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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退伍军人陈俊案湖北省高法前抗议讨说法

     
    民生观察工作室2013-7-9消息:陈俊是湖北省黄岗一名退伍军人,曾参加了对越战争。2008年,陈俊与刘雨群开矿山因股权发生纠纷,结果被湖北省黄梅县法院、黄岗市中院判败诉。期间在黄梅县法院开庭时,陈俊还遭对方带人殴打。
     
    陈俊因此对上述事件和判决不满,今天上午维权人士肖青山代表他在湖北省高院前举牌抗议。

    肖青山在湖北省高级法院前
     

  • 河南残疾访民刘炳同妻子被抓至今下落不明

    民生观察工作室2013-7-9消息:今天,本工作室收到河南郑州残疾访民刘炳同来电,来电称,我和妻子李炳珍俩人都是残疾人,(刘炳同残疾人号:41302219660315401242:;妻子李炳珍残疾人号:41302219660310418914)家中有三位80多岁的老人需要赡养,因生活困难,我夫妻二人为了生存,于7月7日下午来到北京市永定门长途汽车站对面卖书,卖的全是法律文书(中央机关领导通信地址、信访部门走访坐车路线等等)大约5点多钟时,北京警察及城管来了大约有100多人,他们二话没说,就动手抢走了我卖的法律文书,并且把我的残疾车砸坏,还把我的妻子和其他卖书的访民一并抓走,我妻子至今联系不上,下落不明,也不知是哪儿的警察抓走的。我请求正义媒体关注我妻子的下落!谢谢!刘炳同电话:13220160689
     
    据悉,刘炳同是河南省郑州市访民,一九九九年因价值2万6仟元货物被抢上访。2004年在上访过程中遭到警方人员殴打致残。2012年,刘炳同在北京上访期间遭强制截访,随后被郑州当局关押两个月零两天。在关押期间,刘炳同多次遭到政府看管人员毒打。在此期间,政府工作人员多次不给刘炳同饭吃。郑州市二七公安分­局收受黑社会头子吴仁美十二万元后,致使刘的七岁女儿失踪,而后15岁的儿子被判刑致使精神失常,多位亲属被刑拘、判刑,刘­夫妻二人被劳教,曾被投黄河险死,绑架至太原。

  • 秦志刚:山东早期的非暴力抗争

     
    民生观察工作室按:秦志刚是山东地区知名的民主人士,也是一名坚定的非暴力主义者,因参与8964被判刑8年。本文是民生观察工作室《中国的非暴力抗争》系列之一,文中秦先生详细地记录了山东省早期各种形式的非暴力抗争,为我们留下了珍贵的史料,也为今天的中国的非暴力抗争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和借鉴。
     
    内战后的中国,在遭受反右、三年大饥荒、文革等多重灾难后,经济已经接近崩溃边缘,而思想更是堕落得几近彻底。
     
    在这片废墟上,一群青年人在构筑他们思想的大厦。1978年,在北京西单的一些墙壁上贴着大量的大字报,抨击时政、批判文革、呼唤自由民主,“西单民主墙”迅速成为一种民间民主运动的象征。贴大字报的不只是北京人,有许多外地人也闻讯前来贴出大字报、观摩交流。以传播民主思想为宗旨的民刊也在各地蓬勃发展起来。
     
    青岛的孙维邦先生率先在山东办起了民刊《海浪花》,后来青岛的牟传珩先生又创办《理论旗》和《志友论坛》,还有由孙维邦先生和姜福祯先生创办的只出了一期的民刊《人》。
     
    当时青岛的民运已经很活跃,他们不但出版民刊,还散发传单、组织集会。当时比较活跃的有:孙维邦、牟传珩、姜福祯、邢大崑、张霄旭、孙维邦、陈增祥、牟孝柏、李协林等。其中,孙维邦、姜福祯、张霄旭三人因参与六四而坐牢,我有幸在狱中认识了他们。
     
    当时我和张霄旭先生一个组,多次听到他背诵一首诗:
     
               还是
     
               还是那片贫陋的土地,
               还是那座低矮的茅屋,
               还是那个粗黑的瓷碗,
               还是那张破旧的犁头,
                ……
               子孙又拉起了那副油膩的犁套。
     
    这首诗很有当年罗中立著名的画作《父亲》意味,大概刊于ㄍ四五论坛》或者《北京之春》。当我为写这篇文章打电话向他核实时,他依然能够熟练地背诵,此时他正在医院给孩子看病,在电话里已经听到护士在喊他了,他仍然坚持这把诗背完才告别挂机。
     
    在狱中,和孙维邦先生交流很多,虽然我两人不在一个组,但我有空时总是喜欢到他那里听他讲他的思考、理念。无论如何,现在看来,这位山东民运的领头人,当时的思想已经成熟和深刻。他系统的批判了中共的革命理论,摈弃那种阶级斗争、你死我活、决不妥协的观点,而倡导和平、人性、饶恕、博爱、妥协,这些理念与现在的非暴力抗争是一脉相承的,虽然当时也有非暴力的思考,但没有现在这样的清晰及系统、深刻。
     
    牟传珩先生在这方面思考和孙先生也是基本一致的。他创立了圆和理论,倡导共同妥协、回归自然,避免血雨腥风、两败俱伤的对抗。尤其是他在八十年代最早提出的“双胜都赢”的观念,在后来以“双赢、多赢”的提法被世界接受。而他那套含有“赢:赢格局”篇章的关于谈判理论的书,当年竟被作为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书籍被查禁。
     
    民主墙期间,还有一项民主推进活动就是各地的独立参选人大代表。那是1980年,我当时正在山东工学院上学,由于只有16岁,没有选举权,我们班里也只有4~5个人够年龄参加选举,所以整个班里的参与热情并不高。我也只是看看海报,听别人谈谈参选趣闻。有一个独立参选人叫迟跃庚,给我印象很深,他当时30多岁,组织的参选有声有色,言辞也很大胆,据说有一次他在竞选集会上演讲的第一句话就是:“我首先要告诉大家的是我不是共产党员。”迎来一片掌声。我参加过另外一个人的竞选集会,在会上辩论起参选人的学习成绩如何如何,这时迟跃庚选举组里的一个人站起来说:“我不管你学习如何,出身如何,哪怕你是地主、是反革命,只要你给学生办事,我们就支持你。”也是一片掌声。
     
    正是因为民主墙这一代人的实践和思考,89年的民主运动从一开始就是以和平的、非暴力的方式展开的。当时在济南,学生们游行都组织纠察队,防止别有用心的人混进搞破坏,并且一再要求大家(包括我们正在参与的工人)不要使用暴力,不要搞打砸抢。应该说这个理念贯彻的相当好,我们搞过几百万人次的游行集会,最多的一次整个济南几乎瘫痪,外地的车都不能进入,几乎没有发生暴力事件。
     
    我们被捕坐牢的人里,有些是因为暴力原因被抓的,如冲击济南历下公安分局,烧车。据了解,这些事件大多是因为别有用心的怂恿,甚至是有便衣带领干的。在青岛,有三个人是因为酒后与人斗殴被抓,而他们与64运动没有关系。
     
    去年我在出租车上问司机:“知道8964吗?”
    他答:“不知道。”
    “就是89年的学生游行。”
    “哦,搞打砸抢的。”
    天呢,我们搞了几百万人次的游行集会,有那么几个暴力事件还有可能是被怂恿和栽赃的。当局就是这样颠倒黑白,偷梁换柱,欺骗民众的。

    可以想象,所谓的“北京发生反革命暴乱”、“64暴徒”是怎么回事了。
     
    在山东的64囚徒中,有个叫牛升昌的狱友,他是个农民,捕前是访民,还经常帮着其他人写上访信,会算卦,大概就以算卦沿途谋生,坚持上访。那是八十年代,他已经算是上访专业户了,甚是罕见。
     
