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面对面
二、受害者访谈
甘肃王艳梅：三次被精神病都换不来一个处理结果
三、本月被精神病动态
四、精神病人权益
五、评论呼吁
精神病人肇事的“双刃剑”都刺向了谁？
六、民间行动与倡议
社区民警陪精神病人过春节
七、域外传真
台湾地区留美学生掐死母亲 双方被指均有精神病史
2015年二月号
主办：民生观察工作室
编辑：刘飞跃 晋贤
本期封面：徐英
分类： 第三十二期
《中国精神健康与人权》月刊 (总第三十二期）
冤屈难伸——上海洪玲玲天安门呼“打到共产党”
你好，我找洪玲玲，门口的保安听到这个名字后大叫，哦知道、知道，好像搞得很厉害，还说要打到共产党呢。说着保安把她指向了关押精神病的1、2号病区。2015年3月3日，洪玲玲的女儿张雯专程从上海赶来北京昌平区中西医结合病医院（又名华一精神病院）来接她的母亲。
此时，距她母亲被关在该院已经25天了，谈起这次被关的原因，张雯说“从2012年到现在50多次在北京天安门喊打倒共产党，所以估计北京警方也挺恨她的！来到医院1号和2号病区后，我才知道这两个病区都是公安局送来的人”。
洪玲玲，女，上海人，今年60岁，上海前进服装厂职工，原住在上海的云南中路296号，2015年2月5日来京反映房屋被拆事由，遭到主管单位推诿。气愤之下于6日早晨，在天安门广场看升国旗仪式，并大声呼喊“打倒共产党”，被现场两个警察控制，随后即被送入北京昌平区华一精神病院关押，至3月3日出来，共计关押25天。
3月4日，本刊获知她已出来，并要回上海养病，随即联系了她的女儿，在北京南站面对面对他们母女做了这次访谈。初次见洪玲玲给人的感觉，彬彬有礼，和蔼可亲。交谈之下才发觉，她说话迟钝，言语缓慢。张雯介绍说这是关押精神病院迫害造成的，我们也交流了这次被关押的情况——
本刊：您在里面这25天怎么过的？
张雯“我妈说最吓人的是，衣服裤子全部扒光，扒光后开始摄像，这一个月在里面很苦的”。
洪玲玲：“他们这是在侮辱我的人格，我自己会脱衣服。脱外套，里面的衣服我不脱，他们很多人就把我的内衣内裤全部扒掉，跟前的男警察、男医生、男护士、都看着给我摄像，我说你们这样的行为是侮辱我人格，他们还说我是重症精神病分裂患者。”
本刊：里面的生活怎么样？
洪玲玲：“在里面要过一个正常人的生活，我跟他们说要刷牙，我有自己的牙刷，他们拿公用的牙刷给我，我说这是要细菌感染的，我也没办法，跟他们吵，他们就要打我，所以我就2月8号刷了一次牙，闺女接我出来后才刷的这次。在里面都没洗过澡”。
“他们还打人，我肚子饿了要吃饭，还要让我先罚站一个小时才能吃，而且，他们把比我小的都分到老年组，把饭放在他们面前，我也应该有这个待遇，我就抗议，他们就打我耳光，吃饭顿顿是大白菜馒头，连米饭粮食也没有”。
本刊：那您有被他们吃药打针的情况吗？张雯：“别的病人，刚进来就9颗10颗的，就不给我妈吃药，因为他们知道她以前的病症，平时睡眠不好，这些年都靠药物来协助睡眠，我妈年轻时就这样，以前就是不能睡觉，检查的结果是睡眠神经坏掉了，如果两天不吃药，就会病情复发，难以控制。他们知道她的病情，就专门不给她吃药，如果给她吃药的话身体就会好了，但是如果不给她吃药就是专门折磨她，里面这么长时间她就没好好睡过一晚觉”。
洪玲玲：“刚开始他们不给我吃药，后来给我早上2颗、中午2颗、晚上1颗三顿都吃了，别的病人一天要吃十几颗。就是让人麻木、安定的药，类似于安眠药吧。这不是治疗我病的药，我不吃，绝食四天抗议，那个男护士说你绝食是想给我颜色看是吗？说着一拳打倒我脸上，就让我吃药”。
本刊：真够狠的，您现在思维还没有完全反映过来吧？
张雯：“昨天刚出来的时候太吓人了，神情恍惚，脑袋反映异常迟钝，我在看公交站牌，一下没看住她，她就采空从楼梯上摔了下来，我带着她常吃的药，昨天晚上给她马上吃药，睡了10多个小时，今天早上起来，我问她脑子清楚吗，她说好多了，思维意识恢复了一点点”。
本刊：我们采访过不少被精神病的人，都是关押在这个地方
张雯：“我昨天去接她，他们两个护士正好看到我，说哎你怎么在这里，我就跟她们说，我妈妈进来的时候不是这样的，她们反驳道，她进来的时候就是这样的，这个医院可吓人了，我妈妈在上海喊“打到陈良宇”，被上海政府关了7年精神病院，可从某种程度上说，7年里面也没有这个地方关押一个月迫害的厉害。这个地方就像法西斯一样，跟集中营似的”。
洪玲玲：“我不知道自己在几区，但是我在的这个大厅就有100多人被关着，当我要出来时，医生还威胁我，你敢来北京一次就关你一次，可以关你20年！而且我被定性为重度精神病患者，一旦上访女儿作为监护人要负法律责任。我们没看到鉴定报告，连出院小结病例也没有！”。
医院为什么说洪玲玲有精神病呢？原来，洪玲玲从年轻时起就有抑郁症，从那时起睡觉就要用药物辅助才能入睡，她家原住上海云南中路296号，此地毗邻“中华一条街”——南京路，是上海最繁华的中心地段，2002年5月，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政府借“旧区改造”之名，将洪玲玲家庭居住的地块无偿划拨给房地产开发商，并以行政手段逼迫该区域原住民接受开发商单方面制定的霸王条款。
由于他和丈夫坚持“原地回搬”，拒绝签订不平等的安置和补偿协议，2002年8月13日黄浦区房屋土地管理局官员违法行政，向他们下达了《房屋拆迁裁决书》。9月6日上午，在家中无人之际，黄浦区人民政府、公安局等单位对他们的房子实施强制拆迁，用斧头将她家房门劈开，将财产洗劫一空。
