力的人，就“当作不具备法律权利能力的人对待”。 

2019年元月19日，重庆张吉林因宣讲民主、法制等普世价值而被警方拘押后送入精神病院。据悉，张吉林于1月18日下午去到重庆观音桥广场演讲，当时警方一早已在现场布置大量警力戒备，演讲途中张吉林被警方强行带走，延至19日，家属收到警方书面通知，张吉林被以“寻衅滋事”刑事拘留，羁押重庆北江区看守所。

据知情人透露，按照相关法律，张吉林的刑拘期限37天应该是在2月26前后届满，但期满后家属并未收到批捕消息，刑拘的张吉林一度去向不明。后家属从维稳人员口中得知，刑拘期满的张吉林已被政府送入重庆某精神病院强制接受治疗。

由于张吉林被捕后，家属一直遭到警方的恐吓和封口，因此家属比较排斥网友及陌生人，对于不熟悉的电话号码一概不理，特别是媒体的采访。

知情人表示，由于家属不敢与外界接触以及公开相关消息，因此外界至今未知张吉林的更多详细情况，包括何时被送入精神病院、具体哪家医院、张吉林目前“病况”以及家属有否探视等的相关信息，而张吉林需要在精神病院“治疗”多久时间则无从得知。

（重庆张吉林刑拘期满关精神病院：https://msguancha.com/a/lanmu12/2019/0309/18443.html）

四、将“被精神病者”反复关入精神病院的极端歧视

中国“被精神病”者一旦被政府关入一次精神病院，那么就随时面临被政府反复关入精神病院。从调查到大量因批评政府、上访维权而被关精神病院者，发现有的一年被关几次，有的十几年来被反复送入精神病院十几次，甚至二十几次。这种反复将“被精神病”者关入医院的行径是对“被精神病”者一种极端的歧视，是公然违反《残疾人权利公约》第二条：“基于残疾的歧视”是指基于残疾而作出的任何区别、排斥或限制，其目的或效果是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公民或任何其他领域，损害或取消在与其他人平等的基础上，对一切人权和基本自由的认可、享有或行使。基于残疾的歧视包括一切形式的歧视，包括拒绝提供合理便利。

如湖南上访维权者辜湘红近10年中，被当地政府关入精神病院到2016年3月达16次，至2019年底已过20次。

又如，2019年3月31日民生观察报道，重庆市荣昌区异议人士刘刚，因翻墙发推特网文，指责重庆警方滥用职权，侵犯公民权利，而多次被送进精神病院关押折磨。一个月前，刘刚第七次被荣昌警方送到精神病院关押了约一个月时间。今天下午，获释不久的刘刚用一位朋友的手机发出了上述消息。刘刚透露，他获释后手机仍被当局扣押，警方警告他不许再上网发贴，同时告诫其父母配合警方监管，否则会再把刘刚关精神病院整治，对此刘家人倍感恐惧，自发的配合警方禁止刘刚上网。

刘刚还反映，自己根本没有精神病，只因自己时常翻墙发表不同政见，以及批评重庆警方滥用职权，而被重庆荣昌警方多次关进精神病院维稳。在精神病院里，刘刚被强制捆绑，然后强行打针灌药，这些不明药物对他的身体伤害非常大，现在已经导致他肚子肿胀，经常性的腹痛腹泻。退一步说，即使是真正的精神病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精神卫生法》规定，对精神病人实行“自愿治疗”原则，除非该病患有暴力伤害他人或自伤的情况。很明显，刘刚根本就没有暴力伤害他人及自伤的情况，其完全不应被警方关进精神病院强制治疗。

刘刚介绍，自己是重庆荣昌安富街道沙河村1组村民，出生于1985年，现因被关精神病院而失业。在他上高中时，开始有了独立思考能力，开始质疑中共的政治思想教育，后因收听“美国之音”广播而获得了对方邮寄来的宣传品，随后，他就被学校举报到了荣昌区公安局国内安全保卫大队，自此他就被国保警察列为稳控人员，并且多次将他送入精神病院关押整治。

