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我们登记的病人才12个,”郑州市丰产路林科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负责人黄琳琳说,“按照要求,应该完成的指标是71个。”从去年10月开始,拥有900多万人口的郑州,一个引发争议的指标任务被层层下发到各个社区的卫生服务中心内。各个社区的基层医护人员被要求筛查本辖区内的重性精神疾病患者,人数不低于辖区人口总数的2‰。这意味着他们要在1000个人中至少找到2个重性精神病。(10月8日《南方都市报》)
与耸人听闻的死亡指标相比,精神病指标貌似“温情”一些,但同样令人咋舌。在层层下发的指标压力下,基层社区完不成指标,面临两种选择,一是甘愿被罚,另一种是逼良为娼,将正常人认定为精神病患者,或者将轻微症状的人视为重精神病患者,目前,有的社区已经把一名抑郁症患者,按照精神病患者登记在册,还有一名空姐,从飞机舷梯摔下来后伤到了头部,容易忘事,偶尔会莫名其妙地发呆,并不影响正常生活,有的社区“为了凑人数,还是将她写上了。”
故意将正常人或其他轻微症状的人列为精神病患者,这种伤天害理的做法,极不人道,也不顾人权,将公民最基本的合法权利碾为齑粉。即便再有指标压力,社区医院也不能从恶,而应该秉承良心和道义,将“枪口”抬高一厘米,放弃为完成指标凑人数的做法。否则,这就是主动为恶。
其实,中央并未要求每个具体的地方必须在1000个人中至少找到2个重性精神病。其背景是,按照原卫生部办公厅2012年7月6日印发的《重性精神疾病管理治疗工作考核评估方案》的通知,制定这个评估方案是根据《全国精神卫生工作体系发展指导纲要(2008-2015年)》和《重性精神疾病管理治疗工作规范(2012年版)》,“请结合本地区实际,认真贯彻执行。”这份考核评估方案规定的考评标准其中之一规定,按照2012、2013、2014、2015年患者检出率分别达2.5‰、3‰、3.5‰、4‰的要求,每少0.5‰,东、中、西部省份分别扣4、3、2分。结果到了有的地方,就变成了各社区必须完成2‰精神病人的硬性任务。
报道称,河南相关部门将考核标准下发到郑州,以地方文件的形式向下规定为2‰。这种规定显然是荒诞的,原因很简单,有的社区也许千人中有几十名精神病患者,有的社区千人中连一名精神病患者也没有,既然原卫生部已要求“请结合本地区实际,认真贯彻执行”,为何有的地方在落实中出现严重变形,非要一刀切?
一刀切的背后,暴露出两大积弊。其一,一些部门已经染上了严重的懒政思维。对中央政策的精神并没有吃透,更没有消化,本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却成了不分青红皂白,一股脑地将任务强推给基层,让基层承受巨大压力,变得无所适从,进退失据。自己完全成了甩手掌柜,这是不负责任的。
其二,一些部门缺乏基本的人文精神。从死亡指标,到计划生育指标,再到精神病患者指标……指标是生硬的,粗鄙的,完全没有一点人文气息,发号施令的人优哉游哉,既没有情怀,也没有关怀,多年来一直这样做。实际上,关涉到公民权利、公民健康的任务,绝不能简单地指标化,否则就是将生命器物化、将公民工具化。(来源:新浪专栏http://news.sina.com.cn/zl/zatan/blog/2013-10-10/0932459/1256559675/4ae5943b0102eef6.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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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摊派,将制造多少“被精神病”?
