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类： 第五十七期

22岁的北京市女子小佳（化名），凌晨看到留宿在地下通道的一名流浪汉，主动上前搭讪，并捡起地上烟头点燃递给他。原想戏弄一下对方，没想到竟被对方揪住了衣领，导致双方揪扯在一起。事后，恼羞成怒的小佳伙同好姐妹小雪（化名）等3人，两次对该乞丐实施殴打，造成对方颅脑损伤死亡。据悉，49岁的被害人周某因精神问题离家，流浪在外。北京晨报记者近日获悉，鉴于主动赔偿并获得被害人家属谅解等情节，市二中院以故意伤害罪从轻判处小佳有期徒刑13年，其他三人也分别获刑。

案发 流浪男子横死地下通道

2015年5月20日早上8点半，保洁员晋某到位于房山区兴房大街的华冠欢乐城门前地下通道打扫卫生，看到通道地面上散落的破烂衣服上面沾染了血迹。而自春节以来便留宿在此的那名流浪汉不见了身影。

当天傍晚，这名流浪汉又躺回了地下通道，鼻子和嘴部有发干的血迹。次日早上，晋某看到他仰面躺着一动不动，嘴角泛着白沫，只有腮部还在微微颤动。晋某立刻通知单位领导并报警。不久后，民警和急救医生赶到。经检查，该流浪人员虽还有生命体征，但已意识不清。送到医院后，流浪汉被宣告脑死亡。

警方经过调查确认了这名流浪人员的身份并通知了其弟弟周先生。据家属说，周某患有精神疾病，但拒绝服药，并趁家人不注意时离家出走。当晚6点半，在征得家属同意后，医生拔掉了周某的呼吸机导管。经法医鉴定，周某系被钝性外力多次打击头面部致颅脑损伤死亡。

破案 四名“90后”男女落网

立案后，警方通过查看监控录像并进行大量走访，发现男子郝某有犯罪嫌疑。5月25日晚8点，郝某被抓获。次日凌晨，小佳和小雪相继落网。6月15日，小雪的男朋友杜某也到案。

据悉，四名被告人都是90后，本市人，有三人是大专文化。1992年出生的小佳与小她四岁的小雪是一对好姐妹，小佳在一家健身房担任销售，小雪是一名单车教练。郝某就职于一家事业单位，是小雪所在健身房的会员，与小雪关系不错。小雪的男朋友杜某是一家摄影工作室的摄影师，事发时刚成年。

四个正值青春年华的男女，为何要对路边乞丐残忍施暴？在警方的讯问下，几个人吐露了实情。令人诧异的是，这起命案竟然是因小佳主动搭讪周某而引发的。

起因 女子酒后戏弄流浪人员

2015年5月19日晚，小雪约小佳、郝某和正在一起健身的杨某一起吃饭。饭后，四个人来到华冠娱乐城内的歌厅唱歌、喝酒，直到次日凌晨两点半才结束。走出歌厅后，小佳陪小雪准备通过地下通道前往厕所。

地下通道内，一名中年流浪男子蜷缩着身体靠墙坐着。他身体非常清瘦，身上裹着破烂衣裳，披头散发。小佳突然站住脚。“我去逗逗那个乞丐。”说完，她冲小雪挤了挤眼睛。小雪独自离开，小佳则在乞丐面前蹲下。

她捡起地上一个烟头，问那个乞丐抽不抽烟。对方没说话，只是愣愣地看着她。小佳又从兜里拿出打火机，点着了烟头，递了过去。“他没要，自己点了一根烟，还拿烟朝我杵了过来。”根据小佳的供述，她躲开后，乞丐站起来揪住她的衣领，把她拽了起来。她也一把揪住对方的脖领子。

施暴 拳打脚踢打伤中年乞丐

乞丐用右手朝小佳左脸打了一拳，还要打她时，被返回通道的小雪用手挡住。小佳没想到逗逗乞丐却吃了亏，怒火中烧，大声喊同伴来帮忙。郝某和杨某闻声赶到后，见小佳二人正和一名乞丐相互撕扯并互骂。

听说小佳被乞丐打了，郝某二话不说对着乞丐的头部和上身一顿拳打脚踢，将他打倒在地。这时，小佳和小雪也对其施以拳脚。见乞丐手撑着地还要站起来，郝某又将他打倒。在三个人施暴时，杨某没有动手，而是在一旁拉住他们。

乞丐被打得鼻子出血，说不出话来。杨某害怕了，使劲拽着小佳离开了。

升级 半夜酒后再次实施殴打

对于同伴的行为，杨某一直惴惴不安。5月20日傍晚路过地下通道时，他特地将面包和一袋牛奶放到那个乞丐身边。

当晚8点，小雪的男朋友杜某约小雪和小佳在大排档吃饭喝酒。两个女孩提及那个乞丐，仍然感觉憋屈。夜里12点，三个人又来到地下通道。当时周某正在睡觉。杜某在向小佳确认后，用脚将周某踹醒，双手抓住对方衣领，将他整个人拽了起来。随后，他用力一甩，将人甩到通道的另一侧。通道内发出了头部着地的沉闷响声。杜某将周某这样来回甩了几次，又脚踩其肋部，用脚踹了上半身。

小佳和小雪则一再问周某还记得她们吗，周某说不知道，小佳就一直脚踹对方。她还点了根烟，想烫周某的脸，被对方躲开，烟烫在了衣服上。之后，她又捡起地上装有半瓶水的矿泉水瓶打向他的头部。小雪也在一边踢了几脚。

见周某一动不动，杜某让两个女孩先行离开。几分钟后，他回到二人身边，说又给了乞丐几脚，让他在地上转了几个圈。出了这口恶气，小佳等人很快将此事抛在脑后。之后几天，他们还和朋友去过歌厅，直至被抓。

获刑 积极赔偿获得家属谅解

根据法院查明， 2015年5月20日3时许，小佳、小雪、郝某等人酒后步行至华冠欢乐城门前地下通道，小佳、小雪先行进入地下通道内，小佳与留宿在此的流浪人员周某（男，殁年49岁）搭讪并发生争执。小雪见状上前，三人揪扯在一起。郝某闻讯亦赶到现场，并与小佳对周某头面部及腰腹部拳打脚踢，小雪对周某身体进行脚踢。

5月21日0时许，小佳、小雪与杜某饮酒后，再次来到地下通道内对周某实施殴打。周某被殴打后倒地，后经抢救无效死亡。

案件审理中，小佳等四人共计赔偿周某家属69万元并获得谅解，周某家属请求法院对他们从宽处罚。小佳等三名被告人的辩护人认为，三人的殴打行为不足以造成被害人死亡；郝某则辩称其殴打被害人系事出有因，属于防卫行为。

法院认为，小佳、杜某和小雪结伙故意伤害他人身体，致人死亡，其行为构成故意伤害罪。郝某随意殴打他人，其行为明显超出解决纠纷的范畴，情节恶劣，构成寻衅滋事罪。其中，小佳、杜某共同实施伤害行为并击打了被害人头部均系主犯，小雪系从犯。

鉴于小佳等被告人认罪态度较好、积极赔偿并获得谅解，法院以故意伤害罪分别判处小佳、杜某和小雪有期徒刑13年、10年和3年；以寻衅滋事罪判处郝某有期徒刑两年，缓刑两年。

律师说法 漠视生命必付沉重代价

近年来，路人故意挑逗或虐待流浪人员的事件时有发生，有的造成了严重的人身伤害，产生了恶劣的社会影响。对流浪人员施暴的动机或是为了发泄不满，或仅因无聊以寻求精神刺激。

对此，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梁雅丽表示，根据我国《刑法》相关规定，故意伤害他人身体，致人死亡或者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重伤造成严重残疾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随意殴打他人，情节恶劣的，构成寻衅滋事罪，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

四名被告人正值最美好的年龄，却因漠视他人生命，实施群体暴力，造成致他人死亡的恶果，为此自己也付出了沉重代价。此案反映出某些人对流浪汉生命与权利的冷漠，更值得人们反思。不管是达官贵人，还是平民百姓，无论职位高低、身份有别，每个人都享有被尊重的权利，并平等地受到法律保护。希望社会关注年轻一代的心理健康教育，倡导关爱他人、注重道德修养、敬畏法律。

（来源：北京晨报 http://www.cqcb.com/headline/2017-04-10/290529_pc.html 2017-4-10）

一座小城，两宗命案，七条人命……当凶手自杀以后，事态几近平息，受害家庭沉默，地方政府噤声。只留下旁人扼腕叹息。

当年，他在黄土坡的窑洞里杀死自己一家五口人；21年后，他在繁华的县城街头再度砍杀一对母女。因为疑似精神病，他不曾获罪入狱，却也未曾得到医治。

21年前，疑似“精神病人”杀死一家五口

陕西省绥德县只有30多万人口，白士高已是名人。

1996年的农历腊月二十八，41岁的白士高杀死了自己的妻子和4个孩子。年纪最大的孩子13岁，最小的不过5岁。案发地点在绥德县大白家沟村，白士高自家的窑洞里。

谈起当年的惨案，多年以后接触过白的人仍疑惑，虎毒尚不食子，白士高为何会如此歹毒？

白士高的弟弟白士阳回忆称，当年案发的晚上，白士高因为出现幻觉，觉得有人要谋害自己，带着刀斧要出门。妻子和孩子试图拦住他。混乱中，白士高失手杀死了女儿。随后，白将怒火发泄到妻子身上，将其也杀死。

