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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精神病人犯罪挑动公众神经:两头都面临正义流失

     ——精神病人犯罪带给我们的真正痛感
     
    近期,精神病人暴力犯罪再次挑动公众神经。7月26日,有乘客携刀具威胁出租车司机去首都机场闹事,家人称其有精神病史;22日,北京马连道家乐福超市发生精神病人持刀伤人事件,致1人死亡、3人受伤;17日,北京朝阳大悦城一名精神病人持刀行凶致2人死亡。一个本该被“保护”的群体,却屡屡扮演暴力犯罪的主角,如此强烈的反差让人陷入无所适从的无力感。
    正义的实现,要求犯罪行为得到刑责的追究。精神病人犯罪引起公众思考的首要问题在于:这些行为能力不健全的精神病人犯罪,究竟要不要承担刑责?如果他(她)不承担刑责,那么受害人的正义救赎又该如何实现?
    在法律上,刑事责任的承担,须以行为人的行为能力为前提,而精神病人恰恰在行为能力上存在缺陷,他们或是完全无行为能力者,或是部分丧失行为能力者。由于精神上的认知障碍,导致了法律上的行为能力和责任能力缺失,由此给犯罪的追究带来阻却因素。但根据我国刑法规定,并非所有的精神病人犯罪都不承担刑事责任,司法判断的标准在于其犯罪之时是否为发病状态。对于严重的精神病患者,因长期处于不能辨认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为的状态,其犯罪无法承担刑责;但间歇性精神病人在法律上不是完全无行为能力者,其在精神正常期间的行为需要由自己承担法律责任。也就是说,如果精神病人犯罪时并非精神病发作期,那么其不能逃脱法律的制裁。
    法理上对精神病人犯罪的责任区分比较简单,但司法实践中却面临诸多变数。例如,刑法规定,“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犯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但是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从条文来看,何谓“尚未完全丧失”,有赖于医学技术的鉴定结果支撑,这种精神病鉴定过程中,则可能产生腐败风险和暗箱操作,国内外以精神病杀人而不负刑责成功脱罪的案例并不鲜见。“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赋予了法官较大的自由裁量权,适用不当,也可能带来精神病人犯罪悉数免责的不良社会效应。可见,司法对精神病人犯罪展开客观而符合立法目的的追诉,乃是实现正义归复的第一步。
    与准确界定精神病人的刑责相比,监护人的法律责任更为重要。立法设定监护人制度的目的,一为保护被监护人的权利,一为防范被监护人伤害其他人。而现实中精神病人犯罪,大多与监护人履职尽责不力相关。根据目前的立法安排,监护人只对精神病人造成他人伤亡承担民事责任,无需承担刑事责任。对于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监护人虽负有严加看管和送医的法定义务,但是实践中精神病人的监护落实并不到位,监护人对精神病人往往疏于管制和监护,致使悲剧一再发生。因此,在全社会唤醒监护人对精神病人的监护职责,乃是避免此类犯罪的重要方法之一。而对于明知具有暴力倾向的精神病人还依然放任不管,监护人是否需要承担行政法律责任或刑责,笔者以为可以展开立法论证,以尽快完善精神病人监护人的法律责任制度,加强其对精神病人看管的责任心。
    出现精神病人犯罪,不单是其本人和监护人那里出了问题,同时也意味着社会公共秩序的安全链条中存在纰漏。因此,我们看待精神病人犯罪,还应当将其纳入社会视野,将其作为一种社会弊病予以诊治。有记者对北京市各级法院1999~2013年审结的47起精神病人案件进行梳理,发现近一半此类案件发生在街头等公共场所,这从一个侧面折射出我们的公共安全管理还有薄弱环节。
    根据法律规定,除了监护人,类似居委会、社区、街道办等离百姓最近的基层组织,也有监管精神病人的相应责任。在实践中,这些基层组织是否有效地监管了辖区内的精神病人呢?其监管不力的具体法律责任又从何体现?对于无刑事责任能力的精神病人,刑法还规定“必要时也可以由政府强制医疗”。那么,在诸多精神病人犯罪案件中,是否存在相关部门的失职呢?如果缺乏足够的法律责任捆绑,势必让法律为这些部门和组织设定的义务轮空,而一旦让精神病人随意在社会上自由活动,无疑大大增加了其犯罪的风险。
    总之,在法治社会,精神病人犯罪带给我们的真正痛感在于:犯罪主体的意志力缺损,使得原本成立的犯罪难以入刑,无辜者由此平白遭受人身乃至生命伤害,在实施犯罪的精神病人权益和受害人权益那里,两头都面临着正义的流失。所以,讨论精神病人犯罪问题,最终目的不是争辩法律责任如何分担,而是通过法律责任的确定与完善,在重塑精神病人犯罪案件中正义天平的同时,尽量避免此类犯罪的再度发生。(傅达林)
    (来源:中国青年报http://www.chinanews.com/fz/2013/07-31/5104074.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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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精神病人权益保障 家庭政府不应缺位

    今年5月1日起,我国正式实施精神卫生法。该法的亮点之一,即是规定了精神障碍患者的住院治疗实行自愿原则:自愿住院治疗的精神障碍患者,可以随时要求出院,医疗机构应当同意。这项原则,被外界解读为对被精神病的有效防范,赋予了终结被精神病的功能。
    据悉,目前美国对精神病人进行强制性治疗,形成了一套严格的法律法规,并有相应的监管机构。根据精神卫生法规定,必须向审查委员会递交治疗机构资料,诊断证明,病人意见书(无论同意或者拒绝),监护人、家属意见书,经过审查委员会批准,才能对病人进行强制性治疗。
    而审查委员会的成员,必须包括精神专科医师、心理医师、护理师、社会工作者、病人权益促进团体代表、法律专家等。通过不断立法调整相关政策,美国减少了正常人“被精神病”的可能,还促成了精神病患的权益保障的不断提高。从收治程序上严格把关,我国刚刚实施的精神卫生法,被指是一大进步。
    针对藤县首先出逃的精神病患者黄自超的实际状况,北京瑞凯律师事务所律师陈继华表示:从人性的角度考虑,一旦是成年人,且符合出院的条件,哪怕其家属不去接纳他,医院也应该准许其出院。“长期将一个本可能康复的人,关在医院与其他病人住在一起,不出精神病才怪!”
    但从另一方面看,陈继华也认为,在诸如藤县这样偏僻的地方,尤其是落后的农村,医院的顾虑也并不是没有道理。“你放他出去,家庭不接纳,社会不认可,就业又难,定会产生后续的社会问题。”面对这种两难境地,陈继华认为出路就在于:家庭与政府,都不能缺位。
    他还认为,对家庭而言,要有明确的监护人,必须监管到位。对于一个初愈出院的精神病患者,面临后期的康复,家庭应该尽到责任。而更为重要的是政府,“政府可尝试修建康复院,若经济条件不行,还可尝试采取社区康复的模式,让符合出院的病人,回归小型社会。”
    陈继华坦陈,目前北京海淀区精神病防治院,探索了一种新的康复模式:让出院的患者组成一个模拟家庭,病人可以积极地进入自己的角色,有种被接纳感,他们会很快地康复。“我正准备去观摩下这种方法,但要在偏远的农村做起来,这确实是个问题。”
    (来源:羊城晚报http://www.chinanews.com/fz/2013/07-15/5043311.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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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公民权利保障和精神病人权利保护提案

