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注精神病人救助上篇
救助渠道不少 救助额度有限
临桂县男子张某在1998年杀人后被鉴定患有精神病且在发病期,被家人关进一个铁笼子已有16年(本报3月22日A15版曾报道)。现在,当地民政部门将张某从铁笼中放出来,并送桂林市社会福利医院治疗。而在南宁市良庆区大塘镇,精神病患者潘如升发病时砍死祖父,寡母孤儿生活困难。在得到良庆区残联帮助后,潘如升被送到那马精神病院,接受住院治疗(见本报3月30日A4版报道)。同样是较重的精神病患者,经本报报道后通过不同的渠道获得了救助。那么,精神病患者获得救助难不难?政府救助幅度有多大?
现状
无力医治 病人被关铁笼子
黄秀开是潘如升的母亲,为了儿子的病操心了10多年,如今终于可以稍稍喘口气。今年31岁的潘如升,自幼丧父,后来又精神失常,与病母、祖父相依为命,靠低保维持生活。去年,潘如升发病时砍死了祖父,虽被免刑责,但需接受强制医疗,高昂的治疗费用令黄秀开放弃了为病儿治病的想法。
媒体介入后,良庆区残联提供帮助,将潘如升送入那马精神病院。4月24日,黄秀开还在忙着补办各种证明和手续。她说,儿子在医院里很好,有人照顾衣食无忧。残联告诉她,潘如升得到的资助是有名额的,费用全部由政府包完。
在此之前,潘如升能得到的救助有多少?黄秀开说,家公去世前他们一家3口的低保是每月280元,儿子去医院看病有新农合报销,到南宁市第五人民医院可以报40%,到那马精神病院则能报80%。此外,逢年过节,有关部门会送一些棉被和粮油等物资。
在那马精神病院,即便是自己支付的20%医药费,每个月也要700多元。显然,患病的黄秀开无能为力,好在如今残联出面,为她解决了难题。而在她居住的村子,除了潘如升,还有4名精神病患者,他们仍然面临困境。其中一名20多岁的病人,被家人关在离家200多米外的小黑屋里,不给出来。家属说,这也是没办法,放出来怕伤人,送医院医疗费太高又住不起,只能委屈孩子了。
残联
名额有限 救助如杯水车薪
潘如升所获得的名额,是怎么回事呢?南宁市残联康复科的张科长告诉南国早报记者,针对精神病患者,残联能够提供的救助主要有两个:一个是免费服药救助;二是住院医疗救助。免费服药救助的金额是每年600元,由政府拨款到定点精神病院,患者申请并获得救助后,到医院免费拿药,签个字就行了。而住院医疗救助则是每年4000元,勉强够一个疗程3个月的治疗费用。但如果患者出院后再次发病,必须重新申请。两种救助的指标名额都是根据人口比例制定,就整个南宁市而言,免费服药救助名额是3000个,住院医疗救助名额只有120个,这些名额被分到各个县级残联。
张科长说,南宁市的精神病患者数量庞大,且各个部门的统计标准和口径不一,多的说有7万多人,按残联统计是2万多人。但即便是按照2万名患者来计,120个名额只能说是杯水车薪。
卫生部门
医疗保障 各地尝试新做法
自治区卫生计生委疾控处有关负责人卢贵基说,外界对精神病患者多有歧视和误解,其实应该用平常心看待。“精神疾病就是一种病,跟高血压、糖尿病一样,需要长期服药。”卢贵基说,只要坚持服药,病人就跟正常人没什么分别。从这个角度来说,精神疾病患者并不可怕,关键是让他们得到及时的治疗,确保长期服药。
目前,卫生部门对于精神病人的救助,主要是基本医疗保障和医疗服务。卢贵基说,国家已经把精神分裂症等6种严重精神疾病列入新农合的重大疾病报销范畴。农村精神病人只要是参保了新农合,医疗费用大部分就能得到报销。这个报销的幅度,由于每个地方财政支付水平不同,会有高低,高的地方能达到95%。现在,一些地方已经开始试点,病人住院时,只需要承担个人支付部分的费用。也就是说,不用倾家荡产四处举债去住院,病人住院时报销的那部分就不用自己先垫付了。据悉,宾阳、武鸣、横县等地采取这一做法后,效果良好。而那坡、乐业、容县等地,已经能够做到精神病人门诊用药免费,更是走在全国前列。
此外,国家为救助精神病人,还启动了“中央补助地方卫生经费重性精神疾病管理治疗项目”,简称“686”项目。卢贵基说,广西有南宁、桂林、柳州、梧州、来宾和钦州6个市获得了中央“686”项目拨款。这笔资金是专款专用,为精神病患者提供一次性2000元的补助,主要由医院来运作。
医院
病床不够 有人好了不出院
对精神病患者,国家的救助体系已经基本完善了,只是有的人不知道如何去获得救助。而另外有的人,则有过度依赖国家之嫌,住在医院不出来。
南宁市第五人民医院是专门治疗精神疾病的医院,南宁市的“686”项目就由该院负责实施。该院医务科副科长招俊华说,医院核定499个病床,住了700多个病人,可谓“人满为患”。患者还陆续来,医院又不能拒之门外。
精神病患者在五医院的住院费用每个月将近8000元。黄秀开曾经将潘如升送到五医院,没住几天就吃不消了,新农合只能为潘如升报销40%的医药费。而对于参加了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和城镇居民医疗保险的病人来说,报销幅度就大得多了,通常可以超过80%。招俊华说,五医院里就有许多病好了不出院的“病人”,数量大概有50多个。
这些病人,大多数是有单位、有家庭、有医保的。单位、家庭愿意出钱,养着他们在医院里,反正大头是医保出。而病人自己,也习惯了里面的生活,不愿意出去,有的出去一段时间又主动回来。据了解,住院最长的一名病人从1987年五医院建成就住了进来,2008年才被转移回家。
4月18日,记者走进五医院,四面高高的铁丝网,围住了两栋大楼,这就是精神病人的病区。铁丝网里,人们聚集在球场,有的打球,有的听歌。招俊华说,这些病人,其实很多都已经康复,与正常人无异,可以出院了。
为了帮助病愈患者自食其力和融入社会,兴宁区在五医院设立了一家日间康复中心。康复的患者每天可以来这里“上班”,做一些串珠等工艺品,由厂家负责出售,计件付酬,一个月有几百元的收入。关键是,他们在这里可以平等地交流,也不会担心被人用异样的眼神看待。招俊华说,这个像“俱乐部”一样的康复中心,很受出院病人欢迎。
关注精神病人救助下篇
