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生观察工作室2014-4-5消息:今天是清明节,上午九点多在北京的多位维权上访人士。包括上海谢穗好、陈宝良,辽宁徐风茹,宁夏石嘴山王文卿,以及来自北京本地的王玉琴、张秀华,集体在北京南站的路边,打出标语纪念刚刚在狱中被迫害致死的曹顺利。
以下是今天的现场图片:

民生观察工作室2014-4-5消息:今天是清明节,上午九点多在北京的多位维权上访人士。包括上海谢穗好、陈宝良,辽宁徐风茹,宁夏石嘴山王文卿,以及来自北京本地的王玉琴、张秀华,集体在北京南站的路边,打出标语纪念刚刚在狱中被迫害致死的曹顺利。
以下是今天的现场图片:

2014年4月5日9点零5分,金乡县西关大街的陈素敏打来电话,说她家周围最少有10余个政府派来控制她的人。正通着电话,从电话中听到剧烈的敲门声,陈女士说,是政府的人,接着听到电话那头有异样的乱声,接着电话挂断了。
近年来,倍受恶官迫害得不到公道的陈素敏认识到,恶官不除,腐败不清,任何人都难有公平正义可言,所以,她对当地官僚强非法行为提起了控告,她为此成了重点“稳控对象”。因为中纪委第四巡视组到山东,当地政府便派十余人对其控制。
他在在控告金乡县的什么事?看下面她的材料。
一、2013.3月12日凌晨2点山东省胡集镇辛刘庄村发生自杀式6死1伤爆炸灭门案,据说每家10万元封口费了事,2013年7月份此村庄再次发生纵火案,接着又是一起杀人案。该连环案的受害人,政府一次的给10万元封口费,这事就压下了。
二、金乡县买官卖官已经公开化。2013年,金乡县25岁的韩寒坐直升飞机当镇长。该事闹大了被调查,只是把娃娃镇长撤下来,别的事就不了了之。(百度搜索山东省金乡县韩寒看真相)。
三、金乡县只要当了官儿,就不受任何法纪约束,官员娶小媳妇生三胎,都是公开化的。(只要调查,让如此官员的事情铁证来证明)
四、圈占万亩土地建行政大楼群。金乡县政府一条街二十层办公大楼,对外称为“东门人防项目部”与“南门长宁胡公园”;法院办公大楼之大,可这样说,每工作人员平均有占2——3间办公室。
面对有铁证的如上问题,当地恶官对陈素敏由怕生恨,只要当地政府认为陈女士有可能举报的情况,就不惜动用十几人以至几十人维他的稳了。
材料撰写到此,陈女士家人来电话告知,陈女士出门去扫墓,后面尾随了十几个政府派来的人。
金乡恶官要把恶行进行到底。不仅是金乡恶官这样,全国无不是这样。在整个官场烂透了的情况下,政纪、法纪都是一纸空谈。对官僚来说,与其被控告双规下台,不如抵抗到底蒙混过关。
请大家关注陈素敏。
陈素敏电话:15854733062
山东维权志愿者
2014-4-5
民生观察工作室2014年4月5日消息,昨日上午九点半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第二次开庭审理了迪威信家具用品(深圳)有限公司的民选工人代表吴贵军被深圳市宝安区检察院以涉嫌聚众扰乱交通秩序的罪名公诉的案件。去年5月初,深圳迪威信家具用品公司因工厂搬迁不给赔偿导致工人罢工。在连续罢工三星期后,始终得不到满意答复的工人决定前往市政府上访,但在途中,两百多名工人被警察抓进派出所,其中约20人被拘留13天,两人被拘留37天,工人代表吴贵军则一直被关押在看守所内,并被指控“聚众扰乱交通秩序罪”。经过检察院两次退回补充侦查后,今年1月21日,案件被起诉至法院。今年2月17日吴贵军案一审曾开过一次庭,但草草结束,昨天属一审二次开庭。
昨天相关开庭信息疑遭屏蔽,开庭前一天,腾讯微博除笔者一人发布的开庭信息被极个别转发以外,没有搜索到其他开庭消息,可能是被屏蔽,2014年2月17日第一次开庭前后腾讯微博搜索吴贵军就没有显示相关内容。被新浪微博认证为:"詹妮,中国劳工通讯员"的微博账户“工人小萝莉-”最早转发了此案代理律师庞坤2014年4月1日发布的开庭信息,但同样收听的他的笔者开庭前一直无法看到或搜索到同一微博信息,而法院庭审信息显示屏幕显示的开庭时间是下午14:30,实际开庭时间是上午9:30。看来为了减弱此案的影响,有关部门做了不少的幕后工作。
开庭当日安检较以往仔细严格,二楼审判区供等候参加庭审人员休息的座位区被警戒线围了起来,最大的第一审判庭门口摆了一排桌子,上面摆了用于强行存放旁听人员带的行李和包的塑料盒,还有一叠用来强行封存旁听人员手机的信封,不配合将被剥夺旁听权,有个别人表示不满并指出这一行为没有法律依据,也有工友自愿充当志愿者协助法院封存手机并试图说服质疑者,更多的人只是沉默的排队顺从。
