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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友珍到北京最高检察院和最高院递交申诉控告书，9月24日晚上6点，在路上被街道人员和黑保安联合绑架到汉阳医院精神科强制性关押，随身的包包和手机被没收，不让她打电话跟外界联系。在汉阳医院精神科，她被要求一天三餐吃药，不吃药，就被打。此外，她还被要求做抽血检查，因不配合被绑了遭强行抽血。

姜天禄反映，被关进该医院后，政府指示医护人员把我手脚都困在床上，轮番换人打我的脸、锤我的头，并且威胁我说“你来到我们这里就得老实点，不然有你好果子吃！你看这病房里的人都被我们打怕了，被整治的服服帖帖的，不敢说一个不字”。没办法，我只好仰天长啸对他们说“我不想活了，你们如果继续这样打我，有朝一日我出去了，你们也别想活命了”。随后几天，医护人员不怎样打我了，但是病房里却新来几个身上有纹身的黑社会人员，他们动不动就殴打我，一个人打累了就换一个人来打，还轮番用皮带抽打我。对这几个人，我一点都看不出来他们有精神病，我怀疑是政府安排的黑社会人员伪装成精神病人进来，专门来殴打恐吓我的，因为他们不打别人，专门打我。再有，我在病房里上厕所也会被监控，他们生怕我跑掉了，会寸步不离的跟着我，上厕所也不许我关门，由他们眼睛盯着我解手，这对我的人格是一种极大的侮辱。

他们还强迫我吞服不明药物，这些药物进去我体内后，我就会感到浑身麻木，四肢无力，我怀疑这些药物有很大的毒副作用，它可能杀伤了我的某些细胞和肌体功能。还有，他们还曾在我身上扎了许多电针，然后通电给我做所谓的“电疗”，这种电疗一通电后我就浑身发抖，再过一会儿就会感到麻痹，之后还会有点舒服的感觉，电疗完毕以后，一整天都头晕目眩，还伴有恶心呕吐的症状，且全身瘫软，有几次我上厕所都无力支撑，摔倒在厕所里，撞的身上多处起包。

第三次：2021年1月4日上午，姜天禄送他刚满7岁的女儿姜雅琳上学时，突然被竹山县公安局城关镇派出所所长樊清林等不法警察带着城关镇桥东村村民委员会村霸书记孙兴仁和不法村主任孙各林强行绑架，抢走手机、提包等，迅速押送到竹山县城关镇北大街精神病医院专人24小时监守，限制人身自由，医生和护士在里面强行将姜天禄衣裤全部扒光，带上手铐，强行打针，外面有多名黑保安把守，任何人不准进入。
2021年1月13日，看守人员害怕有人找到了姜天禄，又将姜天禄转移到竹山县潘口乡精神病医院继续迫害，继续专人24小时监守，医生和护士天天给姜天禄带上手铐，强行打针，注射神经药、打毒针、喂刺激大脑的药等来残害姜天禄。

袁宁，湖北襄阳市儿童福利院职工。2011年10月17日，袁宁被襄阳市民政局儿童福利院婴儿部主任黄芳，及零时工肖清云利用职权打击报复,导致被打伤致残(有公安出示的轻伤鉴定书)。但是儿童福利院领导却坦护对方，没有对打人者进行处理，判刑，开除。

被打伤后因当时无钱医治袁宁被迫出院，至今落下头疼、耳朵头的终身残疾。出院后又找周爱民，在被迫签了两份霸王协议书后，院方赔偿三万陆仟元。

后来，袁宁才知道和她一样身份的人，都在儿童福利院享有职工退休待遇，于是她又找襄阳市各职能部门，为和其他人一样享有在儿童福利院职工退休待遇上访了十年。在无数次的上访反映问题后，袁宁终于得到中国人力资源部发来的两份要求地方解决问题的函，但福利院领导仍然不解决。

福利院院长周爱民联和襄阳市樊城区中原办事处前进中路社区弄虚作假，给袁宁出示一份没有日期的训诫书，对她进行打押拘留，期满后袁宁又被关进精神病院三个月，期间被强行服用三个月的精神病药，现在身体感觉不适。

现在袁宁非常害怕再次被强行关进精神病院，一直在外流浪，不敢回家，没有一点人身安全感。

王树英1962年3月16日出生，满族，是湖北省孝感市孝南区广场街三里棚社区居民。2002年11月29日下午3时许，王树英参加了在孝感市玉泉路举行的即开型福利彩票摸奖活动，她当时在售票处幸运摸到一张梅花奖票，这是特等奖票。然而不幸同时降临，王树英说奖票当场被举办此次彩票摸奖活动的民政局现场女工作人员抢了，王树英当时报了案。