2005年9月，洪玲玲上访了三年的情况下都没处理结果，就在陈良宇主政上海市期间，高喊“打倒陈良宇”，招致上海市人民政府仇视，为了解决这个上访包袱，政府以洪玲玲以前曾得过“精神分裂忧郁症“之名，将她送进黄浦区精神卫生中心，美其名曰治疗，实则变相实施长期关押。在新的精神卫生法出台前，洪玲玲才终于被释放出来。但这时，已经被关押了长达七年多之久！
当年上海关押的时候，上海黄浦区精神卫生中心为了撇清责任，在医院住院病历上写道“意识是清楚的，衣服整齐，还有其它方面也正常，具有民事行为能力，是因为公安局送进来的，不能定精神分裂症”。
面对这次北京之行，张雯愤怒的说，当时上海公安局还给了个告知书，现在这次什么都没有，我在上海去看妈妈，上海的医护人员还说我们会照顾你妈妈的，她蛮可怜的。北京这个就不同了，太吓人了，我看完母亲去办手续，他们还告诉我妈妈说“哎呀，这是你女儿啊，我们以为也是个神经病呢”！
为了自己的私产房屋被拆开始申诉，也许洪玲玲自己也没有想到，一冤未平又添一冤，随着时间的流转，冤屈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别说房屋被拆至今已13年之久，没人给她出示过一张财产清单，就是被精神病的迫害也是看不见一点能洗刷冤屈的曙光。起诉公安机关，上海法院始终不立案。
如今习近平高唱“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可就在首都的医院却沦为政府迫害访民的工具，以令人发指的手段践踏人权。面对一个不尊法纪、胡乱作为、欺压百姓、侵占民产的政府，我们是要坐以待毙吗？还是选择像洪玲玲那样越挫越勇，迎接普世价值的民主、人权、自由！
黑龙江省政协委员徐英为子伸冤被关精神病院
初见徐英就感觉她有点与众不同，在她的脸上没有像其他被关过精神病院的人那种憔悴和颓废，已78岁的高龄依然神采烁烁。
经了解得知，徐英家住黑龙江省大兴安岭地区加格达奇区红旗街青松苑建工3栋2单元302室。80年代初期，就曾经是一名理发师，知名的个体户，多次被评为女能手，十大女杰，三八红旗手等荣誉称号，当地大兴安岭日报也以《个体户的风姿》为题对她的事迹进行了报道。 1995年徐英被任命为加格达奇区政治协商会议第四届委员会委员，多年连任个体协会会长，分会长，2003年再次被评为优秀共产党员。2004年，这个满身光环的杰出女性却因为上访被拘留、劳教、关黑监狱，2007年曾被关进了精神病院近1年时间。
说起徐英的遭遇，还得从她的儿子杨学平说起，1986年8月14日晚10点，徐英的大儿子杨学平从女友家回来，途经大兴安岭地区百货公司劳保仓库时遇见了几个警察，其中一个警察问杨学平，这失窃了，是你偷的吗？为此杨学平和警方发生争执，被强制带到派出所了解情况。让杨学平想不到的是他这一去就再没回来，警方对他多次殴打，还被用电刑逼供，1986年12月18日加格达奇区人民法院以盗窃罪判处杨学平有期徒刑8年。
就在加区召开的严打斗争政策兑现大会上，加格达奇区人民法院对杨学平进行宣判时，杨学平大喊“冤枉”，为了维护“秩序”公安人员把他押下会场。杨学平的弟弟见状上前质问、阻拦，徐英夫妻对此也深表不满，结果一家三口分别被处以行政拘留10天，7天，5天的处罚，大兴安岭日报对此报道为《三名闹事者被拘留》。
然而，这仅仅是徐英一家不幸遭遇的开始，杨学平被宣判后不服判决提出上诉，徐英作为法定代理人为此多方奔走，1989年8月7日刚刚21岁的杨学平便冤死狱中，身上累累伤痕。
徐英为了给儿子讨还公道坚持申诉，在多年申诉未果的情况下，2004年抵达北京上访，2005年1月19日被遣返原籍后被加区公安局拘留10天，拘留期满后，2月6日大兴安岭地区劳动教养委员会以黑龙江省高级法院认定徐英是无理访，还纠集40多名上访人员到中南海上访，被带至府右街派出所后，这些人不听劝告齐唱上访歌，扰乱了府右街派出所的正常工作秩序，同时也扰乱了加区政府的正常工作秩序为由决定劳教徐英1年6个月，与2006年6月20日徐英期满解教。
2007年8月22日，在京上访的徐英从全国人大出来就被守候在那的以加格达奇区公安局刘守林为首的5名接访人员堵截，被带回当地看管非法限制其自由。9月15日加区公安局以徐英进京无理缠访，扰乱单位秩序为由决定拘留她10天，当日送加格达奇区拘留所执行。
9月17日加区公安局又以徐英的行为造成的后果严重为由撤销对徐英的拘留，决定执行劳动教养1年6个月，在执行劳教期间（仍在拘留所执行），10月28日，拘留所工作人员称来自北京的人要给徐英谈话，徐英发现这些人说话不着调就拒绝谈话，也就是这次谈话徐英被所谓的“北京来的人”鉴定为偏执性精神障碍，无行为能力。
2007年11月9日大兴安岭地区劳动教养委员会依据黑龙江省公安厅安康医院（北京来的人）做的司法医疗鉴定，撤销了对徐英1年6个月的劳教决定，2007年11月13日加区公安局刘红斌等6人把她强制送到了黑龙江省公安厅安康医院。这所医院始建于1982年4月，是对危害社会治安的精神病人依法进行强制医疗的专门机构。
在这所医院徐英被捆绑了3天，被强行打针、灌药，徐英自己吃药后还要在护士面前站20多分钟，经护士检查嘴里没药了才让走。直到 2008年9月4日在徐英家人不断的控告下，张鹏华、刘红斌才把她接出来，而这期间徐英一直和真正的精神病关在一起，没有丝毫的自由。
徐英说，2007年7月那会他们就诬陷我是法轮功，想以这个名义制裁我没成功，就把我关在黑监狱里，后来才把我送到拘留所，在拘留所他们多次找我谈话，承诺只要我不上访1年给我20000元，一直给到死，不同意就不让我出来。我不答应他们的条件，刘红斌就找到我儿子说我得了精神病，要我儿子拿一万元给我治病，遭到我全家人的拒绝。把我送到精神病院后也没通知我家人，我家人到拘留所探视时才知道我已经被送到精神病院了，为这事我家里人就一直告，要不然他们还不会放我出来。
