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客

  • 流浪精神病人被收治近两年后突然开口 救助人员为其找到家

    自贡网讯(记者 张才 摄影 自贡日报记者 李涛)除了“吉乌吉乌”,荣县第三人民医院患者“无名氏32号”还不时发出“美咕、美咕”的叫声——谁也没想到,仅仅依据这些形如天书、疑似密码的碎片,救助人员最终为其拼出了一条完美的回家路线图。
     
    A.猜测
    一次偶然聊天  推测无名氏是彝族人
    2013年12月29日,荣县救助站在一次街头救助中,在县城西街发现一名衣不遮体的中年妇女。入院编号为无名氏32号,入院后确诊其患有精神分裂症。
    “一年多,就没见过她开口说过话。”时间到了2015年5月的一天,负责照顾无名氏32号的护士突然听到她开口了:“问她叫什么名字,说‘吉乌吉乌’;问她住哪里,‘美咕美咕’地叫。”
    医院迅速将这一异常情况反馈到荣县救助站。
    “刚开始,还无法判断这些信息是否有效。”事后,该站负责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当时“南红热”正好席卷全国,当地有不少人去西昌炒南红,一次偶然机会他和朋友聊天时,对方提到“美姑县(南红产地)”突然茅塞顿开:无名氏32号会不会就是彝族?她的名字是不是就叫吉乌吉乌?她的家乡是不是就在凉山州美姑县?
    为了论证上述想法,该负责人还想了“相当管用”的一招——在和凉山州民政部门取得联系后,让无名氏32号和对方通了一次话。结果完全证实了他的推测:无名氏32号确为彝族,并透露了更为详细的家庭住址,美姑县龙门乡。
    B.寻家
    查无此人却仍抱有希望
    从满怀希望到完全绝望只需要短短数分钟。
    该负责人形容当时自己的心情犹如坐过山车:“当地民政部门核实之后回复‘查无此人’。”
     
    情况发展到这一步仿佛已是尽头,但他总觉得有什么地方不妥,另一方面也不死心。时间很快又进入7月,一次民政系统开会,该负责人和自贡市救助站负责人刚好坐在一起,便请教此事。
    “对方的意见是最好去一趟美姑县,‘能找到她的家人当然最好,皆大欢喜;即使找不到也不能说是白跑了一趟,至少我们尽力了,问心无愧’。” 该负责人被这一席话触动了,并随后向荣县民政局领导汇报、请示,得到的答复是:“一路上小心,开车开慢点。”
    惊险艰辛的核查之路
    只有在上路之后,才真正体会到这句话。
    8月17日,由荣县救助站、自贡市救助站一行四人组成的受助人员身份核实“小分队”出发,当天晚上抵达西昌,稍作休息后于18日清晨赶往美姑县城——沿途遭遇修路、堵车,短短168公里开了8个多小时。
    19日,在当地民政部门工作人员陪同下从美姑县城赶往龙门乡,在乡党委政府大力支持下,终于找到了哈咕村70多岁的老村长,对方在看过照片后确认:无名氏32号真名为吉拉吉乌,并且算起来是他的远房亲戚;没有兄弟姊妹,父母早已过世;出生在龙门乡但户口上在相邻的黄果洛乡,并且在2006年左右迁走户籍。
    进一步调查竟然得知,吉拉吉乌嫁到了荣县双古镇黄家坝村,并且育有一女,今年七岁。
    得到以上信息,“小分队”喜出望外,决定赶紧启程往家赶——但随后一行人却饱受惊吓。
    从龙门乡到昭觉县短短68公里开了7个多小时,道路泥泞,越野车不时遭遇“挂底盘”——一路上不停发出“咔咔”声;目睹滑坡、小型泥石流,“能亲眼看见头顶石头慢慢在往下滑,下面又是万丈深渊——车上每个人的腿都在打闪闪!”
    本来预计三天来回,结果整整花了五天。这也是有史以来,我市救助系统在核实受助者身份中历时最长、也是最为惊险和艰辛的一次“远征”。
    C.回家
    24日下午,吉拉吉乌在救助站工作人护送下回到家中。
    “你是我妈妈!”下午4点,在双古镇镇政守候多时的女孩一眼就认出了自己的母亲,母亲则一把揽过女儿,亲热地抚摸她的头——一派其乐融融的景象。
    据了解,吉拉吉乌嫁到当地已近十年,期间曾数次出走,最近一次离家是2013年“打谷子”的时候,“赶场去了之后就没回来”。吉拉吉乌丈夫在外务工,正在往回赶的路上,这次带着女儿来接她的是70岁的公公,让人意外的是此次被荣县第三人民医院收治之前,吉拉吉乌竟然没有一次治疗或检查记录。
    即便在偏远的黄家坝村,这家人的境况都算“相当贫困”;再加上吉拉吉乌不会汉语,和家人、当地村民缺乏交流方式(所有人中,只有她7岁大女儿结合手势能大概了解其要表达的意思),她“精神分裂症病人”的身份在很长时间被忽视了。“反正她说话没得哪个听得懂!”在其公公眼里,这个儿媳“很懒”,还打人,“抓起东西就往我身上扔。”女儿也在一定程度上证实了这种说法,问她想不想妈妈,回答“只有一点点想“,问为什么,答“她经常打我。”
    记者从荣县第三人民医院医务科科长丁朝荣处获悉,经过近两年的精心治疗,患者目前情况稳定,但不能停药,“一停就又要翻”。据悉,吉拉吉乌此次出院只带了服用一星期的药物。
    “患者必须按时服药,定期复查。”丁朝荣说:“经过一段时期治疗,患者基本上生活能够自理,停药之后有可能致使医护人员两年来的努力付诸东流,回到当初入院时不言不语、吃饭靠喂、大小便拉身上的状况。另外精神分裂症是一种严重精神疾病,除了按时服药之外,家人的关怀也很重要。”
    记者从双古镇民政办工作人徐龙处获悉:等吉拉吉乌的丈夫回来之后,会坐下来一起商讨其后续治疗问题。
    (来源:自贡网http://www.zgm.cn/html/a/2015/0825/107232.html 2015-08-25)