当不到一半人员进入法庭后,其余人被禁止进入,理由是已经坐满,有人质疑为何第一排的座椅全都空着,被告知是留给法警的,实际庭审时只有两名法警坐在第一排。很多工友表示都是从很远的地方请假过来很不容易,强烈要求要站着或者坐地上旁听,以满足自己的监督权旁听权,均无果。未能进入的工友情绪越来越激动,但并未像第一次开庭被无故取消后,一致向信访部门表达抗议那样,而是坐在外面的椅子等待。
吴贵君被法警带入法庭前,引起庭外人群的骚动,人们纷纷起立鼓掌,簇拥向前,警察制止未果。2013年5月23日被抓至今失去自由的吴贵军脸上露出了自豪的笑容,被法警粗暴地快速带进法庭 。
期间一直有一名法警用录像机在拍摄旁听的工人,这次也有一名女工友被警察拉到一边要求删除手机照片,但并没有像上次一样大家一致上前声援,坦诚表示都有拍照并且还发布到了网络,要求拿出强迫删除照片的法律依据,否则拒绝配合,然后警察灰溜溜的走开。而这次没人声援的女工友很不安的被迫删除了照片。
庞坤律师庭后发布新浪微博显示“今天有七位守护正义和良知的工友出庭为吴贵军作证,不是吴贵军组织,策划或指挥了上马路的集体行动。而辩护人申请公诉方的证人出庭作证一个都不出庭。”“ #吴贵军工人罢工案#今天吴贵军案庭审中间休息和庭审结束吴被带出法庭的时间,前来旁听的工友和各界朋友都给吴贵宫报以热烈的掌声!吴贵军挥手表示感谢,这哪是审吴贵军啊,这是给吴贵军开表彰会。”
案件将会择日宣判。
以下是昨天的现场图片:



夫妻双方本应互相扶持。但家住市区的胡某,却在妻子董某确诊患有精神分裂症后,不仅对其拳脚相向,还在8年时间内,先后4次提出离婚诉讼。为维护自己的基本人权——生存权,董某不仅拒不同意离婚,还在扬州“剑之兰”女律团的帮助下,最终赢得了婚姻保卫战。而对4次提出离婚诉讼请求的胡某而言,是否意味着离婚的自由权利不受法律保护呢?
因婆媳关系不和,儿媳患上精神分裂症
18年前,年轻漂亮的董某,为追逐浪漫的爱情,偷偷与工友胡某领了结婚证。为了这事,她与家人的关系一度陷入了“冷战”。一年后,董某给丈夫胡某诞下一个男婴,这给家庭带来短暂的快乐。但没过多久,漂亮性感的董某,却遭到婆婆顾女士的“否定”。
顾女士认为,儿媳漂亮容易出轨。因受这种心理暗示,顾女士时常为了家庭琐事,与性格内向的董某发生冲突。扬州“剑之兰”女律团负责人张燕告诉记者,董某居住在婆婆家中,虽然多次受了委屈,但由于婚事没有得到父母的祝福,她只能默默承受巨大的精神压力,进而演变成一块“心病”。
2003年2月初的一个上午,因见妻子日益憔悴,整日精神恍惚,胡某将妻子送往医院诊断。经过医院的权威检查,董某被确诊为精神分裂症患者,这让胡某痛苦不己。
丈夫暴力威胁妻子,法院下发“训诫书”
听说儿媳患上了精神分裂症,顾女士接二连三地“命令”儿子离婚。为了维护母亲的尊严,同时减轻自己的负担,胡某从2006年7月开始,不断向法院递交离婚诉讼申请。
2006年7月,不堪生活拖累的胡某向我市基层法院递交了离婚诉讼申请。由于董某拒绝离婚,且生存权难以确保,为维护弱势群体的合法权利,法院在受理这起特殊的离婚案件后,判决双方不准离婚。
此时,为了达到离婚的目的,胡某不仅开始动手殴打和恐吓妻子,还在2007年、2011年两次诉讼申请离婚,这让董某的精神处于崩溃的边缘。考虑到被告人的特殊情况,为维护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我市基层妇联组织,接到董某家人的求助电话以后,随即委派扬州“剑之兰”女律团,免费帮助董某维权。
第3次诉讼离婚时,为确保董某不再遭受暴力侵袭,张燕要求法官对原告胡某进行“训诫”,并警告胡某不得再向被告施以暴力行为。原来,为迫使妻子同意离婚,胡某不仅联合家人,将患病妻子遗弃家中,还隔三岔五地前往家中,骚扰、殴打和恐吓董某。鉴于这种情况,法院采纳被告代理人提出的申请,即向原告胡某下发“训诫书”。据悉,胡某收到“训诫书”以后,再也不敢对妻子实施暴力了。
(来源:中国新闻网http://www.chinanews.com/fz/2014/03-18/5964355.shtml2014年03月18日 14:10 )
3月13日,乌海市海南区人民法院就海南区人民检察院申请对被申请人常某某强制医疗一案作出裁决,依法决定对常某某采取强制医疗措施。这是自去年新刑诉法修改实施以来,海南区人民法院作出的首份《强制医疗决定书》,也是乌海市首例。
海南区人民检察院认定,2013年2月24日11时30分许,常某某(女,27岁)在海南区租住的房屋内将自己8岁的女儿掐死,并用菜刀将自己的脖子及手腕划伤。事后经鉴定,常某某有被害妄想、情感反应倒错的症状,无原因杀死自己的孩子,被诊断为精神分裂症。同时,根据其之前主治医生的证言,常某某病情最严重时可能杀人。在精神疾病治愈前,常某某有继续危害公民人身安全的可能。