在徐英家人的努力下，徐英总算离开了那个魔窟，然而让徐英不能释怀的是，里边还有被关押的访民，他们吃的是真正精神病人吃的药，不知道他们出来时会被摧残成什么样子。
让那些人万万没想到的是，徐英从精神病院出来后不但没有丝毫收敛反而上访行动加速，她先是和家人到辖区的红旗派出所要出了被送精神病院的依据后，就经常到京上访，反映儿子被枉判，在狱中被迫害致死，对她被关精神病的事也坚持要个说法，要求重新鉴定。不仅这些，因为徐英被长期限制自由导致她家养殖场无人照料而破产，经济损失达100多万元而要求国家赔偿。并对被违法拘留、劳教提出行政复议后遭错误维持的事坚持上访。
如今，徐英天天到中南海上访，她认为，现行法律保护不了她们一家老小是因为法制执行不到位的结果，她现在就是要找高层依法解决诉求，不能无视法律的存在而随意诬陷，拘留、劳教、关精神病院！
江苏施才飞举报镇书记侵吞集体财产被关精神病院
一次偶然的机会，施才飞看到了村委会的会议纪要，从此他开始举报村委会企业改制中存在的违法现象，因此招来了杀身之祸，引起了当地媒体《现代快报》等多家媒体的重视并予以报道。遗憾的是，真凶没有因此归案，施才飞所举报事实也没有因为媒体报道后引起一边倒的公众舆论对官方的指责和企业违法改制利益受侵害群众的不满，而给予应有的公正。相反，施才飞却被冠以偏执型精神病之名关进了精神病院，受尽了迫害、摧残。
施才飞，家住江苏省启东市汇龙镇城北村，处于城乡结合部，是个比较富裕的村落，仅村企业就有12个，施才飞利用这个有利条件买了一辆三轮车从事个体运输。2003年3月，施才飞帮村委会送货时路过村委会的会议室，无意中听到镇上和村里的领导在说企业改制的事，同时还研究怎么把村企业《长龙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长龙房地产公司）放在汇龙镇党委副书记冯裕兵的名下。这引起了施才飞的警觉，施才飞等到散会后，偷偷溜进了会议室，查看了会议纪要，他为此感到不安。很快会议纪要中的研究决定成了现实，村企业成了冯裕兵的私企。从此，施才飞开始实名向四级纪委举报冯裕兵利用职权侵吞村集体资产1.2亿元。让施才飞没想到，他的举报材料竟然落到了被举报人手里。
2004年2月23日，施才飞被约去拉货却遭8名蒙面歹徒持刀追杀，被连砍23刀。事后，施才飞才知道原来这是一场精心策划的谋杀，追杀他的歹徒早就挖好了一个大坑，准备刀伤他后把他活埋。幸好，歹徒沉不住气，提前动手，施才飞才没进入伏击点被活埋了。就在施才飞遇害的第二天，组织追杀他的人在冯裕兵处顺利办理了一套廉租房。
值得一提的是，施才飞大白天遭追杀的事情引起了当地媒体的关注，也牵出了城北村企业改制“疑云”，继引发媒体跟踪报道。
为了防止真相败落，冯裕兵把他新买的价值50多万元的奥迪轿车藏进了他家别墅的车库里。2004年3月10日，冯裕兵等人重新炮制了一份给汇龙镇党委、政府、城北村党委的，盖有汇龙镇审计评估小组企业管理服务站印章的《关于启东市汇龙镇长龙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资产评估报告》（以下简称报告）落款日期改到了2003年7月23日。
而原始的2003年7月23日的报告中企业负债是2300多万元，更改后成了8700多万元，仅这两个数字相减，冯裕兵就赚了6000多万元。不仅如此，冯裕兵借企业改制之名将村所有企业以零资产据为己有。
让施才飞不解的是，前任城北村党委书记在世时，村里已拥有数亿巨资（媒体曾作过多次报道），冯在2001年才接任城北村党委书记，怎么会在这么短的时间里生出这么多负债？
这里还需要指出一点，冯裕兵即是汇龙镇党委副书记，又是城北村党委书记、村委会主任、同时还担任了城北村12大企业中的长龙房地产公司、长龙实业有限公司、长龙副食品批发市场、长龙装潢装饰建材市场、长龙农贸市场5大公司的董事长、总经理。让人羡慕的不止是这些，冯裕兵还拥有两套豪华别墅，占地面积均为995平米。
但这些并没有引起相关部门的重视，砍伤他的凶手也没能得到相应的惩罚而被重罪轻判。施才飞为此不服，2009年9月21日，在最高人民检察院上访的施才飞被启东市信访局人员发现劝其返乡，9月22日施才飞随信访局工作人员回到了启东，但不是把他送到家，而是送到了启东市第三人民医院（精神病院）。
施才飞说，车一到启东就给我戴上头套了，到医院也没给我做检查，7、8个人绑住我就给我扎电针，一次扎4、5针好像触电的感觉，脑子还特别糊涂，嘴都歪了，来回抽。就这样了还3天挂一次水，一次两瓶，药片天天吃，一天3次，早上吃5粒、中午吃5粒，晚上要吃8—10粒。自己吃的时候护士2粒2粒给，吃完2粒还要检查嘴里，嘴里确实没有了才在给，直到吃够量。
在住院期间施才飞要求出院，身为南通市人大代表的主治医师王振新却提出“只要你保证出去不在上访举报冯裕兵了，我就可以让你出院”的要求。
施才飞在起诉启东市第三人民医院的诉状里这样描述他在精神病院的生活，期间原告惨遭被告不是强制灌药、吊水，就是捆绑，给原告双眼蒙上加用电针，从头顶直接插入钢针通电，每周两次，欲避无奈，欲逃不能。在被告的精神病院里，鬼哭狼嚎的叫声到处能听可闻。原告越是喊叫就越证明是精神病人而更被加重药物至原告不省人事。
后来，施才飞借用病人家属的手机给家里打了电话，家里才知道他在精神病院，代理他被砍伤案件的北京惠城律师事务所的麻广军律师闻讯赶到了启东。在律师的努力下，施才飞才在被强制治疗22天后走出了精神病院。
