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市44岁的女精神病患者被一根铁链“锁”了二十余年,七旬老母不忍将女儿送到医院,为防止患病女儿伤人,只得日夜守候着。
23日午后,72岁的李金梅趁着女儿心情还好,特意在后院墙根下摘了一个草莓,一边递给女儿,一边怯怯地问道:“你吃不吃?”
女儿接过草莓,放在炕上,并不理会母亲。
44岁的郑桂云家住吉林省桦甸市金沙乡乡直街道,因患有精神病,被母亲拴了二十余年。“她19岁那年,我们还住在蛟河市前进乡的时候,因为一场大水,她受了惊吓,就变成这样了。”李金梅说,女儿原本性格内向,受此变故后,便不再认人。
郑桂云患病的第二年,李金梅的老伴儿也因病去世,李金梅只好带着女儿来到桦甸市金沙乡大儿子家。此时的郑桂云变得很暴躁,会突然袭击身边的人。李金梅的脸上和手上有多处伤痕,都是被女儿打的。
“她总是拿石头砸邻居家的玻璃,大年初一也砸,这么多年我一直在赔别人家玻璃的钱。”李金梅告诉记者,直到有一天,女儿竟然拿着刀在街上“打劫”,她才决定将女儿“拴”起来。
“那是拴狗的铁链子,挺粗的。”李金梅的嘴角抽动着,双手不停地搓着衣角。在众人的帮助下,郑桂云的脖子被铁链拴住,一头拴着一块大石头。“她被拴了二十年吧,我也记不清了。”李金梅说,期间,她曾把女儿送往精神病院,但因女儿不吃米饭,只吃面食,她怕女儿受委屈,便决定自己守着她。
“我舍不得送她去医院。”李金梅苦笑着说,她宁愿寸步不离的一直照顾她。
在记者走进郑桂云房间时,李金梅特意嘱咐记者小心些,不要被女儿伤到。“她平时不穿衣服,裸身在炕上躺着,今天好不容易哄她穿上一件。”李金梅说。
记者和李金梅在房间里谈话,郑桂云毫不理睬,她拿着一支笔随意在纸上画着,面前铺满了玉米粒。李金梅说,女儿喜欢玩玉米粒。
平日里,女儿和李金梅没有任何交流,只有饿的时候,她才会喊母亲。“她就在这炕上吃,在屋里地上大小便,我再给她收拾。”李金梅告诉记者,她已经习惯了这样的生活。她的房间和女儿的房间只隔着一扇窗,只要女儿叫她,她会随时进来,给女儿倒水,喂饭。
屋后,是李金梅料理的小院。院里种着土豆和蒜,墙角是草莓。她说,女儿喜欢吃。
被铁链拴了二十年,郑桂云无法到当地办理身份证。没有身份,她无法享受低保等相关政策救助。为了帮助郑桂云“转正”身份,一个月前,桦甸市公安局金沙乡派出所内勤于婷婷带着机器来到郑桂云家,在炕头上帮郑桂云拍照办理。
李金梅很感谢派出所给女儿办理了身份证,她希望女儿此后能得到更多人的帮助。“我没想过以后,我不想送她去医院,只要我走得动,我就一直照顾她。”李金梅齐耳的短发已经花白,她告诉记者,会一直守着女儿,不离不弃。
(来源:腾讯网http://news.qq.com/a/20140523/036475.htm2014-05-23 17:31)
博客
吉林精神病女被铁链锁20年 7旬老母守候不弃
权力不受约束,人人都可“被精神病”
曾因上访“被精神病”132天的河南农妇吴春霞,状告周口市公安局行政违法。河南省高院对此案做出终审判决,认定公安机关将吴春霞送往河南省精神病院,没有相应的精神病司法医学鉴定,属违法。(5月22日《京华时报》)
吴春霞面对记者采访时,说了这样一段话:“他们让我吃各种药,把我双眼蒙上,从我头顶直接刺入钢针,还要通电,每周三次,我越喊越证明我有精神病。我跟他们说我没有精神病,求他们放我回家,但是没有用。后来我就好几次自杀,他们终于叫家人接我回家。”
一个正常人被囚禁于精神病医院132天,遭受各种各样的折磨,如果不是采取极端手段自杀,医院怕担“死人”的责任,也许吴春霞将就这样“被精神病”下去。笔者不自觉地想起电影《飞越疯人院》的情节,一个人在荒谬的情境下是多么的无奈。不过这种无奈,却在上访的人群中时常发生。其中最有名的当属武汉钢铁集团职工徐武了。
当权力与权力合谋,编织一张阴谋的大网,罩住芸芸众生,谁能逃脱?即使幸运逃脱掉,也要付出惨痛的代价。在这里,吴春霞撇开精神上受到的折磨不说,业已患上了高血压和高血脂,可能还丧失了生育能力。
面对如此惨剧,谁应该负责?首先,周口市公安局难逃其咎。为了政绩为了维稳,将正常人先拘留再送精神病院,视党纪国法于无物。其次,河南省精神病院玩忽职守沆瀣一气。作为一家专业性的精神病医院,一个人正常与否难道还分不出来吗?背后,无非透漏出对权力点头哈腰的奴态。
吴春霞是悲剧的,同时又是幸运的。“总之谁违法我就要追究谁的责任”,她说到做到,也得到了应有的公正。但是事情不能就此止步,应继续追责,追究公安局与精神病院的相关人员的责任。倘若仅仅将板子打在机关单位上,里面的责任人毫发无损,谁敢保证他们不会再犯?
