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客

  • 刘逸明:“被精神病”能否因《精神卫生法》而终结?

    5月1日,令人期待已久的《精神卫生法》终于得以实施,《精神卫生法》是中国第一部旨在维护精神病患者合法权益的法律,《精神卫生法》的出台表明当局对精神病群体的重视,值得肯定。不过,这部法律实际上是从1985年开始启动立法的,经过十多次修改,2012年10月份才被中国全国人大通过,直到现在才实施,这种办事效率实在是太低了。
    《精神卫生法》之所以千呼万唤始出来,显然遭遇到了很大的阻力,阻力不是来自于民间,而是来自于官方。从海内外媒体的报道看,访民等各类敏感人士时常被强行送进精神病院限制人身自由和遭受虐待。《精神卫生法》不仅仅是针对精神病群体,还对避免正常人“被精神病”作出了规定。这部法律能否确保以后不会再有人“被精神病”,民间与外界依然存疑。
    《精神卫生法》规定:“精神障碍患者住院必须自己愿意,没有严重危险性的不得强制住院”。从这句话来看,立法者的文字并不严谨,倘若一个人真的患上了精神病,虽然思维异常,但仍然知道精神病院不是个好地方,自然不会自愿进精神病院。所以,应该是自愿或者家人愿意。该法规定必须实施住院治疗的有两种情形:“1)已经发生伤害自身的行为,或者有伤害自身的危险的;2)已经发生危害他人安全的行为,或者有危害他人安全的危险的”。对于第一种情形,一般人容易理解,但对于第二种情形中的后半部分,显然具有太大的活动空间,是否具有危害他人安全的危险究竟应该由谁说了算?家人还是他人?如果是家人,当然没问题,如果是他人,那警方或者其他人又可以以你有危险为名强行送入精神病院了。
    有媒体统计称,“被精神病”者被送至精神病院通常有三类情况:被家人送至、被单位送至、被政府送至,以致有评论认为“被精神病”者绝大多数是访民和维权人士、异议人士。从常理看,被家人送至精神病院的人绝少是“被精神病”者,因为家人往往不会轻易将自己的亲人送进去,只是到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才这样做。而被单位和政府送进去的则不同,很多时候,都是因为被送入者坚持维权或发表令官方恼怒的言论。无需调查,便可以想象得出来,中国的“被精神病”者基本上都属于这类人。
    虽然“被精神病”的情况经常发生,但全国人大常委会则并不愿意承认这种事实。该机构认为,在之前的多次调研中,听到的“被精神病”情况极少,听到的多数意见是立法要解决当前精神卫生工作中存在的预防不力,患者得不到及时治疗和有效康复等问题。所以《精神卫生法》要立足于从人财物等几个方面促进精神卫生事业的发展,建设和完善精神卫生服务体系,保障患者的合法权益,建设一支高素质的精神卫生工作队伍。
    深圳律师黄雪涛是著名的“被精神病”公益律师,长期关注《精神卫生法》,她认为,“被精神病”已是不可否认的社会现象,《精神卫生法》除了应该保护精神障碍患者合法权益外,还应确保正常公民不被强行收治。《精神卫生法》的部分内容算是对黄雪涛以及民间的呼吁作出了回应,但相关内容只是轻描淡写、含糊其辞,不得不令人担忧。
    近年来上访大军日益壮大,让地方政府挠头,为了防止他们继续上访,很多长期上访的访民均“被精神病”。早在2009年,中国疾病预防控制卫生中心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各类精神病人数在1亿人以上,其中,重症精神病超过1600万人。真不知道中国疾病预防控制卫生中心是怎么得出这一数据的,如果各类精神病人数在1亿人以上,那比例也太高了,这与常人的感受有明显的区别。当然,或许在官方的眼中,各类敏感人士,尤其是访民都属于“精神病”患者,如果把他们都算进去,当然能让上述数据成立。
    官方认定精神病的标准与民间有天壤之别,这才是导致中国精神病人数据庞大的重要原因。几年前,北京大学教授孙东东认为,那些长期上访者都是有“精神病”的,结果引起访民众怒,使得访民纷纷奔向北大或者他的家门前讨说法。按照官方机构发布的数据,在这个世界上,精神病患病比例无国能出中国之右,更有专家危言耸听,到2020年这一比率将升至四分之一。这种说法不堪一击,可见,“被精神病”者不仅是那些被强行送进精神病院的正常人,还有从未进过精神病院的正常人。有上述数据撑腰,人人都有被强行收治的可能。
    精神病院本应是诊断和治疗精神疾病的地方,但是,早在20多年前,精神病院就开始沦为了为当局打压“不稳定因素”和“敌对分子”的特殊场所。北京作家王万星因为1992年在天安门广场上打出呼吁平反“六四”的标语,结果被警方以“精神病人”的身份强行送入北京安康医院关押治疗,直到2005年才结束了“被精神病”恶梦。
    仅仅最近几年,被中国国内媒体曝光的“被精神病”案例就层出不穷、触目惊心:2003年,因不满“同工不同酬”问题,武钢职工徐武将工作单位告上法庭败诉后开始上访,2006年至2011年被强制接受精神病治疗4年多;郭元荣曾为湖北十堰竹溪县建设局干部,因为举报自己上司违纪行为,被关在精神病院长达14年;2003年10月30日,河南漯河大刘乡农民徐林东因为帮邻居讨公道向有关部门反映情况,被乡政府送进了漯河市精神病院。之后竟然家属无权接人,要通过乡政府许可。徐曾被电击55次,两次逃跑、几度自杀;2009年12月,深圳市康宁医院郭俊梅和几名护士到深圳市信访办反映奖金过低的情况后被诊断为“偏执性精神障碍”被强行治疗……
    显然,上述案例只是冰山一角,不为公众知晓的“被精神病”案例数不胜数。《精神卫生法》倘若能得到认真的贯彻实施,或许真的能够保障精神病患者的权益,并杜绝正常人“被精神病”的悲剧;但是,在权大于法,政权高于人权,稳定压倒一切,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当今中国,即使这部法律的确有改善现状的意图,也难免不会沦为一纸空文,只要不能真正做到将官员手中的权力关进笼子里,“被精神病”的悲剧还会不断上演。(来源:民主中国http://boxun.com/news/gb/pubvp/2013/05/201305042145.shtml#.UYUJV7WLC1Y)

