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类: 第十六期

  • 湖北郧西县访民柯尊傲2013年8月被强送精神病院

    民生观察工作室2013-10-29消息:柯尊傲是湖北省十堰市郧西县土门镇关帝庙村村民,因不满蔬菜补贴没到位、举报村镇官员贪腐等问题而上访。2013年8月,柯尊傲又到北京上访,当月23日柯尊傲被土门镇官员等人从北京截回到了十堰市,当天关帝庙村村委会的干部也赶到了十堰市。
     
    当天上午,柯尊傲被村委会干部等人员强行送到了十堰市茅箭精神病院,并称柯尊傲“有过精神病前科”。送到医院后,茅箭精神病院的医生检查认为柯尊傲没有精神病,坚决不收他。在这种情况下,柯尊傲才得以当天回到了家中。

    柯尊傲被送精神病院,是精神卫生法今年5月1日开始实施后又发生的一起被精神病案例,只不过是未遂。

  • 上海范妙珍:《精神卫生法》实施后我第三次进了“疯人院”

    2013年5月1日起,中国《精神卫生法》开始实施,应该说法律的实施健全,为一些公权力机构乱用精神病院关押健康公民、非法限制自由的行为上了一道枷锁!可真能防范握有公权力的机构和个人对公民的迫害吗?官本位当道、警察充当打手、当医生背弃医道时,可怜的上海公民范妙珍又一次被送进了上海崇明县精神卫生院,这已经是范妙珍第三次来这里了,不同的是这次在《精神卫生法》实施之后。2013年11月初,《中国精神健康与人权月刊》志愿者在北京采访了来京上访的范妙珍。
     
    范妙珍,上海市崇明县长兴镇创建村136号,年龄71岁,身份证号310223194308292828
     
    2013年10月17日傍晚七点,崇明县创建村村委代表蔡石村长和长兴镇派出所民警史晨浩把范妙珍送到上海市崇明县精神卫生中心,这已经是他们第三次送范妙珍来了,所以轻车熟路,接收的医生叫殷杰,是一个共产党员,并且有40年的临床诊断经验,当范妙珍要发言时,殷杰医生制止了她这个伸张权利的机会,就这样村委代表做监护人+派出所保送+医生不用检查,安全可靠的让范妙珍进了“免费”的医院,在这期间不需要通知她的女儿跟其他家属,因为党和政府已经给你准备好了一切。
     
    范妙珍介绍:“在里面的时候要吃药,也不知道是什么药,吃完就想睡觉,睡醒了就该吃饭,吃完饭再吃药,然后再睡觉,一天天就这么轮回过”。
     
    囚犯尚且有出来透气的机会,可这里的范妙珍更像是一个关在笼子里的宠物,眨眼闭眼一切的权利都看殷杰医生们的心态而定!!
     
    两天后的19日,范妙珍的大女儿王荷英联系不到母亲,在母亲的朋友孔令珍等多方打探下终于得知被关在这个县精神卫生中心的“囚笼”里,众人赶到救援时,殷杰们的回答是“她是政府关进来的人,要政府出面才肯放人”,作为医生明知此违反《精神卫生法》时,还能如此作为,真是不敢想象!后来政府不出面医院没办法,让范妙珍的大女儿签字后才得以从新获得自由。
     
    抛开政府跟公安局不说,《精神卫生法》主要针对的医院都敢如此作为,可见其实质执行能力的局限有多少了!而引起以上违法行为的竟然是2013年10月11日,范妙珍在村委会,碰到一个叫顾忠良的队长,跟他讲了几句话,政府雇请的打手唐小量说不要理她,范就问唐小量你在政府是什么身份,结果猛然一个耳光扇到范妙珍的脸上,并且把她推倒在水泥地上,搞得浑身是伤,打110到派出所后,范妙珍要验伤,派出所说这点伤看不出来不用验,范就跟他们争取,四个小时之后要到了验伤单,自己去验伤完要看病治疗,没人管。范说“12日到14日我天天拦车,我为什么拦车,就是为了抗议,为了自己的权利,他们没有办法了下午给我去看的病,但是不给我治疗,我就继续拦车一直到17日下午7点……”。
     
    卑微的人总是处处受到不公的待遇,已经71岁,没有任何收入的范妙珍申请低保,然后低保没申请到,又于2013年3月28日,被上海崇明县长兴镇镇派出所十个警察弄到崇明县精神卫生中心,这次由于鉴定医生坚定认为范妙珍没有精神病,坚决不收治,才免于被关。
     
    受伤害最深的要数2010年12月3日开始,范妙珍第一次被关进崇明县精神卫生院(后改为精神卫生中心),这次是因为土地纠纷不给解决,范妙珍作为村民的代表很受大家的爱戴替大家维权,结果被村委、派出所、医生联合关进去,由于不吃药就要受到酷刑,所谓酷刑范妙珍的介绍是“就是把帽子戴到头上把纸塞到嘴巴里,一开电,就打,”在恐怖的阴影下,范妙珍很规范的一天两顿,一顿三颗的吃药,后来慢慢减到每顿两颗、一颗。范回忆“在2011年1月29日我被关56天后女儿救我出来的时候,问妈妈你怎么样,妈妈你想吃什么?我的回答就是恩、哦。头脑反应异常迟钝,记忆力减退”。 
     
    范妙珍说:“我跟医生说我没有精神病,政府把我关进来的,关就关了,不要给我吃药了”。这位医生说,谁叫你多管闲事,出来的时候出院记录上写着闹访、上访。
     
    进入精神病院得精神鉴定,范妙珍曾被多次做精神病鉴定。2010年12月14日,受崇明县公安局委托,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于2011年1月19日将范妙珍鉴定为 “躁狂发作”“无处罚能力”;2011年9月7日,范妙珍又被上海市精神疾病司法鉴定专家委员会鉴定为“偏执性人格”“有受处罚能力”;2012年3月6日,受上海崇明县法院委托,范妙珍被司法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司法鉴定中心鉴定为“未见精神异常”。
     
    范妙珍还曾将创建村干部姚丽燕、施锦芳告告上法庭,正是此二人参与将其送入了精神病院,范妙珍告她们侵犯了她名誉权,但案子不出意外地范妙珍败诉了。
     
    采访结束的时候,范妙珍原来做保姆的雇主张大姐接过电话,请求我们帮帮她,说她人特别好没有神经病,有神经病的话我还能用她吗?她去年还在我这里做了两个月的保姆,她现在有家不能回呀,她那个派出所跟她女儿讲,如果让我看到你那个老妈上访,我们还会把她送到精神病院,像她这么大年龄的人,应该都有低保的,条件好的都在拿低保,他们村委会就是坚决不给她!
     
    佐真
    2013、11

  • 辽宁张海彦:精神卫生法实施后警察送我进了精神病院

    张海彦是辽宁省丹东市下辖的凤城市人,多年一直在上访,可近期,没有精神病的他却进了精神病院,一关就是近二十天。获悉这个消息后,《中国精神健康与人权》月刊志愿者文风于2013年10月底电话采访了张海彦,请这位在《中国精神卫生法》实施近半年后被关进精神病院的东北汉子谈了他的被精神病经历。

     
    文风:你好,张海彦。听说你刚从精神病院出来,是吗?
    张海彦:是的,我原来就患有肺结核,身体不好,关进精神病院后身体越来越差。我妹妹和家人又在外面一个劲地找他们,最后他们让我写了保证后就将我放了出来。
     
    文风:写什么保证呢?
    张海彦:保证主要有这么几条,一是不准再在网上发布“反动言论”,二是不能再缠访、非正常上访,三是不准非法“串联”。他们还让我保证不再上访,我坚决没写。
     
    文风:听说你这次是在沈阳抓的?
    张海彦:是的,2013年8月底不是进行全国运动会嘛,就在我们辽宁省沈阳市进行,全运会是8月31日在沈阳奥体中心开幕。当天中午我就到了奥体中心,但根本进不去,我就在奥体中心外面转悠了一下。其实这次到沈阳,我还是想借这个机会到省信访局去反映一下我的冤情。
    但当天,我们凤城市凤凰城公安分局的七、八个警察就赶到了沈阳,在沈阳奥体中心外抓住了我,他们把我推上车后就怒气冲冲地指责我说“不听话,还到这里来”,说着就对我进行殴打。三、四个小时后,我被押回了凤城。到凤城后他们就宣布对我刑事拘留,罪名是扰乱公共秩序,当天我就进了看守所。
     
    文风:你又怎么从看守所到了精神病院呢?
    张海彦:我在拘留所一直关到9月26日,凤凰城公安分局的警察在这一天突然把我从拘留所里提出来,送到丹东蛤蟆塘精神病院进行“鉴定”。“鉴定”时,医院先给我做了脑电图,结果“没有明显异常”,接着让我在电脑上答题,答了二次,每次一百题,我都正常回答了。期间警察还对大夫说我把我的事在网上乱说,造谣。于是四、五个大夫对我进行“会诊”,主要问我为什么上访。问完后我就被带回了看守所。10月11日,我就被送进了精神病院。
     
