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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数量增加治疗费昂贵 重性精神病患者救治难题待解

    3月17日晚,柳州市城站路红光新苑小区发生一起人伦惨案,一名患有精神疾病的中年妇女在家中将老母砍死(详见3月18日今报6版)。3月18日下午,平果县果化镇永定村发生持刀砍人事件,造成3死2伤,凶手疑有精神问题。重性精神障碍患者犹如一枚“炸弹”,一旦“引爆”,首先伤及的可能是与他们朝夕相处的家人。
     截至3月1日,全广西系统在册的重性精神疾病患者为143355人,每月新增加报告人数2000-3000人。重性精神病患者除了带来人身安全问题外,还带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这该如何破解?
    现状:精神病患者拖累家庭
    重性精神障碍患者存在着暴力倾向明显、伤害对象不特定、病发时间不固定、作案地点不确定、身强力壮不易控制等问题,令家人们备感痛苦。在柳州,很多精神病患者由于家庭经济条件有限,家属没有办法将其送医治疗,只能将其关在屋内,或者抛弃。
    鹿寨镇思贤村岭背屯韦荣祥家是一个特殊的家庭,其妻子和女儿不同程度患有精神方面的疾病,其中女儿阿林更是患有重度精神病。喝农药、打人、拍车、砸别人家门……这几年,阿林屡屡“犯事”,更会作出各种暴力举动。今年春节前一天,阿林拿起菜刀向父母身上砍去,幸好被及时拦住,没有酿成悲剧。
    韦荣祥妻女两人患病,让这个家庭变得脆弱不堪,两个儿子因为无法忍受,4年前不顾而去。现在家里仅有韦荣祥一个劳动力,而他已经年过六旬,没有办法做更多体力活,收入非常微薄。
         除了经济上的贫困外,更让韦荣祥心酸的是,因为妻女犯病而受尽白眼和冷落,但他对此无可奈何,“我老了,没钱给女儿治病,老伴也时不时生病,我没有办法把她们管好”。
    韦荣祥的遭遇是悲剧,不过令人欣喜的是,他得到不少好心人的帮助。房屋得到翻修,女儿被送到医院看病。在爱心的帮助下,一家人的生活正在改善。
    不过家住柳江县三都镇乡下的阿欢却没那么幸运,因为精神病的折磨,目前仍处于疯疯癫癫状态,家里无力承担一个月近4000元的住院治疗费用。阿欢的哥哥说,阿欢今年30岁,患重性精神病多年,一直以来没有人愿意嫁给他。由于父母早逝,平常就由自己来照顾。
        “阿欢由于患病,丧失了劳动能力,没有任何收入,我们在农村也没有办法负担高额的医疗费。”阿欢的哥哥说,重性精神病人具有医治周期长、易反复、费用大等特点,家庭往往无法承担,所以阿欢患病很久,都没有进行规范治疗。
    记者在走访中发现,如今有精神病患者的家庭绝大多数经济不宽裕,尤其在农村,家庭因病致贫、返贫的情况比比皆是。
     困局:重性精神病治疗昂贵
     记者从广西脑科医院精神疾病防治办公室了解到,截止到今年3月1日,全广西系统在册的重性精神疾病患者为143355人,每月新增加报告人数2000-3000人。每月随访发现的有轻度滋事或肇事肇祸等暴力倾向的病患100例左右。
          广西脑科医院院长陈强介绍,精神性疾病分为10个大类,共400多种,其中精神分裂症、分裂情感性精神障碍、双相障碍、癫痫所致精神障碍、精神发育迟滞伴发精神障碍、偏执性精神障碍等6种为重性精神疾病。大部分的精神性疾病原因不明,且无法彻底治愈,只能是对症治疗,并长期服药,以缓解和控制症状。
     大量的精神病患者衍生出大量的精神病家庭。而重性精神疾病治疗周期长、医疗费用高、复发率高等特点,家庭因病致贫的现象较为严重。据统计,广西在册患者贫困率达56.28%,而一个重性精神病患者平均每月的住院费治疗费就达4000元左右,贫困家庭根本无力承担,那么昂贵的医疗费用又该如何支付呢?
         据了解,重性精神疾病患者的医疗费用是以医保、农合和自费为主,在这之外,符合条件人员可申请补助。“主要是有三种补助,一是国家的贫困精神病医疗救助项目,再有就是残联和民政的补助。”广西脑科医院精神疾病防治办公室(以下简称精防办)工作人员岳仕娇介绍,相关的补助均是针对贫困人员,残联和民政部门以定点医院补助的方式开展,国家补助则分布各县各城区,今年广西获得国家的贫困精神病医疗救助项目拨款是2100万元。
    目前在柳州只有国家的贫困精神病医疗救助项目和残联方面有重性精神病方面的救助项目,不过由于项目金额小,每年能帮助到的重性精神病患者的数量非常有限,相对于数量较为庞大的重性精神病群体,救助犹如杯水车薪。而且因为城乡差异,每个县区帮扶标准并不一样。
        在柳南区,属于低保和贫困的重性精神病患者可以到残联申请帮扶,申请免费吃药以及住院费用减免项目,吃药的标准为300元/人/年,住院减免标准为2000元/人/年。同时,属于低保和贫困的重性精神病患者还可以申请相应的特困生活补贴。
