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面对面
二、受害者访谈
三、本月被精神病动态
四、精神病人权益
五、评论呼吁
六、民间行动与倡议
七、域外传真
美女子因宣称推特受奥巴马关注被当精神病
2015年三月号
主办：民生观察工作室
编辑：刘飞跃 晋贤
本期封面：李小燕
分类： 第三十三期
被虐待被强奸被精神病——李小燕只为讨取丈夫的公道
被泼凉水虐待、被关黑监狱、被强奸、被拘留、被精神病，被截访300多次，被关黑监狱60多次，一切的迫害都落到这个一脸土气的村妇身上，什么人才会遭此冤屈？什么人才会被持续迫害？当笔者走进她后，才知道这一切的遭遇只因公权力的肆意妄为、不作为、乱作为，导致她丈夫轻伤不治而成为终生残疾，因维权才招致如此惨痛的后续迫害。
李小燕，黑龙江七台河市新兴区人，1964年6月21日出生，现年51岁，原在黑龙江七台河市七煤集团下属一家疗养院做统计审核员。
李小燕本来是有一个幸福的家庭，夫妻俩双职工都在黑龙江七煤集团下属单位工作，有一个健康的儿子，日子过得也算甜甜美美，谁也想不到灾难会那么快降临到这个家庭，从此改变了他们20多年的生活轨迹。
1994年初，李小燕怀上了二胎，在孩子70多天时单位已经知道了此事，但是并没有人通知她打胎或者做别的处理，小宝宝也在母胎中健康的成长，到孩子7个多月时，忽然接到要求，让她打掉孩子，原来是某些领导为了完成指标才下的命令，可打掉这么大的孩子是违法的，但是被威胁如果不打掉孩子，就停止他爱人刘井德的工作，如果打掉的话还有可能升职。
在这种糖衣炮弹加威胁的情况下，他们决定打掉这个孩子，在做手术时李小燕大出血，医院主治大夫怕承担责任全跑了，二十多天的住院给她输了三天的盐水，就被抬家去了。由于自己大出血昏迷20多天，李小燕的老公刘井德没法集中精力工作，也为他们的第二个悲剧拉开了序幕。
部队转业回来的丈夫刘井德被安排在七台河市七煤集团井下一线打眼放炮，由于防护措施不到位，他跟其他矿井工人一样患上了矽病，更糟糕的是1994年8月29日，受单位科长指派去二井井下收回电机途中，将左腿创断，当时左腿检查结果是开放性粉碎骨折，出事后进入七煤集团矿职工医院，由于刘文英任院长期间多次断药，40多天只给用了3天庆大霉素，拖延七个月后救治已晚，腿被截肢，肢体缺血性坏死，血液栓塞，严重昏迷，伤口严重溃烂，开始流脓血，高度昏迷。
就是这个医疗事故成为李小燕寻求救助的开始，她寻求各机关单位，要求重新鉴定伤情，重新认定责任，但是医院跟刘井德单位要求转院治疗，不转院不救治，导致病情耽搁后严重恶化，浑身溃烂，由一条腿血栓形成了大面积肾脏并发、心肺动脉内脏大出血、眼底出血，肢体部分长期性缺血性坏死。
如此重要的工伤，刘井德单位没有按照《劳动法》、《劳动保险条例》有关规定，当工人遭受工伤事故后24小时内就应及时作出转院决定，15日内就应作出工伤认定，然而至今没有申报工伤认定，刘井德17年里未享受到治疗与一切工伤待遇，李小燕告状17年后才给了一个鉴定。
为救绝境的丈夫，李小燕开始奔波于各部门之间，因为替丈夫维权，和丈夫一个系统不同单位做审计的她，因得罪领导，也被开除，夫妻双双失去收入，全家的生活费用失去了来源，幸灾乐祸的单位人员李某还告诉李小燕赶紧改嫁吧，再到北京上访砍死你！
一直到1999年，黑龙江省一家医院为刘井得诊断为血栓综合征和面栓综合征，到这才有了第一个医学上的证据，5年以后，煤矿职工医院才承认误诊了。
李小燕说“最让人气的是，我到省里上访，省里有人问他们为什么不给治病，并告诉他们我都到省里拦领导车了，可是省领导的提醒并没有给我解决问题，还被他们送进了看守所，后来我知道单位向上级报告我老公的医疗费用达80万之多，从1994年到2009年的14年里，没给我们治病，哪里来的那么多药费，他们没给我老公治病，但是他们向上级报了我老公治病的费用，每年几十万的额度，我就举报他们，结果把我儿子的工作也停了，儿子也是在七煤集团下属的煤矿工作。”
事情到此并没有结束，更严重的迫害随之而来，李小燕本来应该有三个孩子，现在活着的是大儿子，第二个上面已经提到在7个月时被打胎了，1999年初，她再度怀孕并顺利生下一个男孩，此时李小燕的丈夫已经身体越来越弱，李小燕抓紧了为他维权，99年8月23日，维稳人员及单位人员找上门来，她被单独抓走，剩下家里6岁多的大儿子，9个月的小儿子，她被带走关了20天，等她回家时，小孩子已经不见了，后来才知道他们把小孩子惊吓过度，抱七台河市子宫医院打针时打死了！
李小燕：“他们抱走的时候是活的，但是我再也没见到这个孩子，我问医院时，他们说死了、扔了，仍垃圾桶了。”
到此，上访就成了李小燕的所有生活内容，迫害也随之越来越大。2011年3月月份，她在公安部信访门口举报时，钱、耳环、金项链还有现金全部被地方政府雇佣的人员抢走，东交民巷派出所警号为021452的韩警官把她拉上车，说老家领导给解决问题，结果被拉走关进黑监狱24天。
