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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别惹我,我有急性短暂性精神障碍

    “急性短暂性精神障碍”很有可能像“顺奸”“休假式治疗”一样进入新闻史。南京脑科医院通过这种方式普及了一种精神病学知识。这几天,患有这种病的人明显增多。网民纷纷表示:别惹我,我有急性短暂性精神障碍。
    别以为这是玩笑。听说过“被精神病”,咱们还有主动精神病,拿精神病当护身符的确有其事。同样在南京,2009年发生过一起家庭纠纷。南京张女士丈夫的前妻陶某,突然带了两个人将张女士痛打一顿。之后,警方表示陶某不需要承担法律和民事赔偿责任,理由是陶某有精神残疾证。后来记者找到陶某,暗访中陶某承认她的精神残疾证是找关系弄来的。顺便说一句,当年给陶某发放精神残疾证的也是南京脑科医院。
    南京宝马肇事案的司法鉴定结果是,肇事司机王季进“作案时患急性短暂性精神障碍,有限制刑事责任能力”。所谓限制刑事责任能力是指应当承担法律责任,但可以从轻或减轻处罚。显然,如果这一司法鉴定生效的话,造成两死一伤的惨烈撞车案的王季进很有可能会减轻处罚。所以说,得精神病也是有好处的。难怪已经有病友向各大精神病医院发出信号:三十万求一张急性短暂性精神病证明,我有几个仇人需要撞死。
    急性短暂性精神障碍到底是个什么鬼?在精神病学上,的确有这么一种病。教科书上说,这种精神病的特点是起病急骤,病程较短,主要表现是片段幻觉、妄想等精神病障碍,少则几天,多则一个月,病人可自行痊愈。可是教科书上又说了,受到外界突然刺激,一个正常人或多或少都可能出现急性短暂性精神障碍的症状。按照这个逻辑,一个人杀人放火时,也有可能是患上这种病,毕竟一个人在犯罪时,精神表现往往是不正常的。如果按照这种说法,难道所有犯罪都可以这种精神病作为脱罪的理由吗?
    再来看看南京脑科医院事后对该司法鉴定过程的解释,你会看到,精神病专家鉴定王季进是否患病的手段并不是某种精密的仪器,主要是根据王季进的神情、语言、行为表现,并根据其亲属对王季进的描述做出的判断。换句话说,对王季进的鉴定具有很强的主观性。
    不得不提著名的罗森汉恩实验。1973年,美国斯坦福大学的罗森汉恩让8个假病人进入12所精神病院,所有假病人都说相同的指导语,他们说自己能听到“轰”和“砰”等声音,除了这个症状外,所有被试者的言语和行为完全正常,并且提供给医院的信息都是真实的。结果,除一人外,其余被试者均被诊断为“精神分裂症”。这个实验被认为是对精神病鉴定标准的重要批判。
    精神病学的主观性就这么大。因此,鉴定方的公信力就变得非常重要。在这样一个重大的车祸案件中,公众不买账该怪谁?
    (来源:南方周末http://www.infzm.com/content/111687 2015-0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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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说真话者的代价