"被精神病人"的救赎:维权遭遇挫折 从沉默到发声
这不是一两个人的故事。他们曾被送进了精神病院,欲维权却遭遇挫折,原本以为孤立无援的他们却因为精神卫生法的出台而走到了一起,从沉默到发声。江苏女孩阿莉(化名)每次外出时,总会把一堆精神医学的资料和书籍带在身边,“走到哪儿,带到哪儿”,她指了指脚边那包沉重的行李。很难想象,这个爽朗的女孩曾经“被精神病”。由于服用精神药物的缘故,如今阿莉的身材还是有点臃肿。一年前,她和其他十几位“被精神病”的经历者相识,并组成了“中国精神医学使用者与幸存者网络”(简称CNUSP)。成员们的经历大多相似——被送进了精神病院、维权诉讼不成功。他们将自己称为精神医学的“幸存者”。这一年,她忙着参加各种与精神医学有关的公益活动,还做出了一份《精神医学体验报告》。今年10月10日“世界精神卫生日”,报告在网络上正式发表。“我想告诉所有的人,我们所遭遇的不仅仅是一个人的问题……”面对记者,阿莉时不时重复这句话。在公益律师黄雪涛看来,阿莉所做的事情“是一种自救互助、实现自我价值的模式”。这些原本孤立无援的“幸存者”们互相分享自身的经历、帮助精神病人维权、为精神卫生法提建议,从沉默到发声,走上了一条自救互助之路。
体验报告 在写《精神医学体验报告》之前,阿莉经历了一段长达六年的“诉讼”。2007年4月,当时还是江苏镇江某外企公司部门经理的阿莉,出现了一些类似中毒的症状。她到镇江市第四人民医院看病后,被诊断为“精神病”,并在不知情的状况下服用了大剂量的精神药品。不久后,阿莉因“得病”被公司解除了职务。但其后,另外两家医院诊断认为她只是“急性中毒”。她便将镇江市第四人民医院和公司一起告上了法庭,但却接连遭遇了一审和二审败诉。2012年8月,在二审判决的两个月后,第一届“非自愿收治亲历者见面会”在深圳举行,当时“很纠结”的阿莉义无反顾地前往参加。参加见面会的成员都有过和阿莉相似的经历。“当时绝大部分人还没进入司法程序,就觉得有必要做一份自救手册,介绍一些医学和法律知识,对自己维权会有好处。”由于阿莉曾经自学过精神病学教材,大家就推荐她来带头写这份自救手册。然而,刚刚经历败诉的阿莉并不太情愿去做这件事情。“我花了这么多心血打官司维权都没有成效,连自己都救不了,怎么去救别人呢?”自救手册被暂时搁置了起来。今年6月,即将成立一周年的CNUSP举行年会。此时,《精神卫生法》已经正式实施了一个月,此时的阿莉想起了被搁置的自救手册:“也该对这些年的学习和经历进行一个总结了。”对于阿莉来说,这已不是一件太难的事情。六年来她查阅了大量与精神病学有关的书籍和法律条文。“她特别关注精神药物滥用的问题,经常在QQ群里分享《为药疯狂》之类的专业书籍。”阿莉的好朋友、广东金融学院法律系教师何玲丽说。经过一个月断断续续的写作和修改,自救手册最终以《精神医学体验报告》的形式出现。在报告中,阿莉从《精神药品临床应用指导原则》、《精神病学》等资料中总结了精神药物的风险问题,并从《残疾人权利公约(CRPD)》、《中华人民共和国精神卫生法》等38部国内外法律法规中摘录了相关的规定。其他幸存者的经验则被总结成了自救攻略。