    回目录

  • "榆林女精神病人遭猥亵"系人为导演

    5月19日中午,榆林市世纪广场一名精神异常女子遭多名男子猥亵侮辱,其过程被拍摄并传上网络。5月29日,榆林警方将犯罪嫌疑人陈亮亮、娄永田抓获。6月5日,警方辗转府谷、西安、延安等地,在清涧县将另一犯罪嫌疑人姜海洋抓获,并予以刑事拘留。现已查明,嫌疑人姜海洋与陈亮亮共同组织、教唆乞讨人侮辱女精神病人,并拍摄视频后上传国内一知名视频网站。
    女精神病人遭猥亵榆林警方刑拘三人
    5月19日中午时分,榆林市世纪广场一名精神异常女子遭多名男子猥亵、侮辱,其过程被拍摄并长达20多分钟的视频里,一位疑似患有精神病的中年女子坐在榆林世纪广场座椅上,遭到一位老年男子纠缠。该男子唱着情歌,多次试图拉手、亲吻未果。当女患者试图摆脱离去,另一名老者竟拉住女子不肯松手。
    整个视频中,摸手、强吻、搂抱多次发生,围观男子多达四五十人,女患者几欲离开又被人强行拉住,哭喊声不止却无人上前相助。视频里一名穿白色T恤的年轻男子显得格外兴奋,不时教唆个别男子上前猥亵,围观者有的人用手机拍照、摄像,有人在其胸部、臀部、腹部乱摸,当女患者想要逃离时,有人顺势将她搂入怀中强行亲吻,顿时起哄声四起。
    这段视频上传后,遭到网友们的厉声斥责。网友们普遍认为这种恶劣做法严重侮辱女性,伤害弱势人员,违背法律和道德伦理。
    事件发生后,榆林市委、市政府领导先后作出批示,要求公安机关严查快处。市区两级公安机关已成立专案组展开调查。5月29日,榆林市公安局将犯罪嫌疑人陈亮亮、娄永田抓获。经查,这是由陈亮亮等人蓄意导演的一场侮辱闹剧。次日,两名犯罪嫌疑人以涉嫌侮辱妇女罪被刑事拘留。
    随后,榆林市公安局榆阳分局加大案件侦办力度,民警辗转安等地,于6月5日在清涧县将正欲再次潜逃的犯罪嫌疑人姜海洋抓获,并予以刑事拘留。现已查明,姜海洋与陈亮亮共同组织、教唆乞讨人侮辱女精神病人,并拍摄视频后上传国内一知名视频网站。
    此前报道:“榆林两老人猥亵女精神病人”系人为蓄意导演
    警方查明:5月19日13时许,陈亮亮(子洲县陈家坪村人,1987年8月9日出生,曾因抢劫罪、非法拘禁罪两次入狱)与姜海洋(现住子洲县马蹄沟镇马蹄沟村612号,1993年7月29日出生,无业)在榆林城区世纪广场走廊闲逛时,看见一个乞讨老汉(身份不详)向女精神病人刘某讨要钱财,另一乞讨人娄永田(安徽省宿州市灵璧县黄湾镇高圩村人,现住榆阳区南门口附近,1951年5月26日出生)坐在旁边。同时,二人看到走廊里有人用手机拍照,两人商量教唆两个乞讨老汉假扮追求女精神病人,用手机拍摄后上传网上。后由姜海洋负责拍摄,陈亮亮负责教唆、指挥、示范两个乞讨老汉假扮追求女精神病人。
    期间,一个乞讨老汉(身份不详)向女精神病人刘某下跪献花(花为陈亮亮交给乞讨老汉),并摸了刘某的大腿、手和胸部,亲了刘某。刘某几次试图离开,均被娄永田和陈亮亮阻挡,拍摄时,播放了音乐,引逗刘某跳了一会儿舞蹈。整个过程先后持续了20多分钟,周围约有五六十人围观。事后,姜海洋和陈亮亮来到榆阳区二街新建南路西亚大厦博学网吧,由姜海洋将自己录制的视频上传到了国内一知名视频网站。(记者马广浩)(来源:西部网http://news.xinhuanet.com/local/2013-06/08/c_124832522.htm)

    回目录

  • 精神病人犯罪怎么办?诸暨市首例强制医疗案审结

    浙江在线06月06日讯以往精神病人犯罪的案件,只需经公安机关启动精神鉴定确认程序,再由公安机关负责人审批签字,便可进行强制医疗。而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对强制医疗进行了从行政化到司法化的法治化“改造”。
    日前,诸暨市人民法院审理了一起强制医疗申请案,对被申请人周某作出强制医疗的决定。这是新刑诉法今年1月实施以来,诸暨市首例强制医疗案件。
    今年40岁的周某,家有一老父,两人相依为命。从三、四年前开始,周某精神就有些不太正常,经常一个人自我聊天。有时候还自己打自己并骂人。今年2月6日下午1点左右,周某精神出现妄想症状,认为其母亲是由于屠某已去世的父亲附身而死亡,于是携带火柴、浸湿汽油的布等物品,跑到屠某家中索要赔偿。被拒绝之后,周某用水果刀吓退屠某在家的妻子,后用点燃的布引燃稻草,再丢入厨房,见着火后逃离现场。火很快被赶来的群众扑灭。
    经绍兴市第七人民医院司法鉴定所司法鉴定,周某患有精神分裂症,而上述行为正是在发病状态下发生的,这表示事发时周某对作案行为无辨认能力和控制能力,系无刑事责任能力。
    但检察机关认为,周某故意放火,危害公共安全,虽然对这起案件不负刑事责任,但有继续危害社会的可能,于是向法院提出强制医疗的申请。这遭到了周某父亲的反对,他认为儿子精神状态已恢复正常,危害社会的可能性不大,且自身年纪已大,若儿子被强制医疗则自己无人照顾,其诉讼代理人也对周某患有精神分裂症提出了异议。最后,诸暨市人民法院在通知了鉴定人出庭作证以及综合考量后,对周某作出了上述决定。
    这是该院首例决定强制医疗案件。据该院法官说,根据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对符合强制医疗条件的精神病人首先要由公安机关提交强制医疗书移送检察院,检察院审核后认为符合条件的再向人民法院提出强制医疗申请,人民法院通过开庭查明事实后最后做出是否强制医疗的决定。(来源:绍兴网 http://roll.sohu.com/20130606/n378165416.shtml)

    回目录

  • 德媒:“被精神病”在中国会成为历史吗?

    (德国之声记者吴雨报导)据中国官媒“人民网”等媒体报导,《精神卫生法》从5月1日起正式实施;该法第30条明确规定:“精神障碍的住院治疗实行自愿原则”。据此中国医学界和一些法律界人士认为,这部法律确立“自愿住院原则”,此前引发激烈争议的“被精神病”现象有望终结。
    近年,中国各地多起“被精神病”案例被媒体曝光:2008年山东泰安农民孙法武赴京上访途中被当地政府抓回,关进精神病院20多天;2008年7月,杨佳袭警案发生后,其母亲王静梅失踪后被证实被警方送入一家精神病院以阻止她为杨佳自聘律师;2009年《南方都市报》曾披露广东深圳女子邹宜均因家庭财产纠纷,被其二哥及家人化名为“韩丽”,两次强行送入精神病院,强制治疗了3个多月……
    去年10月26日,中共十一届人大常委会第29次会议表决通过了《精神卫生法》,至此历经27载,被寄予保护精神病患权利、厘清精神病医生和机构权力边界的法律终于出台。与一些学者赋予这部法律的高度评价相比,亦有一些法学学者对“被精神病”现象能否彻底杜绝提出质疑。
    “突然就身陷一个精神病院的孤岛上”
    杨佳的母亲王静梅向德国之声回顾,在杨佳袭警案发生的当晚,她被北京警方带走声称要协助上海警方做调查,其后被送入北京安康精神病院。据王静梅透露,这是一家北京公安部门设立的内部医院。在这个“孤岛”上,她与牵挂的儿子、和外面的世界失去了所有的联系:“我自己是深有体会的,当年他们把我拘禁进去的时候,他们用的是假名字,他们用各种手段开了一个假证明,他们莫名其妙的拿来一个精神病的鉴定书。如果不是因为当时事情特别轰动的话,没有人知道我在里面。”
    王静梅也表示作为有着噩梦般“被精神病”经历的人,她支持所有取消“被精神病”的法律,尤其是希望这样的法律能够作用于很多“被精神病”的上访者,能够帮助这些人走出困境:“我了解到一些上访的人,他们就‘被精神病’,对上访者应该去了解他们的原因和理由去处理问题,而不是把他们当成精神病人抓起来,所以废除‘被精神病’我是支持的。”
    “公安办的精神病院不关停,‘精神病维稳’可能还会存在”
    中国民间公益组织“深圳衡平机构”于2010年发布的《中国的精神病收治制度法律分析报告》曾指出“精神病维稳模式”的存在:“中国精神病患收治局面十分混乱,其中一个重要表现就是精神病治疗被滥用;没有任何司法审核程序,导致把一些人送至精神病院是非常简单的事情,甚至单位、警方、政府都可以充当送至人,直接和精神病院达成合同关系,这样的情况下,会很容易把没病的正常人也送进去。”
    东南政法大学法学学者张赞宁也对该法的正式实施表示支持,认为会让“精神病维稳”的情况有所收敛,但他同时也质疑该法能不能对公安部门直属下的精神病院起到约束作用:“以前很多‘被精神病’最主要是发生在公安局自己设立的精神病院里面,当然也有发生行政部门办的精神病院中的,但是我现在怀疑的是公安局为什么要办精神病院呢?他们的目的肯定就是要把一些不给罗织罪名的异见人士、上访人员,不好判刑的情况下就以这种方法送精神病院。新的《精神卫生法》并没有取缔公安部门办的精神病院,这就为公安部门继续对异见人士、上访人员‘被精神病’埋下伏笔,留了一块‘自留地’。”