    话说有一个正常人因为敢说真话,而被独裁者送进精神病院强制“治疗”。在精神病院里,他每向院方管理人员证明一次自己是正常人,就会被管理人员殴打一次。到最后他确实是被打怕了,也终于明白在里面所有的自我证明都是徒劳!遂“认命”,从此不再证明自己是正常人,该打针时打针,该吃药时吃药,只是每次吃完药打完针后都不忘对管理人员说声谢谢。
    没想到这样一改变,这个人反倒很快就因为精神“康复”而从精神病院走出来了。获得自由后,他发誓要向周围的人证明自己其实并不是精神病。怎么办?他想只要不断说出一个大家都公认的普遍真理,那么人们就会相信他不是精神病。于是乎,他开始逢人便嚷“地球是圆的!”、“地球是圆的!”…..嚷叫的结果是:人们更加确信此人是精神病!
    故事照进现实社会,“精神病人”在上访维权和民主活动人士群体中可谓“发病率”奇高。根据北大孙东东教授研究成果认为:上访者群体中,99%的人都有精神病。从现状来看,似乎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孙教授的观点,因为确实有不少上访者被地方当局送进了精神病院强制治疗。只不过上访者似乎并不买孙教授的帐,他们纷纷聚集到北大门口抗议孙教授的口不择言。抗议的结果是以孙教授向访民道歉了事。这样一来,人们才恍然大悟:原来孙东东教授才是如假包换的精神病!而容留孙教授的北大名校则在一夜之间跃升为“精神病被研究中心”!
    有一名叫张昆的英俊少年,经常活跃在网络上,发帖转帖,传播真相常识;也曾经周游全国几省市要求官员公布财产。就这样一位阳光帅气正直勇敢的男孩,却于2014年1月15日后失踪!后经家人朋友律师千寻万觅,才从徐州当地警察那里了解到:警方称正在给他做精神病鉴定,并称如果没病就会释放。可至今未见警方释放张昆,甚至杳无音讯。警方说“(张昆)如果没病就会释放”,而张昆至今仍未释放,当然也就推断出张昆已经被精神病的事实了!
    我无法想象,这位阳光男孩在精神病院里是自觉地吃药打针,还是被捆绑在床上强制灌药注射药物?他是否会由于不配合或因为自证是正常人而遭受殴打甚至电击?甚至他已经……我知道,在这个神奇的国家,所有的担心都不是多余的!
    除了公民张昆这个案例,百度里还可以搜出数量可观的被精神病者案例,恕不一一列举。这些被精神病的案例中,大多数人都是因为对公平正义法治的信仰、对自己或他人权利的捍卫而“冒犯”公权力,遭致权力部门的打击报复。而“被精神病”是权力部门对付“刁民”们最为省事且屡用不爽的前苏联祖传法宝。
    如果在这个国度,当充满良知和社会责任感的公民不是被送进监狱,便是被送进精神病院,而人们依然能够熟视无睹一切如常,那么可以肯定:这个国家的人一定是生活在精神错乱的国度里!而这个国家的人,也必定是非正常人类!
    如果哪一天,我不幸也被送进了精神病院里,我一定会按时吃药打针,并不忘每次都对管理人员说声谢谢。只是出院后,我不会揪着人就说“地球是圆的”这些宇宙真理,但我一定会不断告诉人们说“鸟巢是方的!夜色多么白!GCD真善美!”
    (来源:博客中国http://lifei2015.blogchina.com/2649107.html 2015-09-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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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急性短暂性精神病”是否能救宝马车主?

    今年6月20日在南京发生的 “飞速宝马撞马自达”案件想必大家还有印象。在南京市的十字路口,一辆白色宝马轿车高速直行闯红灯,拦腰撞上前方正常转弯的马自达小轿车,马自达车内一男一女被撞飞,当场身亡,四辆车被轿车零部件砸到,不同程度受损。肇事司机逃逸后已被警方抓获,警方认定书显示,当时宝马车时速到达192.5km/h。
    之后,肇事者王某身份信息已被警方确认,车的情况也已被证实。肇事车车主许某,此前因涉嫌违法犯罪,被外地警方羁押,随后车辆几经倒手,今年年初,肇事者王某以40万元的价格买到了这辆车。而此前这些交易都没有办相应的手续,属于私下交易。王某肇事时,车在合法的使用期内,王某的驾照同样在有效期内。
    那么,是什么原因王某会以“玩命”的速度,在限速60km/h的市区飙车?是毒驾,酒驾,还是其他原因?这些原因也是警方调查的重点。因为虽然从王某造成二死多伤的结果来看,认定为交通肇事罪没有争议,但是否毒驾、酒驾都会导致此罪与彼罪,量刑轻重的差异。
    然而,今日南京交警发布的微博,公布警方委托司法鉴定的结果是,“王季进作案时患急性短暂性精神障碍,有限制刑事责任能力。”
    此分析一出,网民们又来了,骂警察者有之,猜测王某背景者有之,攻击我国法治亦有之。
    好,那偶来解释下对于这个事件最重要的四个问题:
    1、急性短暂性精神障碍是什么鬼?
    2、此精神障碍对之后定罪量刑有何影响?
    3、谁来做的鉴定?
    4、警方凭什么要求做司法鉴定?
     
