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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海南临高一精神病患者被打 十多天不敢出门

    “你弟弟被人家打了,已经10多天不敢出门了。”1月13日,赖文玉刚从海南省临高县探望公婆回来,母亲就哭着向她诉苦,让她一定要乞求大家善待患精神病的弟弟。
    深夜捡蜡烛遭人殴打 2小时后才爬起来
        目前,赖文玉与母亲、弟弟和孩子一起居住在万宁中学教师宿舍,她的父亲是万宁中学的退休教师,已于2004年去世。为了能更好的照顾患精神病的弟弟,她带着孩子回到娘家与母亲居住,并在万宁打零工为生。
        赖文玉从邻居口中得知,1月1日晚上10点多,弟弟赖树添在教师宿舍楼下的篮球场上,发现有人点了很多蜡烛,他觉得可惜,于是就上前将蜡烛吹灭,并捡了一根蜡烛起来,就在这时,一名女孩子说,“他动你的东西。” 随后,两名青年上来对赖树添一阵拳打脚踢,直到其躺在地上不能起来。
        当天晚上12点多,75岁的母亲等了一晚上都没等到儿子回家,于是下楼查找,在篮球场边看到了赖树添,他正在那哭泣,并对母亲说,“他再也不想出门了。”
        据老母亲说,当天晚上将他带回家时,他浑身颤抖,开始3天都躺在床上,不洗澡也不吃饭;随后才缓过神来,但再也没过出门。
    没能上大学患精神病 捡到有字废纸就看半天
        赖树添,今年38岁,还穿着一身高中生的校服,头上身上满是伤痕。家人说,这些伤都是被人打的。
        他一直想上大学,出门要能捡到旧报纸,他就会开心一整天,在路边捡到有字的废纸就看半天,然后把废纸都收起来带回家。
        “他就一直想着读书,想着上大学。”赖文玉说,弟弟1993年参加高考,但是差几分没考上,但家里很贫寒,就没让他去读,后来弟弟精神受打击,开始说胡话,父亲带他去医院检查,经诊断是患了精神病。
        14日上午,赖树添在家中,翻看着旧报纸,而阳台上他捡来的废纸和废塑料瓶堆成了一堆。“他那浑身的伤痕,换来这一堆废品,还不能丢也不能卖。”老母亲边说边流泪。
    姐姐乞求:望街坊邻居善待弟弟
        “如果他碰到您的什么东西,请不要伤害他,直接叫他远离,赶他离开。”赖文玉说,弟弟患精神病至今20年,长期吃药治疗,每月花2000多元买药,他也不会打人、伤人,但他经常外出捡垃圾,希望街坊邻居善待,见到有人打他,请帮忙报警。
        “弟弟经常在万城镇的一些垃圾堆里捡废品,有的好心人见到,也会给他吃的。”赖文玉说,弟弟以前的班主任杨老师见到他捡垃圾,给过他100元,还有弟弟的一位同学,也给过他100元,向这些好心人致谢。
    为了能照顾弟弟和老母亲,赖文玉一直想找个稳定的工作。如果有爱心企业或爱心单位,能给这个大姐提供一个稳定的工作,请拨打南国都市报新闻热线:966123;或拨打万宁站新闻热线:18889991110。(记者 王洪旭)
    (来源:南国都市报http://www.hq.xinhuanet.com/news/2014-01/15/c_118983588.htm 2014-01-15 16: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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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中铁总裁跳楼背后:企业家怕被当精神病不敢诉苦

     
       白中仁的纵身一跳,将中国企业家的集体抑郁和健康红灯统统亮在了公众面前。
      2014年1月4日,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下称“中国中铁”)总裁白中仁在家中跳楼自杀,经抢救无效后死亡——其家属随后公布的消息显示,白中仁近来患有抑郁症。
      “中铁内部绝大多数人都不知道白中仁得了抑郁症,平时也看不出来,大家只是发现白中仁近年憔悴了不少。”中国中铁旗下子公司、中铁隧道集团有限公司副总工程师王梦恕就此事件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表示,白中仁曾表示过“整夜睡不好,心理压力过大”。
      而整理媒体的相关报道会得出这样的结论:近年来,因抑郁症而选择结束生命的企业家和高管频频出现。这让人不禁问:为什么?是否有解?身心“亮红灯”
      按照医学解释,抑郁是医学用语的一种,是情感低落、哭泣、悲伤、失望、活动能力减退,以及思维、认知功能迟缓等为主要特征的一类情感障碍。
      公开资料显示,抑郁症是一种危害人类身心健康的常见病,约13%~20%的人一生中曾有过抑郁的体验,其终生患病率为6.1%~9.5%,女性高于男性。值得关注的是,近几年,中青年的发病率在逐渐升高,更应引起注意。由于抑郁症的发病年龄绝大多数处于工作年龄段,严重的抑郁症中有15%自杀而死,位居各类心理和精神障碍之首,号称“第一心理杀手”。
      而区别于其他疾病,抑郁症的高度隐蔽性成为其最高危的因素之一——大部分的抑郁症病人一般不会主动去医院的,这种无法消散的消极、失落、自信丧失以及伴随的失眠、厌食、妄想、孤僻等,往往被患者和家属当作简单的“心情不好”,但可怕的是,心情的“灰霾天”始终挥之不去。
      也正因为这样,在专利已经失效的2010年一年,全球最畅销的抗抑郁药物“百忧解”仅在美国就开出了超过2440万次处方,即便这一年专利失效,它仍给该药物的发明方美国礼来制药带来了26亿美元的收入,占其全集团销售的四分之一。
      目前,医学领域对抑郁症的认识很有限,对其发病原因仍不十分清楚——唯一确认的是,除了外界因素外,遗传因素很重要,研究表明:家族中有患病者的人群发病率是一般人群的10~30倍;血缘关系越近,患病几率越高。
      不仅是抑郁,中国企业家们面临的是整个健康系统的红灯频现。数据显示,91.7%的企业家患有各种疾病;70%的企业高管感到压力很大;96%的企业家处于“过劳”状态。近年来,多位公司高管的英年早逝,更是说明了企业家令人担忧的健康状况。
      求解“灯下黑”
      “中国企业家的健康状况相比2011~2012年非但没有得到改善,反而每况愈下。从我们2012~2013年的体检数据来看,中国企业家体检指标异常率超30%者从8项已经上升到10项,其中颈椎异常、血脂异常指标及骨质减少或疏松体检异常率均超五成。”昨日,爱康国宾集团医疗管理部助理总经理兼北京区医疗管理副总经理张小晋接受《第一财经日报》采访时透露。