    回目录

  • 武汉访民周瑞英从北京被截回后送进公安局

    民生观察工作室2013-6-16消息:武汉访民周瑞英今天上午致电本工作室说,她近日到北京上访,昨天在北京被抓后,被截回了武汉。可今天到武汉后,她没被释放回家,而是被送到了武汉市青山区公安分局,还不知最终会怎样。
     
    据悉,周瑞英是武汉青山区人,因投毒案而上访。

  • 四川道桥工程师陈虎彪的申诉书

     
    我叫陈虎彪,现年62岁。大专文化,道桥工程师、道桥监理工程师。原四川德阳市第十建筑工程公司副总经理。1993年我个人筹资700余万元,带领公司1000余人修建中国达成铁路A3标段DK205—206段的路、桥、隧道全部工程。1996年8月27日竣工,交给铁十九局三处,通车使用。当年大桥工程被评为全国优质工程。但由于铁十九局三处恶意克扣我们的血汗钱,迫使我于1997年3月24日将铁十九局三处起诉到四川省遂宁市中级人民法院。让我没想到我们这一事实清楚、普通讨血汗钱的案件,竟让我从基层法院打到最高法院。我个人垫付700余万元不但没有要回来,到花掉300多万元。害得我一无所有、负债累累。荒废了15年人生最宝贵生命。唯一的收获是得到七份差距悬殊的判决,让我彻底认清了中国司法已腐败头顶!
    每一份判决书都是法官大人们“依法精心”做出的判决。法官大人们在判决书中说的“头头是道、句句在理”。但是如果把从基层法院到最高法院的七份差距悬殊的判决同时摆在桌面上,比较、斟酌一下,就会看出这里有天大的问题!一个案件、一个国法,为什么从基层法院到最高法院,竟出现七份差距悬殊的判决呢?这不言而喻法官大人们在庄严的判决书背后都有见不得人的“隐私”。尊敬的法官大人们请收起你们那套依法治国、公平公正的假面孔吧!天下民众已经觉醒,绝不会放过你们这种祸国殃民、损公肥私的卑鄙做法。
    我被这起官司折磨的死去活来,因而我誓死也要把我从基层法院到最高法院的七份差距悬殊的判决(详见附件1–7)公布于世。请大家关注,给我指条明路。
     
    2013年6月15日
    陈虎彪电话:13388121949
    整理:反腐维权联盟马波


    陈虎彪反腐

  • 父亲“睡死”看守所 公安局即将进行“强制尸检

    民生观察工作室2013-6-16消息:家住辽宁省东港市龙王庙镇沙坨子村西组村民杨春权(男,1966年9月14日生),在2012年7月16日晚因家庭琐事与其妻子汪昌丽发生口角,失手将妻子伤害致死。2013年2月7日被丹东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杨春权入监后疑遭到殴打死亡,2013年2月21日凤城看守所下发《告知书》,认定杨春权系突发“心脏骤停”死亡,属正常死亡。同日,家属在凤城殡仪馆见到经美容化妆后的杨春权遗体。家属对杨春权正常死亡认定不服,多次与公安局交涉无任何结果。2013年5月16日根据一院二部《关于看守所在押人员死亡处理规定》第九条第二款之规定,家属向凤城市检察院提出调查申请书,同时,国家信访局也接受了家属的情况反映,承诺在二个月内给予调查结果。在家属等待有关部门调查结果的时候,2013年6月6日接到凤城公安局通知,要求家属在一张《强制尸检通知书》上签字,并告知无论家属同意或不同意,凤城公安局将于2013年6月18日组织对在押死亡人员杨春权进行强制尸检。杨春权的家属对于即将在6月18日的强制尸检深感质疑,他们质疑凤城公安局强制尸检行为违反《关于看守所在押人员死亡处理规定》等处理程序,其背后必定隐藏“不可告人”的非法目的;他们发出“十万火急”的求救信,恳请各位领导制止凤城公安局2013年6月16日对在押非正常死亡人员杨春权进行非法“强制尸检”。以下是死者儿子讲述的事件经过:

