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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湖北省宜昌市李发华上访告状七进精神病院

    李发华:男,56岁,1957年12月20日出生,汉族,农民,住湖北省宜昌市点军区桥边镇石堰村十一组。1998年3月4日,李发华因妻子失踪,从种种迹象中怀疑其妻李长敏是被同村村民李发新拐卖。为了找回妻子,其先后到派出所、镇政府、市政府报案、举报、控告,因处处碰壁、屡屡被推脱、敷衍,李发华走上了上访之路。结果是问题演变的越来越复杂,打击报复、其幼女被强暴、本人被精神病,随后而来的各种不幸接踵而至。十几年上访路是在被拘留、殴打,女儿在十一岁时遭强暴却立不上案、先后七次被强迫送进精神病院等悲惨历程中走过的,冷酷无情的打压构筑了其血泪上访史。多年的打击和摧残导致李发华双脚麻木、视力严重衰退、双下肢肢体残废,被定为残疾四级,丧失了劳动能力。2013年3月《中国精神健康与人权》编辑江河在北京采访了他,并为他录制了视频,在为其录制视频的时候,能看到他的眼睛一直在无休止的眨动——这就是多次被关精神病院强迫打针吃药造成的严重后果。

    下面是对李发华的采访记录:
    问:谈谈你的遭遇境况?

    答:1998年3月4日,我妻子李长敏被同村的李发新拐卖。我找到李发新要人,李发新便与我们石堰村调解主任赵长林一起强迫我签订了一份《协议书》,给了我2000元钱,并威胁我不要将事情弄大。我不服,于是上宜昌市告他们。3月8日,我从宜昌回来,刚进村,就在石堰经销店门口,被七、八个人拦住。我挣脱从小路跑回家叫了我的两个兄弟,我们三人返回来又遇见了他们,厮打并抓住了其中一人,他交代说是受李发新指使。当晚,桥边派出所警官李盈清就来了,要求我们放人,但对于我妻子被拐卖的事却声称“我们不管”。我于是在3月20日向原宜昌县公安局报案,控告李发新拐卖人口,并向公安部门上交了2000元赃款。原宜昌县公安局对上交款不但不给任何收据,还做出了不予立案的答复。这样,我又找到市里,市信访办冯主任即打电话要求县政府安排人带上经办材料到市信访办当面答复。宜昌县公安局信访办丁主任口头答复说李长敏已被拐卖到浙江萧山,县公安局已安排去弄人了。可是,这之后就又没了任何音讯。为此,我又到省政府上访。由于我一直的追究,引起了相关人的愤怒,他们就想尽办法对我实施迫害。
    1999年3月27日晚上,他们偷偷的将我家的照明电线切断,接着闯入我家,将我11岁的长女李春芬胁迫至室外塑料棚内实施强暴。在我报案后,县刑警二中队经侦查,确定作案人为李发新,却一直没采取任何措施。直到现在,犯罪嫌疑人李发新仍然逍遥法外。
    后来,又出现了一个叫卢文玉的福建女人起诉我,要和我离婚。但是,这个卢文玉,其户口所在地、身份证、年龄、出生年月日都与我妻子李长敏的实际不符,宜昌县法院还是在2001年4月12日判决解除了我和妻子的婚姻关系。

     