      自2011年起,清华大学公共健康研究中心与合作方共同对中国企业家的健康问题开展跟踪研究,每年发布《中国企业家健康绿皮书》——尽管这份联合研究报告的目的是希望引起企业家自身以及全社会对中国企业家健康问题的关注,但动态数据显示,中国企业家的健康问题并不乐观。
      张小晋告诉《第一财经日报》,这一跟踪研究抽取了12个城市的爱康国宾体检中心在2012年9月至2013年9月期间做出的4891份企业家体检报告。
      “为了获得能够反映企业家健康状况的综合指标,我们对血脂异常、脂肪肝、超重或肥胖、骨质减少或疏松、血压增高、空腹血糖增高、甲状腺异常、血尿酸升高这八项特别值得关注的指标进行汇总性分析。体检指标异常检出率总排序:约85%的企业家检出至少有一项指标异常。”她说。
      而在对这八项指标进行分析后发现,85.2%的企业家被检出至少有一项指标异常,检出至少两项指标异常的为63.2%,至少3项指标异常的为43.3%,有24.7%的人约检出有4项指标异常。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该调查发现,男性企业家比女性企业家面临着更高的疾病风险。更糟糕的是,这种性别上的显著差异也几乎体现在所有异常指标率的检出率上。例如,在肥胖或超重检出率上,男性为49.6%,女性为20.2%;男性血脂异常的检出率是56.6%,女性是40.3%;在脂肪肝检出率方面,男性是55.3%,女性是22.2%。
      不过,女性的压力反应在健康上有一项特别值得注意,在甲状腺异常方面,女性的检出率高于男性,女性是45.7%,男性是28.1%。
      张小晋告诉记者,企业家通常不会向熟悉自己的人诉说自己的烦扰——“这些个苦不能向员工倒,也不能向家人说,只能自己扛”,更不会去寻求心理咨询,“要是传出去了,背不住人家觉得咱有精神病”。
      这反映企业家顶着财富和社会地位等“光环”的同时,自身却存在精神卫生健康的“灯下黑”问题,他们虽然有广泛的交际面,但当面临有情绪障碍时,不会找熟人倾诉,更不认同专业精神保健的作用。
      2011年,山东证监局下发监管通报,要求各公司建立健全高管健康管理制度,起因就是当时山东兴民钢圈(002355,股吧)年仅51岁的董事长王嘉民因病抢救无效不幸逝世。
      山东证监局在解释这一要求时表示,辖区公司高管需要进一步提高健康意识,为更好地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打下良好基础,这一要求甚至强调企业需组织高管定期体检,实行强制休假,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建立健全高管健康管理制度。
    (来源:第一财经日报http://stock.hexun.com/2014-01-10/161306272.html?from=rss 2014年01月10日0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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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精神病奶奶砍死孙女”未成年人监护权制度值得反思

    “如果她当时砍死我,可能就不会砍死我孙女了。”11日上午,在斗门区井岸镇东风村,60多岁的胡有良(化名)痛哭着对南都记者说。就在几天前,他长期患有精神分裂的老伴病情发作,用菜刀将8岁孙女小晴的喉咙砍断,造成小晴当场死亡,儿媳返家后亦被砍伤。据斗门警方介绍,目前肇事老太已被刑事拘留,须经司法鉴定后再判断其是否要负刑事责任。((《南方都市报》1月13日A II08版))
        奶奶砍死孙女,如此人伦惨剧,无疑令人扼腕。真正的杀手其实是“精神病”,精神病发作时,其行为很难受控,得了病的奶奶,杀了孙女,当然也不能全部咎责这位深受“精神病”之苦的奶奶,这样一出人伦惨剧的发生,看来也没有太多太好的预防办法。
        事实上,对于未成年人监护人的资格,这些对于未成年人权益有可能产生重大影响的因素,本该有严格的授权与监管。在这方面,欧美一些国家的未成年人保护机制其实都有着事无巨细的规定,一旦发现监护人身份不适,或是有可能对孩子的权益造成不利,都会被剥夺监护权,这种未雨绸缪的提前干预与保护,甚至往往看似有些过度。相形之下,国内在这方面做的,显然还远远不够。
        而按理来说,一位患精神分裂症的奶奶,连自己的行为都不可控,对于未成年孩子来说,无疑是高风险的,从保护未成年人的角度出发,这位奶奶本不适合再承担监护人的职责,甚至不应当继续与未成年人共同生活。
    对于“精神病奶奶砍死孙女”惨剧,其实更应引发对于未成年人保护与监护人资格的关注。如何将对未成年人的保护前置,对于存在风险的监护人及亲属,又该如何提前介入,并寻找替代监护者,或许更亟待反思。
    (来源:南方都市报http://epaper.oeeee.com/N/html/2014-01/15/content_2008911.htm 2014年1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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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政府应当高度关注重症精神病

    中国经济网福州1月13日讯(记者 郑志勇)日前,福建省政协十一届二次会议在福州举行第二次全体大会。政协委员刘嘉伟高度关注重无法缴交医疗、保险费用的精神病患者家庭的实际困难。他建议,对于该群体,政府要给予直接减免,并协调慈善机构、红十字会、爱心企业、残联等给予代缴,或直接由民政部门提供帮助,同步建立网络化辅助支持系统。
      刘嘉伟委员介绍,目前,我国基本丧失自理能力和正常社会生活能力的重症精神病患者达1600万人,重症精神病患者家庭经济条件拮据,陷入贫困潦倒。部分患者是家庭经济收入的支柱,患病后,家庭收入锐减的同时,也增加了家庭经济负担。尤其,重症精神病患者治愈率低,复发率高,医疗费用昂贵,患者家庭经济日益贫困,甚至不得不中断治疗,形成恶性循环,危害持续发生。患者病情发展到一定程度后,除了外界虐待、歧视外,其家庭健康成员也陷入极度的精神痛苦之中,饱受患者无尽的精神折磨、肉体摧残,甚至引发自身暂时性精神病,自杀、被杀而付出沉重的代价。
      刘嘉伟委员在接受中国经济网记者采访时建议,凡是在我省地市级精神病医院确诊、需长期门诊治疗的重症精神病人,一律由精神病医院直接转为特殊病种。同时降低年度门槛费(甚至降为零门槛费),提高年度统筹基金报销额度。在全省范围内,建立由爱心企业、慈善机构、公益组织、医疗机构等组成的网络化、间接辅助支持系统。