白士高无意再活，他干脆杀死剩下的三个儿女，然后，他将自己的双腿齐膝剁下。

但他被送到医院，活了下来。

其实，早在杀害家人前，白士高的精神异样已经为村里人注意到：他无道理地锄掉了家里种的庄稼，还每天没由头的反复将水挑上山坡，再倒至山下的公路上，一天能跑上几十趟。

白士高的姐弟均认为，白士高的精神问题要追溯到1994年。那一年，因为村里修路的问题，白士高与邻居发生冲突后，被关押在看守所里约半个月。家人们说，从看守所出来以后，白士高的脾气大变。

1996年，白士高杀死家人后却没有受到法律追究。据《北京青年报》报道，白士高姐夫田增元回忆：白士高因断腿住院期间，当地的公安部门曾派人问话，但未办理手续，便让他把白士高接回了自家。

根据亲人的描述，白士高杀死家人以后，没有接受过精神病司法鉴定。

这也许是因为，当时白士高精神状况异样的问题表现明显。

出院以后，白士高在姐姐白学梅和姐夫田增元所居住的田家岔村住过半年多，因与村民发生纠纷，又回到了大白家沟村。

同住大白家沟村的弟弟白士阳回忆，白士高随后放火烧掉了自家窑洞，挖出妻儿的尸体焚毁。

不久，白士高离开了大白家沟村，与兄弟姐妹再无联系。

亲人们不清楚白士高此后经历了什么，但他最终在县城落脚谋生。他装了假肢，走路时身体往前倾，一瘸一拐。

亲人们后来普遍与白士高没有往来，偶尔的遭遇也免不了冲突。姐姐白学梅和姐夫田增元均曾在镇上和县城偶遇白士高，但被后者记恨殴打。

白士高在繁荣的步行街头摆摊，亲人们有时路过，远远地眺望一眼。

再度犯案杀害邻居母女

直到2017年2月23日，白士高再度犯案。

当天中午两点，白士高在离家门口大约10米外的街头，持刀追砍一对母女。受害者与他住在社区的同一单元楼，白士高在一楼，受害者家在五楼，由于楼房结构，各有出入口。

目前尚无法证实，白士高与受害者是否有仇怨。受害者刘女士47岁，小女孩只有6岁，殒命于白士高的刀下。刘女士的丈夫梁先生婉拒了采访。

多位邻居认为，白士高不存在杀害母女二人的直接动机。有人猜测，事发前白士高曾与一位年轻人发生过冲突，受了气没处发，他可能是转而报复，发泄在邻里身上。

案发后的一周内，绥德县政府的善后处置方案开始在县城流传。这些说法中，补偿的金额数字从数十万到数百万元不等。

迄今，一则流传较广的说法是：死主家得到了250万元的赔偿，大部分来自白士高的积蓄；此外，政府还承诺为死者家的长子在大学毕业后安排工作。

绥德县官方没有证实这些说法。《凤凰周刊》记者先后联系绥德县委宣传部和绥德县长，均未获回应。

由于案件信息披露不全，留下了诸多疑点：白士高究竟是不是精神病人？为何要杀害邻居母女？两度案发间隔的21年里，是否确有肇事的迹象？当地政府是否有介入挽救的机会？

邻居刘国强目睹了白士高生前的最后一幕。刘的店铺门口几米开外，便是白士高的杀人地点。刘国强90多岁的老母在门口看到杀人一幕，慌忙拉上了店铺卷闸门。

闻讯赶回来的刘国强在巷口撞见了白士高。白跌跌撞撞，朝他砸出一块砖头。砖头擦肩而过，在墙角砸出一个缺口。刘国强注意到，白士高没有说话，但口角带白沫。

不久后，白士高仰天倒地，菜刀从他的手里掉落。

当晚，绥德官方通过微博发过案情通报：调查初步显示，白士高疑似服毒自杀。

这次，白士高没有再活下来。

杀人者“花老汉”，人称绥德县城一霸

在绥德县城街头，“白士高”这个名字远没有他的绰号“花老汉”流传得广。

杀死全家之后，白士高孑然一身。他喜欢穿着花衣，在绥德县繁华的观云阁步行街街口摆摊。

绥德县当地人告诉《凤凰周刊》记者：白士高摆摊出售的碟片其中一些存在涉黄嫌疑，另外他还卖一些土制的疑似毒品。

但白士高的生意在旁观者看来像是特权。沿街邻居表示，多年来，相关部门没有对白做过处理。为何不管，众说纷纭。有说法是“不敢”，白士高杀过人，即使公安人员找他，他也威胁，“谁都怕家中老小遭报复。”

周边商家观察到，白士高的生意不断有人光顾。县城里流传着他挣了几十万、乃至上百万元的故事。他白手起家，借生意积累财富，还全款在县城购置了一套时价20多万元的房子。

沿街的商家还证实，除了摆摊，白士高还做过放贷生意。

一家小商品店的老板王文革说，四五年前，他曾向白士高先后借贷过两次，加起来10多万，借款时间一年左右不等，其中一次的月息在12%，另一次的月息在15%。

一个流传很广的说法是，跟白士高有债务往来的人很多，当地甚至还有借贷公司找他借钱。

与白士高的发家故事同样流传甚广的，是他的“霸道”。

王文革说，按照县城一般的放贷做法，如果借款人手头一时拿不出来钱，一般情况下能缓缓。“但白士高的钱是说今天上午要就是今天上午，缓半天都不行，不然他拿着刀就过来了。”

这得到了另一位借贷者的证实。“没有人敢借他的钱不及时还，如果不是实在是没有别的路子，一般人怎么也不可能会找他。”

因此，很多人不认为白士高是精神病人。刘国强曾应白士高的要求，帮忙核对过一张5万元的借据。他认为，“（白士高）那么精明，那么能挣钱，怎么会是精神病？”

白士高的房子就买在刘国强的隔壁。案发之后，白士高家的铁门上锁。从对面楼的高处望过去，能看到院落里的破落木窗，显得萧瑟冷清。

白士高在院落内的生活状态，邻里知之甚少。几乎没有邻居会去敲他家的门。去过白士高家抄水表的工人说，“里面臭的不行。”

刘国强回忆，白士高大概是8年前购置了这套房子。此前他曾经租住在这里；搬离后一段时间又回来买下了房子。

由于他的杀人前科，邻居们带着戒备，与他极少往来。刘国强曾与白士高有过一些交流。他曾问过白，为何要杀死自己的妻子儿女。

白士高对此的解释与他的姐弟描述有出入，白的大意是：天上降旨，不杀妻女，白本人就得死。

这到底是疯言疯语，还是装疯卖傻，现已无从得知。

从和邻居的相处来看，白士高的性格异于常人，处事方式趋于极端。

白士高的房子在一楼，邻居们称，楼上如有杂物掉到他家院子，一旦他看见谁家窗户开着，就冲上楼砸门，恶言相向。

因为安装防盗门一事，白士高曾与邻里发生冲突，白不但拎着锤子将门砸坏，还在楼道的墙壁上泼洒粪便。

广为人知的一件事情是，白士高跟邻居争吵后，录下“特别难听”的脏话，天天放喇叭，夜里长时间敲打脸盆。整个社区的人不堪其扰。

刘国强为此事也在夜里敲了白家的铁门。白士高开了门，全身赤裸地出现在他眼前，拒绝了他的要求，并以脏话回击。

描绘白士高“霸道”“泼皮”形象的人不止他的邻居。靠近白士高摆摊点的一位商店老板说，她常看到，有人在白士高的地摊挑选影碟，多挑了一会儿，没有中意的决定不买时，“花老汉急了，拖住人家强卖了才走。”

冲突在白士高的日常生活里司空见惯。很多人亲身经历，或耳闻目睹，对于白的为人，他们只是不断摇头。但也有人并不认可“白是精神病人”一说。

如是精神病人，何以未受干预？

尽管白士高很可能罹患有精神疾病，但精神病患者犯罪并非绝对免于刑事责任，只有通过司法鉴定认为患者案发时无刑事能力，患者才可能不负刑事责任。

但白士高案发时是否处在发病状态，是否意识清醒，已经死无对证。

绥德县精神康复医院的院长钟乐在案发后曾接到当地有关方面的问询。经她查阅，她肯定该院没有白士高的病历材料。

绥德精神康复医院创建于1993年，是一所民办精神病专科医院。它承担着包括绥德县在内，整个榆林市南部六县的精神残疾病人的防治工作。

2015年9月，《榆林日报》曾报道，该院受县卫生局委托，负责全县重性精神疾病的管理。按照国家相关规定，被纳入管理的重症精神疾病包括精神分裂症等6种。

据钟乐透露，2015年登记在册的绥德县全县重症精神病人大概有1500位，但那次调查，实际总共只为900多名重症精神病人更新建档，其余600人都未能接触到。

“人户分离的精神病人很多。”钟乐说，此外受很多因素影响，包括精神病人家庭的病耻感很强，地方精神卫生资源有限，基层的精神病人管理和治疗工作很难。

钟乐曾听闻白士高的事迹，根据她15年来的从业经验，她猜测，白士高很可能罹患精神分裂症，案发时可能出现了被谋害的幻觉，这是精神分裂症典型的阳性症状。

当《凤凰周刊》记者转述白士高家人的说法，即白士高第一次杀人后未进行精神病的司法鉴定后，钟乐面露诧异，未予评论。

距离案发已经2个月，白士高的事情在绥德县城已经陷入沉寂。

傍晚时分，小城步行街附近、白士高家社区的街口常有人聚集，当《凤凰周刊》记者寻人聊起“花老汉”，常常围拢过来一圈人，控诉“花老汉”劣迹，抱怨地方政府的迟迟无为。

据《华商报》报道，2015年的绥德县政协一次会议上，有政协委员提出，白士高长期在绥德售卖黄碟和土制毒品，影响很坏，建议上级机构干预，或将白士高送入精神病院。但后来，此事未能得到跟进。一位接近绥德县政府的人士也向《凤凰周刊》记者证实确有此事。