寄信维权 2013年7月底,当阿莉还在为《精神医学体验报告》的撰写做准备的时候,她的“伙伴”李世杰开始为远在上海的徐为奔走呼吁。两年前,李世杰在韶关的一家酒店与工作人员出现纠纷,报警后他被强行押送到了韶关退伍复退军人医院(精神病院)长达96天。出院后他分别对该精神病院和公安机关提起民事和行政诉讼。李世杰第一次听到徐为的名字是在自己的案子开庭前夕。“当时有志愿者跟我说,你比较幸运还可以立案,上海有一个求助者叫徐为,在精神病院待了十年,到现在都没办法立案。”据悉,曾在澳大利亚生活了11年的徐为在回国之后,与家人出现矛盾,自2003年被送进上海青春精神病康复院以来一直无法出院。今年5月,徐为委托律师杨卫华以侵犯人身自由权为由,将上海青春精神病康复医院和徐兴(徐为的哥哥)起诉至上海闵行区法院。但这份诉状被法院当场拒绝立案。对于徐为的经历,李世杰感到不可思议。“很想去帮他,其实也是在帮我自己发声”。李世杰托人把自己的电话号码转交了徐为。7月下旬的一天,他接到了徐为从医院打来的电话。“他说话很正常。他说他很想出去,我就安慰他,说我们正在努力帮他,不要太着急,然后就说了一下我的案子,我们相互鼓励对方不要放弃。”在第二次通电话时,李世杰向徐为提出建议:首先是拍照,“很多幸存者还是不愿意把自己的信息公开,但是我告诉他,要想得到法律援助和关注,就要站出来告诉大家,这就是我,我就发生了这种事”。第二是开通微博,“他在国外生活了很多年,回国之后又住在精神病院,对这些东西都不了解,但他说自己愿意去学”。7月30日,“上海徐为”发出了第一条微博,并配上了杨卫华律师在医院为他拍下的照片。照片中,徐为双手拿着信封和一张“请上海闵行区法院立下精神卫生法第一案”的标语。8月2日,远在韶关的李世杰向上海寄出了第一封信,以CNUSP的名义呼吁上海法院为徐为立案,保护精神病人的权利。在随后将近一个月的时间里,他每隔两三天便到邮局去寄信。至8月21日,已经寄了六封信到上海。与此同时,律师杨卫华也在上海为徐为的案子积极奔走。在他看来,李世杰和CNUSP的行动让更多的人关注到这个案件。最近,杨卫华为徐为和李世杰带来了一个消息:案件已经进入诉调阶段,“立案的可能性又推进了一步”。
集体发声 近年来,和阿莉和李世杰一样开始发声的“幸存者”越来越多。最先感受到这种变化的是公益律师黄雪涛。自2006年代理深圳邹宜均的“被精神病”诉讼案件以来,她开始接触越来越多来自全国各地类似的案例。“有时一天甚至有两三个求助,有的人正在被送到往精神病院的路上,就打电话过来说快快救救我!”面对越来越多的求助,黄雪涛渐渐感到力不从心,她开始意识到:“这不是一个两个人的问题,而是这个群体的社会问题”,推动受害者之间互相帮助、互享资源会是一个长远的解决方法。在黄雪涛看来,最终让这些“幸存者”们真正走到一起的是一部法律的出台。2011年6月,经过26年酝酿的精神卫生法草案首次公布,征求社会各界意见。11月,当时广受舆论关注的五位“被精神病”受害人彭宝泉、徐武、陈国明、高作喜和周铭德,联合致信全国人大法工委,呼吁法学专家关注《精神卫生法》中的无行为能力认定程序与监护权问题,并建议增加保障精神残障者自主委托代理人的权利。这次行动被多家媒体报道,成为精神医学当事人参与立法的第一次发声。2012年8月,第一届“非自愿收治亲历者见面会”在深圳举行。除了阿莉和其他十几个遭遇“被精神病”的经历者之外,不少律师、医生、社工等也加入了进来。何玲丽是当时的参会者之一。在她的回忆中,这场会议是以灰暗开始的,“大家并不知道这个会到底能取得什么成果,能对自己的案子有什么作用。”然而,会议的进程超出了大家的预期。