    关于精神病人的权利保护,主要存在有两方面的问题:一是对精神病患者本身的权益保护问题,二是防范和杜绝对无精神病的人,借“精神病”之名行迫害之实的问题。
    一、对精神病患者本身的歧视与虐待
    对精神病患者本身的歧视与虐待主要有两种情形:一是经济的原因。在我国,由于对精神病人的保护制度不完善,尤其是对精神病的全民医疗保险问题未能解决,占全国最大多数的农民、无业人员及儿童等人,由于他们没有一个体面的工作,同时也不享有医疗保险待遇。这样,一旦在这种本来就很贫困的家庭中,只要有一人患上精神病,对其家庭来说都是一个难以承受的负担。一个人的社会地位与家庭地位,往往同他的经济收入是成正比的,上述家庭的精神病人不但没有收入,而且还要花费大量的钱财为其治病,其社会地位与家庭地位便可想而知。就是再有爱心或孝心的人,也会随着“久病床前无孝子”的人性弱点而消磨殆尽。二是宗教或信仰的原因。有些人(主要在偏僻的山村)由于受宗教或巫术的影响,视精神病人为魔鬼附体,将精神病人视为是没有自己灵魂(其灵魂已属于魔鬼)、没有人格的个人和群体。因此,在人们的眼里精神病人当然也就没有什么人权和人格尊严可言。歧视与虐待精神病人的现象必然发生。在这两种情形中,前者是最为普遍与主要的原因,后者是次要的。
    二、对无精神的人借收治精神病之名行迫害之实
    对无精神病的人或精神完全正常的人借收治精神病之名行迫害之实的情形,本文将其称之为“精神病事件”。精神病事件的发生,也有两种情形:一是因为家庭矛盾与纠纷,而将家庭成员送进精神病医院“治疗”。二是出于专制统治的需要,将大量的思想犯、良心犯作为精神病人关进疯人院,以达到整肃政敌的目的(习惯上人们又将此称之为“政治精神病”)。这已经不是什么新闻,而是一个司空见惯的路人皆知的公开的秘密。因此,与精神病有关的权利保护问题,是摆在我们每一位法律工作者和医务人员面前的十分严峻的问题。在这两种情形中,前者是次要的,而后者是主要。
    三、典型案例
    当前,对精神病的侵权问题,尤其是借收治精神病之名行迫害之实的精神病事件,它既挑战了我国的法制,也挑战了人类的道德底线,已到了非治不可的地步。
    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特别是近2-3年来是我国精神病事件的多事之秋。
    例一[邱兴华杀人案] 2006年6月16,邱兴华在陕西汉阴县平梁镇凤凰山山顶上的铁瓦殿持刀斧砍死9男1女。报道后,无锡市精神卫生中心的主任医师著名精神病专家刘锡伟就从媒体的字里行间读出了邱兴华极有可能是个精神病患者,并呼吁为邱兴华做精神鉴定。2006年12月11日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贺卫方,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何兵,中国政法大学民商法学院教授龙卫球,清华大学法学院副教授何海波,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副教授周泽5位法学专家分别呼吁应对邱兴华作精神鉴定。但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犯罪心理学教授李玫瑾仅凭心理测试便坚称,邱兴华只是变态人格,不存在有精神病的问题。二审法院采纳了不予鉴定的意见,于2006年12月28日上午九时,即在最高法院收回死刑复核权的前3日,宣判维持原判立即执行死刑。(来源:《中国青年报》、《三秦都市报》、《新京报》等)。
    例二[姐姐杀妹妹案] 2007年8月22日凌晨1时许,在彭州市的一家精神病院内,廖婷婷目睹了妹妹大小便失禁、下身赤裸的惨状后,用枕头捂死躺在病床上的妹妹廖娟娟。杀死妹妹后,廖婷婷没有恐惧,没有哭,没有后悔。因为对于一个本来就生不如死的人来说,无论对他作何种处罚,就是判处死刑,这对她来说都将是一种解脱。2008年2月26日,四川省彭州市人民法院对于廖婷婷杀妹案进行了判决,廖婷婷的行为构成故意杀人罪;因其患抑郁症,又有自首情节,故从轻判处其有期徒刑3年,缓刑5年。彭州市人民检察院对此立即作出反映:认为廖婷婷故意杀人,事前有预谋,手段残忍;其虽患抑郁症,但没有丧失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的能力,不具有从轻处罚的情节,法院量刑畸轻,为此提出抗诉。针对抗诉,有1千多名邻居和当地居民签名,要求对廖婷婷从轻发落。搜寻网络,99%以上的网民均对被告人廖婷婷寄于极大的同情,对法院的判决表示高度赞赏。(人民网http://news.xinhuanet.com/legal/2008-07/24/)
    例三[“武疯子”杀人案] 13年前,秦京河以优异的成绩考入西北交通大学,成为当地村民的骄傲,但没过两年他突发精神病,校方只好让其父秦怀领回家。1999年回家后的秦京河将母亲王淑君砍死。事发后,秦京河被警方带走,不久就无罪释放。2007年3月10日早上,秦京河从妻子手中夺过正在切菜的菜刀,将妻子砍死。清醒后的秦京河向警方投案自首。经鉴定,依然认定患有精神病的秦某不承担刑事责任。有一次秦京河还差点将秦老汉掐死。对于这样的“武疯子”,政府联系了七八家精神病院,竟没有一家愿意接收。其实,就是真有精神病院愿收治,秦老汉也承担不起啊!目前,我国对精神病人的看管和治疗主要停留在家庭承担层面上,很多家庭因此致贫,而不得不让“武疯子”们游荡于社会,给公共安全带来极大隐患。为防不测,秦老汉把6岁的孙女(秦京河所生)送到了亲家手中……(来源: 山西新闻网http://news.163.com/07/0618/00/)
    例四[杨母失踪案] 2008年7月1日9时40分,震惊全国的杨佳袭警案发生后,杨母王静梅于次日夜晚失踪。其姐王静荣向大屯派出所报失踪案时,这个制造了杨母失踪案的派出所竟谎称:“王静梅在接受调查后,已于7月4日自行离开了派出所。”4个月后的2008年11月5日,杨佳姨妈王静荣才被告知王静梅在精神病院治疗,但未告知具体在哪所医院;9日才准予到北京市公安局强制治疗管理处所属的安康医院看望了妹妹王静梅。而且在北京市公安局强制治疗管理处给杨母王静梅用的是“刘亚玲”的假名。9月11日,王静荣曾向朝阳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状告朝阳区公安分局,要求寻找王静梅下落。但是法院拒绝受理此案,并把代理律师强行拉出法院。(来源:刘晓源,北京忆通律师网)。据悉,直到死刑复核后执行死刑之前,杨母王静梅才正式在社会上露面。
    例五[千万富翁被强送精神病院] 2005年12月20日深夜,千万富翁何先生与妻子发生争吵后,其妻陈女士打电话至某脑科医院。医院经会诊结论是何先生可能有“偏执状态”,并强制他服下很多精神类药物。出院后,何先生将脑科医院告上了法院,要求医院停止对其人格权的侵害,并公开道歉、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及经济损失共100万元。 (本文来源:西部网 作者:曹晶晶 杜斯琪)
    例六[邹宜均案] 2006年10月21日,哥哥为了与妹妹争财产将正在深圳宝山墓园为父亲上坟的妹妹邹宜均送进了精神病院。心灰意冷的邹宜均经过这次变故后,看破红尘,在湖北剃度出家,法号果实。处理完诉讼事务后,云游各地从事佛学推广和公益事业。(网易新闻 http://news.163.com/09/0303/01/53EO6OVP00011229.html)
    例七[养子将养母强送精神病院案]2006年12月4日,养子张云平将67岁的养母张淑群,强行送入精神病医院“治疗”了50多天。经检查无精神病后,老人又被送入福利院住“单间”,长达20多天。饱受折磨之后,张淑群一纸诉状将养子张云平、东坡区思蒙精神病专科医院和东坡区社会福利院告上法庭。(来源:四川在线http://news.163.com/07/0622/07/3HIT73K100011229.html)
    例八[孙东东事件] 2009年3月23日,孙东东与《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对话时说:“对那些老上访专业户,我负责任地说,不说100%吧,至少99%以上精神有问题。”“他们为了实现一个妄想症状可以抛家舍业,不惜一切代价上访。你们可以去调查那些很偏执地上访的人。他反映的问题实际上都解决了,甚至根本就没有问题。但是他就没完没了地闹,你怎么和他解释都不成。”“把他送到医院就是最大的保障。”由此引来了网上的一片骂声与讨伐声。(王婧,《新闻周刊》2009年第10http://qkzz.net/magazine/1009-8259/2009/10/3375958.htm) 。