    文风:还是警察把你送进精神病院的吗?送进了哪家精神病院
    张海彦:对,还是凤凰城公安分局的警察将我送进精神病院的,是我们凤城第四医院,这里收治精神病人。
     
    文风:你到精神病院后情况怎么样?有被吃药打针吗?
    张海彦:10月11日我被送进凤城第四医院的第一天,当天晚上医院就用布袋子将我手脚都绑在床上,随后就给我吃药,吃了药后我就昏昏迷迷睡着了,醒来后发现被松绑了。自此至后我每天都被迫吃药,每天早、晚各一次,每次是二小片一大片。
     
    文风:十几天药吃了后精神及身体状况怎么样?
    张海彦:药吃了后就想睡觉,人全身无力,反应迟钝,你看现在和你说话都很迟钝。其实在精神病院里还有一件事很可怕,就是那些真正的精神病人,他们很恐怖,后来我被换到了单独的病房。
     
    文风:将一个人关进精神病院进行强制治疗必须要经过鉴定的,你现在知道 “鉴定” 的结果了吗?
    张海彦:9月26日那次“鉴定”,当时没有人告诉我“鉴定”结果,直到我离开看守所时,我的释放证上写我经鉴定为“偏执性精神病”,无刑事行为能力,予以释放。我被送进凤城第四医院后,医院里面的医生也说我是“偏执性精神病”,但我至今没看到鉴定书。我今天刚去了凤凰城公安分局,我要鉴定书,我的妹妹也在找他们要鉴定结果。
    其实他们这次还有一个违法的地方,10月11日我离开看守所时,我已被关了四十二天,远超过了三十七天的刑拘期限。我找他们质问,他们说给我作精神病鉴定的时间不能计算在内。
     
    文风:最后想问下你以前是否有患过精神病?
    张海彦:没有。
     
    文风:谢谢你接受采访
    张海彦:不客气。
     
    2013、10

  • 邓英兰上访告状被关精神病院,无良医师实行电击酷刑

    邓英兰,女,55岁,湖南省衡南县川口办事处豹泉新建组,身份证号:430422195803187925,2007年1月17至12年2月15日被关湖南衡阳市第二精神病院(也就是腊月28才放出来),共计29日,被鉴定为 偏执型精神病,期间遭遇医师残酷的电击,殴打,强迫吃药,短短29天,给邓英兰留下严重的后遗症,现在走路都要拄着拐棍走。
     
    2013年10月初,《中国精神健康与人权月刊》志愿者对正在北京上访的邓英兰进行了面对面的采访。邓英兰由于丈夫在89年被害致死,上访多年,一直没人给申冤,2004年其儿子被公安局批准逮捕,警方告诉的原因是抢劫,而正式下发的逮捕书逮捕原由一栏没有填写任何东西,面对这个结果邓英兰表示,我儿子是刚复原回来的武警军人,怎么会干这种事。除了持续的上访告状外,邓英兰找不到别的方法申冤。
     
    2006年乡政府在北京把她接回去后关在永州市救济处,雇的四个黑保安殴打,那些黑保安还跟邓英兰说我是山东省的、我是河北省的,我们是你们这的官员一个月6000钱花钱请我们打你,要打到你不上访,在这次被放出后。邓英兰逃跑到北京后紧接着就被接回湖南,然后被关在湖南衡阳市第二精神病院,受到了电击、殴打、强迫吃药等酷刑。

    以下是邓英兰的一段自叙————
     
    他们在让我吃药的时候,我告诉医生我不是精神病,我是有冤上访的,医生就说,你有冤?你的儿子过得好,你的房子新盖的,给你装修的好,买新家具给你,一个月七八千块钱给你,你还上访你不是精神病吗?我告诉医生不是这样的,我的儿子现在还在牢里面呢,后来我就要走,我告诉他我不是精神病,他们说你们那里的干部会来看你的,你等着吧,结果也没等到来,在后来他们就把我手绑了,脚绑了,然后就把电插到我身上,就打得我晕过去了,等我醒过的时候他们就给我打针,给我吃药,我不吃他们几个医师就把我脖子卡住给我吃,打的我当时站起来倒下去,再站起来再倒下去,我要是再在里边呆几天,我肯定死在里边。
     
    中国从1986年12月12签署了《反酷刑公约》,1988年9月提交全国人大得以正式批准,于1988年11月3日开始在中国生效。从邓英兰身上可以看出签署二十多年的公约在中国政府实践当中,并没有起到很好的效果,地方政府在执法过程中还是以自我判断、自我优越为前提,并没有受到该公约的制约。
     
    邓英兰接着说:“后来当官的问我有没有亲戚是当官的,我说有,我要是说没有的话怕他们搞死我,后来我就天天喊冤、天天喊,他们让我跟那个电脑说话测试,我说我不会,我也不认识字,他们说那就给你找个专家说话吧,我说可以,但是我要找一个证人,那里有一个韩医师很老实,我就让他给作证,他们来后我给他们讲了从乡政府到县政府再到省政府的告状情况,腊月28他们放我出来,那个医师给了我两个棍子,我支撑着棍子才走回来的”!
     
    因为不懂法,从来没请过律师,事情一直没有得到有效的解决,2013年9月9日8点左右,邓英兰又被接访人员重殴,2013年9月14日衡阳市仁济司法鉴定中心的鉴定显示,多处软组织受挫檫伤,漆盖插伤红肿严重,鉴定伤情为轻伤,邓英兰说这样的事情,这些年也不知道碰到多少回了,这次还算是好的,能站起来走路就算幸运了!
     
    而最近的国庆来北京上访,邓英兰拿着身份证去国家信访局领表的时候,工作人员告诉她,你的案件已经终结,没表可给你领了,邓反驳到,怎么处理的?谁处理的?你们给个答复,他们回去就当垃圾仍了,也算处理了吗?不管声音多么大,里边的办事员没有在给她表,也就预示着登记的终结。
     
    遇害——上访——领表——拿着处理单回去——没人理会或受到更大的威胁——继续蹲在北京上访——被人说成所谓的精神病、刁民——失去尊严的抗争,这就是中国式法律处理的最终结果,法律没有为受害者群体铸起一道守护墙,却为他们开了一扇受害的门!
    事情没解决,也许在北京各部委的信访处还能看到她的身影,接下来的路何去何从,邓英兰也不知道,我们的谈话就这样在她绝望的大哭声中落幕……
    晋贤
    2013-10

