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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数百访民中南海周边寄信被抓到派出所再送往马家楼

    民生观察工作室2015-4-18消息:由于周末各信访接待窗口都停止登记信息,大部分访民选择了邮寄信件作为投诉的方式,为了自己的信件能寄给领导人,很多人都选择中南海周边的邮局寄信,而警方也在此些邮局布置了警力抓捕访民,再送往马家楼。
     
    今天下午,刚刚走出朝阳拘留所的山东青岛访民刘延香,途径北京前门时被警方查身份证时查出访民身份,随后被强制送到前门派出所关押。刘延香发现,前门派出所和拘留所一样关的几乎全是访民,她进去时派出所关了就有近百名访民。
     
    湖北访民伍丽娟在西单路口被警方拦截住,先送入府右街派出所,她发觉访民很多,下午6点左右时,约五百人在等待送走。晚上7点钟时才被送到马家楼关押。
     

  • 山东访民孙公生夫妻遭抓捕丈夫被拘 妻子下落不明

    民生观察工作室2015-4-18消息:2015年4月15日下午1点左右,在京上访的山东青岛访民孙公生被6名不明身份人员强行抓走押返青岛拘留,他的妻子吕美芳同一天的上午也被不明身份人员抓走,至今下落不明。
     
    据在场访民反映,孙公生是在458路终点站南宫迎宾路南站被6名操有北京口音的不明身份人员强行抓走的,当时这几个人见到他就扑了上来,七手八脚把他抬上一辆车牌为京 p 5×859的车就开走了,他想把车牌拍照下来都没来得及。第二天(4月16日)孙公生的家人就传来消息,孙公生被押回青岛拘留了,拘留期限是15天。
     
    4月15日上午10点左右,孙公生的爱人吕美芳也在北京市西城区小茶叶胡同被不明身份人员抓走,和吕美芳在一起的青岛访民袁玉凤眼见吕美芳被抓,赶紧报警求助,却无人理会。经家属和访友多方打听,吕美芳至今下落不明。

  • 因上访被判刑关押的辽宁杨玉兴看守所内病危

    民生观察工作室2015-4-17消息:辽宁省锦州市访民杨玉兴2015年4月3日因上访被凌海市法院以寻衅滋事罪判处有期徒刑两年,现羁押在凌海市看守所。今天上午杨玉兴的家人得知杨玉兴口吐鲜血被看守所紧急送往医院抢救。经医院检查为肺结核病复发、另外还有冠心病等多种疾病,隨时都有生命危险。

    据了解,杨玉兴是因为2001年遭遇强拆上访的, 2015年2月14日在中南海附近行走过程中被北京警方抓获送至马家楼,2月15日地方政府把他接回后以寻衅滋事罪刑拘,同年的3月16日凌海市检察院提起公诉,3月26日凌海市法院开庭审理此案认为,杨玉兴以上访为由多次到北京天安门及中央国家机关所在地中南海周边等地滋事,煽动他人信访,破坏了国家的正常社会秩序,其行为以构成寻衅滋事,故以寻衅滋事罪判处杨玉兴有期徒刑两年。杨玉兴不服判决现已提起上诉,没想到这期间他又遭此厄运,他的家人和访友都担心他的安危,特向本网发帖恳请关注。

  • 山西白树伟、白栓明省政府状告村主任贪腐被拘留

    民生观察工作室2015-4-17消息:4月15日晚,山西五台县白家庄西头村访民白树伟、白栓明在家中被五台县警方抓走,4月16日被五台县公安局以二人非法上访为由将其拘留,拘留期限为10天,现关押在西龙泉拘留所。

    据和白树伟、白栓明一起上访的村民讲,4月15日他们一起到省政府上访,被五台县的人给接回去了,当时他们什么事都没有做,就让他们各自回家了,到晚上,警察又把白树伟和白栓明在家中抓走,第二天就给拘留了。

        据了解,白树伟、白栓明反映的是村主任白利平等人以权谋私,在同华煤业征地搬迁过程中暗箱操作,通过种种不法手段私吞村民的补偿款,还利用职权将村集体款项15万元占为己有,另有26万余元的开支属于不合理项目。 对此,村民们 联名向有关部门反映,遭到推诿搪塞后多次进京上访。近日在京上访回乡的 白树伟、白栓明  等人返乡后继续上访,因此遭到拘留。

  • 快讯:民主人士刘四仿的太太被警察带去戒毒中心

    民生观察工作室2015-4-17消息:据广州维权人士徐先生消息称,今天上午,有几名广州番禺国保警察和一名广州南村派出所的警察,将在广州生活的四川籍民主人士刘四仿的太太卢丽娜女士,从其上班的工作岗位上带走,带去了广州番禺戒毒中心。现在,卢丽娜女士的电话已打不通了。
     
    有广州市维权人士认为,虽然刘四仿本人曾多次参与公民的民主活动,但是他的太太却从未参与其中,也绝无沾染毒品,番禺公安采取如此卑鄙手段对待公民,简直是“丧心病狂!必遭清算、严惩!”
     
    番禺分局电话020-84822623,南村派出所电话020-84768406,执行警察警号040101
     
    此外,据徐琳早前消息称,在4月10日凌晨,广州警察强行闯进刘四仿夫妇租住的房间内抢走了他们的电脑,并且两名男警察还把刘四仿的妻子按在地上殴打,使她受伤,刘妻为了自卫咬了动粗的警察两口。刘四仿妻子卢丽娜事后告诉徐说:“那些自称是广州市公安局的人抓走刘四仿之后,还抢我的个人电脑,我想追回电脑,却被两个大男人按在地上,身上多处瘀伤。”事后,广州番禺南村镇派出所警察称刘四仿此次被抓罪名是“涉嫌网络造谣”。
     
    据悉,身在广州的四川维权人士刘四仿,因为长期参加广州的维权公益活动而被维稳,并且还多次遭遇广州警方逼迫他搬家,以及逼迫房东给他断水、断电。为此,刘四仿曾前往美国驻广州领事馆门前举牌,抗议当局逼迫房东给他断水、断电,强令他搬家的做法,随后他再次被国保警察抓走。
     

     