    山东还有一个九十年代的访民,就是现在很著名的陈光诚先生。当年他因为政府向残疾人收税问题到北京上访,后来还因为两田制问题上访。

    一个盲人能够这样千里抗争,让人敬佩。
     
    山东维权事件时有发生,只是当时没有互联网,媒体很少报道,消息无法广泛传播,只能凭着口口相传,所以大家知道的并不多。我所知道的早期非暴力维权事件就有几起:
     
    在聊城某村,村民要集体开着拖拉机到市里上访,警方接到情报,沿途拦截,可一直没有发现拖拉机车队,直到快中午时,才接到电话,让迅速到某广场集结。在那里,已经有几辆拖拉机通过分散的方式躲过拦截而集结在一起抗议。
     
    类似的情况,有一次在济南的南门,我亲眼看到有几辆拖拉机挂着标语向泉城广场开进,前面居然还有警察指挥。
     
    济南郊区某村,有一次因为一片土地和开发商发生冲突,村民们不让挖掘机进场,警察来了,让村民散开,还要抓人,并开枪恐吓,有个老太太就坐在警车前面,不让警车走。警察折腾好长时间,村民也没散,最后警察就求那老太太:“大娘,你起来吧,我不管了。”
     
    非暴力抗争的另一条主线就是气功的兴衰。由于气功宣扬修身养性、治病强身、开发特异功能,这些行为及理念都是非暴力的,而他们在信仰、组织力上对当权者形成直接威胁,所以,气功的兴起当是一种非暴力抗争运动。
    气功兴起于80年代后期, 种类繁多,如香功、智能功、严新气功、法轮功、元极功、藏密、佛家功、道家功等等,不下几十种。
    在济南,四里山、千佛山上下满山都是练功的人,街道、操场等更是处处都能见到练功的人群。各大体育馆、剧院都有来自全国各地著名的功法门派的领袖来做气功报告会,往往爆棚。
     
    现在已是较活跃的民运作家巩磊先生,当年是山东严新气功学会的办公室主任,据他回忆:94年严新来济南做报告,在济南体育中心,一张票40元,爆棚,而当时的月工资大约200多元。会场上,有的长期瘫痪的病人当场站起来,人们惊呼不已。严新就像神一样受膜拜。
     
    据巩先生研究,气功的理论是建立在有神论之上的,这和和共产党的无神论形成直接对抗。很多气功的教义,对此作了掩饰,尽量避开在言词上的对抗,比如:用信息替代神灵,用灌顶、开光代替神灵附体,用天梯代替升仙等。
     
    还有一种文化现象,也应该属于非暴力抗争的范畴,那就是政治笑话的传播。当年还没有互联网,也没有短信,这些笑话只能是民间口口相传,却生动形象,发人深省。我收集了几例:
     
    之一:89年64期间有两人因喊口号被捕,一个喊“打倒李鹏!”,另一个喊“李鹏是个大笨蛋”。
    前一个不久就被释放了,而另一个被判刑。后者家属不服,去质问法院院长。院长说:“前一个是政治观点,言论自由,所以释放。后一个是泄露国家机密。”
     
    之二:毛泽东的一个情妇和一个高干上了床,这妇人指着自己的阴处说:“毛主席曾经在这里战斗过。”
    那高干马上起立向那里敬礼,说:“我要在毛主席战斗过的地方继续战斗。”
     
    之三:江泽民、李鹏、朱镕基坐着一辆车到一个村里视察,在村间小道上,一头牛横卧在路上挡住了去路,怎么鸣笛那牛都不动。
    朱镕基下来说:“快走开,否则让你下岗。”牛没有动。
    李鹏下来说:“快走开,否则我派坦克来轧你。”那牛还没有动。
    最后,江泽民下来在牛耳朵旁悄悄说了句话,那牛就立即站起来跑了。朱李两人很好奇的问江说了什么,江洋洋得意地说:“我问它你想入党吗?”
     
    山东最喜欢收集这些政治笑话的当属青岛的燕鹏先生,据他讲,北京的的哥讲政治笑话最地道,有一次他去北京打的,要求的哥讲政治笑话,等的哥没得讲了,他就换车。
     
    非暴力抗争的形式多种多样,方式也非常丰富,非暴力抗争的要旨就是不服从、不合作,把握住这一点,我们身边的点点滴滴都有可能成为抗争的机会。由于暴力抗争代价太大,在当前也没有多少空间,许多人认为非暴力只是一种无奈的选择。诚然如此,但是他们却忽略了非暴力抗争的强大,它是比暴力抗争更加强大的力量,是最有效、最易实现自由、最回归人性的抗争。
     
    用暴力说话,必然让真理、真相、民意受到轻视,甚至最后真理、真相、民意会成为标签让暴力者拿来随意粘贴,他们手中的暴力又不允许人们去揭穿他,此时,人们的言论自由都无法保证了。暴力的对抗必定是少数人参与的对抗,当他们一旦用暴力取得权力,很难保证他们会把权力还给大众。
     
    对于人口众多的中国,仅仅靠武力和严密的组织是很难统治的,必须有民心支持才行。再像以前那样靠愚民来窃取民心已经不可能,现在已经是网络时代。我们要用非暴力的方式,关注民众、传播普世理念,消除恐惧。只要让人们知道自由的重要、知道民主的必要、知道更多的真相,人们自然会觉醒,而且当局的倒行逆施只会让更多的人觉醒,当觉醒的人的数量达到一定程度,当局必然陷入指挥不灵的境地。他们招来的士兵不会接受他们的洗脑,不会将枪口对准民众。他们使用的官员要么不听指挥,要么阳奉阴违、要么利欲熏心相互算计,这样的统治系统必然崩溃。
     
    2013年7月8日于济南
     
    作者介绍:
    秦志刚,济南人,生于1964年,大学电子专业,捕前在济南半导体研究所任助理工程师,因参与8964被判刑8年,《零八宪章》首批签署人。坐牢期间转狱和青岛等地大批64反革命集中在一起,从而成为山东结识64囚徒最多的人。二十多年来或为这段因缘或为使命或为良知,难免地参与推动中国民主进程。曾用笔名济小士。联系方式:skype:sfs9988  email:qzgsfs9999@gmail.com 推特:@qinzhigang QQ:1920933894

  • 访民之家创办人裴富贵提前获释 指劳教所将撤分批放人

    民生观察工作室2013-7-9消息:北京访民之家创办人裴富贵于昨天上午结束劳教回到了家中,而此时离他劳教期满还有四个多月。裴富贵今天上午告诉本工作室,他是2012年8月28日十八前夕,因乘公交车没买票被以“寻衅滋事”劳教一年三个月,到2013年11月29日结束。
     
    裴富贵说,他被提前释放是以“表现好”“取昨了成绩”为由放出来的,但现在新安劳教所内的劳教人员都以这个理由在释放。裴富贵说劳教所内的劳教人员大部分被放了,像原来一个单间住9至10名人员,现在基本上只剩下三、五个人。
     