这些“幸存者”讲述自己的经历,分享感受和经验,“从不被接纳到获得共鸣。”黄雪涛说,很多人在现场流下了眼泪。会议的氛围开始热烈起来,站在一起成为大家的共识。“中国精神医学使用者与幸存者网络”就这样成立了。此时,精神卫生的立法进程也开始加快。“幸存者”们开始加入了为立法建议的队伍中。2012年8月30日,精神卫生法第二次审议,10位来自CNUSP的幸存者联名呼吁修改精神卫生法,防止监护权滥用;10月19日,精神卫生法第三次审议,“幸存者”陈丹向全国人大寄出自己的立法建议。2013年4月25日,精神卫生法正式实施前夕,三位“幸存者”将《精神卫生法民间评分报告》分别寄给全国人大法工委、卫生部和残联,倡导立法过程应有利益相关者多方参与。在黄雪涛看来,这些声音很重要。“利益相关者需要说话,需要发表他们的切身感受,表达自己的意见,这是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不可或缺的因素。”值得欣慰的是,他们的声音并没有被忽略。2012年12月,由全国人大法工委编写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精神卫生法释义》一书出版。在附录中,这些“幸存者”们寄来的信和他们的意见被写进了里面。(本文来源:金羊网-羊城晚报我有话说http://news.sina.com.cn/o/2013-11-04/075628613149.shtmlhttp://www.dajia.net.cn/wqxwa-23694/ 2013年11月04日07:56)
回目录国外精神卫生治疗的经验
从5月1日起,《精神卫生法》正式开始实施。此前一些患者诊治过程备受争议,“被精神病”成为该领域的争议话题,因此这部法律中的“自愿原则”备受关注。
根据新的《精神卫生法》,精神障碍的鉴定为医学鉴定,而不是司法鉴定,住院治疗也要实行“自愿原则”。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其他国家对于“精神卫生治疗”方面都有哪些不同的经验。
英国:精神障碍诊断有第三方审核
英国规定,在精神障碍诊断方面必须有独立第三方的审核。这就是“精神卫生法庭”或“精神卫生委员会”。
英国的精神卫生法规定,如果医生要收治精神障碍的病人超过28天,他必须把提案和治疗方案提交给精神卫生法庭。精神卫生法庭专门审理这类案子,有权力来否决或同意医生的治疗方案,并且监督医生的治疗过程,以保证病人的权力和公共的利益。他们还有一个措施,由精神病专家组成精神卫生委员会,是一个独立的第三方,职责是维护病人的权益,监督强制治疗,并且培训医生和精神病的律师,监督精神卫生法的执行。当精神卫生法庭对医生的治疗方案做出裁决之后,精神卫生委员会有权力对它的裁决提出异议,这两个很独立的机构来保证病人的权力,同时来保证社会的公众利益。
在英国,法律援助也是精神疾病患者维护自身权益重要的辅助手段。
如果精神障碍病人要投诉,他认为他是被错关进去了,政府可以支持他,免费提供精神卫生方面的律师,来帮他打官司,对他进行法律援助,这对做出裁决的精神病医生也是一个很大的制约。
日本:精神疾病患者可减免多种税项 只需承担10%治疗费
日本人在精神心理咨询方面态度比较开明,而且大量心理诊所就开设在居住小区周围,人们就诊比较方便。
