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第一期
一、社论
“被精神病”当事人诉医院，医院愿奉赔
没带好孙子儿强送母去精神病院案宣判
河南商人被前妻送进精神病院
全国人大常委会调研精神卫生立法
四、调查与访谈
五、精神病人权益
六、评论与思考
七、民间行动与倡议
南京展出“癫狂的艺术”：精神病患者天赋惊人
学者评估我国大陆地方性精神卫生条例
编辑：刘飞跃 柳梅
主办：民生观察工作室
分类： 2012年7月月刊
《中国精神健康与人权》月刊（2012年7月）
二、专题： 谁来拯救武汉“疯人”彭咏康
彭咏康，湖北省武汉市人，1952年生，今年六十岁，原企业工人，曾下放。
因父母遗留的房产问题，彭咏康与兄长对簿公堂。武汉市洪山区法院进行了了判决，彭咏康表面赢了官司，但法院仍然采用了彭咏康兄长提供的“假遗嘱”的证据，彭咏康仍未得到房子。彭咏康认为判决不公，自此走上了上访的不归路。因其告的是洪山区法院，她于是成了武汉市洪山区法院的包保稳控对象。
2006年3月23日，彭咏康又在洪山区法院上访，被指扰乱社会秩序拘留十五天。
2006年7月11号，洪山区信访局刘晋中局长让彭咏康去座谈。7月12号，彭咏康去后等了半天刘晋中和法院方的人方出来与她谈了下。还未谈完，下班了，刘晋中说出去吃饭后再谈，结果彭咏康没吃成饭而是被弄上了一辆小包车，随即被送到了武汉市公安局安康医院。在安康医院内彭咏康被“治疗”了十六个月，期间被强迫吃药打针。2007年11月16日，彭咏康终于离开了精神病院。离开精神病院后彭咏康又开始了上访，反映她的官司与被精神病问题。
2008年3月3日全国“两会”前夕，正在北京的彭咏康被武汉市洪山区法院程副院长和几个不明身份的人绑架。3月5日回到武汉后，彭咏康先被投进了武汉市洪山区花山镇卫生院精神病专科关押。3月9日，彭咏康被转移至洪山区青菱乡卫生院张家湾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精神科。2011年1月，彭咏康被转到位于武汉市江夏区的武汉市楚康精神病院（又名武汉市惠爱心理医院）至今。
二、专题 谁来拯救彭咏康—探访“疯人”院之深入虎穴
7月9日出行当日下午，不知是否因为被相关部门监听的缘故，本人所在辖区警方突然给我打来问候电话，叫我明天与他们一起去给我办理低保的相关事宜。晚饭后，为不引起他人注意，我仅手提一小塑料袋出门辗转到达火车站。晚8点50左右，乘动车出门，晚11：30左右到达武汉市。找了一间小旅馆睡了一宿。
7月10日，为了顺利一点，早上5点30分左右出门。在街头随意吃了点早餐，就开始寻找公用电话。给武汉市的朋友咨询探视彭咏康的相关信息。经朋友指点早7点到达朋友的住处附近与朋友见面。朋友说能见到的彭咏康几率非常小，彭女儿都很难见到被关在精神病院的母亲。前几日就连彭咏康的女儿也联系不上了。我说哪怕只有百分之一的希望，我也要去全力一试。
朋友联系到一位曾经与彭咏康同一病房的病友恳求其帮助我们，对方答应尽力而为，并同意我们到光谷附近面谈。8点左右我和2位朋友乘车到达光谷，一番徘徊之后终于见到了那位病友。5人相聚小议之后，大家乘坐公交车到达了位于武汉市江夏区的武汉市楚康精神病院（又名武汉市惠爱心理医院），彭咏康就关在这坐医院内。
下车后，我们再次商议权衡各种方案的利弊之后，最终确定以病友复诊、感谢医生和其他同房病友的方式进院，我等其它人则以病友亲戚相随。
我去附近超市买来两袋水果以及牛奶，我们一行5人（加一位刚满周岁的小宝宝）开始走向那座略显神秘的精神病院。到达大门附近，按原定计划留下一位男性朋友在外等候以应对可能出现的不测事件，我和3位女性走进了医院大门。
医院共4层，一楼是大厅和诊治其他普通病种的公开的楼层。但是走到二楼进口处就赫然出现了一道结实的大铁门，该铁门平时都处于锁闭状态，只有医院认可的人方可由院方人员开锁进入。由于帮助我们的病友以前可能长期在这个医院医治，跟医院的医生护士们比较熟。在与院方人员将我们这3位随行人员一番简单的介绍后，院方人员打开了二楼的大铁门。我们径直上到二楼见到楼道中间是一间医生办公室，而楼道两边又分别是用大铁门隔开的两个精神病病区。此时，我们见到了左右两边的铁门内很多病人们在集体排队，我就小声的询问领我们进入的病友这是在干什么？她说这是病人们集体排队等候吃药的。