    裴富贵说,劳教所现在已放了几百人了,大家都知道劳教所将撤了,正分期分批放人,先来的先放,后来的后放。只是当局不明说,但谁都知道。
     
    裴富贵是居住在北京吕村的访民之家创办人,近年来关注访民群体,揭露地方政府非法转让土地,并且为外地来京访民提供低廉的住宿条件,深得访民们的信任。

  • 猪贩上访“被精神病”索赔200万

     
    在2008年、2009年,猪贩刘刚其在山东临沂市上访期间,在意识清醒状态下,两度被临沂当地相关机构送至精神病院,未做检查便捆绑打针灌药。遂起诉临沂市民政局、市卫生局、市救助管理站、兰山公安分局强制将其送入精神病院,并索赔200万元。
    19日上午9点,辽宁猪贩刘刚在山东临沂上访两次被关入精神病院一案,在辽宁省北镇法院一审第三次开庭。
    他要求判决临沂市民政局、市卫生局、市救助管理站、兰山公安分局非法限制他人身自由,强制将其送入精神病院,索赔200万元。
    是否违法限制人身自由成焦点
    此前刘刚向法院提起诉讼,在2008年、2009年,其在山东临沂市上访期间,在意识清醒状态下,两度被临沂当地相关机构送至精神病院,未做检查便捆绑打针灌药。
    此番庭审,临沂市民政局、市卫生局、市救助管理、兰山公安分局等四被告均委托代理律师或代理人到庭。控辩双方就是否对刘刚采取了违法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展开焦点辩论。
    昨日上午11时半,法官宣布休庭。
    精神病鉴定已无必要
    今年1月庭审中,辩论焦点为刘刚是否有精神疾病,被告是否有限制原告人身自由的行为。
    锦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曾拟委托相关精神病司法鉴定机构对刘刚进行精神病鉴定。
    此前,公益法律研究所研究员黄雪涛接受《新京报》采访时认为,非自愿收治类型的诉讼,原告无需证明自己没有精神病。纠缠于医学判断,是错误的诉讼策略,最终导致人身自由的公民基本权利,变成被精神科医生的主观判断所操纵。
    3月,控辩双方均同意放弃对刘刚进行精神病司法鉴定。
    追加精神病院为第三人
    今年4月,该案曾第二次开庭。除上述三被告外,北镇法院同意原告及代理人申请,已追加临沂市兰山公安分局为被告,追加收治刘刚的荣军精神病医院为第三人。
    刘刚的代理人包龙军说,追加被告,意味着他们将从起诉单个具体行政部门,转变为起诉整个“被精神病”的链条。
    ■ 庭审聚焦
    公安局:出人出车属于帮忙
    原告代理人包龙军认为,临沂市兰山公安分局在将刘刚强行送往精神病院的过程中出警程序不合法。
    2008年刘刚第一次被送精神病院。他到临沂市委市政府南门上访。当时有政府人员向兰山公安分局打了报警电话。当时一辆警车内出来6名警察,强行扭住刘刚拉上警车,将其带往临沂市救助管理站。5分钟后,刘刚被同一辆警车送至荣军医院精神病专科。
    包龙军称,赶到现场的警员,所驾车辆为警用车辆,“这完全是一次有效的接出警行为”。
    按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对警方的接出警行为,要有询问笔录、现场勘验笔录、搜集证据、填写案件受理登记表等严格程序要求。但是被告没提供任何证据,没法证明这次出警的合法性。
    对此,被告兰山分局代理人称,警方借车属于“帮忙”,而非出警行为和行政行为。
    他表示,警方此次的行事方式是“(有人)打电话—求助—帮忙”,警车将刘刚送至救助站不属于行政行为。由于救助站已下班,再由警车将刘刚送往荣军医院,此时的警车是被借用。
    刘刚当庭反问:“你往外借车,怎么还借警察呢?”
    民政局:只是报警没有其他行政行为
    临沂市民政局代理律师称,在刘刚第二次被强送精神病院时,该局工作人员只是打电话报警,报警行为不属于行政行为。刘刚两次被送精神病院,民政局未作任何具体行政行为。
    原告拿出一张由兰山公安分局提供的《110接处警信息单》,其中注明:“经处警了解,该男子自称叫刘刚,不听劝解,还跑到旁边吃树叶。民政局联系荣军医院出车将刘刚送往荣军医院治疗”。
    包龙军称,单据上写明刘刚被送精神病院是“民政局联系的”,临沂市民政局难以推脱“无具体行政行为”。
    救助站:刘刚符合救助条件
    原告称,据山东省对城市流浪乞讨、生活无着人员救助管理规定。救助对象为,城市生活无着的乞讨人员,即自身无力解决食宿、无亲友投靠、不享受城乡低保、或者农村无保供养、正在城市流浪乞讨度日的人。虽有流浪乞讨行为,但不同时符合上述条件,不属于救助对象。
    “他是信访人,有明确住所、是商人有较高收入”,原告代理人称,刘刚并不符合救助标准。就算他是救助对象,救助站也应在24小时内完成对他身份的登记、核实、建档等工作。刘的身份证件,出事后便被公安机关收走,“如果他是精神异常人员,为什么两次均不通知‘监护人"?
    被告代理律师称,救助站是按规定将刘刚送往“指定地点”救治,遵循“先救治、后救助”原则,“完全是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履行职责”。
    他说,刘刚在民政局上访时,曾出现精神异常行为(当地警方描述为下跪、吃树叶)。刘刚出现狂躁、上蹦下跳等异常行为,也无法告知姓名和家庭住址,“这种情况下,任何人都有义务把他送到法定救助机构”。
    对话
    “上访是为猪讨公道”
    新京报:临沂说你大哭大闹,“癔症”,所以才送你去精神病院?
    刘刚:没有。我只有争执的行为,我的猪死得很冤,我是为它讨还公道。
    新京报:在精神病院,你最怕什么?
    刘刚:最害怕他们拿布带子勒我。先要吃药,吃了就睡,有一次醒来后手脚都勒成紫色了。到后来快出来前,我最害怕的是停药。那药停后,就整天整夜没法睡觉。第二次临走前,我给护士跪下来,你不给我药,我就撞死在你面前,太难受了。
    新京报:你有没有强调过,自己并没有精神病?
    刘刚:强调过。在第一次进去后,我对医院说过两次。后来就不敢说了,怕出不去了。
    新京报:最开始为了猪仔上访,然后再为被精神病上访,上访成为越滚越大的雪团,你觉得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
    刘刚:我就是为了证明清白。我没有精神病。我一定要讨还公道。猪仔的事,相比“被精神病”就算是小事了。
    新京报:有人说,不管你有没有精神病,都不应该强制剥夺你的自由,你怎么看?
    刘刚:除了司法机关依法行政外,任何单位没有剥夺公民人身自由的权力。
    事件回顾
    2008年 刘刚贩卖生猪崽经过临沂郯城县检查站时,工作人员称猪不合格。刘刚称检查人员要求他交钱重新体检。回辽后,猪崽全部死光。刘刚找相关机构商谈赔偿,均遭拒绝。
    2008年9月19日 刘刚到临沂市反映情况,派出所将他送往该市救助管理站,该站将刘刚送往荣军医院。该院“诊断”刘刚患“癔症”。其当年10月8日出院。
    2009年1月6日 刘刚到临沂市民政局上访。民警将其送往救助管理站。后刘刚被再次送往荣军医院收治,“诊断”为“癔症”。当年2月11日,刘刚出院。
    2013年1月 刘刚案一审在辽宁北镇法院开庭,休庭前,法庭决定对刘刚进行精神病鉴定。
    2013年3月 控辩双方均接受在不用进行精神病鉴定的情况下继续开庭。
    2013年4月 二次开庭,控方追加临沂市兰山公安分局为被告,追加收治刘刚的荣军精神病医院为第三人。
    背景
    山东曾提管辖权异议
    山东曾提出事发地在山东临沂,应由当地法院管辖。
    但辽宁司法机关依据《行政诉讼法》第十八条之规定“对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强制措施不服提起的诉讼,由被告所在地或者原告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作出裁定:辽宁北镇法院对该案有管辖权。
    (来源:新京报http://news.sohu.com/20130621/n379421289.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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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村镇政府做铁笼 将精神病男子裸身关两年多