再者我们应该看到,不受约束的权力,犹如一只猛兽,随时都可发狂,将人们吞噬。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不但是治国的需要,也是每个人免于恐惧的自由。
(来源:凤凰财经2http://finance.ifeng.com/a/20140523/12391930_0.shtml014年05月23日 00:14)新洲一精神病人在医院玩死病友 涉故意杀人被抓
新洲区一精神病医院发生惨案:一精神病人竟趁病友熟睡时,用湿纸巾贴其口鼻,又用被褥毛巾捂头脸致其窒息身亡。昨日,涉嫌故意杀人的黄某在武汉中院受审,他为自己辩护称,“这是看电影看书学来的,只想玩玩他没想到他就死了”。
精神病院凌晨杀人案
今年27岁的黄某是新洲人,患精神分裂症长达9年,父母于去年底将他送至邾城街刘集精神病医院。黄某与病友方某同住在三楼大号病房,病房住有30多个病人。
按病人反映,黄某初到病房就惹事,因有病友不给烟抽就罚跪地,还对病友掌掴。
检方指控,案发前黄某向方某要烟抽未果,怀恨在心。去年12月17日凌晨6时许,黄某趁方某熟睡之机,用被褥毛巾等物长时间捂住方的头、面部,压扼其颈部。方某经医院抢救无效死亡,经鉴定方某系被他人捂住口鼻致机械性窒息死亡。
案发后,武汉市精神病院作出司法鉴定,黄某患精神分裂症系限定刑事责任能力。
自称只是想“玩玩他”
庭审中,黄某面对公诉人的讯问答非所问,但承认杀死了方某。
“方某脸上怎么会有湿卫生纸?”公诉人问他,他回答:“从电视上学的,就想玩玩他,没想到他就死了。”
同房诸多病人的证词,还原了案发经过。
案发时方某属重症患者,可能是睡着了,黄某向他要烟,见不答话就转身从自己柜子里拿出一叠四方卫生纸,弄湿后一层层贴在方的鼻子、嘴巴上。方某没有动,黄某又拿一条毛巾敷在方的脸上,再用毛毯盖住,又坐在床上压方某。方某就这样被捂了近10分钟,“但一直都没反抗”。有其他病人醒来发现后制止了黄某,并赶紧跑去告知值班护士,但方某已处于休克状态,经抢救无效死亡。
公诉人认为黄某捂死病友的行为已构成故意杀人罪,考虑黄某系限定刑事责任能力,建议法庭以故意杀人罪判其15年以上或无期徒刑。
该案未当庭宣判。昨日,社会学家、华中师范大学梅志罡教授称,该起惨案给精神病人监护敲响了警钟,精神病医院更要切实履行好监护职责,不要让病人在医院内受到伤害。
(来源:新浪湖北http://hb.sina.com.cn/news/b/2014-05-20/0923168861.html2014年5月20日09:23)反复告政府就被精神病,是封违法举报信
江西农妇邓爱仔,已在新余第二医院的精神病科“关”了6年。她否认自己“有病”,被送到医院的原因是因为“上访”。6年前的一个冬天,她去江西省政府上访,被水北镇政府从南昌接回,“他们骗我说回家,然后强行把我拖到了这里。”邓爱仔的病例记录,主诉“行为乱,反复状告政府5年多”。与记者的会面中,邓爱仔有问必答,思路清晰。(5月7日《南方都市报》)
其实,因为上访被送往精神病院并非一地独有的风景。北京大学司法鉴定室主任孙东东曾公开表示“老上访专业户,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精神有问题”。民间流传顺口溜“有种精神病叫上访”更是对给上访人乱扣“精神病”帽子的辛辣嘲讽。尽管官员滥用权力打击报复上访人已经成了新闻“牛皮癣”,但是把上访人强送精神病院6年之久,实属罕见。有关部门不积极为上访人解决问题,不经上访人家属同意把上访人强送精神病院长期限制人身自由,令人恐惧。某些基层官员权力张狂、利用人民赋予的权力压制人民信访权利,由此可以窥见一斑。
《国家信访条例》规定:“各级人民政府、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工作部门应当畅通信访渠道,为信访人反映情况,提出建议、意见或者投诉请求提供便利条件”。上访本是公民的合法权益,任何人都无权剥夺。可怕的是,群众的问题无法得到解决,上访的权利遭到打压,人身权利受到侵害,上访之路被权力堵塞。百姓表达民意的最后稻草被权力掐断,他们还能到哪里申诉?这岂不是对信访制度的莫大讽刺?