我们走到了3楼楼梯口，又是一道大铁门牢牢的把守着。此时，正好偶遇一位医院内部人员出去买西瓜回来上到3楼。该人员也认识我们一同前来的病友，我们就寒暄的说要帮他抬西瓜，在他开门进入3楼之时，我们一行4人顺势也跟了进去。
一进入到3楼，该病友就遇见几位护士，经过简单的检查了我们所带物品之后，他们开始寒暄了起来。我们将我们带来的水果分送给护士们，护士们开始也还算友善。
之后，很多病人发现这一热闹的场面，都开始围拢过来。我们同行的病友就主动与一位看起来约50–60岁左右的女性“病人”寒暄起来。我立刻意识到她可能就是彭咏康女士。我开始主动试探性的给她挤眼睛。她很快心领神会的明白了我的用意。她开始转向走进她的病房，我就趁机也转进了她的病房。我们其他的同来朋友就在外面有意与护士们寒暄交流。我则抓住了机会，赶紧打开我偷偷带进来的小型DV，在病房里急促的采访起彭咏康女士来。
我问：彭女士你好！你最近身体状况如何？
彭答曰：我目前就是糖尿病和血压高，都是在住院（意指她因为被相关部门强制送到精神病院）以后才得的此两种疾病。我原来基本什么病都没有，现在搞的这病那病都来了。6月19日，洪山区法院又来了，来了后说让我提条件，我说我还敢提什么条件哦？我被你们弄的象鱼一样象肉一样的把我弄到这里去那里去，我还敢提什么条件？你们太凶了，我不敢提条件。我就这样说的。
问：现在你的亲属来探视您的权力有没有保障？
彭答曰：他们不允许任何人来探视我，就连我自己的姑娘也不能来探视。然后，有一回上访的人员来看我也不让进，医院就把来访的人给我买的东西带进来了。其他的人都不让见。。。。。。根本就不让我见来人。
问：在这个医院里，有没有人给你强行吃药的这一类的情况？
彭答曰：那倒没有。（除了不让我见外面来探视我的人以外，医院里面的其他方面对我还算可以）他们还让我帮助他们管理。我蛮会唱歌，我也蛮会写歌教他人唱歌。每周一、三、五都是我在教其他病人唱歌。所以，他们（指院方在医院里面），还蛮让着我的。这里是私立医院不是国有医院。。。。。。医生来了，医生来了…………（采访被迫中断）
采访不到2分钟，外面的医生和护士就发现了情况，他们赶到了我们所在的病房。彭咏康立刻提醒我“快！医生来了 医生来了！快收起来！”我就立刻收起了DV藏在塑料袋里，并放在身后。随后，我站起来装作随便看看的样子，并在努力寻找将DV安全扔出窗外的可能性。然而不等我找到这个机会，众医生护士就赶到了我们所在的病房。他们神情严肃的对我说：“你是什么人？你不能接触彭咏康”。我说“我是XXX的亲戚陪她来复诊，顺便来感谢医生护士们对她的照顾。我没有接触什么彭咏康啊？我不认识她是谁，我刚才只是随便转转，看看我亲戚以前住过的病房环境怎么样？”。众医生护士又对我说“我们医院院长要找你，请你跟我们去一下”……
我知道各个铁门都已经锁闭，我反正也出不去，只能跟他们去见他们的院长。我说“好吧！我跟你们去”他们转头就带着我离开了病房。在这之前，我们同来的一位女性在暗暗的为我们的采访“守门”，她发觉众医生护士赶来，立刻进入病房将我的DV藏在了她的身上。
我独自一人跟随着医生护士来到2楼院长办公室，他们打开房门让我进去。我一进到院长办公室，一位魁梧的中年男子就出现在我眼前。他首先问了我的情况，我说我是XXX的亲戚陪她一同来复诊的…………。院长就开始给我讲“不要接触彭咏康，出去不要讲她的事。她是法院送来的病人，没有法院的同意，其他人是不能接触彭这个人的。彭咏康有精神病，她曾经要求胡锦涛给他回信答复……”
我们在大铁门里，为了我们可以出去。我就违心的顺着院长的意思说“是的，彭这个人是有精神病。她怎么能要求胡锦涛给她回信呢？国家那么多事情需要他主持，人家怎么能给一个普通老百姓回信呢？如果人人都要胡锦涛回信，那岂不要天下大乱？。。。。。。”。
院长似乎看我还算配合，也就没有再为难我让我出了院长办公室。但是并没有说我们可以自由的离开。我于是来到2楼走廊看到我们同来的病友及其亲属在2楼复诊开药。我就走到那个门口站在那里等候。不久，病友亲属的小宝宝似乎有些“烦躁不安”，有些影响到他们的复诊，我就走进去，帮他们抱起了小宝宝。
很快到了中午时分，医生护士们看起来要下楼吃饭了。开始，有医生打开2楼的铁门下楼，我们就趁势跟了出去。出去的院方人员看我们抱着孩子，也好像没有在意。就这样，我们得以顺利的走出了这个精神病医院。