  • 采访被精神病的杭州体育教师王志峰

    2000年,从西安体育学院教育专业毕业的王志峰,来到杭州市清河中学从事体育教学工作。2010年,王志峰因向教育局反映学校胡乱购买体育器材,不买对的,只买贵的,以及在体育比赛中弄虚作假,受到学校的打击迫害,先是被下岗,后“被精神病”。2013年9月23日,民生观察《中国精神卫生与人权》月刊记者江河就王志峰老师被精神病情况,电话采访了王老师。
    江河:您好!您是王志峰老师吗?
    王志峰:是,我是杭州市清河中学的体育老师王志峰。
    江河:我是《中国精神卫生与人权》月刊的江河,能谈谈你被精神病的情况吗?
    王志峰:可以。我先讲一下我为什么会被精神病。
    江河:好的。
    王志峰:2010年大年初九,我到了上城区教育局,找到局长蒋莉,向她反映清河中学在教育系统组织的体育比赛中,请体育学院的学生参加比赛,获得奖项。在购买体育器材中,不是根据实际情况购买,瞎买一气,买一大堆排不上用场的器材。按我的话说,只买贵的,不买对的。我那时,很单纯的,相信教育局一定会主持公道的。谁知,从那时起,我的噩梦就开始了。
    江河:他们迫害你。
    王志峰:是的,先是砸我的电脑。
    江河:哦,怎么砸你的电脑?
    王志峰:2010年11月份,学校又要组织比赛,体育组在办公室开会,他们又提出弄虚作假的方案,我不同意,体育组长筱月明和赵伟就带头骂我是傻子,疯子,其他的老师也跟着起哄,我很生气,就走开了。刚走出办公室的门,就听见“砰、砰”响了两下,我回过头一看,我放在办公桌上的笔记本电脑被砸坏了,键盘都被砸得翻起来了。
    江河:是用什么砸的?
    王志峰:用木制的讲义夹砸的。
    江河:你报警了吗?
    王志峰:报了,警察问我电脑多少钱,我说一万块钱。警察拍着桌子说,你那个狗屁电脑,还值一万块钱,最多也就三千块钱。然后又说是我自己砸的。我后来听律师说,上了五千块钱,就够刑事立案。派出所就是在为他们开脱。
    江河:你上访过吗?
    王志峰:上访啊,我到处上访,没人回复我。有一次,我给市公安局打电话,给他们谈了一个多小时,人家就是不立案。我气愤的说:“纳税人养你们干嘛,还不如把你们炸掉。”上城区刑警队马上来人从医院里把我带走,询问了两个多小时,还写保证书,以后不准再说这种话语。
    江河:怎么会在医院?
    王志峰:他们老说我有病,让我上医院检查。
    江河:哦。
    王志峰:去年底,学校编发了一个8号文件,说我师德有问题,打骂学生,变相体罚学生,行为粗暴,简单,给予警告处分,回家反省。其实,我的教学都是亲和式的,我跟学生都是朋友,学生不叫我老师,都直呼我“老王”,我才30多岁,并不老啊。
    江河:你反驳了吗?
    王志峰:反驳了啊,我说:“你们这样做是非法的。”他们就说:“你到教育局上诉啊。”他们说给我处分是依据《事业单位人员处罚暂行规定》,是监察部和人社部共同发布的。但他们这样做,就是违反这个规定的。
    江河:你上诉了吗?
    王志峰:我肯定要上诉。今年2月份,我向上城区教育局申请行政复议,一直没得到答复。今年开学,不准我进学校。门口有警察把守。我对警察说:“你们是人民警察,我是人民教师,你们这样做是非法的。”警察说:“我们是给共产党打工的。”我说:“你们是权力的家奴,人民警察是为人民服务的,不是为权力服务的。”
    江河:怎么会这样。
    王志峰:是啊。今年1月27号,上城区公安局、社保局、维稳办、教育局、清河中学专门为我的事情开了会,一致决定开除我。
    江河:哦。
    王志峰:半年来,我每天准时七点四十到学校门口,但学校的保安不让进。后来又调来一个叫张正国的保安,这个保安每次看到我,就用不堪入耳的下流话辱骂我,甚至找茬打我,我每次报打110,110都表示没有办法。我知道,他敢这样嚣张的辱骂我、打我,是有人背后指使的,是有目的的,就是想激怒我。
    江河:那怎么把你送精神病院了呢?
    王志峰:是这样的。8月25号,校长周芸佳打电话给我,要我签转岗协议,我说为什么转岗啊,校长说我考核不合格,你受处分了。我说你们的处分都是非法的,学校没有终审裁决权,我们是老师,不是跟学校签的合同,是跟教育局签的。
    江河:转到哪个岗啊?
    王志峰:要我转到社区去,我怎么能去嘛。我是老师啊。
    江河:他们就想办法把你弄到精神病院去。
    王志峰:就是。9月2号开学第一天,我7:40准时到学校去,那个张正国保安不让进,还骂我是疯子、傻子,说我扰乱了正常的秩序。我问是谁下了命令,保安说我不会告诉你,我于是跟他争执起来。过了一会儿,保安又对我说:“校长让你进去。”我说:“凭什么要进去就进去,不让进就不准进,谁给你保安下的命令?校长让我进,我不进去。保安就用不堪入耳的话骂我,我打110,打12345,打社区民警电话,打了7、8个电话,110出警,保安却说我打了他,我让他拿出证据,保安说:“有本事你去告啊,可以去投诉啊。”最后警察走了,我仍然进不了门,保安用特别怪异的眼神看着我,我在门口待了一个多小时,正准备骑车走了,这时保安又开始大骂起来,我没答理他,保安却越骂越起劲,最后你听他怎么骂的:“
    王志峰你知道你妈怎么死的吗?是被我日死操死糟蹋死的。”我实在忍不住了,冲上去,用脚踹,踹在门上,我自己摔倒了,我起来就把门踹开,从保安背后踹了他一脚,顺手拿起保安室的警棍,指着他说:“你再骂,你骂啊。”保安又骂了一句,我打了他一下,再从后背打了一下,保安顺势故意倒地,并顺手按下了红色按钮。把整个校园都惊动了。我知道事情闹大了。
    江河:红色按钮是什么意思?
    王志峰:红色按钮就是有人搞恐怖袭击。我知道他是在调戏我,没想到这么下作。我马上跑到上城区公安分局,一个警号为013499的姓金的督察接待的我,我向他谈了整个过程,最后,金督察要我到紫阳派出所找郑指导员。就在我跟金督察谈话的时候,我接到老婆电话,说学校给她发短信,说我在学校袭击保安,把保安打成重伤,在医院抢救,说我逃离现场,去向不明。
    江河:你就回学校了?
    王志峰:我对金督察说我会去向不明吗?然后我就到学校门口,碰到社区民警余鹏警官,余鹏警官应该很了解情况,每次保安骂我打我,我都找过他反映过情况。余鹏警官见到没说什么。等了一会儿,一辆警车开来了,姓叶的警察下车对我说:“看到视频了,你打保安。”我说:“我给你解释一下。”叶警官蛮横的说:“我不听你解释,看到这个视频就可以了。”我说:“你们什么态度?”叶警官说:“我就这态度。”然后就让我上警车,还说如果不配合,就戴手铐。
    江河:到了派出所就把你关起来了?
    王志峰:到了派出所,把我关在办案区。来了两个警察,一个姓郑,一个姓王。没收了我的所有随身物品,包括手机。
    江河:怎么审讯你的呢?
    王志峰:姓郑的警察问我:“你怎么打保安了?你无缘无故的打保安,是不是发病了?”我说:“你才发病了。”然后就跟他们拍桌子,声音比他们还大。再问话,就不回答。再问,就说找我的律师去。
    江河:他们打你了吗?
    王志峰:没有,他们变换了一钟方式,装出很友好的态度,跟我闲聊起来。
    江河:哦。
    王志峰:我跟他们谈了三个多小时,谈了事情发展的整个过程。然后看笔录,要签字,我不签字。哦,对了,在开始审讯的时候,姓郑的警察说:“如果你下手再狠一点,打得再重一些,这个事情就办成了。”他们就是想构陷我。
    江河:然后把你放了?
    王志峰:没有。完了他们又说:“王老师,你口才太好了,你编得太好了。别人到办案区来都是规规矩矩的,你还这么嚣张。你说有律师,到现在都没看见。
    江河:律师来了吗?
    王志峰:过了一会儿,律师来了,又不让律师见我。我说:“你们不是说我说谎吗,我的律师不是来了吗。”
    江河:他们怎么说?
    王志峰:这时,来了个姓叶的警察,问了一下情况,突然转口说我打了保安,还说你去公安部门告啊。然后重新作笔录,我拒绝签字。
    江河:他们把你关起来了?
    王志峰:我被关在派出所到第二天十点多钟。我在派出所的板凳上坐了一晚上。
    江河:到了十点多钟,把你放了?
    王志峰:到了十点多钟,来了一个警察,四个便衣,还有学校的工会主席俞璐璟,教育局负责维稳的冯明老师,说要把我带到精神病院。我抗议,他们就说我抗议无效,说我无缘无故地打保安,我说他骂我我才打他的。他们态度很恶劣的说:“你就是无缘无故的打保安,明确告诉你,把你送到精神病院。”
    江河:他们怎么把你送到精神病院的?
    王志峰:这时,来了一辆警车,车上有很多警察。我知道硬顶不行,就自己上了警车。
    江河:直接把你拉到精神病院了。
    王志峰:是,警车直接把我拉到杭州市第七人民医院,也就是精神病院急诊室。
    江河:接诊的医生知道吗?
    王志峰:接诊的医生叫金曼。去了后,金医生说不跟你谈,跟病人的家属谈。
    江河:你家属不是没来吗?
    王志峰:是啊,工会主席俞璐璟就把金医生拉进屋里谈话,俞璐璟跟金医生编了我很多精神病的瞎话,金医生还是要跟家属谈。
    江河:你家属来了吗?
    王志峰:俞璐璟就跟我老婆打电话,金医生跟我老婆谈了一会儿,然后又跟我谈。在医生跟我谈话的时候,我前后左右都是警察,把我围住。
    江河:金医生怎么跟你谈的?
    王志峰:金医生问我打学生没有,我说没有。金医生问我是不是无缘无故的打保安,我就把保安骂我的话说给金医生听,还说保安过去骂过我,还打过我。金医生又问我是不是学生常骂你,我说不是,学生骂我是他们教唆的。金医生又问我跟学校是什么问题,我就说了,我是揭发学校腐败的情况。然后金医生就写了检查结果。
    江河:怎么写的?
    王志峰:金医生写的是:思维清楚,定向准确,未引出幻觉。
    江河:你家属来了吗?
    王志峰:我老婆来了,金医生就跟我老婆谈,老婆说我是正常的。然后金医生就对他们说,我好好的没病。
    江河:他们怎么说?
    王志峰:工会主席俞璐璟就说要不要住院,再检查检查。金医生就说,好好的,没那个必要。俞璐璟又问我老婆,要不要住院观察一下。我老婆说,不需要,好好的。
    江河:然后呢?
    王志峰:警车就把我和老婆拉到派出所,还不放我,又找谈话。
    江河:是哪个警察找你们谈的话?
    王志峰:是汤副所长和夏军所长。
    江河:他们怎么问的?
    王志峰:汤副所长问我老婆:“为什么仇恨政府?”我老婆说:“你怎么这样问问题呢!?谁仇恨政府了,我们从来没有仇恨政府。”夏军所长又找我老婆谈。
    江河:夏军所长找你谈了吗?
    王志峰:谈了,夏军所长第一句话就说:“王志峰,你终于撞到我枪口上了。”我就跟他解释,他根本不听,态度很恶劣。让我写保证书,保安再骂我,都不能打保安。最后还加一句,不要到学校门口去。还要了一万块押金,说是等事情解决了才还我。
    江河:他们给你提什么条件了吗?
    王志峰:提了,给我两个选择,要么立马被刑拘,要么再到精神病院检查。给我一个礼拜的考虑时间。
    江河:一个礼拜后去派出所了吗?
    王志峰:去了,一个礼拜后我到派出所谈,就两个条件,要么签转岗合同,要么到精神病院。还说这样对大家都好。我说这个事情太难了,我考虑几天。他们就逼我写了书面的东西,才把我放了。
    江河:夏军所长没找你谈吗?
    王志峰:我当天一到派出所,夏军所长就说:“疯子,把他关起来。”还抓扯我的手,其他民警不但不制止,还帮助拉扯,
    江河:你后来又到派出所了吗?
    王志峰:没去,我再也不相信他们了,派出所根本不是处理问题,就是糊弄人。他们给我打电话,说我们约好了的,你要守信,要过来接受处罚,我没理他们。
    江河:后来呢?
    王志峰:我就上访,我到市公安局上访,市公安局说派出所这样做是非法的。我现在就是要上访,我要告派出所民警乱作为。我正在准备书面材料。
    江河:保重。
     