事实表明,除了少数人无理取闹、不明真相外,绝大多数人都是在有冤无处伸、有理无处说,疑难问题迟迟不能解决的情况下,才会选择上访。那么,有关方面为何如此害怕群众上访呢?在我者看来,这一方面说明当地有关部门心虚,涉嫌行政不作为、乱作为,群众意见太大。基层信访根本不能解决问题,害怕群众上访(特别是越级上访)揭了违纪违法的老底。在部分官员眼里,公民上访,自然成了刁民“告状”。另一方面,有的地方把制止越级上访纳入了官员政绩考核指标,对越级上访实行“一票否决”有关。“一票否决”本是为了督促有关方面部门把矛盾消化在基层。然而,有的地方、有的部门把“一票否决”错误理解成滥用权力压制信访、对上访者“围追堵截”。看来,如果滥用“一票否决”,副作用不小。
没有家属签字,没有检查确诊,仅仅因为邓爱仔状告政府5年多,医院就下达精神病鉴定书,把思维清晰的公民当精神病强制收治,毫无道理。邓爱仔如果真的患有精神病,她在接受采访时为何逻辑清楚、思路清晰?本该坚持公正立场,为民治病的精神病院竟然黑白不分、职能错位,甘心做权力的帮凶,肆意践踏公民的合法权益。上访人患上流行性精神病,精神病院医生集体“精神失常”,令人恐惧。
既然媒体已经曝光,笔者期待上级有关部门及时介入,及时查清事实真相,还上访人公道,赔偿其被非法限制人身自由、被“精神病”的损失。而且,把上访人当精神病处理本身就是一封举报信,值得一查到底,看看是谁如此害怕公民上访,依法追究相关人员的法律责任。从长远来看,给滥权者戴上法律“紧箍咒”,把权力关进笼子,保护上访人合法权益,十分重要。
(来源:人民网http://gs.people.com.cn/n/2014/0509/c188868-21172811.html2014年05月09日10:35)“被精神病”现象基本终结治愈者无人接收问题依旧
阅读提示|《精神卫生法》自2013年5月1日开始实施,至今整整一年,这部耗时27年才掀开面纱的法律,被社会寄予厚望。那么,一年来,这部法律对精神卫生方面带来了哪些改变,“被精神病”的情况是否终结,实施中又有哪些新问题?记者就此采访精神病医院、卫生管理部门,发现虽然“被精神病”得到了有效避免,但由于缺乏社区康复机构等问题的存在,精神障碍患者出院后的“下一站”仍需破解。
变化|医护人员不再为接病人“担惊受怕”
为避免“被精神病”,精神卫生法规定,精神障碍的住院治疗实行自愿原则,而“应当”对其实施住院治疗的,只适用严重精神障碍患者,并“已经发生伤害自身的行为,或者有伤害自身的危险的;已经发生危害他人安全的行为,或者有危害他人安全的危险的”。法律还规定,疑似精神障碍患者发生自伤或伤人情形的,其近亲属、所在单位、当地公安机关应当立即采取措施予以制止,并将其送往医疗机构进行精神障碍诊断。
曾长期参与郑州第八人民医院(郑州精神卫生中心)出车救护工作的郭永刚,对一年来的变化感受颇深。他说,精神卫生法实施后,他不用再担心接到“赶紧来把这个伤人的‘精神病人’接走”的电话,而在此之前,经常是公安或民政等部门一个电话,说哪里有危害安全的疑似精神障碍患者,就会让医院派车去接。为此付出的代价是,他的手臂常被抓出一道道伤痕,还有护士的头皮被咬掉,还有的被打得耳膜穿孔。
昨天下午,郭永刚告诉大河报记者,新法实施一年,他们几乎没有再主动出车接病人,都是患者自行或在监护人陪同下来医院,对于家属让出车接的请求,也会在解释后婉拒,出车接诊率几乎降到零。“法律对此明确了职责,对医护人员的安全是很大的保障。”
同样,患者“住院自愿”的有法可依,也让医院不再担风险。郑州市第八人民医院副院长于海亭说,精神卫生法实施之前,他们曾因家属让接患者到精神病院治疗,后来患者称没有病,并将医院告到法庭。新法实施后,没有再遇到这类问题。
故事|患者4年前已可出院但无人接收
昨天中午,记者在郑州第八人民医院第八病区见到精神障碍患者陈景(化名),刚吃过午饭的他先看会儿电视,又去打台球,与之简单交流并无大碍。他今年虽然刚满30岁,却已经在医院待了10年,即使4年前达到了出院条件,家属也没人愿意接他回家。
10年前,陈景经常出现幻觉,认为有人要害他,一次在家中突然发病,无意识中将母亲杀害,之后被家人强行送到医院,后被诊断出患有严重的精神障碍。如今,他的父亲已经离世,姐姐也已出嫁,组成新的家庭。虽然,逢年过节,家人会带着礼物到医院看望,但医生多次建议患者可以出院,均遭家人拒绝,家属即使多花钱也要让患者住在医院。家属说:“他(患者)回来将打破我们的生活常规,我们不可能一直看护着他,如果他再次发病怎么办?”