    ■ 一、急性短暂性精神障碍是什么鬼?
     
    医学上确实有“急性短暂性精神障碍”这个诊断,不是凭空来的,这和“临时性强奸”这类乱来的词可不一样,且诊断更多见于司法鉴定中。
    根据最新的权威精神障碍诊断标准(DSM-5),急性短暂性精神障碍的定义是:
    (1)突然精神有病 (患者会在 2 周或更短时间内,突然从完全没有精神病性症状转变为明显异常的精神病状态);
    (2)可恢复 (出现幻觉、妄想、胡言乱语等异常思维和行为,持续时间短到 1 天,最长可达 1个月,最后能完全充分恢复到病前功能水平);
    (3)不严重 (这类患者并没有嗑药,也没有导致精神异常的身体或大脑的疾病,更不能以心境障碍、分裂情感性障碍或精神分裂症的诊断来解释病情);
    (4)原因不明 (这种疾病的发病原因至今未明,但患者病前可能发生过亲人亡故、突然失去伴侣、工作或婚姻等比较突然的「大事」,多为青壮年,女性多于男性,50 岁以上比较罕见,儿童不会发生。)
    ■ 二、如果是精神病对刑事责任有何影响?
    如果鉴定正确,王某属于限制责任能力人,即具有承担刑事责任的能力,但可以从轻或减轻处罚的主体。但这并不是说王某可以减轻或免于处罚了哟。简单的说,按《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有神经病的不能领取驾驶证,有了驾驶证后被查出精神病的,也应该注销。如果故意隐瞒病史,那就该咋判就咋判。
    (法条是这么说的,非专业人士可以跳过,“有器质性心脏病、癫痫病、眩晕症、癔病、震颤麻痹、精神病、痴呆以及影响肢体活动的神经系统疾病等妨碍安全驾驶疾病的,不允许申领驾驶证,而取得驾驶证后明确疾病的,也应到交警部门申请注销。如果故意隐瞒病情病史,一旦因癫痫等妨碍安全的疾病引发交通事故的,将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1]”)
    所以,即使王某肇事时患急性短暂性精神障碍,警方也需要调查是否车主此前已查出病情,是否故意隐瞒。如果王某在肇事前已经查出患有精神疾病,那也将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按此前判例,明知自己有相关精神疾病,隐瞒交警部门依然驾驶车辆并肇事,检方可以“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提起诉讼。
    这样的先例也有,如“湖北一男子隐瞒癫痫病史驾车致交通事故4死8伤被判无期”,http://news.xinhuanet.com/2015-05/24/c_1115388282.htm
    同样也有肇事者被鉴定为有精神障碍,属于无刑事责任能力人,被免于刑事处罚的。比如2014年10月,宁波医生连撞5人致1死4伤案,http://news.xinhuanet.com/legal/2014-12/22/c_127323385.htm
    ■ 三、谁来做的鉴定?
    司法鉴定的机构需要有一定的资质,根据《国家司法鉴定人和司法鉴定机构名册江苏省》呢,南京脑科医院司法鉴定所属于名册范围内,且鉴定范围正是“南京法医精神病鉴定和精神障碍医学鉴定”。因此,它资质符合要求。但是鉴定意见是否准确,作为笔者是无法回答的,不然要专业医学人士干嘛用呢~ 也有网友怀疑,“为什么肇事者在发神经病的时候,还知道逃逸”私以为也是有些道理的。
    当然,如果被害人对鉴定结果有异议,有权可以申请重新鉴定,据新闻报道案件被害人也的确在申请重新鉴定了。
    ■ 四、警方凭什么要求做司法鉴定呢?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44条规定,“为了查明案情,需要解决案件中某些专门性问题的时候,应当指派、聘请有专门知识的人进行鉴定。”第146条规定,“侦查机关应当将用作证据的鉴定意见告知犯罪嫌疑人、被害人。如果犯罪嫌疑人、被害人提出申请,可以补充鉴定或者重新鉴定。”
    我国的侦查机关,主要是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南京警方当然属于此范围了,为啥要提这个,事实上,警方主动提出要司法鉴定其实不是常态。我反倒觉得,这次警方所为恰恰显得合法合规。
    不知道大家还是否记得5年前在福建发生的“南平惨案”,凶手郑民生持刀砍杀6名校园儿童引起巨大关注。但郑民生的种种异于常人的行为都让人怀疑其有精神病的可能,但无论是在侦查阶段还是起诉、审判阶段,侦查机关均未主动提起司法鉴定,乃至也没有满足犯罪嫌疑人的律师提出鉴定的要求。同样,对于2006年的邱兴华案,2008年的马忠富案,以及2009年的熊振林案等杀人惨案都未能被提及司法鉴定。为什么本次在侦查阶段,警方就主动提出了呢?
    首先,提请逮捕涉及到国家赔偿,在辩解无法合理排除怀疑的情况下,为了避免错捕,确实有必要提请鉴定。“排除合理怀疑”是刑事案件中一个相当重要的证据标准,是否是精神病人涉及到犯罪嫌疑人的刑事责任能力,和主观恶性,也影响到是否需要逮捕的必要性。因此,无论从警方避免错捕还是从保障犯罪嫌疑人的程序正义角度,都是有必要的。
    其次,所谓的“合理怀疑”,一般需要有几个方面的印证。单单是嫌疑人自己或家属提出就马上做鉴定是欠妥的,肯定是有其他佐证依据。本案中,应当是侦查员发现了王某的反常行为(这种发现靠侦查员嘴说或主观认为是不够的),印证需要要满足两个条件:一、有原始笔录记录反常情况;二、有同步录音录像。很明显的是,在警方找到王某将其带到警察局时,视频录像显示,王某情绪很激动,并不配合警方的调查。被警方强行带回派出所后,不仅辱骂民警,还踢打民警,无奈之下,警方给他做了约束措施,给他戴头盔和约束双脚。所以,从犯罪嫌疑人的反常行为看,警方也是有理由怀疑的。
    老实说,这次南京警方的种种表现已经很规范了,百姓对于精神病人的容忍度本身就很低,从传统道德“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同态复仇,还是“杀人偿命,天经地义”的古话,对于精神病人从来缺乏同情。对精神病人的治疗和尊重更低,所以才会有上访者“被精神病”的现象。中国的法治依旧任重道远,但毕竟在朝好的方向走。
    参考资料:
    [1]朴至的知乎回答:http://www.zhihu.com/question/35401230
    (来源:智合法律新媒体http://zhihedongfang.com/article-13091/ 2015年9月0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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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别用“精神病人犯罪”吸引眼球