    在采访中,我们接到了李发华的上访材料,看到了一份《司法精神医学鉴定书》。其结论主要为:
    2002年4月3日,宜昌市公安局点军分局委托宜昌市复员退伍军人精神病医院对以扰乱社会公共秩序为名羁押拘留的李发华进行精神病鉴定,以确认其有无责任能力。2002年4月9号,该院鉴定李发华存在明显的被害妄想,且内容固定、系统,并在妄想影响下出现病理性意志增强,故诊断为“偏执性精神病”。(鉴定医师签章不清、司法医学鉴定章清晰,仅仅通过卷综和问答判断)
    问:你一共被精神病几次?大致情况是怎么样的?有过被打骂、控制、强制灌药等经历吗?有治疗诊治病历吗?
    答:由于我的多起刑事案件不给立案,我就不断的上访告状。他们就将我送进精神病院,到目前止,共七次被关精神病院。2002年11月12日,我第一次被桥边派出所强行送进宜昌东山精神病院。被关在精神病医院的地下室里,他们强行对我进行灌药、打针、捆绑。到现在都没给我任何的病历结果。
    第二次是2004年2月17日,桥边派出所所长杜崇将我从北京骗回,说是给我解决问题,回去后强行把我关进精神病院;时间是一个月。
    第三次是2004年9月28日,桥边派出所又将我送到宜昌东山精神病院关押了10天,后由政法委书记王声金将我接出。
    第四次是由于我不服多起刑事案件不予立案和桥边镇政府对我的迫害,2004年12月4日,我到北京,找公安部、全国人大、最高法院上访。2004年12月28日,桥边镇政府强行将我从北京带回送到宜昌市精神病院,这次迫害我长达3年零13天之久,并且抢走了我的所有上访材料。包括多次对我实施拘留的拘留证、法律文书、交通道路事故责任认定书等。在长达3年多的被精神病时间里,精神病院和镇政府都没通知我的家属、亲人,甚至还给我指定了一位叫刘华强的监护人。我的弟弟、弟妹多次找镇政府要求放人,都遭到拒绝。这次被精神病,由于长时期的强行服药、打针,导致我双脚麻木、视力衰退,落下了严重的不停眨眼睛的毛病,身心受到严重摧残,并丧失了劳动能力。
    第五次在2009年10月7日,截访人员将我送到北京昌平北郊精神病院关押了3天。在北郊精神病院,他们强制我吃药,对我实施殴打,打得我小腿、大腿两侧都是伤。
    第六次是2010年2月9日,由于省政府、中央、人大都对我的案件向下级进行了转办,当地政府不但不办,还再次将我关押进精神病院,不让任何人探视。为了反抗,我吞下了长达9公分的竹筷3根,他们才在5月17日将我放出院。但我为此(吞竹筷子)却要动手术,又需要大笔资金,我的女儿为此向政府求助,政府不给,我和女儿被迫上访。
    第七次是2011年9月24日,这次是被关进北京市昌平区北郊精神病院,3天。因为我在北京上访,被关进久敬庄,几个自称是湖北省办事处的人将我和女儿强行接走。当车行至六环路上时,他们强抢我和女儿的手机,女儿用刮胡刀片划伤自己的手反抗他们,他们心慌了,就掉转车头,将我们带到宜昌市驻京办事处,并强行将我送到昌平区北郊精神病院。我女儿绝食3天要求见我,宜昌办事处陈孝龙在27日晚才带着我女儿到精神病院将我接出。

     

    李发华在后面的陈述里,大致回顾了自己的经历。

     

    他说:2004年12月28日3年多那次被强制精神病对我的打击是沉重的,政府把我送进精神病院的三年多的时间里,一分钱都不给我出,三年里,我得了病,像感冒发烧的,连片药都不给。眼睛变瞎了,双腿残疾了。关了我三年,都没通知过一个我的家属。谁想见我,护士都拦着不让见,闲杂人员更是不能看我和与我搭话。我出来后,又去找政府,问政府有什么权利说我是精神病?有什么权利给我指定了一个监护人?接待我的政法委书记答应赔我100万。我回答说要以事实为依据,依法办案、执行政策,该给我的,我接受,不该给我的,我一分不要。你这一百万是依据什么给我的?这样,镇政府又和东山医院(宜昌市优抚医院)联系,和我签订了一个协议(2008年3月18日)。我认为这份协议对我十分有利,完全证明了是镇政府将我非法送进精神病院的,并变更监护人为李发贵(李发华之弟)。后来,我又被精神病3个月那次,我吞下了三支竹筷子,虽然精神病院最终将我放了,但是我因此需要做手术。而做手术需要大笔金钱,我的女儿拿不出,我也不想拖累女儿。为此,2012年,我又来到北京,控告湖北省省委省政府,我认为自己被迫害是政府行为,而湖北省省委省政府都有责任。
    最后,李发华说:我在北京流浪,我家破人亡、妻离子散。我要求把两个女儿依法还给我,我需要子女赡养。我需要做手术,希望政府解决。我想回家。
    采访完了李发华,心情仍久久难以平静。信访制度,本质上就是一个体制怪胎。而维稳的要求,竟能让地方政府不惜采取任何手段,结果是一件没解决,又增添了无数新的违法违纪案件。其残酷若此、恶劣如斯,让人无法想象。

     

    《中国精神健康与人权》月刊江河

     

    2013-3

     

    以下是对李发华的访谈视频片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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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访谈辽宁被关精神病院的助理经济师陈沈群

    陈沈群原是位于辽宁沈阳苏家屯的中国第一砂轮厂的一名职工,大专文化,具有国家干部身份和助理经济师技术职称。然而就是这样一位具有较高文化的国企职工,却多次被关进了精神病院。她有精神病吗?她为什么会进精神病院呢?获悉上述消息后,《中国精神健康与人权》月刊编辑刘飞跃电话采访了陈沈群,了解了她被精神病的遭遇,以下是访谈全文。