今年3月11日,海南区人民法院依法公开开庭审理了该案。法庭调查阶段,法庭就被申请人常某某是否实施了故意杀人行为,是否属于依法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是否有继续危害社会的可能逐一展开调查。海南区人民检察院当庭出示了相关证据,常某某的法定代理人郑某、诉讼代理人也依法进行了质证。
海南区人民法院经审理后认为,常某某实施暴力行为,致一人死亡,严重危害公民人身安全,经法定程序鉴定,常某某属依法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有继续危害社会的可能,符合强制医疗条件,有必要对其予以强制医疗。遂依法作出决定对被申请人常某某采取强制医疗措施的裁决。
(来源:正北方网http://www.northnews.cn/2014/0320/1558457.shtml2014年03月20日 10:27 )
精神病患者刘显容失踪了。
1月23日,她被沙井120救护车送往专门治疗精神病患的罗湖区康宁医院,随同的除了丈夫肖建成,还有当地派出所民警。3月10日,肖建成找到康宁医院,得知妻子已被送往深圳市救助站。在救助站,他被告知妻子出院当晚就被送上了前往四川老家的火车。此后他再也没有找到妻子的下落。
这中间的一切源于入院之初一张“三无流浪人员”的证明,刘显容的身份变成流浪人员。但拥有监护人的妻子,为何变成“三无”人员?南都记者调查发现,只有“三无”身份才能获得民政部门的治疗资金,肖建成在和医院办理交接时,声称交不起费用,随后医院有人找到派出所开具了这份证明,妻子得以入住康宁医院接受治疗。
无钱医治的病人
1月23日凌晨,40岁的肖建成从睡梦中惊醒:妻子精神病发作了。
“她拿着刀和铁铲砍我,到处砸得咚咚响。”肖建成回忆,他跑到房子外面躲避,妻子也追到外面乱跑,折腾到凌晨,身材只有1.5米多高的肖建成再也无法控制住失控的妻子,上午9点左右他开始报警。
随后沙井医院120的救护车来到,肖建成和新桥派出所出警民警一起强制将刘显容送往了沙井医院,“医院登记了我和我老婆的身份证,下午4点又拉回新桥派出所,然后再坐120的车送去罗湖康宁医院。”
事发前,肖建成住在沙井新二村一处出租屋,靠电动车拉客为生。结婚证显示,他和妻子都是四川达州渠县人,渠县残疾人联合会盖章发放给刘显容的残疾人证显示:残疾类别为“精神”、残疾等级为贰级。
载着精神病人刘显容的救护车,从40公里外的沙井一直开到位于罗湖区的康宁医院,做了简单的交接后,来自沙井的救护人员和民警随车离开,留下肖建成在医院办理入院手续。但在交费处,肖建成并未缴费。“我去交费处问了一下,要200块,我身上没有钱,我说没钱怎么办,挂号处的负责人说没钱怎么行,你要去找派出所开个证明。”他称,医院保卫科好几个人紧紧跟着他不让他离开,并要求留下联系电话。
肖建成说,后来看实在无钱交费,保卫科一位工作人员答应他离开,“那个人说,我找派出所打个证明,可以免费治疗了,你可以回去了。”随后肖建成称自己签字后离开医院。事后他知道,派出所给医院开了一份“可以免费治疗的证明”。但他离开前尚未与派出所民警碰面,离开医院时约是晚上7点,天已经黑了,他估计在医院待了约一个小时。
救助站送上火车后消失
肖建成称,妻子住进康宁医院一周后,大年初二(2月1日),他带着儿子拿着妻子的衣物去康宁医院看望,不久,他和儿子离开。
3月10日,肖建成再度前往康宁医院,却得知妻子已经于3月6日出院,查询一番才知道是被深圳市救助站的人接走了。院方给了他一张写有编号的条子,让其根据编号去救助站寻找。
南都记者看到这张便签条上写着“3月6日,90006698,刘笑,市救助站。”肖建成从市救助站查询到“刘笑”在救助站留下的一张照片记录,确认是老婆。
救助站工作人员称,因为“刘笑”的身份是“三无流浪人员”,按救助规定由救助站接进站,并送回原籍。得知“刘笑”的户籍地是四川达州后,所以接出院当晚就买了火车票将其送上火车。车次为6日20:30发车的K 586列车,由深圳开往重庆北。
没有身份证的流浪人员如何能买到火车票上车?救助站一位工作人员在电话里对南都记者称,只要弄清流浪人员的户籍地,就可以开证明办理售票。救护站人员负责买票并将人员送进站。
事实上,国家相关的救助制度比较含糊,2003年第381号国务院令签发的《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第十三条规定“对无家可归的,由其户籍所在地人民政府妥善安置。”