    在柳江县,也有相应的重性精神病患者减免项目。不过相对于柳南区,柳江县的重性精神病患者可凭低保、新农合等到残联申请,办理免费服药或免费住院手续,患者在住院期间一切费用全免。此外,也可以领取相应的生活补贴。
    虽然残联方面推出了相应的救助项目,惠及不少精神病患者。不过,由于资金有限,能帮助到的精神病患者也非常有限,去年柳南区共为29名重性精神病患者实行了住院减免,为266名重性精神病患者实行了免费服药项目。而在柳江县去年也只能帮助几十个一二级的精神病患者减免住院费用。而这两个县区重性精神病患者数量就达几千人。
        难题:强制医疗解除后由谁接收
    这几年,广西精神病患者伤人案件呈上升趋势,其中更有重性精神病患者犯病将人杀害的案件,给社会带来极大的隐患。法律规定,重性精神病患者犯病期间,犯事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构成违法或者犯罪的不承担任何刑事责任,不过需要进行强制医疗。尽管重性精神疾患家属们有关“强制医疗”的意愿强烈,但在目前,强制医疗程序该如何执行,公检法等部门都面临着不少的难题。
    2013年新的《刑事诉讼法》施行,增设强制医疗程序的相关规定。新法施行后,柳州首例强制医疗案由柳江县人民法院作出决定。
     2013年7月7日,覃某在柳江县洛满镇某出租屋内,手持镰刀将自己的母亲蓝某砍伤。后覃某又在出租房前,用镰刀将被害人胡某砍伤,两人均因伤势过重不幸殒命。经南宁市第五人民医院司法鉴定所鉴定,覃某患有分裂样精神病,作案时处于发病期,作案时无刑事责任能力。柳江县人民法院认为,覃某实施故意杀人行为,严重危害公民人身安全,经法定程序鉴定为依法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且有继续危害社会的可能,依法予以强制医疗。
       “他的监护人不愿意接收,我们也找不到人,只好继续留他在医院,到现在也没有解除强制医疗。”柳江县人民法院法官杨修海是覃某强制医疗案的主审法官,他告诉记者,对于实施暴力行为危害公共安全或者严重危害公民人身安全,经法定程序鉴定依法不负刑事责任,有继续危害社会可能的精神病人,可以予以强制医疗。在治疗效果好转后,由监护人申请或是收治医院建议,并出具治疗评估报告后,由作出强制医疗判决的法院作出解除决定。强制医疗解除后有监护人的由监护人监护,并继续康复治疗。
         覃某的强制医疗由公安机关执行,并将其送往广西脑科医院精神科治疗。2015年初,覃某病情有所好转,收治医院建议可对其解除强制医疗,但是却遇到了无人接收的难题。“强制医疗进入司法程序是一种进步,但是强制医疗解除后,无监护人或监护人不接收,由谁监护并进行继续治疗成了问题。”杨修海说。
        记者从广西脑科医院精神科了解到,今年1月28日,在进行一年多的药物治疗和心理治疗后,覃某大部分症状已经消除,自制力恢复,病情明显好转,但是由于家属不愿意接收和医疗费用较难落实等问题,出院后转到别的医院精神科继续治疗。
          呼吁:政府来为强制医疗费用买单
     精神病人一般无经济收入来源,由精神病人及其家庭承担治疗费用并不现实。若相关经费全部由各地政府自行解决,对地方政府来讲无疑是一种负担,导致个别地方无力或不愿开展相关工作。
     目前,在重性精神疾病患者管理上,相关信息都会被录入国家重性精神疾病数据收集系统。社区会与监护人签署知情同意书,如果监护人同意,会对患者进行社区网格管理,由社区公共卫生医生对病人进行管理、病情随访并定期进行基础健康体检。此外,从今年1月份开始,除了6种重性精神疾病以外的,具有伤害、攻击行为或是危险倾向的精神疾病患者,确诊后需做发病报告,并进行强制的社区网格管理。
    不过,除了管理外,更令人担忧的是费用。“每月用药少则几百元,多则几千元,医治周期较长,一般需要连续用药几年,甚至一生。财政并未设立强制医疗专项救助资金,用药、看护产生的巨额费用一直悬而未决。”对于精神病患者病情易复发、治疗周期长、费用高等问题,精神病医护人员表示,如果医疗费用无法解决,对于贫困的精神病患者将会形成恶性循环。
        专家建议,重性精神病强制医疗经费由国家统筹安排,一是建立专项救助资金,国家建立强制医疗专项救助资金,实行专项管理,可以结合公益捐款或社会保险形式统筹资金;二是医疗保险作为补充,对于已参加医疗保险或者农村合作医疗的强制医疗精神病人的医疗费用,按照有关规定由医保支付。不足部分或未参加医疗保险的,从强制医疗专项救助资金支出。
    (来源:新华网http://www.gx.xinhuanet.com/newscenter/2015-03/22/c_1114720101_2.html2015-03-22 11:1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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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临沂精神病患者估计10万人 多数贫困救助需合力