    回目录

  • 荷兰女生用照片记录其精神病院生活(高清组图)

    荷兰女生用照片记录其精神病院生活
    英国《每日邮报》8月20日报道,荷兰女学生劳拉·霍斯佩斯(Laura Hospes)用一组黑白自拍照记录了精神病院的生活,因此获LensCulture2015年50位最佳新兴摄影师提名。

    英国《每日邮报》8月20日报道,荷兰女学生劳拉?霍斯佩斯(Laura Hospes)用一组黑白自拍照记录了精神病院的生活,因此获LensCulture2015年50位最佳新兴摄影师提名。

    21岁的劳拉因自杀未遂被送往该医院,确诊为抑郁症和饮食失调症。刚到医院时,她感到十分迷惘与挫败。

    于是,16岁开始摄影的她决定在镜头前展示真实的住院生活,通过自拍照重新找到自我,并以医院名称“UCP-UMCG”为这组照片命名。

    劳拉说:“我翻看照片时,偶尔能够体会到当时的心情,这也是治愈过程的一部分。”


    她认为照片不应只展现人们光鲜的一面。在孤寂的住院生活中,摄影带给她安慰,是最好的倾听者。她希望能借这些照片激励正在或曾经接受精神治疗的患者。

    荷兰女学生Laura Hospes用一组黑白自拍照记录了精神病院的生活。



    荷兰女学生Laura Hospes用一组黑白自拍照记录了精神病院的生活。

    兰女学生Laura Hospes用一组黑白自拍照记录了精神病院的生活。

    荷兰女学生Laura Hospes用一组黑白自拍照记录了精神病院的生活。

    荷兰女学生Laura Hospes用一组黑白自拍照记录了精神病院的生活。

    荷兰女学生Laura Hospes用一组黑白自拍照记录了精神病院的生活。

    兰女学生Laura Hospes用一组黑白自拍照记录了精神病院的生活。



    荷兰女学生Laura Hospes用一组黑白自拍照记录了精神病院的生活。


    荷兰女学生Laura Hospes用一组黑白自拍照记录了精神病院的生活。



    荷兰女学生Laura Hospes用一组黑白自拍照记录了精神病院的生活。

    更多摄影链接:http://www.wenxuecity.com/news/2015/08/23/4506652_print.html

    回目录

  • 精神病患者的肖像

    在一张照片中,摄影师刘禹扬捕捉到梅琳(音)和两个孙女之间的特殊时刻。当一个孙女弯腰亲她而另一个摆姿势照相时,83岁的老太太笑了。但梅琳的眼睛显露出她非常疲惫。这个年纪本应生活得惬意,她却不得不为4个家人操劳:女儿、儿子和两个孙女都是精神病患者。
      这张照片是刘最近开展的摄影项目——精神病患者家庭——的一部分。他用镜头记录了6个受困于精神疾病的中国家庭的日常生活。这个群体通常受到官方忽视和公众的侮辱。“我们在社会上几乎看不到这类患者……他们在我们生活中是隐形人”,刘说,“他们不会走在大街上或到你去的地方去。”
      英国医学期刊《柳叶刀》刊载的一项研究显示,患有某种可诊断精神障碍症的中国人多达令人难以置信的1.73亿。其中,1.58亿人从未接受过任何治疗。在中国,每8.3万人仅有1名精神科医生。许多患者只能依赖家人的帮助。
    “我认为人们并未意识到这些家庭为照顾病人所付出的(艰辛)努力,”刘说,“在拍这些照片前,我也曾认为精神病患者就像恶魔……如今,我意识到他们只不过(无奈地)患上一种病。”刘希望这些照片能带来某些变化——哪怕仅为一家人。看过他照片的人已为其中一个家庭进行捐助,刘希望今后能为这个群体筹到更多钱。
    (来源:美国国家公共广播电台http://oversea.huanqiu.com/article/2015-08/7341818.html 2015-08-24)