精神病患者刘显容失踪了。
1月23日,她被沙井120救护车送往专门治疗精神病患的罗湖区康宁医院,随同的除了丈夫肖建成,还有当地派出所民警。3月10日,肖建成找到康宁医院,得知妻子已被送往深圳市救助站。在救助站,他被告知妻子出院当晚就被送上了前往四川老家的火车。此后他再也没有找到妻子的下落。
这中间的一切源于入院之初一张“三无流浪人员”的证明,刘显容的身份变成流浪人员。但拥有监护人的妻子,为何变成“三无”人员?南都记者调查发现,只有“三无”身份才能获得民政部门的治疗资金,肖建成在和医院办理交接时,声称交不起费用,随后医院有人找到派出所开具了这份证明,妻子得以入住康宁医院接受治疗。
无钱医治的病人
1月23日凌晨,40岁的肖建成从睡梦中惊醒:妻子精神病发作了。
“她拿着刀和铁铲砍我,到处砸得咚咚响。”肖建成回忆,他跑到房子外面躲避,妻子也追到外面乱跑,折腾到凌晨,身材只有1.5米多高的肖建成再也无法控制住失控的妻子,上午9点左右他开始报警。
随后沙井医院120的救护车来到,肖建成和新桥派出所出警民警一起强制将刘显容送往了沙井医院,“医院登记了我和我老婆的身份证,下午4点又拉回新桥派出所,然后再坐120的车送去罗湖康宁医院。”
事发前,肖建成住在沙井新二村一处出租屋,靠电动车拉客为生。结婚证显示,他和妻子都是四川达州渠县人,渠县残疾人联合会盖章发放给刘显容的残疾人证显示:残疾类别为“精神”、残疾等级为贰级。
载着精神病人刘显容的救护车,从40公里外的沙井一直开到位于罗湖区的康宁医院,做了简单的交接后,来自沙井的救护人员和民警随车离开,留下肖建成在医院办理入院手续。但在交费处,肖建成并未缴费。“我去交费处问了一下,要200块,我身上没有钱,我说没钱怎么办,挂号处的负责人说没钱怎么行,你要去找派出所开个证明。”他称,医院保卫科好几个人紧紧跟着他不让他离开,并要求留下联系电话。
肖建成说,后来看实在无钱交费,保卫科一位工作人员答应他离开,“那个人说,我找派出所打个证明,可以免费治疗了,你可以回去了。”随后肖建成称自己签字后离开医院。事后他知道,派出所给医院开了一份“可以免费治疗的证明”。但他离开前尚未与派出所民警碰面,离开医院时约是晚上7点,天已经黑了,他估计在医院待了约一个小时。
救助站送上火车后消失
肖建成称,妻子住进康宁医院一周后,大年初二(2月1日),他带着儿子拿着妻子的衣物去康宁医院看望,不久,他和儿子离开。
3月10日,肖建成再度前往康宁医院,却得知妻子已经于3月6日出院,查询一番才知道是被深圳市救助站的人接走了。院方给了他一张写有编号的条子,让其根据编号去救助站寻找。
南都记者看到这张便签条上写着“3月6日,90006698,刘笑,市救助站。”肖建成从市救助站查询到“刘笑”在救助站留下的一张照片记录,确认是老婆。 救助站工作人员称,因为“刘笑”的身份是“三无流浪人员”,按救助规定由救助站接进站,并送回原籍。得知“刘笑”的户籍地是四川达州后,所以接出院当晚就买了火车票将其送上火车。车次为6日20:30发车的K 586列车,由深圳开往重庆北。
没有身份证的流浪人员如何能买到火车票上车?救助站一位工作人员在电话里对南都记者称,只要弄清流浪人员的户籍地,就可以开证明办理售票。救护站人员负责买票并将人员送进站。事实上,国家相关的救助制度比较含糊,2003年第381号国务院令签发的《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第十三条规定“对无家可归的,由其户籍所在地人民政府妥善安置。”但具体如何衔接当地政府并未作出明确规定,南都记者检索发现,不少地方政府救助机构的做法均是买票将无家可归者送上车,下一步并未说明。
2004年广东省出台的类似规定明确要求“各级民政部门要密切配合,不得将流浪人员遗弃至交界地带不管,对需跨省交接的,由省民政部门和救助站按规定处理。”
但送进火车站后,“刘笑”去了哪里?从此再无踪迹可寻。南都记者近日与肖建成一起联系了达州地区以及渠县当地的救助站,却至今没有消息。
莫名失踪 谁之过?
康宁医院:不见家属探视,一直以为是流浪病人
妻子从此失踪,肖建成就成了康宁医院的“常客”,三番五次闹事,并威胁跳楼,要求医院“把我老婆找回来”。
该院健教部邵主任近日接受南都记者采访时颇感无奈,“我们已经把他老婆的病治好了,稳定了,也给了他编码到救助站去寻找,对于找人医院方面是没有责任的,医院只管治病救人。”
邵主任称,病人入院后丈夫肖建成一直没有前来探视,至于大年初二当日的探望说法院方也态度保留,因为医院正值春节放假,也无从核实。“我们也是他(肖)来闹,才知道他有个老婆在这边,但入院这么久,你作为丈夫都去了哪里?”