     
    7月3日,邵东县水东江镇石牛村,曾军(化名)因患有严重的精神分裂症,被关在特制的铁笼里。
    据潇湘晨报报道,每天一早,邵东县水东江镇石牛村一座民房里会传出来嗷嗷叫的声音。打开卷闸门,能看到一座巨大的铁笼。然而被关在铁笼里的不是猛兽,是一名活生生的男子。
    在红网论坛,此帖引发网友关注。潇湘晨报记者7月3日现场探访得知,男子名叫曾军(化名),35岁,18岁开始被诊断出患有严重的精神分裂症。父母和当地政府怕他惹事,就把他关了起来。水东江镇政府为曾军解决了低保,并购买了新农合医保。但在水东江镇,精神病患者并非曾军一个,而镇里没有专门针对这类人群安排预算。
    曾军的父母曾带他去精神病医院治疗过,但由于费用的问题,不得不放弃治疗。曾军起先被关在地下室,两年多以前被关到一个特制的铁笼里,吃喝拉撒都在里面解决。
    见到陌生人他使劲摇晃铁笼
    水东江镇石牛村位于邵东县与衡阳县搭界的地方。3日,记者进入村口,提起曾军这个名字,村民很难联想起来是谁,但提起被关在铁笼里的人,村民们都能准确说出曾军住在哪里。
    这是一座普通的平房,卷闸门背后,不时传来嗷嗷的叫声。打开卷闸门,曾军一丝不挂地坐在铁笼子里,头发齐肩,身前一摊秽物,散发出刺鼻的气味。见到陌生人到来,曾军突然抓住铁笼使劲摇晃,睁大眼睛,仿佛想表达什么。
    曾军的父亲曾义云说,平日里这扇卷闸门一般是不开的,怕外人看见曾军,也怕他受刺激。
    从2009年开始,曾军便被囚禁起来,先是关在自家的地下室里,但后来曾军把门砸坏跑出来了。换成铁门,还是拦不住他。曾军出来后,要么放火烧山,要么躺在马路中间不让车辆通过,还打了人。
    两年多以前,村里和镇里出钱做了这个铁笼。每天曾军的父母用一个饭盒盛好饭菜,放在曾军身前,曾军就用手抓着吃。“像喂狗一样。”曾军的父亲曾义云说。
    四次去精神病医院没能治好
    曾义云介绍,他共有两个小孩,女儿已经嫁人,如果没有患病,35岁的曾军也早已成家。事实上,曾军小时候并没有异常,直到他18岁那年,曾军开始经常把门窗砸坏,还先后两次放火烧了自家房子,曾义云才带他去精神病医院治疗。
    曾军先后四次去了精神病医院。第一次是曾义云带他去的,在邵阳当地一家精神病医院,曾义云被告知曾军得的是精神分裂症。这次花了6000多元,没有治好,但因为没钱只好回来。
    第二次是当地镇政府送到医院去的,治疗一个多月后,被医院送回来了。
    第三次,当地镇政府又出钱送去治疗,还是没有治好。
    第四次,曾军的姐姐把他接到广东汕头一家精神病医院,在医院住了一个月,拿了点药回来了。
    曾义云已65岁,他急切地想治好曾军的病,“我只有一个儿子,但他现在这样,谁来给我们养老?”从2007年开始,曾义云向镇政府、民政局等多个部门打报告,希望获资助。报告已堆积了厚厚一叠,还是没人带曾军去看病,但当地为曾军一家解决了低保问题,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精神卫生法》第六十九条:对符合城乡最低生活保障条件的严重精神障碍患者,民政部门应当会同有关部门及时将其纳入最低生活保障。
    [疑问]
    疑问一谁决定将他关进笼子
    家属称迫于无奈
    水东江镇政府社会事务办公室主任陈秋月介绍,将曾军关到笼子里时,征得了监护人的同意,并有派出所民警在场。
    曾义云也表示,之前将儿子关在地下室,但是他跑了出来。迫于无奈,只好将他关进笼子里。
    陈秋月说,如果不把曾军关起来,要么家人自费送到医院治疗,要么任其流浪。
    疑问二有没有获得大病救助
    当地称救助金有限
    根据政策,类似于曾军的精神病患者可以先看病,然后向新农合申请报销。如果看病花了大量资金,还可以申请大病救助。
    而在水东江镇,救助金是有限的。陈秋月说,在水东江镇共有1400位残疾人(包括精神病患者),今年全镇的救助款(针对全镇居民包括残疾人)总的预算为3万至5万元,没有专门针对精神病患者的拨款。
    疑问三为何没获免费基本公共卫生服务
    家属称对新法不知情
    根据今年5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精神卫生法》(以下简称《精神卫生法》)第六十八条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应当组织医疗机构为严重精神障碍患者免费提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
    邵东县卫生局医政股股长曾平说:纳入国家公共卫生服务范畴的包括精神病。目前,邵东县全县共有精神病患者4000多人,正筹建精神病医院。邵东的重症精神病患者治疗费用已经可以实现起付线外全部报销,邵阳市的起付线是700元,也就是说患者家属只需要承担这部分费用。
    对于重症精神病患者可享受起付线外全报销的政策,曾义云对此还不知情。  
    [观点]专家:推动《精神卫生法》实施,缺乏压力
    公益法律组织、衡平机构发起人黄雪涛律师常年研究精神病患者的权益保护,在她看来,将曾军关在铁笼里是非常不人道、不合法的行为,“中国是《残疾人权利公约》的缔约国,曾军的权利受到了侵害。他的话语权是被剥夺了的,没有人为他代言。”黄雪涛说。
    黄雪涛认为,曾军需要救济,政府应该发挥服务职能,尽可能地去保护曾军,湖南的公共卫生服务资源还到达不了曾军身上,这是值得思考的问题。
    当地精神病患者人数众多,黄雪涛建议可以根据患者的不同程度来进行区分。制作这个铁笼也需要耗费人力物力财力,黄雪涛认为可以换一种方式使用这些资源。
    《精神卫生法》实施已有一段时间,在黄雪涛的研究看来,这部法律的前景比较乐观,只是在目前条件下,缺乏推动这部法律实施的压力,而不是缺钱,财政、政府忽视了精神卫生这一块。(来源:证券时报网http://finance.ifeng.com/a/20130704/10066602_0.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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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送诊治出”自愿 患者仍“回家难”

