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阳部分当地村民的集体“零元购”事件，让这个位于河南省西南部，常住人口961万的城市，一夜之间变成了全网群嘲。10月3日，社交平台上开始传播迷笛乐迷遭偷窃的信息。当晚，“迷笛音乐节露营区被盗”相关词条冲上微博热搜第一。网上不少对南阳的负面评论，也随之而起。至10月5日晚间，微博上与失窃投诉相关的标签已吸引了超过2.1亿的浏览量和超过2.4万条评论，成为该社交媒体平台上最热门的话题。
10月5日，中原迷笛音乐节卧龙区指挥部通过微信公众号“南阳广播电视台”发布通告，向反映物品丢失、被盗的乐迷道歉，承认“组织不够周密”。通告称，公安机关已开展专项侦查调查，相关人员已到案，归还身份证79张、电脑3台、手机17部。
这起事件曝光后，在中国各大社群媒体上掀起轩然大波，无数中国网友痛批当地村民，竟在不查证的情况下，直接在光天化日、甚至直接当着受害者面前洗劫他人财物，活该长年被外地人盖上负面的刻板印象。消息传到国外，也引起不少外国网民议论纷纷，“这就是官媒党媒口中善良淳朴正直的中国人”、“名义上的无政府主义碰上真正的无政府主义了”。
网络上，由此衍生出有关“河南人好偷”的地域歧视骂战也愈演愈烈，网民创作出“诸葛亮锄头被偷了无法躬耕于南阳”、“曹操差点死在南阳是因为典韦双戟被偷”等新恶意梗，让这场闹剧的热度比音乐节本身更甚。而乐迷和网民愤怒于乌托邦遭贼之余，也心寒于当地似乎想要“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处理态度，不少舆论对当地及音乐节组委会的应对方式产生了质疑。深圳特区报刊发评论文章《音乐节因“偷盗”上热搜，认个错这么难吗？》，称尽管盗窃事件在网络上持续发酵，但当地媒体《南阳日报》10月3日刊发的评论《迷笛，给南阳带来了什么》，全文对盗窃事件只字不提，试图用华丽和煽情的文字粉饰太平。
而官方的后续公告和当地媒体的报道，在网民看来似乎是避重就轻，想要把事件归为因网络假信息而引起的误会，并希望网民停止批判。音乐节主办方在回应公告中将批评南阳和河南的网络言论形容为“傻逼言论”，用语粗鲁引起了舆论的强烈反感，甚至导致不同阵营网民的联合，予以这则公告集体嘲讽、攻击。南阳当地镇政府在回应媒体提问时，也将村民的偷盗行为定性为“集体捡拾”，没有直面和承认罪行的勇气，如此“语言的艺术”激起了众多网民的反感，使官方出现新一轮公关危机。
而更重要的是，南阳“零元购”事件彻底暴露了中国社会的底色，其中隐含的国民素质、地域歧视、城乡矛盾、认知差异、不同阶级文化背景差异等话题，全都牵动着大众敏感的神经。在知乎，《怎么看待南阳迷笛节有观众失窃？》的问题吸引了高素质的讨论，比较有代表性的看法是易寒的质问：
“——在音乐节举办之前，当地政府部门是如何调动资源和运作的？如何与当地农民沟通协商的？
——举办活动所用土地的产权是否清晰？有没有占用村民用地的情况？
——音乐节的收入是如何分成的？除了政府、赞助商和艺人等，当地村民是否有收益？
——音乐节的周边产业，如餐饮摊贩之类，是否有当地村民参与，还是都承包给了外人，本地人全都捞不着？
——音乐节的负面影响，例如噪音、垃圾等，有没有和当地村民协商好解决方案？
——政府和主办方在办音乐节之前，有没有向当地村民们宣贯好这个活动的意义？村民是否理解音乐节是怎么回事？音乐节在他们眼里，是否只是一群城里人不打招呼跑到他们地头上整了一出洋景，跟他们本地的经济和文化毫无关系，甚至可能有所损害？”
易寒认为：“每当涉及农民和农民性的话题时，我总是会想起黑泽明大师的经典电影《七武士》里，菊千代的名台词：你们把农民当作什么，以为是菩萨吗？简直笑话，农民最狡猾，要米不给米，要麦又说没有，其实他们都有，什么都有，掀开地板看看，不在地下就在储物室，一定会发现很多东西，米、盐、豆、酒…到山谷深处去看看，有隐蔽的稻田。表面忠厚但最会说谎，不管什么他们都会说谎！一打仗就去杀残兵抢武器，听着，所谓农民最吝啬，最狡猾，懦弱，坏心肠，低能，是杀人鬼。但是呢，是谁让他们变成这样子的？是你们，是你们武士，你们都***！为打仗而烧村，蹂躏田地，恣意劳役，凌辱妇女，杀反抗者，你叫农民怎么办？他们应该怎么办！”
林为珮认为：1.河南由于历史上以及建国后长期被置于农业省的定位、现在虽然有了显著发展但依旧有着非常庞大的农业人口基础的小农思想，以及建国后工农剪刀差并随着改革开放后城乡二元化不对称发展愈发显著的城乡割裂。长期重农抑商（指河南农业省的历史定位），使得在河南的农村地区几乎是完全的资源的零和博弈。为什么会有很多人（包括很多河南人自己）反驳这样的现状存在？因为工农剪刀差和改开之后的城乡二元结构不对称发展，使得河南的城市和农村割裂非常严重。