    讲述者:杨蔚屏(死者儿子)
    一、事件经过
      杨春权(男,1966年9月14日生),家住辽宁省东港市龙王庙镇沙坨子村西组)2012年7月16日晚因家庭琐事与其妻子汪昌丽发生口角,失手将妻子伤害致死。7月17日被凤城市公安局依法刑事拘留,关押于凤城市看守所第七号监室,同年7月30日被依法逮捕。2013年2月7日被丹东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
      杨春权入监后,表现良好,积极参加劳动,服从管教,团结同监室人员,从未与他人发生争执,也未发现有任何疾病。2013年2月15日下午凤城看守所第七监室发生群殴事件,15:17分钟放风时,“狱霸”郑兴强行将杨春权从床上拖至放风场(放风场视频监控“恰巧”没有开机或未保存视听资料),放风结束后,杨春权明显出现神情恍惚迹象、动作迟缓,疑似遭遇暴力攻击,随后“狱霸”郑兴在卫生间望风,其他人将756号犯人按倒在监室角落实施抱压、殴打等暴力行为长达半小时之久。2月16日23:30值班犯人两次用手势向“狱霸”郑兴比划睡觉中杨春权左后脑部位出现4-6厘米血(水)肿。2月17日杨春权全天处于精神萎靡状态,反复揉搓左后脑部位;17:58分钟值班医生冯殿斌未经诊断即开出的扑热息痛(乙酰氨基酚)让杨春权服用;18:05分钟杨春权与同室犯人交流,同室犯人用手指压杨春权左后脑受伤部位;2月18日3:18分钟,值班犯人发现杨春权脸色苍白、呼吸急促,遂过去叫杨春权,发现无任何反应后,即按呼叫器报告总监控室民警;3:20分钟,值班所长王长春及值班医生冯殿斌进入监室实施先期抢救;3:42分钟,120医护人员赶到,进行检查、抢救;4:30分钟,凤城市中心医院初步诊断,杨春权心脏骤停死亡。
      2013年2月21日凤城看守所下发《告知书》,认定杨春权系突发“心脏骤停”死亡,属正常死亡。同日,家属在凤城殡仪馆见到经美容化妆后的杨春权遗体。家属对杨春权正常死亡认定不服,多次与公安局交涉无任何结果。2013年5月7日在家属多次强烈要求及凤城市检察院督促下,凤城市公安局在事发近三个月后签发了《凤城市公安局关于在押人员杨春权死亡调查结论的通知》,再次认定杨春权系正常死亡,凤城看守所无工作过错。
      二、我们的质疑
      凤城公安局在《凤城市公安局关于在押人员杨春权死亡调查结论的通知》中强调杨春权在押期间“三不存在”(不存在被他人殴打、不存在生病得不到及时治疗、不存在生活受虐待),属于正常死亡,凤城看守所无工作过错,于事实不相符。通过看守所现场勘察及视频监控等相关资料显示、凤城市看守所不仅存在“狱霸”殴打、虐待同监室人犯现象,看守所在监管过程中存在重大的工作失误,相关人员涉嫌构成玩忽职守、帮助毁灭证据、非法行医、医疗事故等刑事犯罪,应当依法追究相应的法律责任。
      1、凤城看守所第七监室存在以郑兴等为首“狱霸”经常殴打、虐待同监室人犯现象,杨春权生前疑似遭遇郑兴等人殴打,致左后脑部位受伤。
      凤城看守所第七监室(内)视频监控显示,2013年2月15日15:17分钟放风时间,595号“狱霸”郑兴强行将杨春权从床上拖至放风场(放风场视频监控“恰巧”在此刻没有开机或未保存视听资料),放风结束后,杨春权明显出现神情恍惚迹象、动作迟缓,疑似遭遇暴力攻击。随后“狱霸”郑兴在卫生间望风,其他人将756号犯人按倒在监室角落实施抱压、殴打等暴力行为长达半小时之久,号称对监室进行二十四小时人、机全方位监控的凤城看守所却始终未采取任何制止措施。2月16日23:30值班犯人两次用手势向“狱霸”郑兴比划睡觉中杨春权左后脑部位出现4-6厘米血(水)肿。2月17日杨春权全天处于精神萎靡状态,反复揉搓左后脑部位;17:58分钟值班医生冯殿斌未经诊断即开出的扑热息痛(乙酰氨基酚)让杨春权服用;18:05分钟杨春权与同室犯人交流,同室犯人用手指压杨春权左后脑受伤部位;2月18日3:06分钟,杨春权出现心脏骤停,不治身亡。据死者亲属观察,在殡仪馆见到杨春权尸体时,其左后脑部位发软,呈现血(水)肿现象。
    除2013年2月15日杨春权被“狱霸”郑兴强行拖至放风场外,第七监室(内)视频监控显示,自2013年2月15日起至2月18日凌晨杨春权死亡止,不存在自伤、他伤、意外跌倒或撞击等导致杨春权左后脑受伤血(水)肿的可能性,因此,放风场是导致杨春权头部受伤唯一场所,“狱霸”郑兴具有故意伤害杨春权的重大犯罪嫌疑。
      2、“失而复得”的第七监室(外)放风场监控摄像头
      第七监室2013年2月15日下午(外)放风场视频监控资料是追究“狱霸”郑兴故意伤害罪重要的证据线索,但(外)放风场视频监控成为深不可测的迷团,凤城公安局至今没有给予明确的说法。
      2013年4月18日上午凤城看守所指导员蔡克军,在风城公安局信访办公室声称,第七监室放风场视频监控非看守所监控系统的组成部分,只是看守所内部管理辅助不具备储存功能,不属于公安部《拘留所条例实施办法》规定应当保存的监控录像资料。同日下午,在监所现场蔡克军又称放风场只有远处全景摄像头,第七监室放风场没有监控系统。当家属指出其他监室均有摄像头时,佟明德局长带领家属到第七监室进行实地考查,发现第七监室放风场顶棚的摄像头刚刚被拆掉,但第七监室(外)放风场其他监控摄像头始终运转正常。
    根据公安部《看守所监控系统建设规范》摄像机、拾音器及其布局3.3规定,在监室、禁闭室、监室放风场等部位应设置摄像机。凤城看地所第七监室(外)放风场监控系统是看守所监控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相关监控录像资料应当至少保存15天。显然,凤城看守所负责人及直接责任人为逃避其管理责任,故意隐藏或销毁2013年2月15日15:17分第七监室(外)放风场杨春权被暴力袭击的监控录象资料,客观上帮助犯罪嫌疑人逃脱罪责,情节特别恶劣,涉嫌构成帮助毁灭、伪造证据罪,应当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3、第七监室音频监控系统“选择性失聪”
      凤城看守所称,监室音频监控系统正常,“恰巧”第七监室音频监控系统,事发前十五日出现故障,事发后修复,在此期间未能保留事发前后的音频监控资料。
      根据《看守所技术建设规范》第十六条规定,监控系统:用于对在押人员行为实施视、听监控。为保障监所安全,掌握在押人员动态、开展狱内侦查、深挖犯罪和配合办案提供技术支持,其中监室及会见室前端必须隐蔽安装。《看守所监控系统建设规范》3.2、3.3规定,必须安装高灵敏度拾音器,其中监室、禁闭室、讯问室、会见室(律师会见室除外)应隐蔽安装拾音器,其安装高度应在人体高度的水平声波范围之内。凤城看守所明知第七监室设备出现故障,却长达半个月时间内未予以修复,不履行职守的行为已造成在押人员非正常死亡等严重后果,凤城看守所负责人及直接责任人涉嫌构成玩忽职守罪,应当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4、消失多年的“赤脚医生”惊现凤城市看守所
      凤城看守所称,为弥补看守所医务力量的不足,与凤城市第三人民医院建立协作关系,由凤城市第三人民医院每日派出两名医生负责看守所日常卫生医疗工作。经辽宁省卫生厅查询,值班医生冯殿斌无执业医师资格,截至2013年4月17日零时,其未在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网站进行医师执业注册登记。所谓凤城第三人民医院医生冯殿斌无行医资格,属于民间郎中或消失多年半农半医的赤脚医生。
      《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第十四条规定,医师经注册后,可以在医疗、预防、保健机构中按照注册的执业地点、执业类别、执业范围执业,从事相应的医疗、预防、保健业务。未经医师注册取得执业证书,不得从事医师执业活动。若冯殿斌不能提供合法有效的医师注册证明或卫生行政管理部门同意异地执业的证明,其行为构成非法行医罪,且造成就诊在押人员死亡,应当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5、“冯式一分钟诊断法”是华佗转世,还是扁鹊重生?
      第七监室视频监控系统显示,2013年2月17日17:57分钟杨春权在监室窗口就医,巡诊到此的值班医生冯殿斌对杨春权诊断、开药全过程不超过一分钟,对其头部明显的外伤症状未及时予以处置,严重违反医疗技术操作规范,从而使病人失去治疗的时间、机会,最终导致就诊在押人员杨春权不治身亡。
      “冯式一分钟诊断法”如此灵验,是华佗转世,还是扁鹊重生?凤城看守所的扑热息痛(乙酰氨基酚)是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吗?难道监所医生对在押人员生命权、健康权的冷漠和忽视不是另一种变相的虐待行为吗?对一个丧失人身自由的在押人员来说,在特定的条件下生病或受伤得不到及时、有效的医疗,就意味坐以待毙。值班医生冯殿斌严重违反操作规范,对杨春权不治身亡负为不可推卸的责任,其行为已构成医疗事故罪,应当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6、给杨春权美容化妆真是出于“人道主义”考虑吗?
      凤城看守所在杨春权死亡后,未按照《看守所在押人员死亡处理规定》,在第一时间通知家属、保护现场、封存杨春权遗物及其服用的同批次药品,却以“人道主义”为幌子擅自对杨春权遗体进行美容并穿寿衣入棺。所长赵文科在与家属及律师见面时,在无任何依据的情况下,声称杨春权死于心原性心脏病,试图掩盖杨春权非正常死亡的真相。
      凤城市中心医院120急诊病历现病史记载,杨春权死亡时没有出现正常应有的二便失的现象,公安局出具的现场尸表勘验照片中,躯干部分照片尸斑已经非常明显,显然杨春权在送往医院前尸体已经处理过,尸表勘验照片亦非现场拍摄的。结合凤城看守所至今拒不提供(外)放风视频监控及音频等材料,可以充分认定凤城看守所给杨春权美容化妆,绝非出于“人道主义”考虑,其实质掩盖杨春权非正常死亡真相,逃避其工作重大事故和部分人员的刑事犯罪行为。
      因我以上所续述的内容在我还没得到凤城市公安局及相关部门的答复之机,2013年6月6号却又被凤城市公安局纪委副书记康秀云电话找去,通知我们6月16日要强制对我父亲做尸体解刨。我更加迷茫不知所措,我是在得到国家信访局承诺对我父亲的死亡原因两个月内给答复。丹东市政府信访局领导承诺此事已交凤城市检察院调查处理,让我们直接去找凤城市检察院的时候,却又得到凤城市公安局这一违背常理继续隐瞒,渎职、包庇犯罪、推卸责任。以丧失作为执法机关应有的职能,致此我呼吁所有看过此帖子的有良知的好心人帮我主持公道,继续讨个说法!为了还原事实真相,我和弟弟两个失去妈妈又失去爸爸的孤儿,希望依靠社会好心人及舆论的支持生活下去!!!为我死去的母亲更为我不明不白死去的父亲而活下去,我渴望能看到驱散乌云!匡扶正义!世上无冤!无冤的那一天!
    名字杨蔚屏
    电话号码:15041578164
    qq: 1010802161
     