李小燕“当母亲听说我又被关后，气得后脑大出血，卧床不起，舌头当啷在外面，不能喝水、说话，我爸去跟他们要人，怕见不到我妈了，他们这才把我绑起来蒙上头押回老家，到现在我还不知道关押我的地方是哪里。”
为了维护这已经被糟蹋的支离破碎的家，李小燕开始了一天又一天、一次又一次的北京上访，2014年1月初，她在朝阳区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申冤，被北京警方送到朝阳区拘留所拘留6天，因为每次投诉也没效果，释放后她就顶着大雨去中南海举报，结果被押到马家楼，半夜被七台河市信访人员及单位主任带着地痞骗出。
李小燕说：“他跟我说你的案子太大了，各种赔偿费用加起来有680多万，能不能少要点，给你200万行不行？”，我心想这也算补齐了我们家这些年的工资了，其它的再努力挣一挣就好，人活着比啥都好，结果他们哈哈大笑说 你去见马克思毛泽东给你解决问题吧，说着就把我拉进车里，连夜送回老家，关到佳木斯三院（精神病院）。
2014年1月10日，李小燕被送入佳木斯三院（精神病院），上去之后就被拿绳子绑了起来灌药，一天约要吃60片左右的药片，而且吃饭都是放到盘子上或者垃圾桶里端进来吃的，甚至有时候吃的是看守剩下的饭菜，折腾8天后由于家人的抗议，她被放了出来。
李小燕介绍说：“把我送去后，医院前楼不收治，他们就把我拉到后面的楼上，每次吃20多片药，一天要吃三次。被关在一个独立房间里，只有我一个人，吃饭只有白菜跟馒头，还被他们放到垃圾桶里给我，没有碗筷的，有时候还是看守我的人剩下的给我吃，我那会已经快疯了，上完厕所拉屎后，就拿屎玩，都傻了！吃药吃的脑子跟肾脏都受不了了！”
在北京生活的她，为了逃避截访人员的跟踪，每天都要东躲西藏，为了简单的生活费用，她面临着各种折磨。
从精神病院出来后，李小燕修养了一段时间，2014年5月份又来到北京，钱包在火车站被人偷了，没地方睡觉，一个河南的胖子也在北京上访，有一辆破面包车，那天正好下大雨就让她睡在他那个破面包车里，半夜时被打开车门强奸了！
第二天她发觉截访自己的人员跟这个人有来往，所以她当即逃出这个火坑，来到北京大兴区一个种蔬菜的大棚那里给人家看大棚，到那没多久，截访人员也如影随形很快到了，起初她每天种菜，过的还算自然，结果三个月的时间一分钱工资也没给，最可悲的是李小燕又被这个男人强奸了，
当她受凌辱走后，这个男人检查出自己感染了乙肝，打电话给李小燕，说跟她性交传染了乙肝，让她回去好好帮忙，并说快过年了，给她拿两千块钱过年，心地善良的她就过去了，结果遭到惨绝人寰的待遇。
李小燕说：“他让我回去，让我好好的给他帮忙，2015年2月4号当我去后，他就找个偏僻的地方，把我衣服扒光抓着我的头发打我，打得站起来就晕倒，酷刑对我20多个小时，并给我身上泼凉水，看我感冒后，又给我泼热水。每天虐待我，我被关在一个窗户都封闭的房间，等他出去后，我就开始敲了敲，发觉有一个位置很薄弱，我拿胳膊肘、脚踹那个地方，终于被我捅开了一个洞，抓了一件衣服猛跑了出来，路过坟地、大桥下面都是水，还有铁丝网、废弃的工厂、几个山村，约跑了3个多小时后，才摆脱了他们的抓捕，他们还打电话威胁我，让我以后少给焦点访谈打电话。这时已经是2月6日了！”
在本刊结束采访时，李小燕感叹道：从94年开始，我只是让他们救我男人的命，我并没有其它的特别要求，从2004年开始到现在我就被绑架回300多次，被关黑监狱60余次，不仅问题解决不了，他们还找押送我的地痞流氓打我，这几乎成了家常便饭。我老公的情况更糟，由病情恶化，血管坏死，最后化学物中毒，脸都烂掉了，所以搞得我老公现在已经眼睛瞎了。
告倒法官遭报复江苏医师沈德新成为了“精神病人”
沈德新，1949年生人，家住江苏省启东市汇龙镇彩臣三村437号。毕业于浙江医科大学，原启东市卫生防疫站主治医师，中共原党员，现某律师事务所法律工作者。然而就是这样的一个身份，却因举报黄色场所引发官司，期间因制止刑庭副庭长殴打上访民众，被其恶意报复，先是以诽谤罪判刑，后因上访被关进了精神病院。
沈德新的材料记述， 1991年8月，时任启东市防疫站主管医师的他，实名举报邻居樊亚萍容留妇女卖淫，樊亚萍因此受到启东市公安局行政处罚。同年的12月7日，樊亚萍纠集6名亲友拦路把沈德新12岁的女儿推入齐腰深的沟中，沈德新的妻子为救女儿遭到樊亚萍等人的殴打，至全身17处受伤。为此起诉到启东市法院后法院错判，1996年3月，南通市法院做出终审判决，判决樊亚萍等人赔偿受害人人身损害金1000元。
1993年6月，沈德新又因樊亚萍借款不还的纠纷到启东市法院找相关法官，被法官殴打。同年的11月，沈德新因制止启东市法院刑庭副庭长沈勇前殴打状告无门的无辜百姓遭沈勇前和杨方舟时，遭殴打至全身13处受伤。沈德新为此找到相关部门讨要说法，1994年6月28日，启东市副院长龚建林、张惠新亲自到启东市卫生局给沈德新公开道歉，同年7月沈勇前被免职。1995年10月沈勇前官复原职。