    回目录

  • 隔离监禁:也许比死刑更残酷

    1993年,社会心理学家克雷格·黑尼(Craig Haney)采访了在加利福尼亚州最严苛的刑罚执行机关——州立鹈鹕湾监狱(Pelican Bay State Prison)中受到隔离监禁的一群犯人。
    当时,他正在研究与世隔绝状态对囚犯的心理影响,而鹈鹕湾监狱正是美国各地兴建的第一批新型最高警戒度监狱之一。
    二十年后,黑尼博士再度回到那所监狱进行了另一组采访。他吃惊地发现在自己的采访对象中,有一些是他之前就见过的老面孔——这些犯人已经在没有窗户的单人牢房里被关押了二十多年。
     “老实说,这真令人震惊。”黑尼博士说。
    几乎不曾有社会科学家质疑过这种隔离可能会产生有害影响。过去半个世纪的研究证明,与世隔绝会加重已经存在的心理疾病,还会引发新的症状——甚至在起初心理状态十分稳健的囚犯中也依然如此。
    然而,目前的大部分研究都侧重于隔离时间相对较短的实验室志愿者或监狱囚犯。黑尼博士的采访让人们第一次有机会系统性地考察了那些几乎整个成年期都被隔绝在正常的人际联系之外的犯人们的生活,以及这种监禁造成的巨大损失。
    作为针对鹈鹕湾监狱中长期单独监禁政策的一起诉讼的一部分,这些采访持续了两年才得以完成,它们尚未被撰写入正式的研究报告,也未经过其他研究人员的评议。但是,黑尼博士的工作为这些严重离群索居的人们提供了生动的写照,用黑尼博士的话来说,他们已经“社会死亡”了。
    囚犯们说,长年累月地被监禁在密闭环境中,每天都要拼命努力才能维持自己的理智,不至于疯掉。有一名犯人将其单人牢房比作“武器实验室或进行人体实验的地方”。他们还谈起他们是多么渴望能看见一棵树或者一只飞鸟。面对这样的隔离监禁,许多人的反应都是封闭自己的情感,更进一步地与世隔绝,甚至回避他们所能得到的寥寥无几的与人交谈或有人陪伴的机会。
     “如果你把鹦鹉关在笼子里很多年才把它放出来,它会死的,”一名老犯人说。“所以,还是呆在笼子里好了。”
    长期的隔离监禁在美国监狱中相当普遍。最近几周,这种做法终于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
    美国总统奥巴马(Obama)上个月参观了一所联邦监狱(他也因此成为第一个这样做的美国总统),他质疑道:“难道我们真的会认为,将这么多人持续数月有时甚至数年地每天23小时禁闭在狭小的单人牢房里是合情合理的举措么?”
    今年6月,在美国最高法院(Supreme Court)作出的一项裁决中,安东尼·M·肯尼迪(Anthony M. Kennedy)法官在写到隔离监禁时指出:“这种近乎绝对的隔离让人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2012年,宪法权利中心(Center for Constitutional Rights)代表鹈鹕湾监狱中被单独监禁10年以上的囚犯们,向联邦法院起诉了州政府官员,声称对这些囚犯的长期隔离侵犯了《美国宪法第八修正案》(Eighth Amendment)赋予他们的权利。该中心的主席,匹兹堡大学的宪法学教授,同时也是该案的首席律师尤勒斯·洛贝尔(Jules Lobel)称,目前各方正在和解谈判之中。
    黑尼博士以及其他若干名原告律师保有的专家证人准备就此案发表报告,《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获得了这些报告的副本。
    美国加州大学圣克鲁兹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ta Cruz)的心理学教授黑尼博士采访了鹈鹕湾监狱中被分别单独监禁在禁闭室(security housing unit, 简称S.H.U.)中10年至28年不等的56名囚犯,其中七人他在1993年曾经采访过,八人是上文提到的诉讼的原告,剩下的41人则是随机选择而来。为了便于比较,他还采访了25名没有受到隔离的最高警戒度囚犯。