广西加强肇事肇祸等严重精神疾病患者救治救助工作相关实施意见正在征求意见
救助方案预计5月交由政府审议
近年来,各地频发精神病人肇事肇祸等惨剧。去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精神卫生法》正式实施,中央要求地方加强对肇事肇祸等严重精神疾病患者的救治救助工作。据了解,我区的相关实施意见正在起草中,但在征求各部门意见时,各有想法难统一
1、多部法律保障精神病人权益
一名多年致力于维护精神病人权益的朱姓律师说,跟社会上其他难点问题一样,在保障和救助精神病人方面,政府也存在着“九龙治水”、多头管理但少有人管的局面。
在立法层面上,我国《人民警察法》、《刑事诉讼法》等多部法律,都有保障精神病人权益的条款。
2013年5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精神卫生法》正式实施,标志着全面规范精神障碍患者治疗、保障精神障碍患者权益的时代到来。新法有一些具体规定,如“对查找不到近亲属的流浪乞讨疑似精神障碍患者,由当地民政等有关部门按照职责分工,帮助送往医疗机构进行精神障碍诊断。”“疑似精神障碍患者发生伤害自身、危害他人安全的行为,或者有伤害自身、危害他人安全的危险的,其近亲属、所在单位、当地公安机关应当立即采取措施予以制止,并将其送往医疗机构进行精神障碍诊断。”
但一些涉及到操作性的层面,法律并没有明确规定。如对于精神病人的强制医疗,费用由谁支付,就无相关条款表述。朱律师说,强制医疗程序兼具司法特点和行政特征,保留了较强的行政性色彩,最终费用也多是行政部门,也就是公安部门埋单。
2、广西正设计救助详细方案
去年6月份,各省市都收到了《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中央综治办等部门关于加强肇事肇祸等严重精神障碍患者救治救助工作意见的通知》和《中央综治委关于进一步加强肇事肇祸等严重精神障碍患者救治救助工作的通知》两份文件。
自治区政法委综治办综支一处覃副处长说,中央要求各地迅速落实相关文件,拿出详细的方案,加强对严重精神病人的救助。今年3月,自治区综治办起草了《关于加强肇事肇祸等严重精神疾病患者救治救助工作的实施意见》,并先内部征求各部门意见。
广西原本已有《管理肇事肇祸精神病人暂行规定》和《重性精神疾病患者救治管理办法》,覃副处长说,相对于以前各自为政的做法,新的实施意见要求加强信息通报,数据共享。比如对于精神病人的数量,由于各部门统计标准不同,口径不一,一直无法确切掌握,从维稳方面考虑,也是一大隐患。据介绍,目前全区评估为危险3级的精神病人有7000多人,这只是公安部门掌握的,不一定完整。
3、征求意见各有想法众口难调
据了解,自治区综治办拟出台的这份实施意见,涉及卫生、民政、公安、残联等11个部门。覃副处长说,各部门的反馈意见都很多,比较集中在针对“推进救治救助机构和社区康复机构的建设”这部分。
比如意见草案中要求“大力推行县级精神专科医疗机构的建设,确保常住人口在70万以上的县都有1家公立的精神病院”。而自治区民政厅的修改意见为,希望“基本实现每个地级市拥有1所精神病人福利机构,每个县设立有1个救助管理机构”。有的部门则表示财力有限,希望这个门槛能更高一些。
覃副处长说,整个草案经过多次修改,众口难调。总的感觉是,各有各的依据,各有各的难处,都希望责任少一点,尤其是在涉及到物力财力上,分歧比较大。据悉,综治办力争在4月底将所有的反馈意见收集完毕,并预计在5月底将最终定案的意见交由政府审议下发。
(来源:广西新闻网2014年04月28日 07:07 http://news.gxnews.com.cn/staticpages/20140428/newgx535d8d9a-10181389.shtml)
博客
无力医治 部分重性精神病患者被关进铁笼子黑屋子
女精神病患者入室盗窃饭店老板钱包被判刑罚
湘潭一女精神病患者陈静偷偷溜入一饭店老板卧室盗得一个钱包,内有现金6000元。因其作案时有限定刑事责任能力,依法可以从轻处罚。近日,湖南省湘潭县人民法院对陈静犯盗窃罪作出判决,判处其拘役五个月,并处罚金两千元。
据了解,2013年11月21日上午,陈静在湘潭县某街道,溜门进入某某餐馆四楼餐馆老板冯某某的卧室内,盗得该卧室床铺上女士手提包1个,该手提包中有钱包1个,钱包内有现金6000元、身份证件及银行卡等物品,后陈静在餐馆门口附近被群众当场抓获。
经鉴定,被盗手提包及钱包价值为300元;陈静目前诊断为精神发育迟滞(轻度),作案时有限定刑事责任能力。
法院审理后认为,陈静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盗窃公私财物,数额较大,其行为已构成盗窃罪,依法应予惩罚。因其系盗窃未遂,且系初犯,在庭审过程中能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认罪态度较好,犯罪时系限制行为能力人,作案时有限定刑事责任能力,依法可以从轻处罚。法院遂作出上述判决。
(来源:光明网2014-04-25 http://court.gmw.cn/html/article/201404/25/155783.shtml)一对老夫妻勒死精神病儿子 妻子离世丈夫独自受审
“我当时脑子乱了,不知道怎么办!”面对检察官的提问,刘振营称,案发前妻子提出杀死儿子的想法后,他并不同意,还想再把儿子送到医院治疗。但是妻子哭着说,她已经患癌症,不知道能否有机会和精力让儿子住院。听到妻子这样说,刘选择了沉默。
“回想起这十几年来来回回去医院,我们太难受了。”提起儿子患病后整个家庭的变故,刘振营掩面而泣,法官不禁提醒他控制情绪。刘称,案发时,妻子将还在睡觉的他推醒,说让他帮忙,他当时脑子一热,就跟着妻子走进儿子的房间。现在想想,刘说实在无法原谅自己的行为。