    临沂市残疾人联合会的一项统计显示,2014年底,全市持二代《残疾人证》的精神残疾人(精神病患者)数在13600人左右。但实际的精神病患者,不止这些,很多散居在各地的精神病患者,并没有登记在册。根据相关部门的估计,全市重性精神病患者达10万人左右。
    精神病人是一群特殊的群体,因精神病发作,而对社会造成危害的病例屡见不鲜。而对于精神病患者来说,得不到及时的治疗,更是苦不堪言,成为家庭不幸。
    精神病患者无法得到及时救治,会成为较严重的社会问题。专家及市民呼吁,救助贫困精神病患者,还需要家庭、社会、政府多方合力,未来政府应该承担兜底责任,为精神病患者提供必要的医疗康复乃至生活照料服务。
    治愈率低、费用高精神病患者多成家庭负担
        据相关部门的估计,全市重性精神病患者达10万人左右。在这10万人中,还有多数患者有暴力倾向,有些精神病患者甚至出现过杀人等恶性事件。但他们中,能得到及时治疗的人却是少数。
    近年来,政府部门也在关注这一群体,精神疾病纳入了医保报销范围,患者的大部分费用都能报销,但对于小部分贫困家庭来说,自己承担的那部分医疗费用仍旧拿不出来。
    自身因为得病失去劳动能力,而家人却还要为治病花钱,精神病患者往往会成为家庭中的一个沉重负担。更让人不安地是,有不少家庭因为贫困等原因,无法给精神病人治疗,只能将患者关在家中。
    2012年,本报曾报道《被打11年老母铁链锁病儿》:兰山区李官镇的陈王氏,在被精神失常的儿子折磨了11年后,用铁链将儿子锁了起来,控制在西屋的小床上,并用一组破旧的橱柜隔开,年过七旬的老母亲就隔着橱柜给儿子盛饭。相隔一橱柜,望儿两行泪,精神病患者亲人的无奈,让人倍感心酸。
    救助重性精神病人还需要政府挑大头
    “精神病人及其家庭救助,需要社会合力,更需要政府挑大头。”临沂大学社会学教授王维义说,精神病患者的治疗往往需要巨额的费用,一般家庭很难负担长期治疗和监护一个重性精神病人的费用。
    王维义说,像恩贤这样的家庭,情况更特殊,恩贤的爸爸患有精神病,几乎丧失劳动能力,靠低保过日子,恩贤父亲的治疗费用以及恩贤上学和生活的费用,是一笔不小的开支。
    “社会公益组织对困难家庭的帮助,只是暂时的。”王维义说,民政、教育、医疗等相关部门,应该通过正常渠道,对其一家给予适当救助,或减免一些费用,这样对于恩贤这类的家庭,可以起到兜底作用,保障其基本生活。
    市民张先生26日致电本报说,救助贫困的精神病患者,政府需建立一个康复体系,让重性精神病患者在享受医疗保险补偿的基础上,可再适当获得额外的医疗救助。康复后可以通过日间照料站、康复站等,把精神病患者管理起来。
    相关链接
    市残联两种方式救助精神病患者
    “临沂市贫困精神病患者康复救助项目,主要对一些住院的少数贫困精神病患者进行资助,根本还得靠医疗保险来解决问题。”临沂市残疾人联合会康复部部长狄焕勇说。
    据了解,临沂市贫困精神病患者康复救助项目,每年为140名患者提供一次性住院医疗救助。救助标准为每人每次4000元,住院周期为3个月。
    另外一种方式是,为680名贫困精神病患者连续5年提供门诊服药补贴,救助标准为700元/人/年,其中基本检查和服用基本治疗药品的补贴650元,病人筛查、输送及下乡送药交通费、业务培训、“医疗救助卡”印制等补贴50元。
    他山之石:
    精神康复农场让人有新认识
    广东等省市开始出现专门为精神病康复者提供服务的康复农场,“医院——家庭”这种单一的精神康复模式正在突破。
    据《广州日报》2010年报道,2005年成立的广州市康宁农场,是国内首家不依托于医院的康复培训基地,是专门为精神康复者在康复过渡期提供生活照顾、生活与劳动技能训练的康复机构。
    农场优美的绿化环境、宽敞的活动空间、干净整洁的住宿、多样化的培训内容以及完善的资源配置让众人对精神康复基地有了新的认识。
    康宁农场招收对象的条件为,广州市户口,年龄18~45岁,有合法监护人,通过评估具有自我照顾能力、病情相对稳定、本人自愿参加农场康复训练的精神病康复者。
    康宁农场的模式也为解决多年来大量精神病人在社会上的康复和出路问题提供了完美的解决方案。
    据报道,康宁农场为广州市残联直属事业单位,由政府统一拨款,康复者培训津贴从最初的月均50元/人提至月均90元/人。
    (来源:大众网http://www.dzwww.com/shandong/sdnews/201503/t20150327_12118133.html2015-03-27 10:1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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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两会专访]郭淑芹:建立精神病患者筛查防控机制