也就是在此期间，施才飞才知道了， 2008年8月初，为了奥运会的维稳，他在家里就被启东市北城区街道办事处10几个人抓到人武部弹药库关了两个多月，期间来了几个人说是南通市纪律检查委员会的来调查冯裕兵的问题，原来那几个人是南通市第四精神病院的大夫，后南通市精神病院出具了一份施才飞有精神病的鉴定结果。
施才飞离开精神病院后的当年10月份，就到启东市法院起诉启东市第三人民医院，启东市法院无任何理由拒绝受理。
好在，在施才飞不懈的的努力下，2014年的1月3日，启东市法院终于受理了施才飞的立案申请，并与2月12日开庭，在庭审过程中，法官提出，让施才飞应重新做一次精神鉴定，以保证如愿胜诉，案件可延期审理。施才飞随向南通市精神病院提出了鉴定申请，目前，还没有得到南通市精神病院的答复。
在本刊电话采访麻广军律师时，麻广军律师说，人权是受法律保护的，如果认为确实是有精神病就是限制行为能力人，应通知家属，住不住院要征求家属的同意。在家属不同意的情况下采取强制手段以治病为由，利用精神病院来限制人身自由，达到控制其上访的目的，这对人是一种摧残，是一种违法行为。
当初，麻广军律师为了营救施才飞到精神病院索要精神病鉴定书时，精神病院却以不是鉴定委托人不能给你鉴定结果为由拒绝了律师的要求。施才飞的妻子在施才飞住院期间也多次找到相关部门，但这些部门却认为施才飞有精神病，应该住院治疗。施才飞出院后在麻律师的指点下终于打听出了委托鉴定机构是启东市公安局。但至今没能拿到鉴定结果，仅取得了启东市第三人民医院一份诊断证明，诊断结果为精神分裂症（偏执型）。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有没有精神病应该由谁说了算？做精神病鉴定应该有谁来委托呢？
我国《民事诉讼法》第170条规定：“申请认定公民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由其近亲属或者其他利害关系人向该公民住所地基层人民法院提出。”据此规定，除了“近亲属和其他利害关系人”，他人无权主张某人有精神病。
按照“行政机关的活动必须有明确的法律依据”的原则，这种擅自委托或者指定鉴定，已构成了对公民人身权利的侵害。
10岁外孙离奇死亡 李巧珍为求真相被关疯人院
李巧珍，今年62岁，家住江苏省盐城市亭湖区纺南新区61号。本来儿女已各自成家，她可以安享天伦之乐，但李巧珍的这种好时光却随着小女儿瞿春花的离婚而结束。李巧珍不仅因此失去了她的外孙，也失去了家庭的安逸生活，走上上访路后，她失去的更多的是自由，被关黑监狱、被关精神病院。
李巧珍说，在精神病院期间大夫强行给她打镇定剂，每天被迫吃药，不吃药就被绑起来灌药，一天灌3次，她被绑的实在受不了就自己吃药。因为药物作用，大夫给她松绑后她仍是无力走动，整天只能呆坐在床上，只要她一躺下大夫就过来打她让她起来，这样生不如死的日子一直持续了36天，在李巧珍的儿子瞿军被迫签了自愿送李巧珍住院的委托书和息诉罢访的协议后李巧珍才得以重见天日。
经本刊详细了解了李巧珍的上访原因后得知，李巧珍的小女儿瞿春花离婚时有个6岁的小男孩程荣峰，离婚后孩子随他的爷爷、奶奶生活。2008年暑假期间孩子到父亲程茂华与继母杨爱红的家中暂住，快要开学时程茂华把孩子送回了爷爷、奶奶家里。
孩子的爷爷、奶奶发现，孩子经常出现惊恐、抽搐状态，还天天嚷着嗓子疼，不时的用手抓挠脖子。孩子的爷爷、奶奶感觉不对就问孩子，小杨（继母杨爱红）对你好吗？孩子面带惧色的说，小杨经常让他吃有药味的饭，还掐他、打他。之后没几天孩子出现了呕吐绿色液体、神志不清等症状。孩子的爷爷、奶奶见状紧急把孩子送往盐城市医院救治，后转至南京市儿童医院治疗，最终因放弃治疗孩子死在了返乡的途中，离开了他才生活了10年8个月的这个世界。
孩子死亡的当天，孩子的继母杨爱红要求火化孩子的尸体遭到了孩子的爷爷、奶奶等人的一致反对，孩子下葬后的第二天，杨爱红、程茂华就到瞿春花处索要孩子的户口本，称是为了向学校和保险公司索赔。他们夫妻的这一举动加之孩子死后尸体变黑等诸多原因，本就对孩子的死亡心存疑虑的李巧珍母女和孩子的爷爷、奶奶看到后更加觉得孩子死的蹊跷。后经李巧珍母女到医院了解得知，是孩子的父亲程茂华要求放弃对孩子的治疗，孩子的继母杨爱红还拒绝了医院提出的对孩子的呕吐物做毒物鉴定的要求。
为了弄清孩子的真正死因，孩子的爷爷、奶奶和李巧珍母女向文峰派出所报案，要求开馆验尸。警方决定不予立案后，孩子的爷爷、奶奶和李巧珍母女开始走上了艰难的上访维权路。
孩子的父亲程茂华为了阻止他们上访多次扬言要自杀，最终在两年后，孩子的继母杨爱红生下一个小女孩后，孩子的爷爷、奶奶面对程茂华的自杀威胁，为了保全这个新的家庭不得不放弃上访。李巧珍母女得知程茂华对此事的态度后更加执着于上访，决心要找出害死孩子的真凶，将其绳之于法。
而警方认为，孩子就是病死的，李巧珍母女为这上访就是找事，脑子有病。2010年9月16日李巧珍到公安部上访，一个警号为000872的警察说，“又不是你孙子，你没权告。并当着李巧珍的面打电话说，李巧珍这事还摆不平，该抓的抓，该关的关”。
2010年10月11日，李巧珍和大女儿瞿惠文到位于北京市东城区东长安街14号的公安部申诉冤屈，被北京警方送至久敬庄（北京市民政局设立的接济服务中心）。盐城市驻京办工作人员接到北京有关方面的通知后，到久敬庄要把李巧珍接走，因为多次被接访人员骗回后遭到关黑监狱，李巧珍不想随他们返乡，驻京办工作人员谎称领导们商量过了，这次回去就给你们立案。李巧珍母女半信半疑，当晚10点左右随接访人员上了专门为她们准备的一辆汽车。