我们出来后，与等在外面的朋友会合。我们担心医院的人通知法院的人来找我们，就赶紧乘车离开，并且分散开来。
这次短暂而幸运的见到彭咏康女士，我有一些个人的感受：
1．彭咏康女士思维敏捷，语言逻辑正常，行为温和友善。并且听其所讲，其在医院里还能够组织带领大家搞唱歌比赛。
2彭在个人日常生活上梳妆打扮上，也明显比其他病人看起来更为正常。其他病人在所穿着衣物上有扭曲以及不甚干净的现象，而彭则明显的梳洗的干净整洁，仪容端庄。
3．从已经治疗出院康复的彭咏康的病友处得知，彭是她们那个病区唯一不用服精神病药物的人。
我个人总体的感觉是，彭咏康女士与正常人无异。
2012.07.11
2012年7月正在精神病院内的彭咏康
二、专题 谁来拯救彭咏康—彭咏康是精神病还是正常人
以下两段视频均来自精神病院，第一段是拍自2011年1月中旬，当时彭咏康被关在武汉市洪山区青菱乡卫生院张家湾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精神科。志愿者们这次见到了彭咏康，双方进行了较长时间的交谈，彭咏康较完整地讲述了她在精神病院内的状况。
第二段拍自2012年7月10日，当时彭咏康已被转移关押在武汉市江夏区楚康精神病院（又名武汉市惠爱心理医院）内。由于院方严防彭咏康与外界接触，这次志愿者们是“混”进去的，并见到了彭咏康。但会见只进行了两分钟便被发觉，志愿者还被请进了院长办公室审问。虽然只有两分钟，彭咏康仍回答了志愿者的几个问题。
大家听听彭咏康的声音吧，看看她像不像个神经病？
以下是2011年1月中旬彭咏康在精神病院的视频
以下是2012年7月10日彭咏康在精神病院的视频
二、专题 谁来拯救彭咏康—法院·法制捍卫者的耻辱
彭咏康与武汉市洪山区法院结冤于她与兄长那场财产官司。为父母遗留下来的房子继承问题，彭咏康与哥哥发生纠纷，哥哥将她赶出了门，还常打她，彭咏康只好到将他告到了武汉市洪山区法院，当时主审法官是李杰。
彭咏康的兄长仗着洪山法院院长扬义生是他同学，曾说：“法院就是我开的，我让法官怎么判就怎么判！”彭咏康的哥哥当时向法院提供了一份他们母亲的遗嘱，彭咏康指这是她哥摹仿母亲笔迹写的，但李杰法官仍采信了这份遗嘱，最终导致彭咏康没得到房子在外租住了五年。
自此，彭咏康开始大量揭发洪山法院和李杰的“弄虚作假”行为，并常到洪山区法院上访讨说法。彭咏康自此也成了洪山区法院的包保稳控对象。2006年3月23日下午，彭咏康又到了洪山法院，一群保安上来将她拖到了保安宿舍殴打。为了不留下伤痕，保安们用被窝包住彭咏康打。这次打的结果是彭咏康被拘留了十五天，原因是她在被打时踢了保安队长高队长的生殖器。
2006年7月11号，洪山区信访局刘晋中局长让彭咏康去座谈。7月12号，彭咏康去了，等了半天刘晋中和洪山区法院的人出来与她谈了下。到了中午吃饭时，彭咏康突然被这些人员推上了一辆小包车送到了武汉市公安局安康医院。这是彭咏康第一次被精神病的经历，这次她在武汉市公安局安康医院内被“治疗”了近五百天后才获释回家。
回家后，彭咏康继续四处上访讨说法。2008年3月全国两会前夕彭咏康又到了北京。3月3日，彭咏康被被洪山区法院程副院长和几个不明身份的人找到并控制。3月5日，彭咏康被送回武汉时曾设法电话告诉民生观察工作室刘飞跃，说她被关进了洪山区花山镇卫生院精神病专科。过了几天天，当彭咏康的武汉朋友赶到花山镇卫生院时，彭咏康却被转移“失踪”了。
2009年5月，武汉精神病院受难者邹桂兰和武汉访民周新宝等人，利用武汉市洪山区区长接待日之际，提出彭咏康的问题。当天洪山区一位副区长接待邹、周等人时，把洪山区法院的一位副院长叫了过来，该副院长表示邹、周不是彭的亲属不予答复。2009年1月24日，邹桂兰、高新等武汉访民看到春节来临了，就找到洪山区法院信访办，提出要见见彭咏康。该办陈主任很热情地接待了几位访民，经请示后他答复到：“彭咏康正在治疗期，不能见，关押地点不能告诉你们。彭咏康关进精神病院是经过洪山区法院集体研究决定的，我才请示了韩院长，韩院长说，不能见，不能告诉你们彭咏康关在什么地点。”
2009年11月，彭咏康设法发出信息，外界才知道她被转到了洪山区青菱乡卫生院张家湾社区卫生服务中心。2011年1月中旬，武汉多位志愿者在该院终于见到了彭咏康，在医院的监视下彭咏康介绍了她基本情况。2011年11月6日，武汉多位志愿者来到武汉市江夏区的楚康精神病院要求探望被转移到这里的彭咏康。医院一位叫王明辉的行政人员对此予以了断然拒绝，连称会见彭咏康得法院批准，他所称的法院正是武汉市洪山区法院。