1996年5月17日，曾因被沈德新举报而受刑的樊亚萍向启东市法院提起自诉，称沈德新向乡邻散布并当面辱骂她卖淫，要求法院以诽谤罪追究沈德新的刑事责任，1996年11月2日，沈德新被以诽谤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并赔偿其相应损失。沈德新不服判决提出上诉，最终被以原判决并无不当为由维持原判。沈德新也因此被开除公职，开除党籍。
沈德新刑满出狱后仍坚持申诉，上访，他认为官复原职的沈勇前对其被免职一事怀恨在心，借机报复。启东市法院为徇私情借樊亚萍自诉案对明知是无罪的他伪造证据枉法追诉，并剥夺他反诉的权利。
2007年9月18日，刚刚从北京上访回来的沈德新听说公安局要抓他，就躲避到启东市城北区企业园区的一中外合资的制衣厂，第二天中午12：15分时启东市公安局和启东市政府的13辆车把占地55亩的制衣厂封堵，让他们交出沈德新，并把厂里职工全部赶到院子里，连集装箱都打开查看，全方位搜索。沈德新怕工厂遭受连累，自己从藏身的地方走了出来，这些人见到他如饿虎扑食一般把他叼走关进了粮贸宾馆，而这个宾馆在当地有第二看守所之称。
同年的10月23日，3个自称是高院“法官”的人到宾馆给他问话，问了没到3分钟就走了，
然而就是这次“法官”的问话起了决定性作用。10月31日下午4：45分左右沈德新被启东市公安局和联防队的4个人给戴上头套从宾馆强行押上一辆汽车送进了启东市第三人民医院（精神病院）。
医院的王振新大夫说，我虽然和你是同行，但你的精神病是政府定的，南通鉴定的，我们只能收治。并嘱咐沈德新，在这要听话，你的病什么时候好由政府说了算的，你要配合治疗。但沈德新并不那么听话，被强制打体针，打完针没多久就会晕厥过去，醒过来再打，一天打两次体针，护士还要拿着电棍监督他吃药，不吃药就用电棍打。
沈德新说，这样并不是只针对他一人，他们被关在里边的“精神病人”都是这样的待遇。晚上很早就让睡觉，不睡就给打一针让睡，他们一天的时间大部分都是在睡觉。他还发现，经常有被送来的“精神病人”被冻、饿迫害致死。勉强活下来的他们忍受着屈辱和痛苦，每天领取巴掌大的一点卫生纸，绿豆大的一点牙膏，不许看书、看报，沈德新这个文化人也被剥夺了写字的权利，只能像小鸟一样每天看看窗外。
这期间他在北京的儿子听说他被送到了精神病院，连夜赶回老家，第二天一大早利用他现役军人的特殊身份找到了市委办公室，后被迫签下了息诉罢访协议才把沈德新接出来，这时沈德新已经住院治疗了15天。
后来，在他儿子的帮助下，沈德新拿到了病历和鉴定结果。南通市精神卫生中心司法鉴定所2007年10月29日出具的精神疾病司法鉴定书上记载，被鉴定者自96年后，不顾及法律依据和客观事实，一直不停上访、诉讼，且屡遭挫折也决不罢休，始终坚持自己有理，结合精神检查发现其有明显的被害妄想，……故诊断为偏执型精神病，建议强制治疗
根据鉴定书上的鉴定地址和鉴定时间，沈德新推测鉴定书上写的那3个主治医师，就是当初在宾馆那3个自称是高院“法官”的人。
最后他说，把正常人关进精神病院是最不人道的，是严重侵犯人权的行为，在那里没有任何人格最严，精神上也承受着无比巨大的痛苦，因为他们不但要承受药物导致的身体上的痛苦，还要承受精神上的折磨，因为监狱还有关押的期限，而在精神病院却是遥遥无期的，他们看不到希望。
因此他决定，只要他的生命还存在一天就要坚持一天，直到把枉法的法官和助纣为虐的精神病院大夫送上审判台，依法追究了他们的刑事责任。
上海被精神病者徐建明手拿《精神卫生法》难讨公道
精神病很奥妙，看不见，摸不着，拿精密的仪器透视也没用。只要我们医院说你是精神病人，你就是精神病人。
这是上海市金山区精神卫生中心医院院长对是否有精神病的一个诊断法则，正是他的这一诊断法则让原本精神正常的徐建明住进了精神病院。
徐建明，家住上海市杨浦区平凉路1777弄117号，原是上海石化股份塑料厂事业部的一名女工， 2002年，徐娘半老的徐建明被厂党委书记江扣根看中，多次调戏，性骚扰，被以坚持清白做人的徐建明拒绝。江扣根对此耿耿于怀，蓄意报复，殃及徐建明在平乐中学读书的女儿，导致她的女儿在学校老师的包庇下被同学无故围攻，肆意谩骂、殴打，经常被打得鼻青脸肿，还患上了抑郁症。学校的老师、校长和教育局都说“这事不要找我，你去找你应该找的人”。
自此，徐建明更加断定是塑料厂党委书记江扣根在捣鬼。她找到江扣根办公室告诉他，“你有什么不快就冲我来，不要伤害我的女儿”、江扣根拿起电话通知了厂保卫科科长李根培，李根培把徐建明叫到保卫科，谁知徐建明一进门李根培就把门关上和其他几位保卫科干事使了个眼色，几个人冲上来对她一顿拳打脚踢，打的她遍体鳞伤，头也被磕破。徐建明养伤期间，江扣根仍在叫嚣“得不到，就毁掉”。
一个星期后，也就是2012年12月12日，正在上班的徐建明接到厂工会副主席打来的电话，让她去一趟资料室。不料刚坐下10几分钟，金山区公安局和厂保卫科的6个人就来了，他们抓住她的双手，徐建明吃惊的问，这是干什么，工会副主席告诉他“这是你告状的结果”。徐建明被他们强制推上警车，以最快的速度送进了金山区精神卫生中心医院。并在全厂职工大会上宣布徐建明被关到了精神病院里。