  • 记者高瑜案宣判 旁听公民被警察驱赶抓走

    民生观察工作室2015-4-17消息:中国资深独立记者高瑜女士被控“涉嫌为境外非法提供国家秘密罪”一案,于4月17日上午九点在北京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宣判。
     
    今天上午,在京维权人士伍立娟、季新华、赵未、徐彩虹、侯敏玲、王金玲、罗志淑、何斌、张关库等人来到了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旁听。据伍立娟告诉本工作室称,今天很早的时候他们就赶往了北京第三中级人民法院,途中他们看到有大量警察在设卡检查。在他们辗转来到法院附近的时候他们发现,法院门口已经聚集了很多各国使馆人员和记者。
     
    当他们来到法院门口向门卫提出要求旁听之时,门卫里的登记人员却说“不知道高瑜在那个厅?”,随即让他们等待其查询结果。在一阵等待之后,该登记人员不仅没有让他们进入旁听,反而又说他需要请示法官来决定。于是,又是一阵等待,在他们等到上午9点多后,该登记人员告诉他们称:法官不允许你们进入旁听!
     
    对此,他们一行人等便开始质问法院的工作人员说:“不是公开开庭吗?为什么我们不能进去?”,法院的接待员回答说:“里面的旁听席位已经满员了。”就在此时,他们身旁的一位老大哥正好与先前已经进入旁听的友人通话,在电话中他得知,高瑜案的旁听席位还有很多都是空着的,并没有满员。为此,这些要求旁听的人士又开始与法院的工作人员进行争辩。
     
    正在这时,忽然有一位中年人开始在法院门口拍照,不久,他的拍照举动就被警察发现,警察便开始要求他出示身份证,在该中年人出示身份证后,警察就拿走了他的身份证。为此,中年人就要求警察们归还他的身份证,而警察们则在众多使馆人员与记者的面前,最终归还了他的身份证。归还身份证后不久,又开始有多名警察要求该中年人到一边去谈谈。对此,该中年人表示拒绝,随即就有多名警察开始动手将他强行拉到了法院门口一外角落与之争论,在辩论了数分钟之后,警察们又动手强行将他推上了警车给带走了。
     
    与此同时,又有许多记者开始采访等待旁听的人们,见此情形,许多警察就开始将等待旁听的人们驱赶离开法院, 其中两名警察的警号分别是037264、033697。

    上图为:高瑜案法院外现场

  • 落实村委选举结果,避免出现极端后果—–给莘县县长的信

    莘县县长张国洲先生:
     
    去年年底以来发生的徐庄镇谢集村农村基层选举风波,也反映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问题。
     
    新农村建设,重要的不仅仅是建设了多少高楼,修建了多少公路,更重要的是培育出政治文明,道德高尚的新型农村社会氛围。在这个氛围下,不仅要农民们遵纪守法,道德高尚,更要官员们依法行政,官德高尚。而今年三个月来谢集村民向县镇两级政府递交了不下四次法律文书:
     
    1、向县土地管理局要求公开徐庄镇谢集村支部书记谢永见毁坏约十亩基本农田的处理结果。
     
    2、向徐庄镇政府要求公开谢集村2010年至2014年的全部村务账目。
     
    3、向莘县政府提出要求“落实村委会选举结果,办理前后两届村委工作交接”的行政复议申请。
     
    4、向莘县公安局提出的“依法立案侦查谢集村党支部书记谢永见侵占集体财产,私卖集体土地” 立案侦查申请书。等
     
    农民们现在已经有了较高的法治观念,一直在以温和理性的正常法律途径表达自己的合法利益诉求。莘县的县镇两级政府官员们经常要求老百姓要依法维权,要相信组织。但在老百姓真正拿起法律武器的时候县镇领导却缺乏官德,目无法纪,对这些百姓的正当诉求置之不理,连一个字的回复都没有。中共中央近期一直在大力呼吁依法治国,难道聊城莘县不是共产党统治的地盘吗?
     
    对于谢集村委会的选举结果,徐庄镇领导口口声声嚷嚷着坚持党的领导,言外之意要由原村书记继续领导村里的工作。可村民们真正以行动落实党的依法治国要求时,县镇两级政府以及若干政府部门,却将党的依法治国号召弃之如敝屣,严重违反中共山东省委组织部部署的农村基层选举程序。你们上对抗朝廷的法律法令,下蔑视百姓的合法权益,你们为什么要这么不忠不孝?
     
    你们如此懒政惰政的不作为,不但根本无助于事情的解决,反而在慢慢积累矛盾,有可能造成不可预料的严重后果。今年三月份,山西省忻州市繁峙县大营镇新圐圙村,就发生了一起因新村委状告原支书贪污高速公路取土款等行为,而被原支书姚文利杀死了3名该村“村两委”班子成员的极端恶性事件。我们强烈希望避免此类村民之间互相残杀的恶性事件重演。
     
    张县长饱读诗书,应该知晓曹操借粮官王垕的脑袋以稳定军心的著名典故。谢集村现任支书谢永见被众多村民强烈怀疑在新农村楼房建设中贪腐,又有着近十亩基本农田私自卖给德商高速公路管理局用来取土的确切证据。这两个事情的查处工作属于县镇政府不可推卸的监督检察责任,但迟至今日官方仍无向社会做哪怕一个字的信息披露。难道张县长除了不如曹操聪明之外,还有其他的隐情吗?听说聊城地区若干县市都有了“打苍蝇”的事情,莘县是不是也该有反腐动作了呢?
     
    徐庄镇的官民关系原本还是比较和谐的,镇领导与谢集村新村委中的成员甚至私交相当不错。然而此次新村委选举之后,徐庄镇的主要领导就一直躲避着谢集村的骨干们,李景言镇长痛心疾首于官民之间矗立起的不信任高墙,责任在哪一方呢?难道不是镇领导无视党纪国法,粗暴的践踏广大百姓民主选举权利的结果吗?
     
    现今很多官员求稳怕乱的心态太过了,不是去积极主动的解决社会矛盾,而是推三阻四的进行敷衍推脱,怕承担责任,没有利益的事情不愿意去做。春天已经到来,中央政府在大力推进依法治国,希望我们莘县也能营造出依法行政的良好社会环境,希望张县长带领县直属各部门和各级干部们,不要把为人民服务的口号仅仅挂在嘴上,而是要踏下身子认真学习国家的法律法规,提高自身的业务素质,用进取有为的良好心态促进新农村建设,加快改变贫穷落后的面貌,不辜负一百多万莘县人民对你们的重托!
     