    刘飞跃(以下简称刘):你好,陈女士,首先请你谈下你个人的基本情况。

     

    陈沈群(以下简称陈):好的,我1958年11月出生,祖籍是湖南省衡山县人,但我一直在沈阳生活、读书和工作。1981年我开始在第一砂轮厂供应处任工资员。1982年至1985年我在辽宁广播电视大学,后转沈阳广播电视大学带薪学习。1987年大专毕业后第一砂轮厂干部处下调令将我调到销售处担任货款管理员,后又调节到动力公厂任成本会计。1989年10月1日我还取得了助理经济师的技术职称。

     

    刘:你是因为什么开始上访的?

     

    陈:主要是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2003年3月我被迫下岗,原因是动力公厂的供水、供电职能交到了当地政府职能部门管理,我从这一天就开始放假,谁知这假一放就回不去了。当年第一砂轮厂进行了企业转制,第一砂轮厂留守处的负责人(原第一砂轮厂书记)胡作文让人顶替我工作,又不给我发工资,导致我十年来没工资、没工作,生活困难。第二个原因是家庭房产纠纷,我和我姐陈沈文打起了官司。苏家屯法院不按法律判决,错误判我败诉。

     

    刘:上访是条不归路,上访期间听说你受到不少打压。

     

    陈:是的,因为我上访,2008年9月,我先是在沈阳第一看守所关了一个月,2008年10月我又被劳教一年半关进了辽宁马三家劳动教养管理所。当时他们劳教我的理由是自2005年以来我多次进京到天安门等地非正常上访,时间长、次数多,“无理取闹”“扰乱了公共秩序和办公秩序”。你说我一个上访的怎么会扰乱了公共秩序,他们不就是不想我上访吗?难道国家规定的上访制度是假的吗?

     

    刘:那你又是怎么进了精神病院的?

     

    陈:我是被违法劳教的,他们捏造罪名扣在我的头上。劳教使我名誉上受到损毁,精神上受到伤害,身体上受到催残,这一切让我痛不欲生。到劳教所后,我对迫害我的苏家屯区信访办主任缪海峰等人继续举报,可马三家劳动教养管理所想尽一切办法阻止我捍卫法律进行维权控告。他们变着法整我。2009年6月22日8点我要上厕所,王艳萍队长不让我去厕所还把门锁上,逼得我在大庭广众之下脱裤子撒尿。为了不让我把材料寄出去,一中队二分队队长陈秋梅等人设置了种种障碍不凑效后,2009年5月21日,他们竟以看病为由将我骗到了孤家子精神病院做报谓的脑电图,后来就说我是精神分裂症,多次威胁我要送我到精神病院去。2009年6月30日,听说有中纪委官员要到劳教所车间检查,在这样的情况下我被以保外就医的名义放回了家。

    虽然我回了家,但我并不高兴。有了这个精神病的帽子,他们就好整我了。后来我因此两次就被关进了精神病院。

     

    刘:请说说你二次进精神病院的情况,你都是被谁送进去的?

     

    陈:我上访维权却又被关进了劳教所,冤上加冤,你说我能就此算了吗?所以从马三家劳教所出来后,我继续上访告状。我第一次进精神病院是2011年1月31日,因我四处上访,这一天沈阳苏家屯法院执行庭庭长等人找到我后强行把我送到了红十字会沈阳苏家屯八一精神卫生院。这次关了我48天,一直到2011年3月18日才放我出来。

    2012年10月22日下午,我从全国人大信访办出来走在大街上时,被苏家屯区公安分局赶到北京的警察给抓住了,他们强行把我绑架到车上。我用手机报警,他们抢了我的手机。就这样我被他押回了苏家屯。到苏家屯后,我先是在苏家屯民主派出所关了一夜。10月23日就又送进了红十字会沈阳苏家屯八一精神卫生院。这次直到当年的11月21日才被我哥陈沈建接回家。我哥接我时被迫写了保证,保证内容是我哥必须在所谓的精神病人病历上签字。

     

    刘:你在精神病院的情况怎么样?

     

    陈:2012年这次我被关进苏家屯八一精神卫生院时,第一天就逼着我吃药,结果吃得我昏迷了过去,后来就没再让我吃药了。我当时住在该院的一病室,这个病室只有11.5平方米,却关了四个人。这个医院条件很差,他们就是把它当黑监牢。

     

    刘:最后想请问下你觉得自己真有精神病吗?