    近年来精神病患者杀人伤人事件时有发生,带给人们的痛苦与恐惶可谓深刻。3月8日,全国人大代表、保定市第一中心医院院长郭淑芹接受记者采访时呼吁,建立精神病患者筛查与防控机制,及时掌握患者病情变化动态,逐步建立综合预防和控制精神病患者危险行为的长效机制。
    “一些特殊的患者人群像‘定时炸弹’一样隐蔽在我们身边,而中国公众对精神疾病的知晓率不足5成,病患就诊率更低。”郭淑芹说,我国各类精神疾病患者人数在1亿人以上,其中重性精神病患人数已超过1600万。目前政府对“精神卫生”投入不足,仅有1%,有限的投入需要负担起占所有疾病20%的精神类疾病,这就导致我国目前仍有70%左右的精神病患者没有接受有效治疗。
    郭淑芹说,精神病发病和管理的现状概括起来为“四高”“四低”。“四高”即精神病发病率高、致残率高、未治率高和疾病家庭负担高;“四低”即知晓率低、就诊率低、财政投入低和社会关注度低。
    为此,郭淑芹建议各级政府应将精神卫生工作经费列入本级财政预算,保障城市社区、农村基层精神卫生工作所需经费;加大贫困精神病患者救助力度,对家庭没有能力完成重症期住院治疗和出院后康复治疗的,由国家和地方政府全部承担治疗费用,确保精神障碍患者不因贫困得不到救治,确保肇事肇祸等严重精神障碍患者不因疏于管理而伤害自身或者危害社会及他人。
    郭淑芹还呼吁把建设精神病医院作为更重要的公共卫生事业给予政策倾斜,加强对精神卫生工作人员职业保护,提高其待遇水平;县级医院应设心理门诊,进行精神病和心理障碍患者筛查分类管控,确保肇事肇祸病患不脱管、不失控。
    (来源:凤凰网http://news.ifeng.com/a/20150308/43296058_0.shtml2015年03月08日 2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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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5.5万精神障碍患者建起健康档案