    其实谢集村民们的诉求并不高,主要是看到同质量的外村高楼价格比本村的价格低了太多,希望将楼房价格降低一两百块钱而已。就此近百名村民前往徐庄镇政府反应问题,但镇领导未予任何答复。村民们的另一个诉求是落实镇领导亲自监督的村委会选举结果。在县镇两级政府官员无视百姓基本的合法权益情况下,难怪新村委成员们不依不饶的坚持维权到现在,他们已经将维护个人和小集体的利益,上升到了追求当地社会公平正义的高度,这是我们国家法治文明进步在莘县大地上的优秀表现,属于典型的正能量发挥,县领导应该大力表彰并推广学习之!
     
    孔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道路再曲折,问题再艰难,谢集村民们也坚信法治的阳光终会普照莘县大地。村民们会坚持抗争下去,在争取自身合法民主权利的同时,也帮助政府挽回失去了的行政公信力,实现双赢的最佳结果。莘县是共产党的地盘,谢集是由徐庄镇政府领导的,百姓们希望过上安定祥和的幸福生活。但社会的和谐需要由公正的法律来提供保障,行政程序走不通,村民们必将走上法律诉讼程序,与县属机关和镇政府对簿公堂,毕竟中国的法治环境对弱势者越来越有利!
     
    此信将在5日内公布到互联网上去,让大家看到莘县政府纠正属下错误的博大胸怀和勇气,也让社会认识到百姓维权的艰难心酸,更让人们感受到中国民主法治潮流的浩浩荡荡不可阻挡!
     
                                             山东莘县徐庄镇谢集村新村委成员等
     
                                                      2015年4月13日
     
    附:2015-04-16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曹建明在《求是》杂志发表了文章《严查农民群众身边的5类腐败犯罪》,其核心要点是:
     
    1、今年中央一号文件突出强调,要切实加强涉农资金监管,建立规范透明的管理制度,杜绝任何形式的挤占挪用、层层截留、虚报冒领,确保资金使用见到实效。查办发生在农民群众身边的职务犯罪,是涉农检察工作的重要着力点,也是维护农民群众合法权益、维护农村和谐稳定的重要方面。
     
    2、违纪违法、侵犯群众权益的问题仍然不少,故意刁难、吃拿卡要的有之,虚报冒领、优亲厚友的有之,贪污侵占、私分滥发的有之,私办企业、大肆圈钱的有之,同黑恶势力勾肩搭背、沆瀣一气的有之。这些都是农民群众最反感、最痛恨的问题。特别是一些地方“村官”尤其是村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职务犯罪问题比较突出,农民群众反映强烈。
     
    3、高度关注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中的职务犯罪。近年来,各级政府大力实施农村饮水安全、农村电网改造升级、农村危房改造工程,以及农村公路、广播电视、通信等村村通工程,农村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众多,招标投标、资金管理、质量监管等环节职务犯罪易发多发。
     
    4、高度关注贿选、破坏选举等案件。农村“两委”和基层人大代表选举,直接关系到国家基层治理,关系到基层政权是否稳固。
     
    5、发生在农民群众身边的腐败问题,不仅直接侵害农民群众利益,而且严重损害党群干群关系,很容易引发不稳定因素。
     
    6、农村安定有序,是农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基本期盼,也是做好“三农”工作的前提和基础。当前,我国城乡利益格局深刻调整,农村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农民思想观念深刻变化。新形势下加强和创新农村社会治理、维护农村社会稳定任务很重。
     
    7、依法化解农村社会矛盾。当前,农村利益主体日趋多元化,各类诉求明显增多,特别是因土地征用、房屋拆迁等引发的社会矛盾多样多发。
     
    8、各级检察机关要有针对性地发挥检察职能,既依法支持改革、鼓励创新,又坚决维护农民群众合法权益。特别是要依法惩治非法占用农用地、破坏耕地等犯罪,防止以农业为名圈占土地进行非农建设。

  • 上海二中院毁约,拒与5.15群体冤案受害者的约谈

    4月14日上午,上海5.15重大群体冤案受害者之一的郑培培按《传票》如约来到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却被法院拒之门外,法院拒不履行由它自己开具的《传票》。
     
    2014年5.15案是在十八届四中全会后“依法治国”的纲领下,上海公检法按领导的诣意,公然与党中央、习近平、王岐山对着干,突破程序严重彻底违法的底线,对毫无犯罪迹象请求习近平关注人权的13名维权人士进行非法、残酷迫害。这些合法房屋被拆,未得分文补偿安置;合法权益被侵,却还遭受打压迫害的社会最底层的弱势群体,于去年5月13日在习近平即将下榻的还没戒严、还没行人的上海西郊宾馆大街对面等处闪拍合举“请求习近平关注人权”的横幅,后于5月15日被他人上传至《博讯》网,而被上海当局发现,以莫须有的“寻衅滋事”罪于14年12月25日,枉判郑培培,石萍、虞春香、吴玉芬、尹慧敏、颜兰英、徐佩玲、谢金华、金妹珍有期徒刑8个月(已被非法关押了7个多月),严燕文被枉判管制5个月(已被非法关押了2个多月,折抵管制4个多月)。
     
    目前,上海5.15群体冤案上诉期已三个多月了,早已过了法定的二个月期限。依据《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二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受理上诉案件、抗诉案件 ,应当在二个月内审结。对于可能判处死刑的案件或者附带民事诉讼的案件 ,以及有本法第一百五十六条规定情形之一的,经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批准或者决定,可以延长二个月;因特殊情况还需要延长的,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批准。”一百五十六条规定的四种情形都是重大复杂案件。据此,上海5.15群体冤案,目前已被法定为重大复杂案件。
     
    而今,怪兽周永康已被习近平、王岐山关进笼子,上海大大小小的怪兽也将被关进笼子。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的法官们胆战心惊,发个《传票》吓唬冤民,结果反被冤民吓倒。
     