     

    陈:我没有,你看看我哥哥写的材料是怎么说的就知道了。

     

    在2012年11月23日,陈沈群的哥哥陈沈建写的一份材料中,我看到陈沈建如是说: 2012年11月4日我就要求放我妹妹陈沈群,可护士不让。后来一位自称是朱院长的人把我叫到医生办公室说让我到民主派出所李所长处,要派出所同意才能放人。找到李所长他们不仅不放人,还说我妹有精神病。可我要求他们拿出鉴定书,他们却始终拿不出来,且说十八大期间不能放人。我说我妹妹根本就不是精神病,好端端一个人被你们关到了精神病院。

     

    2013-3

     

     

    陈沈群自书的个人简历

     

    助理经济师证

     

    劳教书

     

     

    陈沈群哥哥陈沈建的证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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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山东省荣成市访民曹秀丽二度被关精神病院

    《中国精神健康与人权》月刊2013年2月号发布了山东省荣成市滕家镇曲家沟村民曹秀丽被关在精神病院中,其家人向外呼救的消息(/Article/ShowArticle.asp?ArticleID=16615)。2013年3月《中国精神健康与人权》月刊志愿者又了解了曹秀丽的最新情况,获悉她刚于3月底从精神病院回到家中。首先向志愿者证实上述消息的是曹秀丽嫂子,她在电话中告诉志愿者说,曹秀丽是3月24日刚从荣成康宁精神病院回来的。本志愿者首先与曹秀丽的嫂子进行了简短对话。

     

    志愿者问:曹秀丽这次是怎么进的精神病院?在精神病院中她情况怎么样?

     

    曹嫂答:2012年11月12日,她在北京上访,被镇上和派出所的人从北京捞回来后,就被直接送到了荣成市康宁精神病院。政府和派出所没通知我们家人,我们是后来才知道的。

     

    志愿者问:你觉得曹秀丽是有精神病吗?

     

    曹嫂答:没有,曹秀丽被关精神病院几次了,他们给她扣这个帽子就是为了不让她上访。具体的情况你可找她了解,她现在不能说话,你可以给她发短信。

     

    随后,志愿者联系上了曹秀丽。她给志愿者发来了多条短信,介绍了她的相关情况。曹秀丽首先介绍了她2012年11月被荣城公安抓住遭殴打的情况。曹秀丽说当时她的左胳膊被扭伤,右嘴唇被打出血都肿了,手指盖血青。人根本蹲不下去,下去了起不来,起来关节就错位疼得厉害。刚到医院时,曹秀丽找医生要药治伤,医生不给,只给了三片让人睡觉的药。

     

    在精神病院中,曹秀丽一直被看管得很厉害。2013年春节临近前些天,曹秀丽利用其它人的亲属来医院探望的机会,在监视她的人去吃饭或解手时,用手势借来这些亲属的手机,给自己的亲人传递了信息。过了几天,曹秀丽又用别人的手机给远方的朋友发帖子求助,这下又惹了祸了,警方当时命令精神病院加强对曹秀丽二十四小时的监控。

     

    不过由于是又一次进到康宁精神病院,医生知道曹秀丽没精神病,后来就没再要求曹秀丽吃治精神病的药物,但2008年那次曹秀丽在康宁精神病院中就没有这么幸运。曹秀丽说:“2008年5月22日,我在北京诉求时,被荣成市截访人员拉到新发地宾馆里,我被他们打得遍体鳞伤。昏厥后,再用凉水浇醒,反复多次。之后,我被拉回关进荣成市康宁精神病院”“在精神病院里,医生在警察的授意下,强迫给我服用大剂量精神药品,我的身体出现眩晕、呕吐,全身水肿,皮肤结痂、皲裂以及肥胖等用药副作用”。

     

    对于如何走上上访路,以及上访的遭遇曹秀丽则在以前的贴子中有比较详细的描述。她说:“2006年2月10日下午,我在河边给患脑血栓的父亲洗脏衣服时,女村民梁玉凤对我进行侮辱与嘲讽。我与她争执了几句,她就叫丈夫曹廷中与母亲在村中的路口拦住我,我被他们打得遍体鳞伤。好心人立即向110报警,滕家镇民警将我与打人者找到派出所。在派出所内,梁玉凤的姐夫肖荣强与姐姐曹廷晴竟当着警察的面狠狠地暴打了我一顿,我再次惨遭毒打,直至昏厥”。

     