    例九[上访人员强送精神病院治疗案] 57岁的山东新泰农民孙法武因非法采煤引起大面积塌陷,大量耕地被毁而上访。2008年10月19日早晨8时30分,在泰安汽车站,被新泰市泉沟镇信访办主任安士智等人,以绑架的方式送进新泰精神病院(新京报http://news.163.com/08/1208/08/4SKKPVE000011SM9.html)。另有报道,近两年来与孙法武遭受同样待遇的上访人员还有18名,他们也都被强制关进新泰精神病院进行强制治疗。老孙能证实的是,他有次跟一个女上访者说话,护士说:你们上访的人再在一起说话,就绑起来多灌几次药。(2008年12月08日01:58  新京报http://www.sina.com.cn)
    例十[上访使精神病专家也成了“精神病”] 从业精神病学40多年的西安市精神病卫生中心退休医生纪术茂,因上访而被发文认定其是“精神病”。记者看到,西安市精神卫生中心于2005年9月发出编号为“市精卫字[2005]53号”文件。令人感到滑稽的是,被认定“精神病”的纪术茂还于2007年11月,还在第十届全国司法精神病学会议上发言,此前还负责起草评定精神病人刑事责任能力大纲。就在医院发文称他有精神病前不久,他还应邀赴北京参与一起对外籍人员的司法精神鉴定工作。纪于今年2月以侵害了自己的名誉权为由状告医院,认为被告利用行政权力,以文件形式侵害其人格尊严和名誉。结果以败诉败诉而告终。(柴会群 吕健,精神病专家为何被指精神病《南方周末》2008年9月11日)
    例十一[政治精神病] 今年82岁(1928年生)的老报人、原新华社记者编审强剑衷老人,曾参与创办南京《新华日报》。近年来因出版《历史大趋势》、《法治大手笔》、《正邪大搏斗》等多部宣传民主与宪政的书籍,被南京警方六次强制送进南京脑科医院治疗。
    类似案例举不性举,下面就不再一一列举。
    四、法理分析
    以上案例,例一至例四是与精神病有关之刑事案件的;例五至例七是家庭成员中因利益冲突而将冲突的对方强制送进精神病院治疗的;例八至例十一主要是“政治精神病”案。在“政治精神病”中,其中还有精神病专家。尤为令人感到恐惧的是例四杨佳袭警案中的杨母,在案发第二天当晚,上海警方就将杨母秘密送进了由警方控制的精神病院“治疗”,在杨佳袭警案的背后又制造了一起更为令人震惊的杨母失踪案;直到四个月后的杨案二审开庭才告知杨母的亲属。以上案例,反映了以下几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 刑事案件涉案人员的精神病鉴定程序
    美国等一些国家的法律规定,所有可能被判无期徒刑以上的犯罪嫌疑人都必须做精神鉴定(正义网http://news.sohu.com/20061220/n247149463.shtml)。尽管在我国没有这项规定,但谁心里都明白,对邱兴华案件的涉案人是否进行精神病鉴定的问题,是涉及到将可能有人被冤杀的“人命关天”的大事。但为什么两审法院就是要吝啬一次精神鉴定,而不惜冒可能会错杀一条人命的风险,就是不肯提起鉴定程序呢?
    有位叫余天才的律师在网上评论道:“司法当局可能出于这样的考虑,邱兴华杀了那么多人,群众愤恨,被害人亲属更加愤恨。如果鉴定结论认定邱兴华是精神病人的话,那邱兴华就不可能被追究任何刑事责任了。如果这样的话,‘人民群众’和被害人亲属会产生对党和政府的不满情绪,将有损于党和政府在‘人民群众’心目中的‘形象’。而不对邱兴华作精神病鉴定、不认定邱兴华为精神病患者的话,对其适用死刑就不会有法律上的障碍,杀了邱氏能赢得包括被害人亲属在内的‘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欢呼,能够最大限度地加强和提高社会的‘稳定’,邱氏的生命权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相比是微不足道的。”这个评论真可谓是一針见血。其实,当局的这种做法它考虑的是社会效益,而根本不考虑司法的公平与公正。这样做的结果,只能与执法者的初衷适得其反。这种以放弃“公平”与“公正”为代价来求得暂时“稳定”的做法,表面看,可能确实能起到一时的“稳定”效果。但从全局和长远看,由于这么做毁坏的是整个法制,它必将使中国司法失信于民,又一次重复了“以案废法”的低级错误,其负面效应是极为惨重的。
    (二) 精神病人的医疗保障必须由社会承担
    四川彭州姐姐杀妹妹案发生后,法院对凶手姐姐作出了在法定刑以下的轻判,处3年有期徒刑并适用缓刑,公诉方对此提起抗诉,而民意则表明都是站在“凶手”姐姐一方的。法院认为,对廖婷婷轻判并适用缓刑的理由主要有:第一被告人作案时患有上抑郁症,可以认定为情节较轻,应在3年以上10年以下科刑;第二被告人有自首情节,这是法定从轻或者减轻情节,亦可酌定从轻判处:第三被告人认罪态度好系酌定从轻情节;第四被告人主观恶性相对较小,且已得到被害人父母的谅解;第五判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的,又不致再危害社会的,依法可以适用缓刑。公诉方的抗诉理由是,作为故意杀人罪,量刑的起点很高,一般为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甚至死刑。本案婷婷虽有酌定的从轻情节,但她主观恶性较大,替娟娟解除痛苦并不能成为杀人的理由,也不能成为法院从轻判决的理由。法院据此作出过轻的量刑是不妥的,这样便会使人们产生“如果我年老了,或者有残疾了,要恐惧家里人给我判处极刑”的负面示范效应。大部分网民则认为:“法官有人情,检察官冷酷。”笔者认为,网民的评价对检察官是不公平的。其实,公诉机关一开始就考虑到了应对廖婷婷作从轻处理,所以才将一审放在基层法院起诉。只是由于出于维护法律尊严的考虑,认为本例不应当适用缓刑罢了。
    笔者认为,无论是正方还是反方,都忽略了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这就是本例悲剧的产生,主要是由于社会功能的缺失与政府责任的缺位所造成的。如果我国对精神病人的治疗,也同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一样实行全民免费医疗的话,又怎么会有本悲剧的发生呢?“姐姐杀妹妹”一案,折射出的问题是应当让全社会和政府更多的承担起保护精神病人的责任,而不应当过多地追究家庭或个人的责任。因为精神病人对于任何一个普通家庭来说都是一个难以承受的负担。精神病人对社会、家庭和个人造成的危害也往往防不胜防。所以,只有让政府和社会承担责任的社会,才是一个和谐的社会。相反,如果政府和社会不承担责任,反而要让家庭和个人来过多的承担责任,这样的政府就是一个失职的政府;这种社会就是一个不和谐的社会,一个畸形的社会!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讲,其实,婷婷是在替国家受过。我想,如果能从全社会都应对精神病人承担责任——这个角度进行综合考量的话,那么,就不会产生“如果我年老了,或者有残疾了,要恐惧家里人给我判处极刑”这种恐惧和担忧。这样,检察官们也就不会讲法院对本例“量刑畸轻”了;法院的“畸轻”判决也就变得无懈可击了。如果精神病人的医疗保障问题解决了,那么,像例三那种“武疯子”没有医院愿意收治的问题也会迎刃而解。
    (三) 精神病人的权利与强制收治精神病人应把握的条件及程序
    例四至例十一的发生,明显侵犯了公民的人身自由权,且不说他们都是无精神病的正常人,就是对待真的患有精神病的人也应当充分尊重其本人的权利。
    《夏威夷宣言》3.规定:“病人与精神病科医生的治疗关系建立在彼此同意的基础上。这就要求做到互相信任,开诚布公,合作及彼此负责。病重者若不能建立这种关系,也应象给儿童进行治疗那样,同病人的亲属或为病人所能接受的人进行联系。”5.规定:“不能对病人进行违反其本人意愿的治疗,除非病人因病重不能表达自己的意愿,或对旁人构成严重威胁。在此情况下,可以也应该施以强迫治疗,但必须考虑病人的切身利益。且在一段适当的时间后,再取得其同意,只要可能,就应取得病人或亲属的同意。”7.规定:“精神病科医生绝不能利用职权对任何个人或集体滥施治疗,也绝不允许以不适当的私人欲望、感情或偏见来影响治疗。精神病科医生不应对没有精神病的人采用强迫的精神病治疗。如病人或第三者的要求违反科学或道德原则,精神病科医生应拒绝合作。”
    然而,由于我国对精神病人的强制治疗规定不明确,故侵犯精神病人权益的行为时有发生,甚至殃及正常人的严重侵权事件也时有发生。
    查我国现行法律法规,关于精神病的鉴定和强制治疗的规定,只有《民法通则》第十九条规定,精神病人的行为能力由法院宣告。《刑法》第十八条规定:“精神病人在不能辨认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为的时候造成危害结果,经法定程序鉴定确认的,不负刑事责任,但是应当责令他的家属或者监护人严加看管和医疗;在必要的时候,由政府强制医疗。”即规定了家属或者监护人有对精神病人的看管和决定治疗权;政府在必要时有决定“强制治疗权”。