经过一夜的颠簸，第二天上午车终于到达了盐城市的文峰派出所，但等待李巧珍母女的并不是要给她们解决诉求而是一场灾难。李巧珍的女儿当日下午被以非法上访的名义关进了盐城市拘留所拘留10天，李巧珍到晚上也被4个人绑起来抬上车送进了盐城市第四人民医院。
盐城市第四人民医院创建于1959年，是一所具有三级精神病医疗水平的专科医院，到医院后李巧珍称自己没病，坚持要走，医院大夫过来把她拖到病房，做了简单的检查后就把她和其他精神病人关在了一起，还把她绑在床上。李巧珍形容，她的两只手和两只脚被分别绑在床的四个角上，李巧珍央求，别绑我，我腰不行，大夫就让几个精神病人过来往她身上压。
李巧珍感到幸运的是，她在精神病院关押期间，她的表哥到医院看望朋友的亲属，意外的遇见了几个大夫正要捆绑她，她的表哥赶紧给大夫解释李巧珍没病，你们不要绑她，但大夫并没有听信他的话，还把他赶了出去。
而此时李巧珍的儿女正在为找不到她着急，得知李巧珍在精神病院的消息后，就找到医院，院方却以警方有交代为由拒绝他们探视。事后，李巧珍的儿女多次找到文峰派出所和区政府，在他们的胁迫下，以息诉罢访协议书才换得了李巧珍的自由。
那么李巧珍母女到底是不是无理上访呢？李巧珍的大女儿瞿惠文说，从公安厅复印出来的孩子的病例上就能看出来问题，孩子身上多处抓伤和淤青，医院怀疑孩子是中毒，要求对孩子的呕吐物做毒物鉴定，孩子的继母不让做，我家拿钱给孩子看病孩子的父亲都不让看坚持要出院，而且孩子死后尸体很快变黑，开棺时发现孩子掉下来的3颗牙都是黑的，这明显是中毒的症状，孩子的爷爷、奶奶不可能平白无故去上访吧！
李巧珍的上访材料显示，公安机关一直没有立案，无奈，李巧珍母女向亭湖区检察院提出申请，要求检察院对公安机关对该案不立案的违法行为给予立案监督，但亭湖区检察院对此置之不理。
2009年3月，求告无门的李巧珍进京上访后，她的主张得到了公安部的支持，公安部督促亭湖区公安分局开棺验尸。但返乡后的李巧珍发现，参与开馆的是亭湖区新兴派出所，法医取走鉴定物后，新兴派出所就要火化尸体，在乡亲们的阻拦下尸体才得以保全。
在开棺现场，孩子的爷爷成国有和其弟弟成国来及参与开棺的村民苏必成、成怀生等人惊奇的发现程荣峰牙齿掉了3颗，牙齿颜色乌黑，头颅多部位呈黑色。
很快验尸结果就出来了，法医鉴定结论为“未检出常见农药、安眠药、毒鼠强”。李巧珍母女对鉴定结果持有异议，再次上访要求依法重新鉴定。
李巧珍的女儿瞿惠文计算，李巧珍因为进京上访总共被关了大概有15次黑监狱，她们姐妹两个也都被关过几次，李巧珍还多次被打伤至骨折。
《宪法》规定，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不得以法律之外的手段剥夺公民的人身权利和其他权利。面对访民的血泪控诉，难道当局还要这样继续下去，让依法治国成为“中国梦”吗？
甘肃王艳梅：三次被精神病都换不来一个处理结果
笔者在北京第一眼看到她时，见她带着眼镜，穿戴整齐，服饰搭配的得体大方，给人的第一印象仿佛她像一个退休教授，在悠闲的生活，当笔者了解她后才知道在这表面浮华背后，却是一个有20余年上访史、三次被强制送入精神病院遭受迫害的可悲女人。
她是这个生存环境的象征，更是中国司法缺失的有力见证者。经过20余年的上访，她反映的多起伤害案件，没有一件得到处理，反而先后三次被政府送入精神病院强迫“治疗”。
王艳梅，女，汉，66岁，甘肃省白银市白银区稀土新村西街8单元3—5号，身份证号：620402194812121325，和丈夫共生育有三个孩子，可以想象年轻时他们也是一个热闹非凡的幸福家庭。然而，后来的一次意外争吵挨打，成为王艳梅思维生活习惯的转折点，也成为她日后争取权益、遭受司法迫害的起点。
王艳梅资料记载，1989年6月17日，因双方矛盾，被当地魏军家人手持大棒从后脑勺打下，当时住院缝了7针，长时间住院后治疗还是留下脑震荡的后遗症，她老公也被打的头破血流，当时负责治安的厂保卫科不给处理，找到相关领导也不管，起诉到法院后也均不受理。这件事情发生后，给她造成了不小的精神压力，也让她意识到朝里有人、司法不公、百姓无处申诉的窘迫。
在那个尚未改革开放、司法进步的时代，这种事情对于整个社会来说简直不值一提，可对于那些具有权利意识的人来说，“自我”的萌芽已经苏醒。1992年10月30日，因和吴某家属闹矛盾，王艳梅被殴打一顿，还被限制自由两天，加上上一次的被殴打，心力难以承受的压力迫使她去寻求一个公正的说法。于是她于1993年开始上访，然而一直没有什么结果，不是没人管理，就是互相推诿。
上述的事情还未解决，倒霉的事情又来了，1995年，王艳梅被高某等人打的引起脑震荡复发休克晕倒在地上，幸亏被公民万秀凤阻止，要不姓名都危险了。
受害，投诉，等待处理结果，上访，到北京递交材料，这成了她日后生活标准流程的一部分，全然没有意识到在政绩跟上访挂钩的年代给地方政府造成的障碍，最终被政府下令三次关进精神病院。
2006年5月8号，稀土公司保卫科杨广弟等人在国家信访局门前，等王艳梅刚一出现就把她强制带走，连夜乘火车送回到了甘肃靖远县，当晚把她送进了靖远县长征精神病院，这一关就8个多月，关押期间给她打毒针、灌药，每次吃药都要绑起来，并强制灌入破坏中枢神经的药，毒针的力度明显大，明显感觉到副作用比药物更大。
王艳梅的爱人接受本刊采访时说“当时保卫科骗我去逼着我签字鉴定，后来保卫科和医院还弄了一个精神分裂症的假证明，我当时就很生气，一个正常的人怎么会有分裂症，所以拒绝配合他们，这都是厂保卫科的某领导做的勾当，你说作为一个国家干部，根本不符合法律程序，他们就这么乱搞，简直无法无天”。