    “2006年2月17日,派出所通知梁玉凤和曹廷中协调赔偿医药费问题,梁玉凤的姐夫肖荣强在民警面前揪住我的头发乱打,致使我恶心呕吐昏迷。我的伤情稳定后,向荣成市人民法院提起诉讼。4月13日,法院给被告曹廷中、梁玉凤下达传票。2006年4月25日下午,梁玉凤指使滕家镇草埠村肖荣强拉了一车人闯进我家行凶,我父亲被打成重伤,我被打成昏迷,醒后竟哑巴了。一位亲友立即拨打了110报警,可警察却按兵不动”。

     

    《中国精神健康与人权》月刊志愿者 高峡

     

    20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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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莱特先生的麻烦

    2013年初,加州洛杉矶的高速公路上,一辆皮卡车正以每小时150公里的速度急速行驶。座在驾驶位上的人叫莱特。他的身后,大批的公路巡警在追捕。皮卡车横冲直闯,甚至开上了逆向车道。高速公路上一片混乱。在大批警力的围追堵截下,皮卡车终于被制服了。一场可能严重危害公共安全的事故幸免于发生。

     

    在法院过堂时,辩护律师提出:莱特已经精神错乱,要求鉴定“受审行为能力”。司法精神病学的鉴定报告结果:莱特患有“妄想型精神分裂症”;当前状态为“无受审行为能力”人。根据美国宪法,公民享有公平公正的法律程序的权利。而“无受审行为能力”的被告因无法有效的为自己或协助其律师为自己辩护,法律程序必须暂停,直到被告恢复“受审行为能力”后程序才继续进行。因此,莱特被送到州立司法精神病院接受目的在于恢复“受审行为能力”的治疗。

     

    莱特是一年级的大学生。进校后的独立生活凸显出他懒散的习惯。他经常翘课,抽大麻,作息无常。半年多前,家人曾送他到精神病院进行过检查。当时他被诊断为“未规类性精神错乱症”,并在门诊接受了几个星期治疗。服药的效果很好,他很快就得到了恢复。于是,他中断了与诊所的联系,也停止了服药。

     

    然后,莱特休学了。回家后整天都是无所事事。一个奇怪感觉开始发生,周围出现了神秘的气氛。他怀疑受到了监视,而处在危险之中。父亲带他再次来到精神病医院。短期观察期间,莱特表现得还算镇静,愿意合作,也接受了治疗。医生便同意了他们进行门诊随访的要求。

     

    可是,病情在迅速加重。他开始出现幻觉:一个陌生而模糊的人影在家里忽隐忽现。有时还有说话的声音,但听不清楚。影子对他摆出一些姿势,似乎在向他做出暗示。他感到很紧张。事发当天,他头脑里出现了一个可怕的念头:他忽然感到妈妈和姐姐都是某个组织派来的伪装的杀手。他去告诉爸爸。爸爸却转身向她们走去,还一边投来惊愕的眼光。顿时,他感到一张天罗地网向他扑来。惊恐之际,他抓起车钥匙,夺门而出,向高速公路飞驰而去。

    … …

    来到医院后,莱特的病情迅速地得到了控制。仅十天,他就恢复了“受审的行为能力”。病情好转后的莱特其实是个不错的孩子,有礼貌,守规矩。可以说,他此次住院的目的已经“圆满”地达到了。根据美国宪法第六修正案:保障一切刑事检控中,被告有权享受“迅速审判”的权利。莱特应该回到司法系统,走完必要的法律程序。这样不管对他还是对社会(或受害人),正义才能早日得到维护和伸张。然而,已经耽误了半年之久,几乎给社会带来重大人员财产损失的莱特,他的系统性的治疗才刚刚开始。

     

    个人与社会,法律与医学,矛盾在这里交织。这是一个由权利引来的“麻烦”!

     

    作者为医学博士,美国司法精神病学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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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组图]清明节在京访民分别祭奠孙中山、杨佳

    民生观察工作室2013-4-4消息:今天是清明节,在北京的访民分别到多地进行了祭奠活动。其中天津访民许乃来、四川陈茜、成都王蓉文、湖南尹卫和等许多访民上午十一时来到北京中山公园,对孙中山先生进行了祭奠。下午一时许,这其中的许多访民又在北京南站打出标语声援“香港同胞争民主的正义行动”。


     


    同样在今天上午,天津访民近40人为杨佳扫墓, 遭北京警方扣押到晚上还未释放。据悉,这批访民分别被关押在八角、古城、苹果园、模式口、石景山等派出所。


     