    2013、10
     
    最新消息:2013年10月15日王志峰被六、七个警察押上警车,送到安康医院(杭州市公安局所属的精神病医院),但安康医院鉴定后认为王志峰完全正常,没有精神病,拒绝接收。警方无奈,将王志锋送进上城区公安局紫阳派出派,在对他进行了传讯后,作出了行政处罚10天的决定。

  • 风信子协会—精神病人在台湾的劳动权益实路经验

    回顾整个风信子协会的行动有两个主要轴线:一是伙伴位置的挪动;一是我们在这当中不断修正因着跟伙伴一道工作所发展出来的各种劳动模式。在伙伴的位置上,从一开始太过浪漫的期待精神病人是跟我们一起共构梦想的伙伴、也经历过理解伙伴的限制上的失望,处理期待上的落差,到现在重拾一种符合真实他们生精神疾病的生命限制的一种对待方式。在劳动的模式上,经历过一开始抵挡用产能来衡量薪水但却又真实面对伙伴的集体缺少动能的情况,以及慢慢趋向用产量来评价作为薪水的标准,到目前试图发展出其他更多产量之外、质上面的、与个人特殊性更有关联的薪水标准。这些转变,皆是工作人员与伙伴一次次的冲突与对话以及工作人员一次次跟自己跟其他工作人员的挣扎、冲撞与蜕变而共构的。这两个轴线在未来方案实作上都会因为经验的累积、工作人员与伙伴关系上推进变化而一再的被修正。
    缘起
    在大学社工系毕业后进入精神医疗担任社工,两年精神医疗社工的经验,感受到现有体制下精神病人在生存空间的局限,开始想要用自己现有资源开展一个合适于部分精障朋友的劳动与生存空间。由于整个实验行动牵涉的层面非常广,每个层面都可以是好几个小实作方案,以下单就两个层面—伙伴位置的挪动与劳动模式的修正扣回本次研讨会的主轴—社会实践与行动研究~辨认˙实作˙转化作讨论。
    伙伴位置的挪移
    1、权威与病人阶段
    在所有关于「桃源二村」这个梦想的操作与工作中,与伙伴的相处是最重要也是最难的部分。它会花掉你大部分的精力,因为很多时候你得面对自己与自己的挣扎。在农场九十三年六月开始的初期,因为伙伴才刚从医院模式出来,且对于我们要做什么并不是真的那么清楚。甚至有些伙伴是因为医师安排他来所以他就乖乖地每天都来。这时候跟他们相处的挑战在于自己很容易就上了一个类医疗角色的位置。伙伴对你言听计从,那是因为他把你当成医院里的工作人员。很多时候他们到了农场都等着听你发号司令,也相形地是很依赖的。面对这种情况,我们的挑战在于不想坐上那样的位置,想要他们真是像我们对他们的称呼——伙伴一样有一起工作的感觉,想要他们有自己的动力出来。在这个时期,「规定」与「下达命令」总是非常容易就产生,得十分注意自己不要重复了医疗的模式。
    今天是第一天带大家到农场来,每个人都叫我刘小姐、刘小姐的,听了真刺耳,当然,我也知道对伙伴来说我是他们之前在医院认识的社工刘小姐,…….只能慢慢请大家叫我的名字就好。(930621小许田野笔记)
    当我意识到伙伴比较是把农场当成是医院中职能治疗的一部份,而我是医院外的职能治疗师时,便开始设想除了用语言来化解或缩短彼此的距离还能用什么方式?我发现自己现在跟伙伴在一起务农时会故意装傻、装无能、问他们要怎么做,有时候大家工作时吆喝来唱歌或是开玩笑或是聊天等等,下农场后,带他们去吃冰、或是安排出游等。(931017小许田野笔记)
    伙伴不知是在医院待久了还是为什么,也很习惯听工作人员的指示做事。(930908允冈田野笔记)
    2、父母与小孩阶段
    在农场上一起工作几个月后,伙伴开始渐渐习惯称呼我们的名字了,也慢慢知道我们想要做什么以及我们期待伙伴的位置。但是,伙伴的背景是一个在医院当病人多年的身份,病房生活中的大小事务都是要禀报医疗人员的,如何转化刚从医院退掉病人身份进而回到一个人与人之间与劳动有关的工作同事身份,这中间还经历过一个『父母与小孩』的阶段,这个阶段工作人员的位置虽然还是有权威的部分,但比起医疗的权威,父母的权威至少像是家人一般、是带有情感成分的。
    「伙伴关系」说来简单,但在初期执行起来,为了让伙伴适应农场生活,我们还真像是体贴且十项全能的「妈」与「爸」,关注每个伙伴的状态、情绪、工作学习,处理纷争,要能接纳伙伴的各种状态,这样的「爸」与「妈」有一天也终于想要离家出走,想要缷下这个照顾者角色,也发现到我们想要的伙伴关系没有出现,伙伴并没有承担我们的情绪、我们的工作状态,没有去看到其他伙伴的状态,于是我们开始将爸妈的责任放回到各个伙伴身上,特别是工作带领的角色(实施分工及组长制)及冲突解决协调者的角色(透过工作会议、小组会议处理彼此的纷争)。
    也在过程中,渐渐从资源决策权力中发现不平等(工作人员>伙伴),从情绪表达上发现不平等(伙伴>工作人员),渐渐发现双方拥有的权力本来就不平等,也整理出平权是要渐进式的结论,而非一开始就期待伙伴要能上的了伙伴的位置,但我们仍要时时觉察自己有意无意所掌握的权力是否已渐渐释放出去。而伙伴从初期的被照顾者,伙伴依赖工作人员处理所有的事,也在过程中区辨自己与工作人员的位置、区别工作人员与医疗人员的差异,逐渐熟悉团体决策模式、团体相处冲突的解决责任,工作人员与伙伴皆渐渐往协同工作者关系前进,而未来的伙伴关系仍持续前进建立中。(951020市疗演讲资料)
    曾有一位伙伴比喻工作人员为农场大家庭的父母,伙伴为小孩子。但我们不是要那种大家庭和乐融融的气氛,难道做爸妈的要养小孩子一辈子?(940602允冈田野笔记)
    3、雇主与员工阶段
    大伙一起在农场劳动一段时间之后,基于想要精障朋友重拾劳动角色的理想,从一开始我们就非常坚持伙伴的劳动要能有相对的薪资回馈,这样的薪资回馈不是那种政府设计弱势族群在使用政府资源的残补式补助(像是庇护性的薪资一个月几百元),而是大伙一起讨论出来的薪资结构。但也因此使得工作人员有一段时间像是资方,而伙伴是我们所聘请的员工。
    在最近这一两个月我们新的挑战是面对伙伴出现各种欲望的能动性。他们愈来愈有自己的想法,对于要工作或是休息也有自己的节奏,甚至常常表达想要加薪。每一个动能考验着我们对于自身是如何看待他们。是病人还是工人?是偷懒还是身体不舒服?要不要叫他一起工作还是放着让他自己来?是管理者还是一起工作的伙伴?到底有没有平等还是权力的问题无所不在?(940612小许田野笔记)
    今天开农场会议,不知进行到什么,昌哥竟然说我是发钱官!(940807小许田野笔记)
    到前几个礼拜,我对于自己的位置感到很厌烦,要负责叫人上工、问人累不累、要不要休息、要不要帮忙做什么,要跑D区,看在D区的人进度如何,有没有没有注意的疏失,一起做一做,又要跑到E区看在E区的人休息够了没?是否要准备继续翻土了。哦!对了,慧丽在房子里不知道她是不是没事可以做。分析起来有三个原因。一,担心菜会有损失,因不是每人都是我带出来的,只有文禾做最久。二,会有进度,要在时间内完成工作(不然灯昌会一直催)。三,我以我的公平标准来要求他们,当别人在工作而有人在休息、抽烟、聊天,我会担心做事的人会不爽。(941212允冈田野笔记)
    这不是我们要的伙伴关系!尤其在初期没有方案没有募款资源进入时,所有农场开销、伙伴薪水、工作人员薪水都是个人去借来的,我们对于这种老板的位置感到非常沉重,一来是这跟我们当初想要弄一个空间让还有能力而被医疗体制限制住的精障朋友展现他们工作能力的理念会有所抵触,二来工作人员不愿意当时时刻刻得监督伙伴工作的监工,这距离我想要的伙伴关系、大家都是在同一艘船的理想还好远。我们开始理解到所谓的伙伴关系太过浪漫。工作人员开始反思现在与伙伴的关系到底走到哪里?我们还能够怎么设计一些行动继续往前?也因此,工作人员决定将自己真实的情感跟伙伴表达、将协会赤字的财务窘境跟伙伴分享、一起跟伙伴面对所有在农场一起生活一起劳动所要面对的种种细节与情绪跟伙伴分享。
    4、互相体谅的阶段
    在我们更突破与松动自己想要扛起所有农场、协会大大小小的事以及情绪上的承担后,更在去年五月,我们与伙伴一同面对过协会的财务问题,目前,与伙伴的关系更朝向是一起经营协会的生命共同体!伙伴能够体谅工作人员的辛苦,进而在自己能力可及的范围内对自己的工作负责;伙伴也在协会面临财务困难时提供各种意见、甚至突破精神病人被污名化的限制同意媒体拍摄报导协会的现况。
    农场、面包坊的伙伴,谢谢大家的努力,愿意与工作人员共同分担协会的困难、愿意克服对媒体的恐惧、愿意面对因曝光而在小区中被指认出来的压力,虽然,有时我会期待大家可以走的更快,可以一起与我们并肩作战,但你们有你们每个人不同的步伐,当在我看不到我期待的努力时,我会泄气、会无力、会失望、会怀疑,曾经出现过冲突被伙伴质疑时,我躲在农场E区痛哭着想着我到底在干么?不过经过这次大家愿意站出来,一起与我们作战,有你们的努力-我们大家才能大声的告诉社会中的朋友,虽然我们是精障者,但我们和大家一样,有工作的意愿有工作的能力,希望大家能不再只戴有色眼镜看待精障者。你们的站出来,除了告诉大家你们在工作上的表现、对抗疾病污名的努力之外,也可以激励其他的精障朋友。所以,现在我想说,你们真的很棒!!(芯婷异言堂采访播出后的心情与感想950521)
       劳动模式的修正
       期间 劳动模式 薪资结构 伙伴位置 工作人员位置 协会资源
       初期 集体劳动 卖菜的钱 病人 医疗人员、全能父母 工作人员借款
       