    精神疾病患者犯罪一直是个夺人眼球的话题。不过,一项近期的研究发现,即便是重症精神病患者的犯罪行为中,也只有7.5%与疾病症状直接相关。
           在这项发表于美国心理学会《法律与人类行为学》期刊的研究中,科学家对143名犯罪嫌疑人做出的429项犯罪行为进行了调查分析,他们都是明尼苏达州一个精神健康法庭的被告人,2/3为男性,平均年龄在40岁左右,约85%的人滥用药物。由于美国精神健康法庭并不审判严重暴力案件,所以这些受访者并无严重暴力的犯罪记录。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分别患有精神分裂、双向情感障碍和重度抑郁三种重症精神病。研究者对他们每人进行了长约2小时的访谈,了解了他们的犯罪历史和精神症状,调查的时间跨度平均为15年。
           除此之外,研究者还查询了受访者的犯罪记录和社工工作档案,以便对犯罪行为与精神疾病症状的关联性进行评级。其中,精神分裂症的主要症状为幻想和错觉,双向情感障碍为冲动性和冒险性行为,重度抑郁症则使人产生无助感和自杀倾向。评级分为不相关、基本不相关、基本相关和直接相关四等,如果一项疾病症状对犯罪起到诱因作用,但又不会单独导致犯罪行为,就可能被评定为与犯罪“基本相关”,比如一位精神分裂症患者因为幻听而变得激动易怒,并在晚些时候与人发生冲突,但冲突发生时并未发生幻听的情形。
          结果显示,被研究的犯罪行为中,约有18%与精神疾病症状相关,其中直接相关的仅占7.5%。在双向情感障碍患者的罪行中,约62%与精神病症相关,在精神分裂症和重度抑郁症患者中分别为23%和15%。一些受访者认为自己犯罪时正处于双向情感障碍中的“躁狂”状态,但执掌该研究的明尼苏达州诺曼戴尔社区学院教师吉利安·彼得森博士认为,他们当时也可能受到愤怒情绪、饮酒或滥用药物的影响,所以该疾病对犯罪行为的影响可能存在高估。
          彼得森博士表示:该研究并未发现犯罪与精神疾病症状之间存在任何可预测的行为模式。其中犯罪行为与精神疾病直接相关的人中,有2/3也出于贫穷、失业、无家可归或滥用药物等其他原因,进行过与精神问题完全无关的犯罪。彼得森认为,并无证据表明这些受访者中有人因为精神疾病的原因一而再、再而三地进行犯罪。“人们往往是从惹人眼球的新闻大标题上听说精神疾病患者犯罪的消息,并进而对此念念不忘。但绝大多数有精神疾病的人都没有暴力和犯罪倾向,也并不危险”。
    (来源:中国青年报http://zqb.cyol.com/html/2015-09/15/nw.D110000zgqnb_20150915_3-11.htm  2015年09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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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精神病鉴定为何多疑问