报案后，孝感市孝南区公安分局刑警大队三中队对此进行了调查，调查后认为王树英报案情况与实际不符，于2003年4月2日作出不立案的决定。王树英对此不服，于是开始了她的漫漫申诉、上访路，至今已十年了。

6月21日，王树英再次来到孝南区政府上访。到中午时，多名警察（疑似是孝南区的警察）和广场街道及三里棚社区的人员突然来到孝南区政府前，强行将王树英推上车说带她去“看病”。当时来的人员有三里社区广场街一名主任和三里棚社区综治办那位踢过王树英的汤主任。王树英当天就是被这些人送到医院的，但不是普通的医院，而是孝感市精神病院。

到医院后，院方起初拒绝收纳王树英。王树英还听到有院方人员说：“你们这样做是犯法的”，但是王树英最后还是被留在了医院。到医院后，院方对王树英的腰伤等做了拍片检查，并询问了她的有关情况，王树英就这样“住院”了。王树英说在医院期间，医生对她还好，一直未对她用精神病药物。

6月24日，社区综治办汤主任等人来到精神病院，要求王树英写保证不上访就放她出院。王树英不肯，她只写了“听领导的话”，就这样她被放出来了。

第二次遭受精神迫害的基本情况：

王树英反映：第二次医院强行给我打针喂药了，也不知道他们给我打的什么药物，最后导致我的脖子右侧长出了一个大包块，现在还隐隐作痛。我不想打针吃药，但是如果拒绝打针吃药，医院就会暴力处置，因为我看到病房里的其他病人就被他们强行用筷子撬开嘴巴喂药，有的人嘴巴都被撬出的流血。医护人员还恐吓我说必须要打针，如果不打针就会向其他病人一样，强行捆绑起来注射，而且捆绑还不是一两个小时，而是一整天，直到值班医生下班才会松绑，我亲眼所见其他病人被捆绑时的痛苦，所以就不敢拒绝了；还有，医护人员还故意让其他精神病人跑到我的床铺边拉屎拉尿，弄的臭气熏天也不让人打扫，让我恶心的要命，导致我根本就吃不下去饭；医院还专门在我的头顶上安装了一盏亮灯，24小时不熄灯，一直照射了我半年，让我睡觉都睡不好，不得已我只好蒙着被子入睡，呼吸很困难，夏天又热的难受；我认为，这是维稳部门与医院专门针对我实施的精神和身体上的折磨，让我知道被关精神病院的厉害，以后就不敢去上访了。
 

王守安介绍说，是先把我打晕以后，再把我抬上汽车送去的。到了精神病院，我被打针催醒，醒来后我对医生说我没有精神病，医生说“管你有没有精神病，到这里来了，再烈的人都得服从安排。”然后多名医护人员就来把我的手机、身份证、现金、钥匙、上访材料等物品统统没收，之后就把我按倒，用铐具铐到床上，脚手都铐起来了，然后就强行给我打针灌药，先是在臀部注射小针，后是在静脉注射治疗精神疾病发药物，注射完毕后医护人员问我服不服？我说不服，他们就动手暴打我，打的我受不了了，我就只好投降说“服了！服了！”，以后就每天都要强迫我打针吃药，我一拒绝他们就打我。不知名的药物注射到体内后，我很快就出现了头疼恶心症状，要不是我的妻子和亲属把我就出来，我就算不是精神病也会被毒害成真的精神病的。医生和护士还用拳头击打我的脸和头，只要我拒绝打针吃药，他们就会动手打我，直到打的我配合以后才会住手。有一次我因为胃疼不止，就坚决不肯打针吃药，他们就派来了几个人殴打我，把我打满脸是血，四颗牙齿也都打掉了。
 

2018年4月12日夜晚，喻凤被拖着穿过一道道铁栅门后，被带进一个铁窗紧闭房间。“四个彪心大汉把我提包、身上的钱、手机和所有的东西被强行搜走，将我按倒在一张病床上，病床四角有钉着的四个磁性脚铐手铐，磁性搭扣一按磁性手脚铐机关，四肢就被牢牢扣上锁在病床四周，人成了大字形状（见相似图），连动弹一下都是奢侈”：喻凤回忆道。