    “总之,实行100%的药品、检测免费,把患者家庭健康成员的经济压力降至零压力,在全社会构建为患者家庭健康成员持续提供物质、精神层面的支持系统。”
    (来源:中国经济网http://fj.ce.cn/n02/201401/14/t20140114_1309280.shtml 2014年01月14日 18: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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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加强城市社区精神病人管理和救助

    法制网讯 记者吴亚东 从厦门大学研究生被杀事件再到“BRT公交爆炸事件”,一次次血的代价让社会公众将视线聚焦于肇事者的失管失控对社会造成的危害。而由于受服务人群的特殊性和公众知晓度和接纳度的低下,精神卫生领域总是处在尴尬的边缘地界。在今年的福建省两会期间,黄乔生、吴丽冰、欧阳丽娟等三位代表联名提出建议,要求加强城市社区精神病人的管理和救助,让精神疾病/康复者真正重返家庭和社区,适应社会生活。
      目前,福建各市的精神卫生服务和管理救治工作主要牵涉卫生局、公安局、民政局、社会管理综治办、残联等多个职能部门。具体工作的开展仍以医生主导的医学治疗为主,街道社区主要负责辖区内精神疾病患者的管理和救助政策的宣传与落实,而公安机关则是以强制力保障民众安全、预防危害发生及有效处理危及人身安全问题。
      由此可见,各部门对于精神病人的关注和重视程度可见一斑。但是经代表调查,精神病人的实际生活现状不容乐观。有的病人虽在家人的监护下,但家庭早已不堪重负无法维持治疗;有的则被家人抛弃流浪街头,甚至还危及到自己及公共的安全。
      黄乔生等代表认为,加强城市社区精神病人管理和救助有利于社会公共安全的保障,同时也有利于倡导公众对精神病人去标签化,促进全民精神健康。此外,这项工作还有利于社会资源的整合。国外的精神康复历史让大家看到,社会资源的发动包括企业力量、民间组织的发展壮大和多专业合作队伍的建设等。这些民间力量通过配合政府向受服务者提供更为专业的服务,不仅优化了社会资源,有效避免服务重叠造成的资源浪费,而且能衍化出专业化程序极高的服务团队。
      代表据此提出建议,首先应明确救助职责。建议亲属排第一位,职能部门第二,政府部门第三。政府部门不要轻易越位管理精神病人,要让其亲属或相关职能部门先去作为。具体处理上,派出所、街道和社区多方配合,协助精神疾病患者家属将其送到医疗治疗。当精神病人亲属不作为,应从法律层面上给予处罚。另外,为防止部门与部门之间互相推诿,建议对相关部门和人员给出一套考评指标。
      其次,由财政部门拨款,残联筹备专项经费用于精神病患者的治疗,同时由政府牵头,倡导机关、企业和社会团体积极筹措,建立精神康复的专项基金,并依患者监护人申请给予补助。补助额度可根据监护人的经济收入情况而定,若无监护人的,可由户籍所在地居委会提出申请。
      第三,建议以“户籍地管理为主、居住地管理为辅”为原则。不少地区都提到以常住地管理为主的原则,但这一原则使得综治维稳工作人员在管理救助精神病人时有心无力,因为精神病人在申请民生保障低保等救助采用的仍是以户籍地管理为主的原则。因此若采取与低保申请一致的原则,将有利于对精神病人管理和救助工作的顺畅。
      第四,由卫生医疗部门牵头,与社会工作专业机构或高校队伍合作,建立包括治疗、康复、预防、管理、教育等措施在内的精神卫生服务体系;并且渐进有序地推进正常化和社区精神康复。
    黄乔生等代表认为,国外精神康复的做法已经成熟,其中重要的一点是推进正常化的社区理念,即教育社区居民将精神疾病/康复者看做正常人。他们看似不合常规的想法背后,实际上都与“正常人”有着一样的逻辑,只是他们没有获得沟通和平等对话的机会才导致了行为的异化和越轨。因此,试行社区正常化精神康复,可以真正让精神疾病/康复者在医护、心理咨询师、社会工作者等多专业队伍的合作指导下,重返家庭和社区,适应社会生活。
    (来源:法制日报http://news.sina.com.cn/o/2014-01-22/162329318973.shtml 2014年01月22日16: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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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儿子患精神病屡次伤人 巢湖老父无奈铁链锁儿15年

    二十多年前,巢湖市散兵镇大岭村的周维宝在一次意外中摔伤了脑部,精神日益狂躁。父母倾尽财力,却于事无补。周维宝渐渐成了大伙眼中的“疯子”,砸墙、放火、打人,暴力倾向严重,有一次竟然将一瓶开水泼到母亲身上……绝望之下,父母用铁链将周维宝锁了起来。这一锁,就是15年。如今,周维宝的“家”破败不堪,只剩几根木桩勉强支撑。昨日,64岁的周逢刚流着泪讲述锁儿子的前因后果。
      好端端的儿子摔伤后精神分裂
      周维宝出生于1970年,是周逢刚的二子,“年轻的时候可懂事了,机灵得很。 ”
      变化缘起于20多年前的一场意外。当年,周维宝帮别人家盖房子,不慎从二楼跌下,摔伤了脑部。父母赶紧送他去医院治疗。摔伤虽然治好了,可回家后,周维宝的脾气却越来越大,“动不动就骂人、砸东西,谁不如他意,就动手打人。 ”父亲周逢刚拿出所有的积蓄,带着周维宝来到合肥求医。 “医生诊断说,他患上了精神分裂症”。
      朝母亲泼开水一次次伤人闯祸
      第一次治疗花了七千多元。这笔钱,对这个贫寒农村家庭而言,已经是一笔巨款。可是,回到家没多久,周维宝的病情又恶化了,“把家里的墙推倒了,把衣服撕了,被子扯烂了,还打我们。 ”
      最让周逢刚和妻子担心的是,周维宝还跑出去闹事。有一次,周维宝趁家人不注意,跑到临县一个村庄,将当地的草垛烧了。后来回到家,周维宝的病情稍稍稳定了些,悄悄告诉父亲:“烧了草垛后,那些人说要把我抓到打死。 ”
      家人倾尽所有,多次带他到合肥市和巢湖市的医院治疗,但始终无法根治。家中早已一贫如洗,无奈,父母只得放弃了治疗,周维宝的病情越发严重。有一天,他再次发病,竟然拎起一个开水瓶,将满满一瓶开水泼到了母亲身上。
      一次次的意外与伤害,周逢刚和妻子已经心力憔悴。
      父母强忍心痛用铁链锁住儿子
      怎么才能不让儿子伤人呢?周逢刚脑海中闪过一个念头:干脆用铁链把他锁起来!