对于公诉机关的指控,刘振营表示认罪。刘的两位辩护人指出,案件发生的起因是小刘长期患精神疾病,给刘振营夫妻带来巨大压力;而案发前王云查出患有胰腺癌并且已无法治愈,得知自己即将离世,王还给丈夫和儿子购买了新的厨具和家具。然而,小刘得知母亲患病后,阻止母亲去柳州的医院治疗,执意让母亲到北京看病,并将家里的家具、物品摔得粉碎,还殴打谩骂父母,王云是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才产生勒死儿子的念头。在共同犯罪过程中,刘振营并没有起到直接作用,从提议到购买作案工具,再到导致小刘窒息死亡,刘振营都是起辅助作用,应该属从犯。
可怜可叹,亲邻请愿
庭审中,刘振营的一名辩护人出具小刘患病以来10次入院和出院记录。这些记录证实,从2002年开始,小刘的病情时好时坏,尤其是从2012年以来一直是严重精神病状态。而10多年来,刘振营夫妇没有放弃对儿子的治疗,住院1536天,王云几乎天天陪在医院,因为母亲不在身边小刘就不睡觉,还殴打谩骂医院的护士护工。18叠领药收据则记录了刘振营10多年来风雨无阻每隔五六天就到医院给儿子领药的事实。刘的另一位辩护人则出具刘振营退休前所在单位、社区,以及34位小区邻居和哥哥、妹妹们的请愿书,恳请法院给予刘振营从轻处罚。看到这些证据和请愿书,被告人席中的刘振营不禁再次落泪。
“我哥哥一家太累了!”庭审间隙,刘振营的一个妹妹告诉记者,作为家人,她是看着刘振营一家这10多年来遭遇的种种困难和挫折。现在发生这样的事,全家在悲痛之余也深感惋惜。刘的妹妹坦言,这样的结果对刘和整个家庭来说算是一种解脱,“因为有个患精神病的儿子,他们一家实在太辛苦。”
庭审最后阶段,公诉机关认为,刘振营故意非法剥夺他人生命,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以故意杀人罪追究其刑事责任。但刘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作用,是从犯。应当从轻、减轻处罚。刘振营犯罪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罪行,是自首,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最终,公诉机关提出3年至10年有期徒刑的量刑意见供法院参考。刘振营的辩护人则认为应当对刘适用缓刑。
在最后陈述中,刘振营称,他毕竟犯了罪,愿意接受法律制裁,也恳请法院考虑他患有心脏病等身体状况,从轻处罚。“假如我能活下来,我希望用我的退休金资助贫困山区的孩子上学,毕竟我已经没有家,也没有孩子了……”说到这里,刘振营控制不住情绪,俯身嚎啕痛哭。看到这一幕,不少旁听人员也忍不住擦拭眼角的泪水。
庭审后,法官宣布择日宣判。
多点沟通,少点悲剧
庭审结束,记者又来到革新路三区刘振营家所在的小区。邻居韦女士告诉记者,她和刘家住同一栋楼,刘家出事那天她不在家,回家后闻听噩耗,心里一直无法接受。韦说,刘振营夫妻对儿子小刘的关怀无微不至,小刘患病后无论是吃、穿,他们从来没有让孩子受委屈。在大伙看来,王云是担心自己离世后,没人会像她这样悉心照顾儿子才走极端。
采访中,有邻居也表示,或许是因为家中有精神病人,刘振营夫妻和大家几乎很少有往来,除了平时带孩子出门彼此打打招呼,他们甚至很少见有亲戚到刘家走动。直到出事后,大伙才知道刘振营有兄弟姐妹。
据广西脑科医院的一名医生介绍,一个家庭有一个精神病患者就会陷入痛苦。痛苦往往来源于为照料病人而操心劳力、遭受社会歧视以及长期治病带来的沉重负担。医生认为,家属应转变心态,正确认识精神病,坦然接纳家人患病的现实,不沮丧、羞愧、自卑,减少心理冲突和压力。同时改善沟通方法,主动参加减压活动,多给自己一点余闲时间,与亲朋多走动,生活的重心不要全部放在病人身上。此外,家属还应多与其他病人家属分享照顾康复家人的心得,知道自己不是在孤军作战,避免过度背负沉重压力而导致自身精神崩溃或者产生其他不好想法。
顺着邻居的指引,记者远远看到刘家的窗户紧闭、窗帘也完全拉上。正如医生所言,希望家有精神疾病患者的人们能够敞开心扉,摆正心态,与外界多一些沟通和交流,社会各界也应加强对精神疾病患者和有精神病患者家庭的关注和关心,不要让悲剧再次上演。
(来源:广西新闻网-2014年04月11日11:42 http://news.gxnews.com.cn/staticpages/20140411/newgx53471dad-10067823.shtml)男子路遇弱智女子起色心 强奸精神病人被刑拘
4月8日,洪湖市公安局新滩派出所民警闻警而动,破获1起现行强奸案件,抓获1名犯罪嫌疑人。
4月8日晚10时,该所民警接辖区村民报警称:夏某(男,39岁,新滩镇人)将一个精神有问题的女人带回家中,欲对其实施不轨行为。接警后,该所民警闻警而动,立即赶赴夏某家中,将正在对该疑似精神病女患者进行性侵害的犯罪嫌疑人夏某当场抓获。据夏某交代,他在歌厅唱歌时发现门外该流浪女子精神不太正常,就把2元钱给她买东西吃并诱骗将其带回家中进行强奸。
目前,犯罪嫌疑人夏某已被依法刑事拘留,此案正在进一步审理中。
(来源:荆楚网- 2014-04-09 16:53 http://news.cnhubei.com/xw/hb/jz/201404/t2891490.shtml)陕西宁强一上访男子被关精神病院
近日,陕西宁强县男子王余致信本网,声称因“自己讨一亩耕地补偿款被关精神病医院近4年”,希望得到媒体的关注。
来信的大意是2008年“汶川大地震”后,陕西省汉中市宁强县高寨子镇有4000余亩的土地被征收以建设灾后援建的项目,其中有1亩是王余的耕地,但土地征收补偿费没有下发,县有关部门也没有说法。王余无奈之下选择进京上访,被拦截回宁强后,他先后被关押至宁强县的看守所和法治学校(县司法局办的上访学习班)。在县法治学校时,王余遭受了县司法局某领导的虐待和殴打。2009年5月,被打伤的王余入院(汉中市中心医院)接受治疗。9月出院后,王余因土地征收补偿和自己的两间土房被砖厂占有未得到补偿一事继续上访,结果于2010年6月,被县法治学校和镇政府的有关人员强行送至汉中市精神病医院关押,目前仍然在医院接受所谓的精神病治疗。
那么,王余之言是否属实呢?