徐建明说，医院没给她做任何检查就强制把她关进了病房，像对待真正的精神病人一样逼她吃药，不吃药就给电疗，徐建明只好按医院的安排按时吃药。到第三天的时候，徐建明托人给塑料厂事业部胡厂长带去了一封信，信中详述了事情的经过，自此医院才不在要求她吃药。
同年的12月16日，徐建明家人到处找寻不到她就到厂里打听，得知徐建明被送进了精神病院。徐建明的家人与当日找到医院要求接徐建明回家，遭到院方拒绝后打电话多方投诉，才
在僵持了2个多小时后，医院叫来厂方结账，当面把徐建明放走。
徐建明出院后，决定为自己和孩子讨还公道，她找到上海石化股份公司领导要求摘除精神病帽子，不要再伤害她的女儿。这位领导只淡淡的告诉她，送你去看病，这没错嘛。甚至还要让信访局查查她家祖上有没有神经病史。徐建明随后又找到了金山区区长，她把她没精神病的证据，邻居和同事的证言摆在区长面前，这位区长连看都没看就做了答复，“你自己没病的话，人家干吗把你送精神病院去，他们当领导的忙都忙不过来，你女儿要是好，这批学生干吗不打别的同学，就打你女儿”。
她起诉到杨浦区法院后，杨浦区法院在法庭上宣布，厂方可以把她送进精神病院，但并未给予书面判决，并禁止徐建明在法庭上发言，她提出的司法鉴定申请也遭到拒绝。
四处碰壁的徐建明经过法律咨询后，找到了金山区公安局，得知送她去精神病院的是治安二队，等她找到公安局政委，这位政委回答她的更为绝妙“什么事都要经历第一次的，以后你会习惯的”。这句话让徐建明郁闷了好长时间，哪有这么劝人的，只是她没想到这句话背后隐藏的玄机。
2003年1月，徐建明的姐姐徐海敏受厂方和警方的蛊惑到徐建明的居住地，杨浦区法院以徐建明被金山区精神卫生中心诊断为精神分裂症（偏执型）为由提起诉讼，要求法院判定徐建明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杨浦区法院受理该案后，于2013年1月28日出具了法医技术鉴定委托书，委托司法部司法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精神鉴定中心对徐建明民事行为能力进行鉴定。后双方约定同年的2月25日下午给徐建明做检查，同日，鉴定中心把案卷退回杨浦区法院，答复不接受委托。
2003年2月28日杨浦区法院又委托上海市公安局安康医院对徐建明做有无民事行为能力鉴定。徐建明对此怒火中烧，在她的强烈抗议下，徐海敏才于同年3月5日向法院提出了撤诉申请。为了不再受厂方的凌辱，家人的干扰，徐建明办理了下岗手续并给女儿转校，租住到黄浦区。
然而，事情并没有就此结束，2005年1月17日，徐建明接到家人的电话，说她的母亲病重，要她赶紧回去。徐建明不知是计刚踏上杨浦区地界就被姐姐、舅舅、姨妈和几个杨浦区公安局的民警抓住送进了杨浦区精神卫生中心。在院内遭到一天3次强制灌药，打电针，每次打电针，她都会痛苦的不由自主的惨叫，口吐白沫，一直到2006年3月20日她的妈妈把她接出来才结束了这种地狱般的生活。
徐建明回忆说，当时她望着紧锁的铁门彻底绝望了，她原本以为这是个讲法制的国家，决不会允许这帮衣冠禽兽逍遥法外，现在看来她太天真了。他们根本不怕法律，为了不让她告状他们什么手段都用的出来，要不是她母亲拼死拼活天天给她的姐姐、弟弟吵闹，她还不会出来。
而这次强制治疗给徐建明造成了很严重的后遗症，也殃及了她的家人，她说，刚出来的时候舌头硬，话都说不出来，走路像木头人没知觉，脸也是麻木的，直到2013年以后才好些，但是记忆力到现在还很差。她女儿的情况比她还遭，已经被摧残成痴呆了，生活都不能自理。为了给孩子看病把房子都卖了，现在她的工资比同级别的工人要少近千元，她已经被逼上了绝路，孩子的父亲还因为她的事受牵连被非法拘禁。她百岁多的父亲、90多岁的老母亲还经常受到警方的威胁。
2014年，身体渐好的徐建明冒着再次被关押的危险，手拿人大通过的《精神卫生法》找到了上海市卫生局，要求摘除精神病帽子和依法追究精神病院和各有关单位、人员的法律责任，上海市卫生局书面答复，徐建明提出的信访事项不在我委职权范围。徐建明对此答复持有异议，她认为这是卫生局不作为，是在包庇医院，随把上海市卫生局也列为被告。
如今，徐建明经常带着她原本活泼漂亮的女儿进京上访，她寄希望于卫生部，每次进京都要到卫生部登记，她坚信依照《精神卫生法》的规定，她一个正常人没经过权威部门的鉴定就被关进精神病院强制治疗是违法的，她要依法讨还公道！
安徽朱云——我被精神病只因争取男女平等的权利
2007年9月,常年在外打工的朱云，回到安徽省阜阳市颍川区袁集镇窑前村朱小庄老家看望亲人，发现昔日自家的三间瓦房变成废墟，地上一片狼藉，八十多岁的父母卷宿在大哥家的厨房里度日，自己回家连睡觉的地方都没有了，她被眼前的一切惊得目瞪口呆。