根据日本厚生省的调查,日本精神疾病患者2008年就达到了323万人,其中增加最快的是忧郁症患者,达到了104万多人,为此日本政府把一直以来定为重点实施对策的四大疾病,癌症、脑溢血、心脏病和糖尿病,增加到了五个,加入精神疾患。
对于精神疾患人群,政府和社会有各种优惠和保护措施,例如经过医生诊断被确诊的精神障碍者在所得税、赠与税、遗产税、利息税等许多税项上可以得到减免。在治疗方面,精神障碍者只需要负担治疗费的10%,除老人和孩子以外,一般加入国民健康保险的成人负担30%。
很多企业在关注员工的精神疾病方面也做出了不少的努力,有一位受访的企业员工说,他在被查出有轻度忧郁症后,每次去就诊,人事部负责人都会陪同他前往就医,一起亲听医生的治疗方案和建议,在休病假方面公司也非常宽容。
澳大利亚:精神疾病患者有权得到他人尊重 享受同等权利
我国颁布的新《精神卫生法》强调了精神障碍患者的人格尊严、人身和财产安全不受侵犯。而澳大利亚在这方面早有法律保障,且实施到位。
澳大利亚联邦各州和领地都有自己的《精神健康法案》,除此之外,1992年联邦政府推出了《1992残障人士反歧视法》,这两部法从各方面保护了精神障碍患者的各种权利和免受歧视,而且从方方面面体现出了对精神疾病患者的尊重。比如在疾病诊断方面,病人享有充分的互动权,在诊断过程中患者可以提出自己对疾病的观点和看法。
澳大利亚的《精神健康法案》同样保护了患者的个人隐私,比如患者的病情和个人信息,包括姓名、住址、肖像都禁止对外公布的。另外,针对澳大利亚的特殊国情,也就是多民族移民国家这一特点,澳大利亚的《精神健康法案》也明确提出,治疗必须在充分尊重病患不同文化和信仰的前提下进行。
此外,不管最终病患康复与否,他都有权参与社区生活的权力,精神病患者有权得到他人的尊重和维护自己的尊严,与其他公民一样享有同等的收入、医疗保健、教育、就业、住房、交通和法律服务,有权享有同等的医疗保险和其他保险政策,有权享有同等的和年龄相符合的休闲活动。
通过介绍我们可以看出,世界各国对于如何收治精神疾病的患者,保护他们的尊严和权益都有严格的界定。相信历经27年出台的这部《精神卫生法》也能够让中国在这方面逐步走上法制、规范的轨道。(来源:医脉通http://news.medlive.cn/all/info-progress/show-48791_60.html)
回目录官商勾结搞强拆 黑龙江尹桂琴上访
尹桂琴,黑龙江省牡丹江市人,牡丹江市造纸厂退休工人。丈夫受工伤后留下了后遗症,多年无法工作2000年不幸病逝。 两个儿子因为身体原因2011年被迫先后下岗,从此祖孙三代一家5口人的生活就靠尹桂琴每月1000多元的退休金勉强维持。
所谓“祸不单行”这句话应验在尹桂琴身上。2011年8月黑龙江省牡丹江市政府把尹桂琴所居住的牡丹江市阳明区恒丰小区3号楼列为63号棚户区改造项目。入冬后开发商为了胁迫尹家达成低于此项目房屋征收补偿方案的协议,私自掐断了尹桂琴家的水、电、暖 ,不但这样连房门也给堵死了。
而牡丹江市政府不但不秉持公正,帮着尹家在既定范围内达成协议,却帮着开发商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最终因为官商勾结尹家被强拆,室内物品被抢劫一空,一家5口陷入了生存绝境。
现在尹桂琴正在北京上访,尹桂琴说为什么他们自己定的规矩自己不执行?以后让我们依照什么办事?该相信谁?