3月27日下午,在高寨子镇何家村,王余的母亲在接受记者的采访时,明确表示:王余没有患精神病。据她反映,40余岁的王余因上访被关押,至今没有成家。2010年6月,在没有征求家属意见的情况下,地方政府的有关人员主动送王余进精神病院,办理完相关手续的一段时间后,家属才知情。因王父瘫痪在床,王母行动不便,在他母亲仅有的一次医院探视中,王余告诉她,自己住院后,在医护人员的监视下,必须一天按时吃三次药(用于治疗精神疾病),否则会挨打。
那么,王余是否患精神病呢?
3月28日上午,在汉中市委宣传部的同意下,通过汉中市卫生局的联系,记者实地采访了汉中市精神病医院男病区赵主任。据赵主任反映,2010年6月,王余被镇政府送至本院。当时,镇政府认为,他们已经下发了土地补偿费,并处理解决完王余的上访问题,他仍然继续上访,加之临床诊断,镇政府和医院一致确定王余患偏执性精神病,但院方没有提供第三方出具的精神病医学鉴定。同时,王余治疗的开销,统一由当地政府和“新农合”共同支付。
在回答关于王余什么时候可以康复的问题时,赵主任表示,为防止精神病患者伤人,王余出院的条件必须是直系亲属有能力监护他,或者是地方政府主动联系医院要求接走他。面对现实,王余的回家时间仍扑朔迷离。
对陕西宁强这一上访男子是否“被精神病”事件,本网将继续关注。
(中工网- 2014-03-31 12:45:21 http://edu.workercn.cn/196/201403/31/140331124521940.shtml)宜宾心酸命案:精神病人为“垃圾”砸死同病患者
近日,宜宾市公安局南溪区分局成功破获一起命案,抓获犯罪嫌疑人陈某,令人唏嘘的是,这起案件中,受害人和犯罪嫌疑人均为精神病患者。
4月1日早上7时许,王某(女,51岁,裴石张高库村人,是精神病患者)被人打死在留宾乡垃圾站旁边。是谁残忍到要对一个以捡吃垃圾为生的精神病患者狠下毒手呢?
接到报案后,分局立即启动命案联动机制,从刑侦大队与留宾派出所抽调民警成立专案组,全力侦破此案。
经专案民警经调查走访及排查,很快突出留宾街村另一精神病患者陈某有重大作案嫌疑,专案民警立即前往陈某日常栖身的、位于垃圾站旁的小屋查看,现场查获与死者头部伤情吻合的带血铁鎯头一把。
原来,留宾垃圾站是精神病患者陈某日常休息和捡拾垃圾的地方,同为精神病患者的王某前往垃圾站捡拾垃圾吃时,二人发生冲突,陈某持铁鎯头猛击王某头部,致使王某当场身亡。
目前,关于此案的情况正在进一步核实中。
(来源:四川在线http://yibin.scol.com.cn/sh/content/2014-04/03/content_51536933.htm?node=1111812014-04-03 14:35:04)精神病人被病友抠伤右眼
两名精神分裂症患者在专业医院住院治疗,一患者杨某在另一患者张某熟睡期间窜入其病房,抠伤其右眼。张某家人诉至历下区法院,要求医院和伤人病患及家人分别担责。历下区法院依法判决医院赔偿其医疗费、残疾赔偿金等各项费用约15万元,杨某与其监护人赔偿6万余元。
清晨传来惊叫 患者意外受伤
2012年秋天,已经显现行为异常的张某被丈夫带到济南某精神疾病医院检查,医院诊断为“精神分裂症”后,建议住院治疗。
11月1日早上5点,张某在自己的病房睡觉还未醒来,突然病人杨某跑进来,扑向张某,上去就抠她的右眼。猝不及防的张某发出惊恐地尖叫,她右眼眼眶被撕裂,一脸血渍,场面一片混乱。医院的护理人员随后赶到,迅速打120将张某送至省立医院救治。经诊治,省立医院确诊张某右眼球脱臼、眼外肌断裂、视神经撕脱。
抠伤张某的杨某是名28岁的姑娘,也是以“精神分裂症”被该精神疾病医院收治。据其母亲讲,在家的时候,孩子就经常打人、砍人,而且经常打人的眼睛。入院的时候,杨某母亲已经把这些倾向告知医院,医院称不需要家人陪护。
张某从省立医院出院后,为维护张某的权益,张某丈夫诉至历下区法院,要求某精神疾病医院和伤人者与其监护人赔偿张某残疾赔偿金、医疗费、精神损害抚慰金等共计34万余元。
亟待多方关爱 赔偿责任三七分