事后才知道，原来2007年颍川区袁集镇窑前村干部打着招商引资帮助农民快速致富的幌子，在不与村民平等协商，不给任何补偿的情况下（此事曾有村民联名签字抗议），强行将规划在内的村民房屋拆除，并由开发商林雪出资修建养牛场。
朱云也曾多次找村干部协商，反映自己没有睡觉的地方，时任村长杨亚答复：“你是女孩没有宅基地，如果你是男孩，就可以安排宅基地。”
因为朱云几个大哥都成家立业，只有未成家的她生活在父母身边，在寒冬来临时，她搭建了一个简陋的草棚安身，并多次到区、市两级政府反映，均遭互相推诿。出生于1971年2月2日的她怎么也没想到在自己长大的地方，竟然没有一个安息之所。
为了获得帮助，2008年8月6日，她找到阜阳市妇联，妇联主任闻听后，立即指令袁集镇解决她家问题，然而并不具实际行政权的妇联命令也只是被政府笑着敷衍掉了，没有给予任何实质性的帮助。
2009年元旦，朱云在亲朋好友的帮助下，花三万元在原宅基地上建起两间房屋，就是这个举动，给她日后惹来了太多麻烦，也成为她日后遭遇的开始。
因为私自在已经批给开发商的土地上修建房屋，惹得村委和养牛场都相当不满，2009年6月28日，养牛场看门的李某，故意不给房屋修建在属于开发区大厂院内的朱云开门，引起双方争吵，李某上来就将朱云打倒在地，报警后，辖区派出所不予立案处理，还把已休克的朱云扔在袁集镇医院的长椅上两天两夜，无人过问。
至此后，看门人李某更加嚣张，仗着有人暗地撑腰，夏天穿着三角裤在朱云家门口晃来晃去，来羞辱她这个未嫁女。此事出来后，同是村里的无赖朱金田也以喝醉发酒疯为由殴打朱云，并用及其下流的语言侮辱朱云。受到这般侮辱后，朱云再次寄希望于政府，她随后走访了市政府、妇联、信访局等处申诉，均无人过问，无功而返。
2010年6月，由于地方官员对她反映的问题置之不理，她像大多数人一样，依然走上了进京上访的道路，到国家信访局、中南海等地递交材料，经过这几年的折腾，让她心力交碎、疲惫不堪，偶然一次检查时，发现自己两个肾积水严重，该如何治疗成了压在她心里的难题。
此时的政府官员异常热情要帮她做手术，但是提出一个条件，就是不许她再进京反映干部贪污腐败问题，这个交换条件遭到朱云的断然拒绝。2012年5月8日，在京上访的她来到位于北京三里屯这边的大使馆区寻求国际救助，被北京警方送到久敬庄关押，后被地方5名截访人员接出，由于朱云抗拒他们截访，这5人在地上拖着她走了500米，全身多处被水泥路磨烂，背部最大一块伤痕长达24厘米，朱云当时大喊救命，可近在咫尺的久敬庄警察充耳不闻、视而不见，回当地后，朱云找照相馆拍照留证，但是后来照相馆却拒绝提供血淋淋的相片证据，至本刊采访之际，此事已过去两年多，然而伤痕仍然清晰可见。
为了解决这个上访麻烦，政府终于出手了。2012年5月10日，在袁集镇代表常珍、信访主任李磊、村委刘光明、张金安四人押送下，将朱云送到阜阳市第三精神病院，并胁迫朱云的大哥朱金海至精神病院签字，医院也未作任何检查就收治了她。
在关押期间，每天要按时按点吃三次药，总量达四十多片，每个礼拜一还要按时打电针，朱云形容——打过电针后脑子轰的一下就什么都不知道了！这种折磨的生活一直到中国共产党十八大会议后才结束。
11月22日，相关人员通知他哥哥接她出来，至此共计被疯人院摧残192天，出院时，医院拒绝提供任何住院手续。而接她出来的哥哥，见她的第一句话就说“你不要再告他们了”！本来身体就不好的她，被关押后身体更加脆弱，走路都非常吃力，记忆力也明显减退，头发跌了近三分之二，现在的她一直要靠“复方石淋通气”及“口服葡萄糖”来维持生命。
从瓦房被拆到维权抗议，朱云已经走过六年多时间，这个倔强的女人始终不肯低头，一点小事的上访，毁了一个女人六年的青春年华。六年时间，让她沧桑了很多，身份证上那张亮丽的头像怎么都跟她联想不到是同一个人，现在北京生活的她，手机还处于时开、时关的状态，关着——为了防止截访人员找到她；开着——为了等待那可能永远没有希望的电话……
活见鬼了——黑龙江杨桂芹被强制治疗后吓坏路人
杨桂芹，女，今年57岁，家住黑龙江省大庆市萨尔图区纬六路益民小区3号3门，上访至今已有39年，在这39年的时间里，她受尽了摧残、折磨，用她的话说，这39年她是在泪水中睡去，又在噩梦中醒来。
2003年8月，单位实行体制改革，将杨桂芹在大庆市粮食局的事业编制调到大庆市金琪粮油有限公司，根据有关规定，杨桂芹应享受事业编制的退休待遇，但告至如今未按规定落实。
2004年8月20日，正在国家信访局上访的杨桂芹被大庆市公安局、法院和原单位大庆市粮食局金琪粮油有限公司的人抓住关押在驻京办，后于同年的9月2日被押送回当地，关押在单位内遭受毒打，晚上不让盖被子，还用铁丝绑住她的手脚，对她实施性骚扰。同年的9月10日经大庆市公安局局长曹利伟、大庆市法院及她单位领导批准，胁迫她妹妹杨桂珍签字后，把她送到了大庆市第三医院关押。
官方资料显示，大庆市第三医院是大庆地区的一所国家三级精神病专科医院，1968年建院， 1996年经省卫生厅批准确定为“大庆市精神卫生中心”.