       中期 集体劳动 平头式 病人身份开始过度伙伴身份 抵抗权威、工头
       
       多元方案进入
       组长制、认领制 平头加加给 伙伴关系初期 伙伴关系初期、工头
       后期(目前) 分组制 基本薪加卖菜钱 伙伴关系再进展 伙伴关系再进展 募款、多元方案
    一路走来我们脑子里带着几个问题:工作能力为何?是以产能或工作效率来衡量吗?如何看待那些『效率不佳』的伙伴在农场上的意义?
    在一般社会的职场上,要求产能是天经地义的,手脚慢的、效率低的、态度散漫的、不合群的都是难以接受的。而我们在农场上想要创造的就是有空间容纳这些不符合一般职场要求的精障者的一个自主工作空间。注意,是工作空间,而且是自主喔!这对工作人员是一大挑战。在看重工作表现的同时,我们更在乎伙伴在『表现』背后的状态。是身体功能的限制、药物的副作用、本身工作的动机、人际沟通的困难、亦或是情绪的不稳定,使得伙伴的工作『效率不佳』?每一位伙伴都有她的特殊性,而在面对每一位状态不同的伙伴,我们也会发展出不一样的相处模式。
    例如:在面对一位住院将近三十年的老病号,因为他的退化导致他在农场上的工作效率有限,我们曾经考虑是否要将他换成更有机会回到社会生存的伙伴。但我们经过反省之后,认为他跟了农场两年,人生已经有了很大的转变,在我们还有条件的情况下,要继续让他在农场工作。更何况若我们轻易就将一位伙伴因为自身限制而请他离开,那我们农场运作的逻辑不是跟一般的工厂一般吗?
    有另一位伙伴,时常因为睡眠作息不规律,到农场会以撒娇的姿态喊累、不想顶着太阳工作。咋看之下,一般会认为他很会摸鱼;但她为什么会动不动就喊累或者睡眠不规律却是我们更进一步认识她的一个起点。睡眠的不规律的原因可能有很多:因为她会觉得路上的人都在看她,所以她都很早起来买早餐,避免被路上的人看;晚上半夜会爬起来看高中课本,因为她想完成她的梦想—考上大学。我们同时试图贴近她的经验以陪伴她在生命当中继续前进,同时扮演她与现实、工作的桥。
    在农场上,光是工作人员理解还不够,我们甚至希望其他伙伴能理解彼此的差异,并带着差异一起继续前进。
    以下简单介绍农场工作模式的演进:
    相见欢阶段~集体劳动
    起初农场刚成立的时候有五位伙伴。由于大家对农务都一窍不通,也对彼此不了解,都是工作人员带着一起农务,啥事都是身先士卒。野心勃勃想建立一个平等、无上下之分、同甘共苦的工作关系。这个阶段大家在工作人员『带领』及『体贴』下都工作的很累但也愉快。但工作人员开始体认到在与伙伴的工作结构中,没有权力关系是骗自己的,领的钱就不一样,工作也都是工作人员在规划、在带。
    起初工作人员带领伙伴工作,希望种菜产量能够提升来证明精障者是有工作能力的(同时也证明自己是会种菜的)。但慢慢的体认到人的价值不是由是否有工作能力来评断的,且不应是由种菜的产值来证明的。对于产能要求也就慢慢的松绑了。
    设计分工阶段~组长制、认领制
    务农是很累的,特别是夏天。有的伙伴身体不耐热,这使得我们思考发展伙伴工作的多元性。不是所有人都需要务农,农场的运作也有其他面向。在我们休息的房子盖好后,我们开始让伙伴负担计算机文书及煮饭、打扫的工作。
    慢慢的,工作人员本身也快带不动了,心有余力不足了。农场上的事,大到农务的规划,小到垃圾的清洁也要提醒,再加上处理每个伙伴的状态,工作人员不愿再扮演工作上是带领者、生活上是照顾者的角色了。之前都是工作人员面对、处理或容忍因故而没有一起工作的伙伴的状态。有可能是把他拉出来一起工作,或让他休息一下,或着也没有多余的力气处理而放着。也该是让伙伴面对压力的时候了。于是设计让两位伙伴当组长,让他们练习农事的规划与分配、带头工作,以及处理伙伴间的工作状况,并与以加级。这一阵子农场的变动性还蛮大的。开始有人不服其他组长,组长也因个别的差异而有不同的带法,也有声音希望能回到由工作人员带领。
    持续了几个月后,又增加了个人认领的加级。由伙伴在例行会议上提出,经实习后开始。分农务与室内打扫两部份,再由农场上所有人评量。工作时间区分公共与个人时间,公共时间由组长负责,个人时间自行负责。这一来主要是让伙伴个人发展工作节奏与内容的差异性;二来减轻组长的压力,培养伙伴对自己认领的工作负责。
    这一段时间是对伙伴是艰苦的。但对伙伴或工作人员都是必要的。伙伴需要自己长出能力来,而工作人员也需要空间来找寻自身的定位。
    这一直进行了半年左右,又因新伙伴的加入与现实条件的改变而有发展新的制度。
    分组卖菜阶段
    两年下来伙伴已累积了相当经验,也该让他们面对自己种的菜到底能不能卖。让付出的多寡真实的反应在薪资上。经过一个多月的实习后,多了五位新伙伴。我们让伙伴自行分组、排班,以小团体的方式集体务农,同时分担煮饭、记账、打扫工作。在每一组当中持续让伙伴面对彼此的差异、产生的动力与沟通。工作人员在农场上的角色透过在旁协助务农观察小组的动力及协助小组内作沟通。
    分组自评阶段
    这个阶段的分组打破之前所有的伙伴在务农上分成三组,而是重新跟伙伴讨论农场所有工作以及每位伙伴的兴趣之后,不断修正分组的形式、不断讨论与投票后决定将农场所有事务依照个人兴趣做分组与认领,总共分成务农组、煮饭打扫组、网络组、生态组等四组,后期更设计一种伙伴可以更对自己的行为表现扛起责任的评比方式(见附件)。这份评量的所有项目是跟伙伴一起讨论出来的,除了一到四项是跟工作有关(1.努力、2.持续度、3.工作完成度、4.配合度),我们也希望在农场上大家可以像是家人一般的彼此帮忙彼此尊重(5.帮助他人、11.尊重),同时间伙伴也提出除了照顾别人也应该照顾自己(8.情绪管理、9.照顾自己、10.金钱管理),最后,这份评量最特殊的是,在照顾到伙伴工作、个人情绪、金钱管理、群体生活等层面外,我们更希望所谓的薪资除了反应一个劳动者是否有工作能力外还能够照顾他们生病的生命,因此,设计了一个项目是『对抗疾病』,用意是说,如果伙伴这个月不幸地受精神疾病所干扰,影响了工作上的表现,但至少在这个『对抗疾病』的项目上他是可以拿高分的,因为伙伴必须用他身上很多的精力来对抗他的疾病,这样的努力要能被看到与照顾到!!
    结语:
    这样一个行动方案亦是一种集体社会治疗的过程。从一开始我们带着如同一般社会大众对精神病人长久被媒体养成的理解,但也同时对这样特殊生命限制有吸引,开始试图想要开创一个非医疗的空间与不同的对待方式的实验。在过程中,我们发现在工作人员与精神病人或者精神病人本身其实都是有一些共同经验的。这些共同经验很容易被认为是理所当然、没有被觉察到。然而,这些共同经验或是共同经验所被个人理解后所产生的行动会再次无觉察的被集体复制着。也就因此当工作人员与伙伴(在医院时是精神病人)一同共构开创这样一个想要找回伙伴主体性以及强调精神病人劳动权益的桃源二村农场空间时,我们彼此带在身上的经验会被唤起、觉察、反思并形成一个新的行动,原先每个人自己脑袋中被紧紧圈住又十分痛苦的理所当然会被慢慢松动。松动之后,因为彼此关系的层层交错(工作人员、伙伴、家属、医疗人员、社会大众等等)会因这样一个空间的开展而重新去理解精神疾病与精神病人,集体的社会治疗便有可能发生。
    很多人曾问我想象这个梦想未来会是什么样子?或是我想要让这个梦想变成怎样?老实说,我并没有预设这个梦想未来会是什么样子?我期待可以跟这群一起工作的伙伴或是工作人员一同修正并依照每个人的特殊性发展出一个可变动的梦想。也许会因为伙伴来来去去属性的不同、也许因为工作人员个性的差异、也许因为整个台湾环境对于精神疾病的接受程度等等,我们不断地累积经验,透过跟伙伴的对话、工作人员的反思、与外界的沟通以及类似机构(不论是医疗院所或是其他)的参照都是左右这个梦想如何持续往前的质地。我期待,在我年轻生命的这个梦想经由已经有好多人一起的开创后,在未来,能够整理出这几年来工作人员及伙伴的经验,并持续以文字及影像累积纪录这个实作方案的历程,伙伴藉由叙说自己的生命经验、工作人员的反思历程以及两者之间的相互辨正,进一步开创一个真正可以跟伙伴互为主体的有机空间,让有心于相同领域的人可以一同参照,也欢迎大家有机会可以对话,协助彼此前进!(来源:http://www.google.com.hk/url?sa=t&rct=j&q=%E7%B2%BE%E7%A5%9E%E7%97%85%E4%BA%BA%E6%9D%83%E7%9B%8A&source=web&cd=190&ved=0CGMQFjAJOLQB&url=%68%74%74%70%3a%2f%2f%77%77%77%2e%70%73%79%2e%66%6a%75%2e%65%64%75%2e%74%77%2f%64%6f%77%6e%6c%6f%61%64%2f%32%30%30%37%30%35%30%34%2d%36%2f%30%35%30%34%2d%31%2d%33%61%2e%64%6f%63&ei=PfF4Us2sMKeziQfp_wE&usg=AFQjCNG73ESTYY_cdYwiFLAslnAI-2d4bw&cad=rjt)
     