王明辉当时说，彭咏康是法院送来的，法院就是她的监护人，一切事务由法院负责。彭咏康的医药费、生活费，包括零花钱都是由法院出的。现在无论谁要见彭咏康都得由法院批准，没有法院的签字是不可能见到彭咏康的。王明辉还说，前不久彭咏康的女儿来见她，都是由洪山区法院的人员陪同的。 在此情况下，志愿者们只得把买来的水果、饼干等交给了王明辉，王写下了收条。临走时，有志愿者提出哪怕是隔着铁门见一下彭咏康也行，王明辉说：“彭咏康在四楼，你们莫让我为难”，最终志愿者们没有见到彭咏康只得遗憾离去。
法院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专属机关和最后一道防线，是法律和人权的捍卫者。法官是接受了专业的法制教育，最熟悉、最懂法律，也最应该维护法律尊严的人群。想请问下，武汉市洪山区法院将没有精神病的公民多次、长期关押于精神病院，法律依据何在？法制精神何在？随意、长期剥夺公民人身自由是在维护法律尊严还是在践踏法制？如此法院和法官是在维护社会公平正义还是在制造社会矛盾破坏社会稳定？法院到底应该是法制的捍卫者还应是被精神病的主谋？
彭咏康和其它精神病院受难者最大的不同，也许就在于她曾向外寄出的文章标题所说——灾难来自洪山法院。
志愿者高峡
2012-7-19
以上是彭咏康从精神病院内寄出的信
武汉志愿者声援彭咏康
以上是彭咏康曾被关的医院
三、本月“被精神病”动态与典型案例
“被精神病”当事人诉医院，医院愿奉陪。本月国内媒体报道的“自由恋爱被父母送精神病院”一案有了新进展。7月11日下午，当事人陈丹与代理律师陈继华到昌平区人民法院递交起诉状，法院已收取材料并作起诉登记。在起诉书中，陈丹认为自己是有行为能力的人，父母无权代理；北京回龙观医院偏信其父母，强行留置关押她近72小时，是一起非自愿的医疗事件。院方7月12日表示，已获悉陈丹起诉一事，但坚持认为，陈丹有相关“精神病”经历，入院时获父母同意并签字，整个诊疗过程无违规情况，愿意走法律途径最终解决此事。（来源:北京晨报）
没带好孙子儿强送母去精神病院案宣判。去年5月31日，重庆居民张素芳在渝北区的家中被儿子陈亮邀来两人翻墙入室，殴打捆绑后，强行送到精神病院。张素芳清楚地记得，那一天，儿子叫了两名陌生男子到家中。一进门，3人就将张素芳按倒在地，进行殴打。之后，又用丝袜将她的双手绑住，并往她的嘴巴里塞了毛巾，防止她呼喊。张素芳被儿子用车送到了歌乐山精神病院做检查。后经医院检查，张素芳并没有精神病。事发后第二天，经医院诊断，张素芳的伤情为“L1椎爆裂性骨折、头皮充血骨质疏松、气滞血瘀”，住院33天。
2012年7月9日，重庆一中院对这起因儿子强送母亲去精神病院引发的健康权纠纷作出二审判决，儿子被判赔9万元。（来源：辽沈晚报）
河南商人被前妻送进精神病院。从没有过精神病史，却被当做精神病人当街强行带走送进了精神病房，此等境遇竟然是前妻一手“安排”的，这让50多岁的王华（化名）深受伤害。王华说，2008年，他与妻子协议离婚，孩子由他带。前妻每次看望并带走孩子后，孩子回来后就生病，王华因此不愿意前妻再看孩子。
7月20日，王华正在店里做生意，就听见一旁有人喊：“就是他，就是他！”接着他就被四五个人包抄强行按倒在地，捆绑后拖下楼去，塞进一辆车中。虽然当时他极力申辩，但还是被装到救护车上，送至郑州市精神病防治医院。王华回忆，入院后，他天天都向大夫解释、申辩自己没病，但医生均置若罔闻。在那里，他与精神病人为伍，被迫接受所谓精神治疗，并被限制人身自由。其间，王华的弟弟到医院接他出院，被医院拒绝了。理由是：谁送进来的谁接走。终于，在记者要采访、报警，当事双方协调之后，王华“患病”4天后才得以出院。到底是谁把王华送进了精神病院呢？“是我前妻。”王华说。（来源：搜狐首页）
全国人大常委会调研精神卫生立法。全国人大常委会调研组近日在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就精神卫生法立法工作进行调研,调研的内容主要包括内蒙古自治区精神卫生工作基本情况以及精神卫生法草案涉及到的精神障碍鉴定、与其他法律的衔接、患者权益保障、社区管理和服务、监护人的产生和责任等。(来源:法制日报)