8个多月后，放她出精神病院时两腿都不能走路，在家休养多日才慢慢好起来，头脑反应迟钝也是休息了好久才缓过来。然而此次关押打开了她以后被精神病的闸门，因为有先前的精神病分裂症前科，以后就无需在鉴定。2008年9月，白银市派出所又把她关进了白银市第一人民医院精神心理卫生科（精神病院），进去的第三天给她做了体检，通知了她的家人，4个月后白银派出所和她的女儿把她接了出来。
因为出来修养的稍微好点后，就开始往北京跑。2010年，为了解决这个麻烦，王艳梅辖区的街道办、派出所和厂保卫科联手第三次把它抬进了精神病院，这次关押的地点还是上次的老地方白银市第一人民医院精神心理卫生科，由于有前面两次的迫害，她知道药物副作用对她造成的伤害，所以抵制打针、吃药，结果被强行摁住打针，吃药的时候骗她是治疗高血压的药物。她被摧残关押三个月二十二天后放了出来。
王艳梅的爱人说“我也没文化，也不懂法律，当初也就是因为我老婆被人打了，厂保卫科看你是普通老百姓不管不理她才上访的。我老婆有没有精神病，我不是医生不能乱说，但是她平时做事非常正常，我现在有心脏病、糖尿病，跟前也没人照顾，所以我特别希望老婆能回来，不要在跑了，过去的事情就过去吧”。
经过这些迫害后，她不服的是，多起案件投诉这么多年、都得不到处理，她却因上访被关精神病院，她希望国家单位为她支持公道，依法处理。可是她没想到最让她难过的还在后面。
2013年2月9日（农历大年30），她的女儿席杰是白银市稀土公司职工，被安排在春节值班，等下夜班回单身宿舍休息后离奇死亡。
王艳梅介绍“女儿被绳子绑住吊在屋内最高处，腿弯曲落地，光一只脚，仅穿内衣，面部有明显被打伤的痕迹，案发当日下午5时许，我丈夫发现后报警，保卫科找来两名法医，没见公安局来人。经多次催促，公安机关仍不立案侦查，也不出具法医鉴定，还在没有破案的情况下匆匆忙忙把尸体强行火化。”
王艳梅怀疑保卫科值班人员对其女儿的死有重大嫌疑，然而尸体还没查明真相、警方也未出示法医鉴定就被火化，她女儿的个人现金及工资卡被盗，家里的工作服、跟同事的合影等均被收走，如此众多的疑点，警方不立案，他们也没给出个任何说法！
2014年11月12日，在北京上访的她被政府从久敬庄接回白银市，刚到家半个小时，家门上的锁就被邻居张祥书与保卫科人员搞坏。已67岁的王艳梅对着他们说“请查出我有问题吧，我伏法！上访20年了，那么多投诉件件不处理勉强说的过去，可人命案件是重大案件，你们都逮不到凶手，我还指望你们什么！
回目录访民一家三口被关精神病院逾三年
四川省成都市一访民，因多次上访，一家三口被当局指患有精神病，强行关进精神病院3、4次，最近一次已关押三年几，仍未有释放迹象。当地维权人士陈云飞出手相救，于数日内不停致电公安要求释放。陈云飞暂时未受到当局报复。
成都维权人士陈云飞周一(2日)接受本台访问时指出，他徵集了另外四名维权人士，于周六开始，每天不断致电110报警热线，要求当局帮助释放访民都玲及其双亲一家三口。
直至周一，他们已拨打数十次110热线，警方起初接到他们的电话后，表示都玲的问题，并不是他们管辖的范围内，又多次要求陈云飞等待，然后挂线。
后来，有自称是警方的人员回覆，表示会想办法协助都玲一家，但是到现在警方只有一直在拖延，根本没有什么办法想出来。
陈云飞 : 警方已经回答我了，他们说在想办法放他们(都玲一家三口)，但是现在仍未接到电话，所以我们仍继续打电话，可能明天会有更多的朋友打电话，向警方求助。
陈云飞表示，现在只有继续致电110报案，直至警方承诺帮助他们为止。陈云飞又表示，三十多岁的都玲，最近一次是在2011年被关进成都市第一精神病院。他到该精神病院找了院长两次，而院长亦表示，都玲和她一对约60岁的父母都可以出院，但必须要有人为他们签名确认，以及为他们付共4万多元的医疗费。
成都市访民都玲一家三口，因房屋买卖不公的问题，因多次于成都市上访后，多次被关进当地的精神病院。陈云飞说，都玲一家三口自2006年上访以来，已被关进精神病院3至4 次，每次强迫住院数个月，在医院内被迫打针治疗及服用治疗精神病的药物，而每次都要有3名家属签名才可出院。但这次因为医疗费太高，都玲的家人无力负担医药费，所以一直没有人签名出院。
另一位参与致电110报警的维权人士王蓉文表示，她致电报警后，收到自称是警方发的短讯，表示对协助都玲一事没有办法。
王蓉文 : 短讯就是说让我等一会，有一个电话号码，电话号码多少号的警官，他会跟我联系，是这样说的。然后，这个警官打了电话来，说没有办法，叫我找省政府。
王蓉文表示，她不会放弃协助都玲。去年，她曾到精神病院探望都玲一家，感觉都玲是一个思想正常的人。
（来源：自由亚洲电台http://www.rfa.org/cantonese/news/petitioner-02022015100428.html 2015-02-02）
回目录洪玲玲天安门喊“打倒共产党”后关精神病院
自2月6日在天安门广场大呼：打到共产党！后，洪玲玲已经失踪第七天了。前几天北京精神病院致了一通告知电话后，政府依然不给予任何关于‘侵犯人身自由’的书面答复。从最后一通精神病院的电话里，当我们要求与洪玲玲通话被拒的口吻中，感觉到了，洪玲玲如今的情况可能很糟糕。
这些结论当然不是凭空而说。在中国这个独裁暴政的体制中要喊出这句话，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大家都心知肚明，洪玲玲自然也很清楚。因此，每一次出门赴京前她都做好了最坏的打算。甚至还关照我们，万一再度被警方当做精神病处置，她定会绝食抗争，当用命博！
掐指一算，已经七天过去了，很难想象，正常人若连续七天不吃不喝是否还有生命体征！此时此刻，我们家属焦虑万分！
试问，北京公安有何权力将上海访民关押在北京的精神病院？又有何权力，连与家属通电话的自由都被剥夺？！这执得是哪一门的法，如今的北京警方到底奉的是中央公安部的命令还是上海政府的命令？！