在2008末2009年初的时候，刘刚因上网翻墙，向“自由亚洲”等网站陈述政见，后被辖区警方以他喜欢上网、不听话，且“反共、反党！”，把他送进了荣昌精神病院（永荣医院精神科）。刘刚反映，那个精神病院的条件非常的差，吃的伙食就跟猪狗食一样，而且医院还给他输液打针，如果不听话，就会给你配置不知名的针剂输液，输液完毕后，他整个人就很难受，第二天就会变得有气无力，并且医院还强迫他吃药，吃完“迪美”（音）药片以后副作用很大，他的肚子就会变的很大。这一次关了他1个多月时间才给予释放。

2010年11月，重庆市荣昌区多名国保警察，来到广州番禺石基（音）镇，再次抓捕了此打工的刘刚，并将他送到解放军324医院（音）精神科关押。警方说他近期又在网上发表了涉及重庆市公安局长王立军的言论，因为此前刘刚曾因涉王立军的言论被劳教两年，后通过保外就医的方式获释出来。此次，警方就以刘刚仍在保外就医期的名义，再次把他送进了精神病院关押整治。

2013年间，刘刚因在网吧上网时，说了一句关于王立军逃到美国领事馆的事情，并且发表一点自己的评论，就被广州市番禺警察抓住，并送去番禺区73（音）精神病院关押了10多天。

2017年7月15日，重庆市荣昌派出所警察郑国刚（音）、谢玉强（音）以及一名政府张姓人员等三人，来到广州市番禺区刘刚的居住地，强行把他绑架回荣昌区，送进了荣昌精神病院关押到2017年12月29日，约5个多月时间。此次关押，警方没有明确告知他涉嫌违法之处，只是含糊的说他在网上信访什么的才来抓他的，具体是为什么事情，警方没有确切的告知他。刘刚说，这一次，警方忽悠欺骗他家人签字同意，还找关系他给办了一个所谓的《残疾证》，精神残疾二级。这次被关精神病院的第一天刘刚就晕倒了，经过输氧抢救才捡回来一条命。

2018年6月初，刘刚准备在“六四”学运29周年之际，以自己的方式纪念“六四”，呼吁民主，但又担心警方禁止，就主动打电话给警方请示能否纪念。次日，重庆荣昌区警方就来到他家搜捕他，但因他外出不在家而没有抓到他，此后他就被辖区综治维稳办的维稳人员抓获，之后就被强制送到荣昌区精神病院关押了3个月。

（重庆刘刚再被关精神病院月余 https://msguancha.com/a/lanmu12/2018/1014/18041.html）

五、“被精神病”者在住院期间遭受凌虐、暴力、酷刑

中共当局将维权人士、异议人士、法轮功成员等等不顺从权力者强制送入精神病院后，不仅剥夺他（她）司法救济、医学鉴定、通讯、会见亲友等等权利，还经常对这些“病人”实施围殴、捆绑、几天甚至十几天固定于床上、电击、灌药等等残酷迫害。根据联合国反酷刑有关规定，基于政治目的而未经当事人同意的此类“医疗”行为构成酷刑和虐待。这类强制“治疗”经常是惩罚性的，尤其是医生认为病人“不听话”时使用的电击，还有医生受公权力指使对“病人”实施的严重伤害身体与精神的惩罚。