编辑、整理：柳梅
[四、调查与访谈：维权不止苦难不止—访谈被精神病者刘炳同
刘炳同是河南省人，因“超生” 刘炳同受过处罚，因上访刘炳同被关过黑监狱、劳教所、精神病院。从刘炳同的身上我们看到，维权者们往往受到不止一种人权侵害和打压，也不仅仅一时受到打压。可以说维权不止，苦难不止。
今年五月，已残疾的刘炳同在北京上访被抓回郑州后，又被关进了郑州市一“黑监狱”内。刘炳同的遭遇引起了国际人士的关注，2012年7月，美国史密斯议员致信郑州市长要求释放刘炳同。7月16日，刘飞跃电话采访了已残疾的刘炳同，当时他正在郑州一“黑监狱”内。
刘飞跃：你好，刘炳同。你这次是什么时候关进来的？
刘炳同：2012年5月15日，我正在北京上访，结果被郑州来的人抓住绑架回了郑州。押回郑州后，我先被拘留了十天，十天期满后又被带到郑州一马路派出所内关了三天，5月29日凌晨，我就被送到郑州南关办事处民乐里社区益民旅社１０６房间关押至今。
刘飞跃：你在里面的情况怎么样？有受到虐待吗？
刘炳同：我现在被南关办事处派的人分三班，每班二人轮流看守。这次关押连在一马路派出所内那次我共被打了七次。在益民旅社被打，每次都是因为我不“老实”，不配合他们。最近的一次就发生在7月12日晚上，当时我想出去透透风，还要买尿袋，结果就遭到先后来的六名看守殴打，他们还说要打死我。在派出所内被打，是因为他们说我不配合按手印。
刘飞跃：接下来请你介绍下你个人和家庭的情况吧。
刘炳同：我老家是河南省信阳市淮滨县防胡镇高林村人，1966年3月15日出生。后来我一家到郑州做生意，赚了点钱，户口就迁到了郑州市管城区布厂街113号。我在郑州一直守法经营，靠劳动养家糊口。我全家六口人，我、妻子李炳珍和四个小孩。我大女儿刘桃桃从1999年2月26日就失踪了，至今下落不明。
刘飞跃：你家的厄运好像也就起于1999年？
刘炳同：是的，1999年2月19日我正在郑州苑陵商场旁卖皮带，另外一个推主吴仁美伙同二个儿子强抢我的货，还将李炳珍毒打了一顿。2月26日，我大女儿刘桃桃又突然失踪了，至今没找回来。事发后，郑州市公安局二七分局无故将犯罪嫌疑人放走，没给我们一个说法。知情人说吴仁美给了二七分局十二万。我多次就此提出上诉未果，无奈之下只好上访。
刘飞跃：上访是条不归路，听说在这期间你多次被打、被关押。
刘炳同：是的，2001年5月26日我被二七公安分局邹保合科长打了一顿；6月16日我和弟弟刘亮被二七分局一马路派出所长等人打伤；10月18日我被送遣送站；2002年我们夫妻二人又被打昏在派出所门口；3月8日我妻子和二个孩子被人拉到黄河边威胁要喂鱼；11月9日我在北京上访被拉回来后又在拘留所关了九天；2003年10月10日我到市政府上访，结果又被拘留关押十六天。
因为上访我还两次被劳教，一次是2004年7月8日，我被指向市场执法人员杨某脸上吐了三下而被劳教一年半，当时我被关在郑州市齐礼阎劳教所。另一次是2007年6月14日，我因在河南省委前上访被劳教两年。
刘飞跃：你好像就是在劳教期间被送进了精神病院？
刘炳同：是的，2004年6月19日，我在郑州市操场街市场的摊位被人抢，抢摊位者是二七执法局副队长的“老表”。市场执法局人员因此不公正执法，还指我向市场执法人员杨某脸上吐了三下。我先是被抓到一马路派出所，派出所说我四处告状，当时对我拳打脚踢一顿暴打，所长王新敏、民警赵小亮、胖敦都对我狠打，当时我被打得视力严重下降什么都看不清了。
7月8日我被送进齐礼阎劳教所，因我干活慢，劳教所让吸毒人员打我，还把我吊在铁门上打。就这样我到劳教所不久便“急起不语”“ 表现孤独”，大家怀疑我患了精神障碍。10月27日，我被河南省精神病院鉴定为急性应急性精神病。
我被生病后就不能再劳教了，二七公安分局为此专门开会研究，2004年12月15日，我被送进了郑州市精神病院，监护人是二七公安分局，具体签字人员是公安局办我案的人员，医药费也是由二七公安分局出的。当时我妻子虽然也被关了，但我父母、兄弟都在，凭什么他们做监护人。
到精神病院几个月后，我的病就好了，但医院不放我出来，说是二七公安分局不让。我妻子到医院接我出来也不被允许，他们就是怕我出去上访。在医院内，我曾被强制打针吃药，医生护士还曾威胁要电我。就这样我一直被关在精神病院内，直到2006年8月23日才出院。至此，我在精神病院内关了近两年的时间，现在也没个说法。
