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专题:精神卫生法实施后发生在“天子”脚下的被精神病
本刊按：以下二篇案例的维权者都在2013年5月1日《中国精神卫生法》实施后又被送入了精神病院，而且地点都在“天子”脚下的北京
安徽代课教师方道明任教十余年为民请命却成了“精神病”
曾经的土豪今日的访民—访谈飞越“疯人院”的唐学成
三、面对面
山东张岩为父伸冤被关精神病院，离奇“遁逃”
河北唐山工人韩方为工友仗义执言被送安康医院
四、本月被精神病动态
五、精神病人权益
七、民间行动与倡议
八、域外传真
2013年12月号
主办：民生观察工作室
编辑：刘飞跃 晋贤
本期封面人物：方道明
——本刊特约评论员野渡
从去年10月开始，郑州市卫生局下发文件，在拥有900多万人口的郑州市区规定各辖区筛查发现重性精神疾病患者任务数不低于辖区常住人口数的2‰。这意味着，要在每1000个人当中至少找到2个重症精神病，对于不少社区而言，这是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这个任务被纳入卫生部门对社区医院的考评中，完不成会面临上级的督导。根据记者的调查，至少对部分社区来说，重性精神病的统计指标成为了一名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正如一个社区医护人员所说，“总不能把没病的写成有病的吧？”为了达到指标，弄虚作假，掺杂水份，玩弄数据就成为不二选择。
无独有偶，本月媒体披露了在湖南省娄底市新化县卫生部门在建立居民健康档案过程中，向各乡镇卫生院下达精神病、糖尿病和高血压病人的任务数，各乡镇卫生院又将任务数分派到各村。新化县坐石乡同心村的老乡村医生曹文光介绍，乡卫生院给同心村下达的任务指标是精神病人4个，但全村实际上只有1个精神病人。按照新化县卫生局的要求，如果没完成任务数，考核时会扣分扣钱。因为“任务”与下拨的公共卫生服务经费、年终绩效考核挂钩，一些乡村医生在病人数量“不达标”的情况下，只好采取虚报造假的形式应付考核。
精神病居然还有指标？居然还可以被摊派？此事一经被披露，极大地刺激了公众的神经。除了耗费大量人力物力，占用大量公共资源，换来的是一个弄虚作假的数字外，更重要的是，显示了公权力的病态滥用权力和公民权利的被随意侵害。
在层层摊派的完不成精神病指标将被扣分、督导、扣钱压力下，完不成指标只能是或者情愿受罚，或者指鹿为马，将正常公民认定为精神病患者，或者将轻微症状的人视为重精神病患者。按照2‰的精神病指标，许多社区根本不可能完成摊派任务。在趋利避害的本能下，漠视良心和道义，把没病的说成有病，把轻度的说成是重度就成为不少基层部门的选择。
在这里，公众看不到任何对精神病人的人道关怀，看到的只是公权力为了政绩不择手段的“创造力”，而一个正常的公民被精神病是如此的简单，只需要权力之手大笔一挥，就成为其政绩之表上微不足道的一个小数字。
既然精神病指标可以随意摊派，那么每一个正常的公民就都有可能被精神病，这绝不是天方夜谭，不受制约的公权力在今日中国之越轨泛滥已成为悬挂在公民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最大程度地伤害了公民的生命和人格尊严，在这个国度，每天都会发生各种荒谬的事，畸形到所有人都恐惧。法治缺失，公权脱缰，人权即被践踏，任何公民都可能被精神病。而精神病指标，只不过是众多导致公民被精神病的一种因素而已。
在社会矛盾越来越激烈的现状下，“被精神病”已经被公权力当成扑灭社会问题的灵丹妙药，在征地、拆迁、污染、反贪等利益的纠葛中，当强权利益面对弱势群体执着挑战时，以扣上“精神病人”的帽子对付“刁民”已经成了一种惯用伎俩。
“被精神病”的现象在中国已经越来越严重，层出不穷的各种个案不时成为舆论热点。仅据民生观察建立的《中国精神病院受难者数据库》的不完全统计，就已有近千名被精神病受害者被收录在案。这些被精神病受害者中有上访者，有拆迁户，有失地农民，有下岗工人等各类民众。从地域分布来看，除西藏外，全国所有的省市区都有受害者案例被收录。从关押的时间来看，有关几天的，有关几个月的，有关几年的，有关一、二十年的。