    被关进这所监狱的囚犯都身犯重罪,而且常常是暴力犯罪。保罗·雷德(Paul Redd),现年58岁,他谋杀了一名与他竞争的毒贩;加布里埃尔·雷耶斯(Gabriel Reyes),现年49岁,犯有入室盗窃罪,并依照加州的三振出局法(three-strikes law,指对于犯第三次[含以上]重罪的累犯,采用强制性量刑准则,大幅延长监禁时间——译注)被判刑。托德·阿什科尔(Todd Ashker),现年52岁,他是这场诉讼的首席原告,身负二级谋杀、入室盗窃、用致命武器袭击他人以及持有致命武器等多项罪名。
    但是,大多数人被投入隔离牢房的原因并不是他们所犯下的罪行,而是因为他们被认为是帮派或作案团伙的成员。该州的管教部门表示,为了避免监狱中出现帮派仇杀以及袭击工作人员和其他囚犯的案件,按照加州当时的政策,有必要对这些人进行长期隔离监禁。
    监狱管理人员称,部分囚犯太过暴力,不服管教,必须将他们与其他人分开。但是全国各地有越来越多的管教部门官员认为,将囚犯隔离禁闭数年——甚至像加州所做的那样,数十年——既不必要而且也没什么效果,更有一些人权组织称这种做法实际上是一种折磨。
    在黑尼博士采访过的囚犯中,有很多人谈起多年未能碰触也没说过话的母亲、妻子和孩子时都怅然若失(被关在禁闭室的囚犯不能接打私人电话,也不允许与来探监的亲人有身体接触)。有些人在他们被隔离监禁的孤独岁月中甚至没有一个人来探视。
     “当我的父亲去世时,我接了一个历时15分钟的电话,”一名已被隔离监禁24年的囚犯说。“我这才意识到,我已经不再认识我的家人,甚至连他们的声音我都认不出来了。”
    另一名犯人则讲到,他将家人的照片放在自己单人牢房中面对电视机的位置,在他看电视的时候就会和他们聊天。
     “也许是我疯了,但这样做让我觉得他们陪在我身边,”他告诉黑尼博士。“说不定有一天我会开始拥抱这些照片。”
    有一部分囚犯被隔离禁闭弄得无所适从,甚至开始质疑自己的存在。
    在加州的州立鹈鹕湾监狱,一名狱警在打开禁闭室的门前先用手铐铐住该牢房中的囚犯。
    还有一名犯人表示,接受采访的那一个来小时是他“多年来说话最多的一次”。
    加州管教与感化部(California Department of Corrections and Rehabilitation)以诉讼仍在继续为由拒绝对该案以及黑尼博士和原告的其他专家证人的报道发表评论。但从该案被提起诉讼起,该部门已将鹈鹕湾监狱中被隔离监禁十年以上的多名囚犯转移到了其它牢房中。该部门的发言人杰弗里·卡利森(Jeffrey Callison)称,除了两人之外,本案最初的10名原告犯人的关押环境都已改变。
    在接受采访时,黑尼博士表示他采访的许多囚犯展现出来的那种深重的悲伤尤其令他动容。
     “他们所承担的重负已经深入灵魂。”他说。
     “他们为自己失去了生活、失去了与社交界及家人的联系、失去了自我而悲痛不已,”黑尼博士说。“他们大多清楚过去的自己已经不复存在,却不确定如今自己变成了怎样的人。”
    据监狱专家称,在美国的联邦和各州的监狱中,估计有75000名囚犯被隔离监禁。其中大多数人每天有23小时以上待在单人牢房中,只有洗澡、简短地做做运动或求医之类的时候才被允许出来。
    监狱专家表示,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许多州为了应对帮派暴力以及因严刑峻法导致的监狱过度拥挤,日益频繁地使用隔离监禁,建立起最高警戒度监狱来关押那些“人渣中的人渣”。
    然而,近年来,在诉讼、预算限制和公众舆论的推动下,越来越多的州开始减少隔离监禁的在押犯的人数。加州刑事司法系统请监狱顾问来评估被隔离关押的囚犯们的危险性,结果发现只有其中的一小部分人有必要受到这样的限制约束。