第八病区主任刘俊德告诉记者,其实,经过治疗后,陈景的症状控制得不错,已经不会产生“有人要害他”的精神障碍,“而回归家庭、融合社会对患者的康复不可或缺”。
记者了解到,和精神卫生法出台前一样,郑州八院依旧有很多已经无需住院的患者无法出院,甚至长期被滞留精神病院。以该院为例,单在第八病区的60多名患者中,就有8位患者已达到出院条件,但家属不愿接回,有的甚至已经没有监护人,住院时间最长的接近20年。
问题|患者出院已有规定但缺乏细则
其实,按照精神卫生法,自愿住院治疗的精神障碍患者可以随时要求出院,医疗机构应当同意。医疗机构应及时对“非自愿”入院患者进行检查评估,评估结果表明患者不需要继续住院治疗的,医疗机构应当立即通知患者及其监护人。患者出院,本人没有能力办理出院手续的,监护人应当为其办理出院手续。
郑州第八人民医院副院长于海亭指出,应该出院的患者,如果已经具备自主决定的能力,医院可以为其办理出院手续,“这个在该法实施前,医院是不敢为其办理出院手续的,害怕家属之后到医院要人。”不过,一年来,该院对这类患者办理出院手续前,还会和家属沟通,“一般也都能同意,没发生过纷争”。
对于患者没有能力出院,监护人又不为其办理出院的情况,于海亭说,这属于监护人不履行职责,医院可以起诉,“精神卫生法规定,精神障碍患者的监护人应当履行监护职责,维护精神障碍患者的合法权益。”不过,他也透露,目前,在郑州尚无此类的起诉案例。
刘俊德解释说,按照新规,患者自愿入院的也遵从自愿出院的原则,而非自愿入院的,经过评估通过后可获准出院。“但如果没有监护人来接,就面临着患者住院治疗的费用由谁来结账,出院后的医嘱向谁交代的问题等,都需要配套的司法解释和细则的出台,否则在操作上会有困难,风险很高。”
事实上,进入2013年以来,广东等一些地方已经开始了精神卫生法实施细则的制定工作,但河南尚未传出任何消息。
建议|加强社区康复机构建设
官方统计数字显示,目前我国各类精神疾病患者人数已经超过1亿人,重性精神病患者人数已超过1600万。对如此庞大的群体,急需建立社区康复机构,为患者提供出院后的康复训练。
精神卫生法也提到,社区康复机构应当为需要康复的精神障碍患者提供场所和条件,对患者进行生活自理能力和社会适应能力等方面的康复训练。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应当建立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的健康档案,对在家居住的严重精神障碍患者进行定期随访,指导患者服药和开展康复训练。
刘俊德说,一些精神障碍患者达到出院条件,但没能被家属接走出院,除了家属的心理恐惧因素外,缺乏精神疾病的社区康复机构也是重要的原因。“其实,病人需要融入社会、家庭进行康复,长期把精神疾病患者放在医院,对他们不利,是怕麻烦的做法。”
他认为,精神障碍患者在医院经过治疗病情稳定后,回到社区,由社区康复机构对患者进行跟踪治疗,及时提醒要注意事项,这样可以对出院后的精神障碍患者居家治疗起到很好的缓冲作用,同时也可以慢慢尝试让其融入社会,打消家属对患者再次犯病造成伤害的忧虑。
昨天下午,记者来到丰产路林科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该中心王主任表示,他们已对社区的精神障碍患者建立健康档案,病情严重的还进行随访和用药管理,65岁以上患者每年一次的免费体检。但目前社区还没有针对精神障碍患者的康复机构,因为精神障碍患者属于特殊病人,必须有专业的精神科医生和专门的场地,目前条件还达不到。
“政府在针对精神障碍患者,建立社区康复机构方面,北京、上海、武汉等城市已走在了前面,郑州需要加强。”于海亭说。
声音|社会需消除对他们的偏见
根据业内的粗略估算,郑州目前约有重度精神病患者10万人,入院治疗的有1/3,而2/3的患者从未接受过治疗。其中,很多家属不愿意将家里的精神病人送往医院,是怕对家庭有影响。于海亭在会诊时,常遇到患者专门提出,一定不要泄露隐私,虽然医生不会泄露隐私,但患者提到的害怕泄露原因让他很遗憾,“不想让单位知道,怕被开除,不想让对象知道,怕因此分手。”
他说,其实消除偏见、歧视有利于营造好的社会环境,让病人走出家门,敢于投医,因为很多精神疾病如果及早发现、诊断治疗,是可以恢复的,而对一些严重精神障碍患者来说,及时治疗对家庭、社会都有良好影响。他希望,社会能关注和理解精神病人。
(来源:新浪湖北2http://hb.sina.com.cn/news/b/2014-05-20/0923168861.html014年5月20日09:23)【帮女郎在行动1】精神病人怎会“被”开公司?