历下区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济南某精神疾病医院作为精神病诊疗的专业医院,不仅负有相应的诊疗和护理义务,而且负有确保接受诊疗的精神病人人身安全的注意义务。杨某的住院病案中明确记载其病症为有时脱光衣服,用刀砍母亲、打母亲,经常打眼部,故医院对杨某存在的安全隐患是明知的,未尽到精神病医院封闭式管理应有的注意义务,导致张某眼部受伤,其管理上的疏忽与杨某造成的损害后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如果在发生此类事件后,一味的让医院方承担全部责任的话,对医院一方也是不公平的,对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会起到一定的消极影响,故应适当减轻杨某的赔偿责任而非免除责任。
2013年12月,法院判决济南某精神疾病医院负主要责任,承担70%责任,共计赔偿医疗费、残疾赔偿金、司法鉴定费等约15万元;在医院住院期间伤人的杨某承担30%的次要责任,赔偿6万余元。双方当事人均未上诉。
(来源:网易新闻http://news.163.com/14/0404/14/9P0A5Q2P00014Q4P.html 2014-04-04 14:10:00 )统计病患数岂能仅靠推断
近日,一篇网文称,湖南有精神障碍患者1200多万。此数字之大,令网民纷纷吐槽:“湖南一共7000多万人,那岂不是说每7个湖南人里就有1个精神疾病患者?”4月21日,湖南省卫生厅疾控处处长陈焱称:“这个数据是湖南省精神卫生中心提供的,是一个统计学上的推断”(4月22日《京华时报》)。
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原来在我们的身边,竟有那么多精神病患者,7比1的精神病患者数据,实在让人难以置信,总感觉这事太离谱。
当然不可否认,随着人口的增长和社会进入转型期,诱发精神疾病的因素也随之增多,精神病患者数量呈上升趋势可能也是不争的事实。可精神病患到底增加多少,只能通过准确的统计才能得出权威结论,并给相关部门提供科学的决策依据。
不客气地讲,用推断代替真实的调查统计,是典型的屁股决定脑袋的做派,其得出的结论肯定经不起推敲。也不知道,这种靠主观臆想敷衍了事的“专业精神”是怎样炼成的。但可以肯定,凡弄虚作假的数字,不但犯了统计学的大忌,更与执政为民的理念格格不入。
当下,精神疾病已经成为我国严重的公共卫生与社会问题,对精神病患进行人道主义救助已成社会共识。这就首先需要准确统计精神病患数据及分布特点,做到家底明,才能更好地提高救助效率。因此,事关公众知情权的精神病患数字,必须实事求是地进行统计,而不是坐在办公室里吞云吐雾地凭空捏造。如果连这点最起码的工作态度都没有,又何谈科学精神和为人民服务?
(来源:法制网2014-04-23 09:53:53 http://www.legaldaily.com.cn/integrity-observe/content/2014-04/23/content_5472152.htm?node=42781)如何去除“被精神病”魔咒
《精神卫生法》实施一周年 谁送来谁监管并未改变 杜绝“被精神病”呼唤鉴定细则
5月1日,酝酿27年出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精神卫生法》将迎来正式颁布一周年。根据该法,“被精神病”和非严重精神障碍患者被强制住院治疗的现状被法律明令禁止。精神障碍的诊断、治疗、住院、出院、康复和发病报告有严格的法定程序,精神障碍患者的人格尊严、人身和财产安全等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
在上海,一场来自民间,旨在帮助公众了解精神卫生领域的医药和法律常识的研讨会也在进行。神经病与精神病有哪些区别?《精神卫生法》实施一周年带来哪些改变与实践困难?“被精神病”后的纠错又有怎样故事?
文、图/本报记者王丹阳(署名除外)
闭上双眼,想象你是在一个黑暗封闭房间,被人捆绑着。你可以提出三个请求。然而,会场一片静默,没人应答。
渴望却听不见的“回声”
4月11日,上海。这是一场被称为“精神卫生领域破冰研讨会”的开场。无人应答的小游戏其实是因精神病诊断剥夺话语权,难以听到或听不到当事人、患方的声音的一个体验。
半个月后,《精神卫生法》将颁布一周年,这场研讨会意义特殊。
主持人秋菊说,你不是疯子,却被送进精神病院,无论你说什么都没人相信你,没有回声,可能十几天,甚至十几年。
精神病是神经病吗?能随便在大街上拉一个人去检验是否精神有疾病吗?