在稳定压倒一切的维稳体制下，法制、人权被束之高阁，精神病成为公权施暴的武器，维权人士、异议人士不断“被精神病”，公民的权利被严重践踏，而真正的精神病患者反而得不到有效的救治，这是精神病在中国的悖论。不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维护人权，还社会以公平正义，就不可能解决此社会矛盾结成的死结。
2013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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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11月14日下午，北京昌平区华一医院，面对非法关押的上访者方道明，该院精神四科护士在对其电击时，边击边问“你还敢来北京上访吗？”58岁的他实在受不了，只能说“今后再也不敢上访了。”这就是《精神卫生法》实施后，猖狂的北京华一医院，而另一来自湖南郴州的唐学成也在该法实施后被送进了华一精神病院。天子脚下都如此猖狂的迫害公民，如何来约束其它地方。2013年12月，笔者在北京对方道明进行了面对面的访谈，了解了他不平凡的经历。
方道明，安徽省黄山市歙县霞坑镇霞坑村人，身份证号：342723195501045254，现年58岁，1974年毕业于歙县齐武中学，并在同年9月开始担任代课教师，在原石谭公社湖山中心小学附属初中一年级教数学、政治课程三年，1978年至1985年做宣城地区宁国甲路中学、鸿门中学教政治、地理、数学等课程7年，88年2月开始至90年10月，担任黄山市教育委员会办公室、农科教办公室驾驶员三年。92年10月至93年8月，担任歙县霞坑镇政府驾驶员一年。以上工作经历均有相关单位的证明文件，从74年开始，方道明在教育部门从教学到驾驶的时间达13年零7个月之久，符合国家对于教职工享受基本待遇的劳动法相关条款。但是现实生活中国家并没有履行法律的承诺，给他应有的待遇，他这才开始上访。
2013年10月12日，在北京上访的方道明为了生存，应聘到北京国泰保安公司做保安员，公司于10月29日发现方道明是上访人员，就予以辞退，并克扣了劳动合同法规定的500多元工资，他就跟公司相关负责人理论，在中共三中全会的前一天11月8日晚，国泰保安公司赵副经理和刘姓员工在方道明原上班的万寿路超市发厨房，将方道明按倒在地殴打，北京海淀区万寿路派出所随后赶到现场，未上前阻止他们殴打行为，反而将本方道明反铐至万寿路派出所，并送往久敬庄信访接待中心，因此次事件与信访无关，完全是工资纠纷问题，接待中心的工作人员拒绝万寿路派出所的关押收留请求，在非法关押一晚后，第二天晚上万寿路派出所再次送方道明到久敬庄，因为派出所制作的询问笔录上，没有方道明承认的上访情况，久敬庄再次拒收。10日上午，万寿路派出所刘涛警官（警号037854）问方道明你以后打算怎么样？方回答还要继续上访，就这样他被送到了北京昌平区华一中西结合医院精神病四科。
华一精神病医院精神四科在11月10日用绳子把方道明捆绑在病床上，当天晚上方道明被精神四科的哑巴护士殴打，导致胸部受伤，右肋骨疼痛吃不下饭。由于方道明一直抗争，13日被再次拿绳子捆绑，直到两手、两脚发紫、发黑，才将绳索略松一点。14日中午，解除绳索捆绑的方道明松了一口气，唱起了自己谱曲改编的“万岁中国梦”等歌曲，傍晚时分遭到了最严厉的惩罚—电刑迫害，护士在给方道明上电刑时问他，你还敢到北京上访吗？由于受不了这种折磨，方道明只能说“今后再也不敢上访了”
苦苦哀求也未能唤醒没有人性的医生，在关押的这21天里，每天要吃药，方道明介绍说“吃药时间为每天三次共8片，早上两大两小的四片精神病人专服用药，晚上中午各两片。25日至28日，方道明曾两次向主治医生和王主任提出，在吃了这种药物后，晚上口腔非常干燥，经常喝水而小便睡不好，请求停药，被拒绝，他们的回答是“吃药总比捆绑好受些吧？”
2013年11月10日进去，12月1日被安徽救助站接出，带回安徽，终于获得了自由，华一医院没有给精神病鉴定，理由是“你只是借住在我们这里。”而这已经是方道明第二次被关在精神病院里了！