刘飞跃：听说你也是名计划生育的受害者。
刘炳同：是的，在淮滨时政府指我超生，有四个小孩，不仅罚了我七、八千元的款，连我家门窗都拆了抬走，不让我们住。那时计划生育真厉害呀，我的小儿子就是躲在庄稼地里出生的。
刘飞跃：这么多年的遭遇对家庭一定影响很大吧。
刘炳同：对，我的大妞刘桃桃至今下落不明，公安局至今不给立案。我的另三个小孩学习成绩都不错，有的还是学校评的三好学生，但现在都失学了。一系列的关押、殴打把我弄残了，我现在不得不靠轮椅代步。我可以说是家破人亡。
刘飞跃：多保重。
刘炳同：谢谢。
2012-7-18
四、调查与访谈：年轻人心理健康堪忧——雄汉忠
熊汉忠，北京青年压力管理服务中心主任
北京青年压力管理服务中心主任熊汉忠：要想很好地应对焦虑和压力，我建议年轻人为自己建立一个比较稳固的朋友圈。只有获得了自己有归属感的圈子中的人的支持和安慰，才不至于被各种压力和焦虑击垮。而且年轻人还应该多运动。身心是一体的，身体健康有利于心理健康，运动不仅能促进新陈代谢，还能让情绪得到适当宣泄，缓解压力和焦虑。
近年来，年轻人的精神心理健康问题备受社会关注。《2010-2011年度大学生心理健康调查报告》显示，九成多大学生有过心理方面的困扰，85%的大学生表示自己从未进过心理咨询室。
“当下年轻人的心理健康状况确实堪忧。”日前，北京青年压力管理服务中心主任熊汉忠，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指出，大家对精神心理健康的重视程度远远不够，心理问题在青年人中有加重和扩大的趋势。
心理问题在青年人中有加重和扩大的趋势
中国青年报：近期有调查指出，近八成年轻人有不同程度的抑郁倾向。您怎么看？
熊汉忠：我们应该理性看待这个数据。我们要区分“抑郁症”和“抑郁倾向”，它们完全不一样。抑郁症有严格的指标，其中一个最明显的指标是，情绪低落延续至少两个星期。而且，是否有抑郁症要经过量表的检测和专家判断后才能证实。我们平时遇到不开心的事，情绪低落很正常，这和专业上所指的抑郁症完全不是一回事。不过，这个数据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现在年轻人在心理健康方面存在一些问题，而且有这方面问题的年轻人的数量一直在增长。
中国青年报：您感觉当下年轻人的心理健康总体状况如何？
熊汉忠：非常堪忧！不管是心理疾病还是心理障碍或是抑郁倾向，在年轻人中都有扩大和加重的趋势。特别是抑郁症，从临床上来看，现在得抑郁症的人年龄越来越小。
中国青年报：您觉得影响年轻人心理健康的因素主要有哪些？
熊汉忠：首先，自身因素肯定是根源，如果自身足够健康，抵抗压力和外界环境影响的能力足够强，问题自然就少了。其次，从社会大环境来看，过于功利化的社会风气是诱发年轻人心理健康问题的重要原因。最近一二十年，全社会的导向就是把经济搞上去，这一导向的核心就是钱。这样一来虽然社会发展了，国家硬件也强大了，但也带来了很大的副作用——大家一窝蜂地认为钱是最重要的，进而忽略了对自己精神方面的关照。
在家庭教育方面，由于受到整个社会功利化风气影响，家长对孩子的教育也越来越功利化——重视孩子的成绩远胜于孩子的快乐！许多家长为了攀比，强加给孩子许多不必要的压力，当他们承受不住时，心理健康问题自然就出现了。
中国青年报：如今，“焦虑”在年轻人中越来越流行，买房、买车、职场、婚姻甚至养老等，都成为年轻人焦虑的对象。您怎么看待这种焦虑泛滥的情况？
熊汉忠：许多年轻人之所以焦虑，是因为在人生观、价值观、婚姻观、消费观方面存在误区。比如买房，难道别人买了房子我就要买吗？有能力就买，没有就缓一缓，没必要一步到位。每个人的情况不同，不能盲目地放在一起比较。在婚姻方面，现在许多年轻人的婚姻观很功利，太看重房子和车子，缺乏感情上的联系，因此，一旦遇到大的冲突，两个人的关系就容易出现裂痕。
不管是身体的还是心理方面的疾病，80%都跟压力有关
中国青年报：从事青年压力方面的研究那么多年，您觉得压力对于年轻人心理健康的影响有多大？