面对提问,没有专业知识背景的与会者会本能地说不,但说不出更详尽的原因。
《精神卫生法》第27条规定,精神障碍的诊断应当以精神健康状况为依据。除法律另有规定外,不得违背本人意志进行确定其是否患有精神障碍的医学检查。
然而,在大多数“被精神病”亲历者看来,没按标准程序诊断与用药正是造成“被精神病”群体增多的一个关键点。
“医生在诊断前就觉得正常人不会被拉来精神病院。情绪激动一点就是狂躁症。”秋菊说。
在代理徐武“被精神病”诉讼案的公益律师黄雪涛看来:在中国,一个十恶不赦、被判死刑的人都有机会为自己说话,但“被精神病”的人却不能。
百起精神维权胜案仅5例
研讨会的主办方,公益组织“中国精神医学使用者与幸存者网络”(CNSUP)成立于2012年8月,是一个包括专业人士群体和亲历者群体的民间组织。
根据CNSUP成员调查,中国“被精神病”人群涉及社会各阶层。被精神病的种类约5种:一是被家人送进精神病院;二是被单位作为监护人送进住院;三是上访;四是自愿“被精神病”,犯罪嫌疑人在刑事犯罪后装疯卖傻,逃避法律责任;五是其他疾病被误诊成精神病。
“被精神病”群体回归正常生活,也面临四种难题:邻居的歧视,就业难、结婚难以及在漫长诉讼维权中耗费的金钱与精力。
一名“被精神病”亲历者介绍,正常人长期服用精神药物,身体臃肿,精神混乱也是难免。
据不完全统计,在2013年《精神卫生法》实施前,仅2010年被公开报道的“被精神病”案例有100多个,胜诉案例只有5个。绝大多数“被精神病”案件仍在漫长的诉讼审理过程中。
被称为“精神卫生法第一案”的上海徐武案,从去年5月~12月的等待立案后,在2014年年初开庭前又被通知临时取消。
法治下违规诊疗依旧存在
“发生在别人身上的是一个故事,而发生在自己身上就是不得不面对的困局。”
2012年夏天,北京轰动一时的“被精神病”白领陈丹被父母和“医托”送至北京回龙观医院,强制住进精神科封闭病房近72小时。
2个月后,陈丹起诉医院侵犯人身自由权、自主决定权、身体权。2013年11月,陈丹一审败诉并提出上诉,目前二审尚未作出判决。
对于陈丹来说,《精神卫生法》从法律上杜绝了她的事件重演,但还未给予“被精神病者”救济、纠错,甚至从本质上杜绝“被精神病”的利益动机。
陈丹认为,精神病医院暴利医疗费是“被精神病”的经济利益动机。即便上有法律,但在高额利润下,不遵守法律法规,收治违反诊疗原则的患者也在现实存在。
一名来自江苏的与会者透露,在江苏镇江,一名被单位送进精神病院的职工,月医疗费用就达6000元~7000元,相当于处级干部工资。
鉴定细则未出陷入两难
与很多人不同,在中等身材、说话有条理的老王看来,“被精神病”或许不是“不幸”,而是一种不应该的逃脱。
老王的儿子被他妻子同事史女士用绳子活活勒死。
一年前有熟人告诉他,嫌疑人的家属正在运作,要保命。嫌疑人改口说自己有“精神病”,作案期间处于妄想期。随后,一年多,老王放弃工作,自费跑遍全国咨询精神鉴定专家。
然而在《精神卫生法》实施后,我国目前仍没有对精神病诊断和鉴定的细则法规出台。
在庭审上,老王对三份法医对史某的精神鉴定提出了强烈质疑。老王认为,让不是精神病专业出身的法医来判定犯罪嫌疑人是否有精神病,本身并不公平。从程序上,第一份鉴定和第三份鉴定有明显不一致的地方,互相打架。
目前,该案至今还没有宣判。唯一让老王感到有效果的是,从开庭前检察机关建议从轻处理,到庭审时,检察机关建议量刑无期徒刑或死刑。
然而,老王觉得如果他是法官,他也会面临着艰难的选择:法律依据还是现实问题。
“如果能有精神病鉴定的细则就好了。”老王说。
(因涉及隐私,文中人物为化名)
“谁送来谁监护”引辛酸
呼唤自主委托代理人权利
《精神卫生法》出台近一年,曾经历“被精神病”的人如何出院,维护自身权利仍是一大焦点。徐武在精神病院住了10年,希望出院,但他哥哥作为监护人拒绝其出院。而在现实中,很多符合出院条件的精神病患者也因家属和社会的拒绝,甚至利益关系,不得不继续住院。
对于这一现象,北京大学医学人文研究院医学伦理与法律研究中心副主任王岳指出,“精神病的诊断主要依据病人家属的陈述和医生的观察。一旦家属虚构了病情,医生无从判断,疑似重症精神病患者的权益得不到保障。所以应从经济角度给精神病院以制度保证,其次必须将司法程序纳入精神卫生领域。”
黄雪涛说,《精神卫生法》出台后,依然会出现拥有较完整社会功能的成年公民被精神科医疗界认为无行为能力。而且短期内估计也不能彻底统一医学标准与法律标准。主要问题是:其一,不经法定程序推定监护人;其二,出院遵循“谁送来、谁接走”的规则。
因此,目前确保非自愿住院人士自主委托代理人的权利,通过司法程序来解决这一问题绝对有必要。
深圳公益组织衡平机构研究员刘佳佳认为,民诉法第57条把“被精神病”一部分人的诉权交给监护人。实践中,谁送你去精神病院,谁就是你的监护人,没有正当程序,没有利益冲突排除。这么一来,住院者想讨个公道,就要通过送治人实现。这就是民诉法第57条制造的“乌龙”,而且同样适用于未成年人、一部分残疾人。这个不足两行字的条款所引发的辛酸血泪,难以估量。
(来源:广州日报,2014-04-16 http://gzdaily.dayoo.com/html/2014-04/16/content_2599041.htm )精神病人强制医疗 难题频现待破解
当眼神有些飘忽、身形邋遢的王亚洲前来自首时,江苏省沭阳县刑警大队周燕第一反应:“要来大案子了。”
2013年6月17日晚,王亚洲在家将其母亲杀害。因其有精神病史,经鉴定无刑事责任能力,随后被强制医疗。这是周燕接触过的第一起强制医疗案件。
“有种第一次吃螃蟹的感觉。”周燕告诉记者,办案难题一个接一个,比如,用什么样的法律文书问题。“由于当时沭阳没有任何关于强制医疗的相关文书,市里、省里也尚未下发统一规范文件。发现北京市公安局曾发过规范文件,只好直接拿过来用了。”
有此感受的,不止周燕一个。修改后刑诉法实施一年多以来,全国各地如雨后春笋般冒出了诸多的“强制医疗第一案”。但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司法实践中出现了很多操作性难题。困惑人群除了公安部门,还有检察院、法院,甚至包括精神病院。
强制医疗:从行政化到司法化
中国人习惯将王亚洲这类具有暴力行为的精神病人称为“武疯子”。有媒体援引过一组数据称,我国精神疾病发病率已近千分之十三,其中三分之一有主动攻击倾向,最近每年精神病人的肇祸案都超过1万件,其中三分之一是杀人、伤害等严重暴力案件。经鉴定确认无刑事责任能力的精神病人,不需要承担刑事责任,但为了避免其对社会造成危害,通常将他们送进精神病院进行强制医疗。
但强制医疗一直备受争议:一方面是“武疯子”对正常社会秩序的危害性,另一方面则是屡屡出现“被精神病”的案例。这样的背景下,2012年修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在第五章特别程序中,特增加了一章来专门规定“依法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的强制医疗程序”。随后“两高”和公安部有关刑事诉讼法配套规定中,也对此作出了进一步的规定,基本完善了强制医疗司法程序的框架设计。这被学界公认为,我国强制医疗从“行政化”走向“司法化”。
然而,几个简单的条文,并不能完全解决强制医疗过程中面临的种种问题。
对象范围:还应再扩大?