    鹈鹕湾监狱位于加州与俄勒冈州边境的一个偏远地区,自1989年开设后,它迅速成为全美最严厉的刑罚机构之一。在它那庞杂的建筑中关押着2700多名囚犯,其中1000多人受到隔离监禁。
    加州的其它监狱也设有禁闭室。但是,鹈鹕湾监狱设置S.H.U.的目的却是为了尽可能地减少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互动。这些单人牢房长11.6英尺(约合3.5米)宽7.6英尺(约合2.3米),没有窗户,囚犯每天所能面对的就只有混凝土墙壁。牢门的开闭都使用电子化控制。狱警通过对讲机跟犯人讲话。
    尽管囚犯可以隔着带小孔的铁门或借助通风竖井与其他囚犯喊话,但除此之外别无任何交流。
     “科克伦和特哈查比的监狱都有窗户,“约瑟夫·哈蒙(Joseph Harmon)说。他现年51岁,以前是一名黑帮头目,在鹈鹕湾他被隔离监禁长达8年,在那之前他也在其他监狱被单独关押了5年。
     “在鹈鹕湾监狱,现实就是如此,”哈蒙先生说,他是在袭击了另一犯人后被送来这里的,但他称自己已经金盆洗手了,还成为了加州斯托克顿市的一名牧师。“那里(鹈鹕湾监狱)是一座坟墓,一座用混凝土铸成的坟墓。”
    约瑟夫·哈蒙在加州的州立鹈鹕湾监狱里被关押了八年。他现在是一位牧师,但有时仍觉得想要退缩,不愿意与人交往。
    约瑟夫·哈蒙在加州的州立鹈鹕湾监狱里被关押了八年。他现在是一位牧师,但有时仍觉得想要退缩,不愿意与人交往。
    在美国各地,单独监禁的囚犯基本都以帮派或犯罪团伙的成员为主,他们大多都是因为暴力行为或破坏行为被关进去的。
    但在加州,只要被视为帮派或犯罪团伙成员,或者被认为与他们有任何关系,无论犯人的行为如何,都会被送进鹈鹕湾或其他三个设有禁闭室的监狱中的单独囚室里,而且没有固定的禁闭期限。
    在鹈鹕湾监狱和其它监狱的一些囚犯绝食抗议后,加州对待帮派团伙的政策受到了民权组织的批评,进而有所改变。管教部门现在使用了不同的标准来判断哪些犯人需要被隔离关押,并建立了一个程序来帮助他们通过努力最终脱离禁闭状态。
    该部门的发言人卡利森先生说,目前鹈鹕湾监狱禁闭室在押囚犯1081人,关押期限不定。其中,34人已被禁闭10年以上,28人被禁闭20年以上。而在2012年,被关进禁闭室的囚犯中有308人被关了十年以上。卡利森先生称,对其中大多数长期囚犯的禁闭已经开始逐步放松。
    然而,民权律师仍批评该部门的这一程序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全部完成,而在此期间囚犯们仍然遭受着不必要的隔离监禁。
    在为该案的原告律师准备的一份报告中,管教顾问詹姆斯·F·奥斯汀(James F. Austin)称该部门重新划分需要隔离禁闭的犯人的修正程序“严重短缺”。
    奥斯汀博士还补充说,逐步放松监禁的程序“在基本结构上存在缺陷,需要大幅修改。”
    1993年,在黑尼博士采访的囚犯中,有很多人报告自己出现了精神病的症状,如抑郁、非理性的愤怒、思维混乱以及头晕、手汗等应激症状。
    当黑尼博士再次来到鹈鹕湾监狱时,他以为经过二十年的时间,这些人应该已经适应了环境。
    加州州立鹈鹕湾监狱位于该州与俄勒冈州的边界附近,其禁闭室中隔离关押着与帮派团伙有关的囚犯。
    加州州立鹈鹕湾监狱位于该州与俄勒冈州的边界附近,其禁闭室中隔离关押着与帮派团伙有关的囚犯。
    但事实并非如此,黑尼博士发现这些囚犯中仍然存在着上述的大部分症状。“时间的流逝并没能显著地减轻他们的痛苦,”他写道。
    为了便于比较,黑尼博士还从鹈鹕湾监狱中随机选择了25名没有受到隔离禁闭的最高警戒度囚犯,并对他们也进行了采访。