    宜将剩勇追穷寇,对上海二中院法官如此违法毁约行为,上海5.15重大群体冤案受害者们和丁德元、颜秀英、颜秀兰等当日就向法院、检察院提出控告。
     
    郑培培:02153963826;尹慧敏:15000791985;石萍:13818313059;吴玉芬:13126574716;徐佩玲:18121439381;虞春香:13269685635;颜兰英:18916134088;颜秀兰:18001650595谢金华:13761738697;金妹珍:13621877658。

  • 贵州地区(人权研讨会成员)近年来人权状况专题报告

    一、贵州地区(人权研讨会成员)严酷的人权现状综述
     
    在中国西南云贵高原上的贵州,生活着一批因信奉宪法,践行宪法赋予公民的基本权利而遭到长期软禁,被随意传唤、抄家、拘留,被随时强制带离家中外出“旅游”,甚至被强迫失踪的人权捍卫者,这与高喊着要“依法治国”、“依宪执政”、“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口号与承诺,形成了强烈的反差。通过研究分析贵州一批人权捍卫者的遭遇,可管窥中国人权与法治的状况,见证中国当局落实宪法的真伪。
     
    据不完全统计,近十年来先后参与贵州人权研讨会成员达50余人,其中长期积极参与者有20余人,他们无一例外地遭到过警方的监控、传唤、软禁等,而其中主要的20余人受到过上百次的警方传唤、软禁、失踪、拘留、被“旅游”等等的骚扰、侵害。2005年12月贵州人权研讨会成立以来,可以说开展的任何活动没有一次是无阻碍、自由顺当的,即一切的人权活动均遭到贵阳当地国保阻扰、打压。起初人权研讨会成员定期相约在家中座谈,当地警方就上门威胁,甚至将人控制,有时还对临时研讨会成员的交流进行冲击,将人强行带离,传唤到警局;对于一些纪念活动,警方经常采取提前将人软禁或强迫带往外地“旅游”,控制在外地的一些招待所或度假村中;对于当局认为的敏感日,更是对研讨会成员严加防范,常提前将人控制到警局、远郊或外地;有时还对一些人权捍卫者抄家、拘押。近十年来,贵州人权研讨会每个成员被传唤、软禁、抄家、强迫旅游等达上百次之多。同时,贵阳当局还设法阻止研讨会成员与外地维权人士联系,一旦有外地维权人士前往贵阳,则研讨成员会受到软禁,外地维权人士也会被控制遣送离开贵阳。如2013年维权人士刘沙沙前往贵州兴义监狱声援陈西,前往贵阳时遭到贵阳国保阻拦与贵阳人权研讨会成员见面,并被遣送离开贵州。
     
    相比较于国内其它许多地区,由于贵州当局认为研讨会具备了某种组织形态和功能,因此对研讨会成员的控制、围堵、打压更厉害。特别是在国内一些所谓“敏感”时期,当局对贵州人权研讨会成员的“维稳”往往比其它地区启动得更早、持续的时间更长。
     
    类似上面这种对研讨会成员的全面控制,从人权研讨会成立至今,年年如此。贵州警方通过对研讨会成员的绑架、软禁、失踪、强迫旅游、关黑监狱、切断电话,抄没电脑,砸碎手机、隔离往来,直至传唤、拘留、判刑等等违法侵权行径,企图阻止研讨会成员普及宣讲人权与法律知识,压制公民社会的成长。
     
    对于贵州人权研讨会成员长期来所遭受的迫害,在2011年11月28日的《贵州人权研讨会第7届2号公告:告全省公民书》中陈述是:“贵州人权研讨会成立至今已经走过了艰难而又坚实的7个年头了,在这7年中,每个成员都被市公安局和派出所随意剥夺人身自由上百次。只要有点风吹草动,或者敏感日子,公安局和派出所就要把这些人非法监禁起来。抄家和没收私人财产的事例无计其数。当局对这些人的打压和摧残真是数不胜数,罄竹难书。”
     
    贵州一批人权捍卫者的遭遇,是中国整体人权捍卫者的缩影,值得特别了解、研究与关注。
     
    二、贵州人权捍卫者遭受打压的具体个案情况
     
    贵州警方对贵州人权捍卫者,尤其是对研讨会成员的集体性打压,通过近年来一再发生的在各种所谓“敏感日”与重大活动期间的全面“维稳”控制上可以看到:
     
    如在刚刚过去的三月,中国政协与人大“两会”期间,以及四月初的传统清明节,贵州以贵阳为中心的数十名曾经参与贵州研讨会的成员被当地警方与维稳人员全部软禁于家中,不许他们相互往来,相互通信,更不准他们外出,而这种状况从2011年至今一直如此。这种在公民没有触犯任何刑律,而警方也没有出示任何法律手续情况下,将公民肆意控制在家中或某地,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的行径,在贵阳早已司空见惯。
     
    据最近的媒体报道:2015年2月5日下午2点左右,贵阳南明区国保大队一行多人撞入贵州人权研讨会成员莫建刚家里,未出示任何法律文书将莫建刚强行带走,同时将其家中的电脑和手机搜走,后来人虽被放回,但所抄物品未归还。2月9日,莫建刚突然收到警方电话,要他去公安局领取上次抄家被扣的电脑等物品,莫建刚依约到了派出所后,结果被警方以他在网上发表一篇声援北京诗人王藏的文章《贵州人权研讨会就诗人王藏被捕及受虐待的严正声明》为由,将其拘留15天。这使莫建刚在中国传统最隆重的万家团聚的春节期间,只能与家人分离而在拘留所中度过。
     
    2011年清明节期间的4月5日,贵州20多位人权研讨会成员原定于当日前往贵阳当地凤凰山扫墓,祭奠贵州文革期间因反对林彪、江青而被残杀的女英烈马锦珍,结果黄燕明、莫建刚等一度被警方带走,陈西、王藏等则被软禁在家,无法出门,其他研讨会成员均遭到控制,使整个祭扫活动无法进行。
     
    再如,2011年底贵阳人大代表换届选举。当年的10月5日,贵州人权研讨会发起参选活动,提出通过选票走宪政民主政治的道路,用选票改变中国的一党政治口号,当天推举了陈西、李任科、吴玉琴、徐国庆四人,成为参选当地人大代表的独立候选人。随后他们就不断遭到当地国保骚扰,多次被无端传唤。他们想上街宣传时就被控制,陈西到社区选举中心拷贝选举材料,被警方阻扰、跟踪并抄家。到当年11月6日上午10点发起竞选宣传活动前,结果研讨会4名成员全部被国保拘押,而其他贵阳研讨会成员均被软禁控制。当年12月10日世界人权日前夕,贵州当局公然宣布贵州人权研讨会属非法组织,并对所有成员给予拘押控制。后来在将研讨会成员带走关押到当年12月底陈西被判刑后才陆续释放回家。
     