对很多一线办案检察官来说,处理限制刑事责任能力的精神病人案件早已是轻车熟路:他们大都被送进带有监护措施的普通监狱。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检察院公诉科科长吴伯琼办理过多起此类案件,但第一次接触无刑事责任能力的精神病人强制医疗案件时,她有些疑惑:限制刑事责任距离无刑事责任到底有多远?
在吴伯琼看来,有些限制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比无刑事责任的一些人可能更具有暴力倾向。“这些人判个几年出来了,可能会带来更大的灾难。”
对此,南湖区检察院办公室主任邵志强感触颇深。他记得,20多年前,当地发生过一起精神病人杀人的案子,此人后来因限制刑事责任被判刑,出狱一年后又将两个小孩子杀死。
“限制刑事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重返社会后,随时可能成为爆炸的哑弹。”陕西省西安市安康医院副院长朱建彪解释说,从精神鉴定的角度来说,限制刑事责任行为和无刑事责任行为的界限模糊,不能说哪一种更具有社会危害性。
目前,我国刑事诉讼法强制医疗的对象仅限于依法无刑事责任能力的精神病人。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卢建平认为,我国强制医疗对象狭窄,应该将限制刑事责任能力的精神病人、不具有受审能力和服刑能力的精神病犯人、非暴力型肇祸行为的精神病人以及未危害公共安全和未严重危害公民人身安全肇事、肇祸精神病人,一同纳入强制医疗范围。
司法鉴定:监管不力
2013年2月27日,杨鑫杀人强制医疗案在嘉兴市南湖区法院开庭审理。
庭审中,被害人王稼祥的母亲撕心裂肺的哭声,几次让庭审没办法继续。让她最不能接受的就是那份证明杨鑫无刑事责任的鉴定意见。
“白白死了,连一分钱的赔偿也没有。”杨鑫的办案检察官钱晓磊介绍说,目前法律没有规定强制医疗程序中的民事调解部分,实践中,多数被害人家属得不到赔偿。
以江苏省宿迁市为例。该地区已处理的4件强制医疗案件中,无对被害人进行赔偿的案例,也均未提出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或单独提起民事诉讼。“因强制医疗程序中没有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与自诉的规定,在实践处理中一般并不告知被害人有权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如被害人单独提起民事诉讼,则需要承担额外的诉讼成本。”宿迁市检察院一检察官说。
据介绍,被害人家属得不到赔偿,便不断对鉴定意见提出异议。即使重新鉴定,只要结果不变,被害人家属仍不会在告知书上签字。
除了家属主观不能接受鉴定外,鉴定本身也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多年从事司法精神鉴定的专家朱建彪表示,目前我国鉴定机制尚不健全,精神病鉴定缺乏统一、科学的标准。他解释说,在我国,不管哪家的鉴定专家出具的鉴定意见在法律效力上都是一样的。而司法精神鉴定最根本是靠鉴定人员的主观判断,即使同一诊断标准下,两个鉴定人员的认识差异也会导致不同的鉴定结论。“这也是为什么不同机关委托或指派的鉴定单位出具的鉴定意见常常彼此矛盾,互相冲突。”
“司法鉴定行业基本上成为监管盲区。”朱建彪认为,目前司法精神鉴定乱象,与缺乏监管不无关系。“这些问题无疑会极大地制约强制医疗程序的运转。”
执行:公安不能承受之重
2014年2月11日,记者在河南省中牟县安康医院见到了暴力伤人的“无名氏”———刚收案时,这位女肇祸者说不出自己名字,也无任何可供警方查询的线索,于是,此案一开始就被定为“无名氏案”。
据安康医院院长陈延会介绍,和两个月前送进来时相比,“无名氏”的精神状态好了很多,能跟人做简单交流,但说话含混不清。记者问她叫什么,她在纸上写出“唐彩云”字样。
据了解,中牟县安康医院是当地经卫生局批准的唯一一家精神病专科医院。虽称作安康医院,但却是一家私营的医院。该医院去年6月开业,目前收治了50多名病人,医院享受很多优惠政策,“像精神疾病费用超过2000元的一般能报销80%以上。”
“无名氏”已住院3个月。她虽自称唐彩云,但其户籍地、身份证号码、民族、文化程度均不详。由于法定代理人不能到场,案件无法开庭,已经超出了法律规定的“一个月以内作出强制医疗的决定”。法院的强制医疗决定迟迟未下,费用成为负责执行的公安机关的难题。
民警李永恒告诉记者,“无名氏”前两个月费用是他们从办案经费中贴补的,其后“我们跟案发地所在的狼城岗镇镇政府商量,让镇政府负担”。至于接下来的漫长治疗期费用如何解决,恐怕还要走一步看一步。
“没有哪个规定说,我们应该把病人送去哪儿进行临时性保护措施。”周燕说,因为沭阳县并没有安康医院或其他强制医疗机构,他们也选择将等待强制医疗决定的病人放在普通的精神病医院———沭阳脑科医院,跟强制医疗场所为同一个地点。“对王亚洲进行临时性保护措施的费用,是由王亚洲所在的乡镇出的,强制医疗的费用我都不知道是哪里出的,医院院长说国家会给钱,给多少,不清楚。”
强制医疗的精神病人的执行工作包括精神病人的强制押送和强制医疗的具体治疗。关于强制医疗的执行问题,刑诉法解释仅笼统规定公安机关在收到法院的强制医疗决定书和执行通知书后负责送交强制医疗,但具体的强制医疗机构是专门性质的安康医院或是普通的精神病医院,刑诉法及解释却无明确具体规定,更没有明确费用出处。
记者调查多个基层办案单位发现,目前经费问题,多由公安部门先行解决。
诊断评估报告:飞越疯人院的通行证?