    上个月,我国出台《中华人民共和国精神卫生法》,该法因其诸多内容涉及保护精神疾病患者的人身合法权益而备受关注。至今,新法执行已有近两个月的时间,它为精神科患者带来哪些权益的改变?昨天记者来到市安定医院进行走访。调查中发现,新法让医院在住院流程、患者服务方面做出诸多改变,有效避免了“被精神病”的可能。不过,由于一些家属不愿接收、无人照管、社区防治体系尚不健全等现实问题,目前该院还无一例患者自愿签字后自行出院的情况,患者“回家难”问题依旧存在。
    变化•医院 住院分三种 保障患者通讯权
    《精神卫生法》对医院的影响可以说是翻天覆地。市安定医院医政科科长陈仲贤告诉记者,新法实施后,医院便重新拟定了住院流程,以前通过哪些途径收治患者,如何对疑似患者进行评估筛选,住院后哪些患者可以进行药物治疗,没有详细流程,而现在都被建立起来。
    在安定医院,患者要住院将分为三种情况。首先是留院观察,它是指疑似患者在社会公共场所有伤人行为,但从未有过精神疾病方面的诊断,是首次看精神科。对于这种诊断尚不明确的疑似患者,医院会将其留院观察3到14天,其间不会给予任何药物治疗。一旦确诊为严重型精神障碍,患者将进入住院程序;而如果属于非严重型精神障碍,患者应先进行门诊治疗,不收治住院。第二种情况是自愿住院,它是指有轻微危害行为并对自己的疾病有认识的患者,这样患者通常是自愿签字住院,而他们所住的病房也一改过去封闭式的管理模式,变为与综合性医院相似。这类患者在出院时实行自愿原则,他们自主签字后便可出院。第三种是非自愿住院,它指有明确诊断的患者并且发生了危害公众的行为,这类患者将进入封闭式病房。医生每周对非自愿住院患者进行风险评估,当患者身体状况符合出院标准时,患者住院流程将由非自愿住院转为自愿住院,到时也将实行自愿出院原则。如果非自愿患者一定要出院,则必须有监护人签字。
    此外,《精神卫生法》还强调了患者的通讯权。陈仲贤介绍,新法出台前,医院在收治患者时会将通讯设备交给家属。现在,医院已在各个病区安置了电话,患者可以在每天的固定时间段给家人打电话。
    变化•医生 患者要住院 需本人同意
    新法对精神科医生工作方式的影响最为直接。安定医院青少年心理科主治医生随广红告诉记者,新法出台后,科室接到了医院制定的10余份不同类型的“患者自愿住院单”,有的是患者的自愿住院声明,有的内容则有关患者的用药内容。
    随医生说,如今对患者住院的要求越来越严格,年满18岁的患者住院,必须征得患者本人同意;如果有一位患者直系亲属不同意其住院,患者就不能进入住院程序。此外,患者住院时,监护人必须签字,以往的委托人签字程序失效。患者用药时,其家属对患者的治疗进展和药品副作用有知情权,对药物的使用有决定权。
    观点 约三分之一患者 应回社区康复
    安定医院医政科科长陈仲贤介绍,虽然《精神卫生法》从精神障碍患者的“送、诊、治、出”四个关键环节保障了“自愿原则”,但实际上,在“出”上遇到了瓶颈。目前,安定医院中有住院患者1300多人,其中500多人的住院时间超过了24周。24周是精神疾患急性期的治疗时间段,过了这个时间段,患者的疾病便处于衰退期,症状减弱,应该转入社区康复,由精神科医护人员定期上门进行复查。而现在,由于本市的精神卫生网络没有建立起来,没有社区精神防治机构接收他们,因此他们依旧占用着三级医院的大量医疗资源。所以说,“有家难回”最为首要的问题,便是本市精神卫生网络的不健全。
    问题 患者自愿出院 实际情况不简单
    昨天,记者来到市安定医院,新法执行至现在,这家医院还未有患者通过自己签字的方式出院。该院医政科科长陈仲贤告诉记者,《精神卫生法》从精神障碍患者的“送、诊、治、出”四个关键环节保障了“自愿原则”,从而能最大程度防止出现“被精神病”的情况。不过,从一些具体病例来看,“自愿出院”的事不像听上去那样简单。
    案例一 社区无人承接 医院不敢“放手”
    8年前,18岁的小程(化名)因为患有较重的精神分裂症被送到安定医院,当时他的父亲放下4000元钱,便再也没来探望过。一年后,通过药物治疗,小程的病基本痊愈。而此时,当医生通知父亲来接他时才发现,其父亲早已做好了弃子准备,他变卖了房子远走他乡,谁也不知道人去了哪里。小程的父母早已离异,医生们走访其曾居住过的社区并多方打听,仍未找到其他亲戚。就这样,小程在医院一直住到现在。“医院不仅要给他吃药,还要给他吃饭,这些年,他已经欠医院10多万元的费用。”陈仲贤科长说。
    如今已近26岁的小程已是有劳动能力的小伙子了,他很想离开医院自己生活,可是一切都只能是想想而已。陈科长说:“他现在连住的地方都没有,也没有社区医院可以承接,医院怎么敢把他推向社会?这是公立医院的责任问题。而且精神分裂症的治愈率只有14%,小程这样的患者需要终身服药,如果他走向社会,谁来监督他定时服药?谁又来为其定期复查?这些社会问题如果尚未解决,患者自愿出院便会沦为空谈。”
    案例二 亲人没法照顾 医院不能“往外推”
    今年40多岁的孙志(化名)几年前因为酒依赖来到安定医院,目的是戒酒。经过治疗,几个月后孙志有所好转,医院对他的危险性评估指数显示,他已由短期性非自愿住院患者转为自愿住院患者,按照新法规定,孙志可以自己签字出院,可是现实情况却没这么简单。
    至今单身的孙志一直和70多岁的父母住在一起。平日里他喜欢喝点酒,不过每次饮酒后便无法控制自己的行为,抄起自家的东西就砸,甚至骂人、打人,年迈的父母无力承担这样的家庭风暴,于是两位老人将他送到医院后,便不愿意再接他出来。孙志也能理解父母。“这样的病人,医院不能往外推,监护人已经无力再照看他,只能让他住在这里。”陈科长说。
    案例三 担心病情复发 家属坚持继续住院
    小雨(化名)住进医院的时候正值高三,住院前的那一年多,他总感觉同学们在排挤自己:有人会在他的午饭中撒入洗衣粉,有人用鸡蛋、西红柿等东西砸他,还有人常常在背后说他的坏话。小雨的父母并不知道孩子的这些内心变化,不过他们发现,小雨开始自言自语,说出的话越来越怪,时常无缘无故地大发脾气。面对孩子的异常变化,父母忍痛将其送入医院,医生说,孩子患上了精神分裂症,这对小雨的父母来说无疑是晴天霹雳,很长时间都难以接受这个事实。
    小雨的病情其实并不重,经过两三个月的药物调节便可以出院回家了。可是,当小雨家长听医生说起,青少年精神分裂症的特点是复发一次,严重一次,治疗难度提升一层时,就坚持让孩子住在医院治疗。尽管医生多次劝说,但小雨的父亲依旧坚持让孩子住院。他说: “小雨住在这里,医生可以在第一时间观察到他的病情并及时调整药物,而如果再复发,孩子的一生很可能就毁了。”
    如今小雨已经住院10个月了,在此期间,他过着学校、医院、家里这样三点一线的生活。发病前,小雨成绩优异,名牌大学曾经是他的目标,可是长期的住院生活渐渐地消磨了他的人生意志:上学时,他总想着要来医院治疗,而在住院时又希望能回家待几天。虽然年满18岁的小雨可以自己决定是否继续住院,可是现在的他对未来已没有了任何想法。(来源:每日新报http://roll.sohu.com/20130624/n379641282.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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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规范权力是终结“被精神病”良药

    内容提要: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实施,从河南法院判精神病院对被精神病农妇进行赔偿,到这次浙江法院判公安机关违法,都可以说正确地兑现了法律的正义原则。
    詹现方是浙江东阳市白云街道的一个普通居民,13年前,因为多次信访被当地公安以“偏执型精神病”送往医院强制接受治疗,之后她又因为同样的理由多次被送去强制治疗。8日,浙江高院经过审理作出判决,确认该市公安局的强制治疗行政行为违法。
    因为上访而被当作精神病患者限制自由,詹现方不是第一个,但愿她成为最后一个。在此之前,河南农民徐林东因为进京上访,被关进精神病院六年半。河南农妇吴春霞因上访被拘留劳教,并被强行送进河南省精神病院“治疗”132天。江苏省丹阳市粮食局职工姜和娥同样因为上访,前后三次被关在精神病科“收治”,累计时间近十年。辽宁猪贩刘刚在山东上访两次,被强制关进精神病院。显然,这些案例并不是“被精神病”事件的全部。因上访而“被精神病”,甚至有理论依据。2009年,北大教授孙东东就曾对媒体说,99%的老上访户有精神病。
    某些地方政府以“精神病”的理由将上访者送进精神病院,更是有着“成熟的实践经验”。甚至有某县在自己的政务网上发布一篇经验文章,总结“怎样依法处置信访问题”,宣称其措施是“公安机关依法打击一批,精神司法鉴定治疗一批,集中办班培训管教一批”。某些基层政府热衷于使用“被精神病”的手段来对付上访者,很重要的原因在于这种办法最为经济实用灵活方便。给上访者治疗精神病,表面上体现了政府关怀,实际上可以达到限制人身自由的效果,并在一定程度上实现惩戒的目的。
    譬如,一些上访者被关进精神病院,没有近亲属的签字,精神病院照收不误,理由是“政府送进来的”。更为搞笑的是,病历上联系人和病人关系一栏,赫然写着“干群关系”。凭着这种莫须有的“精神病”说辞,某些基层政府就能把健康人送进精神病院关起来电击、打针、吃药,如果这也是“干群关系”,这个隐喻实在太可怕了。有上访者在精神病院一住10年,可见入院何等容易,出院又是何等艰难。这其中既有精神病人的权利普遍难以保障的问题,比方说你越说自己没病,就越会被认定是精神有毛病的表现,也有地方政府方面的“意愿”问题,在他们看来上访者自然是呆在里面最好。
    千呼万唤的《精神卫生法》终于从今年5月1日起开始实施,这部法律被认为是终结“被精神病”现象的希望所在。多年砺一剑,《精神卫生法》也算最终没有辜负社会的期待。其中,针对“被精神病”现象,法律明确了住院治疗的自愿原则。强制治疗作为例外,被严格限定为自伤和伤人两种危险情形。讨论稿阶段引发热议的“扰乱公共秩序即可强制治疗”等条款,最终被删除。这就从程序和条件上限制了权力的作为空间,一句“精神病”将无法再轻易地把一个健康人送进精神病院。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实施,从河南法院判精神病院对被精神病农妇进行赔偿,到这次浙江法院判公安机关违法,都可以说正确地兑现了法律的正义原则。
    《精神卫生法》的制定和实施,就“被精神病”现象而言,也可以看作是对权力的规范和约束。但是,徒法亦不足以自行。很简单的道理,此前虽说没有《精神卫生法》,但相关的法规也从来没有许可过地方政府以“干群关系”的名义将上访者送进精神病院。权力对于公平正义的破坏,也有一个不断试探的过程,如果这种破坏没有得到及时有效的遏制,那么它自然会变本加厉,找“砖家”作理论背书,甚至将破坏法治的经验到处推广。有了《精神卫生法》之后,还必须有对法律的信仰和践行。
    (来源:潇湘晨报http://cxjj.cinic.org.cn/news/zhoukan/comment/3047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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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敞开大门后 如何应对安全风险