南都记者从院方查询到刘显容的入院记录,其中一份醒目的罗湖翠竹派出所证明称,1月23日下午接到群众报警,称医院门口翠竹路有一名女性精神病人,有攻击路人的可能,派出所出警后将其送往康宁医院救治,并证明其为“三无流浪人员”。
最初,刘显容被标明为“无名氏”,院方称,在治疗好转之后经过询问,刘自称自己姓名叫“刘笑”,因为没有身份证件,所以刘的身份以“刘笑”和编码“90006698”代替。
“对于精神病人的入院,我们首先要由监护人陪同办理手续,对于没有监护人的流浪人员,我们按规定必须要派出所和救助站开具证明才能接收。”康宁医院医务科杨科长亦表示。
现有的入院材料也显示翠竹派出所接警处理并送往医院。
翠竹派出所:联系不上家属,出具“三无人员”证明
又是如何开具这份证明?当日出警的康宁医院片区警长陈警官昨日对南都记者称,事发当日乃是接到医院保卫科的电话称有病人被遗弃在医院,民警随后赶到现场处理,处理中并未见到监护人在场,病人又没有身份资料,因此就当“三无人员”办理了相关证明,让病人入住医院。
“是医院保卫科姓胡的科长和我们联系的,印象中他是说有个病人被家属送过来丢在这里走了。”陈警官称,这个警区每个月都有三五宗精神病人被家属带来遗弃在医院不肯缴费处理的,“联系不上家属,没有身份证明,只能按三无人员处理。”
陈警官称,民政救助相关条例规定,“三无”精神病人可由民政部门给予资助治疗,费用由财政开支。或是因为这个政策,时而有病人被家属带至医院后一走了之。“他们也不能说是逃避监护责任,或许是贫困,或者是其它因素,这是个社会问题。”
刘显容失踪轨迹
1月23日
刘显容被沙井120救护车送往康宁医院,陪同者有丈夫肖建成、沙井医院的救护人员和翠竹派出所民警。
肖建成无钱交费,保卫科工作人员答应他离开,称“我找派出所打个证明,可以免费治疗了,你可以回去了”。
翠竹派出所民警接到医院保卫科的电话,称有病人被遗弃在医院,民警随后赶到现场未见到监护人在场,病人又没有身份资料,因此就当“三无人员”办理证明,让病人入住康宁医院。
3月6日
治疗一个多月后,康宁医院将自称“刘笑”无身份资料的刘显容按“三无人员”移送深圳市救助站。
深圳市救助站按“三无流浪人员”救助规定,当晚就买了火车票将“刘笑”送上20:30发往重庆的K586列车。
(来源:南都网http://epaper.oeeee.com/H/html/2014-03/20/content_2039322.htm2014年3月20日)
“民主转型与培育公民社会”征文
北大教授孙东东有言,“对那些老上访专业户,我负责任地说,不说100%吧,至少99%以上精神有问题——都是偏执型精神障碍”。我相信,他的观点代表了当局维稳官僚的普遍认识。
以现今的医学水平,仍然无法对精神病进行生理指标上的客观精确鉴定。对躯体疾病,通过生理指标的检测,能够进行客观诊断,而对于精神、心理问题的诊断,全凭精神病医生的主观判断,依据就是“正常”还是“不正常”。在一个致力于培养顺民的极权社会中,那些不屈不挠地抗拒强权、捍卫自己权利的上访户,当然不符合顺民的“正常标准”,当然是“精神病”,是“偏执狂”。
极权社会的“正常标准”
精神的“正常”和“不正常”,具有时代性、社会性。所谓“正常”,乃以特定时代的社会常态和多数人的表现为参照系。譬如,大清朝男人留大辫子,是正常的,到晚清时期那些接受了现代文化的留学生和革命者,率先剪掉了辫子,在清政府和民众眼里,必定是“不正常”的,今天看来,却是“伟大光明正确”的,是开风气之先的超前者。
当今世界,日趋多元也日趋文明,在不同社会制度下,“正常”或“不正常”的标准,常常大相径庭,乃至根本相反。宪政民主制度下,一个人在大街上讲演,公开批评政府,乃天赋人权,是社会常态,没人会认为“不正常”;而在官僚专制统治下的中国大陆,则会被视为“不正常”,甚至被关进精神病院。
可以说,在极权社会中,对“精神病”的判断并非单纯的个人身心健康问题,而是具有深刻的社会政治内涵。极权社会对“精神病”的认知本身,即反映出制度之恶、社会之病
为什么极权社会中的少数官僚阶层能够长期统治和压迫大多数人?把答案仅仅归因于暴力的使用,过于简单化。试想,如果让官僚极权来统治美国人民,会出现什么情况呢?这就如同把一群自由的野生动物突然关进了笼子里,剥夺了他们的自由,必然会遭到普遍反抗,这种普遍反抗会使得专制统治所要付出的精力和成本如此高昂,以致一天都维持不下。