在医院大夫问她“你还告吗？”杨桂芹回答“死也要告”，大夫惊叹“你病得还不轻呢！”杨桂芹不吃药就给她打电针。一周后杨桂芹就被折磨的抬不起头来了，身体有些僵硬，路也不能走了，连眼睛都转不动了。这期间她的访友刘友找到她的妹妹杨桂珍一同去找医院、市公安局及法院和杨桂芹单位的领导，抗议镇压访民，要求立即释放杨桂芹。医院也出具了出院通知书，让杨桂芹10月29日前出院，因为公安局的阻挠杨桂芹未能如期出院。经过40多天的努力，公安局及法院和杨桂芹单位的领导才联合要求杨桂珍写保证书，保证杨桂芹今后不再去北京上访，如果杨桂芹再去北京上访，接她的费用由杨桂珍负担。杨桂珍按此要求写下保证书后，杨桂芹才于2004年12月31日获释。
这次获释是在杨桂珍和刘友德强烈要求下，医院不得不让杨桂芹出院的。就在给杨桂芹办理出院手续时，公安局仍是不愿意让杨桂芹出院，公安局负责此事的民警警告大夫，你现在让她出院，她出去了还到北京上访怎么办？大夫回敬他，我是大夫，不涉及政治，她没病就该出院。
杨桂芹说，出院后，眼珠不会转，脖子也不会转，走路迈不开腿，路人看见吓得称“活见鬼了”。在她的住院病案中我发现，大庆市第三医院对杨桂芹的“病情”诊断为癔症，并住院治疗4次，每次发病都有一定的诱因。
对此，杨桂芹解释为，1997年10月10日，她在当地市场买东西被保安诬陷有偷盗行为，动手打了她，她气急攻心情绪失控，后到医院检查说是得了癔症，就住了几天院，后来就是买药回家，然后到单位上班，单位都知道她偷东西被人打了讥笑她，她受点刺激，又到医院住过几天院。开过几次病假条，但医院给她开的药，她吃了没什么不良反应，可他们把她送到医院后，给她吃的药有问题，全身像针扎一样，可难受了。
养了1年多的身体后，2006年3月1日杨桂芹到国家信访局上访，又被当地截访人员抓住，将她押送到“安元鼎”下设的牛街附近的邮苑宾馆地下室。关押10天后她跳窗逃走。2010年2月14日（大年三十）杨桂芹和另一访民在路上被北京警方查验身份证后发现是访民被押送到马家楼（接济服务中心），后又被截访人员押送到“安元鼎”保安公司的黑监狱关押。在安元鼎关押期间，她发现每天有上万访民被押送到这来关押，每天还往当地押送访民达数千人。经常有访民被打死打伤。
2008年7月25日，杨桂芹被当地从北京押回大庆市信访学校关押，同年7月31日至8月2日为了诬陷访民，江苏省灌云县两民警和法院的人找到黑龙江省大庆市公安局，经局长签字后以杨桂芹涉嫌敲诈勒索罪私设公堂在大庆市萨尔园区一房间里对她进行刑讯逼供，目的是让她承认她和江苏访民周育华合伙敲诈勒索周育华户籍地的乡党委书记沙德高。杨桂芹因此被连续毒打3天，头破血流，双脚趾骨折，几次晕厥。但她坚守凭良心做人的底线，最终，她和周育华被无罪释放。
杨桂芹统计，她被精神病49天，在黑监狱非法关押共计3000多天，期间多次绝食抗争。好在，在国际社会的关注下，2010年9月“安元鼎”这个和地方政府勾结，靠残害访民谋财的黑窝点被北京警方取缔，杨桂芹把冒着生命危险记下的“安元鼎”纠察“安元鼎”护送等40多辆押送访民的车牌号，和她拿到的在押访民的名单交给了办理此案的北京刑警总队。刑警总队的队长称，上亿访民被“安元鼎”关押，只有杨桂芹能提供重要的证据。杨桂芹称，在此之前她多次报警，投诉“安元鼎”黑监狱都被警方认为她有神经病，根本就没“安元鼎”这个地方。同年的9月24日凌晨2点，北京警方将“安元鼎”的董事长和总经理以涉嫌非法经营和非法拘禁罪刑拘，对“安元鼎”公司立案侦查。但杨桂芹和诸多受害者却未获得任何赔偿，案件不了了之。
2014年3月1日，杨桂芹在北京基督徒葛志慧家学圣经时又被北京丰台区警方抓获，以寻衅滋事罪刑拘一个月后取保候审。期间，被扒光内衣只能穿没衣扣的号服。女人的标志也裸漏在外。杨桂芹绝食抗议，被鼻饲11次。杨桂芹在材料的最后写道，我19岁上访，30岁开始进京上访，，现在已经57岁，上访38年了。38年的血泪和所见所闻使我在泪水中睡去，又在噩梦中醒来。我不知道中国往哪里走，我也看不到曙光了！
反对恐怖黑帮恶势力 当事人反被送精神病院
尽管国家三令五申明确要求各个地区严禁黄、赌、赌，在法律的约束下，类似东莞这样贩黄行业发达的地区，进行了较为彻底的涉黄问题整治，但是还有很多地方、很多不法团体在私下经营黄、赌、毒,并形成了恶势力团体，对特定的地域范围进行垄断式、集权式经营，他们无视道德和法治，欺压良民、无恶不作。
广东省紫金县的两个镇上，就存在这样的现象。记者得到举报线索后，在走访广东省紫金县中坝镇、敬梓镇时，从民众口中得知一个黑恶团伙，这个团伙的主头目叫王耀辉，绰号耀辉古，私下里人们也叫他李耀发，参与者有王桂华、王建华、王明华，王桂华绰号廖桂，王建华绰号建之、王明华绰号棉桃，还有一些不知名的成员也参与其中。
平日里这些人与普通民众一样，看上去遵纪守法，但是据居民反映，他们作恶的时候无比狠毒，除了贩卖各种毒品外，他们还公然的开设赌场、放高利贷，也时常三五个人为组去梅州、兴宁、五华、长布、等等各地方去偷盗车辆。更让人闻之生畏的是，据居民赵某反映，这些犯罪团伙在晚上的时候，想尽千方百计骗幼女出来，骗不到幼女就叫男生骗他们的女同学、女性朋友出来，然后再把她们带到某些地方去强爆轮奸，有不服从的就在她们的食物里下春药、或暴力殴打，事后再恐吓幼女不许报警、不许告诉任何人，手段残忍至极。目前，中坝镇、敬梓镇的市民和周边市区的居民们对这些团伙闻之色变，以至于这两个镇极少出现外来人员。