    又如,2012年中共十八大前,贵州人权研讨会成员从当年7月后全部遭到控制,大多数人被强迫带离家中,前往外地“旅游”,或长期软禁于贵阳之外的一些山庄中,个别没有被带走的如曾宁经常被国保叫走传唤,要求他在十八大期间不许接受外媒采访,不许写文章,不许给警察们添“麻烦”,被叫去往往是早晨起床就叫走,晚上10点左右才放回来;糜崇标先生9月前家中每天24小时有两个人严密监视,家外面有七八个人24小时对他实施监控,除了糜崇标的夫人能偶尔出去买菜以外,一家人根本没有机会离开家门,他们的家已经成为了监狱。而到9月后糜崇标夫妇更是被强行带走,直到十八大结束后才放回。
     
    对于贵州人权研讨会成员的严酷打压情况,我们还从下面一些主要成员近年来遭受侵权的部分个案事实中可见一斑。
     
    陈西
     
    本名陈友才,男,汉族,祖籍广西玉林人,1954年2月29日生于贵州省贵阳市。1970年6月毕业于贵阳师范学校初中部,后自学外语,获大专文凭。1983年进入贵阳金筑大学政保处工作,后参与组织贵阳各大学沙龙联谊会,并被选为第一任会长。
     
    1989年春夏反腐爱国民主运动期间,他因积极参与并成立“爱国民主联合会”而被判刑3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出狱后,1995年5月因组织“中国民主党贵州分部”,致力推进中国民主建设,要求平反“6.4”,于 1996年3月被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以“组织、领导反革命集团罪”判刑10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2005年刑满出狱后筹备组织了贵州人权研讨会。不断开展人权知识宣传普及,关注支持贵州各地弱势群体维权,为落实《宪法》赋予公民的基本权利而鼓与呼。2011年正值中国五年一届的县乡两级人大代表换届选举,陈西公开宣布独立参选当地人大代表,结果于10月被软禁、抄家,11月29日被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逮捕。12月26日上午,贵州省贵阳市中级法院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陈西有期徒刑10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现被关押于贵州兴义监狱中,受到多种侵犯服刑人员权利的虐待(详情见前面)。2013年元月16日,陈西母亲去世,作为独子的陈西虽被允许回贵阳向母亲最后
    告别,但来回四百多公里山路,陈西被戴着沉重的脚镣手铐,以致陈西下车时都无法行走。现在陈西的夫人每月在贵阳国保的车送下前往会见一次,一到敏感日期,陈西夫人也受到监控、软禁,不许她与贵阳朋友联系。
     
    据悉,在监狱陈西多次被关入单人小号中。而平日监狱管理方刻意安排了8名完全没有文化、素质极差的刑事犯负责看管他,使陈西根本无法与他们沟通,因此经常受到人格尊严上的伤害。陈西所在监室冬天温度为零下,因为陈西所处的监室远离食堂,当饭菜拿到监室时,已经冷了,所以每天只能吃冷菜冷饭,而监狱中每月的伙食标准只能一百多元,外面无法买东西送进去,所以营养严重不足。同时,冬天还用不上热水,陈西自入狱3年多以来,每到冬季手脚都出现冻疮。监狱里的衣物、被子很薄,不足以御寒,家人多次送衣送被都遭到拒绝。每个月,陈西的妻子张群选在警察的严密监控之中,前往离贵阳市四百多公里的兴义市贵州监狱探监,2014年的12月26日陈太太探视陈西时,发现陈西已廋弱得不成样子,看上去体重不到110斤,整个人已经脱形。据陈西说自己长期拉稀,无法得到治疗。陈西主动提出希望能得到保外就医,但监狱方不作任何回应,使陈西心身倍受摧残,病情极度恶化。据最近的2015年4月14日,陈西太太前去会见情况看,陈西拉稀仍然没有治愈,在监狱营养不足情况下,陈西仍保持从年青就养成的锻炼习惯,以致监狱方都担心他锻炼中发生安全问题而希望家属劝陈西不做那些如倒立等危险性锻炼动作,陈西也因身体情况而不得不考虑改变锻炼形式了。
     
    糜崇标(亦称糜崇彪)
     
    糜崇标,现年76岁,李克珍,66岁,俩老口是中国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改茶路71号公民。
     
    从2007年开始,糜崇标在贵阳市创办“人权厨窗”、宣传《世界人权宣言》、被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派出所各级公安、国保抓押、监禁、被旅游、被住宾馆等数百次,加起来超过50多个月,糜崇标老人还罹患癌症和糖尿病, 在这种情况,仍长期遭到当局迫害。
     
    2012年5月26日糜崇标“组织”纪念六四,要求释放陈西活动后,一直处于被严密监视状态,无法与任何人联系,他的亲人也被严密监控起来。5月30日下午5点多钟,贵州省国保、贵阳市国保、市公安近100名工作人员在没有出示任何书面手续的情况下开始对糜崇彪实施抄家。大概有30人先是闯入糜老先生家中,外面有近70多余警察把守。然后6、7个彪形大汉一起将70多岁糜老先生的双手紧扭,糜老先生被几双强有力大手掐的顿时胳膊好多部位青紫和伴有淤血,因实在无法忍受如此疼痛糜崇彪央求警察自己走,但是警察根本不理会,硬是连托带架将糜崇彪拖至300米之外的警车上,随后糜崇彪被警察带到云岩区公安局审讯。
     
    在审讯期间,警察将糜老先生的双手扣在椅子上开始轮流审讯,审讯一直持续到次日下午5点。在25个小时的审讯过程中,警察不准糜老先生休息,也不准吃饭。因不堪折磨,糜老先生几次晕厥过去,但是最终警察还是再次将糜老先生揪起来,重新开始审问。
     