     
    附死者家属的求救信:
    各位领导:

      我们是辽宁省凤城市看守所非正常死亡在押人员杨春权的家属,杨春权因家庭琐事将妻子伤害致死,被辽宁省丹东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12年有期徒刑,羁押在辽宁省凤城市公安局看守所。2013年2月18日晨3点20分杨春权突然死亡,凤城市看守所所长赵文科称杨春权死于心原性心脏病,但家属在检查尸表时发现杨春权左后脑部位发软,呈现血(水)肿现象,随即要求查看事发当时监控录相,通过监控录相发现凤城看守所第七监室存在以郑兴等为首“狱霸”经常殴打、虐待同监室人犯现象,杨春权在2013年2月16日下午疑似遭遇郑兴等人殴打,致左后脑部位受伤,但凤城看守所以各种理由拒不提供事发时(外)放风场视频资料及监室录音,并拆除(外)放风场摄像头,试图掩盖杨春权受伤的真相。另外,经查当日值班医生冯殿斌(看守所称凤城第三人民医院医生)涉嫌非法行医,其玩忽职守未及时诊治杨春权病情,错失抢救时机,最终导致杨春权不治身亡。

      事发后,凤城市看守所及公安局未按照《看守所在押人员死亡处理规定》客观、全面履行调查义务并作出调查结论。相关人员对待死者家属态度蛮横粗暴、隐瞒事实真相、伪造事发现场,以凤城看守所2013年2月21日出具的所谓《告知书》作为调查报告愚弄死者家属。凤城公安局纪委副书记康秀云声称,文件没有要求由县级以上公安部门出具调查结论,凤城看守所是凤城公安局下属职能部门,凤城看守所的《告知书》等同于凤城公安局的调查结论,要求死者家属按《告知书》规定立即火化。
      
        家属对此不服,要求公安局对杨春权死亡原因作出书面调查报告,凤城市人民检察院在凤检(2013)1号《凤城市人民检察院关于市看守所在押人员杨春权死亡事件处理的函》中,督促凤城公安局尽快依法查明在押人员杨春权死亡原因,并作出调查报告。2013年5月7日在事发近三月后,凤城公安局才作出凤公(2013)41号《凤城市公安局关于在押人员杨春权死亡调查结论的通知》,认定“三不存在”(不存在被他人殴打、不存在生病得不到及时治疗、不存在生活受虐待),属于正常死亡,凤城看守所无工作过错”。2013年5月16日根据一院二部《关于看守所在押人员死亡处理规定》第九条第二款之规定,家属向凤城市检察院提出调查申请书,同时,国家信访局也接受了家属的情况反映,承诺在二个月内给予调查结果。在家属等待有关部门调查结果的时候,2013年6月6日接到凤城公安局通知,要求家属在一张《强制尸检通知书》上签字,并告知无论家属同意或不同意,凤城公安局将于2013年6月18日组织对在押死亡人员杨春权进行强制尸检。

      凤城公安局强制尸检行为违反《关于看守所在押人员死亡处理规定》等处理程序,其背后必定隐藏“不可告人”的非法目的。十万火急!!!恳请各位领导制止凤城公安局2013年6月16日对在押非正常死亡人员杨春权进行非法“强制尸检”。

      一、凤城公安局组织“强制尸检”目的何在?

      从凤城市看守所所长赵文科声称杨春权死于“心原性心脏病”到(外)放风场摄像头“失而复得”、监室录音设备“选择性失聪” 对尸体进行人道主义“美容化妆”,再到至今也未公开狱医冯殿斌的真实身份等行为表明,凤城公安局自始自终掩盖杨春权曾遭遇同室狱霸殴打及未得到值班医生及时救治,最终不治身亡的真相,企图逃避其监管工作的重大过错,部分工作人员甚至采取私自拆除(外)放风场摄像头、隐藏或销毁相关录音录相资料等手段破坏案发现场,客观上帮助犯罪嫌疑人逃脱罪责,已构成帮助毁灭、伪造证据罪、玩忽职守罪、非法行医罪、医疗事故罪等刑事犯罪,此番凤城公安局在其调查工作已经结束,又违反规定、越权进行所谓“强制尸检”,则充分暴露其企图逃避监管的重大过错责任,帮助部分工作人员逃脱刑事追究的不法目的。

      杨春权遭遇暴力攻击后,左后脑部位出现6-7公分的血肿或水肿,值班医生玩忽职守,未给予及时的诊治,错失抢救时机和时间,最终导致杨春权不治身亡。
     
     二、“老子给儿子做鉴定”能得到公正的鉴定结论吗?

      2013年6月6日家属接到凤城公安局纪委副书记康秀云通知,要求家属在一张《强制尸检通知书》上签字,并告知家属无论同意或不同意,凤城公安局将在 2013年6月16日组织对在押非正常死亡人员杨春权进行“强制尸检”。凤城市公安局在杨春权非正常死亡事件处理过程中,逃避责任、隐瞒销毁证据或伪造现场、徇私舞弊包庇相关责任人员,早已失去国家政府机关应有的公正廉明的基本要求。由存在千丝万缕明显利害关系甚至本身就是徇私舞弊者同盟者的上级机关对下级单位进行进“强制尸检”,岂不是让老子给儿子做责任认定,能得到公平公正的鉴定结论吗?