疑似“精神病人”白士高死了，小城绥德终又归于平静。偶尔人们还会聊起那些可能改变受害者命运的一次次“如果”，但这些“如果”，从白士高再次举起屠刀的那一刻起，已不再有任何意义。

（来源：凤凰周刊 http://news.china.com/socialgd/10000169/20170425/30455363.html 2017-4-25）

4月9日，两段视频在网上引起网友关注，在成都一小区内，一名女子从绿化带里走出，疑似抱走婴儿车中的小孩。该名女子随即被群众围住，后被警方带走。

9日晚，成都金牛警方官方微博发布通报，网传抢小孩有误，视频中长发女子患有精神病，做出异常举动系精神病发。通报同时指出，目前该女子已送医治疗，其家属已向孩子家属诚恳道歉，双方已达成谅解。

网传“抢小孩”视频

9日下午，两段视频出现在网上、朋友圈，并被转发者冠以“抢小孩”字眼。记者注意到，两段视频时长分别为41秒、3分30秒，第一段视频为小区监控视频，时间为星期日早上9点58分。

在视频中，一名黑衣女子推着婴儿车，另一名长发女子，从绿化带中走出来后，试图抱走婴儿车中的孩子，双方发生了拉扯。随后，在约二十秒的拉扯后，长发女子放下了孩子，不再拉扯，随即向外小跑了出去。

在第二段视频中，一名带着手铐的长发女子躺在地上，旁边有民警在看守着，围观群众议论纷纷，不少人称其“抢小孩”。

从视频中可以看到，这名长发女子随后被警方带上警车。

警方通报：不是抢小孩 是精神病发

9日晚上9点47分，成都金牛警方通过其官方微博@成都金牛公安，发布此事件的调查结果通报，全文如下：

关于网上流传的“抢小孩”的视频，我局高度重视，现将调查结果通报如下：

今日上午9时29分，家住金牛区蜀跃东路138号翡翠海湾小区业主何某报警称其嫂子（刘某某，38岁，患精神分裂症8年，精神残疾二级）精神病复发，在何某家中大吵大闹。

我局金泉派出所值班民警立即赶赴该小区，得知刘某某已离开何家不知去向。

民警在对其体貌特征做好登记后，开始对小区周围进行查找。10时2分，派出所接到交警二分局通报称，有群众在蜀西路55号金玺苑小区大门处抓到一名抢小孩的中年女子。

派出所民警赶赴现场发现该中年女子与之前正在寻找的刘某某体貌特征相似。

后经何某辨认后，确定抢小孩的中年女子就是其嫂子刘某某。在征得家属同意后，派出所通知120将刘某某送至成都市第四人民医院，经医院初步诊断系精神分裂症，目前已住院接受治疗。

刘某某的丈夫事后当面向小孩的家属作了解释工作，并诚恳的进行了道歉，目前，当事双方已达成谅解。

（来源：华西都市报 http://www.thecover.cn/recommend/310549 2017-4-9）

《囚》以男子普民和其他症状明显的病人为重点，呈现了中国东北某精神病院C院重病病房的真实景象。

马莉希望，观者看到的精神分裂患者不再停留于这样的形象：服药后僵硬的身躯，呆板的行为，患病时谵狂的话语和暴戾的身姿。他们将回归常人，一个患有精神类疾病的常人。在这些冷静的画面里，相当多的出镜者既对他人造成伤害，也是“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

然而，让马莉觉得无解的是，清醒之后，他们又将再度陷入混沌的幻觉城堡，周而复始。“他们会因为疾病陷于癫狂，因为无法根治，他们或许将终身陷于其中，被反复折磨，找不到出路解放自己，也退不回原路明哲保身。”

3月下旬，纪录片导演马莉拍摄的《囚》在北京东郊放映，一百多名观众成为继柏林电影节之后，第一批看到这部影片的人。

《囚》以男子普民和其他症状明显的病人为重点，呈现了中国东北某精神病院C院重病病房的真实景象。影片总长5小时，看过却并不觉得冗长。没有拍摄者和拍摄对象的对话，也没有任何的解说，取而代之的是病人面对镜头的坦然诉说和相互交流。

片中的自然呈现来自拍摄者的耐心和长期的努力。“重症患者第一疗程往往需要三个月才有可能逐渐清醒，并接收到我的想法。因此那段时间我呆在封闭疗区，但并没有打开摄像机，我不希望我的拍摄具有任何掠夺性。我甚至不要求自己必须带一部作品出来。也许是我的心态让我能够更容易亲近他们。大多数情况是他们主动要求进入我的镜头。”

马莉希望，观者看到的精神分裂患者不再停留于这样的形象：服药后僵硬的身躯，呆板的行为，患病时谵狂的话语和暴戾的身姿。他们将回归常人，一个患有精神类疾病的常人。在这些冷静的画面里，相当多的出镜者既对他人造成伤害，也是“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然而，让马莉觉得无解的是，清醒之后，他们又将再度陷入混沌的幻觉城堡，周而复始。“他们会因为疾病陷于癫狂，因为无法根治，他们或许将终身陷于其中，被反复折磨，找不到出路解放自己，也退不回原路明哲保身。”

怪圈

“医生，你给我加（药）量了。”微胖的普民刚一出场，便露出了一点反骨。

“你就吃吧，没错的。”对面的医生只管执行。

普民虽然接住了药片，嘴上却还坚持。“是药三分毒，我要找你们大夫。”

衬衣加毛衫显出他的公司人气质，初时说话不急不躁，尽量讲道理。和影片里其他出场者相比，他像是最“不该来此”的那一个。

在刹车片行业干了18年，普民厌恶那个屡屡“压迫”他的上司，萌生了辞职创业的念头。想建厂，可手头只有区区几万块。他的对策是，找风投，联系300个同学，希望每人能借他一万。他写了可行性分析报告，坐上飞机，一趟趟地从老家飞到其他城市，希望能筹到启动资金。

尽管看上去有些“头脑发热”，这样的故事在创业浪潮翻卷的今天并不太陌生。只是，好端端的工作不干了，家里的钱全花在机票上，普民的妻子认为丈夫着了魔，某天“以陪自己看病为由”，叫人把普民送到了精神病院。

被“架”到医院时，普民很是挣扎了一番，于是被送到一级病房——收治最严重精神病人的地方。医院的诊断：轻度躁狂症。

几乎所有初次来精神病院的病人都宣称自己没病，这却正好与精神病人患病的指征“吻合”。

他不服，一遍遍地和护士、医生申诉。他还跟医生说，我的妻子不能做我的监护人，医生说法律如此。

他觉得自己像个小白鼠。“我要做司法鉴定！”声音虽不高，语气里是满心的不甘。

答复是：“可以，出（院）去以后。”

他掉进无法自证的怪圈。“我是一个生命，一个鲜活的生命！不知道有病的究竟是谁？”

愤怒、充满怨气，泄气，隐忍，普民的心理在一点点变化。从宣称“出去后要办自己的心理医院”，到后来力图用好的表现来换得早日出院的可能。

一度，普民坚持认为自己根本没病。但数月过去，拿着医院给的躁狂症患者特征，一项项比对，他发现自己悉数符合。

“语言增多，联想加快，自我评价高，精力充沛。”自从有了一点“不合主流”之念，哪项不是事实呢？有了创业梦，思维自然比从前活跃。“这个社会，80%都是由小职员构成的，他们是基石。但得允许10%-20%的跳脱、挣扎出来。”

普民想挠挠那些在他眼中“沉睡的人”，却把自己挠进了出不去的怪圈。

影片拍摄过程中，适逢立法历经27年之久的国家《精神卫生法》颁布，其中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提出了对精神障碍者实行“自愿治疗”的原则。于是片子里常常看到，有病人说，到（2013年）5月就好啦。那也曾是普民通往外部世界的希望。然而，谁能决定病人出院，依然没有那么简单。

我们不是生活在被毁坏的世界，而是生活在错乱的世界，我们就像被遗弃的孩子，迷失在森林里。

马莉把卡夫卡的这句话放在了影片的末尾，她没有掩饰自己的动机。“权力这个东西非常可怕，所有的人都被桎梏在那里。不仅是精神病院里的人被套住，其实放到整个社会也是一样的，各种驯服。驯服太强烈了。但不是那么简单地去说这个东西黑暗不黑暗，它里面很多暧昧，像乱麻一样，令我纠结。”

和病人待的时间长了，马莉难免会站在病人的角度看待问题。然而每每看到精神病人对无辜者造成伤害的新闻，她的心境又会相当复杂。

“比如说，这个人不能出去的原因，单是因为不能出院的禁令吗？还是很复杂的家庭原因、社会原因？一个病人出来之后，如果没有服药导致症状出来，又没有特别合适的监督机制，他对公共空间的伤害就相当大。”

普民和妻子会面，原本振振有词。当妻子哽咽着埋怨，“你算个男人吗？你有什么资格恨我？”一直耽于自己创业梦的普民，陷入了长久的沉默。

“外星人”

那么普民这种“被精神病”的 案例，在精神病院里是怎样的存在？马莉感觉，因为观念冲突被家人强行送入院的，在省级以上医院还是极少数。北京安定医院医务处盛利霞处长说，这么多年，她只听说过北京回龙观医院有一例这种情况。“最后医生判定那个病人没病，送回家了。地方上，不好说。”