据了解，方道明是一个热心的人，他常常帮助维权村民反映一些侵权问题，这为他带来了很多不必要的麻烦，也为自己的第一次被关精神病院埋下了伏笔。他介绍说“2001年，国家建设徽杭高速公路，时任歙县霞坑镇党委书记等官员贪污大家的拆迁安置补偿款上百万元，其中有自己的补偿款8万之多被贪污，他就带领大家积极举报；2009年 歙县霞坑镇和隔壁乡镇政府非法强行征用非公益建设用地2000千余亩，他和隔壁富堨镇近千名农民联名举报，后省国土厅查处违法用地1500亩，但是具体涉案的人员并没有遭到法律制裁。
由于受千位当地农民联名推介，方道明开始到北京上访。2011年6月10日，歙县杞梓里镇派出所指导员方志勇、霞坑镇警务室方某等四人，将方道明拉上警车带走时，遭到霞坑镇当地群众的集体抗议，民众自发到公路边等待警车通过，结果他们绕道徽杭高速三阳坛段直接将其送到黄山市第二人民医院，非法关押193天，并四次捆绑四肢，历时93个小时，经历打针，人工喂药的迫害。2011年12月20日，方道明的女儿方婷从杭州请假找政府领导，希望他们放了自己的父亲，政府领导不同意，方婷抗议说“再不放人我就到北京上访告状”。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才迫不得已带着方道明的妻子以及村长放他出来。这次关押鉴定的结果为“轻微人格障碍”，对于这个结果，方道明的说法是镇党委书记黄中送中华烟和山核桃，给黄山精神病医院副院长兼黄山司法鉴定所长陈某，导致人为的作出“轻微人格障碍”的决定。
在这次关押期间，给方道明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精神病院出来后他于2012年两次到县人民医院抢救、输血治疗，2012年9月23日到歙县人民医院治疗，医生的诊断说明是，头昏、冷汗、皮肤苍白、考虑患者消化道出血量大，病情危重，反复告知患者家属（妻子及妹妹），在10月1日出院时，医院的建议为，患者仍有纳差乏力，重度贫血貌，精神萎靡。这次由于没有痊愈的治疗，在同年11月10日，病情恶化，方道明再次入院治疗，至12月2日才出来。
方道明解释道“谁不想好好治病？可是家里本来就困难，住院已经花了好几千块了，根本承担不起，所以迫不得已才出院的”。本来就严重困难的家庭，生活更加艰难，为了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身体稍有好转，方道明就于2013年5月13日，再次来北京上访申诉，这才有了开头的故事。
中国精神健康与人权月刊 佐真
2013年12月
精神卫生法实施后，长沙市精神病医院医师朱炼说“你要还敢到北京告状，我们就把你关精神病院一辈子”
用现在的话说，曾经是土豪，或者叫暴发户，2005年前，经营着一家多金属矿，生活幸福家庭美满，然而从2005年后半年开始，唐失去了往日富裕无忧的生活，陷入一连串的侵占财产和行政、司法迫害案中，直至现在家破人亡，流落北京。2013年12月，笔者在北京对唐学成进行了采访，了解了他由“土豪”到访民，再成“精神病”的经历。
从富翁到访民
唐学成，1964年8月4日出生，初中文化，湖南郴州市北湖区芙蓉乡廖家洞村五组，身份证号：432821196408046817，曾任龙帽岭铅锌锡多金属矿矿长，法人代表。唐学成开采的有证矿山龙冒岭铅、锌、锡多金属矿，资产在千万之上。
2004年农历12月底，湖南省郴州市李姓官员告诉唐学成，龙帽岭铅锌锡多金属矿采矿许可证已被湖南省国土资源厅吊销，政府将拟价一千二百万元的《公告》在郴州市北湖区党校拍卖。竞标者以一千三百万中标。中标后后在一个星期之内又以二千一百万转让给别人开采。
2005年9月27日，湖南省郴州市北湖区芙蓉乡乡长曾祥峰和北湖区国土资源局副局长田贤益对唐学成说：“你的龙帽岭铅锌锡多金属矿己被别人收购了，这是政府行为，请你在《矿山资产补偿协议书》上签名，如果你不签字，政府炸了你的机械设备和厂房就白炸了，你一分钱都得不到，考虑到唐学成是原投资者，经金华会计师事务所现场评估核定，最后收购成功的那家企业赔偿唐学成人民币壹拾壹万壹千捌百元整（111800元整），作为唐退出前的机械设备及生产设施补偿。
2005年10月8日，唐学成到湖南省国土资源厅办证厅咨询了关于龙帽岭铅锌锡多金属矿采矿许可证的情况，工作人员从电脑上查阅了有关资料。然后说，省厅于2005年9月30日己下达了《湘国土资函[2005]342号文件和[2005]101号的有关通知》通知你单位（龙帽岭铅锌锡多金属矿）在一个月之内前来省厅办理变更和年检延续手续…..