  • 精神病人“自愿出院”无人接管

    今年5月1日起实施的《精神卫生法》最大的亮点就是:精神障碍患者的“送”、“诊”、“治”、“出”全面体现“自愿原则”。然而,在世界精神卫生日到来之际,回顾法律实施现状,患者还是难以如愿回家、回到社区。
     
    今年精神卫生日主题是“发展事业、规范服务、维护权益”。侵害精神障碍患者权益的事件时有发生,精神卫生专家与法律专家认为,社区康复机构作用很大。
    10月9日,湖南省脑科医院院长谭李红说,《精神卫生法》可以避免“被精神病”发生,但因为病人家属不愿接收、无人照管、社区防治体系不健全等现实问题,很多患者即便已经到了康复期,也很难如他们自己所愿出院。
    省脑科医院就遇到过这样的情况。5月的一天凌晨,湖南省脑科医院收治了一位55岁的女性。她趁儿子熟睡,把开水泼了他一身,致使儿子严重烫伤。经过精神科医师诊断,此人确实有精神分裂症,已经发生了伤害他人的行为,要以“非自愿住院患者”身份实施住院治疗。一个月后女患者病情逐步得到控制,自己申请出院回家。然而,患者的儿子已经把房子出租了。社区负责人也束手无策。僵持中,患者又被送回了病房。最后,社区终于找到家属,办理了出院手续。
    该院最近针对长期住院精神疾病患者做了一次统计,住院超过3年的患者有38人,其中有27人长期住院原因主要是无家人看管,其余多数也是家属不愿接患者出院。省脑科医院老年与慢性精神疾病科主任李新纯说,部分家属想“甩包袱”,把医院当成“收容所”。
    患者不想住院,会不会被家属反复送至医院?《精神卫生法》规定,就诊者为严重精神障碍患者且发生伤害自身、他人行为,或具有伤害自身、他人危险的,才可实施住院治疗。湖南省脑科医院就诊的精神障碍病患,都必须接受专业的病情评估,只有符合危险性界定的那些人,才会收治入院。对于非严重精神障碍患者,必须自愿才能治疗,并且还可以随时要求出院。
    《精神卫生法》还有这样的条款:社区康复机构应当为需要康复的精神障碍患者提供场所和条件,对患者进行生活自理能力和社会适应能力等方面的康复训练。但目前,省内很少有针对精神病人的社区康复机构,省会长沙也仅仅为个位数。
    湖南省正在实施一项“重性精神疾病管理治疗项目”,即“686项目”。家庭困难的重性精神病患者可以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申请免费拿药,住院减免2000元医药费,每季度免费检查血常规、肝功能及心电图。项目在2012年已经覆盖长沙、湘潭等城市,今年内将覆盖至14个市州的近80%县(市)、区。(潇湘晨报记者张莹 通讯员刘雨滋 徐珊)
    精神障碍患者维护权益之困
    “劳动权益受法律保护”与“6年13个岗位”
    《精神卫生法》:
    精神障碍患者的教育、劳动、医疗以及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等方面的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
    案例:罗月红所在的长沙心翼精神康复会所有578名精神病康复治疗人员,会所成立6年以来,只有7家单位为他们提供了13个工作岗位,“我们每次去企业,100家企业有一两家愿意提供岗位就算不错了。”这些自己找工作的人基本都隐瞒身份,“以前有个人,向老板承认自己曾患有精神病,结果被辞退了。”
    “不得非法限制人身自由”与铁笼子
    《精神卫生法》:
    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歧视、侮辱、虐待精神障碍患者,不得非法限制精神障碍患者的人身自由。
    案例:今年7月4日,本报报道了邵东县水东江镇石牛村35岁男子曾军(化名),从18岁开始被诊断出患有严重的精神分裂症。父母和当地政府怕他惹事,就把他关了起来,先是关在自家的地下室里,后来村里和镇里出钱做了一个铁笼。
    “禁止实施家庭暴力,禁止遗弃”与孕妇被弃
    《精神卫生法》:
    精神障碍患者的监护人应当履行监护职责,维护精神障碍患者的合法权益。禁止对精神障碍患者实施家庭暴力,禁止遗弃精神障碍患者。
    案例:《南方日报》7月30日报道称,四川女子小兰十多岁跟姐姐到惠州打工,2006年与张明结婚。2012年夏天,小兰严重的抑郁症暴发,常情绪失控。今年,小兰被送到惠州市第三人民医院就医。在药物的控制下,她的病情曾一度好转。医院批准小兰出院,并叮嘱家属注意用药及病人情绪。姐姐小梅和医生一起将小兰送回了婆家,并看着张明签下了接收书。然而,让家人愤怒的是,第二天小兰就被婆家的人抛弃了。他们用三轮车把小兰运到街上,放下就走。由于周边邻居不少是四川人,小梅很快得知信息。小兰再次回到第三人民医院,婆家的人未再出现。 
    “村委会、居委会应为精神障碍患者家庭提供帮助”与病人出院无人接收
    《精神卫生法》:
    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应当为生活困难的精神障碍患者家庭提供帮助,并向所在地乡镇人民政府或者街道办事处以及县级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反映患者及其家庭的情况和要求,帮助其解决实际困难,为患者融入社会创造条件。
    案例:本报9月29日报道,位于岳阳市平江县的湖南省强制医疗所,专门收治来自全省的肇事肇祸重症精神病人,今年以来有数十名精神病人达到出所条件,但许多人的监护人不肯接收或没有监护人,强制医疗所只能联系当地村委会派人将病人接走,而截至10月1日,仍有19名达到出所条件的病人无人愿意接收,“我们求爹爹告奶奶地跟当地沟通,但他们都不愿意来接人。”该强制医疗所负责人说,“如果这个状况得不到改善,即使将来强制医疗所的收治规模达到2000人,也无法满足需要。”
    “文艺作品不得侮辱患者”与小品丑化精神病人
    《精神卫生法》:
    新闻报道和文学艺术作品等不得含有歧视、侮辱精神障碍患者的内容。
    案例:2013年1月,国内某著名小品演员排演了一出名为《有钱人》的小品,内容为一对农村夫妇拿到拆迁款后,深夜在家商量如何安置这笔钱。就在两人无所适从时,一名男子突然持斧头破窗而入,事情的结局是:从精神病院赶来几名医生,将男子带走——这名男子是一名精神病人。小品播出后,遭到网友痛批,认为小品用歧视和侮辱的方式丑化精神病患者。整理/记者张祥
    建议确立牵头部门协同保障患者权益
    潇湘晨报:您觉得《精神卫生法》实施5个月以来,精神病人的收治、治疗、康复等方面有没有变化?
    郭田生(湖南省医师协会精神科医师分会会长、湖南省著名精神卫生专家):最大变化在于社会大环境变了,大家对精神疾病患者歧视有所减少。但实质性的变化不大。尤其在康复方面,精神疾病患者的社区康复最关键。因为治疗后,患者出院需要拥有正常的社会交往,如果没有社区机构介入,他们处在缺乏交流沟通的环境中,不利于自身康复,病情可能会反复。
    罗月红(长沙心翼会所主管):社区康复起到的作用很大。单纯的医院到家庭,患者很难痊愈,一定要让他们融入社会,这样才能真正起到治愈的目的。
    潇湘晨报:《精神卫生法》规定,精神障碍患者的住院治疗实行自愿原则,然而,在患者治疗后想出院却面临家属不愿接收、无人照管、社区防治体系尚不健全等问题。那么,如何更好地维护精神障碍患者的权益?
    郭田生:政府肯定要加强投入,将精神疾病患者纳入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如建立健康档案、督促吃药等。此外,可以考虑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解决现实中遭遇的难题。
    欧爱民(湘潭大学法学院教授):立法上有明确规定,监护人必须承担照顾精神病人的义务。如果没有监护人,或者监护人没有监护能力,精神病人所在的社区、街道有责任作为他的监护方,维护和保障精神病人的权益。而实际中,很多社区街道虽然承担这项职能,但没有能力来履行,包括经费、人员、工作机制等等。所以,我觉得除了在立法上明确监护人、社区(村委会)等基层部门的职责外,还应该建立一套系统完善的工作制度,比如规定具体的人员、科室负责,制定定期履职汇报制度,建立上级部门定期巡查机制。国家应该加大对这一块的财政保障和人员保障等。
    潇湘晨报:《精神卫生法》真正落实还需在哪些方面多下功夫?
    郭田生:首先政府要重视,要加大投入。同时还要注重预防,预防能大大降低精神疾病的治疗成本,也能减少发病。所以要加强精神疾病预防的科普宣传,老百姓要更加深入地认识该病,从而主动防范。
    欧爱民:从《精神卫生法》中可看出,民政、卫生、财政、残联,还有村委会、社区居委会等基层部门都有救助管理精神病人的职责。为避免出现“九龙治水”互相推诿的局面,我建议建立一个协同机制,由卫生或者民政部门负责牵头,成立协作部门,当精神病人权益保障面临互相推诿、效率低下时,可以向这个部门反映,由这个部门负责督促职权部门来落实。
    除了所有政府职权部门强化和落实责任意识外,还有一个方面需要全社会共同努力:提高对精神病人的社会认同度。精神病人的康复,不光是医疗和物质保障就能实现的,他们需要人和尊严受到保护、需要享受幸福感、需要社会关怀,毕竟精神病人的权益不仅仅牵涉到他个人利益,疾病发作的精神病人很有可能损害其他人的利益。所以,落实《精神卫生法》,还需要扩大宣传,提高文明程度、公民素养等等,从而提高精神病人的社会认同。(潇湘晨报记者张祥 刘少龙)
    (来源:http://www.xxcb.cn/event/hunan/2013-10-10/889586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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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精神病人“自愿出院”无人接管