    患者自愿原则是5月1日起正式实施的《精神卫生法》的核心要素,对自愿住院的精神病患者进行开放式管理是否会成为主要方式?开放式病房如何保证患者安全?一旦患者发生意外,谁来承担责任?这一系列问题成为精神科医务人员最关心的事。 
    患方更接受开放式住院
    “患者自愿住院,就应当尽量不限制其人身自由,原则上都应安排在开放式病房。”北京大学第六医院党委书记、医疗副院长王向群认为,《精神卫生法》实施后,患者自愿原则将得到更突出的体现,开放式病房将成为“主流”。北大六院实施开放式病房管理模式已经10余年,目前只接收自愿住院治疗患者。“病房尽可能为患者提供现有条件下较为宽松的生活和治疗环境,患者将享有现有条件下最少限制的个人行动自由,同时也必须承担相应的责任和义务。” 
    北京大学第六医院副院长唐宏宇也持相同观点。他认为,患者自愿原则、患者权益最大化,是《精神卫生法》确立的基本原则的重要内容。患者住院方式的改变,患者及其家属对治疗方式的可接受性,会影响到治疗决策,“医院的开放式病房将进一步增多,患者愿意在门诊、社区、居家治疗的比例也可能增多。” 
    据了解,目前,国内已有很多精神科专科医院实行了半开放或全开放式管理。前不久,南京医科大学附属脑科医院李箕君副教授、张宁教授等牵头,对全国53家以三级医院为主的精神科专科医院和综合性医院精神科进行了开放式病房管理调查。结果显示,在开放式病房,患者自愿入院、治疗依从性更好;与医生能够进行更多沟通,获得更多治疗相关信息;在治疗中能得到更多康复训练等。 
    调查还显示,现有的开放式病房大多针对轻性精神障碍或其他非严重精神障碍患者,很少收治重性精神障碍患者。对此,王向群认为,今后,医院首先要改变“开放式病房收轻性精神障碍患者,封闭式病房收重性精神障碍患者”的观念,在坚持病人自愿原则的前提下,患者入住封闭式病房、半开放还是开放式病房,应当根据对患者病情严重程度的评估,而不是根据患者所患疾病的“病名”来确定。“病情稳定的重性精神疾病患者,如精神分裂症患者也可以入住开放式病房,严重抑郁症患者也可能需要入住封闭式病房。” 
    根据患者自愿原则,封闭式病房的患者在病情稳定时是否可转入开放式病房呢?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在目前的管理体制下,如果患者需要“转病房”,必须由封闭式病房和开放式病房的医生对其进行评估,都认为病情稳定后方可办理转科手续。 
    王向群提出,“以病人为核心”的主诊医生负责制,对病人权益的保护更为有利。主诊医生应该可以根据病人病情变化,决定自愿入院患者是否需要由开放式病房转入封闭式病房,非自愿入院患者病情稳定后是否可以再转到开放式病房。 
    病情评估是最关键环节 
    “更多患者选择开放式病房,也使开放式病房的管理难度进一步加大,对病人病情的评估非常关键,患者自杀风险、冲动风险评估尤为重要。”王向群强调,开放式病房中,病人管理的核心是安全,必须对病人病情进行及时、全面的评估,确定是否适合入住开放式病房。 
    “开放式病房面临的主要是安全问题。”陕西省重性精神疾病管理治疗领导小组副组长师建国也表示,提高病情评估水平的同时,还应建立风险预防制度。 
    患者监护人的责任也需要进一步强化。王向群表示,首先院方应当尽到告知义务,为此该院已经制定了知情同意书等系列文件,“在患者已经签署自愿住院治疗知情同意书的前提下,医院还特别要求患者及其监护人签署开放式病房住院患者及家属知情同意书,以强调相关重要事项。比如,医护人员根据患者的病情变化,有权要求患者家属24小时陪住或雇护工陪护。陪住人对患者的个人安全负有责任。” 
    实际上,要求患者家属陪护也是目前精神科开放式病房较普遍采用的一种管理方式。精神科开放式病房管理调查结果显示,在病房的管理模式上,实行病人“无陪护”的医院较少,要求病人家属全陪护的医院在三成左右;超过七成的医院根据病人病情等原因进行“有选择的陪护”。 
    近九成的医院因为“患者有自杀风险”而要求家属陪护;七成左右的医院因患者“生活自理能力差”或“自知力不完整的精神分裂症或双相情感障碍患者”而要求家属陪护。院方对陪护人员会进行安全监护、陪护职能沟通、卫生宣教等内容的告知。 
    王向群说,在患者入住开放式病房后,必须加强医患沟通、护患沟通及医护沟通,及时掌握病人病情变化并进行病情评估,“根据患者病情变化,因陪住问题不能达成一致意见、且患者可能出现精神卫生法提及的‘伤害自身’情形时,医院出于对患者安全性的考虑,有权将患者转入封闭式病房,如果监护人不同意可终止自愿住院治疗。如果患者出现冲动伤人行为或危险性,医护人员评估患者不再适合住开放式病房,医院将及时与患者监护人联系,转入封闭式病房并办理非自愿住院治疗手续。在紧急情况下,医院可在家属到来之前将患者转入封闭式病房。”
    另外,由于精神疾病的特殊性,患者的心理、情绪及行为等方面容易受环境影响出现较大波动,这对开放式病房医护人员的业务水平和职业素养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医护人员必须规范自身的医疗服务行为,不能因为医疗服务不周给病人造成病情波动。”王向群说。 
    住院患者监护权不发生转移 
    一位抑郁症患者要求入住开放式病房,考虑到患者有自杀倾向,院方要求家属陪护,并严格履行了相关告知义务,特别向患者家属强调要密切注意患者人身安全。但在一天深夜,患者趁家属睡着了,在卫生间自缢身亡。 
    事发后,患者家属认为医院没有尽到看护职责而将医院告上法庭。司法鉴定认为,虽然患者有家属陪护,但在家属睡着的情况下,病房护士未尽到“注意义务”,没有及时将家属叫醒。最后,法院裁定院方在这起意外中应当承担10%的责任。 
    由于患者病情的特殊性,精神科开放式病房发生患者自杀、自残等意外事件的可能性较大。师建国认为,患者入院后并没有发生监护权的转移,因此,精神卫生机构不是精神障碍患者的监护人,不应承担监护责任,“在新的法律环境下,医生、患者、家属、社会都会有一个适应过程”。 
    据了解,《侵权责任法》规定,医务人员在诊疗活动中未尽到与当时的医疗水平相应的诊疗义务,造成患者损害的,医疗机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在目前的法院裁定中,开放式病房中的患者发生意外,医院大多被判定承担1%~10%的责任。对此,相关法律界人士表示,“尽到与当时的医疗水平相应的诊疗义务”,是指医务人员应尽到应有的注意义务,可以理解为一般情况下医务人员可以尽到的,通过谨慎的作为或者不作为避免患者受到损害的义务。注意义务是侵权责任的核心要素,是界定过失的基准。“如果一个人能够合理地预见到其行为可能对其他人造成人身或者财产损害,那么,一般情况下他应对可能受其影响的人负有注意义务。(来源:健康报http://www.jkb.com.cn/htmlpage/36/369083.htm?docid=369083&cat=0I&sKeyWord=nu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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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特殊家庭:飞越精神病院