      看着疯疯傻傻的儿子,周逢刚心中总觉不忍。可是,周维宝又连续闯祸,让周逢刚下定了决心。他找到一家机械厂,请对方打造一副铁链。 “人家听说我要用这个锁儿子,都吓得不敢帮忙。 ”无奈,周逢刚来到附近集市,偷偷买了一根铁链和一副铁镣。
      至今,周逢刚还记得锁儿子的那一幕,“家里几个人一起,把他绑到屋子里,我用铁镣锁住了他的左脚”。似乎是明白自己要失去自由了,周维宝急得嗷嗷大叫。周逢刚叹息说:“想起来,我心里也难受”。
      自此以后,周维宝就住在这间老屋里,至今已15年。
      这一锁十五年铁镣已嵌进肉里
      昨日,记者闻讯,辗转来到大岭村,见到了被锁了15年的周维宝。
      这间屋子已有两面墙体完全坍塌,其他墙壁靠6根木柱勉强支撑。周维宝穿着一件破烂棉衣,赤裸着下体,坐在一堆干草堆里。他的左脚拴着铁镣。周逢刚说,由于时间太久,铁镣已经嵌到肉里了。
      看到陌生人走近,周维宝突然面露凶相,手中攒着一块石头,大声喊叫着,似乎要发动攻击。周逢刚提醒记者注意安全,他也不敢靠近儿子。
      15年来,吃喝拉撒都是在这间破屋子里,周维宝的生活是常人无法想象的。 “他烦躁的时候就砸墙、撕衣服、扯被子。 ”每到夜晚,困兽般的周维宝常常大喊大叫,让村里人惊悚不已。
      周逢刚夫妇都已经65岁了,身体每况愈下。经济条件实在太差,周逢刚苦恼地说:“如果我们走了,儿子怎么办?会不会又跑出来伤人? ”
      接到媒体反映镇政府伸出援手
      昨日,当地政府接到媒体反映后,多个部门的工作人员来到大岭村探望周维宝,并送来慰问金。散兵镇副镇长杨小燕告诉记者,当地政府高度重视此事,民政、残联等部门已介入。调查得知,周维宝尚未办理二代证,也没有办理残疾证。当务之急是将相关证件办好,“春节后,我们会安排医生来村里,为周维宝检查。 ”残联也已着手联系医院,“材料办齐,就可以送周维宝去治疗,费用不需要家庭承担。 ”
      昨日,辖区派出所民警也来到周家,为周维宝登记户籍信息,办理二代证。
      【新闻链接】
      医疗机构不得拒绝“武疯子”
      《精神卫生法》第二十八条规定,疑似精神障碍患者发生伤害自身、危害他人安全的行为,其近亲属、所在单位、当地公安机关应当立即采取措施予以制止,将其送往医疗机构进行精神障碍诊断。
    医疗机构接到疑似精神障碍患者,不得拒绝。就诊者为严重精神障碍患者,并有伤害自身的行为(或危险)、有危害他人安全的行为(或危险)的,应当对其实施住院治疗。(来源:中安在线http://ah.anhuinews.com/system/2014/01/23/006286887.shtml 2014年01月23日 03: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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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女子带患精神病前夫一家嫁人 与丈夫照料3人生活

    2013年11月26日中午,吃完午饭的刘辉,来到前夫家照看前夫患有精神病的母亲。为了能照顾患精神病的前夫一家三口,刘辉相亲的唯一要求,就是能一起照顾病人。
      社区:昌平满井西村
      【德行录】
      拉开出租屋大门,左转往北,穿过一个小胡同,刘辉对着一排平房叫“老娘、老娘”。
      屋内没有人答应,刘辉径直进里屋,跟床头一个头发花白的老婆婆寒暄。
      “老娘,吃了吗?少抽点。”老婆婆也不答话,笑着看她。刘辉开始清扫地面的烟头,并叮嘱她一些生活细节。
      这里曾是刘辉的家,老婆婆是她的前婆婆,患有多年的精神病,已被刘辉义务照顾了五年。被照顾的,还有前夫和前小叔子,他们都患了精神病。
      要照顾三个病人,还要赚钱供孩子上学,在别人劝说下,刘辉答应去相亲,但她相亲的唯一条件,就是能一起照顾前夫一家。
      她要带着前夫一家三口去嫁人。
      第一次到前夫家,刘辉跑到村边小河旁,哭了一下午。
      “他们家不是穷,是太穷。”2013年11月26日,在昌平满井西村的出租屋内,刘辉回忆第一次进前夫老张家门时见到的情形:全家一共两间房,土坯垒的,摇摇欲坠,他爸提着酒瓶子一边给自己灌酒,一边站起来让座,却发现整个屋子里没地方可坐,大通铺上躺着他的母亲,看到生人进门就开始骂骂咧咧。
      患上精神病的前夫
      刘辉的老家在湖南岳阳,她是家里年龄最小的孩子,在老家可以衣食无忧,但为了证明能自食其力,1991年,她选择了北上打工,经工友介绍,认识了憨厚老实的老张。
      “恋爱的时候,他总是骑一个多小时的自行车去看我,给我送饭,陪我聊天,那个时候真的很感动。”也因为这些,刘辉决定直面张家的贫穷。
      1994年,刘辉背着家人与老张领了结婚证。为了省钱,两人在外租的房子并不比家里的好,日子也越来越窘迫,两人最困难的时候,租住在一间没有通电的仓库里,每晚点蜡烛,甚至连一包盐都买不起。