    26日,中央综治办召开全国肇事肇祸等严重精神障碍患者救治救助工作视频会议。笔者从会上获悉,近年来,广州不断完善工作体系,创新康复模式,目前已为5.5万精神障碍患者建起健康档案,并探索出一套“精神疾病医院—社区一体化”的防治康复模式。
        对于精神障碍患者,广州按照“先救治后甄别”的原则开展救助,全市6个救助站与114号码百事通对接,加强对街头流浪精神障碍患者救助。市民政局精神病院开辟500张床位的流浪精神病人救治管理病区,近3年来共救助流浪精神障碍患者4078人次。
    这些精神障碍患者如何更好地治疗?笔者了解到,广州开辟并实施了一种“精神疾病医院—社区一体化”防治康复模式。全市12个区(县级市)都通过指定(或协议委托)一家精神科临床医疗机构承担本区精神疾病临床诊断治疗工作,各精神卫生专业医疗机构按照服务协议,定期派出精神专科医师到基层社区开展巡诊服务,对口帮扶与指导,建立双向转诊机制。与此同时,加强与民政部门协作,在160多个“家庭综合服务中心”,通过购买社工服务的形式,为精神障碍患者及其家属提供包括上门探访、家庭辅导、协助家庭处理危机事件、中途宿舍等服务。
    笔者从会上了解到,为了更好地强化医疗救治体系,完善医疗保障和救治救助政策,广州市专门制定了一系列措施:市民政局精神病院负责免费收治特困、低保救济、优扶对象,以及流浪乞讨精神障碍患者;市公安局、市强制医疗所免费收治肇事肇祸精神障碍患者;全市设17个精神科免费门诊为低保、低收入等困难群众提供免费抗精神病药物治疗;医保部门将精神分裂症等精神疾病列入了医保指定门诊慢性病病种;精神疾病医保参保人住院免付起付线。
    (来源:光明网http://difang.gmw.cn/newspaper/2015-03/27/content_105477889.html2015-03-27 0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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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信阳军区老红军房子被强拆十年 家人网上维权被逼删贴