如民生观察志愿者对四川被精神病人杨志祥访谈录：

杨志祥：第二次是2019年4月9日那天，我离开雅安准备到北京边打工边上访，当我乘车途径河北石家庄站的时候，被我们乡政府人员谭青才（音）和警察刘健（音）等多人在列车上拦截，他们要求我跟他们回家解决问题，我不同意，他们就拉拉扯扯准备绑架我下车，这时列车上的乘警赶来干预才没能得逞，一直到河北保定站后，雅安警察与列车乘警协商完毕，并且拍照留下证据后，乘警才答应雅安警察和政府人员押着我下车返回雅安市。结果，一回到雅安市他们强行把我扭送进精神病医院，进院后就被立刻绑住手脚。在此期间，医院的领导跑来问政府人员说“人家（指杨志祥）的亲人找来了怎么办？”政府人员说“一切后果我们负责。”我被捆绑在床上后，医护人员准备给我强行用药，我激烈的反抗，他们就暂时作罢。此后，我宣称我会绝食抗议这种非法维稳，没想到，医护人员就真的故意不给我饭吃，饿了我五六天时间。一段时间后，雅安市的几位访民朋友找到医院看我，我当时已经好几天没有吃饭了，被饿的快死了，经朋友们与医院交涉后才得以进食。

探望过程中，朋友们找到两名主治医生探讨我的问题。医生称：“4月11日7点左右，杨志祥被雅安沙坪镇政府6、7个人送来医院时，因镇政府手续不全，没公章，医院也曾拒绝收治杨志祥。但到了当晚24时许，镇政府人员补盖公章后，这才办完了入院手续收治了杨志祥”。朋友问两名医生“有没有给杨志祥用药？”医生称：“镇政府送来的，他们有他们的说法，我们也有我们自己的用药规矩和程序，杨志祥本来就没有神经病，主要是安抚情绪，直到今天我们也没有强行给他用药。杨志祥主要是上访被神经病的”。两名30来岁的医生说：“关在这里的访民很多，我们知道哪些该用药，哪些不能用药的”。朋友又问“有多少人？”，医生说“有10来个人“。之后，两名医生还当着众人的面劝说我称：“你就安心的在这里修养精神，反正是政府给你全额报销医药费”。医生最后还叮嘱我说“你上访要注意方式方法，不要和共产党作对，特别是不要举报主要领导，否则就算你出了精神病院，也没有你的好果子吃的！”。

在我即将出院的时候，医院的院长助理张秉志（音）跑来对我说“你出去以后不要把医院里面的丑陋事情说出去”，我说我只实事求是的讲问题，我没有精神病，又不是自愿治疗，你们把我绑在精神病医院里，没有经过我和亲人同意，并且你们医护人员都说这是政府行为，所以我要揭露这种违法行为。

在我出院后我才得知，那几位来探望我的朋友都被警方集中处置了，其中雅安访民谭晓华、刘钰、陈德平三人还被以涉嫌“寻衅滋事”刑事拘留了。现在，仅陈德平一人取保候审了，谭晓华、刘钰、还被批准逮捕了，这实在是太过分了，朋友来医院探望我就“寻衅滋事”了？就要刑事拘留、逮捕？还有，来看我的万春秀（音）、高永刚（音）等四人还被警察在医院楼下抢走了手机。

志愿者：这一次被关了多少天？

杨志祥：这一次被关了38天。

志愿者：在这38天里你都有那些遭遇？

杨志祥：在里面被医护人员长期捆绑在床上，大小便都不让去上厕所，直接在床上排泄，由于臀部长时间浸泡在大小便里，导致了部分皮肤溃烂。还有，长时间的捆绑造成我手脚受伤，至今我的腿上还有严重的伤痕。在里面，我还被强制打针，不知道他们给我注射的什么药水，致使我的手臂上至今还留有几处肿胀的包块，尤其是肘部下的一个包块现在都又疼又痒。

志愿者：医护人员没有告诉你注射的是什么药物吗？被注射者是有知情权的。

杨志祥：他们只说是给注射的是蛋白质、葡萄糖等营养药物，还说是一针都要几千元的进口营养药，医院是在挽救我的生命，不能让我绝食死在医院里面。但是，在我要查看药品名称时，他们就是不给我看。