    对于涉及精神病鉴定的案件,应当引入“鉴定人出庭”和“专家陪审制”,“把专业事情交给专业人士判断”才是一种更科学的态度。
      南京交警部门通过官方微博发布“宝马撞人案”肇事司机“作案时患急性短暂性精神障碍,有限制刑事责任能力”,之后网上舆论一片哗然。官方不得不就网上公众提出的九大疑问逐一作出回应。
      从“邱兴华案”、“杨佳案”以及“邓玉娇案”,精神病鉴定都成了社会关注的焦点问题。由于精神认知障碍,各国法律都规定精神病人在不能辨认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为时造成的危害结果,不负刑事责任或者负限制刑事责任。
      而由于精神病人犯罪不负刑事责任,一些人可能利用这一法律空子,伪装精神病来逃避犯罪。前些年湖北涉黑人物杨义勇杀人后,用重金收买了一份精神病鉴定,便叫嚣自己从此拥有“杀人执照”。
      而社会上一些正常人却因为夫妻吵架、兄弟争财等“被精神病”,被强制送进精神病院,也让精神病诊断与鉴定的公信力大打折扣。精神病目前并没有精确的仪器进行指标性诊断,只能凭借临床表现予以认定,相关领域的医学说白了只是“经验医学”,事实证明即便专业医生的经验,有时也并不可靠。
      一名叫格雷.贝克的记者曾经做过一个“假如很不幸你被当成精神病逮进了精神病院,你怎么证明自己是正常人”的测试,滑稽的是,急于证明自己正常的人最终都被当成了精神病,反而承认自己有病的人,却被认为是康复了。谁该对精神病“鉴定”的正确性做出鉴定?公众寄希望于法官。
      而事实上,法官也并不能担此大任,虽然各国法律都规定“鉴定意见对法官没有绝对的约束力”防止“以鉴代审”,但是法官对于鉴定所涉及的专门性知识同样是“门外汉”,因此在判决中,法官往往以“鉴定人具备鉴定资质”来肯定鉴定意见。而对于有疑问的鉴定,也只能通过 “重新鉴定”来“以鉴定推翻鉴定”。
      与鉴定的重要性相比,“鉴定责任”却失之于轻,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司法鉴定管理问题的决定》规定:“鉴定人故意做虚假鉴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但由于鉴定极强的技术性,即使存在“故意”也很难被发现,而鉴定人马虎大意做出错误鉴定的民事责任,则更是一个“法律真空”。
      曾有精神病学专家提过一个“灰色理论”,认为如果将人的精神正常比作白色,精神不正常比作黑色,在白色与黑色之间存在一个巨大的灰色区,社会中有很多人都散落在这一区域内,这就是所谓的“精神亚健康”。对于何种情形下犯罪嫌疑人应当负刑事责任,确实是一个有待厘清的问题。
      精神病人不负刑事责任或者负限制刑事责任是文明社会应有的担当。对于精神病人犯罪,需要公众正确对待,但这种“正确对待”是要建立在“鉴定正确”的基础之上,而现实中精神病诊断与鉴定的乱象,让鉴定的公信力如一地鸡毛,引起质疑就在所难免了。
      当然,网络“公审”鉴定现象,并不能治好精神病鉴定之“病”,非专业人士的“群体鼓噪”同样是一种社会病态。对于此类案件,应当引入“鉴定人出庭”和“专家陪审制”,“把专业事情交给专业人士判断”才是一种更科学的态度。
    (人民法院报http://www.chinacourt.org/article/detail/2015/09/id/1703919.shtml  2015-0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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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贾福军:社区与医院共同搭建精神病人康复之路