记者在采访时，有一位王远华反映，他的堂兄王某清曾经做过六合彩老板开始赚了几百万，后来一期输个精光后反欠人家一大笔债。有一次他去王某清家闲聊，王某的太太贺某香也在场，王某就说将来有钱之后的计划，这时候有个叫运来古的人自言自语的说了句“走着瞧”，王远华觉得这句话一定有什么内情，可能对王某不利，于是告诉了他妻子贺某香，不曾想贺某不但不领情，还气呼呼的劝王远华不要多管闲事。但随后王远华发现，贺某将他的怀疑告知了王耀辉，而不是王某清。
不久之后，这件事产生了一个出人意料的结果：“原来王某清做六合彩老板一期输过精光而破产的事情是王耀辉、运来古、贺某香合伙所做的”。“王耀辉亲手策划，而运来古，贺某香都是王耀辉的棋子。所以我跟贺某香说的事情，贺某香先告诉王耀辉。”
正是由于王远华知道这件事的内幕，于是2002年农历2月2日，王耀辉团伙强行把王远华送进惠州市第八人民医院——惠州的一家精神病医院，之后王耀辉安排人带着王远华的照片到处去宣传他是精神病，说他是心肠很毒的人，并警告所有人都不要接近王远华。王远华无奈在医院住了两个多月，费尽千辛万苦从医院出来之后，却惊讶的发现，不管去到哪里工作、不管去到哪里做什么，都会有人用各种方法赶他走，并强调不想接近他。
“他们太恶毒，我没有能力还击，也没有有关部门来惩罚他们。我不知道将来我该做什么，也不知道在这些恶势力的欺压下，我还能做什么，也许，某一天我还会被强行送入精神病院吧……”王远华对着记者无奈的说道。
犯罪团伙的存在，威胁着每一个居民，也让那些幼女的家人惴惴不安，而何时这些犯罪团伙会得到法律的惩治，将是大快人心之日。
（来源：中国网http://www.china.com.cn/legal/fzgc/2015-03/25/content_35152602.html2015-03-04 07:58）大理＂表叔＂被送精神病院 网友接力发帖要求放人
近日，云南大理古城“表叔”到底是否属“精神病”，引发了网友与政府部门的争论。政府工作人员将“表叔”送进了精神病医院，而网友接力发帖要求政府“放人”。
家住云南大理古城的钟表匠老杨，因数十年来坚持低价修钟表且服务热情，被广大游客和网友称为“表叔”。
网友们认为在大理古城商业气味渐浓时，“表叔”依然恪守质朴的本质，是“大理老人民路的仅存标志”。
3月18日，有网友发微博称：3月16日10时，一群戴着口罩的“迷彩服”把“表叔”按在路中央绑住，塞进面包车，送进了精神病院。
实名认证为民谣歌手的@周云蓬 转发微博并感叹：我们经常路过那里，看到他（表叔）正常生活，不妨碍他人，修修表，偶尔还能喝喝小酒。
在众多网友的眼里，“表叔”修表一般只收5毛或1块钱（也有网友称是“两三元”），多给他钱决不答应，“他一直活在二三十年前的时代，自尊心很强”、“拒绝政府（免费）给的慰问品”。
“他不但交流正常，还谦和有礼貌，只是人邋遢，两层小屋里堆满捡回的再生物品，颇有犀利哥的范儿。”一些大理网友表示，“表叔”因离婚受过一定的（精神）刺激，但平时的生活绝无异常，从未发生过危害他人的行为，与邻里多年相安无事。
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检索发现，包括@周云蓬 在内的多名网友认为，今年50岁的“表叔”精神正常，对待生活热情，多年来一直如此，突然间“被精神病”让人难以接受。
19日，大理镇人民政府官微@大理镇政府 对“表叔”一事进行了通报，称网友口中的“表叔”杨某系大理镇的低保户，1965年出生。
通报称：家人称杨某自2009年开始患有精神方面疾病，生活不能完全自理，经常自言自语，捡拾垃圾，喝沟里的水，长年上身不穿衣服；2012年以来，社区将其列入低保户，长期进行帮扶、救助；近两年来，杨某不用社区送的电磁炉、电饭锅，反而在堆满易燃品的屋内使用明火做饭；社区多次对其及家人进行说服劝导，但不起作用；为了杨某及周边居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和他本人的健康，社区和派出所在其父亲同意的情况下，将其送至大理州第二人民医院（精神病院）进行住院治疗。
截至澎湃新闻发稿，网友们仍在接力发帖营救“表叔”，而大理镇政府尚没有发布新的情况通报。
（来源：网易新闻http://news.163.com/15/0320/08/AL4SEG5800014SEH.html2015-03-20 08:03:00）长春一青年患精神疾病动手伤人 父亲无奈用铁链锁儿子
长春德惠市朝阳乡的王喜林，今年43岁，他的儿子今年18岁，儿子已经长大成人，可他却借不上一点力。反倒是这些年来，他为儿子操碎了心。因为，王喜林的儿子患有精神疾病，发病时常常会动手伤人，砸坏家里的东西。无奈，做父亲的只能终日用锁链将儿子锁住，可是锁链套在儿子身上，却疼在父亲心里。
这座不足四十平米的房子，就是王喜林和年迈父母以及儿子王亮居住的地方。屋内一片凌乱，到处是被撕碎的衣服布条，而这个坐在角落里，被铁链拴住手脚的男子，就是王喜林的儿子王亮。王喜林告诉记者，儿子从小就患有精神方面的疾病，漫长的求医路，让本就贫寒的家庭不堪重负，七年前妻子也离开了他们。亲情越来越远，朋友越来越少，时间流逝，他一点点老去，生活中他只剩下了患病的儿子和年迈的父母。
眼看到了农忙季节，王喜林更是抽不出身照看患病的儿子，再加上最近几天，儿子的病情越发严重，情绪暴躁不说，还到处惹祸，他才忍痛将儿子用铁链锁了起来。18年的时间，王喜林就是这样战战兢兢度过每一个春夏秋冬，听到有人喊自己，他神经紧绷，第一反应就是儿子又惹祸了。然而这个家庭所遭受的，远不止这些。如今43岁的王喜林，看上去比同龄人衰老许多，面对成年的儿子，他已力不从心。如今他就希望能给儿子找个可安置的地方，既能给儿子治病，又能让自己腾出时间来孝敬年迈的父母。