    另外,河北访民段淑兰、田玉英、张宗信、鲍润蒲等全国各地的访民来到八宝山公墓。当局对此早有预案,访民们一到这里就被拉上车送往久敬庄关押分流。还未到中午,就已有四大车访民被从八宝山送进了久敬庄,一时间久敬庄内人员拥挤。


     


    以下是祭奠孙中山的访民图片:


     


     


     


     

  • 老父用铁丝绑精神病儿子致其患败血症死亡

    黄国权没有想到患有精神病的儿子黄友贤会命丧于一根锈迹斑斑的铁丝。

    因为儿子发病,在村里伤人毁物,黄国权被迫将儿子用铁丝绑在家里。由于不断挣扎,黄友贤的手腕很快便出血化脓。一个月后,黄友贤伤口感染,最终被确诊患上败血症,两天后死在家中。黄国权被警方带走……

    三个儿子都患病

    走出上饶县法院,黄国权眼眶湿润了,又一个儿子没了,而且还是命丧于自己手中的一根铁丝。但黄国权来不及痛哭,他一心想着回家,因为家中还有一个儿子瘫痪在床,而他是家中唯一的劳动力。看着他急匆匆的背影,旁人无法想象,在这个老父亲的心里除了悔恨,还装着多少无奈。

    谈及黄国权的家境,村民们只有叹息,在上饶县管辖的这个村庄,基本难以再找到比他更贫穷、更悲催的人。“如果黄国权的大儿子还在世的话,今年刚好40周岁了。他的大儿子患有先天性智障,多年前已经死亡。现在出事的是二儿子黄友贤,今年38岁,患有精神病,时常在村里害人。”有村民告诉记者,黄国权生有三个儿子,他的第三个儿子现在还瘫痪在床,一切生活都依靠黄国权照料。

    铁丝绑儿父心痛

    案卷记载,黄国权用铁丝绑住患病儿的时间是2011年9月。

    村民称,那时,黄友贤的精神疾病再次发作。“发病后,黄友贤不认识人,不仅砸别人家的东西,还把自己的老父亲也打伤了。”村民说,黄友贤发病后,用锄头追着父亲黄国权打。

    当年9月上旬,村民看到黄国权将黄友贤绑在家中的柱头上。

    黄国权事后坦言,因为担心儿子发病外出伤人,他才不得已采取这一措施。黄国权说,在绑儿子时,他并未多想,随手找到一根一米长的铁丝,将儿子的左手绑在柱头上,当时并未注意铁丝生锈与否。

    黄友贤被绑后,不断挣扎试图挣脱,手腕很快便破皮出血。

    黄国权称,看到儿子痛苦地号叫,他的心如针扎。“我也想解开铁丝,可解开之后,一旦发病,他又会去害人。”黄国权说,他已经家徒四壁,没有任何东西来赔偿因为儿子发病带给村里人的损失了。

    儿子患上败血症死了

    据村民说,黄国权用铁丝将儿子黄友贤绑在柱头上,大约持续了一个月。一个月后,有村民发现黄友贤精神颓废,而且左手伤口已经化脓,手腕软组织坏死。

    2011年10月9日,当地医院检查确诊,黄友贤患上败血症。两天后,黄友贤死在家中。

    日前,上饶县法院对这起案件进行了宣判。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黄国权虽为防止其子在精神病发作时伤害他人,但方法不当,致其因患有败血症而死亡,其行为已构成过失致人死亡罪。鉴于被告人黄国权犯罪情节较轻,归案后能如实供认犯罪事实,可从轻处罚,并对其适用缓刑不致再危害社会。法院作出一审判决,被告人黄国权犯过失致人死亡罪,判处有期徒刑2年,缓刑2年。

    宣判后,黄国权表示不上诉。

    类似案件已经发生多起

    “让一个家庭贫困的老汉,来正确处理患有精神病儿子的事情,确实是个难题,此前,江西已经发生多起父亲因违法处置患精神病儿引发犯罪的案件。”资深法律人士、律师罗久保说道。

    2008年10月31日,乐平市洎阳街办村民王某的儿子精神病发作,王某便用绳子将儿子绑在自家门口的窗户上。211月2日上午,王某到菜场给儿子买包子回来,发现儿子已经挣脱绳子。发病后的儿子追赶和殴打王某,王某随手拿起木棍朝儿子一顿暴打,致使其“休克性死亡”。

    萍乡市湘东区年近六旬的村民丁某,因阻止患精神病的儿子殴打无辜村民,情急之下将儿子打伤致死……

    一人得病,全家陷入悲剧

    “家庭监护责任过重,政府投入、社会救助严重不足。如果一个人得了精神病,其家庭几乎无可避免地陷于悲剧,因病致贫成为普遍现象。”江西法报律师事务所肖文军律师认为,即便现在农村医保能够解决一部分治疗费用,但这都是杯水车薪。