    央广网广州9月16日消息(记者陈菲 实习生张诗颖)被媒体称为“精神卫生法第一案”的上海“徐为案”目前进入二审程序,已被权威机构鉴定为“症状基本缓解”的徐为(化名),继续把监护人和医院告上法庭,要求“自行出院”。“被精神病”再次成为网友热议的话题。对此,中央台记者独家专访广东省精神卫生研究所所长、广东省精神卫生中心主任贾福军博士,了解《精神卫生法》的相关规定及我国精神医疗机构与患者面临的现状。
      精神病院的困惑:“病好出不去,有病进不来”
      今年4月,上海闵行区法院以“监护人不同意”为由,一审判决徐为败诉。“无论出于什么动机,因为家属不愿意接而导致精神病人不能出院是不应该的。”贾福军一直关注该案,他认为这种现象是不正常的。“康复的精神病人应该有自己的归宿,但这个归宿绝对不是医院”。曾经参与过《精神卫生法》立法讨论的贾福军介绍说,“家属不来接,不代表医院就可以坐视不管。医院有义务起诉家属遗弃”。
      贾福军根据多年的职业经验分析,多数家属并不是真的不愿意来接患者出院,而是会拖延住院时间。主要有3种情况:1、家属担心病人出院后会犯病,给家庭带来负担;2、住院有专业人员照料,对患者来讲更为保险;3、家属觉得出院后照料患者是一种负担,继续住院较为省心。因此,在精神疾病专业医疗机构内,时常看到一些住院时间较长的患者。
      贾福军强调,长期住院带来的社会隔离会对患者的康复造成困难。“长期与社会隔离,会造被社会抛弃感”。对于拖延住院时间过长而家属不愿意来接的情况,目前大部分医院无奈之下采取的措施是反复通知,或者派人员送病人回家。
      报销比例低门槛高 政策导致床位紧张
      贾福军认为,医疗报销制度对住院时间较长的现象存在一定影响。目前精神病患者医疗费用自付比例过大,报销比例不高,家庭负担较大。“有时候报销比例看起来不低,但报销门槛高,实际医疗花销只有达到一定额度才准许报销。而很多时候实际治疗费用达不到门槛,患者享受不到后续的报销优惠。”
      同时,住院报销比例各地不尽相同。据贾福军估算,相比于住院报销比例的百分之六七十,有些地方门诊的报销比还不足百分之五十。“有些医院看起来人满为患,其实是很多情况下是政策导致的床位紧张,”贾福军说。
      “病好出不去,有病进不来”是很多网友对于精神病院与患者的描述。贾福军说,我国的精神专业医院数量、专业机构数量、医护人员数量以及床位资源和发达国家相比都有很大的差距,远远低于世界水平,甚至不如非洲等一些贫穷国家。“目前我国精神机构床位有2万多张,广东省精神方面医生不足两千,医疗资源十分短缺”。
      让患者回归社区和家庭是发展方向
      据介绍,精神病是一种慢性病,只要治疗得好,多数患者病情长期稳定。社会中不少人对精神病人有刻板印象。事实上,具有肇事冲动的精神病人是极少数的。“如果把精神病人都关起来是不现实和不人道的。我国精神病患者较多,病情稳定后回归社区、融入社区,利于康复,能降低肇事伤人的概率”。
      《精神卫生法》规定,县区政府、街道,应在社区建立精神康复场所。而精神卫生法实施两年来,我国的社区服务总体上还没有建立起基本的框架。贾福军认为,让患者回归社区,能让居民放下恐惧和防范心理,更有利于患者的康复。“病人在医院的康复仅仅是开始,全球先进经验也是在社区康复”。 贾福军介绍,我国与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墨尔本社区的精神机构长期合作,学习世界卫生组织所推崇的病人从住院到出院再到社区,各项服务要做到无缝连接,专人跟踪随访,使精神病患者获得身体、精神、社会、职业劳动等方面的全方位服务。
      社会组织融入精神病人社区康复
      目前,广东的卫生、残联、民政等职能部门借鉴香港的经验,联合设立福利援助员,为精神病患者免费提供帮助和指导,在基层构建社区服务网络。“广州以区为单位建立服务站,深圳市则细化到了街道。”据了解,广东从90年代开始建立“工疗站”试点,走在全国前列,通过工作治疗(如简单手工劳动,简单职业技能训练),来达到康复和为就业打好基础。
      在贾福军看来,社会组织力量融入社区,帮助精神病人康复并回归社会,是很好的发展方向。“这既增加精神病人的社会活动,又能起到看护的作用,使他们自食其力,减轻家庭负担。对患者、家属和社会是多赢的,”贾福军说。
    贾福军表示,经历了27年起草的《精神卫生法》,对精神卫生事业发展、对精神卫生的医疗防治起到里程碑式的推动作用。但是目前不少省区还缺乏实施细则,导致该法落实难,执行难。“立法与实施还有很大距离”。贾福军表示:“精神科门诊要怎样建,达到怎样的规模、资金是否到位?这些都需要具体规定。我建议政府要提高重视,加强落实。
    (来源:央广网http://news.cnr.cn/native/city/20150916/t20150916_519886659.shtml 2015-09-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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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铜霞社区开展精神病人护理知识进家庭培训班 关爱弱势群体