    在审讯25小时之后,警察又将糜老先生送到贵阳市公安医院,该医院的工作人员对糜崇彪说:“你是专政对象,你必须老老实实配合我们给你的治疗。”糜崇彪告之医生自己有严重的糖尿病,每天都要打两针胰岛素,还有膀胱癌,随后反问医生如何治疗,但医生并未回应,连续三天,糜崇彪都在打吊针,据糜老先生观察判断医生用的那些药可能都是治疗神经病的,最后糜老先生调侃道可能是遗传基因较好,自己身体没受多大影响。
     
    6月2日,警察害怕糜崇彪的两个儿子向媒体揭露此事,为了封口,30多名警察又将糜崇彪夫妇和两个儿子押送到离贵阳比较偏远的山区某个养鸡场继续关押。据糜崇彪描述,在此期间,有个皮肤黝黑姓张的男子,平时一句话也不说,非常严密监视着他的一举一动,糜崇彪根据此人的种种行为特征猜测,他极有可能是个枪手,如果他一旦发现自己有逃跑的举动,可能对方就会开枪。
     
    6月9日,警察以找糜崇彪父亲照片为由,从贵阳出发开始在湖南怀化、长沙等地来回转悠。直到6月21日, 糜崇彪一家才被送回贵阳,但是他们并没有回家,而是又被当局继续软禁在贵阳金怡大酒店。糜崇彪的妻子感受着家人的遭遇,想着有家不能回的境遇,开始绝望和无助的整日以泪洗面,最终导致罹患眼炎,后被警察送往到贵阳市中医院治疗。由于糜老先生长期吃地沟油所做的饭菜,导致营养不良,肛门喷血,随后也被警察送往中医院救治。
     
    6月29日, 糜崇彪在治疗期间,曾有名患者问糜先生犯了何罪被那么多人监视,糜老先生向此病患者道明原由,结果遭到龙冰明(音)的警察严厉指责,糜崇彪开始以理据争,没想到该警察竟对糜老先生拳脚相加大打出手,最后该警察搬起椅子向糜老先生头部砸去,致使糜老先生鼻梁被打断,脑部被打成脑震荡昏倒在地。后来此人回去向 局长汇报糜老先生思想反动、反对党,结果该局长不仅没有对此事做任何处理,反而嘉奖这个警察。
     
    7月8日,糜崇彪一家获释。糜崇彪夫妇和儿子一起回到家中,而眼前的景象令糜崇彪很气愤,家里已被警察翻得一片狼藉。据邻居向他反映,警察曾先后四次对他的家中查抄。糜老先生发现,警察抄走了家中两台电脑,四部手机、录音笔、录像机、液晶电视一台、收走下载资料118份、刻录六四光盘460份,新光盘100张,两幅世界人权宣言、两幅纪念孙中山辛亥革命横幅、两份给联合国的控告书,4个U盘、糜崇彪父亲的遗像和遗书均被抄走,不仅如此,警察还拿走了糜崇彪家中8050元的现金。后来警察还了一台电脑,但是电脑中所有资料都被删除,包括糜先生唯一一张电脑保留父亲的照片也被删除,其它物品和现金一直未还。
     
    获释后,糜崇彪夫妇和两个儿子仍受到当局的严密监视,每天有20多个警察24小时在糜崇彪的门外和房屋的周围轮流监视,糜老先生的妻子出去买菜也会被警察尾随跟踪。糜崇彪曾几次出门散步但都被警察堵了回去。而糜老先生家中的座机也形同摆设无法拨出和打进。
     
    7月15日,一位自称是政法委的警察(警号为7027的)到糜崇彪家里,口头告知上面决定对他实施监视居住半年,但并没有出示有关书面通知书和有关法律依据。后到9月初,糜崇标夫妇再次被警方带走,直到18大后才放回。
     
    2013年6月15日糜崇标在网上发表了《第二次递交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控告》,当月19日家里住进了十几个警察、保安,他们24小时轮班看守糜先生,不准许老两口出门一步,连睡觉、上厕所都不许关门。因糜崇标的糖尿病不能同吃大锅饭,老伴李克珍想去街上买点蔬菜、植物食用油,被市国保李牧警官抓着暴打,手腕差点被扭断,押回住处,不准去医院治疗,浮肿两月还在疼痛。俩老被画地为牢,软禁在家不准出门一步, 非法限制俩老的人身自由,并且还让其老伴李克珍给十几个公安、保安做每天四餐伙食,当奴隶用。如不顺从,公安就唆使十几岁的古惑仔进家耍流氓威胁说:“看守你们的都是从保安队请来的临时工,随时可以黑打你们一顿走人”等等,大耍流氓黑社会。9月份后,糜崇标、李克珍被当地市、区国保从规定居住的新添寨家带离后失踪,亲属和朋友都不知其下落。家属曾找到区、市公安、政府部门,均得不到任何解释和法律文书,不告知亲属任何俩老情况。
     
    在撰写本次报告时,我们终于获得了糜崇标先生的最新情况。2013年9月,76岁的糜崇标先生与夫人被警方强迫带离家中,不知去向。直到2014年下半年,他的家人才得知糜崇标被关押于贵阳郊区的城乡接合部的一个小区中,他们夫妇被警方派人日夜看守。贵阳警方从去年底开始,每月才允许糜崇标的儿子前往与父母见面两次,在一块吃一顿饭。今年春节前(2月份)一个青年看守还将糜崇标殴打致伤,头部被打伤流血,后经过近一个月治疗才得恢复。警方为不让外界知道,特意有一个月不许糜的家人前去探望。后来糜的亲人前去见面时,因为看守在场而无法详谈殴打及囚禁中受虐的诸种情况。糜崇标身患糖尿病、癌症等多种疾病,年岁已高,居然如此长时间遭到类同于监狱般的囚禁,还出现被殴打等严重侵害人权的状况,从中见证出贵州人权的严酷现实。
     
     
    吴玉琴、廖双元夫妇
     
    2012年7月7日,他们夫妇两人被辖区市西路派出所警察带离家中,先是在度假村被软禁一周,随后被带往贵州西南一带旅游,一周后又返回度假村,直到8月17日,在被软禁41天后才被送回家中。廖双元、吴玉琴夫妇8月17日回到家中,发现网络无法正常连接,直到22日才恢复正常。而他们的手机,仍被人为限制,即使用自家的座机都无法打通。
     