    肖文军律师告诉记者,在现有的相关法律规定中,我国精神疾病患者的管理以亲属的监护责任为主,实行的是“家庭为主、政府为辅”的模式。这种做法虽然符合我国的传统习惯,但实行起来很困难,主要障碍在于许多家庭没有财力,负担不起对精神病人的长期监管,尤其在农村,一人得病的后果是全家陷入悲剧。

    (本文来源:光明网  http://henan.china.com.cn/special/zhf/201301/P71285QTN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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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男子臆想妻子有婚外情将其杀死 被鉴定为精神病患者

    中新网常州3月4日电 臆想妻子与人有奸情欲加害自己,在江苏常州打工的潘某竟然持砖块、铁棍在暂住地将妻子残忍杀害。后经司法鉴定潘某患精神分裂症。4日,常州武进区人民检察院对潘某提起诉讼。据了解,潘某或将成为刑诉法修改后,常州首个被强制医疗的犯罪人。

    2013年1月2日清晨,在常州郊区一处租住屋内,韦某被丈夫用砖块、铁棍活活打死。当警方破门而入时,韦某的丈夫潘某正手持煤气瓶准备自焚。见到警察,潘某拿着煤气瓶四处挥舞,最终被警方制服。经警方审问,潘某杀妻的原由竟然只是出于臆想,认为妻子与他人有奸情,准备加害自己,还要图谋自己贵州老家的财产。经了解,潘某2012年曾因精神分裂症入院治疗过。

    常州武进区检察院公诉部门受理案件后,按照修改后刑诉法、高检院刑事诉讼规则要求,立即启动强制医疗程序。在确认涉案精神病人实施暴力行为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基础上,对涉案精神病人是否有继续危害社会的可能性上进行重点审查。

    据该案的承办检查员凤立成介绍,2013年春节刚过,他们对当事人及其亲友展开了走访调查,并听取医疗专家意见。走访了解到,潘某2012年发病入院治疗,却因医疗费用等原因提前出院,回去后未能服药导致病情加重,因精神妄想最终将妻子杀害,如不进行及时治疗极有可能因妄想再次实施暴力行为。因此依法决定对其作出提起强制医疗申请的决定。

    (来源:中国新闻网 http://news.163.com/13/0304/19/8P57L43B00014JB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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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被精神病等于酷刑迫害

    被精神病这个现象,其实已经有很长的历史了。小时候看电影,说的是美国的事,某些地方恶势力,用这个办法对付揭弊的进步人士。后来的故事,发生在前苏联,在那里,有好些异议人士,被关进精神病院,进去的时候还正常,出来的时候,就真的变成精神病了。现在,美国和俄国,这样的事情已经多年没有报道了,但是,在我们的国家,被精神病却一天比一天多了起来。好些上访的人,莫名其妙就被关进了精神病院。有时精神病院并不知内情,有的则是跟精神病院有密切的合作。好好的人,自己不同意,家人也不同意,但就是进了精神病院,按精神病人来治,打针,电击,捆绑。如果中途跑了,还要动用警察,把人抓回去。

     

    最初,被精神病现象,只出现在地方政府的截访过程中。由于上访者有碍地方官员的官声,当所有围追堵截,加上办学习班这种非法拘禁的方式都失灵的时候,采用劳教的方式,一来需要劳教部门的配合,二来现在被舆论批评,已经臭了,所以,就想到了精神病院。这种恶招,一旦出笼,就难免泛滥,从对付上访者的高招,变成对付一切刺头的普遍招法。

     

    一些地方政府,大型国企,凡是碰到领导看不顺眼的刺头,一声招呼,这个人就变成了精神病。只要有钱挣,精神病院也乐意配合。就这样,一个接一个的被精神病案例,就这样被制造出来。揭开黑幕的一角,骇人听闻。从前只是在电影上看到的,现在一幕幕在现实中上演。

    从某种意义上说,被精神病,跟办学习班,动用警察抓人,劳教,甚至将无辜者判刑一样,都属于地方政府(也包括大型国企)对公民的一种迫害。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这种迫害更不人道。而在“治疗”过程中,所受的肉体和精神折磨,被在监狱和劳教所都要严重。更何况,一个好好人,平白被戴上精神病的帽子,即使日后出了院,社会上不明真相的人,也会当他是精神病。事实上,确实存在过从被精神病到精神病的案例,等于把活人变成了鬼。(来源:新浪博客  作者:张鸣http://blog.sina.com.cn/s/blog_4ac7a2f501018g8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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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杜绝“被精神病”的同时明确强制医疗决定权