2.在这种我们姑且称之为“小农社会”（或者丛林社会）的社会环境中，弱肉强食是基本法则，我听你的并不是因为你说的有道理，而是因为我打不过你、我怕你。一旦我发现你弱我强，那我也会往死里欺负你。弱者当然也会举起道德大旗来为自己呐喊，但他们举起道德大旗的原因是这个旗有用，而不是他们觉得对。一旦攻守之势调转，他们也不会遵循的。这个不仅仅是人与人、家与家、村与村之间的关系，同样也是村民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因此，政府想要有效推行政策，就必须让自己变成被人畏惧的威权政府，否则村民根本不带怕的，政府怎么了，政府也能往死里欺负。所以，河南农村地区（包括中国很多情况相似的地区）推行各种强制政策历来都是十分严酷的，从计划生育到推行土葬，再到拆迁，等等。
3.然后，是不是就能一定程度上理解，为什么发生这类事件后，当地政府不是赶紧处理严肃的违法犯罪行为，反而是强行挽尊。因为在这种社会土壤中，犯错并不会影响政府的权威，甚至某种程度上，犯错了还嘴硬不承认别人无法耐你何，才是真的牛逼，才会更被畏惧。认错道歉反而是怂的表现，一旦被“畏威而不怀德”的群体认为你怂了，以后就不好管了。有人可能会说，如果威权政府能落实法制，那威权政府未必不好，毕竟只有威权政府才能治这帮“刁民”嘛。一个超出其法定职能范畴的威权政府势必带来一个“高人一等”的威权群体，他们在拥有了超出了自身理应有的职权之后，究竟会发生什么，就不多解释了。
4.河南人他们是什么？他们是造成很多不良影响的原因，也是历史上各种问题和症结的结果。他们在某些场合是淳朴善良的弱势群体，在另一些场合可能同样还是这些人就会无缝切换为群体作恶的“刁民”。他们本身就是历史和现实的一部分，无法被掩盖，也无法被“解决”，因为他们是活生生的人，你不能像解决问题一样解决他们。
前南方都市报记者魏春亮在微信公众号“亮见”发表文章《迷笛和南阳，非得把自己作死吗？》，文章说，他们总是试图将偷盗，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地降级为极个别人捡拾，或者干脆回避偷盗的事实，而把重点放在对地域黑、不实信息的攻击和讨伐上，仿佛这一切的罪魁祸首是曝光和讨论此事的网友。于是，他们的形象得以挽回，没有人需要被追责。只有极个别造谣者，和虚无缥缈的网友，成了替罪羊。他们眼里只有自己的形象
前南方都市报记者宋志标在微信公众号“新新默存”发表文章《对摇滚乐的社会主义改造是否成功，答案在风中飘荡》，文章说，如果将南阳迷笛风波中的矛盾冲突，仅仅局限在地域黑/地域红的二元对立中，是极其乏味的。应该看到更大的背景和现实是，从石家庄创办摇滚之城，到南阳试图做大中原迷笛节，行政当局对摇滚等野生文艺的主动操盘，正在走向工具化利用的末路。
宋志标的文章说，石家庄和南阳对摇滚乐的特色化改造，完全出于急功近利的政绩思维，以致于地方主政者产生了这样一种自信：只要详加改造，哪怕是叛逆、异见及革命性的摇滚也能为其所用，贡献其听众与粉丝群体，带来收入，成为壮大旅游绩点的时髦工具。从官民审美及旨趣而言，这无疑是对音乐及其演出类型的“文化挪用”，一种看起来弹性很大的工具理性。审查者不再作壁上观，受到网络衍生红利的刺激，直接下场成为创作者的“监护人”与合作者，兴致勃勃地致力于文化产品的经济狂想。与旅游局长变装招揽游客不同，变装只是技术利用的细枝末节，而像石家庄、南阳对摇滚乐的“器重”，是一种模式尝试与控场策略。这种工具理性的源头，在理论上自然属于文化自信的余脉，而推动其在实践上跃跃欲试，则与竞夺话语权的长期胜利有关。
作者老凤1974在其微信公众号“凤羽财经”发表文章《南阳农民才是真摇滚》，文章说，想一下哈，这么多年来，哪个群体最受损？什么叫工农业剪刀差？什么叫民工支撑起了廉价工业品劳动市场？什么叫做待不住的城市，留不下的乡村？老了，回家，一个月几个钱养老钱？平时说起来，都觉得农民兄弟太辛苦，但一遇到他们占点小便宜的事，就义愤填膺。这很不公道好不好？只许你们剪刀差，不许人家小偷摸？
老凤1974的文章说，有些有资源的地方，资源挖走，跟当地人也没啥关系。按理说，祖祖辈辈生活的地方，地下的资源他们没份吗？谁该有份呢？看看那些资源枯竭型城市吧…当地人，就活该穷，是吗？是不是要更加善良一点，宽容一点，多一点理解呢？偷摸当然犯法，当然不对，但你不能说，一点正当性都没有。否则人家干嘛要容忍黑命贵呢？当真一点道理都没？放10年前，我是肯定要指责这种行为不合适的，现在觉得没啥不合适的，很合适。有因有果，不能倒果为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