      三、凤城公安局“吃了吐”的强制尸检合法吗?

      自2013年2月18日杨春权非正常死亡,凤城公安局针对家属的质疑迟迟未出具正式的调查结论,在检察院及上级各级部门督促下才于2013年5月7日即事发近三月后,才作出凤公(2013)41号《凤城市公安局关于在押人员杨春权死亡调查结论的通知》,认定“三不存在”(不存在被他人殴打、不存在生病得不到及时治疗、不存在生活受虐待),属于正常死亡,凤城看守所无工作过错”。

      根据《关于看守所在押人员死亡处理规定》第九条第二款之规定,2013年5月16日家属向凤城市检察院提出调查申请书,同时,国家信访局也接受了家属的情况反映,承诺在二个月内给予调查结果。在本案中凤城公安局调查工作已经结束,现已进入检察院调查阶段, 凤城公安局作出《强制尸检》的决定无任何法律依据,凤城公安局出尔反尔(吃了吐)的行为明显超越其职权,严重违反《关于看守所在押人员死亡处理规定》,相关单位应当依法予以制止。

      四、凤城公安局仅凭一纸强制尸检通知就能“开膛破肚”吗?
      根据公安部令第86号《公安机关鉴定规则》相关规定,公安机关委托鉴定必须提供持有效委托申请书,由具备鉴定资质的鉴定机构和鉴定人进行鉴定活动,有利害关系的鉴定人必须回避,超出本级公安机关鉴定机构鉴定项目或者鉴定能力范围的,向本级公安机关的上级公安机关逐级委托等,有着严格手续和操作流程。但凤城公安局2013年6月6日仅要求家属在《强制尸检通知书》上签字,但未提供鉴定机构、鉴定人、鉴定事项等任何信息,告知家属无论同意或不同意均要强制尸检,完全是强盗的逻辑和口吻,充分反映了凤城公安局强制尸检的非法性和其“不可告人”的不法目的。
        综上所述,凤城公安局已完成了《看守所在押人员死亡处理规定》的调查义务,家属对公安机关调查结论有异议并向检察院申请调查,目前该案已进入检察院调查、审查阶段,凤城公安局于2013年6月16日对在押非正常死亡人员杨春权进行“强制尸检”的决定,缺乏基本的法律依据,也不能排除凤城公安局所谓“强制尸检”其他目的。鉴于情况十分紧急,恳请各位领导充分体谅两个失去双亲的孤儿的艰难处境和无助,依法制止凤城公安局对在押非正常死亡人员杨春权进行非法“强制尸检”。

      死者儿子:杨蔚屏
      电话号码:15041578164
      qq: 1010802161



  • 常熟民运人士顾义民被以“煽颠罪” 正式逮捕

     
    民生观察工作室2013-6-14消息:本工作室今天上午接到苏州民运人士潘露先生的消息称,江苏常熟民主活动人士顾义民的妻子徐燕女士,今天中午11时许,接到了警方对顾义民的正式逮捕通知书,其被控罪名是“涉嫌煽动颠覆政权罪”。
    随后,本工作室拨通了徐燕女士的电话。在电话中徐燕女士告知本工作室说,她昨晚19点左右接到了当地警方的电话通知,说顾义民被以“涉嫌煽动颠覆政权罪”给正式逮捕了,今天中午11时许,她又收到了警方的书面逮捕通知书,该逮捕通知书上的理由就是 “涉嫌煽动颠覆政权罪” 。
    据悉,从事技术性工作的顾义民自从一年前的六四开始,就被当地国保警方监视居住以及不停地被国保或者派出所骚扰。这一年来,他多次被国保警察或者派出所强迫叫去问话作笔录,还有多次被喝茶以及被吃饭的经历。徐燕介绍说:“就是警方觉得哪一天会有什么敏感的事情可能发生,他们就会把顾义民搞到派出所去限制人身自由,甚至有时警方也会把连我也一起搞去喝茶,盯住我们一天,限制我们的人身自由。”
    今年的4月下旬,因为顾义民要参加4月29日纪念林的昭活动,而在4月28日被警方戴上手铐,推入警车带到派出所传唤了24个小时。自此,顾义民极其家属的被监控的力度被再次加大。他和他妻子及5岁的幼童被整日盯梢,顾义民更是被警方的专车接送上下班。
    今年的5月底,顾义民又因在网上转发“六四事件”的图片,以及向有关部门提出申请,要求“六四”上街游行,而于6月1日下午被拘传。6月2日当局就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将他刑事拘留。及至今日,警方正式下达了逮捕通知书,将顾义民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正式逮捕。
    本工作室后来又拨通了顾义民的好友 潘露老师的电话,潘老师说道:江苏的朋友今天上午到顾家进行了慰问,并拍摄了逮捕通知书,晚上会上网公布具体详情。

    顾义民


    顾义民6月2的刑拘通知书

  • 秦永敏:民主墙时代非暴力抗争原则的确立

    ---中国的非暴力抗争系列访谈之民主墙篇

     
    民生观察工作室按:本文是国内著名异议人士秦永敏先生应本工作室之约而写,该文是民生观察关于中国的非暴力抗争(维稳体制下的非暴力抗争抗争)系列访谈之民主墙篇。秦永敏先生做为民主墙运动的一名主要参与者,在本文中披露了许多第一手资料,很是珍贵。
    更重要的是,在本文中,秦先生从他个人经历出发,非常具体地描述了他非暴力思想形成的过程,进而揭示出作为当代中国民主运动的起源——民主墙运动,从一开始选择的就是非暴力抗争的原则。下面是秦永敏先生的文章全文:
     