听到这个消息的唐学成傻了，自己的金属采矿许可证一直属于有效期内，矿产被卖，只是个别领导跟不法商人一起上演的诈骗剧罢了！！从那时开始，唐学成开始了地方法院的诉讼程序，结果两审两败，被迫走上了维权上访路！
维权路上的被拘留、劳教、精神病
2006年9月至11月初，唐学成两次到北京外交部立法司.行政司和新闻司讨伐副部长张业遂，讨伐的理由是张业遂于2003年12月21日，在《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上代表中国政府签字，就这样被芙蓉乡乡长曾祥峰从北京将唐以处理问题为由接回郴州，回去后问题没处理，却被行政拘留十天（2006年11月6日—11月16日）行政拘留的理由是“上访闹事”。
11月16日，在解除拘留之前，拘留所的干警问唐学成解除拘留后有什么打算，唐学成拿笔写下，只要我还有一口气，谁也不能剥夺公民的诉讼权。就是这一句话，没有让他获得受迫害之后本来应有的自由，16日早上7点半钟，北湖区芙蓉乡干部李鹏飞和曹新将等五人将唐学成从拘留所强行送入湖南省郴州市精神病医院，在刚进去的四天里，唐学成拒绝吃药，遭到了强迫喂药，后来唐学成把一天两顿的药都压到舌头底下躲避护士的检查，并避免强迫灌药和吃药给自己造成的副作用。
然而这好比西天取经的九九八十一难，过了一个坎还有一个在前面等着你，由于知道唐学成的情况，主治医师对他很不客气，唐学成描述“主治“医师”冯晓蓉说，她的丈夫是在检察院工作，她和他的丈夫都知道，如果我出了郴州精神病医院的大门，会给郴州市给郴州市纪委书记曾锦春.市长周政坤等人带来什么后果。因此，冯晓蓉就叫了十多个医师和护士把我用绳子捆绑在床上，然后用高强度的电针深扎我身体上的八个穴位（2个太阳穴.2个地仓穴.2个合谷穴.2个行间穴），并威胁我不准喊出院，不准上访，上诉，告状。否则天天给你扎电针，直到扎死你为止，看你到哪里去告状”。
在关押期间，随着时间的推移，唐学成积极照顾其他病人，多数护士对他抱有好感， 2008年3月1日，他到护士办公室问本人每月体检一次（心电图，脑电图，肝功能，血常规）的报告是否正常。因护士正在忙着办理刚来的病人的入院手续，忙不过来，征得护士的允许，就自己去拿病历档案看。唐学成发觉自己入院以来每月的体检报告都是正常的，并在“病历”档案后面夹着湖南省郴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的《行政裁定书》（2007）郴行监字第3号的《再审通知书》。印章上的打印时间是2007年6月20日。这就说明郴州精神病医院控制唐学成，直接帮助了非法占有自己的贪官，还剥夺了出庭申冤的机会。
尤其可笑的是在进院检查的时候检查结果是精神分裂症，入院的时候诊断为偏执性精神障碍，出院的时候诊断为偏执性人格障碍。不知道在主任一栏签字的冯晓蓉医师要何等的精神分裂才能诊断出如此出神入化的病情变化！！！
唐学成说“我偷偷的拿出法院的裁定书，拿给我的病友李劲松看，他是中国航空大学毕业的本科生，也是精神病医院行政腐败和职业道德败坏被误诊为“精神病”的。李劲松看了我的《再审通知书》后，说快过期了，并策划要我们如何逃生。我知道住在这郴州精神病医院是会非整死我不可。我亲眼看见一个16岁的男中学生叫邓文涛因服药剂量过大导致休克死亡的医疗事故。郴州市精神病医院却蒙骗其家属，说邓文涛是上吊“自杀”身亡的悲剧。这是多么黑暗，多么令人恐怖的社会啊！”
2008年3月7日晚上11：05时，唐学成和李劲松从湖南省郴州市全封闭式的精神病医院四病区四楼的卫生间里，从被他们扭开的防护窗网逃生，就这样结束了480多天的疯人院生活，而由于下至二楼时滑落，两人不幸坠楼致残，经郴州市旺昇司法鉴定所鉴定结果显示，唐学成跳楼导致左桡骨骨折、右肱骨骨折，为此唐曾多次向市政府各级职能部门反映，并向北湖区、苏仙区法院提起诉讼，请求赔偿医疗费和伤残费等费用，均未予受理和立案，但是在精神病院里面和杀人的、吸毒的等其它问题的病人一起生活，医院又没有相关隔离防护，让唐学成染上了乙肝这个一辈子都放不下的病症。
养好伤后被迫无奈的唐学成再次来到北京，于2010年3月5日凌晨3点多，带着一瓶白酒一个喇叭爬上中央民族大学操场内的探明等顶部抗议。这次的抗议没有解决实质性的问题，还给唐学成带来了一系列的侵权迫害，在3月6日被芙蓉乡政府送回郴州后，被郴州市北湖区公安分局行政处罚距离十天，在3月17日减除行政拘留的情况下，又被芙蓉乡政府从拘留所劫持到郴州市今源宾馆软禁9天，紧接着又被郴州市人民政府处罚劳动教养一年，劳教期限是从被行政拘留开始的2010年3月7日至2011年3月6日。这一系列的处罚行为，显然违反了《行政处罚法》一案不能重复处理的原则，但是哪个机构又会在乎这些侵权行为！