    另外还有一些法律法规及法律解释作了类似的规定,如《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条规定:“对人身伤害的医学鉴定有争议需要重新鉴定或者对精神病的医学鉴定,由省级人民政府指定的医院进行。鉴定人进行鉴定后,应当写出鉴定结论,并且由鉴定人签名,医院加盖公章。”《最高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1998]23号)第一百七十六条第㈦项规定:“被告人是精神病人,在不能辨认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为的时候造成危害结果,不予刑事处罚的,应当判决宣告被告人不负刑事责任。”《行政处罚法》第二十六条规定:“精神病人在不能辨认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为时有违法行为的,不予行政处罚,但应当责令其监护人严加看管和治疗。间歇性精神病人在精神正常时有违法行为的,应当给予行政处罚。”《中华人民共和国警察法》第十四条规定:“公安机关的人民警察对严重危害公共安全或者他人人身安全的精神病人,可以采取保护性措施。需要送往指定的单位、场所加以监护的,应当报请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公安机关批准,并及时通知其监护人。”
    上述规定只是些零星的规定,不全面、不系统,尤其在程序上不具可操作性,由此造成执行的随意性,由此产生侵犯公民合法权益的现象也就不足为怪了。
    (四) 杨母失踪案背后的法律问题
    案例四中的杨母失踪案反映了什么?
    1、反映出上海警方的权力已完全失控
    杨佳的母亲王静梅,他对杨佳的犯罪毫不知情,自己也没有任何犯罪行为,在被秘密送进疯人院之前,并无任何患有或可能患有精神异常的迹象,凭什么要将其关进疯人院?难道就因为他犯了“生有犯罪儿子罪”?
    2、反映了上海警方的行为严重越权
    公安机关并无认定一个人是否犯有精神病的鉴定资质和权力。退而言之,即使杨母王静梅真的患有精神病,由于他并无危害社会的危险性,根据现行法律规定,是否需要送精神病院治疗的权力属于其亲属,公安机关无权介入私权力。
    3、说明了上海警方的行为严重违宪与违法
    我国宪法第三十七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任何公民,非经人民检察院批准或者决定或者人民法院决定,并由公安机关执行,不受逮捕。”“禁止非法拘禁和以其他方法非法剥夺或者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禁止非法搜查公民的身体。”第三十八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很显然,上海警方的行为,实际上是在明知自己的行为属违法的情形下,不惜以一种规避宪法和法律的更大的违法行为,来掩饰前一个违法行为的行为。
    再退一万步讲,就算杨母王静梅真的患有精神病,并且还具有危害社会的危险性,上海警方的行为也属违法。因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警察法》第十四条的规定及其他相关法律的规定,本案一不属上海警方管辖;二案件没有来由,即无人报案,又未经鉴定,未经审批,这个无头案,凭什么立案并管辖?三未依法及时通知其监护人或者亲属。
    4、上海警方的行为严重剥夺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辩护权,侵害了律师的执业权
    众所周知,杨佳的父母离异,杨佳随母生活。当杨佳被捕后,律师不可能在未经授权委托的情形下进入看守所去与杨佳办理委托手续,故依法只能通过杨母的委托才能成为杨佳的辩护人,而介入该案。由于杨母被上海警方秘密羁押,造成了杨母的失踪。这样,一方面外界律师因杨母的失踪无法找到杨母而不能介入此案;另一方面上海警方可以在杨佳毫不知情和无法选择,同时杨母又被限制人身自由的情况下,为杨佳指定了一位正担任闸北区政府法律顾问的谢有明律师为杨佳辩护。这位律师既然是政府的法律顾问,无疑应忠于他的顾问单位。由这种人担任杨佳的辩护人,不但不可能维护杨佳的合法权益,而且还有可能成为杨佳案的“编外公诉人”。这势必在法庭上形成控方、辩方和审判方三方打杨佳一方的局面——杨佳死定了。
    更为恶劣的是,当北京市雄志律师事务所熊烈锁、孔建两位律师于2008年7月15日至16日,拿着杨佳父亲杨福生亲笔签署的委托书找到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和看守所要求会见杨佳被拒绝,拒绝的理由是:杨母王静梅已经聘请了上海的律师,并出示7月15日杨佳所做笔录,杨佳提出只接受自己的母亲为他请的辩护律师,其他任何人所请辩护律师他都不接受(:新京报2008年07月17http://blog.soufun.com/21405895/2407450/articledetail.htm)。
    显然,检方拒绝杨父聘请的律师,其理由是站不住脚的:首先,其母既然已经被警方送进了精神病院,如果警方的这一行为也得到了检方的认可,便说明检方已认定杨母是个无行为能力人,这样,在杨母与杨父的2份委托手续之间,自然应认定只有杨父的委托是有效的。第二,如果检方认为杨母是个有完全行为能力的人,那么,作为司法监督机关的人民检察院理应认定,上海警方的行为系非法绑架,应对杨母实施解救才是,同时也应当认定杨母的行为应受胁迫而无效。否则,检方作为司法监督机关便有失职之嫌。第三,如果检方对警方的绑架杨母的行为,真不知情的话,便应当认定杨母失踪,那么,对在杨母失踪期间的委托的真伪性,自然应成为一大疑问。第四,退而言之,如认定杨母与杨父的委托均为真,那么,这时便应当容许律师会见杨佳,让杨佳自己决定聘请谁作为辩护人。
    著名思想家弗兰西斯培根说:一次不公正的裁判,其恶果甚至超过十次犯罪。因为犯罪是无视法律,好比污染了水流;而一次不公正的裁判,好比污染了水源。
    从某种意义上讲,杨母失踪案比杨佳案更为可怕。因为杨佳案毕竟是个案,而且凶手已经受到了法律的制裁,所以,其后果再严重,也不过是污染了水流:而杨母失踪案的凶手,不仅未受到任何制裁,而且还正在受到政府的鼓励与重用,如果全国的办案机关都效仿上海警方的话,那么,下一个失踪案,就有可能在13亿公民中的任何一人的身上发生。这样全国就成了一个大监狱,这将是一种多么可怕的景象啊!
    五、对策
    笔者认为,应尽快出台精神卫生法。精神卫生立法必须解决以下问题:
    1、确定对精神病患者实行全额免费治疗。
    2、我国的精神卫生立法应充分考虑与《夏威夷宣言》等国际的普适原则接轨。
    3、明确规定精神病人治疗的自愿原则和知情同意原则。
    4、精神病人的权益保障,还应包括对精神病人的司法豁免,治疗、教育、就业、不受歧视和隐私权保护等。
    5、将精神病人的强制治疗仅限制在病人因病重不能表达自己的意愿,或对旁人构成严重威胁的情况下,才可以也应该施以强迫治疗;并在经过一段适当的时间后,再取得其同意,只要可能,就应取得病人或亲属的同意。
    6、应明确规定,禁止对没有精神病的人采用强迫精神病治疗。精神病科医生不能利用职权对任何个人滥施治疗;除法律有明文规定者外,任何机关、团体、组织与个人均无权要求医生对没有精神病的人采用强迫的精神病治疗,凡有病人或第三者的要求违反科学或道德原则的要求,精神病科医生应予拒绝合作。
    7、应明确规定精神病医院的硬件与软件设施,以及管理规范。
    8、确定精神科医师的资格,再教育培训等,以及对精神病患者的诊断、治疗标准。
    9、禁止非医疗卫生机构设立精神病医院,尤其应禁止权力机关设立精神病医院和收治任何病人。已经设立的要立即取缔。
    10、修改刑法,在刑法中增设非法设立监狱罪罪状和增设对无精神病的人故意以精神病进行强制治疗的刑事犯罪条文,或者在绑架罪的条文下增设一款:一旦查明有对没有精神病的人故意采用强迫精神病治疗行为的责任人,应按绑架罪从重处罚的规定。对非医疗卫生机构设立精神病医院,或者变相设立精神病医院的,一律以非法设立监狱罪论处。
    11、确立精神疾病的鉴定机构,鉴定人员的资质标准与鉴定标准和鉴定程序;鉴于邱兴华案的教训,法律应当明确规定对于精神病人的鉴定除了可由侦查、检察、法院提起外,还应当规定在非诉讼案件中,可以由患者本人、监护人、代理人或者近亲属直接提起;在诉讼案件中,凡有当事人的辩护人、代理人或者近亲属提起精神鉴定申请的,侦查、检察、法院机关必须准许。
    12、确定精神病医疗机构、医务人员的权利义务,以及可能涉及的第三方合法权益的保护。
    13、对精神病人作案的受害者,查明作案者的监护人无赔偿能力的实行国家救济制度等。
    (来源:北京医疗纠纷律师 http://news.maxlaw.cn/976064333768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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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快讯:上海维权上访人尹慧敏被法院人员绑上车