      窘迫的生活加剧了两人在生活中的矛盾,1996年,刘辉怀孕了,少了一方经济来源,生活的重担都压到了老张头上,他的脾气也逐渐暴躁起来,并开始酗酒,与刘辉争吵时还表现出暴力倾向。
      为了不影响肚子里的孩子,刘辉只好回到湖南娘家养胎,在娘家人的挽留下,她在老家一呆就是两年。
      等到1998年她回到北京时,老张已开始大量酗酒,人也变得多疑起来,“只要我跟陌生人说话,他一定要盘问半天,最后都发展到动手打人了”。
      遭遇到多次暴力后,刘辉开始对老张心灰意冷,老张也被诊断为间歇性精神病。2001年,在老张清醒的时候,她提出了带着女儿出户的离婚请求,病情逐渐变重的老张同意了。
      为了养活孩子,她去广场卖过矿泉水,也在租住地摆过地摊。最后,她决定回村子开个小卖部。好心的邻居们给她出钱出力,刚开业时,几乎所有家当都是村里邻居和亲友凑起来的。
      每天早上五点起来给女儿做饭,等女儿吃好了就去进货,七八点开门营业,一直到晚上十一点。虽然辛苦,刘辉的收入维持自己和女儿的生活外开始出现结余。
      但好景不长,因前夫每次发病,总跑到小卖部闹事,常打得刘辉鼻青脸肿,然后抱着一堆商品跑开。刘辉说好多次想死,但看见女儿,又把念头藏起来了。
      以前妻的身份“回家”
      随着老张病情的加重,张家的境遇也越来越差,酗酒的张父很快因肝中毒去世,不久,老张的弟弟也被诊断患上了间歇性精神病,一家三个精神病人仅靠张母微薄的退休金维持。
      2008年,张家三口都曾被送到精神病院治疗,三人病情明显好转,但老张出院后依旧酗酒,没过多久精神病又复发,并开始对陌生人动手。
      62岁的退休工人王景源回忆,他曾亲眼目睹老张与人发生争吵后,操刀砍人,将前来劝架的村支书砍伤。
      前夫家逐渐恶化的状况刘辉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别人都说,我们离婚多年了,他家的事情与我一点关系都没有,但真的没有吗?他始终是我女儿的父亲,我们没有了感情还有亲情。”
      刘辉最终做了一个常人认为非常傻的决定,2009年,她以前妻的身份再次回到了那个离开八年的家,她希望通过她的努力支起这个即将倒塌的家。
      刘辉拿出自己这些年开小卖铺赚到的钱,并向亲戚朋友借了十余万元,开始给前夫家盖房,半年后,二十余间房盖好了,包括一栋三层楼房和四间平房。
      “给前夫、婆婆和小叔子一人一间房,其他的房间我都租出去了。”刘辉说。但老张的病情越来越严重,刘辉便将前夫送到精神病医院,用房屋的租金给前夫支付医药费。
      相亲的唯一条件
      长期为生活奔波,已经43岁的刘辉越来越感受到身边需要一个相互温暖的人。
      “有一次我生病了,躺在床上一整天,爬不起来,连个做饭给我吃的人都没有。”
      在别人劝说下,她开始同意与人相亲,唯一条件是要一起照顾前夫一家。但就是这唯一的要求,让很多相亲者躲得老远,直到2011年遇到四川籍的老吴。
      2013年11月26日,在离刘辉前夫家仅百余米的出租屋内,谈到与刘辉的结合,老吴并不担心照顾不过来。
      “她一个人都能行,我帮一把,她不就轻松一些么?”这个遭遇过一次婚姻挫折的5旬男人,在了解了刘辉的经历后非常感动,两人见面后不久,就用自己的全部存款帮刘辉还掉了给前夫建房的五万元欠账。
      2012年11月,在湖北卫视一档节目录制现场,刘辉穿上了节目组为她准备的婚纱,在观众面前向老吴求婚,镜头前,两人相拥而泣。
      新婚的喜悦很快被村里的流言打破,“有人说老吴是冲着我前夫家的房子来的。”刘辉无言以对,为了证明自己的真实想法,她找来村委会,专门立下了字据,明确自己对所建房屋并无所有权。
      “我只是想告诉所有人,照顾他们家,是我自愿的,与利益无关。”
      每隔一个星期,刘辉会去医院给前夫送一些换洗的衣服,每天,她和老吴会早中晚三次到前婆婆家帮忙打扫卫生,前婆婆和小叔子不会用电器,只能烧煤球,但又怕煤气中毒,所以时常得看着。
      如今,刘辉的手机里还保存着去医院看望前夫时拍的照片,高鼻梁、宽嘴唇、圆圆的脸庞,有些破损的门牙没能掩盖住他脸上堆满的笑容。
      【榜样说】
    这么多年,我悟出来一句话:人,只要你对他好,不管他是谁,都会被感动。——刘辉
    (来源:新京报http://society.people.com.cn/n/2014/0125/c136657-24222933.html 2014年01月25日04: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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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精神病妻子走失 男子30年如一日伺候癫痫岳母