专制统治要维持运转,需要一整套的机制来持续不懈地大批量地制造“顺民”,制造出一个顺服统治的社会基础和社会常态。中国数千年的专制制度都在致力于把民众驯化成“顺民”,只有“顺民”才是“良民”,那些不屈服于专制统治的人,则被归类为“刁民”,要受到毁灭性打击。今日官僚当局对维权者的“精神病”污蔑,正是旧日王朝对待“刁民”的版本翻新。
极权统治就是在制造顺民的同时,把“逆民”制造成“精神病”,剥夺其一切权利,包括作为正常人的生存权。大量个案反映出,其“造病”机制主要有三种:“诬”、 “逼”、 “治”。
“诬”——正常人“被精神病”
所谓“诬”,是当局把不顺服专制统治或在原则问题上“较真”的正常人,诬为精神病,今天,“被精神病”成了当局维稳的流行方式。
两种人最易成为受害者:一种是那些对自身权益遭到侵犯不肯忍气吞声、逆来顺受的人,他们不肯向专制官僚低头妥协,不屈不挠地坚持抗争,最典型的就是孙教授口中的上访户;另一种是那些不遵从“潜规则”,对专制政权的表面文章信以为真,去跟专制权力的潜规则“较真”的人。
中共官僚政权的一个特点是,运用“潜规则”进行统治。如果只从某些政策宣传来观察官僚政权,你会误以为它颇为开明,殊不知这只是一种欺世愚民的表面文章。在现实中,权大于法,官僚权力主宰一切。有人将此归纳为“好话说尽,坏事做绝”。但有些真诚的人,包括一些共产党员和公职人员,却对官僚政权的欺骗宣传信以为真,真诚地按照表面文章办事,去跟官僚专制权力“较真”。在官僚们看来,他们就是一些不识时务的“傻子”,往往就会“被精神病”。
一些披露出来的案例反映了这种情况,如陕西某国企的一名干部,不肯为上级官僚的营私舞弊大开方便之门,而是按照原则进行抵制,结果遭到打击报复,他又坚持向政府部门举报,政府却把他关进了精神病院。内蒙古大兴安岭林区某派出所一名警官,不肯按照上级官僚的指令办案,去袒护违法者,而是按照原则为受害人伸张正义,结果被撤职审查,他不断上访,却被自己供职的公安局送进了精神病院,惨遭折磨。在重病几近死亡的情况下,精神病院不愿承担责任,才让他的家人把他接出精神病院。他的家人带他到天津去重新鉴定,结果是完全正常,根本没有精神病。诸如此类的案例举不胜举,在现行体制内部,一些真诚地按照当局宣传的原则行事的人,往往要为这些两张皮的“原则”付出巨大的个人代价。
“逼”——极权统治把正常人逼成精神病
在专制统治下,人们的心理压力是十分巨大的,因为严酷的政治环境不允许人们自由表达,不允许人们按照自己的真实意愿和良心行事,而是要把人的一切思想、言论和行为,都压抑在蛮横僵化的专制制度躯壳内,导致那些有很强的独立性和道德感的人,心理上产生很大的矛盾和冲突。如果他们既不愿让自己的人格扭曲,又不得不适应极权统治的社会环境,内心必然是天人交战、无止无休,当外在压力和内心冲突积累到极限,很容易造成心理崩溃,精神失常。
所以,社会的精神病发病率,与政治环境存在极大相关性。每当政治环境黑暗、社会氛围严酷时,比如历次政治运动、文革时期,社会上发生精神病的人数就大大增多。良知本乎人心,自由乃是天赋,而专制制度恰恰要压抑人的良知,扼杀人的自由,这必然会在人的精神心理上造成巨大的压力和无处申诉、无从解脱的冲突。
“治”——正常人被“治疗”成精神病
正常人“被精神病”后,在精神病院经受黑暗、残酷的“治疗”,而被“治”出精神病的几率是很大的。
那些治疗精神病人的手段,对正常人来说就是酷刑。这种残酷的肉体和精神折磨,很容易就弄假成真,把一个正常人“治”成真正的精神病人。有一名中学教师,在1989年“六四”事件中,因不满和批判当局镇压,被关进精神病院。结果,在精神病院的残酷“治疗”下,他的精神受到强烈刺激,以致失常,成了一个真正的精神病人。虽然他后来被放出精神病院,但精神病的根子已经埋下,以致几年之后,他精神病发作,竟杀死了自己的亲人。
通过“诬”、“逼”、“治”等种种方式,官僚极权统治大批量地把正常人变成“精神病人”,制造了无数人间悲剧。中共曾经制作了一部政治戏剧,叫《白毛女》,主题是所谓“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但是,“白毛女”在现实压迫下还可以逃到山里去,还有“做鬼”的空间和自由,有朝一日还可以恢复正常人的生活。而中共官僚政权把正常人关进精神病院,让人生不如死,连“做鬼”的空间和自由都没有,它把正常人“治疗”成真正的精神病人,让人的精神永远失常,再也不能恢复正常人的生活。精神病人的生存,是最没有尊严的生存,只能给自己、给亲人带来无尽的痛苦。
极权政治之下,人不如鬼。