    我叫王若松,是1937年参加革命的老同志,爱人詹以贵,是1930年参加革命的老红军。上世纪60年代初,向总后要求返乡安置休养,总后拨专款在信阳市给詹以贵盖了安置房。并委托信阳军分区干休所代管。(一直住在成功路39号),在信阳,我们全家受到了党、政、军等各界的关心与照顾,对此特表深深的谢意。
      然而,自2003年开春以来,我的生活环境出现了诸多的危险情况,直接威胁到我的生活和生命安全,现特向有关领导和职能部门,举报:最近,我家受到社会黑势力的袭击情况。
      信阳军区干休所擅自出卖住户房屋,引发的一系列事件。 从3月18日到6月26日,社会黑势力袭击我家门窗已有15次之多,其中切断电源已达5次,严重威胁我家人的生命安全。特别是,一群暴徒从两侧工地趴上我家房顶,用砖头、铁管门窗全砸破,房顶砸破多处,并把门上泼上橡胶水,故意纵火!撞开屋门扔进一瓶橡胶水,以示威胁。我对院内破损门窗和房顶以修善了5次,次次惨遭毒手,电视、冰箱、空调均受到严重损坏。
      6月26日凌晨2点10分左右,社会黑势力纵火烧门,幸亏被邻居发现,及时扑灭,幸免了大祸。门头上方有很多电线和电话线、高压线,离纵火现场,不到20米,就有一变压器,周围群众惊恐万分,对于暴徒的恐怖行为,周围群众极为痛恨,对于政府软腻行为,极为不满。一致表示强烈谴责社会黑势力,呼吁政府和法律部门,严惩犯罪!尤其在依法治国,大力开展坚持“三个代表”活动的今天,这种严重破坏社会制安,破坏安定团结的社会黑势力,应该严厉打击!我和家人的人身安全、财产安全和周围邻居的安全决不允许社会黑势力的破坏!我恳切希望政府和执法部门早日惩治犯罪!还我及家人的安静生活,让周围的邻居感觉到政府的关怀!让周围邻居看到执法部门能打击社会黑势力!我和家人、周围邻居希望政府和执法部门早日惩治犯罪!让我们感受政府和执法部门的温暖。我和家人、周围邻居,现在每天提心吊胆,无法正常生活。我们想平平淡淡的,安安静静的过日子。
     
    2005年6月20日夜11点左右,信房集团在无任何手续的情况下,让一群年轻人带着一挖土机,强行把老红军詹以贵的房子用挖土机挖倒,引起了广大群众的愤慨。并扬言每个搞房地产的都养有“黑社会”。王若松的孙女用手机短信向信阳军分区司令员、政委以及信阳市市委领导反映情况,被视为骚扰工作,信阳市军分区直接通知詹韵平所在单位开除她。
    与此同时,干休所内被威胁、强迫搬家的家庭还有:
      少将:曹焕璋
      少将:付春早
      少将:邓忠仁
    少将:卜万科
     
    现在,我家房子被拆十年了,当初勉强安置,后又毁约。起诉到法院,虽然官司胜诉,却不能得到执行。我们上网求助,2015年4月2日,信阳军分区干休所所长叫我到所部去,逼着我们把网上的贴子删了,还拿有省军区发来的传真。
     
    执笔:郭继红 电话:13333769776
     
     