志愿者：捆绑期间你吃饭怎么办？

杨志祥：捆绑的时候就没给吃饭。到了后来几天，我要上厕所的时候，才开始派人来给我在床上接着排便。在里面我受尽了折磨，刚进去的时候我体重八十多公斤，出院的时候还不到六十三公斤。我关进去以后还被政府人员没收了手机、上访材料等物品，导致我无法与家人和朋友通讯，我在里面非常思念亲友，精神上也备受折磨，最后我出院时强烈要求归还我的手机等物品，政府人员才驱车给我送来了手机，但是上访材料却没有归还。

（四川被精神病人杨志祥访谈录：https://msguancha.com/a/lanmu12/2019/0822/18879.html）

被强制送入精神病院的病人，要想出院只有得到将人强制送院方的同意才能出来。而送院方通常都是地方政府维稳人员或警察，或者公权力操控的病人家属，公权力需要病人答应它们一系列要求，如不再上访，不发表对政府的异议，不再干公权力不高兴的事等等。否则，“被精神病”者就别想出院。如此，事实就是剥夺了“被精神病”者基本公民权利，使被精神病者在人格尊严与权利平等上严重受损害。且这些“被精神病”者出院后，也是在政府的严密监控下，不仅行动受到限制，而且随时面临被再次关入精神病院，这也就形成了“被精神病”反复被关医院的状况。

如前面已经提及的董瑶琼，因为泼墨习近平画像而被关精神病院一年多，期间董瑶琼的亲友们反复提出要求释放董瑶琼均无音讯，且亲人也受到控制，直到2019年11月19日才被政府授意株洲精神病院释放回家，显见，董瑶琼入院非自愿，出院也完全不由她自主。并且董瑶琼出院后仍然处在政府的严密监控下，不仅无法与外界联系，无法自由离开当地，甚至都不能如愿与父亲见面，只能等到出院40多天后，才得见到自己的父亲一次。当然，出院后的董瑶琼不仅无法通过司法来维护自己的权利，也还面临随时被再次关入精神病院的危险，尤其等2020年联合国残委会对中国履行《残疾人权利国际公约》审查后，结果就更难预料。

再如，中国官方媒体上游新闻2020年元月4日报道——《浙江一民警两次被关精神病院 为证明“没病”将单位告上法庭》：浙江省未成年犯管教所民警周洋在未做出任何危害他人和社会举动的情况下，“第一次是因为同事间有矛盾，第二次是因为我通过网上举报。”而先后被浙江省未成年犯管教所强制去进行精神病鉴定并送至精神病院治疗，已导致其5年无法正常工作。2019年9月，周洋将浙江省未成年犯管教所告上法庭，但浙江省杭州市经济开发区法院以不属于民事案件受案范围为由，未予受理。

周洋称因被构陷为精神病，其妻子最终与其离婚。受访者供图

（浙江一警察2次被关精神病院 为证明"没病"怒告单位http://mini.eastday.com/mobile/200104164319033.html#）

由此可见，身为警察的周洋也不能幸免被反复关入精神病院，并且出院后也无法通过司法途径来维护自己的尊严与权利。

此前中国公民运动网报道，2019年8月12日邓福全去北京探访战友，8月16日中午，他在微信群里发布了一条短消息，大意是南充市国宝专程从南充赶到北京，要把他带回南充。他告知微友，这次他极有可能被拘捕。

1 1 月, 1970

【民生观察2020年6月7日消息】山东临沂市兰山区村民傅春吉、傅二林，实名举报山东临沂市兰山区兰山街道办事处葛家王平庄村支书记兼村主任葛福林霸占村民土地、贪污挪用、对举报人进行打击报复等违法违纪行为。

据了解，傅春吉、傅二林等村民世代居住的家园和赖以生存的良田，被葛福林以各种名目对其进行分割。在十年的时间内，村里3000多亩良田、1000多亩宅基地都被瓜分完，百姓是无半米宅基地、一米耕地，很多丧失了劳动力的老人生活苦不堪言。因为，出让土地和宅基地不仅未让百姓获得一点好处，相反还让村里村民负债累累。百姓被拆房子，赔偿只得200多元/平方米，而购买还建房屋要花近4000元/平方米！都是靠天吃饭的百姓，哪里有那么多的钱，只能靠贷款和借贷（东借西凑的）。