维权志愿者
2013-12-6尹桂琴
特别关注:湖北宜昌刘家财四更罪名 再改为煽颠罪
民生观察工作室2013-12-6消息:今天下午,北京维权律师谢燕益再次来到湖北省宜昌市,与刘家财的妻子王玉兰一起前去宜昌市检察院了解刘家财的案情。半小时前,王玉兰给本工作室来电说,据了解刘家财的罪名再次被改为了“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
湖北省宜昌市民主维权人士刘家财,是于今年8月3日被湖北省宜昌市警方,以其在网上转发山东维权人士李向阳发出的《李向阳复仇血洗公告(并招募敢死队员)》为由行政拘留十天,在他行政拘留期满后又被宜昌警方以其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刑事拘留;9月18日,被刑拘一个多月的刘家财被宜昌市伍家岗区检察院批准逮捕,由宜昌市伍家岗区公安分局执行逮捕,关押在宜昌市第一看过所。不过,此时刘家财的涉嫌罪名已由刑拘时的“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改为了“扰乱社会秩序罪”; 9月24日,刘家财的律师张科科在看守所会见了刘家财。11月18日,刘家财案的另一位代理律师谢燕益到达宜昌市会见了刘家财,律师从宜昌警方处获悉,刘家财被控“罪名”又改为了涉嫌“寻衅滋事”,并且,该案已由宜昌市伍家岗检察院转到了宜昌市葛洲坝检察院负责。11月21日,刘家财的代理律师谢燕益,接到葛洲坝检察院公诉科洪振武科长电话,称刘家财案已移交宜昌市检察院审查起诉。
今天下午,谢燕益律师与刘妻一同来到宜昌市检察院,结果,王玉兰说据了解刘家财的罪名被第四次改为了“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据悉,此前宜昌当局对就家财的主要指控有:在网上转发“境外敌对势力”人员李一平所著《变局策略》一文;与宜昌市石玉林、熊元钟等人预谋为“南周事件”举牌;多次参与“公民同城饭醉”;在宜昌市中级人民法院门前举牌维权呼吁官员财产公示;在网上转发山东维权人士李向阳发出的《李向阳复仇血洗公告(并招募敢死队员)》等等。
刘家财简介:刘家财先生是湖北省宜昌市葛洲坝集团公司人士,2002年他曾在宜昌市葛洲坝集团发起组建独立工会,以及领导葛洲坝集团教育经费维权和反腐运动。为此,他曾被判“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两年,其所在的葛洲坝集团也因此将他的公职开除。出狱后,刘家财先生自谋生路,先后从事过多种个体生意,在多番辗转之后,他应聘到一个他专业对口的心仪工作(工程监理工程师)。近年来,他被派驻到云南省昭通市的一家工程监理单位,从事工程监理工作。刘家财先生在工作中兢兢业业,赢得了广泛的良好口碑,企业领导也对他信任有加,多次让他介绍相关人才进入企业工作。这些年来,刘家财先生在工作的同时,仍念念不忘中国的民主事业,在工作之余不断的参与各种网络民主运动。为此,他多次被云南省警方约谈警告,并且,还多次被警方扣押他的笔记本电脑。最后,终于在2012年底,被其所在单位以:单位由于无法承受云南“有关方面”的施压,决定给予刘家财先生规劝辞退。刘家财被劝辞后,到全国多地走访了一些民运人士与当年春节前夕回到宜昌市定居。在宜昌市,他与宜昌市的其他关心社会的民主维权人士广泛联系,并积极参与了本地的“公民同城饭醉“活动。2013年8月3日,刘家财被湖北省宜昌市警方,以其在网上转发山东维权人士李向阳发出的《李向阳复仇血洗公告(并招募敢死队员)》为由行政拘留十天;2013年8月13日,在刘家财行政拘留期满后又被宜昌警方以其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刑事拘留;2013年9月18日,被刑拘一个多月的刘家财被宜昌市伍家岗区检察院以涉嫌“扰乱社会秩序”批准逮捕,关押于宜昌市第一看过所。2013-11-19,刘家财案的另一位代理律师谢燕益到达宜昌市会见了刘家财,律师从宜昌警方处获悉,刘家财被控“罪名”又改为了涉嫌“寻衅滋事”。