熊汉忠：相关数据表明，不管是身体的还是心理方面的疾病，80%都跟压力有关。有的人甚至认为，一个人身上几乎所有问题都和压力有直接或间接关系。现在年轻人身上承担的压力很多，不同群体的年轻人所受到的压力也不一样。在职场上，现在人与人的关系越来越表面化、功利化，缺乏足够的情感连接，缺乏人际关系支撑的环境会让人备感压力。而对于学生来说，他们的压力主要来自就业和学业。关于上面这些压力，只要年轻人处理得稍有不慎，就可能导致心理问题。
中国青年报：年轻人应该如何应对压力、焦虑等问题？
熊汉忠：我们一直提倡“三步原则”：首先要深入认识自我，多听自己的声音，了解自己能做什么；其次，应了解自己想做什么，确定自己的目标并使之清晰化；最后，还应了解社会需要什么，让自己的能力、目标和社会的需求吻合。对于年轻人来说，不管遇到什么样的困难和压力，只要能耐心、冷静地按照这个原则思考，很多问题会迎刃而解。
要想很好地应对焦虑和压力，我建议年轻人为自己建立一个比较稳固的朋友圈。对于个体来讲，想要减轻压力与焦虑，社会支持不可或缺，只有获得了有归属感的圈子中的人的支持和安慰，才不至于被各种压力和焦虑击垮。
而且，年轻人还应该多运动。身心是一体的，身体健康有利于心理健康，运动不仅能促进新陈代谢，还能让情绪得到适当宣泄，缓解压力和焦虑。
当然，我们不可能与压力、焦虑绝缘。所以，年轻人要不断加强自我修炼，正确认识挫折和消极情绪。如今很多年轻人生活在比较优越的环境中，抵御挫折的能力较差，于是很多人都认为挫折及其带来的消极情绪都很负面。其实，挫折和消极情绪是有积极意义的，它也是一种信号——让人反观和发现自己的问题，并作出调整。
对于消极情绪，我不提倡一直用宣泄的方式来解决。虽然宣泄比不宣泄好，但是千万不能把宣泄尤其是暴力宣泄演变成一种倾向、依赖和习惯。因为不论是语言暴力还是身体上的暴力甚至冷暴力，都不应被提倡，而且也一定存在比暴力更合适的化解压力与焦虑的方法。
现在社会对年轻人心理健康问题的重视程度远远不够
中国青年报：我们国家的心理健康教育提了很多年，但成效好像一直不太显著。
熊汉忠：的确如此。成效不显著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我们这些年的心理健康教育太过重视形式上、物质上的东西，忽视了软件建设。以学校心理健康为例，我们经常强调的是学校有没有这门课，有没有相关老师，有没有拿出一间屋子来做心理咨询室，有没有购买相关的仪器。正是因为我们的注意力都放在这些上面，以至于对配备的心理咨询老师是否专业、心理健康课程是否合理，心理健康咨询室的设备有没有真正用于解决学生实际问题等方面，都显得不太关注。
国外有很多心理健康教育方面的经验值得我们借鉴。在美国，心理教育是全面化的，不仅只有心理健康专业的老师才能做这件事，所有老师都要学心理学，他们每两年还得参加一次心理健康教育与辅导方面的考试。如果每个老师都懂心理，即使他教的不是心理学，也可以把心理学方面的知识用到教育教学的过程里去。
另外，一些国家心理服务社区化的做法也值得推广。在这些国家，社区里几乎都配有相当规范的专业心理咨询人员，有问题随时可以向他们寻求帮助，非常及时有效。不少国家在心理咨询方面有公共保险，只要公众缴了保险，政府每年都会向公众提供固定次数的免费心理咨询服务。
中国青年报：您觉得我们国家对年轻人的心理健康问题足够重视吗？
熊汉忠：远远不够。我给你举一个典型的例子，在美国，一个男孩和一个女孩谈恋爱，男孩因为去看心理医生而约会迟到，女孩会觉得这很正常，甚至还会拉近两个人的心理距离。而在中国，如果发生类似情况，女孩肯定会因男孩去看心理医生而提出分手。因为中国人在观念上对看心理医生这件事本来就存有偏见。
其次，对于年轻人的心理健康问题，我们的社会支持也远远不够。许多学校建立了心理咨询室，购买了心理咨询方面的设备，但基本像是“花瓶”一样，只管摆在那里，起的作用很小。而且除了学校之外，我们缺少能为青少年提供规范、系统的免费心理咨询服务的公益组织。
心理健康问题关乎青少年成长和国家未来发展。我建议，除了青少年要不断修炼外，国家和社会在这方面也该有所作为。国家应该真正重视起心理健康问题，不仅要支持心理专业人才的培养，还要支持能提供心理健康服务的公益组织的发展。最重要的是，国家应有计划，逐步将心理咨询作为一项基本的公共服务。另外，媒体在进行新闻报道时也应注意，不要渲染恶性的个案。比如，前不久某中学有一名女生跳楼，这本是个案，但媒体报道时贴上“女学生”、“失恋”、“裸体”等标签大肆渲染，像这样的报道就很不负责任，会给许多年轻人的心理造成负面影响。