    民生观察工作室2013-8-7消息:上海维权上访人尹慧敏今天上午10点左右紧急致电本工作室说,她上午在上海市高级法院上访,上海市长宁区法院截访人员刚赶到了上海市高级法院,正在强行将其绑架上车带走。

  • 在京访民打标语要求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

    民生观察工作室2013-8-6消息:今天,河北访民李凤华、赵敏,以及辽宁王素娥、新疆蔡志国等八人在北京南站打标语,标语上的内容为“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是社会和谐稳定的基石”。
     
    访民们还表示,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这是新中央领导班子的主政精神,也是中国千千万万的冤民、全国老百姓们的期盼和希望。然而,近一年的时间过去了,权力不仅没有被正能量关进制度的笼子,相反膨胀的权力越发“公然、妄为、邪恶、以致丑态百出”。而那些手中无权、无钱的平民百姓从期盼到失望,已经被逼到身逢绝境。本该属于人民群众早应该享有的权利,却无辜被权力者野蛮剥夺,而后还要对弱势群体以各种手段维稳、暴力打压,对于中国老百姓而言,当今社会实在是“生”容易,“活”更难。访民并不是天生的就愿意上访,更不愿意付诸“血”的代价来换取公正,更不愿意成为今天的个人暴力恐怖主义者,冀中星不是个人暴力恐怖主义者。

    以下是今天的现场图片:

  • 河南访民王洪举因“非访”被拘留 武汉程雪欲进京被上岗

     

    民生工作室2013-8-6消息:河南省鹿邑县城郊乡东关行政村东关居民王洪举近期在北京上访,2013年8月2日他从北京截回鹿邑县后即被鹿邑县公安局行政拘留十天,现关押在鹿邑县拘留所。鹿邑县公安局指王洪举在京上访期间,到北京妇幼街、国家安全生产检查总局等 “非上访区”进行了“非正常上访”。
     