      让辖区精神病人及其家属了解精神残疾人家庭护理知识,减轻精神疾病患者患者肇事肇祸的社会和经济影响,9月24-25日,铜霞社区残疾人专干在上级残联的精心组织和安排下,带领辖区5名精神病人及家属来到区残联会议室参加“2015年狮子山区精神病人及其家属护理教育培训班”。
      本次培训,时间短但内容精,主要由市残联康复科黄主任,三院精神科黄医生和王医生为大家亲自授课。3名专家通过深入浅出的授课方式,传授了精神康复中常见问题、家属如何更好与患者进行沟通、常见的精神症状识别和副反应处理以及患者行为问题发生处理情况等心理卫生基本知识,进一步提高了精神患者家属对精神症状的识别能力,增加了精神疾病管理的相关知识,加强了对患者日常生活的监管能力,得到了病人家属的欢迎及好评。会后,专家在培训现场与患者和家属进行互动式的提问与讲解,针对患者不同情况进行一对一的指导,同时向各位病人家属分发了发放精神疾病知识手册及心理健康手册。
    据了解,社区精神病人的家庭护理已成为精神卫生康复护理中的重要一环。根据上级有关要求,下一步,铜霞社区将联合区、市残联和社区卫生医疗机构等将继续通过家庭的力量,搭建自助互助平台,帮助患者早日康复,提升生活品质。同时,强化家属的监护职责,落实管理措施,从而有效降低重性精神疾病患者肇事肇祸行为发生水平,促进和谐社会建设。(狮子山区铜霞社区  查素芬)
    (来源:铜陵文明网http://tl.wenming.cn/wmcj/wmsq/201509/t20150925_2016043.html 2015-09-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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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多伦多警方更新应对程序 避免伤害到精神病人