五、精神病人权益：北京一精神病患者打死拾荒
患有精神分裂症的被告人王启斌在垃圾场无缘无故对前来拾荒的老者吕某进行殴打，导致吕某颅脑损伤死亡。7月17日上午，北京市一中院公开宣判了王启斌（左二）故意杀人一案，法院一审判处王启斌无期徒刑。
王启斌今年31岁，汉族，陕西丹凤县人，初中文化，农民。经法院审理查明，王启斌于2011年9月28日下午5点左右，在房山区张坊镇张坊村村西南垃圾场，因琐事与吕某发生争执，王启斌持石块等击打吕某头、颈部等处，致使吕某死亡。王启斌作案后于当日被公安机关抓获。经鉴定，王启斌实施违法行为时系限制刑事责任能力。
据王启斌家人介绍，王启斌外出打工五六年回来后精神就不对了，“常无缘无故骂人，犯病时还打人，拿着刀在村里跑。”后家里人送其到医院治疗过，出院后王启斌曾去西安打了半年工，回家后不久病情又复发了。在家休养了一段时间后，王启斌便又离家外出，之后没再同家人联系过。
房山区的张坊村西河滩有一个养殖场，养殖场后边有一个大垃圾场，王启斌就住在垃圾场边上，平时靠拣食垃圾过活，而吕某则在垃圾场边建筑基地看摊，时常来到垃圾场给狗捡些吃的。
据王启斌的供述证明，2011年9月28日，他看见吕某在垃圾堆旁用铁锹往手推车上装垃圾，因“觉得他把我吃的东西弄乱了，我没办法找吃的”，抄起一根空心铁管就冲吕某过去，并对其喊道：“我要找吃的，再弄我就打你。”未等对方辩解，王启斌和对方厮打起来。“我把他摔倒，骑在他的腰上，又从地上捡起石头，打他的额头。”见吕某躺在地上不动了，王启斌随即就去河边打了一桶水，喝完水、洗完手，然后若无其事地到垃圾堆找吃的，没过一会儿接到群众报警的民警赶来，将王启斌抓获。
市一中院审理后认为，王启斌因琐事故意非法剥夺被害人生命，致人死亡，其行为已构成故意杀人罪，应当依法惩处。鉴于王启斌犯罪时系限制刑事责任能力，能够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故对王启斌依法予以从轻处罚，判处其无期徒刑。六、评论与思考：黄雪涛：诊断“被精神病”问题没那么简单
缺乏法治制衡的中国精神科已病入膏肓：医生群体中流行着患者无权自决、亲属善意推定、被送治人有病推定的思维，“医学保护性住院”已造成许多人自由与尊严的严重伤害。
近日，女子自由恋爱被送精神病院一事引起大众的热烈讨论，北京回龙观医院院长向公众说，“‘被精神病’绝没有公众想象的那么容易。‘被精神病’实际上出现的情况少之又少，‘被精神病’不太容易。”
大众话语里的“被精神病”，指的是什么？大众关心的是什么？总结过去几年的“被精神病”现象，“被精神病”的定义应该是：具有社会功能的人落入精神病非自愿治疗系统。包括非自愿诊断、非自愿住院及非自愿治疗。例如深圳邹宜均、广州何锦荣、南通朱金红、福建陈国明，这些人在入院之前，都具有良好的社会功能和自主生活能力。
“被精神病”问题是大众话语体系与专业精神科话语权垄断的对抗，它来自世俗社会，是大众的话语，普通人标准，不是医学专业标准，医生对这个词，不拥有解释权。
回龙观医院院长认为被精神病不那么容易，可能是在专业精神科医师的眼中，有病没病，是可以绝对划清界限的，只要经过医生诊断便可断定。那些自称“被精神病”的人，只是不承认自己有病罢了。他们被医生诊断有病，却又不承认，丧失了“自知力”，所以无权拒绝住院。因此，大众恐惧的“被精神病”，在医生眼里是合理的现象。
纵观几年来公众关注的“被精神病”案例，当事人虽获公众支持，但实际上都无法摘除“精神病”帽子，精神病院零门槛，人人都有可能被送进去，出来的都是精神病人。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精神卫生中心2009年初公布的数据显示，我国各类精神疾病患者人数在1亿人以上。如今，医生手上还有1亿多顶帽子尚未派出，“被精神病”后来者估计还陆续有之。
地球已经无法阻止人类给世界贴标签的欲望，精神心理分析学，有能力把我们所有人都贴上合适的标签，强迫症、抑郁症、拖延症、焦虑症、躁狂症，偏执、妄想、兴奋状态……总有一个标签适合你。因此，在医生话语权占优势的国度里，想通过划清有病没病边界来建造安全鸿沟的企图，注定会失败，我们只能把自己当作精神病人保护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