在国内，精神分裂症、双向情感障碍、抑郁、酒精中毒性精神障碍，排在重症精神病的前列。在马莉看来，大部分入院的重症病人，病情都很严重。镜头之下，我们发现了精神病范畴里不太为人所知的一些类别：

因为酒精而入院的人里，老秦可以和妻子好好商量换病房，但只要喝多，会将两把刀架在女儿身上；比他更严重的二杆子，没法自理，不停地对受雇看护他的小梅说“弄死你”。

有人不能控制性欲，嬉皮笑脸地冲医生说，“护士怎么不来了？我硬，难受。”十多岁的学生穆纳，每晚的睡觉问题最让陪护的母亲犯愁。他的眼睛直盯前方，不和母亲对望，说话时声音轻得如同一根针掉地：“我心难受。靠一下。”妈妈让他躺下，他拳头攥得死紧，头一下下往下落，也不敢实实靠着枕头。

有点类似的木僵症患者晓乐，没法行走，终日不语，扶起来时整个身子如同一摊沉沉的泥浆，只能被医生扶着上轮椅才能出门。“太老实了，都不会挣扎了。”和暴躁失控的病人相比，这算幸还是不幸？

妄想型的病人大明总以为大脑有人监控，在家里翻柜子，各种衣服、表壳、亮的东西都不能要，撇了好几万（家什）了。“媳妇砍我30刀。我老幻听。这病就怕你这玩意儿（摄像头）。我不杀人。不敢脱衣服，脱了他们能看见我。唉，你说，咱们是不是外星来的，小布什不是上月球卖土地吗，咱们是不是从那儿给撵下来的？”

但从头至尾，影片里几乎没有病人狂怒、打架、撞墙、歇斯底里的画面——那些世人惯常以为的精神病人的形象。

马莉并非没有遇见这种场面，但她有意识地把它们摒除在成片之外。

她承认，进医院之前，自己对精神病人持有偏见。“这些偏见是我误以为正常的常识带给我的。待了之后，想法改变，所以我也在拍摄素材上做出了取舍：发病后的张狂，用得非常少。因为这不是他们的常态。他们的常态是由病和药物处理共同决定的结果。我希望有更多的人知道，这些重症精神病也是有正常期的，是可以恢复理性的常态，他们可以很清晰地认识自己，知道自己的疾病，然后去感受生活。我觉得我的片子比较接近他们整体的形态。”

影片里，病人大段大段的交流与独白中，常常透出一份对世界万物的犀利审视与“超脱”：

科学解释不了，就说你有精神病。

我回来（再住院），因为没吃药。他们没回来，因为他们吃药了。

奔财，奔色，是病。不奔，也是病。

他们医生有病吗？从辩证的角度来看，他们也是不正常的。

这些“金句”往往引来观众会心的大笑，和“哇塞”的反应。

“精神病人真的常常会迸出比一般人更多更高明的‘哲思’吗？”以精神病学里“天才多是精神病人”的理论，貌似可以做出这样的结论。

马莉却近乎无情地打破了观者的这种主观断想。“不是他得了精神分裂症或者什么，就变得更加聪明，或者变得像个思考家一样。这些话，其实太普通了。还是因为，当我们听见说这话的人是一个分裂症患者，他就显得高级了，或者这事儿因此反讽起来。”她既不愿受众将病人视为癫狂者，也不希望大家想当然地对他们过多附会和想象。

倾诉

每个病人的疾病成因，是精神科医疗领域的问题，不是马莉关注和探究的对象。她只是把镜头放在那里，静静地听他们诉说。但一年下来，她却成了病人们最为信任的一个倾诉对象。

按摩师小邢样貌清俊，说话抑扬顿挫。这个父亲早逝的单亲孩子刚刚而立，却像经历了沧桑的几辈子：

父亲一死，我琢磨，干啥都一样。没意义。

（室友：你没学业不成啊。）

（叹气）我现在恐惧结婚，成家。家庭太难融合了。

我爸怎么死的？男的嘛，有钱就找外遇。他也不过是个沙场的厂长。年纪轻轻的，被（外遇的老公）找上门来捅了刀子。

我学了十多年中医，可按摩把我的手搞脏了。

以前我是个一清二白的小少年。现在奸懒馋滑坏，坑蒙拐骗偷，全学会了。

这些事他说起来没有太多耻感，倒有点卸下包袱的轻松。“我没有倾诉对象。现在可以堂堂正正做人了。”蓦地，又突然感慨起来，“其实单亲孩子都挺正常的。因为看到了太多的不好，所以心中有完美的好。”

这是全片里，小邢惟一一次眼睛红了。

不感慨的时候，小邢其实有点活泼。他拜了墙那边一位叔辈的病友老黄作师傅。“他可厉害了。”

“厉害”的老黄吸了大半辈子的毒。烟，果子，各种K粉。最熟悉的还是“麻古”。

母亲死那年，老黄在长江路上卖衣服，“上道了。”最早拿酒来戒毒，二锅头。一副“什么歌都唱”的好嗓子，吸成了烟嗓。

他喜欢过跳舞、游泳。戒毒之后一次去舞厅，跳着跳着闻到味儿了，搞了200片麻古。叼着烟点火，抽完，“脑袋炸开了一样”，送进医院时，他一丝不挂。

“牙全没了，不想活了。”他耍钱，家破人亡，孩子照顾不了。“自己的坟头自己哭。”他全明白。可进精神病院，该怎么着还怎么着。”

爱写诗的老魏，没有这些个跌宕起伏。因为父亲被认定国民党特务，“狗崽子，黑五类”的帽子扣在头上多年摘不下来，他习惯了抬不起头。有饭吃就够，他对单位一直没辞他，还开给他2000块的工资怀着感激。

“我没有友情，男女友情都没有。就像一滴水，一颗沙子那么平常。就爱作诗，画画，平生无所求，无所为。”深夜里，坐在吸烟室的地上，头发斑白的老魏对着马莉说完了自己的一生。末了，他说了句“谢谢”。

马莉并不觉得被“禁锢”的经历让这些人看透生死。但她同意，精神病院只不过是外部的一个投射，所有问题在这个城堡一样的地方显得格外清晰了。“不单是老魏，小邢，说二人转段子的老头儿，基本上每个人都能投射出外面社会的骚动。第一对夫妻为什么有（“开放病房50块一天住不起，单位不要你”）这样令人沮丧的对话，你可以看到外部社会对他们的挤压，生活的压力是巨大的。”

如若马莉没有说明，他们都有犯病发作的情形，恍惚间会觉得，自己不过是看了一部中国当下边缘群体的私人口述史。何况，“正常”和“非正常”，孰能分清呢？

“拍摄时你如何把握对他们的同情心？”

“同情是难以避免的，如果没有这一点，我可能不会完成这个片子。我的问题是在于，你同情什么？就像老魏说，如果你没有经历过这些，同情有什么用呢？”

温暖

“吃药了！吃药了！”

影片里，C院的医护人员像“赶羊”一样将病人们集合到一处。为了识别病人是否遵照医嘱吃了药，医生会捏病人的脸，抓他们的手，看看是不是藏着药不吃或少吃。

对待重症病人，吃药是最主要的治疗方式。“在重症病房，说服病人如何顺从医生的治疗，坚持去服药，最终能管理自己的症状，不犯病，或者是少犯病。这是医生最主要的工作。针对心因性疾病的心理辅导这些，则在门诊病房完成。”北京安定医院医务处处长盛利霞说。

对普民进行会诊时，医生判断他是否有病的依据，一是看是否有符合疾病的特征，再就是看他是否能承担社会角色（如雇员、丈夫、父亲等）所赋予的社会功能。

“看起来他好像也没有什么不正常。”两个实习大夫对主任提出疑问。

“躁狂症的一大特征，就是能引发他人的共鸣。”主任回答。

与医生的“按章就诊”相比，病人之间的互助天然地更活泼和有情感互动。如何“唤醒”木僵的晓乐，连主治大夫都没什么辙。室友彪哥一遍遍地给他喂牛奶，逗他说话。喂着喂着，晓乐居然“扑哧”，笑了。

“彪哥，有才！”医生心服口服地打趣。

小邢讲完他的沧桑前半生，身旁的病友没人指摘他一句。室友老张悠悠地唱起了《三套车》：

小伙子你为什么忧愁

为什么低着你的头

是谁让你这样的伤心

问他的是那乘车的人

马莉承认，这家医院对病人的治疗有些“滞后”。但她并不希望观众对医院形成“不负责任”的印象。比如那位主任，每年在该市做一个儿童自闭症的筛查，筛查的过程是“非常严谨、非常好”的。从这个角度看，马莉又觉得她是特别好的一个医生。

拍摄时赶上C院正好开始新一轮的医生招聘。没人来应聘。

“病区那么大，他们只有四个主治医生，但实际上那个名额根本招不上来人。你看到片子里的护士不太粗暴，但他们也没有经过特别的培训。往往是因为，一般卫校毕业的孩子要进公立医院很难，精神病院比较好进。”马莉说，病人无法回归到社会，这里头有很多的问题。比如社区医院，是否可以在症状不重的时候接纳他们？大部分中国社区做不到。家庭能不能接纳？“看影片时，你觉得能接受。当你的身边真正出现这样的病人，没准就不能。”

误读和不解其实在首映现场就发生了——不时爆发的哄堂大笑，让同为纪录片拍摄者的郭睿既不理解，也深深难过。“如果说后半场，因为有些病人口里说出了诗歌、二人转，有一点幽默和自我调侃的意味，这个笑声还勉强能接受。但前半部分，明明看来就是展现病人的悲剧现实，感觉那些笑的人把他们当成了笼子里的动物。”而导演马莉的回应是：笑，总归是人的权利，“但我自己，是不会笑的。”