2014年3月3日,被强制医疗7个半月的陆燕,经嘉兴市南湖区法院决定解除强制医疗。
嘉兴市南湖区检察院公诉科副科长陈婷表示,从目前法律的规范来看,如果被强制医疗病人家属向法院提出解除申请,强制医疗机构也作出可以出院的诊断评估报告,经法院决定,强制医疗便解除。
但这样的解除,让陈婷心里很没底。嘉兴市南湖区法院刑庭庭长杨志勇也表达了纠结的心情:“法律没有规定诊断评估报告的标准。对于能否解除,我们也只能根据医院的判断,如果医院认为被强制医疗人病情治愈,可以出院,我们似乎也没理由不解除。”杨志勇说,他们担心的是,陆燕被解除强制医疗后再次发生暴力案件,那么解除算不算错了,到时候又应该追究谁的责任?
刑事诉讼法第288条规定,强制医疗机构应当定期对被强制医疗的人进行诊断评估。对于已不具有人身危险性,不需要继续强制医疗的,应当及时提出解除意见,报决定强制医疗的人民法院批准。被强制医疗的人及近亲属有权申请解除强制医疗。
“定期是多长时间评估一次,评估标准又是什么?一系列问题法律都没有明确规定。”朱建彪补充说,“不具有人身危险性”的评估在实际操作中很难实现,“精神疾病具有反复性,发作诱因很多,没有一个精神病治疗专家,可以保证一个暴力型精神病人不具有人身危险性。”
“应该明确继续危害社会可能性的具体评估标准。”宿迁市检察院的一名办案人员告诉记者,有些被强制医疗人因为难以评估其社会危害性,法院不敢擅自决定解除,导致能解除的人仍旧关在精神病院。“一个恢复良好的精神病人,仍旧长期关在精神病院,等真有出来的一天,人也就废了。”
解除:“无主”精神病人何去何从
“法院决定解除强制医疗,也并不意味着解除能真正完成。”朱建彪说,对于解除决定通过何种程序落实,法律并未规定。比如,解除决定后如何完成解除,由哪个部门去执行,谁来接收,如何完成等,目前规定均未涉及。
西安市安康医院副院长蒋峰介绍,2013年之前强制医疗的人,有的已经符合离院条件,但因为被强制医疗的人没有监护人或原监护人身份消失、自己又没有经济生活来源,导致无法出院。“现在我们医院尚未有解除的案例,但未来强制医疗解除也会遇到上述难题。再如,如果有监护人,但因种种原因,人家不便、不愿接收,也需要在完成移送方面需要规定具体措施办法。”
目前,我国的强制医疗是无期限强制。而治愈经验表明,精神病平均有效的治疗期间大约为三年,最长不超过五年。“若不出去而永久留治,强制医疗机构接收精神病人数量将累积增大、负荷严重。”陕西省西安市长安区检察院监所科科长李建民认为,应该由政府建立专门场所进行收容,对5年以上的治疗无望精神病人由民政部门牵头、社区卫生机构负责,监控精神病人服药、接受治疗。
监督:病人说受了虐待可信吗?
每过一段时间,西安市安康医院强制医疗病区都会有两名检察官前来“巡视”,跟病人聊聊天。
他们来自西安市长安区检察院监所科。2012年底,西安市检察院在安康医院成立派驻检察室,由长安区检察院代执市院执行监督工作。主要工作包括对被强制医疗的精神病人医疗状况、强制医疗机构的诊断评估进行监督。
“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第289条明确规定了检察机关对强制医疗的监督职权,但对于监督的范围、方式、途径、法律效果等问题却没有涉及。”李建民说,被强制医疗的精神病人在强制医疗期间其身体检测、治疗、用药、生活保障等方面没有系统的规范和程序要求,缺少配套的具体实际操作性的实施细则。“目前除了一些程序上的内容监督外,对于执行的具体过程很难有效监督。”
江苏省启东市检察院高飞认为,作为新增的一项特别诉讼程序,若没有切实有效的具体操作性规范,不仅会制约程序本身功能的发挥,还可能会因为“无章可循”,导致程序虚置。同时,由于具体执行监督的检察官没有专业医疗知识,对于强制医疗机构出具的诊断评估报告,不能评判其合理性。
李建民告诉记者,自2013年1月至今,派驻检察室在检察监督中发现有5人不符合刑诉法规定,其情形主要为精神病人的原有行为后果未达到犯罪程度,其中1名是法院以前作出了强制医疗裁定的。对该名病人如何处置,至今没有找到解决办法。
“法律未规定对强制医疗执行中的特殊事宜的处置办法,如决定强制医疗的人员入院时出现危及生命安全的其他疾病、患有严重传染性疾病、怀孕或者哺乳自己不满一周岁婴儿的,安康医院不能收治,是否应提请法院改变决定等相关程序,应在法律中作出规定。”李建民补充说。
“从条文规定来看,强制医疗程序兼具司法特点和行政特征,保留了较强的‘行政性’色彩,尚未完全纳入诉讼的轨道,其表现为一是被决定强制医疗的人、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对强制医疗决定不服的,只能向上一级法院申请复议,而复议不等于‘上诉’,是一种典型的行政性程序。这种情形会导致监督效力不稳定。”高飞说。
(来源:正义网-检查日报http://newspaper.jcrb.com/html/2014-04/23/content_157613.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