村民反映的问题如下：

一、村中财务混乱，百姓没有一点知情权，都是葛福林的一言堂

    山东省临沂市国土资源局兰山分局提供的【临国土资兰分信复字（2015)第4号】《信访事项答复意见书》中提到以下几次补偿款：

    1、2002年11月13日，临沂市2002年第六批次征地涉及葛家王坪庄土地补偿费25.6185万元、安置补助费15.3711万元和青苗补偿费2.5169万元，合计43.5065万元以及补偿到位；

    2、2012年12月1日，临沂市2008年第四批次、兰山区2008年第四批次征收土地涉及葛家王坪庄土地两补费用1388.5008万元和青苗补偿费0. 8814万元以及补偿到位；

    3、2010年2月3日，临沂市双岭路东段北侧，山东鸿儒置业有限公司投资建设的鸿儒国际文化城用地，土地补偿款584.384万元己经补偿到位；

    4、2012年12月28日双岭路北、临西六路东土地补偿款和安置补助费1246.8677万元，双岭路南、临西六路东土地补偿款2864.1075万元己经补偿到位。

    这些共计6128.2479万元的巨款没有账目，被用于何处，包括傅春吉、傅二林在内的全体村民都不知道。

【民生观察2020年6月15日消息】2020年6月4号，常州市金坛区河滨小学五年级学生缪可馨在作文课后，跑出教室翻越栏杆从四楼坠楼身亡。据孩子的妈妈描述，事情的起因是，在两节作文课上，老师要求学生对《三打白骨精》写一篇读后感。

与众不同的缪可馨写下了一篇不一样的文章：“不要被表面的样子，虚情假意、伪善的一面所蒙骗。在如今的社会里，有人表面看着善良，可内心却是阴暗的。他们会利用各种各样的卑鄙手段和阴谋诡计，来达到自己不可告人的目的。”

一个小学生，对社会能有如此深刻的洞察力和理解，让人肃然起敬。然而，缪缪的作文不但没有被老师表扬，反而被批评为“负能量”。老师的批评对于小女孩来说是何等的委屈，在老师要求小女孩一遍遍重写的“严格”要求下，小女孩忍不住内心的愤慨和痛苦，翻越栏杆一跃而下。

从6月4号缪可馨跳楼，到今天自媒体发动。

11天过去了，这起事件被当作“负能量”包裹的严严实实。

如果不是缪家人在微博上求助，如果不是自媒体良心未死，或许这朵小花，就这样委屈的飘零了，血白流！

很感谢豆瓣上的一个帖子，还原了这起事件以来的种种让人寒心的“能量”互转，让我们更加深刻的认识到这起事件的来龙去脉。

六月四号，15：14分，

常州市金坛区河滨小学五年级学生缪可馨

在上完两节语文作文课后，

跑出教室翻越栏杆从四楼坠楼身亡。

在这两节作文课上，

缪可馨的作文被老师批评。

那是课文《大圣三打白骨精》的读后感。

缪可馨的作文描述了白骨精幻化人形企图伤害唐僧的现象，

得出结论：社会里不乏伪君子，不要被他们蒙骗。

被老师认为充满负能量。

不断地被划掉，

不断地被修改。

前不久的期中考试，

缪可馨的语文是全班第一。

她在外面报了作文班，

没去班主任自己开的班。

平时对事情有自己的独立思考。

家庭关系和睦，她喊妈妈叫王母娘娘。

上学的那天她穿的妈妈买的新衣服。

出事后快半小时，语文老师才通知家长。

家长在医院没看到孩子，

后被告知孩子已经送去殡仪馆。

去公安局做笔录，

八点多，笔录回来的家长打开孩子的ipad，

发现孩子被踢出了群聊。

群聊的名字是“未来的少女”。

九点多，家长苦苦哀求后终于见到孩子最后一面。

1 1 月, 19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