解惑

影片的最后，胡子拉碴的普民到护士站找医生，得到的依然是“等着吧”。从走廊返回病房，他的脚步，看起来蹒跚得如同戴着脚镣。

马莉没有透露普民的结局。“比较可悲的是，你觉得他出来好受吗？离婚？没有，都不想吧。他也没有他想的那么坚决。”

“他也会反思自己？”

“反不反思一切都变了，你进过这个地方，也没（办法）隐瞒这段经历。一切都变了。”

对于马莉自己，拍摄《囚》和其他的纪录片，也改变了她的世界观。

原本在电视台的她，却从未进入过所谓的编制。“现在我也没断了跟他们联系，需要经济收入来拍摄其他东西的时候，可能也会接几个活儿，但绝不会被拴到那里的。”

她素来关注极端环境下人的处境。2007年，受高群书的建议，马莉深入到海拔4500米的高原藏区，将镜头对准位于四川石渠的世界上海拔最高县城的寺院——色须寺。纪录片《无镜》通过五个喇嘛、一个天葬师和一个还俗僧人的讲述，记录下了高原上人们独特的生活经历和精神信仰。这也成为她困境三部曲的开端。

回想起十年前，马莉说高原反应没有那么重，但也不轻。常常从一个院子走到另一个院子，就会喘得不行。吃的也不习惯。这种艰难的感觉是漫长而细微，包括不允许进经堂的女性在一个藏传佛教地要经受的考验，她用智慧和坚韧一点一点克服了。

在北京，她认识了上访村的出租店主老郝。因为丈夫被扣上反革命的帽子，从1977年开始，老郝上访了三十多年。出生在第一次来京上访路上的女儿，遂得名京生。这也是马莉第二部困境纪录片的片名。在外人看来，《京生》是一群偏执的人，做着一桩看似偏执的事。老郝说，“我的一生都埋葬在这里。”而京生却怨怪母亲连累了自己和下一代。“人活一辈子究竟为了什么？”

马莉敬佩这些人历尽人生冷漠残酷之后依然牢牢坚守质朴与善良，但也痛恨他们“粗砺的言词中流露的短视与懦弱、苦难无法得到消解后蔓延的偏激与固执，穷途之中选择方式的莽撞和自戕”。

至于《囚》，原本是因为《京生》当中的一个采访对象G。

学美术的G年轻时参加高考，画了一张很“异常”的画。老师说他精神有问题，就被贴上了精神病的标签，就业、结婚，全受到牵连。G希望去精神病院开一张没有精神病的鉴定。但开了鉴定之后，依旧没有人相信他没病。他决定离开生养自己的村庄，却遭遇各种不顺：在煤矿工作，被压断了一条腿，老婆跑了，妻离子散。

那一年G在小旅馆里喝闷酒，想起自己悲惨的人生：如果没有“被精神病”的事件，他的人生会怎样？恰好边上的房间来了一个人去上访。他于是他就来到了北京的上访村，想把自己的冤屈诉出来。奇妙的事发生了。

“G穿着中山装，挂了一支笔，形象还可以。他就在大厅里转的时候，突然有一个老太太就抓住他，让他帮她写状书，他就说行啊。他本来就是想帮她一下。写完之后，老太太给了他五块钱。他突然意识到，在这个地方，他不仅能获得尊严，而且能获得经济来源。但他立案的话，需要有一个理由。所以他起诉的是如果没有高考的制度，他可能不会陷入这种窘境。但是他们乡镇那边，只要他来上访，就占了一个名额，总是要想办法把他接回去，每年都要来回几次。而我感觉他在那边还是挺快乐的。结果有一天听说，他得病，人没了。”

马莉一直忘不了这个故事，直到认识C院的人，拍了《囚》。

她并不想把苦难和泪水、不公或荒谬记录进她的影像来博取怜悯然后激发呐喊；也并非猎奇，来勾勒一个被大多数人遗忘或者从来不曾知道的，供自我或者他人作为饭后的谈资。“如果因为故事因为情节而爱上拍摄对象的不幸，那么记录将失去全部意义，我宁愿选择放弃。”《京生》如此，《囚》同样如此——在成片问世之前，她从未抱着肯定会做出片子的想法。

马莉家的平房坐落在偏僻的京城东郊。院子里，最打眼的是给儿子的彩色攀爬架和小摇椅，一个花沙发之外，徒剩光秃的枝丫和无人打理的菜地。“（当初租）这么大，其实也没什么用。”她淡淡笑着。她的先生丛峰也是纪录片导演，因为罹患胰腺疾病，脸上还粘着打点滴的胶布。

马莉话不多，罩在棉布长裙里的瘦小身子越发显得孱弱，绵柔里的坚强却不难察觉。能够沉下心十年拍摄三部超长的纪录片，并且不寄望于获得收益。这样的人，似乎是没太多的纠结？不然也很难坚持到今天。

但她说，“我哪有那么厉害啊，我时时刻刻都被很多事情困扰，很多欲求当中，比如，我拍纪录片，也做不到那么的纯粹。为生活，为小小的梦想挣扎，各种摇摆。单身的时候，说走就走，说拍就拍，当你有家庭你就会想着让步，又会焦虑下一部作品。总是不停地有难题出来。当你有时间要拍那些片子的时候，你要想着去筹钱。”

说归说，她并没有觉得自己有多难，反而是拍摄的人给她力量。“我很难想象，如果我进入到那样一种极端的困境当中去，会做什么选择，我会放弃还是坚持。比如说，置身于病症当中，我恐怕都做不到他们那样，所以说到同情这个词，我何来同情呢？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同情自己还差不多呢。”

（来源：南方人物周刊 http://view.inews.qq.com/a/20170427A0157F00 2017-4-27）

患有精神分裂症男子与父亲产生争执后，趁夜持刀将父亲杀死。经鉴定为限定（部分）刑事责任能力。近日，这名男子被江夏区检察院以故意杀人罪批准逮捕。

警方侦查发现，29岁的罗某有近10年的精神病史，近几年病情恶化，偶尔出现殴打邻里和家人的情况。

2月16日晚6点左右，罗某父亲查看药瓶，怀疑儿子没有按时服药，便反复劝说他服药；罗某对父亲的行为感到不满，两人不欢而散。

当晚9点左右，罗某认为“父亲被人假冒”，产生了杀死他的想法。于是，罗某拿起两把水果刀，进入父亲卧室。最终导致父亲失血过多而死亡。

当晚，罗某将父亲尸体包裹起来，转移到顶楼藏好。

第二天上午，罗母发现丈夫被杀便报警。这时，一直在家佯装无事的罗某匆匆逃跑。

不久，民警将他抓住。

检察官说，根据《刑法》相关规定，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犯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

本案中，罗某案发前后的行为表现和鉴定意见，他在案发时是限定（部分）刑事责任能力人，应当对自己的犯罪行为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检察院对罗某批准逮捕。

湖北普明律师事务所律师李宏伟说，精神疾病不是免罪牌。当前，精神病人暴力犯罪层出不穷，有关部门应建立精神病人档案，制定管理、治疗制度，才是解决精神病人犯罪问题的长远之策。

（来源：武汉晨报 http://hb.sina.com.cn/news/sh/2017-04-10/detail-ifyeceza1805533.shtml 2017-4-10）

由于与普通服刑人员不同，广东番禺监狱里20多名疑似精神障碍罪犯会相对集中在某一个监区，并会得到特别照顾。据狱警介绍，和一般人相比，精神病犯普遍感情比较丰富，容易感动。因此，他们会在病人清醒时给予更多关怀，同时邀请亲友一起加入到关怀行列，让其感受到关心和被牵挂。针对一些相对内向的精神病犯，监狱也会组织一些轻松的文娱活动或兴趣活动，让他们重燃对生活的热情。

全天候观察记录做好服药记录

狱警们对精神病犯的改造感化看似是一些琐碎小事，但每个细节都注意到了。如安排一到两名服刑人员进行护理和照看;为了防止他们摔伤，将他们安排睡到下铺床位和靠门口的位置，全天候进行观察记录，发病时立即按医学标准进行处置;在其情绪稳定时，适当安排简单无伤害隐患的工种。

同时，监区会在其吃药时做好服药记录，并有狱警现场监督其服药，看病时做好病历保存，发病时做好视频记录。

此外，精神科专家大约1-2个月到监狱进行一次专业会诊，对疑似病犯进行鉴定，对确诊罪犯根据病情、天气等制定用药和治疗方案。

另外，对于精神病犯患病、治疗、用药等，监狱方面也会及时做好家属告知工作。监狱会根据相关程序作专业化会诊治疗，绝不允许病犯家属加以主观臆断干预治疗。如精神病犯钟某有段时间病情波动，家属就投诉监狱私自换药。经调查，监狱医院考虑到原来的药物对其神经系统不良反应的副作用较大，且监狱医院无相关设备对药品进行药物浓度检测，所以及时邀请广东省精卫司法鉴定研究所专家会诊，适时调整用药方案。监狱医院还本着病情需要、及时用药的原则，同鉴定机构积极协商，为该犯家属特开绿色通道购买顾送相关治疗药物，而并非该犯家属所讲的私自换药。

“有种苦尽甘来的感觉”

肖警官介绍，和一般人相比，精神病犯普遍感情比较丰富，容易感动，因为平时受到的冷嘲热讽比较多，更渴望被接纳。因此，狱警会在病人清醒时给予更多关怀，同时邀请亲友一起加入到关怀行列，让其感受到关心和被牵挂。慢慢的，精神病犯会逐渐敞开心扉，真诚交流，得知自己发病时的过分表现，清醒后，精神病犯也会主动道歉。