    我国首部《精神卫生法》今年5月1日开始实施,新法规定精神障碍患者自愿住院、出院。而新法实施之后,国内各精神病院都出现了患者家属拒绝接收本人要求出院、经医院评估也可以出院的康复患者,使新法实施遭遇“家抵制”。
    北京市海淀区精神卫生防治院在全国首创精神障碍患者院外“家庭”,使无家可归或有家难回的出院患者通过“家”的帮助,迈出回归社会和家庭的第一步。5月22日,本报记者对全国首个精神障碍患者康复之家进行了一天的体验性采访。在这里记者听到最多的是——“我想回家”。”
    芳姐、穆智、王英、悦悦、赵丙志、大奎、刘琦,7名曾经是重症精神分裂的患者,组成了一个特殊的家庭——“海棠园”之家。
    海棠园的房子租用的是一处有两三百平方米的农村四合院。里边分别有一个男宿舍、一个女宿舍,有客厅、洗漱间、男女厕所、厨房、餐厅等,客厅里有沙发、平板电视。
    5月22日早晨6点刚过,海淀区上庄镇一个特殊的家庭开始了一天的生活。女主妇芳姐先蹑手蹑脚地起床,这时房间里岁数最小的悦悦还在睡懒觉。芳姐简单洗漱之后,先进厨房熬上一锅稀饭,又到街上的早点铺买了十几个烧饼夹肉。
    早晨6点30分,家里的其他成员都起了床,气氛开始热闹起来。家里的男主人穆智拿着笤帚在扫地,赵丙志、大奎和刘琦兄弟三人洗漱完了开始吃早点,女房东赵静坐在小椅子上说说笑笑地给悦悦做新发型。
    吃过早饭,护士长老穆带着赵丙志和大奎等几个男人到“家”里的小菜园去绑黄瓜架,芳姐收拾完厨房开始盘算中午给家人做什么饭。大学文化的穆智到院门口的“话吧”去看店面,臭美了一早晨的悦悦坐在“家”里开办的小超市里开始卖东西。
    “女家长”治家井井有条
    时尚爱美喜“网购”服装
    芳姐是大家庭选出来的“女家长”,一年多的时间里,芳姐把一家人每天的伙食料理得井井有条。
    记者见到芳姐时,芳姐上身穿一件湖蓝色的纱质衬衫,下身一条白色长裤,脚上穿着一双黑色皮凉鞋,非常时尚。芳姐笑着告诉记者,她的这身衣服都是从京东上“网购”的。为了让住在“家”里的精神病康复者跟上时代生活,海棠园里配置了电脑,爱美的芳姐和女孩悦悦,已经跟着护士和家里的女房东学会了从京东上“网购”衣服。
    上午10点多,芳姐开始给家人准备午饭。“中午咱们吃什么啊?”40多岁的芳姐笑着问家里的“大当家”白护士长。“按照食谱今天中午应该吃排骨,早晨问大伙儿他们说还想吃豆腐要不咱们再做个豆腐?”白护士长随口道。
    “排骨早晨化上了,好像还差点。还得再上街买点,连带把豆腐买回来。”芳姐说着挎上了装钱的小腰包。随后志愿者拉着小车,芳姐、白护士长等三人来到街上。
    “这家的排骨挺好的。”“豆腐十七八个人吃怎么也得买八斤。”“姜家里还有一小块,要不咱明天赶集再买?便宜。”一路上芳姐不断盘算着怎么让家人吃好钱还别花超了。
    上午11点,记好账目的芳姐告诉记者,上午买了两斤排骨、八斤半豆腐、五斤黄瓜、五斤馒头……一共花费了109.5元,她带了385元还剩下280.5元。
    芳姐是地道的北京人。家里有丈夫和一个正在读大学的儿子。十多年前,芳姐被诊断为精神分裂症。住进了精神病院。这一住就是八年多。自从芳姐被送进精神病院,就过上了与世隔绝的生活。每天就是吃药吃饭睡觉,没事就在封闭的病房、楼道里呆着。
    近两年芳姐不断要求出院,医院也多次和芳姐的丈夫商量说芳姐的病情已经非常稳定可以出院,但是芳姐的丈夫却不同意接。病友们告诉记者,芳姐的丈夫拒绝接芳姐出院是因为在外面有了别的女人。2011年医院创建了海棠园,芳姐办理出院手续之后住进了医院给她安排的“家”。
    “男家长”负责经营“话吧”
    上街买电挑战独立主外
    穆智是大家庭选出来的“男家长”,他是一名老大学毕业生,有文化,负责经营“家”里的“话吧”、打印社工作。“话吧”里有一台电脑,他平常没事的时候练习在电脑上敲字,虽然现在敲得还很慢,但是他相信很快自己就能熟练地掌握电脑。前两天,他还给自己买了部新手机。
    居家过日子,到银行、邮局买电、交燃气费等等都是最常做的几件事,但是对于在精神病院住了18年的穆智来说,他从来都不知道什么叫买电。为了做好“男家长”主外工作,他开始第一次尝试独立外出买电。
    买电地点是在上庄供电所售电营业厅。海棠园与上庄供电所售电营业厅隔了一条长长的水泥路,步行来回一趟需要四十来分钟。2月份刚来时,穆智跟着其他家人去买过一次,知道了买电的地点,也熟悉了基本流程。
    第一次独自上街买电的穆智拿着装有购电卡和1000元现金的信封上路了。路上车辆、行人不多,穆智的步伐仍显得有些慢。住院18年,他的反应速度、行动能力难免退化,现在正努力一点点恢复。
    走了约半小时,到了上庄供电所售电营业厅。大厅里有两个窗口,穆智稍稍迟疑了一下,朝着“缴费”窗口走过去,轻声问:“请问交电费是在这儿吗?”得到肯定答复后,他从信封中掏出购电卡,递给营业员。
    “我买950块钱的电。”穆智说。他记得白护士长说过,目前家里的电费由精防院承担,报销额度不能超过1000元,所以每次固定买950元的电。营业员告诉他,第一档0.48元/度的电已经用完了,只能买第二档,0.51元/度,并问要不要买?上次来买电交钱、刷卡就行了,因此这是穆智始料未及的。
    “第一档没有了也没办法,反正总是要买的。”思索一阵后,穆智决定就买第二档的电。一分钟便办理好了,接过营业员递出的购电卡和找的50元钱,穆智小心地装回信封,放在裤兜里。临走时,穆智不忘对营业员说了声“谢谢”。
    走出营业厅,穆智如释重负地笑了。“其实挺简单,以后就我自己来了。”穆智告诉记者。
    穆智,东北人,1985年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在北京的一家仪表厂工作,两年后患精神分裂症住院,一住就是18年。他在仪表厂工作时分了一间单身宿舍,患病后北京的单身宿舍被拆迁。穆智至今未婚,在北京也没有亲人,老家父母已经去世,只剩一个妹妹,想回家但出院后无处可去。
    最小家庭女成员管超市
    进货卖东西算账一门灵
    海棠园的第一个家庭成员是23岁的女孩悦悦,也是家庭中年龄最小的成员。悦悦脑子好使,被“家长”安排看超市卖东西,小姑娘现在进货、口捻账都一门灵。
    今天早晨,悦悦梳洗完毕后,特别是被“女家长”打扮一番后,开始坐在“家”里开办的小超市里卖东西。今天护士长交给悦悦一个新的康复任务,让悦悦自己打电话给供货商给超市进货。
    住院期间天生活泼的悦悦就天天吵着要回家,医院也认为悦悦病情稳定出院回家没问题。海棠园一建立,院里就安排悦悦到海棠园来生活。没想到一直吵着回家的悦悦听说要让她到一个陌生的家里去生活,死活不愿意来。最终医院只得答应先来试试,不习惯就接她回去。现在悦悦已经在海棠园生活了近两年,每当护士开玩笑说送她回医院,悦悦都赶紧说:“我表现多好啊,干吗送我回去?”
    悦悦父亲是精神分裂症患者,悦悦小时候父母离异,悦悦跟着父亲和奶奶生活。悦悦读初二时被确诊为精神分裂症,来到海棠园之前悦悦已经在精神病院关了3年多。但悦悦奶奶年迈、父亲有病,作为监护人的姑姑是一名公交车售票员,白天要上班,实在无力监护悦悦。
    家庭女成员扫地帮厨
    出游聚餐爱吃柿子椒