    在隔离禁闭超过10年的犯人中,有63%称自己感到“快要崩溃”了,而在最高警戒度囚犯中有这种感觉的人只占4%。
    同样,在受到隔离的囚犯中,有73%报告自己存在慢性抑郁症,78%称自己感到生活枯燥乏味,提不起劲儿来,相比之下,在最高警戒度囚犯中有上述感觉的分别只占48%和36%。
    在为鹈鹕湾监狱的官司准备证词时,被长期隔离禁闭的犯人们还表示自己存在焦虑、偏执、知觉障碍和重度抑郁。
    原告之一雷耶斯先生称,他患有严重的失眠,而且在寂静的禁闭室内,他有时会听到一个声音在念他的名字和手机号码。还有时候,他说,“我会看到眼前有小斑点小东西什么的动来动去。”
    雷德先生说,他老是做充满暴力的梦,但这是他被关进鹈鹕湾监狱后才出现的情况。
     “我甚至完全不做梦,”他说。“我甚至从没有想过从我的床铺往上看。你看见那铺位上的裂缝时还说:‘嘿,伙计,如果发生个小地震,这道墙、这上铺就会塌在你身上。’你看,你开始变得有点紧张兮兮的。”
    雷德先生说,被锁在单人牢房里,让他经常陷入绝望的境地。
     “虽然并没有到让人想自杀的地步,”他说,“但有时候,我会有种冲动想给法官写信,求他:‘判我死刑。伙计,给我个痛快吧。’ ”
    有研究发现,受到单独监禁的囚犯占全美监狱囚犯总数的3-8%,但前者中自杀者的人数却高达所有狱中自杀人数的50%。较之受限制较少的环境中的犯人,关在禁闭室中的犯人割伤自己或发生其他形式的自我伤害的情况也更为常见。
    雷德先生已经在鹈鹕湾监狱里待了11年以上,现在,他已被转移到了科克伦市加州州立监狱(State Prison)中的治疗机构。
    但从其他囚犯的经历来看,他在鹈鹕湾监狱受到禁闭所造成的影响很可能延续下去。
    精神病学家、监狱心理健康问题专家特里·屈珀斯(Terry Kupers)因该案采访了此前关押在鹈鹕湾监狱的一些囚犯,他发现即使在获释数年后,其中许多人仍然遗留着因禁闭造成的心理后遗症。他们很容易受惊,会刻意回避人群,寻找封闭的空间,且无法承受感官刺激。
     “他们在与他人相处方面受到了很大的损害,”屈珀斯博士说。
    朗尼·罗斯(Lonnie Rose),现年64岁,犯有藏毒罪,并根据加州的三振出局法被判刑。2013年,也就是他被隔离监禁八年后,他被释放了。他说在鹈鹕湾监狱时,他一直在努力保持健康。
     “我基本已经认命了,想着自己可能将在那单人牢房中了此残生,”他说。“但我们总要尽全力扭转最坏的局面。我学习,锻炼,日复一日。”
    不过,他还是难以适应人群拥挤的环境,他说,而且,在隔离禁闭中被恶化了的强迫倾向仍然存在。
     “所有的一切都必须井井有条,”他说。“长期被关在混凝土箱子里会让你的强迫症(O.C.D.)更加严重。”
    2010年,前黑帮头目哈蒙先生从鹈鹕湾监狱里释放出来,但他说即使现在已经过了五年,他仍然不喜欢被别人碰触。
     “身为一名牧师,这很麻烦,”他说。“人们总会上前来想摸摸你,还想拥抱你。”
    现在哈蒙先生已经结婚了,他说他已把过去的生活都抛之脑后。但一个月里总会有那么几次,他会忍不住要将自己关在狭小、安静的地方一个人待着。他告诉妻子“不要跟我说话”,然后自己躲进卧室。
     “这种时候,隔离禁闭留下的阴影再度笼罩了我的身心,”他说。
    哈蒙先生承认,自己所犯下的罪行理当受到一段时间的单独监禁。
     “监狱里确实有很多暴力的人,我就是其中之一,”他说。但是,他又补充道:“我反对长期的精神折磨。”
    他将在鹈鹕湾监狱中受到长期隔离监禁的犯人比作在狗窝里关了10年的狗。
     “把那狗放出笼子,看它还能咬多少人,”他说。“我真不明白为什么人们就是无法理解,这个道理明明很简单。”
    (来源:纽约时报中文网http://cn.nytstyle.com/living/20150817/t17solitary/dual/ 2015年8月4日)