六十年的中共官僚极权统治,造成病态的政治环境,对精神病的判断标准本身早已变得“不正常”。逆来顺受、甘当奴隶被视为“正常”,而捍卫自己的正当权利,却成了“不正常”、不识时务,所以才有那些维稳官僚和“叫兽”们的奇谈怪论。苍生无辜,为政有病。在一个专制自闭、黑暗窒息的政治环境下,价值判断标准已经黑白颠倒。唯有以宪政民主制度,造就自由、开放、多元、包容的社会环境,价值判断标准才能恢复正常,健全理性的公民社会方能形成。
(来源:民主中国http://minzhuzhongguo.org/ArtShow.aspx?AID=393272014年3月26日)
2013年5月1日,我国首部《精神卫生法》正式实施,新法的最大亮点是规定精神障碍患者住院、出院实行自愿原则,避免出现以前的“被精神病”情况。
不过,新法实施近一年,颍州晚报记者发现,有精神病患者提出自愿出院且通过医院评估后,却遭到家属拒绝,面临着无家可归或无人接收的局面,让医院陷入两难境地。
精神清醒后,他羡慕外面自由的世界
武城把身体倚在窗台上,双手紧紧地握住窗户上的铁栅栏,眼睛眺望着外面,窗外是来来往往的人群。
武城转过身说:“他们都有自由,我却没有。”
武城在这个屋子里面呆了近一年,300多个日日夜夜。这一年来,他每天的活动范围仅限于病房内和外面的走廊,病房里的那张床是他唯一拥有的独立空间。武城被关的屋子,属于市三院。
在这里,武城生活简单又极有规律,早上起床后吃药、吃饭、自由活动、午睡……在药物的作用下,武城在多数时间里保持静默。
自由活动时,病友们一起打扑克,武城总是静静地看着电视,那是他了解外面世界的唯一渠道。有时候,他还会帮护士打扫卫生。
病房的窗口处,又有人向里面张望,武城看到的一张张陌生的脸,他失望地低下了头。身边的病友们常有家人来探望,送钱,送水果,嘘寒问暖。武城有时也会听到病友对家属说,病好了,就把自己接走。看着身边的人来了又去,武城也常常说自己“病好了”,不过他只能说给病友和自己听,因为自从住进医院,从没有亲人来看过他。
在最清醒的时候,武城的心里会产生愧疚,他很后悔杀死了母亲。
他希望过上正常人的生活
2013年以前,武城住在位于颍上县的一个小村庄,家里有妻子、3岁的儿子和母亲。但这一切都在当年年初被彻底改变。
武城将手中的棍棒挥向了一直照顾他生活起居的母亲……
经鉴定,武城为精神分裂症,案发时处于发病期,无刑事责任能力,被送到市三院接受强制治疗。
此后,武城就开始了精神病院里的生活。刚进来时,他的暴力倾向不时出现,他对医生的问话常常前后不一,时常做出暴力行为,在按规律服用一些治疗精神疾病的药物后,武城渐渐清醒。
如今的武城行为紊乱的症状已基本消失,他能够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与病友相处还算融。
武城对医生说的最多的就是回家,他挂念刚刚4岁的孩子,希望过正常人的自由生活。医生跟当地政府联系后发现,武城的回家之路并不那么容易:村民们反对,家人不愿意接收,而他能否按时服药也成了医生最担心的问题。
村里人都不愿他回来 武城的回家之路到底有多难?
近日,颍州晚报记者走进了武城所在的小村庄。武家低矮的瓦房,在周围楼房的映衬下特别显眼,院子里到处是枯草和废弃的塑料袋,房门上的春联已经褪去了字迹,门锁已经锈迹斑斑,厨房的角落里结满了蜘蛛网。
“武城的病情已经稳定,他想回家。”颍州晚报记者带来的这个消息,在村里炸开了锅
50多岁的武大娘原本从此路过,听到这个消息后,停下电瓶车,她心里只有一个念头:不能让武城回来。
“他的病如果复发了怎么办,他是病人可以杀人,但是我们正常人怎么办。”武大娘说,年轻人都外出打工了,村里只剩下她这样的老人和孩子,安全没有保障。
何梅(化名)与武城家相距不过50米,武城门前的小路是出村的必经之路。曾经每次经过那里,她总是小心翼翼,即使这样仍招来了武城的“不满”。
有一次,何梅路过武城家门口,嗓子有些发痒,忍不住咳嗽一声,“咳什么咳,是不是对我有意见?“咳什么咳,是不是对我有意见?”坐在院中的武城随手拿起砖头就向她砸去。所幸的是,由于躲闪及时,何梅没有受伤。
但是,与武城家只有一墙之隔的李海(化名)就没有这么幸运了。
那天,李海一家人坐在一起聊天,谁也没有想到,武城拿着长棍闯进了他家,把李海打得头破血流。 吴丽 (化名)多次看见武城将孩子放在水里,还动手打老婆。“他个子高,力气大,谁敢惹他?村里的人几乎都被他打过。”
听说武城想回家,武城四婶陈芳惊得半天说不出话来。这一年来,武城的孩子一直由她照料着。照顾这个孩子已让陈芳力不从心,她说不可能再去照顾武城,而且如果他一旦病情复发伤了人,这样的责任谁都承担不起。