    今年5月1日起实施的《精神卫生法》最大的亮点就是:精神障碍患者的“送”、“诊”、“治”、“出”全面体现“自愿原则”。然而,在世界精神卫生日到来之际,回顾法律实施现状,患者还是难以如愿回家、回到社区。
     
    今年精神卫生日主题是“发展事业、规范服务、维护权益”。侵害精神障碍患者权益的事件时有发生,精神卫生专家与法律专家认为,社区康复机构作用很大。
    10月9日,湖南省脑科医院院长谭李红说,《精神卫生法》可以避免“被精神病”发生,但因为病人家属不愿接收、无人照管、社区防治体系不健全等现实问题,很多患者即便已经到了康复期,也很难如他们自己所愿出院。
    省脑科医院就遇到过这样的情况。5月的一天凌晨,湖南省脑科医院收治了一位55岁的女性。她趁儿子熟睡,把开水泼了他一身,致使儿子严重烫伤。经过精神科医师诊断,此人确实有精神分裂症,已经发生了伤害他人的行为,要以“非自愿住院患者”身份实施住院治疗。一个月后女患者病情逐步得到控制,自己申请出院回家。然而,患者的儿子已经把房子出租了。社区负责人也束手无策。僵持中,患者又被送回了病房。最后,社区终于找到家属,办理了出院手续。
    该院最近针对长期住院精神疾病患者做了一次统计,住院超过3年的患者有38人,其中有27人长期住院原因主要是无家人看管,其余多数也是家属不愿接患者出院。省脑科医院老年与慢性精神疾病科主任李新纯说,部分家属想“甩包袱”,把医院当成“收容所”。
    患者不想住院,会不会被家属反复送至医院?《精神卫生法》规定,就诊者为严重精神障碍患者且发生伤害自身、他人行为,或具有伤害自身、他人危险的,才可实施住院治疗。湖南省脑科医院就诊的精神障碍病患,都必须接受专业的病情评估,只有符合危险性界定的那些人,才会收治入院。对于非严重精神障碍患者,必须自愿才能治疗,并且还可以随时要求出院。
    《精神卫生法》还有这样的条款:社区康复机构应当为需要康复的精神障碍患者提供场所和条件,对患者进行生活自理能力和社会适应能力等方面的康复训练。但目前,省内很少有针对精神病人的社区康复机构,省会长沙也仅仅为个位数。
    湖南省正在实施一项“重性精神疾病管理治疗项目”,即“686项目”。家庭困难的重性精神病患者可以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申请免费拿药,住院减免2000元医药费,每季度免费检查血常规、肝功能及心电图。项目在2012年已经覆盖长沙、湘潭等城市,今年内将覆盖至14个市州的近80%县(市)、区。(潇湘晨报记者张莹 通讯员刘雨滋 徐珊)
    精神障碍患者维护权益之困
    “劳动权益受法律保护”与“6年13个岗位”
    《精神卫生法》:
    精神障碍患者的教育、劳动、医疗以及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等方面的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
    案例:罗月红所在的长沙心翼精神康复会所有578名精神病康复治疗人员,会所成立6年以来,只有7家单位为他们提供了13个工作岗位,“我们每次去企业,100家企业有一两家愿意提供岗位就算不错了。”这些自己找工作的人基本都隐瞒身份,“以前有个人,向老板承认自己曾患有精神病,结果被辞退了。”
    “不得非法限制人身自由”与铁笼子
    《精神卫生法》:
    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歧视、侮辱、虐待精神障碍患者,不得非法限制精神障碍患者的人身自由。
    案例:今年7月4日,本报报道了邵东县水东江镇石牛村35岁男子曾军(化名),从18岁开始被诊断出患有严重的精神分裂症。父母和当地政府怕他惹事,就把他关了起来,先是关在自家的地下室里,后来村里和镇里出钱做了一个铁笼。
    “禁止实施家庭暴力,禁止遗弃”与孕妇被弃
    《精神卫生法》:
    精神障碍患者的监护人应当履行监护职责,维护精神障碍患者的合法权益。禁止对精神障碍患者实施家庭暴力,禁止遗弃精神障碍患者。
    案例:《南方日报》7月30日报道称,四川女子小兰十多岁跟姐姐到惠州打工,2006年与张明结婚。2012年夏天,小兰严重的抑郁症暴发,常情绪失控。今年,小兰被送到惠州市第三人民医院就医。在药物的控制下,她的病情曾一度好转。医院批准小兰出院,并叮嘱家属注意用药及病人情绪。姐姐小梅和医生一起将小兰送回了婆家,并看着张明签下了接收书。然而,让家人愤怒的是,第二天小兰就被婆家的人抛弃了。他们用三轮车把小兰运到街上,放下就走。由于周边邻居不少是四川人,小梅很快得知信息。小兰再次回到第三人民医院,婆家的人未再出现。 
    “村委会、居委会应为精神障碍患者家庭提供帮助”与病人出院无人接收
    《精神卫生法》:
    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应当为生活困难的精神障碍患者家庭提供帮助,并向所在地乡镇人民政府或者街道办事处以及县级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反映患者及其家庭的情况和要求,帮助其解决实际困难,为患者融入社会创造条件。
    案例:本报9月29日报道,位于岳阳市平江县的湖南省强制医疗所,专门收治来自全省的肇事肇祸重症精神病人,今年以来有数十名精神病人达到出所条件,但许多人的监护人不肯接收或没有监护人,强制医疗所只能联系当地村委会派人将病人接走,而截至10月1日,仍有19名达到出所条件的病人无人愿意接收,“我们求爹爹告奶奶地跟当地沟通,但他们都不愿意来接人。”该强制医疗所负责人说,“如果这个状况得不到改善,即使将来强制医疗所的收治规模达到2000人,也无法满足需要。”
    “文艺作品不得侮辱患者”与小品丑化精神病人
    《精神卫生法》:
    新闻报道和文学艺术作品等不得含有歧视、侮辱精神障碍患者的内容。
    案例:2013年1月,国内某著名小品演员排演了一出名为《有钱人》的小品,内容为一对农村夫妇拿到拆迁款后,深夜在家商量如何安置这笔钱。就在两人无所适从时,一名男子突然持斧头破窗而入,事情的结局是:从精神病院赶来几名医生,将男子带走——这名男子是一名精神病人。小品播出后,遭到网友痛批,认为小品用歧视和侮辱的方式丑化精神病患者。整理/记者张祥
    建议确立牵头部门协同保障患者权益
    潇湘晨报:您觉得《精神卫生法》实施5个月以来,精神病人的收治、治疗、康复等方面有没有变化?
    郭田生(湖南省医师协会精神科医师分会会长、湖南省著名精神卫生专家):最大变化在于社会大环境变了,大家对精神疾病患者歧视有所减少。但实质性的变化不大。尤其在康复方面,精神疾病患者的社区康复最关键。因为治疗后,患者出院需要拥有正常的社会交往,如果没有社区机构介入,他们处在缺乏交流沟通的环境中,不利于自身康复,病情可能会反复。
    罗月红(长沙心翼会所主管):社区康复起到的作用很大。单纯的医院到家庭,患者很难痊愈,一定要让他们融入社会,这样才能真正起到治愈的目的。
    潇湘晨报:《精神卫生法》规定,精神障碍患者的住院治疗实行自愿原则,然而,在患者治疗后想出院却面临家属不愿接收、无人照管、社区防治体系尚不健全等问题。那么,如何更好地维护精神障碍患者的权益?
    郭田生:政府肯定要加强投入,将精神疾病患者纳入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如建立健康档案、督促吃药等。此外,可以考虑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解决现实中遭遇的难题。
    欧爱民(湘潭大学法学院教授):立法上有明确规定,监护人必须承担照顾精神病人的义务。如果没有监护人,或者监护人没有监护能力,精神病人所在的社区、街道有责任作为他的监护方,维护和保障精神病人的权益。而实际中,很多社区街道虽然承担这项职能,但没有能力来履行,包括经费、人员、工作机制等等。所以,我觉得除了在立法上明确监护人、社区(村委会)等基层部门的职责外,还应该建立一套系统完善的工作制度,比如规定具体的人员、科室负责,制定定期履职汇报制度,建立上级部门定期巡查机制。国家应该加大对这一块的财政保障和人员保障等。
    潇湘晨报:《精神卫生法》真正落实还需在哪些方面多下功夫?
    郭田生:首先政府要重视,要加大投入。同时还要注重预防,预防能大大降低精神疾病的治疗成本,也能减少发病。所以要加强精神疾病预防的科普宣传,老百姓要更加深入地认识该病,从而主动防范。
    欧爱民:从《精神卫生法》中可看出,民政、卫生、财政、残联,还有村委会、社区居委会等基层部门都有救助管理精神病人的职责。为避免出现“九龙治水”互相推诿的局面,我建议建立一个协同机制,由卫生或者民政部门负责牵头,成立协作部门,当精神病人权益保障面临互相推诿、效率低下时,可以向这个部门反映,由这个部门负责督促职权部门来落实。
    除了所有政府职权部门强化和落实责任意识外,还有一个方面需要全社会共同努力:提高对精神病人的社会认同度。精神病人的康复,不光是医疗和物质保障就能实现的,他们需要人和尊严受到保护、需要享受幸福感、需要社会关怀,毕竟精神病人的权益不仅仅牵涉到他个人利益,疾病发作的精神病人很有可能损害其他人的利益。所以,落实《精神卫生法》,还需要扩大宣传,提高文明程度、公民素养等等,从而提高精神病人的社会认同。(潇湘晨报记者张祥 刘少龙)
    (来源:http://www.xxcb.cn/event/hunan/2013-10-10/8895867.html)
     