    1978年8月,日益高涨的清算文革呼声,导致胡耀邦推出了“真理标准讨论”,这使官民两界的思想闸门均被打开。10月,中共召开两万人参加的“中央工作会议”,会上的“改革”消息不断流入民间,恰在这时,正在北京开展活动的贵阳启蒙社一行七人在北京火车站贴出了一系列具有民主人权启蒙意义的大字报,见到当局没有打压,北京市民、学生开始在西单粘贴起来,这就是人所共知的“西单民主墙”的起源。11月22日,《参考消息》刊登邓小平会见外国记者时的讲话“外面有人贴大字报,有些人坐不住了,我坐得住,群众有气,要让他们出”,如此一来,民主墙运动声势大振。
    但是,仅仅过了2个多月,由于民主运动高潮迭起,加上魏京生发表了《要民主还是要新的独裁》,把矛头直接指向邓小平,这样,邓小平也有点坐不住了。
    北京在1979年1.8游行后抓捕了付月华和任畹町以后,又在3.19日抓捕了魏京生,上海更在此期间抓捕了杨周、王辅臣、张先梁等12人,开始了对民主墙运动的第一波打压。
    4月初,仍在体制内的王若望在《人民日报》上发了“春天里的一股冷风”,当局也缓和了一点高压态势,由此开始,民主墙运动和它的次生形态民办刊物运动得以一直持续到1981年才被中共81【9】文件下令彻底镇压。
    我本人1978年独立发起武汉民主墙运动,在社会上凝聚了一批志士仁人,在1979年1月2号成立了四五学会,同年5月开始创办《钟声》杂志。这样,一开始就面临着当局的巨大威胁,也面临着愤激的公民呼唤以暴力方式开展斗争的诱惑。此外,说来滑稽,还面临有着复杂的官方背景、又在我们内部起着一定作用的某个角色的“革命的打砸抢万岁”的鼓噪,因此,怎么确立基本的抗争原则,很长时间都困扰着尚还没有什么政治经验,理论上也还不成熟的我。
    我在1978年底在汉口武胜路口粘贴出《略谈毛主席的晚年》的大字报和《关于成立民间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学会的倡议书》后,立刻有潮水般的人群涌去观看,并且从武汉三镇赶到我家来畅谈。
    来我家的人里,就有一些人希望开展武力抗争活动,其中两个年轻人自称代表某种势力而来,告诉我这样做只能把自己暴露在当局面前,必然要招致残酷镇压,如果聪明一点,不如立即偃旗息鼓,参加他们的秘密集团,
    12月30号,我在汉口中山公园举行了成立四五学会的筹备会,要求与会的12个人自我介绍,那两个青年拒绝了,为此僵持了好一会儿,直到与会的王偃生先生以“捆绑不成夫妻”的调侃打破了僵局,这事才算过去。事后,他们给我留下了“你这样做纯属自杀,不会有任何结果”就走了。
    其实,哪需要他们提醒?我本人及家庭和全国亿万民众一样,几代人深受这个暴力夺权暴力掌权集团的残酷迫害,非常清楚它对任何异议都绝不容忍的精神专制传统。像我这样走上社会堂堂正正理直气壮公开留下地址姓名发表独立意见并且公开宣称“不受任何党派的直接领导”的自由探索者,怎么可能不在某个时候开始直接遭受其残酷镇压?但是,无论多么残酷多么黑暗的社会,人作为政治动物,总有些会不顾生死站出来仗义执言。因此,尽管每走一步都必须做好坐牢杀头的准备,只要当局的屠刀没有落在脖子上,我就要继续往前走。
    当然,也要指出,邓小平时代比起毛泽东时代来还是进了一步,1980年颁布《刑法》,总算基本废除了对政治犯的死刑。
    从走上社会的第一天——1978年12月4日贴出《略谈毛主席的晚年》(这之前两个月还有人为说这类话被枪毙)开始,粗通理论的我就本能的以宪法权利为护身符,在全文开头首先用整整一张大字报纸写着“尊重宪法,保障公民贴大字报的自由”,在6天以后贴出的《关于发起成立民间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学会的倡议书》中,则专门指出“本学会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法律允许和保障的范围内开展活动”,也就是说,我本能的选择了运用宪法给定的法定权利开展公开化、合法化、非暴力的和平抗争路线。
    但如前所述,也几乎是从我走上社会的第一天开始,怂恿我开展暴力活动的声音就不绝于耳。当然,那时候社会上的人普遍胆小,我作为不惧危难公开要求民主人权的民运人士,在武汉地区是没有二例的,因而被人们看做要么是有背景,要么是刀枪不入,要么是亡命之徒,总之是必须“敬鬼神而远之”的异类,我每天为动员人们参加民主人权事业疲于奔命,很多年里却一直收效不彰。
    1979年,我们的《钟声》杂志编辑部面临一个问题,那就是没有地方聚集,因为当时住房极为紧张,我家更是如此,至于其他人则都极为害怕,就是家里有点地方也不敢让人去。这时,我自幼的老朋友任秋光告诉我, 一个住在高干楼的高干子弟父母双亡,他本人在市公安局当电工,这人主动要求以他家为编辑部。我立即意识到,这肯定是一个陷阱,但也是一个机会。任秋光是不会害我的,但一个在公安局上班的高干子弟就太可疑了。和杨苏一商量,他马上说:“送来的机会还不利用?反正我们是以公开合法为原则,没有什么秘密值得遮掩,在当局的眼皮下他们更放心!”
    这样,我们就有了一个在此时的中国相当奢侈的编辑部,很快就积聚了不少人,与此同时,房东的问题也渐渐表现出来了。可以肯定,这不是当局的陷阱,但是,很快确实成了当局的陷阱,因为房东作为狡诈滑头的纨绔子弟不久在闲聊中非常激动地说他这辈子最佩服的就是多重间谍,这种人能得心应手的玩弄很多国家——根据其一系列做法,我马上明白奥妙原来如此,他是在把我们的事业当做筹码和当局周旋!这个情况,我不能完全对大家说穿,也不能不说,但很多人要么不理解,要么不相信,这样,我只能左右平衡,趋利避害。半年后,各位参与者纷纷被单位找麻烦,一些人开始追查内奸,有人提议制定严格的处罚措施,一旦发现谁出卖我们编辑部的秘密就进行最严厉的惩罚,这房东也开始蛊惑人心,大喊“革命的打砸抢万岁”,对此,我立即严词反对:“不管当局让不让我们注册,我们都必须严格依法办事,不能做任何侵犯他人人身权利的事情,更不能在社会上搞任何打砸抢!我们的一举一动都在当局的严密监控下,想他们不知道是不可能的,做这种事就是要有担当,所以也没有必要害怕当局知道,对他们的压力,只能靠自己锻炼出相应的承受能力。”就这样,我们的编辑部维持了一年,在房东的破坏下(包括向当局提供全部情况)散了摊,但是,没有这个房东提供场所,我们编辑部也根本建立不起来。
    当然,不光是这个以多重间谍为仿效对象的房东,我们凝聚起来的人里,也有人一些很自然的非常激进,这些人对民主人权事业有自己的理解,他们主张采取激烈的措施达到目的,其中有一个很有代表性的人物,那就是武汉大学物理系78级学生武有夋(名字做了同音处理)。
    当时,我和几个武汉民主墙的核心人物研究了形势,认定我们的工作重心应该放在大专院校,首先是武汉大学和华中师范学院,因为只有青年知识分子才可能有承担天下兴亡的热情、知识、能力、抱负以及可启蒙性,而这两所文科大学的学生本来就应该承担社会责任,他们和我们也是同龄人。这样,一年多的时间里我们几乎每星期要去一两次,在那里结识了很多文革后考进大学的“新三届”学生,其中很多成了我们的同道和支持者。他们包括武汉大学经济系78级的高翔、李路刚,哲学系78级的蔡崇国,历史系的赵林,中文系的王家新、高伐林,华中师范学院政治系78级的李曾明和校学生会副主席罗华生,中文系程建学等等,这些人都在不同程度上支持或者关注民主墙运动,一般都认可公开化、合法化、非暴力的和平抗争路线,他们之中很多成了名人,有的后来也成了著名的民运人士,比如蔡崇国就是89年学运中的武汉高自联主席,逃出国后又成了民阵一大的宣传部长。
    但是,武汉大学78级学生武有夋却是一个另类。
    上海民主墙人士付申奇把这位来自上海的大学生介绍给了我,在我和他的接触中,他总表现出一种冷峻的观察神色,那时大学生是天之骄子,对他居高临下屈尊俯就的态度我也没有在意,他开始在我们四五学会钟声杂志拉人出去我也没有在意,问题是他也以实现民主为目标,并且在武汉大学结识了一个极有才华的人“指点江山”,却不让我结识,在我看来这就有点奇怪了,因为民主事业需要凝聚人才,大家应该尽可能走到一起才对。
    我把这一情况告诉了我们中最有逻辑思维能力的杨苏,他在见到武有夋后,几句简单的提问就使武有夋不得不合盘托出了他的阴谋:
    问:你准备为在中国实现民主而奋斗吗?
    答:当然。
    问:你准备用秦永敏的那种方式——宣传民众、动员民众、组织民众行使权利——来实现民主吗?
    答:(傲慢地)我们绝对不用那种方式!
    问:实现民主,只有和平的或者暴力的两种方法,如果你反对和平方式,就只有搞暴力。
    答:(无语,因为那个时代还有言罪。)
    问:你反对和平方式,又不用暴力,就是空话!
    答:(尴尬一笑)有道理,不过,我们不会用传统暴力方式。
    问:暴力方式也只有两种,一种是像中共一样广泛发动社会底层没有出路的人组成庞大的军队,在今天的历史条件下,我看不到这种可能,另一种是政变,那也需要很多特殊条件,你做为一个大学生,根本就不具备。
    答:(情急之下涨红了脸)怎么不可能?清朝就有三百人打进皇宫的先例!
    当时,我的一个重要朋友受其蛊惑不浅,因为他说武有夋身后还有几位才华横溢抱负惊人的武汉大学高材生,其中一位自称当今的八旗子弟,云南省军区一个部长的儿子,叫王乘风,另一位叫徐波,也是大有来头,按他们的说法,他们的人生起点,可能就是我们奋斗终生难以到达的终点,这些人动辄拿出世界地图任意裁量,真正是一群世界顶级政治家的霸道风范,让人好不敬畏!
    听说了这些旷世伟人,我也有些心虚无力——看来,我们的和平理性方式实在可疑,确实太难推进国家的变革了,这些才子却只要灵机一动就天下大吉!武汉大学就有这么些重量级伟人,那么复旦大学、中山大学、南开大学、南京大学有多少?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又有多少?他们这些政治才子才是历史的主人,才能把中国的民主大业在慷慨陈词中谈笑而定,哪需要我们这样些来自社会底层的人去苦苦挣扎?
    当然,三十多年过去了,即没有发生新的三百人杀进皇宫的政变,也没有看到这些天之骄子有哪一个成为叱咤风云的政治家。虽然这段时间里全世界有近百个国家实现了民主,但是,也没有听说任何靠才子搞兵变、政变实现民主变革的事例。
    且说,处在完全看不到任何希望的境地的我,始终抱着必死的决心冒着当局全方位施加的压力一步步往前走,在这种情况下,那些试图以秘密集团开展暴力抗争的说客在我身旁的反复唠叨自然不会毫无作用。
    我清楚地知道,在中共的“全面专政”格局下,中国绝对没有任何秘密集团长期开展暴力抗争的活动空间,在看得到的将来也不存在武装革命的任何可能。这样,作为武汉民主墙运动的发起者和领导者,我虽然始终坚决阻止任何激进做法,杜绝一切激进行动,但是,很长时间也一直在内心深处自问:
    反对暴力究竟是面对现实的策略考量还是一种原则立场?
    此时我最主要的助手朱建斌私下里就对我说:“要是你真有实力,还会这样艰苦地发动群众开展合法斗争?还不早就把它推翻了!”
    他的说法不无道理,对此我一直在思考,几十年过去了,还是无法得出一个简单的结论。
    为什么?
    因为这同时涉及几个方面:第一,价值考量,和平是唯一价值吗?历史告诉我们,任何时候主张唯一价值都会把运动、把社会引入歧途,第二,现实考量,有非和平转型的力量、机会、可能吗?第三,时代和形势在变化,一种主张能永远有效吗?
    关于这些问题,可以放在最后回答。
    从民主墙期间来说,我们不仅仍然承受着文革惯性带来的极大的镇压压力,而且只要是做实事的人,也根本没有任何条件和机会采取非和平的方式,在“全面专政”下,哪怕一般的秘密团体,只要开展活动,就没有当局无法侦破的,并且必然被判重刑,外界还很难知道——比如武汉的“白如银”集团就是如此。
    这样,全国民主墙人士很快就通过信件交流和直接往来达成了一致,这一点尚在我主持的1980年的武汉(春节)会议上加以了明确,在我和上海的付申奇建议下,我们的基本原则是这样三条:公开化、合法化、群众化。
    这些原则所体现的,当然是非暴力抗争方针。
    说到这里,该指出我渐趋成熟的系统主张了。
    2010年坐牢归来,我在1993年起草的当代中国的第一个民运纲领《和平宪章》的基础上进一步思考。《和平宪章》的方针是“全民和解,人权至上,良性互动,和平转型”,凡是看了该宪章的人都明白,总体上说该宪章并没有过时,但是,在世界第四波民主化浪潮袭来、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后几个残存的专制国家的情况下,《和平宪章》的局限也是明显的。当然,目前的局面已经不需要我再去起草新的《和平宪章》,我只需向大家适当地说说我的看法即可。
    这种看法就是:
     第一,我们主张和平转型。
     第二,我们不反对其他任何主张,只反对一党专政和任何形式的专制。
    第三,中国是否最终能和平转型,并不取决于我们的善意,而是由官民博弈的结果决定的。    
    第四,我们希望当局不要把中国推向新的辛亥革命。
    第五,我们虽然极力争取和平转型,但是也会看历史的演化是否能不负我们的善良愿望。
    秦永敏                                                  2013.6.14
     