    回目录

  • 刘书庆律师:杭州会见陈树庆散记

    上次会见陈树庆是在8月11日,本次9月11日,时隔正好一个月,中间付永刚律师会见了一次。
     
    两次会见,尤其上次,让我意识到对江南地区执法相较北方更为文明的溢美之词可能并不属实,那可能只是一种表象,或者更可能是一种想象,潜意识里觉得自永嘉丧乱后衣冠南渡,江南地区不如中原屡屡为异族铁蹄蹂躏,保留了更多士人的风骨,加上江浙本为富庶之地,又临江靠海能得风气之先,应该更文明些。但实际上只是吴音软语,说话动听些而已。
     
    上次会见让我颇费周折,但愿他们是执法严谨而非故意刁难。窗口警察说陈树庆已经委托过三个人,付永刚、蔺其磊和我,想要会见,必须有家属对一名律师解除委托的声明,我说蔺律因为忙于珠海一个案件已经退出,现在只有我和付律,更关键是我于7月9日下午已成功会见过一次,当时提交了一份陈树庆爱人对蔺律的解除委托声明。该警也从电脑上看到我确实已经会见过一次,但仍然不通融,说“这里没有留下书面的声明,说不定我的同行当时因为疏忽没有要求”。我说你可以调取当日当时的录像,该警又说录像不会保留这么长时间,我说你们对律师没有起码的信任也就罢了,连你们的同事都不相信。我说7月9日已经按照你们的要求提交了书面的解除声明这是事实,你们没有在电脑上登记,是你们工作的疏忽,你不能将该证明责任转嫁到我身上。该警又说我们看守所规定每次会见都应该带着该书面声明,还说我们也没有义务在电脑上登记。我说请给我看看该要求的法律依据,没有法律依据,哪怕你给我一份你们内部规定也行。该警摊手示意他只是一个办事的,上面这么规定他只能照办。我说“公权力法无明确授权不可为”,现在你拿不出禁止我会见的依据,你就应当安排,当时我提交解除委托声明,你们单位应当登记,否则就是惰政,就是给行政相对人也就是本律师增加负担。该警出去说跟领导汇报,过了十多分钟,本以为事情解决了,结果回来仍然说不能安排会见。
     
    眼看再和他争论无益,问了驻所检察室位置,径直找到驻所检察官,是一位副主任接待的我。该检还是比较客气,我跟他说明情况,他又把窗口警察叫了过来,听取了警察的理由。我说其实陈树庆爱人也正在往看守所赶,尽管我完全可以不再提交该书面声明,但我是来会见的,不是来与你们置气的,所以我也通知了陈夫人。但我要赶下午六点钟的火车,你先让我会见了,出来后我再提交。该检经过和所领导沟通,还是为难,说这是他们所里的规定,没办法还是让我等陈夫人到来。我说如果看守所今天不安排会见,我现在就控告,请您如实记录,另外我会申请公开拒绝的法律依据并提起行政诉讼。
     
    最后该检让我写一份保证书,保证我是陈树庆的辩护律师,而且会见后再补交一份书面的解除委托声明。最后我说让陈树庆本人解除对蔺律的委托不更好吗,他们想了想同意。
    会见后我将树庆本人提交的解除声明递给他们,他们却不留原件,只是复印了一张,还提醒我下次会见一定要带原件来。
     
    但本次会见,我无意配合他们这种不合理要求。我只提交了律师证、会见函和委托书,果然窗口警察又提醒我没有书面解除委托声明,我说上次已经提交了,你们留了一份复印件,该警问“上次是我给你办理的吗?”,我说虽然不是你办理的,但当时你在现场对不对。争执了一会,该警还是去办公室调取了我上次会见提交的文件,给我安排了会见。
     
    树庆仍然是老样子,性格温和沉稳,不悲情不矫饰不造作,理念超卓、博闻强记、思维清晰。了解他越多,就觉得他身上有其先贤王阳明知行合一的特质,在做事前他会权衡利弊三思后行,不鲁莽不功利不刚愎自用,但一旦认准了的,则能不为情势险恶所动勇于任事。
     
    在古代这是良将之才,而如今身陷囹圄,而他的过犯,不过是将《宪法》保障的权利当真,在普通人连消极自由都怯于争取的今天,他却以理性公开非暴力的方式来追求积极自由。
    对这样怀瑾握瑜,自令见放的勇者,唯有仰视而已。
     
    刘书庆于2015年9月13日
     
  • 黑龙江鹤岗王清臣等3访民阅兵期间被拘留

    民生观察工作室2015/9/13消息:黑龙江鹤岗访民王清臣9月2日在京失联,今天他的同乡访民丁亚军说,王清臣9月4日被拘留,同为黑龙江鹤岗的访民曲庆云,庄友利也被拘二十天,现在他们都还在拘留所内关押。
        据悉,王清臣,是因讨要欠款时遭殴打,报警后,警方不予立案,还伙同法医作虚假轻伤鉴定。最后,王清臣找到哈医大眼病专科医院进行伤情鉴定,结果眼科专家会诊后,否定了公安的“轻伤”鉴定,更正为重伤。对此,王清臣不但继续投诉鹤岗公安包庇罪犯,并且还开始投诉公安作虚假鉴定。鹤岗公安为阻止他上访就开始打击报复他,引发了一系列被陷害的后果,多次关押黑监狱、拘留所。2012年3月8日,警方又用伪造的假训诫书强行非法给他定罪劳动教养二年。