村民们说,由于武城,这些年来村里就没有平静过,去年命案发生后,武城被警察带走,这个村子才逐渐安静下来。“谁都没想到他还会回来,谁也不愿意他回来。”
市三院:精神病人回家路漫长
“得了这个病,病人自己也很痛苦。如果因为他有病就将他与世隔绝,这对他不公平。只要按时服药,精神病人也能像正常人一样生活。”市三院副院长刘云说。
但村民们的担心并非没有道理,很多精神病人回家后由于不按时服药导致病情复发。目前,武城的治疗费用除一部分由新农合报销外,其他部分由当地政府承担。
由于武城实施的是强制治疗,所以需要有人提出申请,经专家鉴定后,如果符合出院条件那么他就能回家了,但是从目前看,由于无人申请,也没有人接收和督促他服药,武城的回家之路仍然很漫长。
(来源:阜阳新闻http://www.fynews.net/article-76470-1.html2014-3-18 07:55 )
“我姐姐的病还没看好,医生就以医保用完为由要我们转成自费治疗,不然就停药,停止治疗,我们没办法只好出院回家。”近日,开封市柳女士致电本报,向记者讲述了她被开封市第五人民医院(精神病医院)六病区主治医生“劝说”让其姐姐出院的经历。对此,记者进行了多方采访。
病人家属:医保还有限额?头一次听说!
记者跟着柳女士来到其姐姐家时,患者一个人在家,她坐在墙角小矮凳子上低头不语,看上去神情恍惚。对于记者提出的诸如穿衣吃饭类的简单问题,她也是答非所问。柳女士说,姐姐今年52岁了,独居多年,常常一个人不愿意开口说话,这个还倒不要紧,关键是她还不吃不喝,厉害的时候,连路都不会走。
2月4日,刚过完年,姐姐就被家人送进了开封市第五人民医院,医生经过诊断认为她患有“精神抑郁症”,需住院治疗。经过一个多月的治疗,病情也开始慢慢好转,身为家属的柳女士也感到了一些欣慰,但是没想到的是,从3月10日开始,她就被姐姐的主治医生贺玉岭叫去谈话了,要求她把其姐姐的医疗结算从医保转为自费,理由是医保结算已经到了限额了。柳女士很是不解,按照国家规定,姐姐是有权享用职工医保的,怎么病还没治好就不能用了呢?“医保还有限额?我们之前在其他医院看病时从没有听说过!”柳女士对记者说。
医生:先出院,三天后再住进来,还能用医保结算!
对于柳女士的疑惑,其姐姐的主治医生贺玉岭给出了这样的解释:市医保中心给医院每个病人都是2900元的医保资金,如果在2900元以内,医保可以报销,但如果超出了这个限额,剩下的钱只能由医院自己垫付,医院是营利机构,不可能把每个人的医疗费都补贴,所以病人想要继续治疗,要么先出院要么转为自费。
从柳女士提供的录音中记者能够清楚地听到这样的话语:“医保中心给我们医院每个病人只报销2900元,超出部分要我们医院承担,医院要挣钱,哪怕你们先出院,就算三天后再进来我们还可以继续用医保,不然的话,我们就只能停药了。”
医院相关负责人:病人病没治好,你为何签字办理出院手续?
针对柳女士反映的问题,记者采访了该医院医保科科长庞国盛,他说:“医院从今年开始就已经不存在有2900元的限额问题,现在医院和医保中心所达成的协议是市医保中心每年给医院拨发固定款项,只要病人没有无故延长住院时间,都可以按照医保规定来结算医疗费。所谓的2900元是贺医生不懂政策,对病人家属解释有误。”
面对记者和柳女士所关心的其姐姐病没好为何要求出院的疑问,庞国盛没有给予正面回答,而是反问柳女士:“病没好,你为何签字办理出院手续?”随后,他就以要开会为由匆匆离去。
开封市医保中心:我们没有这样的规定记者致电开封市医保中心,接电话的一位芦姓负责人听了开封市第五人民医院的做法时说:“没有,我们从来没有这样的规定。我们的政策是病人生病入院,直到病好出院,从来没有医保限额这一说法。不过病人的入院和出院的标准都是由医生诊断的。”
开封市卫生局:该医院曾有此类情况发生
记者和柳女士随后来到了开封市卫生局,希望通过权威部门得到一个准确的说法。卫生局办公室主任李新民说:“曾经听说这个医院以前发生过此类的事情,但医保中心和医院是有专门协议的。医院可能出于自身利益出台自己的政策,这些政策我并不清楚。另外,医保报销问题并不归卫生局管。而对于医院违反规定强制未痊愈的病人出院这一行为,我等领导回来后会进行核实,核实之后再给你们答复。”
截至发稿,记者尚未收到任何答复。
(来源:中国日报网http://hen.chinadaily.com.cn/n/2014-03-28/NEWS15937_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