     
     
     
       

  • 闻听中央巡视组“微服私访” 武汉大批访民云集

    民生观察工作室2013-6-15消息:自中央第二巡视组来到湖北的消息6月3号官媒报道后,武汉市很多市民称打通了电话反映情况,巡视组要求寄材料去。更有武汉市硚口区太平洋小区居民说今天6月15日下午会有巡视组来人,到太平洋拆迁维权交流中心来“微服私访”,消息传了好多天,很多市民很兴奋很期待。于是今天下午来自武汉三镇的市民们聚集在太平洋公交车站人行道上,一时间人声鼎沸,墙上的红色横幅“欢迎中央巡视组”特别耀眼。不少人用喇叭控诉演讲,更多被侵权有诉求的访民在此用横幅布标图片表达他们的诉求,维权活动约14点开始一直持续到16点多。

    与往日不同的是,今天除了武汉市遭受暴力强拆的市民们外,还有诉求合法军转待遇的抗美援朝老兵人十来个老者格外引人注目。志愿者在现场注意到还有少量来自湖北省其他县城的维权者。志愿者观察,今天下午到硚口太平洋车站参加“欢迎中央巡视组莅临太平洋维权交流中心”活动有上千人次。

    今天到场的部分访民有:武汉市汉阳区李玉琴、马秀云、刘宏勇、李铭、张腊英、吴桂娥、陈先国、李有珍、沈祥春、吴爱荣、沈进、朱自发、杜超美等,青山区朱广英、应凤娥、黄桂枝、熊凤香、魏有珍等,武昌区万少华、周新宝、吴艳丽、肖林芳、陈文英、陶锡根、记昭君、乐丽敏等,洪山区彭秀、童斌、彭松涛等,江岸区陈小群、汪裕平、蔡会琴、聂玉华、黄小丽、袁武、郭凤梅、姜艳春、张人强、程雪、胡国红等,硚口区杜厚才、汤素芳、陈建忠、韩青兰、杨永利、李丹英等。

    下面是现场部分照片:

Are you sure want to unlock this post?
Unlock left : 0
Are you sure want to cancel subscrip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