    2013年2月5日是中国传统佳节春节中的大年初五,贵州人权捍卫者廖双元起床后与亲戚、同学打电话问候新年好!谁知一会儿有电话打入:13555176822,一接电话,此人自称是国安的张(音)科长,在电话里强硬地对廖双元说:“警告你不要乱打电话,是因为过节才让你用电话的,你这几天打了很多的电话,你现在家里打电话,我们都知道的。”廖双元愤怒得与之谴责:“问是谁给他如此大的权利,为什么要剥夺我的通讯自由?除了24小时的监控外,连打电话你们都不准!”对方随即挂机,反打3次不接。
     
    2013年4月27日凌晨,吴玉琴的母亲因病去世,贵阳一批民主维权人士遭到当局严密控制,不许前往悼念和帮忙。老人去世前吴玉琴与廖双元处于严密监控之下,多次被贵阳警方带到外地软禁,老人深受干扰。
     
     
    李任科
     
    2013年4月27日早上,贵阳民主维权人士李任科先生家中突然冲入几名不明身份人士,进门后二话不说就将李任科的网线切断。李任科要他们出示身份,但遭到拒绝。随后李任科拨打110报警。警察虽然赶到李任科家中,但随之将李任科带到当地派出所笔录。李任科一再追问那些不明身份者究竟是什么部门?但警方拒绝回答。直到当天下午2点多钟,李任科才从派出所中出来,但被警方严密监控。据推测,原因可能是吴玉琴的母亲去世,警方阻止研讨会成员互相联系,更不许他们前往悼念。
     
    2014年,在“六四”25周年之际,5月20日,李任科先生被贵州国保从家中带离到百花湖度假山庄中软禁21天,才被送回家。
     
     
    卢勇祥
     
    2012年9月糖尿病已极为严重,有多个并发症,在住院一个多月后但由于经济问题无法继续住院,只得出院回家,回家后被当地警方安排人二十四小时监控,无法上网,也无法电话与他人联系,他原来的号码打过去提示已经停机。卢勇祥先生在生病期间,贵阳当局迫使他原来的女友与他分手,贵州人权多名成员试图去探望他,都被阻止,无法获得他的准确消息。
     
     
    黄燕明
     
    2012年5月31日下午被辖区威清派出所警察强制带走,囚禁在贵州省高级法院大院内的宾馆,由4人24小时轮流看守,实质上是被关进了黑监狱中,至6月8号晚回家,期间他无法与亲友取得任何联系,家人也无法获知他被关押何处。回家后发现电话及网络都不能正常使用,家门口仍有警察24小时值守,警方明确告知他:监控会一直延续到中共18大之后。
     
     
    雍志民
     
    2012年06月01日上午,雍志民被警察带走,下午警察到雍志民家中抄家,收走了雍志民家里的电脑。据雍志民的妻子说:雍志民这次被带走和抄家,主要与他那天拍摄发生在人民广场的纪念“六四”活动的视频和图片有关,当局怀疑是他将图片和视频传到网上去的。
     
    三、贵州人权研讨会的活动情况
     
    贵州一批人权捍卫者遭到如此人身自由限制及判刑入狱等基本人权的侵害,并不是他们违反了国家什么法律,而仅仅是因为他们践行了宪法赋予公民的权利。对此我们只要看看多年来贵州这批人权捍卫者的活动情况,便清楚其中原委。
     
    贵州虽在云贵高原,属于中国西南边陲,但思想文化却常领时代之先,远者不说,近者在文革后期,北京出现西单民主墙时期,贵州就出现“启蒙社”等多种文学思想性社团,广泛传播民主、法制与人权思想。后来到1989年,以陈西为代表的一批人士起来积极投身反腐爱国运动,后被判刑入狱。陈西出来后,又组织了中国民主党贵州分部,因此一批人再度被判刑,其中陈西被判刑10年。到2005年陈西再次出狱,于同年底召集成立了贵州人权研讨会。我们从贵州人权研讨会成立后的活动情况及其遭遇,可以管窥中国近十年来公民社会成长与当局打压人权的状况。
     
    贵州人权研讨会成立于2005年12月10日。诚如研讨会文告所言:“她的成立是为公民应当拥有的权利而成立,是为每一个人能拥有人的人权而成立!”
     
    研讨会的主要成员:陈西、吴玉琴、莫建刚、廖双元、黄燕明、方家华、卢勇祥、曾宁、李任科、马玲丽、张明珍、糜崇标、朱正元、全林志、杜和平、雍志明、申有连、李元龙、张重发、吴郁、陈德富、葛实如、李果、田祖湘、徐国庆……等等
     
    贵州人权研讨会自成立以来,主要开展如下一系列活动:
     
    一、开展由不定期到定期的交流、研讨、宣传、普及人权与法律知识。成立之初,贵州人权研讨成员不定期地在个别成员家中以座谈形式交流,后来渐渐形成了固定的每星期五下午2点半至5点在河浜公园市老干活动中心小花园的走廊中聚会,共同探讨有关维护公民自身权利的问题。再后来,逐渐向民间发展,以为民间维权为主旨,义务给民众提供法律咨询与人权知识普及,而每周六和周日贵州人权研讨会在黔灵公园门口和朝阳桥民权广场举办“民权厨窗”。
     
    二、选择一些节日开展人权与普法的宣传和纪念活动。如每年3月两会期间,开展向人大代表进言、上书,呼吁政治改革与关注民生;4月清明,举行纪念先烈,追求民主宪政活动;5月的“五四”青年节研讨宣传五四的民主与科学精神;6月的“六四”前举行纪念反腐爱国运动活动;12月4日国家法制宣传日中,上街宣传法规,向民众普及法律知识,免费发给民众《宪法》,10日的世界人权日,上街向民众宣传普及人权知识,发给民众《世界人权宣言》与《国家人权行动计划》等等。
     
    三、支持公民依法维权,义务帮助权利受到侵害者诉讼,帮他们请律师,甚至研讨会成员为他们作义务公民代理。尤其在一些法律知识方面,研讨会利用自身与法律界人士联系广泛的优势,义务为上访维权者提供法律咨询,或组织进行个案研讨,从精神上支持鼓励权利受侵害者勇敢拿起法律武器来捍卫自己权利。
     