为什么依法治国喊破了天，人民依然感觉不到它有丝毫的存在感？为什么周永康被打倒了那么久，公安还这么蛮横粗暴，不讲法律程序的进行执法？难道这就是传说中沙祖康所说的，中国的人权比美国要好上五倍的现实对照吗？依我看应该是脸皮比人家美国政府还要厚上五倍吧！
一个执政党如此惧怕一个弱女子喊出打倒共产党的声音，我只想对我们的国家主席说：哪一天，人民上天安门广场可以不查包，不搜身份证了，再来谈所谓的中国梦吧！
（来源：博讯网http://www.boxun.com/news/gb/china/2015/02/201502131245.shtml#.VPBJVdKl_YU 2015年2月13日）湖北一少女被父母强行堕胎后裸身囚禁5年
2015年2月24日，网友“china亢龙太子”在微博上传了一组“孝感24岁女孩遭父母禁锢5年”的照片，迅速引起网上一片热议。25日下午当地热心网友前往解救出了女孩，并因此与女孩家人发生激烈冲突。面对荆楚网记者采访，网友和家人对女孩被囚禁原因各执一词。
网友：惨！花季少女被无辜囚禁5年
在网友发布的照片中，一名消瘦憔悴的女子在杂乱阴暗的房中向外看，她几近赤裸，半身被杂物和垃圾掩埋。孝感百态网创始人李超告诉记者，25日下午六点半，在孝感市孝昌县白沙镇金港村一所老房子前，当他和众多网友推开那扇尘封已久的大门时，一阵腐臭的气味扑面而来。地上杂乱的稻草夹杂着血迹，衣物、被褥被撕的满地都是，睡在地上的女孩琪琪已有五年没见过阳光了。正是网友们的这个举动，才让被禁锢的琪琪正式告别了五年的“铁窗生涯”。
家人：她拿砖头砸人，见人就打，连亲弟弟她都打
琪琪母亲叶某则告诉记者，这一切都是被迫的。叶某一直坚称女儿患有严重的精神病，叶某回忆起琪琪发病时的样子说：“她发起病来就脱衣服往外跑，为她把衣服穿上，她就开始撕，撕了衣服后挣脱我们又往大街上跑。还拿砖头砸人，见人就打，就连她的亲弟弟她都打”。叶某介绍，她曾经和丈夫数次将琪琪送往孝感康复医院和武汉六角亭（六角亭是武汉市精神病院的代名词）等地进行治疗，也不见她病情有所好转反而愈加剧烈。
白沙镇派出所负责人介绍，1991年10月出生的张琪，家里共有六口人。爷爷和失明的奶奶在老家务农。多年前父母就带着姐弟二人到武汉谋生，其父张某在武汉市一个市场门口开了一个诊所，母亲叶某则在门口卖水果。2009年，18岁的琪琪交了男朋友，在叶某得知琪琪所交的男朋友是自己的远方亲戚时，便强烈反对并阻止两人见面，还当街大骂琪琪导致其精神受到了严重刺激。随后将琪琪关在老家废弃瓦屋内长达五年之久，由琪琪的爷爷照料她的饮食。
2月25日，在网友“china亢龙太子”的帮助下，“梁大胆”、“王sir”等网友以及孝感百态网负责人和爱心人士打电话报警并将琪琪从小黑屋里解救了出来，随后送往孝感市康复医院康复科就诊。
但当8名网友结伴去医院看望琪琪时，琪琪母亲却破口大骂并在医院和网友们发生了争执，直到护士出来制止才停止争吵。网友责怪叶某没有尽到母亲的责任，没有人性，囚禁亲生女儿五年。叶某则振振有词，拿没有钱治疗和琪琪发病时的暴力行径为理由来回应网友。
“china亢龙太子”告诉记者，晚上总是会听到小黑屋里传来琪琪的哀叫声，有时候是要叶某放她出去，有时候是喊饿，最多的是辱骂自己的母亲叶某。但是叶某和琪琪的爷爷却对记者说，是琪琪自己不愿意从小黑屋里出来，自己要在里面一直呆着。
院方：琪琪肌肉已处于萎缩状态
记者从孝感市康复医院了解到，由于琪琪长时间没有行走，在小黑屋里经历了五年的严寒酷暑，肌肉已处于萎缩状态。
记者在医院看到琪琪时，她也是不愿意见人，蜷缩着腿，总是低着头，网友和母亲叶某在她病床前进行激烈的争执时，她的嘴会不停的做咀嚼状。
律师：父母不能因为个人缺陷就强行关押琪琪
天达共和（武汉）律师事务所律师李蒼松称：“在目前社会福利体制不健全的情况下，一个家庭出现这么一个精神病人，无疑是灭顶之灾。对于一个农村家庭来说更是负担不起，但是其父母不能因为她的个人缺陷就强行关押她，应该要民政部门和政府来承担这方面的责任和义务”。
目前，琪琪在孝感市康复医院的治疗费用由孝昌县政法委承担。不少网友和爱心人士也在进行募捐，希望为帮助琪琪而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荆楚网将持续关注事件的发展。
（来源：人民网http://gongyi.people.com.cn/n/2015/0227/c152509-26604512.html 2015年02月27日08：38）江门一村民患精神病30年 因户口丢失难享减免救治
眼下人们正忙着准备过春节，而李东桂和妻子却守在两间破败的房子里，除了自己驯养的两条小狗外，几乎没有其他活物了。被精神疾病折磨三十多年后，近半年来，李东桂开始出现狂躁等严重症状。苦于早年间遗失了户口，他目前无法办理相关证明并获得补助。
在江门，不仅仅李东桂一人遇到了户口障碍。目前全市登记在册的2万多重性精神疾病患者，仅1万余人拿到了残疾证。很多人因为病耻感、贫穷及家人不够重视，无法享受优惠政策。
对此，基层精防医生林辉荣感到无奈。“公卫服务是要求针对所有常住人口，但在实际救助制度方面又设有一些门槛，这让我们很为难。而且，很多乡下人对基层精神疾病的意识不高，也不够重视。”
可喜的是，李东桂的情况已被当地医院及公安部门获知，他们将尽快为其解决户口问题，让他顺利接受治疗。
医生他常光顾卫生院“挑衅”
“他几乎每天都要来一次医院，有时还骂骂咧咧的，简直就是天天向我‘挑衅’！”大泽卫生院唯一的精防医生林辉荣无奈地说。