求助人 胡爹爹
【同期】湖北省省计署审查低保,在网上就发现他是公司法人(哪个公司)武汉民鼎互利贸易公司(当时您儿子有可能注册公司吗)不可能,当时他正在治疗期间,在医院住院,他完全丧失了工作能力。
【解说】胡爹爹口中的他,是他36死的儿子胡琳松。十几年前,胡琳松因为一次意外,精神受到刺激。2005年,他被六角亭医院确诊为精神分裂症,并于2006年入院治疗,此后,胡琳松的病情一直反复。
<采访人>求助人 胡爹爹
【同期】住医院的时候一般3-4个月,他一病就砸东西,打人(打过您吗)打过,我腿就是被砖头砸的,印子都没消(他被确诊是精神残疾几级呢)2级。
【解说】为了给儿子治病,胡爹爹起早贪黑打工赚钱。2013年,国家规定精神病患者被纳入低保,胡爹爹第一时间给胡琳松办了残疾人证,申请到了低保补助。然而这个月初,胡爹爹接到社区电话,儿子的低保有可能被取消。
<采访人>求助人 胡爹爹
【同期】(他低保一个月能拿多少)818块(这钱对咱们家来说很重要是吧)这是保命钱。不然他怎么生存,我75岁了,我还能活几年呢,
【解说】更让胡爹爹无法理解的是,除了低保金,儿子没有经济来源。而且从06年起一直在治病,怎么可能在2011年注册公司?
<采访人>求助人 胡爹爹
【同期】我找过这个公司,这个公司根本不存在。他地址是京汉大道1311号,京汉大道走完了只有1310号(电话有没有呢)电话留的是027114,我打114,电信局说这个公司没有留电话。
<采访人>江岸区西马街新三巷社区 工作人员
【同期】(平时接触过没有)接触过(能正常沟通吗) 时好时坏,我是搞治安的,曾经在电梯里面,他有一次拿个刀子进来,踢电梯(那很吓人)对对对,他怎么可能办营业执照呢。
(来源:湖北网台http://news.hbtv.com.cn/2014/360/0522/769177.shtml2014-05-22 15:04)合江:对首例因被强奸而患精神病的被害人心理疏导
“非常感谢检察院和何医师对我的帮助,使我走出了心理阴影,能够面对今后的生活。”近日,被害人罗某来到合江县检察院心理咨询室满怀感激的对办案检察官说道。
去年11月10日,犯罪嫌疑人杜某见罗某路过自家坝子时,责怪罗某上次路过他家院坝时未将院坝拦鸡的栅栏关好,致使家中的鸡啄食了责任地的蔬菜,随即双方发生争吵,杜某对罗某实施了殴打,并将其强行拉进家中厨房内强奸。合江县检察院审查起诉杜某涉嫌强奸案时,发现案发后罗某因心理遭受创伤,患上了应激性精神病。
为了使罗某能够尽快走出心理阴影,重新面对今后的生活,合江县检察院出资聘请四川省心理咨询协会会员、心理咨询师何玉秀到该院心理咨询室,和罗某进行面对面的沟通和交流,通过建立信任关系、鼓励倾诉、帮助恢复自信、强化救助效果的办法,以谈心的方式缓解、排除了她的心理压力,引导她开朗和乐观地面对生活。如今,被害人的病情已得到了有效稳控,其精神面貌也出现明显好转。
今年以来,合江县检察院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切实践行“转变作风,执法为民”理念,把司法人文关怀落实到具体的工作中,专门设立“心理咨询室”,为遭受犯罪侵害的留守妇女儿童开展心理咨询。
(来源:泸州新闻网2http://news.lzep.cn/2014/0515/236380.html014-05-15 15:50:17)中国精神卫生该何去何从
去结构化运动
半个多世纪以来,精神障碍的药物治疗、新的社会心理干预及康复手段的发展,带来了人们对精神障碍患者的人权、人性化照料及公民权利的新认识,再加上精神卫生保健经济状况的改善,极大地改变了人们对精神病院角色和结构的认识。
人们普遍认识到发展社区精神卫生保健的重要性,精神卫生服务机构应该与社区和综合性医院整合,以取代收容所模式的精神病院。
在此背景下,大约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欧美国家开始了“去机构化运动”,于是开始了现代社区精神卫生发展。英国社区精神卫生改革发展比美国早,在1959年通过了《精神卫生法案》,此后,英国精神病院周转率明显加快,大型精神病医院逐渐关闭,1960-1969年医院床位数减少了24000张。
对于美国,在1965年通过了《社区精神卫生中心法案》,该法案规定,每7.5万-20万人口的地理划区内设置一所社区精神卫生中心,此后,专业队伍扩大(社区保健有关的医疗辅助人员的加入)和向社区流动,在机构工作的医生部分工作时间用于社区服务。
大型精神病院撤并和病床数剧减,各位门诊、延伸以及社区服务设施猛增,服务重心由医院转为社区,出现了很多有效社区干预策略和方法,如病案管理,主动性社区治疗等。
澳大利亚在社区精神卫生运动方面起步较晚,但目前是做得最好的国家之一,该国1966年才有第一部精神卫生法(vs 中国2013年5月精神卫生法正式实施),建立了私人拥有的精神病患者旅馆并予以津贴,加速了精神病患者出院、大型精神病院的分拆和关闭。