2013年8月8日早上，来到北京的唐学成像平常给各机关部委寄信一样，准备好材料，为了安全，坐车离开自己住处，跑到较远的地方找邮局，可在北京这个无缝监控的城市，就是你入地三尺，只要政府想找，就没有你的藏身之地，当他自认为安全的找到邮局刚踏入大门时，三位穿着制服的人就出现在他面前，就这样他被带到北京市丰台区洋桥派出所，下午由该所警官石志凯等三人押送至北京市昌平区华一医院（精神病院），从8月8日唐学成一直关押到9月5日，期间没有给予任何书面检查报告或法律依据，只有一张出院时的物品扣押清单。
出院的唐并没有被释放，而是被湖南长沙市救助站在华一医院接走，连夜送回湖南老家，9月6日早上长沙市雨花区救助站又将唐学成送到长沙市精神病医院强制关押，由于有以前的住院经验，在吃药和配合的时候受到的伤害就减小了很多，并且把一天两顿的药全部偷偷保留下来作为将来审判的证据。这次跟上一次诊断结果差不多的一点是都遇到了有精神障碍的医生，因为在入院诊断一栏明确的写着精神障碍待查，而在治疗结果一栏却赫然写着“好转”，既然是待查，又何来好转一说！这次关押，唐学成一直到11月4日才获得释放。
中国的《精神卫生法》是实施了，但是该法律针对的医务人员的法制意识并没有提高，在唐学成这次被关的时候，负责的主任医师朱炼说“你还敢要到北京告状，我们就要把你关进精神病院一辈子”。这种赤裸裸的威胁，说明了医生道德良知的缺失是何等的严重，也说明《精神卫生法》实施针对解决被精神病问题的局限性，如果国家行政权力继续以官本位运行，而缺少民众监督的话，再多的法律也是一直空文，再天使般的职业也会变成魔鬼摇篮！
中国精神健康与人权月刊 佐真
2013年12月
张岩，山东省淄博市桓台县唐山镇后土村人。2013年12月笔者在北京对正在上访的张岩进行了采访，了解了他父子二代人的冤屈和遭遇。
张岩父亲叫张凌云（又名张朋增），1950年8月在山东省政府机关消费合作社任会计兼出纳，当时是国行（0713号）23级国家干部。1951、52年镇反、三反、五反运动中，主动找到政府党组织详细交待了自己的地主出身（张凌云自幼丧父随伯父生活，到20岁才管理和伯父分户所得的40亩土地），参加过抗日三清团，被分派当过国伪保长，家中有姨夫王云升的一把匣枪，有妻子陪嫁的400快银元和地契等问题。经过组织上的调查核实后，枪支交给了桓台县公安局，银元交给了山东省财政厅。省委根据张凌云的态度，依照坦白从宽的政策，山东省政府秘书长王希文在两次运动总结大会上公开宣布“对张凌云的历史问题不予任何处分，以民主人士对待”。后经评选，张凌云被选为“社理事”。张岩说，上述事实在政府档案中都能查到，原山东省政府办公厅生产委员会福委科科长樊欧章，原山东省政府机关合作社理事会主任兼经理郑晓谷两人也都出具了书面证明。
但是，1955年，张凌云被以“反革命倒算罪”判处有期徒刑12年，1960年冬张凌云因犯心脏病，双手冻伤，右手冻残，1962年获监外执行。回原籍后又被桓台县公安局戴上了“地主分子”的帽子，文革期间受尽摧残和折磨。张凌云一直不服强加的罪名，1973年开始向上级申诉。由于张凌云病重，1982年起委托其子张岩为父伸冤。至今申诉没有一个结果，张凌云含恨而终，而张岩也屡遭迫害。
2000年2月28日上午8点多张岩在全国人大接待室登记完，出了接待室门口，有7、8个人把他围起来绑架上车，送到淄博市驻京办。当晚淄博市唐山镇政府司法助理国强、派出所边强乘火车把他绑架回济南市收容所过了一夜。第二天（2月29日）他二人又把张岩送到了唐山镇政府，2000年3月2日上午张岩同村的张水承开车，由国强、边强还有另外两名公安人员押送，在押送途中车坏了，张岩一直问要把他送到哪？没人告诉他。过了半小时左右来了一辆车，还由原来人员押送，到105国道边车停下，路边是一排房子，从这排房子中穿过去后边就是一个院子，在这个院子里张岩看到挂着天桥区医院精神病专科的牌子。张岩问押送人员为什么把我送到这来，我有病吗?说着就要往外走，被国强、公安和医院的大夫朱丽萍、刘军夫妻等人把他关进了精神病人住的大屋里。
在大屋的通道上张岩看见一个40多岁的女的，穿着单衣，裹着一条毯子就主动过去打招呼，这个女人告诉他，她叫于美红，山东青岛人，因为上访被关到这的。还有山东的李桂香（记不清是哪个市）50来岁，滨州市的王明忠（男），其妻王秀文和他们14岁的女儿华子。当时病房结构是一排五个房间，靠南边有一个通道。张岩在房间的通道里看见了这几个人。押送张岩的人制止张岩和他们说话，10多个人伙同大夫把他推进了一间病房。