刘家财妻子王玉兰电话:15971646832
河北省衡水市故城县上访人陈长春被拘留
民生观察工作室2013-12-6消息:今天下午,河北省衡水市故城县郑口镇后香坊村民张会岭致电本工作室说,她老伴陈长春被拘留了。
据张会岭介绍,今天凌晨她和陈长春被从北京久敬庄截回了故城,陈长春即被拘留十天,现已送进了拘留所。张会岭在被看管了一天后,她现又到车站。
陈长春、张会岭的情况请见:
河北省衡水市故城县陈长春、张会岭的申诉信
http://www.msguancha.com/a/lanmu50/2013/1120/8751.html
快讯:湖北省十堰市被精神病者金汉艳被传讯
民生观察工作室2013-12-6消息:今天下午,湖北省十堰市维权上访人、被精神病者金汉艳致电本工作室说,她已被传讯到了十堰市朝阳路派出所,十堰市公安局督查大队警察正对她在讯问,后续情况我们正在继续关注中。
访民“捐款门” 许乃来、何斌被以寻衅滋事罪判刑
民生观察工作室2013-12-6消息:本工作室此前曾报道了在京访民“捐款门”案(许乃来、何斌“捐款门”案今开庭 百余访民到场声援http://www.msguancha.com/a/lanmu9/2013/1010/8441.html)。今年5月27日许乃来、何斌等85名在京访民向遭受特大飓风和冰雹灾害的美国灾民捐款,当时共有14人向美国大使馆送捐款,结果13人被朝阳公安分局以她们“伙同他人在北京市朝阳区麦子店美国大使馆东门外,以为美国人民受灾捐款”为由扰乱了社会秩序为由,刑拘或行拘。
今天上午9点30分,北京朝阳区法院温榆河法庭对此案进行了开庭审理宣判,许乃来被以寻衅滋事罪判刑一年,何斌被以寻衅滋事罪判刑八个月。今天一大早,在京维权访民彭中林、徐彩虹(何滨的妻子)、河北蔡志国、辽宁赵广军、河南胡大料、刘敏杰、赵敏等来到位于北京朝阳区辛梓乡的北京朝阳区法院温榆河法庭外,准备参与旁听,大批警察早就在法庭外周围300米拉起警戒线和组成人墙,阻止不让访民靠近法院,被阻止在法庭外不让旁听的维权人士打出多条横幅,抗议司法不公。徐彩虹作为被告人何滨的妻子和辩护人,警察也不让徐彩虹靠近和进入法庭。
因一元车票被拘留的辽宁退休工人宿宝丽将公安告上法庭
民生观察工作室2013-12-6消息:宿宝丽是辽宁抚顺退休工人,因参与今年访民纪念六·四活动,被以寻衅滋事为由无法律手续被刑拘30天,造成人身权利和经济财产损害与生活困难,前两日经多次上访和控诉讨要才拿到一份海淀区看守所释放证明法律文书。
7月25日宿宝丽在南站附近开阳桥西乘坐北京公交122路车到国家信访局控告申诉,因一元钱没钱买车票而被司机冲出驾驶室拉扯、殴打后,宿宝丽打110报警,北京市公安局丰台分局右安门派出所反而将报案人(即被侵害人)宿宝丽行政拘留5日,将“殴打他人”的司机当时在派出所就放走,违反法定程序和法定职责,不处理。11月22日,宿宝丽在维权人士彭中林的帮助下,向北京丰台区法院递交了起诉状,状告北京市公安局丰台分局不履行法定职责一案,于昨日得到丰台区法院受理,交付了五十元诉讼费。
2013年12月5日下午3点30分,应丰台区法院行政法庭法官通知,宿宝丽和代理人到丰台区法院谈话、做谈话笔录,以确定行政诉讼案由和诉讼请求。宿宝丽当场向法院递交了授权彭中林作为代理人的授权委托书。浙江被精神病者钟亚芳欲参加庭审 监控承包人称要打死她
民生观察工作室2013-12-5消息:今天晚上,浙江省杭州市桐庐县被精神病者钟亚芳致电本工作室说,明天上午她告杭州公安案将开庭,她今天必须得提前到达杭州。可当她今天欲外出时,已对她监控二年多的监控承包人俞一丕却在车站强阻她上车。
俞一丕当时还威胁道:“钟亚芳今天我跟你说清楚,我打死你是白打,打断你腿是白打”。此话当时即引起了路人的强烈不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