  • 东明民警为精神病患者补录户籍 助其老有所依

    近日,东明县公安局长兴派出所户籍民警在深入辖区走访调查的过程中,帮助一名独居精神疾病患者补录了户籍,为其以后能正常入住敬老院提供便利,让其较于常人艰辛的老年生活能“老有所依”。
      3月初,东明县公安局长兴派出所户籍民警李全芳在深入辖区长兴集乡走访期间,了解到毛庄村邓某(男,45岁,患有精神疾病)生活艰辛,至今尚没有户籍。据其表叔胡某讲述,该邓某先天患有精神疾病,其父早逝后,其母亲携其弟弟妹妹远嫁他乡,独留邓某一人在村中生活,一直靠胡某和邻居接济生活,随着年龄越来越大,今年已经年过六旬的表叔胡某也愈感力不从心,不禁开始为邓某的晚年生活担忧,一家人想让邓某在年老后能入住敬老院,但苦于邓某没有户籍和身份证,也不知道像邓某这样的情况能不能办理户籍……
    了解情况后,户籍民警李全芳主动深入邓某和其表叔胡某家中调查情况,并多次走访其村中邻居、老人、村干部等核实情况,结合调阅早年户籍档案,确认了胡某所述邓某情况属实,李全芳遂立即将调查情况向所长贺志颖以及县局户籍科相关领导进行申请汇报。在县局户籍科的大力支持下,3月14日,邓某的户籍补录材料已通过审批!得知这一消息的胡某在电话里感激地对李全芳说:“这下邓某老了以后就有保障了,我也不用再担心了!谢谢人民公安!”
    (来源:新浪网http://sd.sina.com.cn/heze/news/m/2015-03-17/0942-5677.html2015年3月17日 09: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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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武汉女警照顾精神病患者成“监护人”

    今年春节,琴断口派出所民警杨敏带着年货给汉阳紫荆花社区的郑奶奶家拜年,陪郑奶奶去附近医院看望仍在住院治疗的40多岁儿子晓志(化名)。2010年,郑奶奶患有精神疾病的二儿子时常冲动,捡起石块砸人砸窗,邻居避之不及,已过耄耋之年的郑奶奶束手无策。杨敏一句“包在我身上”,成了郑奶奶的“安心药”。
    如今,晓志已入院治疗4年多,病情有所好转。在邻居们眼里,杨敏已经成了晓志的“代理监护人”。
    照顾狂躁汉子,她说:“包在我身上。”
    郑奶奶已85岁,一直住在紫荆花社区,家有2儿1女。2005年,杨敏刚到社区时,郑奶奶带着小女儿做小生意,生活还算平静。
    2010年秋天,杨敏接到居民投诉,反映郑奶奶的二儿子最近变得古怪,经常捡起石头砸路人和窗户玻璃。
    郑奶奶家只有20多平方米面积,二儿子和女儿与她同住,性格都比较内向,结婚之后因为家庭矛盾、离异等变故,不堪压力,如今都患有精神病。只有大儿子是正常人。一家人生活贫困。
    由于没钱医治,2人病情越来越重,晓志从抑郁恶化为狂躁,上了年纪的郑奶奶没少去别人家中赔礼道歉,经常担心:“万一晓志闯了大祸怎么办?”
    杨敏上门了解情况后,向郑奶奶打了包票:“您儿子的事包在我身上了。”
    送医那天,她说:“绝对不能用手铐。”
    回到社区,杨敏和居委会群干协商,去医院请求减免医药费,并给几位年轻力壮的安保队员做工作,一起将晓志送往医院。
    晓志身体结实,胳膊比杨敏小腿还粗,浑身一股蛮劲。杨敏联系了一辆面包车开到郑奶奶家门口,轻言细语,哄小孩儿般劝晓志上车。
    郑奶奶怕杨敏吃亏,好心提醒她:“你干脆用手铐把我儿子铐起来。”杨敏坚持不用手铐,她说:“没事,那样会让晓志害怕。我能行。”那天,杨敏和同事们磨了几小时,用语言和耐心稳住晓志,忍住被晓志挣扎时无意拍打的疼痛,将他送到十里铺精神病医院。
    当了4年多“监护人”,她说:“很欣慰。”
    社区恢复了平静,可杨敏更忙了,忙着给晓志跑低保,办理重症医疗等手续,帮助他能得到长期有效的治疗。
    晓志住院办身份证要登记照,晓志却故意将头发、胡子留着,不准刮,故意不让民警拍登记照,吵着嚷着要回家。杨敏自己拿着相机来到医院,一边和晓志拉家常、讲故事,一边哄着他将自己打扮打扮,照了一张登记照。
    拿着这艰难拍成的照片,杨敏跑街道、跑残联、跑民政、跑区里,办妥了一系列手续,确保了晓志的长期治疗。
    一晃四五年过去,杨敏每逢年节,总是趁晚间休息时,带着慰问品到郑奶奶家里叙家常。平时,晓志病情一有反复,她都会赶到医院,找到院长,询问病情和治疗方案,不知不觉成了“代理监护人”。
    如今,晓志仍在离家不远的医院里接受治疗,相比刚入院那会儿,病情好转。杨敏说,看着晓志一天天趋于平静,她的心里很欣慰。 
    (来源:凤凰网 http://hb.ifeng.com/news/fygc/detail_2015_03/06/3621491_0.shtml2015年03月06日 07: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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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美女子因宣称推特受奥巴马关注被当精神病