据张岩介绍，这个精神病医院位于济南市天桥区齐河镇吴桥村，是朱丽萍、刘军夫妻办的私人医院，挂靠于天桥医院。 张岩发现是精神病医院后，极力想逃脱，送他来的人把门锁住。在两名大夫的协助下，也没做检查，就把张岩绑在橡皮床上灌药。经过这次后，张岩就学的很乖，不时帮着刘军夫妻干点杂碎活，在医院的院子里种种菜。有一次刘军的亲戚拔了一颗大葱，把葱叶给他吃被朱丽萍发现，认为是张岩偷的，就把他绑在橡皮床上，张岩也没敢反抗，他知道反抗的结果会更惨，就这样把他绑了4、5个小时。
张岩和其他被关在这里的上访人员伙食都很差，吃的是刘军（刘军在饭店干活）从饭店带回来的剩饭、剩菜，没有剩饭、剩菜的时候，就给他们吃放坏了的面头，馒头也不熟，唯一的菜就是咸菜，经常吃不饱。医院没有食堂，他们这些“病人”还得每人一天轮流自己做饭。
据张岩说，被关在这个精神病院的人最多时有20多个人，都是上访人员，刘军夫妻看谁不顺眼就打就骂，要么就捆起来，下手可恨了，还要电击、打毒针，还折磨死了人。好多人吃了药之后变得疯疯癫癫，张岩也被捆着灌过药，不咽都不行，事后他才知道给他灌的是“安定片”。
就这样一直到2002年3月5日夜，张岩和被关在这里的滨州市上访人员王明忠、王秀文夫妻和他们14岁的女儿小华，潍坊上访人员朱世爱一同逃出了精神病院。到此时张岩已经被关在精神病医院两年的时间，同他一起逃出来几个人都被关了两年多的时间。张岩回忆起这次“遁逃”的经历时说，当时他和那几个人没在一个房间，“遁逃”的计划刚开始他并不知道，后来别人告诉他后，张岩接过螺丝刀自己挖，才发现墙体是水泥沙灰结构，很不好挖，他的手也被磨破了。到2002年3月5日也就是张岩被关进来两年零三天的这一天夜里，他们把后山墙挖通逃了出来。张岩等逃出来后，怕被追赶，几个人就顺着黄河岸走了40多里地，到了王明忠的朋友家里，第二天张岩躲到了他的叔父家居住，借机查办他哥被诈骗的事。事后张岩才知道这次“遁逃’计划的实施者，朱世爱和14岁的华子，夜里用螺丝刀挖墙，大概挖了两个星期左右，手都挖起了泡，出了血。这次有胆小的人没敢跑，张岩说，青岛那个叫于美红的上访人员当时没敢跑，被关了8年多的时间。
张岩说，这还不是他的全部经历，从1982年11月24起到2000年张岩被收容遣送200多次，非法劳教三次，87年8月28日又被收审在淄博市看守所，非法关押158天，还被多次绑架。张岩绝食抗议这种非法行为180多次。但遭遇这么多，张岩却没有拿到过一份处罚决定，精神病院的医疗证明就更没有了。他在医院自己偷偷做记录，每天都记，一年多以后让朱丽萍发现，但并没有说他，只是偷偷查他的行李，把他的录音机弄坏了。他到北京后他自己记的记录也给丢了。
出来3、4个月后张岩又回医院要病例，朱丽萍没给他，让他交医药费才给，张岩拒绝交费，在住院期间张岩就发现国强每个月都去医院交费，张岩问他什么时候让他走，国强也不理他。
自这以后张岩在没敢回过家乡，一直流浪在京上访，他要为他死去的父亲和他自己讨个公道。
秋韵
2013-12
首发：《中国精神健康与人权》网络月刊
韩方，今年43岁，家住河北省唐山市开平区，在唐钢中型厂（河北钢铁唐钢公司第二钢轧厂）上班。1993年底韩方的工友郑金满工伤死亡，在处理后事时家属的合理要求厂方没有答应。韩方为此出面和厂方交涉，得罪了厂领导，被送到唐山市公安局安康医院精神科，按精神病治疗了4个月，出院后韩方一直没有放弃为了当年所受的伤害讨说法，近日采访人应韩方之约走近了他，了解了他的真实情况。
采访人：韩方，首先感谢你对我的信任，你能把你怎么被关在医院，按精神病治疗的情况给我详细说一下吗？
韩方：那是1993年底发生的事，我的工友郑金满上夜班时工伤死亡。在处理后事时，家属的合理要求厂方没答应，我就帮我工友的家属打抱不平，出面与厂方交涉。厂方还是不答应，我就开始罢工。厂里的工人也都为这事抱不平，口头委托我与厂方谈判。接待我的是副厂长兼工会主席齐国良，齐国良还是说不行。我就说“你不答应我就推翻你，我就想当厂长给工人谋福利，工人都听我的”。齐国良说我精神有问题，先让我回家，不用上班了，以后天天到厂里报到就行，过了几天 就把我送进了唐山市公安局安康医院精神科强制治疗了4个月。
采访人：既然厂里不答应死者家属的条件，你为什么还要用这种方式和厂方交涉呢？
韩方：死者是我的工友，为人就得讲个义气，不能说他死了情分就断了，我要帮着他的家属维护合法权益，我的工友都支持我这么做，他们也看不惯厂里的做法。对他家这样，以后对别人也会这样，所以我就得出来说。
采访人：死者家属提出的什么条件厂里不答应让你们看不惯？