    核心提示|从30多岁的小伙子,到如今白发苍苍的六旬老人,鹿邑县高集乡谢庄村农民解心成经历了人生太多的酸甜苦辣:28年前其患精神病的妻子离家出走,他不仅要抚育两个嗷嗷待哺的女儿,还要承担起照顾岳父岳母的重担。20年前,其岳父患病离世。10年前,经好心人介绍,50岁的老解又找了一个老伴。尽管如此,憨厚的老解始终没有放下患有癫痫疾病的岳母,30年如一日,像亲生儿子一样孝敬她。
      “我岳母膝下就我前妻一个女儿,现在她身边就剩我一个亲人了,我必须承担起照顾她的责任。”昨日,接受记者采访的解心成说,虽说不上老人跟着他多享福,但他绝不会让老人受一点罪。
      坎坷 患病妻子丢下俩幼女“走失”了
      63年前,解心成出生在鹿邑县一个普通农民家庭。在他半岁时,父亲因病去世。6岁那年,他母亲又因生活贫困被活活饿死。从此,成了孤儿的解心成靠吃百家饭长大。后来,成了一个大小伙子的解心成在好心人的介绍下,到附近的商丘市柘城县学习了理发手艺,可以在社会上找个“饭碗”了。
      因孤儿身世,解心成在农村老家成婚相对较晚。1979年,29岁的解心成经人介绍,与鹿邑县玄武镇的孔妞结成一家。但不幸的是,孔妞因小时候身患脑炎留下了精神病。婚后,两人育有两个女儿。在大女儿3岁、小女儿半岁那年,妻子走失,且经过多方寻找杳无音信。
      “我又当爹又当妈,一点点拉扯俩闺女长大。”解心成说,妻子走失后,刚满半岁的小女儿还在母乳喂养阶段。“猛(方言,“突然”的意思)一断奶,小闺女可能有点受不了。买奶粉喂她喝不到肚里去,喂米汤孩子腹泻得厉害,孩子一度脱水差一点没命……”
      那时,解心成在鹿邑县高集街上摆摊理发,一天能有10元钱左右的收入,除去给俩女儿买烧饼、买米汤,剩下的钱还要攒起来给患病的岳父当医药费。“那时候烧饼5毛钱1个,大女儿一顿一个有时候不够吃。”回忆起当年的辛酸日子,老解仍然历历在目。
      好在,老解的两个女儿如今都已嫁为人妻、结婚生子,他本人也于10年前经好心人介绍与驻马店新蔡县的魏素萍重新组成了家庭。
      孝心 30年如一日伺候癫痫岳母
      解心成说,他岳父母膝下只有他前妻孔妞一个女儿,且还是抱养的。妻子离家走失后,二老也陷入悲痛之中。眼看两位老人年纪越来越大,他决定把二老接到高集镇的家中伺候。
      20年前,解心成的岳父身患肝癌离世。“当时我花了近6000元医药费,在那时候这不是个小数目。”解心成说,这钱都是他给人理发一点点积攒下来的。“我成了二老唯一的亲人,不管如何我也要承担起孝敬、照顾他们的责任。”
      解心成的岳母身患癫痫病、生活不能自理,从解心成接她到家中那天起,解心成已经整整照顾她30个年头了。每天端屎端尿、洗脚捶背,憨厚的解心成没有一点怨言,不说一声劳累。“每个人都会变老,尊老、孝老是一个人的本分。如果因为妻子走了就不把岳母照顾好,我感觉良心上过不去。”解心成说,“我也是个苦命的孩子,是吃百家饭长大的。岳母也是个苦命人,我不想让她的晚年生活过得凄凉。”12年前,其岳母不慎走失,解心成请人足足找了5天才把她找回,找到后母子二人抱头痛哭。
      承诺
      不离不弃照顾岳母一辈子
      解心成的现任妻子对岳母也是关爱有加,待她像对自己亲娘一样。有时候解心成不在家,魏素萍就会伺候老人的生活起居。
      “家里有将近3亩地,目前我在村附近一个学校给人家做饭,一个月能有几百块钱收入。”解心成说,虽说他家庭有些拮据,但他不会让老人遭一点罪。“老谢家的经济条件不好,有时他从集上买点蛋糕、果子等好吃的回来,都留着给他岳母吃。”解心成的邻居解振峰对记者说。
    “岳母今年85岁高龄了,精神好时能吃能喝,但有时会大小便失禁。”解心成说,“我平时给岳母铺床时会垫上尿不湿,像照顾幼儿一样照顾岳母。只要岳母活一天,我就要好好照顾她一天。不敢说让老人家跟着我享多少清福,但至少不会让她受罪。”
    (来源:大河网http://edu.dahe.cn/2014/01-24/102616514.html  2014年01月24日08: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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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阳新警察为精神病女子挡车流 被央视赞“最美中国人”

    楚天时报讯(记者柯云峰实习生邓丹茹)傍晚,天空逐渐昏暗,路灯还未亮起,精神病女子倒在马路中央一边打滚一边嚎啕大哭,两边是川流不息的车辆。为防女子被车辆误伤,两路人一前一后站在女子身前,伸出手臂为女子挡住了车流。13日,央视跟进报道此事,并称两路人为“最美中国人”。昨日,经多方努力,记者找到了两名挡车流的路人。
      13日,中央电视台4套《最美中国人》节目用约一分钟时间,报道了发生在阳新陵园大道立交桥附近的这一幕,并称他们为“最美中国人”。随后,国内多家电视媒体均对此事进行了报道,更有网友在阳新论坛发帖,寻找“最美路人”。