    据美国博客新闻网站“gawker.com”3月24日报道,美国纽约州长岛女子卡米拉?布鲁克(Kamilah Brock)由于公然宣称奥巴马是其“推特”粉丝,被医生当成精神病患者,关进了精神病室。
    事情要追溯到2014年9月,当时布鲁克驾驶宝马在纽约哈莱姆区行驶,被当地警察局以吸食大麻的理由叫停,其宝马则被警察扣留。第二天,布鲁克前往警察局取车。由于她当时情绪激动,被当成“精神错乱者”,并被强制服用镇静剂,送往哈莱姆医院。
    在医院里,布鲁克向医生表明她为银行工作人员,并称奥巴马关注过她的“推特”帐号。医生不仅拒不相信,还据此判断布鲁克出现了幻觉,且具有两种极端的对立人格。因此,医生将其关押在精神病室,进行了为期8天的精神病治疗。
    事实上,布鲁克所述属实。2014年,布鲁克在花旗银行工作,且她的“推特”的确被名为“巴拉克·奥巴马”的账户关注,只是该账户并非奥巴马总统本人,也非白宫的工作人员
    近日,布鲁克对哈莱姆医院提起了诉讼,要求该医院做出赔偿。
    (来源:网易http://money.163.com/15/0327/07/ALMS25BC00254TI5.html 2015-03-27 07:3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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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在京访民乘坐公交车 遭司乘人员拒载驱赶

    民生观察工作室2015-4-9消息:山东访民林秀丽告诉本工作室,今天早上,她的访友李延香(山东平度访民)与多位访民一起,在北京市区搭乘662路公交车时,遭遇了662路公交车司机和乘务员的拒载。
     
    据李延香说:“在我们已经购买了车票的情况下,662路公交车的司机和乘务员仍然要赶我们下车。并且,他们还不顾满车乘客的声讨与愤怒,用手指着这我们说‘车队规定,不能拉上访人员,上访人员不能乘坐公司里的公交车。’言毕,司乘人员就开始停车停运。此举引发了满车乘客的愤怒,大家纷纷指责道‘上访公民也是人,你们为什么不拉上访公民,他们在你们662路车队司机和乘务员眼中就不是人吗?他们连乘车的权利也没有了吗?’。
     
    之后,该车司乘人员仍顽固的坚持停车停运,以致大家不得不换车离开。
     


    上图为:北京662路公交车司乘人员

  • 紧急关注:烟台维权人赵鹏飞正被警察控制

    民生观察工作室2015-4-9消息:据山东维权人士李向阳告知本工作室,今天(4月9日)下午14:28分时,烟台莱州维权人士赵鹏飞突然打电话来急急地告诉李向阳说:现在警察已向我包抄过来,我马上就会被控制监押。他说,因为每年的六四学潮前,当地官方都会控制他,非法限制他的人身自由、出行自由。今年的六四敏感日再次临近,他提前来政府要求政府要依法行政,不要再对他施以非法控制。但是,随即他便被政府官员围攻并欲将他控制起来。此情下,他便高喊“打倒共产党”、“天灭中共”,并拿出以死相搏的态度抗争,而政府方面却叫来了大批警察准备抓捕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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