但是考虑到患者未摆脱依赖,未能正在回归社区,澳大利亚将精神卫生服务体系和社区保健服务体系相结合,并在1992年宣布《国家精神卫生政策》,强调了精神卫生机构与综合医疗体系和其他方面的联系、服务综合体和初级保健服务设施。
在实践方面,澳大利亚实行了患者在专科医生和全科医生间双向转诊,专科医生对全科医生的精神卫生知识,技能和流程程度的培训,以及双方定期(1-2月/次)会面磋商制度。
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当没有充足的资金,非综合性、不健全的社区服务时,“去机构化运动”会转变成“转机构化运动”,这样带来的后果是,从精神病医院出院的无家可归的患者藏身于避难所,精神障碍患者被关进监狱的人数急剧增加,所接受到的服务支离破碎,患者被社区拒绝,病耻感增加,以及精神患者病死率增加。
此外,精神病院作为患者的终身看管机构仍然很常见,患者只进不出,精神病院成为了“养老院”.且大量的资源和精神卫生专家都集中在精神病院,而社区精神卫生服务资源极其有限,亚洲国家精神科床位数从一开始就低于西方国家,即使经过“去机构化运动”,西方国家精神科的床位数仍高于大部分亚州国家。
另外,亚洲各国存在很大的文化差异,包括病耻感、宗教信仰、对精神病的理解和看法,以及可替代的传统治疗手段,这些都会对精神卫生的服务模式产生影响,有的患者长时间抵制寻求精神科医师的帮助,拒绝住院治疗,这样最终导致的结果是患者长期住院治疗。
全球精神卫生运动
针对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的精神卫生状况,是由共 60 余人组成的柳叶刀专家组,推行全球精神卫生 (GMH) ,其中有卫生系统官员 ,有世界卫生组织 (WHO)官员 ,有 WHO的顾问 ,有公共卫生专家 ,也有精神卫生专家,对于精神卫生政策 ,特别是中低收入国家的精神卫生政策 ,提出了他们的观点,旨在为被忽视的精神病患者谋福利。
全球精神卫生提出的相应的策略是,第一把精神卫生纳入公共卫生优先项目;第二要改革精神卫生服务的基本结构 ,改变以专科医院为主的现状;第三是精神卫生和基本保健整合;第四要发展精神卫生人力资源:将来很大一批现在的专业人员的功能要转向 ,转变成以教学和督导为主。
在此背景下,Sudipto Chatterjee和他的同事进行了一项对于在印度的精神分裂症患者的多中心,随机对照社区治疗的临床试验(COPSI),在《柳叶刀》杂志中,该研究为第一项关于发展中国家社区治疗精神分裂症效果的随机对照研究,为精神分裂症治疗的一次里程碑事件。
研究结果提示对于中至重度精神分裂症患者,与单独采用传统医疗机构治疗相比,传统医疗机构治疗联合社区治疗的协作医疗模式,可以更有效地降低患者的致残程度及减少精神病性症状,提高患者的服药依从性。
但是,在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实现这种协作医疗模式并非易事,有一些问题值得进一步的考虑,比如,监管社区工作者的连续性,保证患者的躯体健康,以及当地的社会文化环境。此外,社区干预在消除偏见及歧视,减轻照料者的负担及增加家庭成员疾病知识等方面,社区干预也爱莫能助。
但是协作医疗模式仍然是值得推广的,因为不需要诊所或医院等基础设施,需要的专业技能较低,家庭是整个协作医疗的核心,且这项试验的结果也令人欣喜,作为同为发展中的国家的中国,其模式也有许多值得我们借鉴的地方。
这项针对印度精神分裂症患者的社区治疗试验(COPSI)共招募了282名中至重度精神分裂症患者,其年龄为16-60岁之间,患者被随机分配至社区医疗和医疗机构治疗(n=187),或只接受医疗机构治疗(n=95),该试验在印度三个地点同时开展。
针对社区干预,非专业的医务人员接受了个人化、循证的治疗培训,这一过程处于精神科社工的督导之下;这些医务人员同时对患者的家属给予了必要的支持。采用阳性与阴性症状评定量表(PANSS)评估精神病性症状改善程度,使用印度残疾评价量表(IDEAS)评估患者致残改善程度,得分越低,功能水平越高。
12个月之后,社区干预组PANSS及IDEAS总分低于常规医疗组。此外,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地处偏远、资源最匮乏的研究地点Tamil Nadu,患者呈现出非常显著的改善,接受社区干预的患者坚持服用抗精神病药的比例是接受常规治疗患者的3倍。
但是,研究者指出,社区干预组的成本高于常规治疗组,对于每个精神分裂症患者,社区干预的成本较常规医疗高出940元RMB,因此,我们需要从临床及社会功能改善的角度去判断对这一干预方式更敏感的患者。