    另外,武汉市江岸区访民程雪准备进京上访,结果今天被其所在的新村街派出的人员上岗堵在了家中不能出门。

  • 北京王功权疑因许志永被拘事件而遭警方约谈

    民生观察工作室2013-8-6消息:今天上午律师刘卫国先生发来消息称,王功权先生告诉他:“昨天,我北京家里的门口停着一辆警车,海淀中关村派出所所长和另一位警员说受北京市公安分局的领导的指示来找我谈谈。我表示除非谈怎样释放许博士(许志永)等十几位在押公民,否则我没什么可谈的。我表示和北京市公安分局领导可以开个电话会议,在彼此都录音的情况下,大家理性会谈。”
    据悉,王功权先生是许志永的好友,自许志永被北京市警方刑事拘留以来,王功权先生为他“四处奔波”争取营救,并且,还与知名经济学家茅于轼先生一起发起了两千多人参与的“呼吁释放许志永等人签名”活动。

  • 中国拆迁与征地观察(第二十六期)本期暴力指数“高+++”

    2013年7月 编辑:青芒    发布:民生观察工作室
    【编者按语】本月,黑龙江省男子因房屋被私拆自焚身亡及安徽千人抢尸500特警镇压;媒体评论:征地维权事件频发主要诱因系不满赔偿;嗣后,四川:政府拍租农民门面房引村民举牌抗议;违章建筑变合法村官骗领700万征地补偿款。看看国外,韩国谈判路漫漫。
    本月拆迁与征地暴力指数评定为“高+++”。

    一、典型事件与报道

    1、黑龙江省:北安市一男子因房屋被私拆自焚身亡
     
    7月5日8时30分,郑国存因房屋被建设单位私自拆扒带着汽油来到北安市行政办公中心门前,将汽油泼在身上后点燃,因伤势较重送往哈尔滨抢救无效身亡。北安市认为有关部门在拆迁工作中存在监管不力问题,郑国存房屋被私自拆扒后,有关部门工作不到位,将依法依规追究相关人员责任。
          据北安市市委宣传部通报,7月5日上午8点30分,郑国存独自1人带着汽油到市行政办公中心门前,在没有任何异常反映情况下,将汽油泼在身上后点燃,行政办公中心保安人员见状立即使用灭火器将其扑灭,同时通知急救120车救援,随后被送往当地医院救治。北安市委书记姜福主持召开紧急会议,研究部署郑国存事件处置事宜。会上,成立了由市长黄士伟担任组长,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孙金梅、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李继海、副市长刘晓彤担任副组长,由宣传部、公安局、住建局、卫生局、信访办组成的郑国存事件处置领导小组。 经查,北安市金辉学府项目开发建设单位是北安金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郑国存系该项目被拆迁人,郑国存持有2户平房,其中一户处在临十二道街位置,面积约38平方米,主要经营饲料和粮油;另一户位于临街房屋的后身,距离临街房屋约3米,属土草结构,面积约26平方米,主要用于居住。两户房屋据郑国存本人讲都有房屋产权证照,但至今也没有提供。
         2013年6月22日,郑国存妻子到信访办上访,反映其中一户房屋被开发建设单位私自拆扒,信访办组织市房屋征收承办中心、北岗派出所、开发建设单位共同接待了郑国存妻子,明确提出了处理意见。一是责成市公安局立即立案调查,处理解决;二是要求开发企业与郑国存妻子协商,最大限度满足其补偿要求;三是劝导郑国存妻子在保证合理补偿要求的情况下,不要提过高补偿要求,争取双方尽快达成回迁安置协议。事后,住建局多次与开发单位和郑国存妻子、郑国存哥哥协调解决此事,双方已经接近达成协议意向。7月4日,住建局主管局长再次约郑国存哥哥进行协商,其哥哥称当天没时间,另定时间约谈。7月5日早,郑国存便在政府门前出现了过激行为。
     (来源:黑龙江晨报    详见:http://hlj.people.com.cn/n/2013/0707/c220024-19018656.html)
     
    2、山东:潍坊暴力拆迁升级 开发商用炸药袭击钉子户
     
    记者刚刚接到山东潍坊市奎文区梨园街道九龙山村村民杨明云女儿打来的电话,她声泪俱下地告诉记者,开发商将炸药扔进家里,将六旬老母当场炸晕,伤情严重,生命垂危。
    接到杨明云女儿打来电话后,记者火速赶往的潍坊市奎文区梨园街道九龙山村。在杨明云家里,记者看到,杨明云的老伴项承桂已经被炸晕,躺在沙发上,医生正在急救,现场有三个民警,其中一个民警在做记笔录。据医生介绍,项承桂老人情况很危急,需要马上送往医院治疗。
    五年前,潍坊市政府进行“城中村”改造,按国家有关拆迁政策,居民的房屋应该按房屋实有面积、按被拆迁房屋所处区位的新建普通商品房市场价格评估确定当地现行房价,实行货币补偿。然而,潍坊市奎文区梨园街道九龙山村的补偿是按照户口补偿的,这样村民杨明云面积为1000多平方米的房屋就只能拿到低廉的补偿,这样的补偿对于杨明云而言简直不能忍受。
    据记者了解,近几年来,我国关于房屋拆迁中采用暴力,致使拆迁方与被拆迁方大打出手以至发生血案的事件时有发生。一些动迁户为了对抗这种抢劫式的拆迁,选择与开发商抗衡到底,甚至不惜生命的代价,正是这些钉子户奋力反抗,才让“依法拆迁”的真面目昭然若揭。
         事实上,潍坊市政府的城中存改造本来是让更多的百姓改善居住条件,让农民得到实惠,是一件皆大欢喜的好事,是民生工程。而今却事与愿违。因为补偿不到位,让百姓利于受损。而开发商和个别腐败分子为了自身利益,沆瀣一气,都想从中分一杯羹,导致拆迁成为城市改造的难题。
          记者强烈呼吁,为了彻底杜绝暴力拆迁行为,拆迁行为必须坚持依法办事,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走好必经程序,完善所有条件才能拆迁,还要与被拆户好好沟通,协商好补偿事宜,千万不能有不公平、不公正现象和暴力行为,必须把办好事办好,让人们群众安居乐业,这才是我们愿意看到的结果。
    (来源:新浪网   详见:http://nj.house.sina.com.cn/news/2013-07-11/17533322055.shtml)
     
    3、安徽:阜阳千人抢尸 强拆逼死农妇500特警镇压
     
    安徽省阜阳市千人抢尸现场图片:强拆逼死农妇500特警镇压。网曝安徽省阜阳市一农妇因抗议政府强拆,6月30日在拆迁办门口服毒自杀,经抢救无效后死亡。悲愤的家属与上千村民在政府所在地附近搭设灵棚,堵路讨说法。当局急调500多警力赶赴现场,抢夺尸体,抓捕、打伤多人。据悉,7月1日阜阳市委宣传部官方微博曾就此事进行通报。图为安徽阜阳千人抢尸事发现场。
    近日,安徽阜阳发生一起群体事件。阜阳颍泉区一农妇因拆迁服毒自杀,愤怒的家属带着亡者的尸体来到政府门口抗议强拆。政府出动多辆警车500名特警抢夺尸体。
    (来源:舜网   详见:http://www.hdmnw.com/news/china/597385.html)
     