王警官提到，监区有个精神病犯阿钟，就是比较严重的精神分裂，狂躁发作时会大喊大叫扰人，一度很让大家头疼。前阵子，有天下大暴雨，王警官想到有些器材不适合露天摆放，便冒雨去搬抬。在对面楼上的阿钟看到他就大喊大叫情绪很激动，他以为阿钟又犯病了，便通知狱警去安抚他。

后来才知道，阿钟并没有犯病，只是看到他冒雨去搬抬东西，当时又是大闪电，担心他的安危。“我听到后，真的觉得很暖，有种苦尽甘来的感觉……”王警官说。

同时，针对一些相对内向的精神病犯，他们也会组织一些轻松的文娱活动或兴趣活动，来转移他们的注意力，培养一些兴趣爱好，让其重燃对生活的热情。另外，多交流人生理想和愿景，也对未来有所关注和计划。

高墙内突发精神分裂夏天要穿棉袄 与管教用英语交流病情稳定

现年42岁的KS是一名外籍服刑人员，有大学文凭，中英文都颇为流利。近10年前，他初次来到广州，便因携毒获刑。陆警官告诉记者，刚来时，KS只是在普通监区，他干活很积极，但是经常违纪。不久后，KS便表现出异常举动：经常大喊大叫，精神异常亢奋，全天睡眠时间不超过6小时，且不讲卫生，气味难闻，严重影响其他人的生活。

狱警观察发现，KS说中文时虽然反应很快，但是思维混乱。大热天仍说很冷，要穿小棉袄和棉裤。每日精神极度亢奋，情绪波动较大，长时间自言自语、手舞足蹈或者突然间大喊大叫、猛捶心脏等类似自伤自残行为和一些不文明行为。

经鉴定后，KS被确认为精神分裂，随后转到精神病监区。换了个新环境，KS的情绪变得更加激动了，面对狱警和看护们的管教安抚，他的情绪很对立，完全听不进去。心情好的时候，他讲普通话、粤语，面对教育管理时就讲英语……此外，他还经常拒绝吃药、拒绝吃饭，还向别人要烟抽等。

为此，监区特地安排了擅长英语的陈警官及肖警官来对他进行关怀教育。

狱警用英语与KS沟通，一方面能够得到他的尊重，另一方面也表示了对他的重视，拉近了彼此间的距离。KS刚来的时候，正值春天，天气仍然寒冷，但他只带了一床凉席及几件薄衣服过来，没有御寒衣物。陈警官立即为其准备了衣服、被子，而牙膏、香皂、洗衣粉等生活必需品也做好了安排，为其提供了极大的生活保障。

陈警官了解到，KS不仅十分喜欢足球，而且也爱踢足球。因此，只要有足球比赛，都尽量让KS观看。肖警官在值班期间，在给他解除戒具进行梳洗时，都会用英语进行问候，了解思想近况。当了解到KS喜欢看书，肖警官便告诫他不要放弃努力，要用正确的方式洗脱自己的罪过。细心的肖警官发现，KS很在乎与他人的关系，便告诉他，他人也是愿意帮助他的，毕竟虽然他有病，但内心不坏，大家会接受他的。

肖警官发现，在聊到当地文化时，KS很有话聊，滔滔不绝，便主动围绕这个话题，听他讲家乡当地的风土人情以及民俗谚语，获得认同后KS逐渐对大家友好起来，也越来越多地使用中文和大家交流了。有时候他还会打趣，让肖警官好好学习英语。

经过近一年的努力，KS又重新融入集体生活，病情也渐渐好转，一年多前他成功解除了戒具。目前，除了能像正常人一样改造，他也能承担搞卫生、拿饭菜等劳动。

身负血案自杀未遂产生幻听 悉心照顾特殊戒具护其安全

关某在犯病时杀害他人后畏罪割喉，最终被救回入狱。入监后，被救回来的关某生存意志很低，一直插着喉管也不舒服，言行持续不稳定，发病时数次无意识地拔掉喉管，危及生命。而且，他的幻听十分严重，被害妄想也十分严重，常认为他人要害他，在他的水中下毒，就长期不喝水，还不配合服药，认为有人通过药物控制他。

同时，对于管教也十分抗拒，认为都是他的仇家派来报复他的，常污蔑他们干了坏事，有时甚至向管教们吐口水。

相较KS，关某的情况更为特殊，他容易无意识用身体多个部位拔掉喉管。因此，在其发病初期，专门为他设计了一件约束衣和一个脖套，保护他的安全。为了防止其肌肉萎缩，在其病情有所缓解时，适当给他空间运动双手，天气好时让他到操场晒晒太阳。狱警也会告知他，并不是因其主观上的不良表现对其进行惩罚，而是针对该犯病情做出的对他和同改的保护措施，待其病情有所好转时，可以适当放松戒具(因他情况特殊，不能完全撤除)，使他能够接受。与此同时，还挑选服刑人员对其进行监护，保护他及他人不受伤害等。

（来源：新快报 http://epaper.xkb.com.cn/view/1072575 2017-4-23）

台湾女作家林奕含周五（4月28日）传出自杀身亡的消息，震惊台湾社会。林奕含双亲通过出版社发表声明，指女儿多年前被补习班老师诱奸，最终走上不归路。

林奕含得年26岁，今年出版第一本着作《房思琪的初恋乐园》，小说描述13岁主角房思琪被补习班老师性侵的故事。林奕含生前接受媒体访问时，曾否认自己是书中主角，故事情节是由身边女生的真实经验改编。

林奕含父母经出版社游击文化发表声明说 ：「奕含这些日子以来的痛苦，纠缠着她的梦魇，也让她不能治愈的主因，不是忧郁症，而是发生在8-9年前的诱奸。」

「《房思琪的初恋乐园》，是奕含在年轻时，被一个补习班名师诱奸后，引发痛苦忧郁的真实记录和心理描写。书中的女主角，思琪、晓奇、怡婷等人，都是奕含一人的亲身遭遇，但她为了保护父母和家庭，才隐晦分写。」

这起事件也同时引起另一枝节：据台湾中央社报道 ，台南市政府社会局未曾受理女作家双亲在声明中所提及的相关内容等通报，但台南社会局同时表示，声明披露其姓名违反《性侵害犯罪防治法》，依卫福部指示要求出版社撤下声明，并称不排除罚款。

游击文化至今并未撤下声明， 并说林氏父母希望「使社会上有更多力量来保护『房思琪』们」 。台湾法律界也有人质疑 ，媒体在政府祭出罚款后纷纷胡名，政府到底「是保护林奕含，还是辜负了林奕含的遗愿呢？」

性侵创伤

林奕含才华洋溢，第一本、也是唯一一本着作已经卖到第五刷，估计已经出版5000到6000本。

林奕含多年前已经引起媒体关注，甚至称她是「最漂亮的满级分宝贝」——她是台南皮肤科名医林炳煌的千金，在学测取得满分考上台北医学大学医学系。

据媒体报道，林奕含念医学系两周后退学，之后再考上名校国立政治大学中文系。可惜林奕含在第三年病发再次休学，未能拿到毕业证书。

林奕含生前接受媒体访问时，都有谈及自己多年深受精神病之苦。

她在 「报道者」网站 的访问中说：「没有人知道我比任何人都不甘心，这个疾病它剥削了我曾经引以为傲的一切，我曾经没有空隙的与父母之间的关系、原本可能一帆风顺的恋爱，随着生病的时间越来越长，朋友一个一个离去，甚至没有办法念书，而我多么地想要一张大学文凭。」

「奇怪的是，没有人要听我讲内心那个很庞大的骚乱、创伤、痛苦，没有人知道我害怕睡觉、害怕晚上、害怕早上、害怕阳光、害怕月亮。」

林奕含透露自己曾三度企图自杀，而这次自杀终于变成真实，26岁的生命香消玉殒。

林奕含疑似因年少遭性侵而引发忧郁症，最终选择自我了结生命，令人扼腕。不过，性侵受害人受精神病困扰，情况普遍。

台湾现代妇女基金会执行长林美熏说：「被害人发生事件后，几乎每一个人都会有一个创伤的反应……当时间拖得越长的时候，它就会变成一个疾病。」

林美熏指，其中一些受害人会因此患上忧郁症、强迫症等等。

美国反性暴力团体RAINN指出，94%被强暴的女性事发两周后出现创伤后压力症（PTSD）症状。而30%女性在事发九个月后仍然出现创伤后压力症状。

另外，约三分之一的女性受害人会想过自杀，而13%的女性受害人会尝试自杀。

根据台湾卫生福利部保护服务司接获的通报，台湾去年有约8100人遭受性侵害，其中逾80%受害人都是女性。

受害人为18岁以下的女生大概占一半。数据显示，其中82名受害人，与加害人有师生关系。

林美熏说：「这种师生关系蛮多都是一种诱骗、恐吓的一个情况之下……尤其是在学校或补习班，老师会假借他特别照顾她、特别关心她的功课去跟她约时间，慢慢去取得这个少女的信任。」

起诉率少于一半

林美熏认为，就算受害人决定报案，司法也不一定为她们带来公道。

去年台湾共录得约1.3万宗性侵案的通报，但林美熏说，只有约4000宗得到警察处理。而在这4000宗个案当中，只有约一半会得到起诉。

台湾国立成功大学法律学系李佳玟教授说，性侵案是「密室犯罪」，往往难以取证。

「在（性侵案）诉讼上，要证明（违反受害人意愿）真的不是这么容易……一般的话就是身上有伤痕。不然的话法官就会综合各种的证据去判断，台湾的审判里面好像呈现了比较混乱的状况。」