    海棠园里有一名叫王英的女康复者,40多岁,梳着短发,身体已经明显发胖,是家庭的女成员。由于智力和情感已经开始退化,王英被安排在厨房里帮助择菜、扫地。
    从记者早晨走进这个“家”,就发现王英总是低着头,谁说什么她也不搭茬儿,谁叫她干什么,她也只会用简单的“哎”或点点头来回应。大家开玩笑时王英也很少笑。医院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精神病患者的几个阶段是病情发作、长期封闭治疗社会功能和生活技能下降,情感退化最后完全变成废人再也无法回归社会和家庭。
    来到海棠园后,王英碰到了她入住精神病院8年后的一件高兴事:出游聚餐下饭馆儿。由于“家长”精打细算过日子,海棠园的“家”里有了1000多元的结余。经院里同意,“家长”们决定带着家人组织一次春游,再下一次饭馆儿。那天医院给安排了一辆面包车,一家人到公园玩了一天,中午还在饭馆搞了一次家庭聚餐。这让平时胃口好的王英非常高兴。聚餐会上,“家长”让每个家庭成员点一个自己爱吃的菜。问到王英爱吃什么时,王英少有地抬起头说:“柿子椒。”记者采访时白护士长问王英:“你几年没吃过饭馆了?”王英道:“8年。”
    王英家里有丈夫和孩子,但是王英在精神病院住院8年多,她的丈夫很少来看她,过年过节也从没有接她出去过。王英几乎成了无家可归的人。
    三名家庭男成员种菜
    赶集卖菜和顾客砍价
    赵丙志、大奎、刘琦,是大家庭中的3名男成员,都是50多岁。他们主要负责“家”里的小菜园。
    今天他们的任务是去小菜园绑黄瓜架。每逢周五,是小牛坊村里的大集。除去看超市和“话吧”的人,所有的家庭成员都可以去赶集。芳姐等趁着集市上菜肉便宜,多买出家人几天内要吃的肉菜。家里的3名男成员则把菜地里吃不了的蔬菜拿到大集上出售,和其他菜农一样,他们也想把蔬菜卖个好价钱,多卖点。一来二去,他们已经能熟练地和顾客聊聊天,砍砍价。
    家里超市、“话吧”、菜园的收入,院里全部返给家庭成员,“家长”根据每个人的出勤、劳动态度和对“家”里的贡献,把钱分给大家。
    赵丙志:50岁未婚,20多年精神病史,住院9年。父母去世,家中还有两个哥哥都已经成家,想回家但是哥哥不同意。
    大奎:50多岁,家里有妻子、儿子,十几年精神病史,住院7年。想回家也可以回,但是妻子说为供孩子上大学已经把家里的房子出租,妻子回娘家居住,大奎回家也没地方住,不同意接回。
    刘琦:50多岁,住院8年,想回家也可以回,但是家人不同意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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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神障碍患者院外之家已建6个
    2010年,海淀精神卫生防治院建起了第一个精神障碍患者院外之家——玫瑰园。2011年,医院又建立了海棠园、水仙园、长乐园等5个家。每个园的规模在15个人左右。每个“家”配备一名负责人,两名护士两三个志愿者。
    据游秋萍副院长介绍,医院建“家”的模式是:由医院出钱承租房屋让办理了出院手续又不能回到自己家的康复者居住。住在郊区“家”里的康复者每人每月收取1100元的费用,住在城区的康复者由于房租比较贵,每月缴纳1500元的费用。其中510元作为康复者的伙食费,其余用于支付房租、水电燃气、志愿者补贴等费用,不够部分医院承担。康复患者承担的费用基本不高于住院期间的自费部分。康复者自行承担的费用有的是康复者用自己的退休费缴纳,有的由家庭或单位补贴,家庭困难的康复者由残联、街道等机构支付。
    早期的“家”是由一名康复护士带着3名义工在“家”里照顾这些康复患者,后期就由康复患者自己从康复患者中选出自己的“家长”。康复者选择“家长”的标准主要是看有没有对家庭生活的规划和组织协调能力,自己能不能以身作则主动承担家庭事务等等。家长要能够组织召开家庭会议,家庭成员之间出现矛盾,要能够出面协调解决。“家长”由康复护士(负责人)提名,家庭成员举手表决通过。“家长”在负责人的指导下安排家庭生活。“家长”有权决定家庭事务的重大开销,根据家庭成员的表现给予奖励。“家长”定期改选、轮换,让每个康复患者都有机会通过当“家长”锻炼组织家庭生活的能力。
    住在“家”里的康复者可以自由出入家门到街上活动,还可以到附近赶集买东西和街坊邻居聊天。康复患者之家每周召开一次家庭会议。志愿者负责24小时陪伴康复者,护士负责按时安排康复者免费服药。观察康复者的情绪变化,发现康复者有情绪变化或者旧病复发的迹象及时报告医院收治。
    对话院长
    我不想让20岁的人老死在医院里
    一天的体验之后,记者就创办精神病患者康复之家的初衷和目前遇到的困惑、困难采访了海淀区精神卫生防治院院长王诚。
    记者:当初是什么让您决定尝试建立精神病人的院外之家?
    王诚:我大学毕业之后就在安定医院工作,亲眼看到了精神病患者的痛苦,只要家属不接病人十年二十年只能在封闭的精神病院里关着,甚至老死在精神病院里。你想象不到,有上千张床位的精神病院里,每个封闭的楼道里八九十个一样衣服、一样面孔的老年患者步履缓慢地来回溜达。他们中就有我年轻时医治过的患者。那时我就在想,这种状况不改变今天的年轻患者,就是明天封闭在病房里行动迟缓目光呆滞的疯老头。
    后来我走上了海淀精神卫生防治院的领导岗位,正巧有个和意大利合作的项目组织我们到意大利去参观学习。意大利在1978年全面废除了大型精神病院,所有的精神病患者回到社区,有些还带着症状生活,效果非常好,对我的震撼也非常大。所以从2009年年底开始,我们开始尝试建立第一个精神病患者院外之家——玫瑰园,后来又陆续建成了海棠园、水仙园等5个园。
    记者:目前遇到的困难和困惑是什么?
    王诚:首先是观念的转变非常难。长期以来,社会各界都认为精神病人就应该关在精神病院里。患者不能回到社会,家属等等都觉得把病人关在医院里省心,不接受把病人接出医院。但是新的精神卫生法实施之后,患者实行自愿住院、出院,这种观念必须改变了。
    再有社会接纳精神病康复者还有很大障碍。比如我们建“家”首先要在院外租房子,很多房主一听说要住精神残疾患者,第一反应就是一口拒绝。我们在承租第一个城区的患者之家时,曾经被拒绝过六七次。
    记者:您认为这种院外之家应该是患者回家的中转站还是长期住所?
    王诚:这种模式在香港被称为“中途宿舍”,就是精神病患者从医院到回归家庭的中转站。而意大利的“家”有三个功能:第一是患者从医院到回归家庭的过渡,第二是为那些确实无家可归的精神病患者提供一个长期的居所,组建一个新的家庭,第三是精神病患者在出现轻微的精神病反复时,送回这种开放式机构,边生活边治疗。(来源:北京青年报http://bjyouth.ynet.com/3.1/1306/03/805074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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