    4、南通:政府逼迁商户再现血案
     
    2013年7 月1日下午,江苏南通南方小商品市场发生一起暴力逼迁的血案。一商户王世平被人砍了三刀。
          由于当地公安对这种犯法行为不抓人,不处置。商户们气不过,纷纷来到市公安局门口讨要说法。到晚上 8点,现场已聚集了几千人。
        这个小商品市场是南通最老也是生意最好的市场之一,它地处繁华的市中心。当地政府为了追求更大的利润,决定把市场进行整体搬迁。由于新的安置点太偏僻,商户们都不愿去。
    据目击者称,今天南方市场布满了许多的警察和分局便衣。他们由政府官员牵头,各个派出所长,治安大队,刑侦大队的警察(现场开传换证),分别将受害者家属,市场上不愿搬迁领头的几十人,传唤至不同的派出所。进行长时间的恐吓威胁。有一户经营户被传唤6 个多小时才回家,老婆又被传唤。还有一个姓郭的的老人(经营童车)吓得躲起来了。
    (来源:博讯   详见:http://www.boxun.com/news/gb/china/2013/07/201307020025.shtml)
     
    5、广东:顺德村民抗征地汽油淋身与警方对峙 法院暂停强制执行
     
    广东省顺德容桂镇的小黄圃村有100多名村民昨日聚集,尝试阻止政府强行征地,与在场超过100名公安和防爆警察对峙。有村民情绪激动,往自己身上淋上汽油抗争,指倘若警方强行征地,就不惜自焚抗争,也有村民手持棍棒戒备。到场警察也带灭火筒到场并出动水炮车戒备。
    小黄圃村有6000多名村民,村民指村书记未经咨询,强行征收农地,没有赔偿给村民,当地政府也尝试在清晨用推土机强行推平约700亩农地,但遭到村民反抗。他们指数名村干部黑箱作业,一直操控选举,当了20多年书记,近日再扶持另一村书记上台,村民根本无权投票,现又贱卖土地。
    村书记陈超林否认没有赔偿,并说法院二审已经作出判决,判村民败诉,因此征地是合法的。村民指出,警方发现有记者到现场后随即撤走,双方没有激烈冲突。
    (来源:深圳广电集团 
    详见:http://www.s1979.com/news/china/201307/3196498031_2.shtml)
     
    6、广西:桂林村民用刀枪土炮维权 三挖机被炸
     
    近日,有关“广西兴安县政府强征地,村民集体抗议”的帖子引发广大网友的关注。该贴除了描述村民抗议过程,还附上了相关图片。7月11日,兴安县政府就此事发布公开声明,称该网帖违背事实,颠倒黑白。
            兴安县政府表示,高尚济中五马片部分村民置山界林权事实不顾,多次对风电工程进行恶意暴力阻工。针对这种情况,高尚镇党委、政府组织人员多次深入现场、进村入户进行劝导工作,要求他们按正常的司法程序进行诉求。但部分村民仍然继续阻工,甚至还拟定了《决议书》、《五马总片倡议书》。其主要内容为:“全村人民必须支持参与,如参与打架受伤或被抓全部由群众承担,死亡的除安葬费外,另补偿30万元等。”
           声明中称,2013年7月2日下午5时30分左右,五马片部分村民组织了30余人,手持刀具。木棒强行闯入施工现场,砸坏三台挖掘机、一台推土机,造成施工单位严重损失。另外,针对网友曝光的图片,兴安县政府称,所发6张图片除张贴在电线杆上的“宣战公告”属实外,其余5张均为不实图片。同时指出图片上的人非该村村民,场地也不是该山场。
        兴安县政府还披露,对于村民们对施工现场所进行的破坏,目前公安部门已进入侦查取证阶段。
    (来源:人民网 详见:http://ww3.sinaimg.cn/bmiddle/ba1053d6jw1e6gjkutlrij20c82f4gww.jpg)
    二、分析与评论
    1、专家称征地维权事件频发主要诱因系不满赔偿
     
    最新一期《学习时报》刊发了陶振的署名文章《征地型维权事件缘何频发》。文章指出,今年3~4月份,8天之内,河南中牟、湖北巴东、四川西昌便相继发生3起农民被碾死的恶性事件。在城镇化的大旗下,一些地方兴起了大干快上之风,土地征用速度加快,各类建设项目纷纷上马,其背后也隐藏了诸多诱发维权事件产生的隐患。
          文章称,近年来,随着城市化、工业化进程的加快,地方政府对土地的需求急速膨胀,征地速度逐年攀升,这不难从每年庞大的全国土地出让金数额中可看出。农村土地征用一定程度上是我国快速城市化、工业化发展阶段的客观要求,但现阶段,因征地过程引发的各类农民维权事件层出不穷,需引起关注。仅今年3~4月份,8天之内,河南中牟、湖北巴东、四川西昌便相继发生3起农民被碾死的恶性事件,均与企业入村拆迁补偿、土地征用等原因有关。在城镇化的大旗下,一些地方兴起了大干快上之风,土地征用速度加快,各类建设项目纷纷上马,其背后也隐藏了诸多诱发维权事件产生的隐患。从征地型维权事件的主要矛盾冲突来看,事件频发的主要诱因有以下几方面。
        对征地补偿标准不满意。    
        此外,被征地的土地使用属性不同,如商业用地、绿化带用地、工业用地、公共设施用地等,带来的补偿标准也不同,以至于同一块地段,同一类附作物,补偿的标准也不尽相同,极易引起相邻区域农民的攀比和不满。
        对征地方式方法不满意。
    此外,在征地过程中,由于标准不明细,一些基层干部工作随意性较大,容易诱发部分农户产生“爱哭的孩子有奶喝”的心理,形成不良的漫天要价风气,甚至成为钉子户,增加了征地的难度。无奈之下,政府只能组织执法队伍加强执法,诱发农户更大的抵触和不满,进而引发维权事件的产生。
        对安置补偿方式不满意。
        在实际中,绝大部分被征地农民将征地补偿费简单转为日常消费支出,村集体提留的部分少数用于开发生产,绝大部分用于日常管理开支。这说明,征地补偿以货币安置方式发放后,无论是农民还是村组都较少将其作为今后生活和经济发展的原始资金,实现扩大再生产或进行其他投资,从而无法实现补偿金的保值增值。一旦这些征地补偿费用完,失地农民的生存保障就有可能演变为事关基层社会稳定的政治问题。
    (来源:中国新闻网    详见:http://www.chinanews.com/fz/2013/07-22/5070507.shtml)
     

    三、民间行动与倡议

     
    1、四川:德阳什邡政府拍租农民门面房引村民举牌抗议
     
    2013年7月12日,由于什邡政府将外北村的村民集体所有的门面房低价拍租,因村民们举牌抗议,上午,百余名村民举着“我的门面我做主”的标语牌,在什邡职业中学路段抗议,过百名警察前来维持秩序,据悉,有两名村民被警察打伤,他们分别是杨礼孝、和赵天云。
        据什邡外北村村民向记者介绍:什邡政府以每平米13元的价格,向外界公开拍租属于村民的门面房,还不许村民自己去竞拍,“以后政府出租铺面我们自己租,可就是几十元一平米了”村民对记者说。
        据悉,把村民赶走后,村民的门面还是被什邡政府强行以13元每平米拍租出去了。
        据了解:什邡外北村的土地和村民的房屋,早在几年前就被当地政府没有任何征地手续的情况下,以村改居为名强行占用用于修建商品房,涉及数千村民,村民们不服,政府抓捕了大批带头的村民,有数十人被拘留,7人被判刑,他们到各级政府反映情况,但均得不到解决,此事一直拖延至今还没有解决,谁知又出现这种强行拍租村民的门面房的事情。
    (来源:博讯  
    详见:http://www.boxun.com/news/gb/china/2013/07/201307161319.shtml)
     