她指出，受害人如果立刻报案、或显示极大的心理创伤，法官会比较愿意相信受害人，但她认为这种做法不完善。

「被害人遇到性侵案的反应有很多种……有时候她的反应是呆掉，不知道怎么办；有时候会逃跑、会反抗；有时候甚至会试图跟对方交朋友，因为她不知道会不会被打伤、被伤害；甚至她因为不想染上艾滋病而拿保险套跟他。但是我们这社会一般只接受逃跑跟抵抗。」

感受痛苦

林奕含生前 接受网站「女人迷」的采访时 谈及自己的小说《房思琪的初恋乐园》。她讲到：「我希望任何人看了，能感受和思琪一样的痛苦，我不希望任何人觉得被救赎。我要做的不是救赎谁，更不是救赎我自己，写作中我没有抱着『我写完就可以好起来，越写越升华』的动机。」

「但我所知的就是，已经疯了的人，不会变成不疯，已经插入的不会被抽出来，我所知的就是这样，我非常痛苦非常生气，已经吃进去的药不会被洗出来。」

性侵案不只是一串串的数字，背后的是一个又一个的人──每一个都经历过旁人难以明了的伤痛。

林奕含走了，但社会还是有机会拯救一个又一个的房思琪。

（来源：BBC中文网 http://www.bbc.com/zhongwen/trad/amp/chinese-news-39756857 2017年4月30日）

我们的文化是如何地发展过来，才会赋予疾病一种社会脱轨的意义，而且给予病人一个将他排除在外的位置？而且，虽然如此，我们的社会如何地再这些它拒绝在其中认出自我的病态形式之中自我表达呢？

──Michel Foucault《古典时代疯狂史》

2016年，中国将精神分裂症、偏执性精神病、分裂情感性障碍，双相情感障碍（即躁郁症）、癫痫所致精神障碍和精神发育迟滞伴发精神障碍等六种疾病，列为严重精神障碍，需要进行在册管理；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报告指，中国一般性精神病人有亿；中国卫生部《中国精神卫生工作规划（2012-2015）》中的数据称，中国精神分类症等重性精神病患者有1600万。

在中国谈论精神病患，数目之庞大固然瞩目；更为敏感的是，「精神病」的标签往往又与「政权、社会稳定」挂钩，「被精神病」事件比比皆是，例如2009年12月，深圳市康宁医院郭俊梅和几名护士到深圳市信访办反映奖金过低的情况后被诊断为「偏执性精神障碍」被强行治疗。「被精神病」所引申而来的还有监护人与患者之间的权力分配问题。尽管2013年1月开始施行的《精神卫生法》有「自愿原则」，即是入院治疗必须是当事人本人自愿，当事人亦可随时要求出院，除非当事人被诊断为有严重精神疾病，并且出现过伤害他人的行为，才会由监护人做决定；然而病院当中的执行普遍是：必须由监护人办理出院手续。这样的情况，在《囚》当中亦有例子。因此中国精神病患面对的另一问题是「易入难出」，被送治以后，便难以离开。

《囚》是导演马莉对「人的困境」的记录。拍摄事源还可追溯至2011年《京生》的拍摄过程。《京生》中，导演用六年时间深入北京城中的上访村，了解来自天南海北的上访人的故事，其中一名上访者的进京理由是为了撕下因意外事件而被贴上的精神病标签，这初衷最后成为未竟之愿──在一次接访的路上，上访者突然急病去世。这件事成为马莉的心结，完成《京生》的上访村拍摄之后，导演将下一步纪录片的拍摄地点锁定为精神病院，并且最后获得资源进入长春精神病院。上述提及的中国精神病患困境，在纪录片中将由其中的病患亲自现身说法。

280多分钟的纪录片，对不少观众而言是一个挑战。马莉在访谈中透露，实际的影像素材长达250小时；与现时在大屏幕所见的，以病人自白、对话为主的片段相比，这些原始素材中还包含了大量的日常生活、医生诊疗等影像，然而马莉本着要把「舞台留给病人自己，我要让沉默者开口」的理念，最终以病人的话语为主，观众可以见看到这些在重症隔离区（不少更背负着严重伤人过往）的病人，对着镜头冷静而清晰地述说自己的发病症状、他们对精神病的理解，医护人员与病人半认真半玩笑的告诫等。

与传统对精神病院的理解不同──那些光怪陆离、阴冷暴烈的画面（可以参考吕楠在1989年拍摄的贵州精神病院相片），《囚》所呈现的是大城市中现代化精神健康医疗管理面貌，井然有序又光亮开扬的院舍与一般医院无异。导演在影片开首只以一个非常简单的镜头，表现其中的困顿──片名「囚」字出现在任由狂风辗压的杂乱树丛中，下一个镜头，是医院的窗户，那是病人们每日探窗可见的日常景事；片中其中一个主要叙述者（亦是病人）的傅明雷在一排窗户前，逐个拉动窗把，尝试将之推开，并且全告失败。

关于住院的必要、出院的可能性，医务人员总是重复着：要让你恢复社会功能，能够重新投入社会工作、投入家庭岗位，就是出院的时候。根据中国《精神卫生法》规定，必须实施住院治疗的有两项：第一，已经发生伤害自身的行为，或有伤害自身的危险；第二，已经发生危害他人安全的行为，或有危害他人安全的危险。在影片当中，除了少部分的病例以外，「隔离」的目标以社会稳定为前提，在理论上如此合情合理。但是，马莉从院内出发「外向」的视线，提醒着观众，所谓「隔离」，除了理所当然地将代表着剔除「失能」或「故障」以维持社会正常运作，对于在其中「疗养」之人而言，我们必须肯定患者有其入院的需求，但亦要承认，过程之中其失丧的，是更为基本的日常「风景」，与他人正常的对话而非全然落入病理分析的「妄臆」的可能。

拉康在〈从其与任何的关系论偏执狂病态心理〉中以现象学的方法深入研究精神病发生机制中「主体」的结构变化与语言应用的密切关系，他认为精神病就是主体的人格病变引起的意识结构的变化，也导致主体应用语言方面的模式变化；在论文当中，他详细睇观察了患者的人格心理结构与语言使用规律变化的关系，分析患者人格结构中高估「自我」因素发生作用的机制在语言中的表现，发现患者通过语言表达显示其「不信赖」、「无力自我批评」及其他各种病态心理的潜意识结构基础。然而，根据上述的观察方法，对身处精神病院内的人而言，其所有的话语皆化成了诊断过程中的语言剖析，陷入单向的权威旋涡。

极端行为以外，语言结构是标识「自我」的另一指标。马莉表示其拍摄过程的头三个月只是与病人共同生活，表明来意，并且强调对方有拒绝的权利；而最后的结果是，大多数情况是疗养者主动要求进入镜头表白。因此，观众得见因为无法抵受上司压制而锐意创业的小职员，因其狂热的集资举措而被断为躁狂，由妻子诱骗入院后，一再在镜头分析自己的行为、妻子将其放逐到医院的可能原因；一名被关八年的博士，透漏自己母亲对自己的不解，在工作机关因为不愿与其他单位合谋而被隔离；与妻子离婚后以挥霍分神、花天酒地的嫖客大谈自己「一夜六个」的辉煌战绩；受文革所累众叛亲离的老人回溯自己孤独而淡然的日子；因受不住父亲因乱搞男女关系被杀、母亲再婚的失足青年对「单亲家庭的孩子若果得到好的教育，一定是最善良的人，他们见过人间的苦，因此保有了最为美好的理想」这样美丽的见解。

马莉并无全然倒向病人的叙述，其中间杂的医护人员与家人陈述，观众可见，这些陈述当中皆有其隐藏的部分。然而重点非在这些在镜头前自白的人是否「可靠叙事者」，甚至在病人与医生沟通的过程当中，导演所引导观众思考的，是在这种权威对非理性的对话架构当中，是否存在真正的「可靠叙事者」：病人固然在镜头面前隐藏了一部分的严重行为（例如小职员散尽家财、昼夜不分地出外公干，给所有朋友打电话造成滋扰；博士欲以巨款购买计算机，更为此对年老母亲动武。我们也必须承认，「隐藏」大概是所有人类表述皆具的特性之一），但是医生以纯然的精神学知识，应对病人的各种质疑，将他们对封闭环境与机械化的生活状态对人可能造成的身心创伤、由「监护人」决定入院与出院是否合理、只以药物治理而忽略跟进每个病人的心理状况等问题，理解成病发过程中对诊断与治疗必然的抵抗心理使然。

一方隐藏了重要的信息扰乱判断，另一方则以自身非常坚固的标准压倒所有，在精神病院此异质空间之内，究竟所谓「可靠」、「合理」的界限在哪呢？除了理性／权威／正常对非理性／异常以外，能够有另一种互看、沟通的方式呢？