  • 如何维护精神病人的权益

    要维护精神病人的权益,就必须知道什么是精神病人的权益。以下是精神疾病患者的权益:
    健康权 健康权是公民享有的最基本的权力。精神疾病患者同样享有健康权,作为患者的监护人由于担心患者今后的婚姻、就业问题或是经济等原因,有的不愿将患者送到正规的医院治疗,往往耽误了病人的治疗时机,使病情不断恶化,对病人的健康带来了不可挽回的损害,如果精神病人主动求医的,必须给予其及时的治疗。同样的,有选择不治疗的权利,或者在家或住院治疗的权利,而不应该受到强制的治疗,当然,其前提是该病人已经没有伤害自己或者别人,同时没有可能伤害自己或别人的风险。
    知情权 患者有权利知道自己所患的疾病、严重程度以及预后。医护人员不能因为是精神病人而忽视他们这一权利。对于尚未完全丧失辨认和行为能力的病人,医生应将病人的病情性质、严重程度、治疗方案、治疗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副作用等告知病人,让病人有机会作出选择;而对于完全丧失辨认和行为能力的病人,则必须征求病人的监护人的知情同意,才能对病人实施强制治疗。
    受教育权和劳动权 精神病人与其他公民一样享有《宪法》赋予公民的接受教育的权利和劳动权。由于这种疾病多发于青少年及壮年。因此,病人的受教育权和劳动权的保护显得尤为重要。
    那么,作为医务人员应该如何维护患者的权利呢?
    一、对在院治疗病人要强化人文关怀理念、尊重精神病人的人格与尊严。精神病人尤其是重性的精神病人,部分人易躁动、具有主动攻击性,但这是疾病所致,病人本身无法意识到其行为的性质和后果,所谓不知者无罪,作为医务人员,更应该充分尊重精神病人人格与尊严。只有在充分尊重和维护精神病人的人格的前提下,精神病人的权益才能得到维护。
    二、对出院病人,要建立医院-社区-家庭康复治疗模式。精神病患者一部分不需要入院,通过门诊在家服药治疗即可,需住院的病人在急性期治疗后也可出院回家进行康复治疗。为了使病人得到更好的跟进治疗,及时掌握病人的病情变化,节约病人的开支,必须大力推广医院-社区-家庭康复治疗模式。通过这种社区服务,病人得到有效的跟踪治疗,降低病人的复发率,减少肇事肇祸的发生。(陈建) 
    (来源:《福建卫生报》http://www.fjwsb.net.cn/healthDayS.asp?main=9&pc=9&cc=344&id=328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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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女精神病人投毒 村民不让她回村

    今年4月,溧阳一位女精神病患者因幻想被同村人骚扰,向村上三户人家投毒,六位村民因此中毒。近日,上百名村民向溧阳检察机关联名上书,提出不允许她再回村。
    为“报复”村民
    她向三户人家投毒
    溧阳市41岁的曹丽(化名)总是幻想同村人骚扰她,今年4月份,为报复村民,她带着农药来到三户村民家里,将农药投在三户人家厨房的调味瓶里。
    “我浸花生米吃的时候,觉得厨房里的酸醋味道不对,有股农药的味道。”73岁的傅师傅说,他怀疑有人要害他们一家,遂报了警。经警方调查,这三户人家的调味瓶里均验出了百草枯等农药,曹丽有最大嫌疑。4月23日,曹丽被溧阳市公安局刑事拘留。
    村民集体上书   不许她再回村里居住
    5月份,曹丽经常州市德安医院司法鉴定所鉴定患精神分裂症。曹丽向村民家里投毒,导致6人中毒,也把村民们都吓坏了,“她继续在村里居住,让我们一点安全感都没有。”
    虽然曹丽的丈夫承诺,等曹丽病情缓解后,他会加强对曹丽的监管。但是这并不能消除村民们的恐慌。100多位村民联名上书,表示即使曹丽的病治愈了,也不允许她再回到村里和大家一起生活。
    律师说法:病情缓解后她有选择住处的权利
    江苏乐天伯俊表示,曹丽在病情缓解后有选择住处的权利。“病情缓解或治愈后回到村里居住是她基本的权利,我们应对病人的合法权益予以保护。”俞律师表示,曹丽病情恢复后,经专门机构确认,就可以回村生活。俞律师说,曹丽回村生活后,监护人应加强监管。如果村民发现监护人不负责任,可向当地公安部门举报。(来源:凤凰网
    http://dailynews.sina.com/gb/chn/chnlocal/phoenixtv/20131016/1520507305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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