天暖时，林辉荣几乎每天都会见到李东桂，他穿得破破烂烂，戴着眼镜，头发总是竖起来。李东桂总是先站在卫生院门口左右瞄一眼，然后径直走向垃圾桶，翻看有无可捡的塑料瓶等。约5分钟后，他就消失在周围人错愕的眼神中。
从2014年3月开始，患有精神分裂症的李东桂几乎每天都要来一次卫生院。“可能是医院门诊大厅的两个垃圾桶吸引了他”，林辉荣分析。“有时候他会大骂，声音较大，病人听到后，立马退出几米远。门诊大厅里同事看到了，也会过来跟我反映。”
11年前，林辉荣第一次见李东桂时，是在其新会大泽镇的家里。“通往李东桂家的巷子很窄，前后左右都没有路，我们几个人去做筛查，结果他跑到里面拿了一把锄头出来。”此后多年，无论是领导视察还是邻居探望，都没人再敢靠近那栋屋子。
林医生也向当地村民了解到，李东桂常有幻听幻觉和砸物的倾向，也有人反映其曾有过拿刀砍树的情形。经医生鉴定，目前他虽然没有打砸、暴力行为，但危险性评估为1级，存在严重的暴力倾向，随时升为5级。
踏访见有人靠近便嚷着打人
为管理好这个患者，林辉荣多次向当地部门反映情况，但因李东桂没有户口所以无法享受补助优惠。李东桂的嫂子刘杏欢说，几年前家人曾想为其申请残疾人士证，但苦于找不到户口档案无疾而终。
2014年12月18日，天气阴。一张破旧的红棕色单人沙发上，李东桂跷着二郎腿，在膝盖上的一个小本子上聚精会神地写写画画，屁股下还垫着一张洗衣粉包装袋，看起来倒有几分书生气。但若有人靠近，他便警觉地抬起头，嘟着嘴嚷着“是不是想挨打……”声音虽不大，但村委会的安保人员还是有些顾虑。
李东桂唯一的家具就是这张沙发，坐、睡都靠它，由于长时间没清洗，生出一圈圈黑垢。其身边约一米范围内，旧衣服、破砖头、垃圾袋缠绕着塑料瓶罐等随意堆放。
李东桂的妻子60多岁了，跟他同样有精神疾病症状，两人分住在一墙之隔的两所破房里，四周被小洋房包围着。
李东桂住所屋顶早已塌陷，只房檐四角还有几根陈年的梁架勉强撑住些碎瓦片。从漏洞看下去，几把破伞搭在墙角处用来避雨，垃圾破布里唯一的空间，也被几只肥猫占据。
村里人不愿来这里，因为觉得李东桂“不正常”，也没人说得清他到底何时出生。只有当地公安机关上世纪60年代存底的户口上可查得：其于1954年9月8日出生。
李东桂20多岁时，来到新会一工厂打工，户口便迁移至厂里。后来他从厂里辞职，工厂也几经易手，便成了没户口的人。
家人靠捡垃圾养活一家
李东桂有3兄弟3姐妹，但没人重视过他的病症。嫂子刘杏欢说，其父亲在世时曾说，花再多的钱也希望治好儿子，但终未能如愿。
1971年，李东桂17岁时，当生产队长的父亲将他介绍到原新会曙光葵艺厂上班，户口也从出生地文龙村迁走。28岁那年，李东桂开始出现不适症状。嫂子刘杏欢说：“他常自言自语，说有人企图追杀他。”也有亲戚传言称，当年李东桂恋爱遭到家人反对，可能受了刺激。不久便辞工回到大泽，但户口一直没迁回来。
1984年，李东桂经介绍认识了邻村牛勒乡的林春兰，不久便结婚。由于当时他已开始出现病症，婚后一直以捡废品为生，没有分到土地。刘杏欢回忆称：“村里有人觉得他们不正常，担心往土地里扔玻璃渣子等垃圾废品，所以只是按土地份额给米，一直到他儿子出来工作。”
李东桂夫妇共育有3子女，分配的口粮根本不够一家人吃，后来申请政府低保，孩子上学也尽量申请补助。多年来，他家里不曾买过一件家具，衣服都是别人给。
妻子林春兰每月捡垃圾收入仅几十元，现居住的房子是结婚时修建的。家里唯一的两张床，一张给儿子，一张给女儿。因10多岁时曾感染过肺结核，林春兰从不睡儿女的床。
现状
没户口患者不是个案
目前，江门全市在册的重性精神疾病患者有2.4万人。其中新会区有6750人，在新会区第三人民医院曾住院并纳入长期跟踪管理的外省籍人口有82人，他们均无法享受本地补助。
林辉荣认为，根据2013年5月1日颁布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精神卫生法》第三十条规定和第三十五条的相关规定，公安机构有权强制李东桂入院治疗。“但法律却没有规定该由谁来埋单，这也是患者一直无法治疗的原因。”
林辉荣透露，基层无户籍或户籍不详的精神疾病患者不是个案。在该村，还有一名45岁的墨西哥籍华侨也患有精神疾病。患者没有接受专门的治疗，也没吃药，不过目前病情较为稳定。如今，其仍一人独居。
“公共卫生服务的是常住人口，所谓居住半年以上就可算是常住人口，应该可以享受当地的优惠政策。但救助体系在实际操作中跟不上，对于基层精防管理者来说，这些人没有办法给予补助保证治疗，但又存在风险，也无法从根本上改善问题。”林辉荣无奈地说。
出路
户口在协商 分红也会给
近日，江门市新会区第三人民医院在常规检查中发现了李东桂的情况，鉴于情况较为严重，该院向新会区相关部门打了报告，当地派出所开始介入。对于李东桂家人考虑没钱住院问题，派出所也在积极协商解决。
根据新会区相关规定，从2007年开始，领取残疾证的精神残疾者(含癫痫病患者)每年可享受600元的补助，现调整为960元；从2005年始，贫困低保的患者可申请每年3000元的住院报销，现调整为8000元。近日，当地派出所通过多方渠道找到了李东桂的大儿子电话，至今为止他还未前来办理。
此外，对于在村里因无户口而无法享受的各项分红和补助等，文龙村村委会民政干部李仕强也表示：“如果李东桂回来，补助和分红肯定是有的，相信村民也都理解。”
（来源：南方网http://paper.nandu.com/nis/201502/13/328002.html 2015-02-1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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