    河南省心理咨询中心主任王长虹教授说,杜绝“被精神病”不是《精神卫生法》的全部,只有把杜绝“被精神病”和明确精神病强制医疗决定权有机地结合起来,才能真正保障精神病患者的权利。

    据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精神卫生中心2009年公布的数据,我国各类精神疾病患者人数已经超过1亿,其中重性精神病患者人数已超过1600万,急需接受妥善治疗。这些重性精神病患者很少引起舆论的关注,经常引发舆论震荡的是那些“被精神病”的患者。

    王长虹说:“被精神病”为何能引起舆论的关注,大概是因为这其中涉及到公权滥用。一些“被精神病”的患者遭受过不公正的待遇,他们有过上访、投诉的经历,而政府部门因为担心被揭丑,于是动用公权将正常人“制造”成“精神病患者”,并强制送至精神病院。受害者的自然反抗更会被认为是“不正常”的证据。近年来被媒体披露了多起正常人被非法收治至精神病院的案例。

    正因涉及公民的权利自由,所以《精神卫生法》中“住院治疗实行自愿原则制”的规定引发了强烈关注。如果这一规定能有效落实,那么“被精神病”的悲剧将被杜绝。在精神病患者治疗方面,“强制医疗权”的约束可谓是一个莫大的进步。

    王长虹指出,“被精神病”的时代终结了,那么,对于那些真正需要治疗的1600万重性精神病患者又该怎么办?尽管我们痛恨因强制而制造出的“被精神病”悲剧,但是抛开情绪的悲愤,客观来看,“被精神病”的比例终究只是少部分。在保障“被精神病”患者权利的时候,那些真正需要接受治疗的精神病患者的权利也不能被忽视。

    有多年临床实践经验的王长虹指出,无论病情轻重缓急,真正自愿接受治疗的精神病患者为数不多。对于那些具备完全行为能力、能够辨别自己的行为的精神病患者,当然应该本着自愿住院治疗的原则,可是对于不具备完全行为能力的、有暴力倾向的重性精神病患者,是不是还应该适用自愿原则呢?

    有资料表明,美国很多州的法律就规定,生活无法自理或构成了对社会安全威胁的精神病患者,就必须强制治疗;我国台湾地区也规定,在社区治疗康复的精神病患者必须接受有关部门定期的随访,并且按时服药,否则,就将其强制送医院治疗。

    王长虹强调,舆论围观不应该把全部焦点集中在“强行收治”“非自愿住院”等方面,与其同样关键的,还有精神疾病判定程序的严密建立和明确强制医疗决定权的归属权。在强调“不该收治的被收治”的同时,也要关注“该收治的不收治”,假若偏废了任何一方,都算不上是精神病患者之福。《精神卫生法》不仅仅是为“被精神病”患者而制定的,它保障的也是真正精神病患者的权利。

    受访专家:王长虹,医学博士,精神科主任医师、教授,硕士生导师,河南省心理咨询中心主任;发表论文50余篇,出版专著7部,获科技成果奖8项;擅长各类精神障碍的早期干预及儿童青少年精神障碍的心理咨询和诊疗。

    (来源:医药卫生网    作者:秦步盘)

    (http://www.yywsb.com/list,112761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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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精神障碍鉴定当前仍较混乱 刘白驹委员谈鉴定程序问题

    将于今年5月1日起实施的<精神卫生法>能否严防公民“被精神病”被社会寄予厚望。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刘白驹对此深表忧虑,他认为,要遏制“被精神病”,精神障碍鉴定立法是亟待解决的一环。

    刘白驹用“混乱”来形容当前精神障碍鉴定。他说,去年我国先后通过精神卫生法,修改了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但这3部法律对精神障碍鉴定规定得都比较简略、原则,不足以规范、指导实践。而之前相关部门制定的一系列司法鉴定规定,均不是精神障碍鉴定的专门规定,也不能适用于精神卫生法的医学鉴定。

    刘白驹期待通过制定精神障碍鉴定法,明确精神障碍鉴定机构的资质和管理、精神障碍鉴定人的资格和权利义务、精神障碍鉴定程序和鉴定意见等内容,涵盖精神障碍刑事鉴定、民事鉴定和住院鉴定。(来源:法制日报    记者:周斌)

    http://www.chinapeace.org.cn/2013-03/05/content_689420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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