    四、关注各地人权受到侵害与公民起来维护权利的事件,及时将各种公权力违法侵权的事通过网络揭露出去。对一些重大的侵权事件及时以研讨会名义发出公开分析、谴责的声明。对一些典型的侵权事件,及时组织人前往调查、围观与声援。与全国维权运动遥相呼应。从而使贵阳成为了西南地区一个维权中心。
     
    五、与全国各地维权人士交流,贵州研讨会成员不定期利用走亲访友机会到全国各地与法律工作者、维权人士、学者们交流人权与法律方面的知识,同时,研讨会还邀请全国其他地区一些人权、法律工作者到贵州参加人权研讨会活动。
     
    六、响应政府落实法制的号召,为推进中国民主进程,陈西、李任科、吴玉琴、徐国庆等四人,成为2011年参选人大代表的独立候选人。研讨会多人努力投身于当地人大代表换届选举,以公民独立参选人报名参加选举活动,以促进《选举法》中有关条款得到落实,试图将竞选机制切实引入选举中。
     
    贵州人权研讨会成员的这些活动,完全是依法而行,是践行宪法赋予公民的权利,为国分忧,为民尽责。在如宣传普及人权与法制知识等许多方面还分担着政府的责任,帮助政府兑现在签署类似《人权宣言》等国际公约中所要求的向公民宣传教育的责任承诺,弥补着公职人员在宣传普及人权与法律知识上的不足甚至失职。所以,贵州人权研讨会的活动都是遵照现行法规而履行公民权利,是完全合法合理的。体现了现代公民对国家真诚的爱,对民族真诚的关心,对社会勇担责任。贵州人权研讨会所行,是真正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因此是这个时代弥足珍贵的“正能量”。
     
    四、打压贵州人权捍卫者严重违反国际公约与中国法规
     
    贵州当局如此长时间对人权研讨会成员进行持续性大规模的打压,严重违反中国《宪法》第三十三条“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第三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第四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违反《选举法》第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年满十八周岁的公民,不分民族、种族、性别、职业、家庭出身、宗教信仰、教育程度、财产状况和居住期限,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公然违反《世界人权宣言》序言“各会员国业已誓愿同联合国合作以促进对人权和基本自由的普遍尊重和遵行”,第三条“人人有权享有生命、自由和人身安全”,第十八条“人人有思想、良心和宗教自由的权利”,第十九条“人人有权享有主张和发表意见的自由;此项权利包括持有主张而不受干涉的自由,和通过任何媒介和不论国界寻求、接受和传递消息和思想的自由”。
     
    还违反中国政府签署通过的《人权捍卫者宣言》第一条“人人有权单独地和与他人一起在国家和国际各级促进、争取保护和实现人权和基本自由”,第二条“每个国家负有首要责任和义务保护、促进和实现一切人权和基本自由”,第五条“为了促进和保护人权和基本自由,人人有权单独地和与他人一起在国家一级和国际一级:(a)和平聚会或集会”,第六条“人人有权单独地和与他人一起:根据人权和其他适用的国际文书,自由向他人发表、传授或传播一切有关人权和基本自由的观点、资料和知识”,“人人有权单独地和与他人一起: 就所有人权和基本自由在法律和实践中是否得到遵守进行研究、讨论、形成并提出自己的见解,借此和通过其他适当手段,促请公众注意这些问题”,“人人有权单独地和与他人一起发展和讨论新的人权思想和原则,有权鼓吹这些思想和原则”,“人人有权单独地和与他人一起参加反对侵犯人权和基本自由的和平活动。国家应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确保主管当局保护每一个人,无论单独地或与他人一起,不因其合法行使本宣言中所指权利而遭受任何暴力、威胁、报复、事实上或法律上的恶意歧视、压力或任何其他任意行为的侵犯”。
     
    同时也与中国政府自身制订的《国家人权行动计划》相违背,与中央一再宣称的“依法治国”、“构建和谐社会”的政策相背离。尤其,公然践踏新的中国执政当局上台后公开向世界作出要“依宪执政”、“促进宪法实施”、“保障公民人权”的承诺,公然无视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专门研究作出的依法治国的决定。
     
    五、针对贵州人权捍卫者被违法侵害情况,我们郑重呼吁
     
    1、对陈西及其中国类似的因言治罪案启动违宪审查,重新甄别历年来各种被控“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的案子,对那些违宪侵权的判例予以公开平反昭雪;
     
    2、立刻解除违法限制贵州人权捍卫者人身自由的一切行径,还所有贵州人权捍卫者以正常公民的生活,切实落实“依法治国”、“依宪执政”;
     
    3、鼓励、支持贵州人权研讨会多年为普及人权与法律知识所作的努力,营造社会正能量成长壮大的空间。
     
    民生观察工作室
    2015-4-16


     

  • 辽宁大连访民王淑娟天安门上访遭刑拘

    民生观察工作室2015-4-16消息:辽宁大连普兰店市访民王淑娟,2015年4月9日到天安门上访被地方政府接回后,于4月11日下午3时,普兰店市公安局以涉嫌寻衅滋事罪把她刑事拘留。今天上午,她寻衅滋事案的代理律师李威达会见了她,由于王淑娟的身体原因,李
    威达律师向普兰店市公安局递交了取保候审申请书。
     
    王淑娟的儿子邹德富说,他母亲被刑拘后,他问过办案民警,他的母亲犯了什么法要刑拘她,办案民警称,上边有规定,到天安门上访两次就可以刑拘,他母亲已经去过两次了。今天,李威达律师要求警方说明刑拘王淑娟的理由和罪证时,办案民警只说是,正在取证阶段,不便透漏。
     
    据了解,2013年12月19日,王淑娟5个月大的孙子在注射百白破疫苗,服用脊髓灰质炎糖丸后,导致心脏功能衰竭,经抢救无效死亡。但大连疾病控制中心却不认可司法鉴定结果,为了推卸责任,自行诊断为:偶合症。
     
    王淑娟一家人认为,孩子从出生到注射疫苗身体都是健康的,无任何疾病。注射疫苗后孩子才有了不良反映,最终导致孩子死亡,大连市疾控中心难逃其责。在大连疾病控制中心百般抵赖之后,王淑娟开始上访,没想到因此获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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