痛苦惊恐的喻凤哭喊着苦苦求他们放过自己，但没有效果，一个护士用粗大针头强行给她注射，可能因为过于激动紧张肌肉绷紧，护士在手臂上一连锥了四五次都打不进去，锥心的疼痛让喻凤忍不住哭了起来，而护士用扎胳膊的橡皮管抽打她的脸说道“越哭越铐得更紧”。喻凤几次乞求要与家属通话，均被拒绝，反认为是“失去理智，不配合治疗”：喻凤说：“我哭着喊要上厕所，但护士从十几米远铁栅门外的办公室丢来了一句“屎尿就拉在床上！就这样被折磨一个星期”，据了解这里关押的都是吸毒贩毒人员。

4月26号，女儿又叫人将喻凤送到武汉市精神卫生中心。“在那里强制吃药，因为吃哪些毒副作用较大的药反应，其中就有癫痫病的药强制给我吃……（见图），肝肾疼痛，浑身瘫软无力，嗜睡、腿子拖不动、视力模糊…..腰疼得睡不得，腿子脚肿的发亮，鞋子也穿不进。后来全身都肿了，腰疼的厉害，半个月不能安睡，我跟医生多次反映他不相信，后来要我在他们医院做ct，确诊是腰间盘突出，47天后才勉强放人出院。
 

卫秀云反映称：大约是2006年1月4日，我们镇政府的一名工作人员突然通知我说“你举报成功了，政府和检察院决定给予你奖励和补偿，你赶快到检察院去办手续。”，等我到了检察院门口，镇政府的几名工作人员就一哄而上，把我绑架到了襄阳市精神病院关押“诊治”。期初，是镇政府人员的几个人把我推进医院的，进了医院后，又由医护人员管控我，他们很快就抢走了我的随身物品，然后扒掉我的外衣和皮带、鞋子，把我捆绑在一张大铁床上，开始给我强行灌药，而我就拼命反抗，他们就使劲的把我的双手勒紧，直到把我捆绑了六天六夜无力反抗后，他们才给我松绑。松绑后，我的双手已经被肿胀麻木，失去了正常功能，时至今日都没有恢复，12年了，我的双手依然严重红肿疼痛，完全无法正常工作和生活，基本残废了。还有，他们接连6天给我强灌不明药物，导致我的眼睛出现病变，长期流泪。
 

第一次：白建强自述“我们一间病房有15、6个人。我刚进去的时候，与这么多精神病人同住一室，确实很害怕，因为这些精神病人言行怪异，时常大喊大叫或者敲击东西，也有些人半夜突然哀嚎，很恐怖的。因为这些原因，我刚进来的一段时间里根本无法入睡，精神高度紧张、恐惧，而这导致我失眠、体重大幅下降。”

第二次：白建强称“第二次是2016年3月1日开始的。2016年3月1日，我在南阳火车站准备进京上访时，被枣阳维稳警察赶到车站拦截搜身，之后警察就抢走了我的红米手机一部、小米专用充电宝一个、充电器一个、身份证一张、电池一块、火车票一张。再之后，他们又把我绑架到了襄州精神病院关押整治。没过几天，该院长陈克举又把我转送到了“丹江口市优抚医院”精神科，非法拘禁我70天。他们这次关我精神病院，主要还是为了防止我进京上访。”

第三次：白建强自述“第三次是在2017年9月22日的中午约11点左右，我在枣阳市武装部附近行走，突然遭到多名不明身份人员的绑架，当时我的孩子还打了110报警，110和枣阳市北城派出所警察出警并登记了，但并未破案追责。被绑时，那些人抢走了我价值3000多元的OPPO手机一部、钥匙一串，之后又把我绑架到“襄州精神病院”关押。进院后，又是每天强行逼迫我吃不明药物。在被关押了约一个月时间后，可能是药物的毒副作用，导致我高烧42度，我当时头晕目眩，拉血不止，该院的张医生对我医治多日，但病情并未好转反而日趋严重，已经出现了生命垂危的迹象。”
 

王正喜因家中事情与亲属存在家庭矛盾，女儿女婿与家人商量后认为王正喜精神有问题，应送宜昌市优抚医院治疗，2015年8月21日被家人带到宜昌市优抚医院，将其强制送人病房，因其不配合检查治疗，被强制捆绑5个小时。9月1日出院后，王正喜将送自己入院的女儿、女婿，及宜昌市优抚医院告上法庭，要求被强制收治12天的经济损失和精神抚慰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