德惠市朝阳乡民政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得知王喜林一家的情况后，决定将王亮送往医院，免费进行治疗。3月24号上午，穿戴整齐后，王喜林带着儿子和民政办公室的工作人员一起赶往了长春安宁精神康复医院，在医院医生先给王亮做了一个全身的检查。
长春安宁精神康复医院医务科杨科长表示，王亮身上现在有一些比较严重的伤，如果出现骨折错位的情况，需要先到相应的专科医院，先处理急症。同时，他们也会对王亮精神方面的病情进行综合诊断，再根据具体病情进行治疗。
王喜林的苦楚是所有精神病患者家庭中的一个片段，对于每个有精神病患者的家庭，都有一部属于他们的血泪史，当一个家庭已经用尽全力守护，谁能帮助到他们呢？在现实生活中，病人家属有时为了避免惹出祸端，可能会选择一些极端的方式来处理问题，虽然是迫于无奈，但是像把患者用铁链锁起来的方式，并不妥当。
吉林熠融律师事务所律师宗丽娜表示，对于这种无民事行为能力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如果给其他人造成了伤害，无论是人身伤害，还是财产损失，都需要他的监护人来承担责任，但监护人采用锁的方式，对待精神病人也是不妥当的，如果确实有疾病，建议送到相应的医疗部门，进行医疗救治，以免对精神病人造成二次伤害。
（来源：网易新闻http://news.163.com/15/0327/10/ALN5VN3J00014SEH.html2015-03-27 10:39:55）精神病患者痊愈出院却回不了家 家属多不愿接回
昨天,一名曾经的精神病患者,被精神病人疗养院“丢”到社区,而其监护人又不愿再管。现在这名被“丢”下的人情况如何?其监护人是否涉嫌遗弃?像这种监护人不愿管的例子,是个别现象还是普遍现象?以后遇到这样的事该由谁出面解决?诸如此类问题,困扰着不少人。
现状:
被“丢”者重回疗养院
曾经的精神病患者老林被“丢”回社区,社区里的人并不担心其是否真的好了,而更关注谁负责其生活起居的问题。“难道社区还得派出专人来服侍?”这个问题,昨天得到了解决。社区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老林再次被送回了精神病人疗养院。原来,是社区方面报了警,警方把老林再次送到了福州市精神病人疗养院。疗养院方面告诉记者,他们不得不再次接收。
昨天,记者采访了台江区民政局和台江区疾控中心,了解到,目前瀛洲街道已就此事起动了“三无”人员的支助程序。台江区民政局表示支助申请者2000元,而台江区政法委也已答应支助5000元。台江区疾控中心负责人告诉记者,只要街道提出申请,符合条件,疾控中心也会在职能范围内给予支助。
律师:
监护人未涉嫌遗弃罪
老林被“丢”给社区前后,作为其监护人的弟弟却不管不问。有市民谴责其弟弟的做法不妥:怎么能致亲人于不顾?还有不少人甚至问,其弟弟是否涉嫌遗弃罪?
福建金欧律师事务所副主任陈成梁律师介绍说,通俗地说,遗弃罪是指有赡养、扶养以及抚养义务的人,对自己的家庭成员不履行法定的义务,达到性质恶劣的程度,在刑法上给予一种制裁的行为。其前提是家庭成员要有这种能力,如果没有,比如一方的生活也十分困难,无力履行这种义务,便很难在刑法上给予责难。
陈律师说,一般来说,父母不抚养孩子可以作为遗弃罪的一个组成要件,但是弟弟妹妹不赡养哥哥姐姐,许多人认为其没有赡养义务,不可能构成。但实际上,有赡养能力并成为监护人的弟弟妹妹如果遗弃兄姐,还是有可能构成遗弃罪的。
疗养院:
精神病患者痊愈
监护人多不愿接走
昨天,记者再次采访了福州市精神病人疗养院院长周锋。周院长说,事实上,像老林这样的情况绝非个案,而是一种普遍现象。以福州市精神病人疗养院来说,全院目前有300多名住院者,都是以精神病人的名义住进来的。住院最长的甚至达到30多年。
这300多人中,已经痊愈的有一半左右,但相关家属或监护人都不愿把他们接回去。
周院长分析,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主要是现在这些人绝大部分的住院费都是从医保出,而监护人每个月只出几百元。不排除一些监护人不愿让这些曾经的精神病人分享父母或是别人遗留给他们的财产,因此就干脆把他们扔在医院了。
支招:
帮助精神病人
各部门都有责
记者了解到,针对精神病人,目前我市已经形成了完善的多方联动机制。具体而言,就是主要由精神病人所在的街道、县(区)民政部门、卫生部门以及公安等多方合作,又相互分工的机制。
卫生部门:其职能就是在治疗上提供支助。只要街道上报,其应在精神病人的用药以及住院等方面提供支助。
公安部门:如遇精神病人,应出面予以制止并送往相关的治疗或疗养机构。
民政部门:如果遇到精神病人没有家属,没有监护人,或是这些人不管的情况,民政部门就得管。在申请人提出申请后,民政部门依职责给予相应救助。
街道方面:职责最为重要,不但要调查列明所在街道有哪些精神病人,病状如何,还要根据病人不同的现状,或以“三无”人员向民政部门提出支助申请,或是配合公安机关把这些精神病人送往相关的治疗或疗养机构。
（来源：腾讯网http://fj.qq.com/a/20150320/026820.html2015-03-20 07: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