    多伦多警方17日宣布,全面修改警员应对精神病患者等处于危机中的人程序,其中包括采用非伤害性措施。
      多伦多警察局副局长菲德瑞柯说,已决定接受一个死因调查庭提出的绝大部分建议。
      去年多伦多一个研究三名死于警察枪下的精神病人死因的调查庭陪审团,共向警方提出46项建议,如改变训练方式,在培训警员时更注重以语言降低对抗和紧张程度的方法。
      在那次死因调查庭期间,有警政事务专家作证说,警察在警校接受的训练为,当警员遇到有人手持利器向前逼进时,警员据以作出反应的依据是那个人当时的表现,而非他的精神状态。
      该死因调查庭陪审团认为,这样的训练方式脱离实际,令警员不适应与精神病人打交道,据此建议要训练警员,遇到精神失常的人时,必须将所有相关因素都考量在内,不能只依据那个人当时的表现,要尽量避免开枪。
      他们又建议,更多的运用警车仪表板上设置的摄影机、可抵挡利器攻击的护甲、盾牌,以控制和制伏手持利器的精神病人。
      菲德瑞柯对多伦多警政委员会说,死因调查庭陪审团提出的46项建议中有45项获警方采纳,如为一线警员配备发射软球弹的枪,未训练新警员时新增三周课程,以训练他们如何以语言降低对抗和紧张程度的方法。
      他还说,警员身上配戴摄影机,也将有助于令警员在处理危机事件时更负责任。
      多伦多警察局长桑德斯说,多伦多警方每年要处理约2万人次精神病患者等处于危机中的人。
    (来源:加拿大华人网http://www.sinoca.com/news/ca/2015-09-18/440095.html 2015-09-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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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天津访民赵玉敏躲截访被困厕所中

    民生观察工作室2015/10/10消息:天津柱拐访民赵玉敏今天晚上致电本工作室说,此前一百多天她在天津一直被监控跟踪,今天她逃到火车站准备进京时,三名监控人员也跟到车站强行阻止她上车。赵玉敏就拚命往车上爬,在获得乘警等人的同情下,她终于爬上了车,但三名截访者也跟上了车。
     
    今天下午赵玉敏到北京南站后,三名截访者立即跟了下来,欲强行将赵玉敏带回去。赵玉敏于是躲进了附近的厕所中,到晚上还在与截访者对峙,有其它访民正过来声援赵玉敏。
     
    赵玉敏, 1958年11月25日生人,因认为她的案子判决不公上访多年。
     

  • 广西访民唐秀和以诽谤罪被公诉 法院拒绝受理检察院不放人

    民生观察工作室2015/10/10消息:广西河池都安县访民唐秀和因控告都安县法院非法占地建设住宅小区,2014年被以诽谤罪刑拘批捕。近日,南丹县法院以不构成诽谤罪做出了不受理该案的决定,检察院也通知家属到看守所接人,但接人途中又遭到检察院阻止。

    唐秀和的哥哥说,昨天南丹法院院长己签字给律师,认为不构成诽谤罪,不受理这个案子,律师也拿到不受理通知书,南丹县检察院检察长还亲自打电话通知让他到南丹看守所接人。昨天在去南丹看守所接人的路上,检察长又打来电话说:我先报河池市政府,等过二天你再来接人。

    据悉,唐秀和是2014年2月27日被都安县公安局以“诽谤罪”刑拘,4月5日都安县检察院批准逮捕,不久便公诉到法院。国内媒体对此进行报道后引起了河池市纪委的重视,今年4月纪委责令都安县法院在建的住宅小区停工。唐秀和诽谤案也从都安县转到了南丹县管辖。经过南丹县检察院两次公诉,最终南丹县法院以该案不构成诽谤罪拒绝受理。
     
    唐秀和的材料记载,包括唐秀和在内的39名村民联名上访,反映都安市法院副院长唐秀辉同人大主任牙桂林非法霸占、倒卖村民300多亩土地,其中包括唐秀和、唐秀新、唐秀成、唐月芬等八户村民的18亩土地,涉案金额达上千万元。唐秀和等人向有关部门反映后,都安市法院院长覃洪斌等人和当地政府及政法部门恶意串通,互相勾结,不但不给分文补偿,还把他们为看鱼塘建的3间房子、鱼塘及18亩农作物全部损毁,并在该地面上盖上了私房。多年来唐秀和等人在广西境内反映,但各级有关监督机构形同虚设,都不予受理,为此开始进京上访。

    后经澎湃网记者调查发现,被霸占的300多亩土地部分用作建设都安法院小区,都安法院小区中,至少有四十名干警的住宅面积超过400平方米,多位领导的在建住宅平均面积更是超过550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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