    四、官方相关的行动与立法动态

    违章建筑变合法 村官骗领700万征地补偿款

     

    村官与奸商互相勾结,将无证的违章建筑变成合法有证财产,骗取近700万征地拆迁补偿款。近日,黄埔区鱼珠街茅岗社区居民委员会前党委书记兼茅岗股份经济联合社董事长周文兴因贪污及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一审获刑12年,而他的“好搭档”商人彭耀明则获刑12年6个月。
    广州中院审理查明,周文兴,男,1956年出生。周文兴利用担任黄埔区鱼珠街茅岗社区居民委员会党委书记兼茅岗股份经济联合社董事长,主管审核申办集体物业产权证相关资料、负责土地征地拆迁补偿及土地征收、征用补偿费用管理工作的职务便利,与广州市明文贸易储运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彭耀明共同侵吞国家财产。1993年1月1日,周文兴、彭耀明和他人共同承租黄埔区茅岗路68号地块,后私自建筑仓库。2007年上半年,周文兴与彭耀明在得知上述地块要纳入市政“黄埔大道支线”工程的征地范围后,即合谋利用周文兴的职务便利,并制作虚假权属状况的申请文件,将其上述地块上的违章建筑时间和主体予以造假变更,从而欺瞒国土部门获得其上述地块上违章建筑的《集体土地房地产证》,最终将上述建筑由无证房产变为有证合法财产,骗得国家巨额征地拆迁补偿款共计人民币6973870.77元,事后二人平分。
    广州中院审理后判决,周文兴犯贪污罪和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决定执行有期徒刑12年;彭耀明则因贪污罪和向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获刑12年6个月。
    (来源:南方日报   详见:http://cd.focus.cn/news/2013-07-31/3719166.html)

     

    五、法律法规介绍

    征用土地公告办法

     

    (2001年10月22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土资源部令第10号公布
      根据2010年11月30日《国土资源部关于修改部分规章的决定》修正)
     第一条
     为规范征收土地公告工作,保护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农村村民或者其他权利人的合法权益,保障经济建设用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征收土地公告和征地补偿、安置方案公告,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
     征收农民集体所有土地的,征收土地方案和征地补偿、安置方案应当在被征收土地所在地的村、组内以书面形式公告。其中,征收乡(镇)农民集体所有土地的,在乡(镇)人民政府所在地进行公告。
     第四条
     被征收土地所在地的市、县人民政府应当在收到征收土地方案批准文件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进行征收土地公告,该市、县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具体实施。
     第五条
     征收土地公告应当包括下列内容:(一)征地批准机关、批准文号、批准时间和批准用途;
     (二)被征收土地的所有权人、位置、地类和面积;
     (三)征地补偿标准和农业人员安置途径;
     (四)办理征地补偿登记的期限、地点。
     第六条
     被征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农村村民或者其他权利人应当在征收土地公告规定的期限内持土地权属证书到指定地点办理征地补偿登记手续。
    被征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农村村民或者其他权利人未如期办理征地补偿登记手续的,其补偿内容以有关市、县土地行政主管部门的调查结果为准。
      第七条
     有关市、县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根据批准的征收土地方案,在征收土地公告之日起45日内以被征收土地的所有权人为单位拟订征地补偿、安置方案并予以公告。
    (来源:百度文库 
     详见:http://wenku.baidu.com/view/620c5bd028ea81c758f5788b.html)

    六、国(域)外相关立法与动态

     
    韩国:谈判路漫漫

     

    韩国有很多关于土地征用与房屋建设的法律,比较重要的是《城市开发法》和《土地补偿法》,其中对土地征用补偿有着非常详尽的规定。如果某公司想购买并拆迁某住户的私有房屋建大楼,那么,一场漫长的谈判就开始了。
    首先,要由双方认可的中介认证机构对土地价格作出基本评估,以此为基础,双方开始讨价还价,内容涉及房屋、草坪、树木、围墙、石阶、狗屋等等,甚至如果房主在院子里先垫过一层沙子,然后又铺了地砖,这沙子与地砖都要分别计入补偿费之内。
    如果是连片开发,居民们第一件事不是收拾东西准备搬家,而是走家串户成立“拆迁对策委员会”,以群体的名义维权。他们的原则是:一草一木都要付钱,拆迁的结果必须保证每一家的生活都能得到改善。这样算下来,拆迁费用十分惊人。因此在韩国,很少能看到像中国一样成群连片的旧区改造。
    这样,私营企业拆迁开发住宅,要么提供的补偿金足以令住户满意,要么就是谈判失败放弃项目,发生纠纷的机会很少。
    (来源:人民网   详见:http://finance.people.com.cn/GB/70392/10822227.html)

    七、本期拆迁与征地暴力指数

    由于本期又发生多起致伤,尤其是死亡事件,因此本期拆迁与征地暴力指数评定为:“高+++”,即三张暴力标。

  • “公安交警惨无人道”强制压人群众激奋

    民生观察工作室2013-8-6消息:8月3日,湖南省湘乡市育塅乡一辆轿车与一辆摩托车相撞,发生车毁人亡的惨剧,死者是一名14岁的男性学生。本工作室电话联系了死者的姐姐,据她口述,事故发生之时,她的弟弟还一息尚存并未死亡,而肇事方没有依法报警及抢救伤者却逃离现场,并且最后带人来“抢尸”才致使其弟最终死亡。据悉,肇事者的家就住在当地某警方的隔壁,肇事者欲联合公安交警将其弟弟以掩人耳目的方式处理掉,而死者的监护人当时又不在家,在外地打工。于是,附近村民纷纷前来愤怒的讨要说法并且包围了前来运尸的车辆,在百姓群情激奋的声讨下,有关部门就把尸体从车上丢了下来,在丢下尸体的瞬间,死者的鼻子都被摔掉了。为了防止肇事者及有关部门再次来抢尸,村民们自发的在事发地点搭起了帐篷,拉起了横幅,上书“公安交警惨无人道 强制压人”等标语,一直守护到第二天中午11点多,最后,政府部门终于来人答应赔偿35万元,村民们才允许将尸体运走。
       最新消息:今天上午死者姐姐来电告知本工作室说,政府答应协调赔偿的35万元,只兑付了约14万元,剩下的余款则没有如约兑现,他们开始使用拖延“战术”,让我们无期限的等着。

  • 辽宁建行买断职工上访维权二人遭殴打

    民生观察工作室2013-8-6消息:昨天下午辽宁省建设银行买断下岗职工崔少华等九人,来到沈阳中山路176号辽宁省建设银行,就他们的买断、工作、保险养老等问题上访讨说法。
     
    当维权职工们上楼找领导时,保安强力阻止,并动手推搡上访者,双方发生肢体冲突,崔少华、刘继伟二名职工受伤,目前崔少华髌骨被撞击伤,手腕胳膊肘摔伤,头脑晕眩。有保安当天也躺在地上。
     
    沈阳八经街派出所出警后,动手的保安被迫赔礼道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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