    王清臣

  • 江苏连云港访民沈立秀被警方抓走后失联

    民生观察工作室2015/9/13消息:今天上午10点30分左右,江苏连云港访民沈立秀在亲属家被警方抓走,本网志愿拨打其电话,提示电话已关机   。
    黑龙江大庆市访民张宝珠消息称, 大阅兵结果了,访民在家中也不安全。江苏省沈立秀因房屋被拆多年没有赔偿。今天上午10:30分在当地(江苏连云港)的亲戚家里被连云港市市东派云所10多个人闯进屋里带走不知去向。请大家关注。
      据悉,   沈立秀原是一个商人,2000年徐州铁路分局为了搞房地产开发强拆了沈立秀筹资经营的歌舞厅、洗浴中心以及小吃部,店内所有设施和全家人的日常物品也不知去向。沈立秀为此上访至今无果。却因上访屡遭拘留、刑拘、劳教等迫害。

  • 五访民起诉公安部开庭在即 两人遭抓捕三人被警告

    民生观察工作室2015/9/13消息:辽宁沈阳“509”专案受害者许梅英、姚立新、王振华、杨兆芳、林淑军诉公安部行政复议不受理一案,2015年9月17日上午9时30分,就要开庭审理。不料,昨天许梅英在家中被沈阳警方带走失联,今天杨兆芳在京被沈阳警方抓走,现在遣返途中,另外3位没有被抓的访民也受到了沈阳警方的警告。
    杨兆芳消息称,我坐动车一下车就被沈阳公安局强行限制我人身自由,我报110多次北京警察看完我的北京第二中院传票后又看身份证件后说,他们也是警察,不管,就这样强行给我推上警车,现在在返回沈阳的路上。
    此前,许梅英等人曾发布开庭公告,辽宁沈阳“509”专案受害者许梅英、姚立新、王振华、杨兆芳、林淑军诉公安部行政复议不受理一案于9月17日上午9时30分,在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第二审判区)第40法庭开庭审理。庭前,他们已向法院递交《请郭声琨部长出庭应诉申请书》、《安排大法庭申请》。这是十八大习近平主席提出依法治国以来,沈阳访民首例起诉公安部的案件。届时欢迎参加法律学习。联系电话:15542277285    许梅英
    乘车路线:地铁10号线到分钟寺下车,换乘352公交车,坐两站下车即是。
      据悉,  沈阳“509”专案,是2013年5月9日,在辽宁锦州世园会期间,沈阳警方拘留了准备前去锦州参加世园会开幕式的13名沈阳维权人士,其中包括许梅英、姚立新、王振华、杨兆芳、林淑军等人,此事件后被称为“沈阳5.09旅游案”。

     

  • 香港访民韩素华阅兵期间被关黑监狱26天

    民生观察工作室2015-9-12消息:持有香港身份证的韩素华近年常居郑州,她在北京上访期间于8月15日被郑州维稳人员押往郑州市郊非法拘押,9月10日下午被释放。
     
    韩素华女士介绍,8月15日晚上10时许,她在北京府右街派出所门口被四名不明身份人员暴力押至郑州,关押于一个辨识不明的房间,房间平日上锁,门外一直有两名看守,24小时待在那个小小的房间内,26天时间里一直没有下楼活动过。而且,她在被关押期间胃部疼痛,但没有得到药品。
     
    “我在里面绝食抗议了四天,不然可能还要再多关些天”——韩素华说。
     
    韩素华女士今年已62岁是上海人,早年在香港经商,有香港居民身份。上世纪九十年代,韩素华经人介绍来河南投资,期间与郑州人王平结婚,河南的生意由王平打理,韩素华仍在香港经商。此后河南的企业遭遇破产,韩素华因此背上数百万元债务。2006年,韩素华与王平名义离婚,但仍居住在一起。
     
    不及后韩素华被王平赶出家门,她没有了经济来源和居所,生活陷入困顿。2007年,韩素华发现前夫在他们婚姻存续期间隐匿了大量财产。其后她以二人是香港居民身份,内地民政部门无管辖权为由,要求郑州中院判令二人此前的离婚无效。
     
    法院没有支持韩素华女士的诉求,此后她开始多年的上访。多年上访期间,遭受过公安、信访等部门多次迫害,甚至抢走了她的香港身份证,使她无法返回香港。
     

Are you sure want to unlock this post?
Unlock left : 0
Are you sure want to cancel subscrip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