此外,在评估这些结局指标的过程中,需知道的是,在任何情形下,精神分裂症是一种致残的同时又非常难治的疾病,在一些发达国家,已完成的关于精神分裂症的社区治疗的临床试验中,也存在很多与COPSI 类似的结果。
针对COPSI的研究评论
1 伦敦国王学院全球精神卫生中心Graham Thornicroft教授(也为主要研究者)
与高收入国家所开展的协作性社区干预研究相比,这项来自印度的研究结果呈现出了更多的阳性结果,在专业精神卫生从业者恰当的督导下,进行家访的非专业社区医务人员在改善低收入国家患者预后方面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在很多低收入国家中,接受治疗的精神障碍患者不到患者总人数的10%,精神卫生从业人员极少,甚至在一些国家,根本就没有精神科医生这一职位,所以应当充分利用当地的人力资源。
通过从印度三个地点招募患者进行的协作模式治疗精神分裂症,结果也提示,即使在资源匮乏的国家和地区,精神分裂症患者可以借由移动的社区治疗小组获得成功的医疗,通过将治疗迁移进社区,这些地方的患者所亟需的医疗资源规模可以提高。
2 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Derrick Silove和Philip Ward教授
虽然对于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的协作医疗模式,这是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研究,但仍有许多问题有待深究,如精神分裂症患者的躯体状况需要得到保证,当地复杂的文化背景同样需要考虑。
若要持续进行一项精神卫生运动,全面的、多部门的工作必不可少,尤其是在资源匮乏的情况之下,当地领导者及利益相关团体的主动参与同样至关重要,所有措施均应发挥作用,在中低收入国家当地及全球层面,都应与精神分裂症患者及其家庭建立平等的合作关系。
COPSI的启示
在整个以社区干预为基础的协作医疗模式组成部分中,为了保证维持监督和管理的连续性,所需的预算是最多的,尤其是在一些低收入的国家,这是最主要的一个问题,并且还存在熟练的专业人员流失的问题。
比如,在东帝汶,在2005年因捐助基金终止,导致15个国家级社区精神卫生工作者在接下来3年中未经专业的精神卫生从业者的监管,直到第一个受训的精神科从业者返回东帝汶弥补这一空缺。
没有专业的精神卫生从业者常常使社区工作者孤立,丧失技能,颓废,导致粗略评估,从而误诊,并开出不恰当的抗精神病药物,从而导致一系列的副反应的出现,尤其是使用第二代抗精神病学药物中出现的代谢综合征。
印度提供了一项很重要的案例,由于青少年和青年人群中肥胖开始流行,人口增加了患2型糖尿病的遗传风险,在给精神分裂症发病高峰时期的青少年和青年人群开出抗精神病药物,无疑大大增加代谢综合征的发病风险,此外,患有精神分裂症的患者由于高吸烟率。较少关注饮食和锻炼,心血管患病风险也十分高。
因此,全球精神卫生运动精神分裂症的社区干预的实施,应该针对现实情况具体做出决策,尤其是在那些社区基础力量和资源薄弱的地区,此外,还有预防心血管疾病可能即将大流行的趋势。
对于那些社区基础力量和资源薄弱的地区,那儿的患者可能不仅仅存在精神疾病,还有可能存在其他躯体疾病,还有当地复杂的社会文化背景,制定出一套恰当的社区治疗精神分裂症的策略尤为困难。
对全球精神卫生运动最主要的一个批评是,没有考虑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文化的复杂性,在很多国家,精神症状被鬼魂化,或认为是一种诅咒,或被认为是在与逝去的祖先交谈。
这些患者往往会首选咨询长老等领袖寻求帮助。如果在这些地区不考虑社会文化背景,生硬的引入以循证医学为主导的治疗手段,治疗效果势必会大打折扣的。
甚至更糟糕的是,这种治疗模式会与当地传统“治疗”师(比如一些巫师,或者中国所谓的大仙),之间可能会发生冲突,这种尖锐的社会文化信息会削弱主流精神病学的影响力,这种愚昧的认识已在人们心中植根已久。
对于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实施精神卫生服务的第一步就应该首先综合分析当地的文化,环境,历史,信仰,健康习惯,社会结构以及政策预算。
实施社区精神卫生计划,特别是在资源贫乏的地区,需要一个综合,多部门参与的方法,当地的社区和有关部门也非常关键,否则无法处理精神分裂症这类牵扯临床和社会不同层面的复杂疾病。
社会项目需要克服耻辱和歧视,减轻护理人员负担,培训患病家庭成员关于该疾病的临床特点和本质,不过在COPSI实施地这些施行起来不太顺利,这些干预手段最好由当地非政府机构和志愿者协会来进行,而社区干预核心服务是患者的临床需求。