镜头是导演的幽灵。导演以自身作为媒介，观众得以透过导演的视线，探视这片封闭的境域，并且与院内的众人的目光相遇。审视的目光，从来难有所谓中立；作为一个纪录制作片者，马莉自觉于此。正如在拍摄《京生》时，马莉已表明不仅是为了记录上访村的苦难、不公、荒谬，拍摄时避免以猎奇目光呈现所谓的「不为人知」为观众提供茶余饭后的谈资，更不能只以勾起怜悯作为目标。在《囚》之中，医护人员、病人或病患的家属皆会尝试向马莉作提醒、征询意见、抱怨或让其作证，人物这些自然而言的反应正正提醒着观众，镜头的中介存在。然而这些向镜头搭话的举动带出的更重要的意义，是为了显明，镜头背后的导演是活生生的肉身存在，虽不露面，但是与窗口之内活动的人物同样有七情六欲；进入精神病院的举措不单是以冰冷的镜头机械介入，进行记录，更是肉身的介入，一个可以与之对话的人的进入、参与。纪录片并未要将窗口之内的物事人作为异质，以落实被摄人事「异常」的特性，镜头的功能在于，将这些已然落入隔离监禁罗网的精神病患回归为「常人」，与手持镜头的导演相同的「常人」，并且，并非只有拍摄者单向的审视。导演在精神病院内的位置，并非所谓「显微镜」的操作者的单向凝视与分析，是理性／权威对非理性（医生对病人）、受累者对肇事者（家属对病人）的凝视关系以外，提供另一种更温柔、更平等的互看方式，另一种对话方式的可能。

因而，所有的独白与自我表述，不再只是病理学当中的语言剖析，只是审视精神异常者心理的现象学方式；在这种新的互看关系之中，病人得以还原为独立的个体，述说自己的生命故事，作为完整的个人，而非只是茫茫「病例」的其中一个档案。

在导演的镜头之下，另一感人的情节是，当院方依赖药物作为疗程的同时，病人与病人之间的通过个人经历的分享互相开解、叮嘱，这种「疯狂」对「疯狂」的臆语，有时反而更为细致温暖地供予安抚，让人恢复平静：旧的病患教同房新入院的小伙子调整、放松自己的动作，宽容地对待自己；让医生束手无措的僵直症患者，在另一个病人的照顾下忍俊不禁，并且喝下了一直拒接饮用的牛奶；精神分裂患者互相讨论着自己听到的声音，最后得出风趣而奇幻的结论：「其实我们是外星人吧」；被送进病院的前副局长与经历文革的老人，在论诗的过程中惺惺相惜。因为精神疾病的标签而被驱逐至社会之外的众人，反而在边陲的位置，在另一套更为严格与直接的制度之下，辩证地得到任意言说欲望与臆想的空间；而向同伴分享自身故事并且为其他患者作出安慰、提供照顾的过程，模糊医患壁垒分明的界限，同时又可以说是「觅得知音」的奇妙过程。

「常态」惯常把持「心智疾病对社会稳定运作的影响」这样的观看方式，一种由「社会／日常」向「病态」的单看凝视；《囚》向观众所呈现的，是我们刻板印象以外，如同导演所言，「我希望观者看到的精神分裂患者不再停留于这样的形象：服药后僵硬的身躯，呆板的行为，患病时谵狂的话语和暴戾的身姿。他们将回归常人，一个患有精神类疾病的常人。他们会因为疾病陷于癫狂，但这癫狂是荒诞的社会骚动的投射。因为无法根治，他们或许将终身陷于其中，被反复折磨。他们找不到出路解放自己，也退不回原路明哲保身」。

如同观看「囚」字的方式：未观看电影之前，或许会猜测这是病人们在精神病院之中的形象写照──被隔离于四方之中，手脚被强制捆绑；只有在看毕电影后，方能明白，使围墙众人不看重负、匍匐在地的，是骚动而快速变动的社会，不断施加于个人之上的焦虑。呈现（或观看）精神病患生活的目标，除了满足「猎奇」眼光，在引起「关怀」与「同情」以外，对马莉（对作为观众的我们亦然）而言更重要的是，归还窗口中人「常人」的位置，有观看日常「风景」、言说日常的想望──这正是《囚》中呈现的，难能可贵的互看方式。

（来源：映画手民 http://www.cinezen.hk/?p=7569 2017-5-2）

早几日网上一度盛赞在《心理追凶Mind Hunter》饰演牛杂店太子爷的何远东，称一贯演出喜剧的他，在剧中演活了一个沉重的角色。剧中何远东患上精神分裂，完全忘记母亲马海伦不是真正的失踪，而是自己错手杀死了她。不少文章都围绕何远东的演技，但我反之更在意马海伦的角色，同样作为一个母亲，无论性格或背景，其实她和《一念无明》中金燕玲的角色设定相似，二人都是性格暴躁，母兼父职独自带大儿子，究竟两者对于精神病患者又有什么关联？

剧中马海伦开了一间牛杂店，育有一子一女，在单亲家庭成长的两位性格南辕北辙，哥哥何远东听话乖巧，马海伦叫他向东他不敢向西，一直以来都根据母亲的安排生活，在牛杂店度过日与夜，没有私生活；喜欢跳舞不爱回家的「边青」妹妹的角色相反，在马海伦眼中女儿没救，早已不对她抱任何期望，亦情愿女儿消失不要教坏哥哥。何远东在剧中长期穿上霉霉烂烂的「白色」汗衣，头顶着一个磨菇发型，典型的又蠢又钝。虽然他贵为牛杂店太子爷，但母亲马海伦却经常对他恶言相向，更会在店铺在食客前用力「扭耳仔」，使他尴尬非常，但他很「生性」，疼妹妹的他免得妹妹被妈妈责骂，所以让妹妹在外生活，情愿私下照顾妹妹的生活，独自背上照顾母亲的责任。

就如《一念无明》的金燕玲，她最疼惜的小儿子对她不理不睬，连老公都离家出走，只有余文乐心甘情愿地代替父亲和弟弟照顾母亲。无论金燕玲或马海伦怎样对儿子动粗，用言语打击儿子，余文乐和何远东都是把「难受」吞下，默默照顾母亲，然而，人始终会有情绪，忍到一个点就会爆发，两剧的儿子在最后都被断定患上精神病，母亲都被儿子不幸地错手杀死。很多精神病患者除了后天的生活经历导致生病，先天性遗传都有影响。事实上，两剧都没有道明金燕玲或马海伦有没有情绪病，但透过她们的言行，都不难发现她们暴躁的个性，而当余文乐和何远东都断定有精神病时，让人不禁认为这都是与遗传有关。

电影《一念无明》中患有躁郁症的余文乐的发泄方法是疯狂食巧克力，《心理追凶Mind Hunter》的何远东则选择高空掷物，由最初水袋、油漆罐盖，到最后用砖头杀死他心中认为恶劣的人，如对员工恶劣的老板、逼孩子学习的虎妈等，这些都是他们宣泄情绪的渠道。可惜，当这些宣泄都不能解决心中的委屈与难过，弒母命案就出现。他们本身都不是坏人，亦不是讨厌母亲，甚至卑微得即使母亲对他又骂又打，都默默留守用爱照顾母亲。

但无论是什么人，都有私心，都会希望付出的爱能被肯定，对，不需要回馈，只要肯定就可以了。其实欣赏并感恩对方付出的心意又有什么难度呢？剧中的两位儿子可能就是抱着这种想法，不理解为什么自己已经这么努力，仍然得不到认同，才会最后踏上不归路。也许《一念无明》和《心理追凶Mind Hunter》除了欣赏演员的演技外，更应该学会思考，思考我们的做人态度，不止对待精神病人，对待一个普通人都应该友善，而不是恶言相向、不顾对方的感受，甚至投以歧视的眼光。

尤其当你身边有精神病患者，他们很多时都认为世界已经抛弃及放弃他，他们的心灵比普通人更脆弱，当他选择学习面对人群与你做朋友时，证明他们是多么重视你，否则他大可躲回自己的角落。希望大家在说一句话或做一件事之前三思，不要因为一时大意伤害对方。复活节刚过去，虽然两剧母亲都不能复活，但在现实中，我们每个人都有重生的可能，但愿借着这些故事，大家学会珍惜、爱护身边的，每一位。

（来源：评台 http://wp.me/p8iPwg-hok 2017年4月19日）

一中年男子为图方便，大白天在女子门口撒尿，被女子制止，双方因此发生口角厮打，男子被女子失手打伤头部，送医救治无效死亡，女子因患有轻度精神病症。5月4日，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开庭，并当庭宣判女子犯故意伤害罪，领刑3年。

据了解，案中的被害人候某与被告人淑芬（化名）同租住在贵阳市云岩区茶园村，本是邻居，但平时就有嫌隙。候某因长年单身，无子女，就喜欢挑逗女性邻居，淑芬就曾经被对方调戏，双方因此闹矛盾，虽住在同一屋檐下，却不相往来。2016年8月10日上午6时许，候某早上起来，因为租住房厕所较远，遂就在门口就地解决小解，不想此时正撞上准备出门洗漱的淑芬。见状候某表现得坦然自若，还做了一些下流动作，不想却激怒了淑芬，双方发生争吵，后被邻居劝开。

大约中午12点左右，双方在门口再次相遇，又一次发生口角，并分别持胶水管和锄头扭打在一起，打斗中，淑芬失手打中候某头部，候某头部出血倒地，后经医治无效死亡。

淑芬经过贵州省二医鉴定患有轻度精神病，但是同样属于行为能力自然人，同样要负法律责任。

法庭上，淑芬对于自己的犯罪行为供认不讳，但是因为精神问题，对法官和公诉人的提问答非所问，淑芬的丈夫表示，淑芬从小命苦，曾经被拐卖，回来后精神就有问题，这次犯罪也是被对方激怒的过激行为，希望法院轻判。

公诉机关认为，淑芬境遇虽值得同情，但是触发法律致人死亡，且是行为能力人，应该负法律责任，根据法律规定，对于患有轻度精神病的被告应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当天，法院合议庭在充分听取当事双方的意见后，做出一审判决，判处淑芬有期徒刑3年，淑芬表示服判，是否上诉将在上诉期和家人进行协商后做出最终决定。

（来源：毕节市民网 http://www.bjsmw.com/News/Details/18427 2017-05-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