      昨日上午,记者根据现场线索,在阳新县公安部门的帮助下,找到了当天勇挡车流的两人——阳新县交警大队工作人员李华和阳新县刑侦大队民警罗文。“确认身份后,我分别跟两人打了电话,他们都差不多忘记那个事情了,连发生事情的具体日期都记不清了。”阳新县公安局政治部工作人员杨慧兰介绍,李华和罗文都觉得这是件小事,也是平常工作中经常会遇到的事情,因此并未记在心上。
      据罗文介绍,8日晚上6点左右,天已经完全暗了下来,但阳新县城的路灯还没有打开,路上的能见度较低。罗文从上街派出所办完案子出来,准备沿着陵园大道驾车回到位于国贸大酒店附近的住处,在行经立交桥路段时,他看到一名女子正躺在路中央嚎啕大哭,并不时地在路面上滚动。“刚开始我以为是发生了车祸,于是立即把车停到了路边,然后赶到现场。”罗文称,他赶到现场后,发现李华已经在询问女子的情况。“我当时也是下班后开车去岳父家吃饭,路过这里看到倒地的女子,就下车去了解情况。”李华回忆,他上前询问女子发生了什么事,但女子虽然一直在说话,却显得语无伦次,且还是不断地在路上翻滚。于是,李华立即掏出手机,将屏幕按亮之后握在手里,再伸出双臂挡在了女子身前,“我身高1.87米,伸出手臂能挡住一片地方了,当时很多车还没有开大灯,打开手机是为了提醒他们注意”。罗文则挡在了另一侧,并不断疏导过往的车辆,“当时是下班高峰期,车流量较大,很多车主甚至开车上前看热闹,造成了一定程度的拥堵”。
      因为无法确定女子的身份,其又不肯离开,在挡了几分钟车流后,罗文掏出手机报了警。几分钟后,上街派出所民警赶到现场,李华和罗文帮助民警将女子抬上车之后,就离开了现场。“我们都觉得这是件小事,也是作为警察应该做的事。”昨日,面对记者的采访,李华和罗文如此说道。
    (来源:荆楚网http://news.cnhubei.com/xw/hb/hs/201401/t2824643.shtml  2014-01-24 08: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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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6个爸妈和“偷”来的女儿

    今年15岁的赵天怡,打出生起就没见过爸爸,还曾隔三岔五被患有精神病的母亲打得鼻青脸肿。她的手臂上,全是一道道浅白色的伤疤,撩开头发,能找到被打破留下的痕迹。邻居时常看到,放学回来的她被母亲关在门外,在寒风中一遍一遍喊着母亲开门。老师曾经看到,她捡起同学吃剩的半个苹果。
    以在建筑公司做资料员的解福先为首,16个30岁至50岁的陌生人组成的“爸妈团”,把天怡从母亲身边“偷”了出来,并负担起了这个女孩儿的生活。这个孩子的生命,开始书写出另一种可能。
    学校、社区、邻居、派出所,甚至火车站的工作人员……几乎每个在她生命中路过的陌生人,都在关键节点上对她伸出了手,让一切没有变得不可挽回。
    “这孩子能活到现在,真是命大啊”
      解福先记得,第一次见到赵天怡时,小姑娘的脸上满是淤青和抓痕,右眼肿得睁不开,正趴在火车站工作人员值班室的桌子上写作业。
      他试着和天怡说话,但她只是点头或摇头,偶尔轻轻地“嗯”一声,一脸防备和紧张。
      当时,天怡已经在车站的职工宿舍里住了3天。
      从她家的青砖瓦房出来,穿过窄窄的巷子,走过长长的、架在铁道上的天桥,就是黑龙江省北安市火车站的候车室,这是天怡能找到的最近、最暖和的地方。
      那是2011年10月底,这个北纬48°线上的小县城,已经开始飘起雪花,气温零下10摄氏度。
      不到1公里的路,当时身高不到1.5米的天怡走了将近20分钟。她背着书包,带着一头一脸的伤痕,穿着一身“黑乎乎、油腻腻”、“已经看不清底色”的校服和单薄的球鞋,脚都“冻木了”。
      那不是她第一次被母亲打得逃出家门,也不是火车站的工作人员第一次收留她。
      “车站的工作人员几乎都认识她了。” 社区主任和丽华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解释,“都知道她妈妈是个精神病,发作的时候,木棍、铁锁……都往孩子身上招呼。”
      这个社区的低保户有700多家,赵天怡家是其中最困难的。那几年,和丽华经常接到邻居举报,“听到孩子哭得特别惨”。她赶过去时,往往会见到天怡立在墙根儿底下,一动不动,只是小声抽噎。
      “她妈妈说,我打自己的孩子,你们管得着吗?我们也只能劝,拿她没办法。”和丽华叹息着回忆。她曾多次收留天怡,让她在街道办的办公室里过夜。
      候车室、街道办、派出所……甚至是开烧饼店的同学家,都曾是天怡挨打后,暂时躲上几天的地方。
      后来,邻居们发现,听不到孩子的哭声了,取而代之的,是隔壁屋子里传来的“哐、哐”声。那是因为,天怡的妈妈“用毛巾把孩子的嘴堵上了”。
      老师和同学们,也都注意到了这个总是身上带伤的女孩。
      “被打得实在太惨了!”回忆起当时的情况,学校党委书记历红梅“噼里啪啦”地诉说了起来,“眼睛肿得要封住了,脸上都是‘血凛子’,身上没有一块好地方,瘦弱得能叫风吹倒……那种揪心的感觉我到现在也忘不了!”