(来源:医药卫生网http://www.yywsb.com/list_sub.asp?id=11808212014-5-20 8:00:48)辽宁阜新王福娜遭河北信访官员群殴 现又到京上访
2013年6月4号是个令人难忘的日子,赴京反映问题的辽宁省阜新市公民王福娜被送至丰台区马家楼接济服务中心。该中心的宗旨称“上为中央分忧,下为百姓解愁”,设置有全国各省区访民休息房间,类似人民大会堂各省厅。
当天河北省唐山市古冶区信访局局长张继勇、信访局主任赵宗忠、区驻京办主任马建亚、赵各庄街道办主任刘俊荣(女)、接访人员王志会、郭果闯入陕西厅,无礼盘问休息中的王福娜是哪里人,见来者不善她没有理会应答,不料想这伙人凶相毕露似乎现出流氓原形,边辱骂边施展拳脚暴力打击她,扬言“打不死就行,打死了用钱赔!”北京警察闻讯赶来仅看一眼她身份证竟悄悄溜走,留下机会促使一小撮寻衅滋事者继续围追到接济中心门外,堵截接送王福娜的阜新警车。阜新信访局副局长毛东明、白云峰等官员极力阻拦均告失败,他们撬开车门冲入车内第二次轮番将她打瘫,一弱女怎能抵挡境内敌对势力恶意攻击?而这次玉泉营派出所出警迟到超过3小时以上,属地干部迅速将她送至医院抢救生命。
面对异常明显的伤害案,玉泉营派出所警官张云辉表示,若同意私了解决才负责向施暴一方索要医疗费,强制伤病的王福娜提前出院。但承诺未有兑现,其介入的司法鉴定也令受害人感到不公正。
怀揣着对党中央习主席“中国梦”的憧憬与希望赴京寻求公正,而现实中意外享受的超级暴力待遇,让她如同做了场噩梦,拳脚带来的伤痛也使梦中人渐渐觉醒。
我想打官司,状告这些凶手,但许多人说打官司无用,我现在又到了北京,只有上访这一条路了。
王福娜 电话:1824 289 7971 宅0418-281 2004
2014-5-29
附:唐山市古冶区驻京办主任:马建亚 电话:1370 035 7168
唐山市古冶区赵各庄街道办主任:刘俊荣(女) 电话:1893 156 1325
北京市丰台区玉泉营派出所:张云辉警官 电话:1591 073 3712
目击者:阜新市海州区信访局副局长:毛东明 电话:1346 482 1171
阜新市海州区公安局信访科 张警官 电话:1584 183 6767
手臂曾经做过粉碎性骨折手术

王福娜受伤的头部
郑州企业主状告二七区政府非法关闭其煤矿
民生观察工作室2014-5-29消息:河南省郑州市维权人士李春霞女士致电本工作室,她介绍了本月23日郑州徐万年先生诉二七区政府非法关停晋荣煤矿,要求撤消关闭令一案的庭审情况。
李春霞女士介绍,徐万年是晋荣煤矿的大股东,2010年因股权纠纷,被原股东之一闫济道恶意诬蔑晋荣煤矿非法生产偷税漏税等多项罪名,因闫济道有堂兄是原河南省政协主席阎济民,在阎济民多次向时任省级高官写批条后,晋荣煤矿被郑州市二七区政府非法关停。
关于此次庭审,李女士说,此案原告徐万年先生请了著名律师杨金柱和“民告官”网站站长蔺文财作为代理。庭审当日,有河南省周口市等地的访民以及河南日报的记者前往旁听。
另一位参与了案件旁听的现场人士称,“整个庭审过程中,主要争议的是两个问题,一是程序问题,即二七区政府有没有权利作出关闭晋荣煤矿的决定以及执法过程中的程序是否违法。二是违规生产的问题,即晋荣煤矿有没有非法生产。
关于程序违法问题,原告徐万年的代理律师之一杨金柱律师称,郑州市中院依据一份所谓的“秘密文件”河南省监察厅《关于郑煤集团晋荣煤业有限公司非法生产等有关问题的阶段性调查报告》,认定晋荣煤矿违法生产煤炭约0.72万吨,该报告的调查主体河南省监察厅并不具有对煤矿安全行为进行调查的职权,其行为当然是滥用职权,不具有任何证据效力。此外,法院遗漏了必须参加诉讼的当事人,程序上严重违法。晋荣煤矿有多名自然人股东,但本案起诉时只有徐万年一名股东提起了诉讼。案件一审时,中原区法院明知有第三人应当参加诉讼的情况下,不仅没有通知他们参加诉讼,而且在晋荣煤矿股东之一李娜、徐长荣申请要求参加本案诉讼时,一审法院竟然拒绝第三人参加诉讼。
关于是否违规生产问题,二七区政府方面主要从两个方面认定晋荣煤矿存在违法生产,一是晋荣在停产停顿期间大量用电、二是储量报告显示晋荣在那段时间动用了0.68吨的储量。对此,杨金柱律师认为,一:大量用电是因为,避免煤矿不被水淹或发生瓦斯爆炸,矿上需要利用机械进行通风排水,这都需要大量用电。二:储量的减少并不能直接证明晋荣就生产了煤,煤矿在正常的技术改造期间需要进行进下巷道掘进,加深拓宽进出通道,也会使储量减少,仅凭这点无法认定晋荣煤矿非法生产”。
庭审持续了将近4个小时,中午1点左右,主审法官宣布休庭,本案将择日宣判。
下图为徐万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