韩方：就是死者的父亲提出让厂里给死者的妹妹在厂里安排个工作，好有人挣钱给他养老，厂里就是不答应。本来人死了厂里应该给安抚，老人总得有人管，这点事都不答应，厂里也做得太绝了。
采访人:那他们是什么时候，怎么把你送进医院的？
韩方：是1994年的1月10号把我送进医院的。我的工友郑金满从死亡到下葬也就20来天时间，他下葬后我找齐国良说的这话。齐国良就不让我上班了，让我天天到厂里报到就行。这样坚持了一个星期吧，1月10号我又到厂里找齐国良报到，他说让我到医院检查一下看我有没有病。公安处保卫科的胡贺秋、厂武装部的王凯胜用厂里的车把我送到唐钢医院精神科检查。梁尔文大夫问我有什么病，我说我没病，就是给厂里提意见，你没看有两杆枪押着，他们一个是保卫科，一个是武装部的。结果检查完就把我送到了唐山市公安局安康医院。
采访人：安康医院给你检查了没有？
韩方：没用仪器检查，就是问几句话。
我给安康医院精神科主任张顺说我没病，我是有大志向的人，张顺说，有大志向没错，但用这种方法就是有病。张顺和另外两名大夫把我骗进病房说要检查，就不让我出来了。过了几天才给我做了脑电图。
采访人：我看了你的病历是1月18日做的脑电图，这之前他们给你用药了没?
韩方：用药，我不配合用药就电我，打我，捆绑我，把我绑在病床上，给我灌药、打针。我越说别电我，他们就越电我。经常这样，直到我屈服了为止，这样一直到5月6号我爸把我接出医院。
采访人：你住院期间你家里找过医院或厂里吗?医院给你用的什么药你还记不记得？
韩方：我和家里人没来往，我有后妈。就这样一直关着出不去，后来精神科主任张顺说，只要我不闹了，不再提死者家属的要求了就可以出去，我才给我爸写信让他救我。都用的什么药我记不清了，有医嘱单，可能不全。
采访人：你对药物有什么不良反应吗？
韩方：有，用了药我浑身没劲，跟没骨头一样，还头疼，饭量大。长期用药和精神上的摧残给我造成了真正的精神疾病，不服药就无法控制我的行为和情绪，好像天是老大我就是老二。出院后我不得不坚持服用氯丙嗪缓解，这种药副作用大，后来我换成了奥氣平 。
采访人：你出院后找过厂方或医院吗？
韩方：找过，厂里让找医院，医院让找厂里，谁都不想负责任。公安处保卫科胡贺秋还说“不服你告医院，是医院鉴定治疗的，你再闹还把你送医院去，不让你出来”。
采访人：但你还是坚持继续上访讨说法？
韩方：对，我没病给我治成有病了，找他们老解决不了，现在我都快成残废了，我以后的生活怎么解决？
采访人：秋韵
2013-12-27
《中国精神健康与人权》网络月刊首发 转载请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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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家人强制送入精神病院10年 《精神卫生法》第一案上海立案 上海男子徐为(化名)10年前被家人强制送往上海青春精神病康复医院，想要出院却被监护人和医院拒绝。为了获得自由，2013年5月6日徐为委托律师，将医院和监护人起诉至上海闵行区法院，请求法院判决被告侵犯其人身自由。昨天，记者从律师杨卫华处获悉，12月20日上海闵行区法院通知其立案成功。此案是今年5月1日《精神卫生法》实施后，全国第一起依据该法起诉的案件。据徐为说，2003年，他和家人发生矛盾，被送入上海青春精神病康复院，诊断为精神分裂症。入院后，徐为积极配合治疗，原本次年就可出院，但作为其监护人的哥哥一直不允许他出院。徐为在医院住了10年，还在医院交上了女朋友。徐为多次向当地居委会反映，居委会和医院也多次联系徐兄进行协调，但徐兄以没有时间照顾徐为拒绝其出院申请。徐为曾尝试携女友逃跑，最终失败；现年75岁的徐母为接他出院，2012年曾向法院申请变更监护人，因年事过高被拒绝。徐为因而委托上海盈科律师事务所的杨卫华律师，起诉医院和监护人侵犯其人身自由权。
12月20日，闵行区法院出具立案通知书，直接对徐为案进行立案，预定将于2014年1月6日下午开庭。徐为非常希望能够上法庭参与庭审，但由于他还在住院，如果法院不协调，医院又不同意的话，他有可能无法出庭。
徐为案件是全国首例依据《精神卫生法》起诉的案件。
（来源：人民网http://legal.people.com.cn/n/2013/1224/c42510-23928371.html http://news.xhby.net/system/2013/12/24/019737421.shtml 2013-12-24 13:09:10）