      学校有爱心超市,专门接受学校师生和社会捐赠的衣物,历红梅从里头挑出“最新最好看”的衣服,一股脑儿都给了天怡。她想,“一定得帮帮这个孩子”。
      正是历红梅找到了解福先。那时,热心公益的解福先,每个月都会给学校捐赠不少物品。历红梅想,“他或许能帮帮这个孩子”。
      自此开始,解福先和几个像他一样热心公益的朋友,经常给天怡家送衣物、食品。
      每次见到天怡,总见孩子身上带着伤,这让解福先无论如何都无法安心,甚至“失眠”过几次。他担心“哪天她妈妈精神病发作,失手把她打死了”。
      他还记得,有一年大年初五,他带着几个人去天怡家送米面。“她家三道门,我们进一道门,她妈妈就在身后落一道锁”,窗户都蒙着,大白天竟然“黑得什么都看不清”。现在回想起来,解福先都觉得有点儿“毛骨悚然”。
      就在这样的黑暗中,天怡一动不动地坐在床上,两眼直勾勾的凝视着地板。那张床一米多宽,半边堆着杂物,另外半边,是天怡睡觉的地方。
      他伸手在杂物上一按,在厚厚的一层灰上,按出一个半厘米深的指头印。屋里饭桌上放着半碗骨头,那是他年前来的时候就看见过的。
      “我问她‘你在干什么?’她说,‘就坐着’。”这一幕,让解福先觉得,心里“像针扎一样”。
      说起这个小女孩几年来的经历,和丽华也红着眼眶感慨:“这孩子能活到现在,真是命大啊。”
      她没吃过芒果,没去过电影院,上厕所不会锁门,甚至不知道钥匙链是做什么的
      2012年4月的一天,当解福先发现赵天怡被母亲连着打了3天后,这个中年人终于忍不住了。他做了一个疯狂的决定——把孩子“偷”走。
      他向学校、社区、派出所一一说明情况,在历红梅的帮助下,偷偷给天怡办了转学手续,并将孩子安置在一家托管班。
      他在自己当群主的一个热心公益人士的群里,讲述了天怡的遭遇,陆陆续续,又有15个人表示想帮帮这个孩子。
      这16个人,一起给天怡设立了专门的资助计划,每人每月定向捐款50元,每月一共800元,用于支付孩子的托管费、书本费以及其他日常开销,将近3年,从未间断。
      这些爱心爸妈们,有的在政府机关做小职员,有的常年打零工维持生计,大多生活并不宽裕,但每月资助的钱,总是会按时送过来。
      “每个月50元还是拿得出来的。”卫生纸推销员张明艳说。
      被问起当初离开母亲时,是否会有不舍,天怡小声地表示,“不想回家,在家里会挨打”。比起家里,她更想住在托管班,托管阿姨会做她特别喜欢的“炒虾片”。
      3个月后,天怡的妈妈还是从社区打听到了孩子的去向,但当她看到变得“白白胖胖”的女儿,紊乱的神志之下依旧存在的母爱,让她“突然平静了下来”。
      “我看你这人面善,能对我家孩子好。”托管班阿姨还记得,那天,天怡的母亲屋里屋外仔细转了一圈后,意外地说了这样一句话。
      “我知道这其实是违法的。”如今,解福先回顾当初的决定,语气依然很坚决,“但我真的没办法看着孩子继续挨打。”
      今年1月12日,北安的气温达到近几年最低的零下34摄氏度。在一家汽车公司做销售的李贵平,是天怡的“李妈妈”,她把自己亲手打的红色毛线围巾,一圈一圈给天怡围在脖子上。
      “一想到孩子有什么没吃过没见过的,就想领着她去。”李贵平说。周末有时间,这位“李妈妈”就会把天怡接回家去,给她洗澡、洗衣服,极力“弥补她缺失的家庭温暖”。
      “天怡总是压抑着情绪。”解福先感慨,“我都没听见她放声大笑过,也没见她哭出声过。”
      许多同龄孩子习以为常的东西,对这个小女孩来说,都格外陌生。她没吃过芒果,没去过电影院,去饭店上厕所时不会锁门,从没拥有过洋娃娃或毛绒玩具。
      甚至,她拿着别人送她的钥匙链,翻来覆去地看,最后歪着身子,一脸好奇地问:“这是做什么的?”
      张明艳曾把天怡接到家里过周末,小姑娘独自在浴室里淋浴,热水器里的水没烧热,天怡不声不响地,就这么用凉水洗了个澡。
      他们曾经带着天怡一起,去北安附近的五大连池看火山岩地貌,去龙门石寨看红叶,天怡“显得挺高兴”,但还是老老实实地紧跟在他们身后,一声不响地走着,“要是别的孩子,早就跑前跑后地玩了”。
      这个习惯,是她在母亲身边时养成的。那些年里,她不敢碰家里的任何东西,不敢在家大声说笑,不敢随意走动。她被打得最严重那次,就是因为家里的电热水壶坏了。
      “我真的没碰水壶。”时隔两年,她仍在试着解释这件事。
      “我们都真心希望,天怡这孩子,未来的人生之路别再这么坎坷了”
      去年7月,赵天怡的母亲罹患宫颈癌去世,北安市民政局将母亲的低保,过到了天怡的名下,并为她申请了孤儿补助。等所有的补助下来,她每个月大概能领到1000元左右。
     
      爸妈团里,有的人觉得,“最困难的时候已经过去了”,但解福先反而更加为天怡的将来发愁。
      “她从小就没有打好学习基础,很少和人接触,很单纯,成绩在班里是倒数,考大学不现实,我们都想,她或许应该去技校学个一技之长,将来的生活才不会突然陷入窘境。”
      想到天怡的将来,解福先的声音逐渐哽咽起来。“说老实话,我们并没有那么好的条件。”但他也表态,“无论多难,无论孩子母亲在不在,‘16个爸妈’都会继续爱这个孩子”。
      “李妈妈”嫌“解爸爸”有点惯孩子,总是故意扮黑脸,佯装“恶声恶气”地催着天怡“写作业去”、“自己洗袜子”。
      爸妈们最欣慰的,是天怡“特别懂事”,她会抢着帮“李妈妈”洗衣服,帮“解爸爸”看东西,帮于叔叔收拾桌子。
      最近,解福先通过朋友介绍,得知北安当地的一所技校,和山东的一个企业签订了毕业生的定向就业意向,唯一的问题是山东太远了,大家都不放心,让这孩子一个人去那么远的地方。
      如今,天怡依然住在托管班里,和托管阿姨的女儿一起睡在从客厅隔出来的五六平方米的隔间里。
      她的户口上还有两个哥哥,和她分别是不同的姓氏;她的母亲在户口页上,仍然标注为“未婚”;她还不会走路的时候,她的父亲就不知去向了;她有四个姨妈和三个舅舅,去年过年的时候,被四姨接到家里住了几天;她去过姥姥姥爷家里几次,有点怕院子里总朝她狂吠的那只狗。
      去世的母亲留下的瓦房空了半年,大门紧锁,门前堆着厚厚的积雪,在开春以前,似乎都无法靠近门边。
      一提起房子的问题,家人都有些尴尬,但天怡表示,“一点都不想回到那个房子里去”,她更喜欢如今在托管班的生活。
      “找不到她的生父,就没办法把孩子送去福利机构,只好让她继续在托管班住着。”解福先觉得,其实现在,才是最艰难的时候。
      他曾四处求助,甚至咨询过当律师的朋友,隐约知道,作为未成年人,天怡可以得到国家的法律援助,但解福先也不确定,那样对孩子的未来是不是最好。
    “我们都真心希望,天怡这孩子,未来的人生之路别再这么坎坷了。”解福先长叹着说。
    (来源:中国青年报http://news.sina.com.cn/s/2014-01-15/052029245188.shtml  2014年01月15日0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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