编辑：柳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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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社论：摊派精神病，公权脱缰的荒谬
一、 专题:精神卫生法实施后发生在“天子”脚下的被精神病
安徽代课教师方道明任教十余年为民请命却成了“精神病”
曾经的土豪今日的访民—访谈飞越“疯人院”的唐学成
二、面对面
山东张岩为父伸冤被关精神病院，离奇“遁逃”
河北唐山工人韩方为工友仗义执言被送安康医院
三、本月被精神病动态
四、精神病人权益
六、民间行动与倡议
七、域外传真
域外调节医患关系的法律制度
2013年12月号
主办：民生观察工作室
编辑：刘飞跃 晋贤
本期封面人物：唐学成
敬老院本是老人们安度晚年生活场所，老人们生活在一起其乐融融。但从救助站转到敬老院的聋哑人张华川，不珍惜这种机会，反而趁机对生活在敬老院的精神病患者华某实施奸淫。近日，经富顺县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法院以强奸罪判处张华川有期徒刑一年七个月。
据了解，张华川是由富顺县公安局邓关派出所民警在县城客运站发现的，由于是聋哑人不能与人进行正常沟通交流，考虑到此种特殊情况，民警便将其送到救助站进行救助。后救助站考虑到张华川未来的生活，便将其安排到某镇敬老院暂住，受到敬老院暖心的关怀。
2013年4月21日中午，正是敬老院午休时间，院里的五保户胡某、肖某、赵某等人，发现暂住在敬老院的聋哑人张华川窜至该院患有精神分裂症的华某的寝室内并将寝室门反锁。
胡某、肖某、赵某等人发现后，试图用手将华某的寝室门打开但没有成功，后朱某找来改锥将华某寝室的窗子打烂后，再由肖某翻窗进入华某居住的寝室将房门打开。肖某、朱某、陈某等人进入寝室发现他对精神病患者华某实施奸淫。肖某等人立即用绳索将张华川捆绑后扭送至彭庙镇社区义务巡逻队，后移交公安机关。
经四川正泰精神医学司法鉴定所鉴定：华某患精神分裂症（精神衰退期），无性防卫能力。经四川华西法医学鉴定中心鉴定：张华川作案时无精神病；对其2013年4月21日的违法行为评定为有刑事责任能力。经富顺县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法院以强奸罪判处张华川有期徒刑一年七个月。
(来源：四川在线自贡频道http://www.scol.com.cn http://sichuan.scol.com.cn/zgxw/content/2013-12/25/content_6658399.htm 2013-12-25 17:46:28)
因患精神病多次伤及他人却无钱系统医治，英德市黄花镇平星村男子邓金言被家人用铁链锁在猪圈里，过着动物一般的生活。近日，在热心人士的帮助下，邓金言被送往广州治疗，他的“枷锁人生”才得以结束。
据邓金言的哥哥介绍，邓金言今年40岁,发病是在其23岁那年:一天深夜，在外打工的邓金言突然回到家里，摇晃着脑袋说自己从工厂走路回来。家里人很震惊，因为工厂离他家有98公里！
从那以后，家人发现邓金言常自言自语，时而说脑里有人在和他讲话，时而又说有人在跟踪他，要来害他。发病严重时，邓金言会用石头和木棒打砸他人门窗。家人见其行为异常，遂将其送往韶关一家精神病医院进行治疗。出院后，因拒绝服药，邓金言反复发病。每每闯祸，家人只能选择用铁链将他锁起来，送往当地的精神病医院治疗，但最终病情好转。今年4月，邓金言用木棍打伤其父亲后，被家人用铁链锁在猪圈里。
广东三九脑科医院心理行为科主任王德民对患者进行初步诊断后表示，“患者属于精神分裂症，由于病程较长且未得到系统治疗，其社会功能已逐渐丧失。待完善相关检查后，医院会制定具体的综合治疗方案，帮助其康复。”
广东胜伦律师事务所刘继承律师认为，虽然病人的父母对其有监督权，但是家属将其圈在猪圈的做法已经侵犯了病人的人身权利，侮辱了他的人格，同时也损害了病人的身体健康权。如家属因经济问题，无法给病人治病，可尝试向当地政府、民政部门求助，相关部门也有义务帮助这一家人。
（来源：信息时报http://news.21cn.com/social/a/2013/1219/07/25613903.shtml 2013-12-19 07:07: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