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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律师手记:“无人认领的精神病人”

    南京老人阿卫,60多岁,曾在青龙山精神病院被住院七年,后被同样住院的病人打伤,而因祸得福出院。离开青龙山不久,在家中休养的阿卫被前妻及成年女儿以“精神分裂症”复发为由报警送入南京脑科医院,至今已近三年。

    本人前去探望时候,老人正在主持一个病友歌会。与老人交流的感觉是其思维、逻辑正常。会见拟为其提供法律服务的律师时,老人甚至还要求查看律师执业证件,其自我防护能力可见一斑。阿卫的主治医生明确表示其已经康复,但其所谓“监护人”即其唯一的女儿就是不愿意接回去,甚至根本就不接医院的电话。老人说女儿这么做的原因就是为了房子,不想老人回去住。医院称也很同情老人,但无能为力,因为“谁送来,谁才有权接老人回去”。

    律师曾提出其女儿将老人接出院后,老人住养老院。养老院已经落实好,老人也同意,女婿口头答应,但嗣后女儿以端午节过后再说、孩子骨折等理由百般推脱不办出院手续,后来甚至拒绝接听电话。

    我认为,即便本人罹患精神分裂症,但第一被告为了占有原告的房产,第二被告为了些许医药费收入将原告无限期地限制人身自由,严重违法,侵犯了原告的合法人身权利。

    有关本案的疑问与法律漏洞

    一、“谁送来谁接走”的医疗行规没有法律依据,不过是医疗机构利用其优势地位强加于被送医者的“格式性条款”。

    自然人并非家庭拳养的宠物或者一般的财产,岂能如同不动产一样地交付?!这种所谓的医疗行规为一些恶意送医者提供了借口,令其得以借此侵吞被送医者的财产、剥夺其人身自由。

    二、医院说法中的悖论

    本案中,老人自行出院可以吗?此类案件中,医院以“谁送来,谁才有权接老人回去”完全剥夺了老人自行出院的权利。医院一方面承认被送医者已经康复,却又称不方便出具康复的证明或诊断书,说是必须待出院才能出具该文件。但出院的前提之一是有康复的证明或诊断。

    三、精神分裂症是否是法律所称“间歇性精神病人”?

    即便是,理应由司法程序认定一个公民是否为限制行为能力者,不能以医院的简单诊断甚至家人的观察就随意地做出一个关乎公民人身、声誉的认定。否则,很可能会被心怀不轨之人滥用。我国《精神卫生法》至今未出台,精神病收治并非一些医务人员坚称的“是纯粹医疗行为”,精神病收治中的程序规范以及人身自由等基本权益的保护是亟待立法解决的问题。即便有一小部分精神病人在发病时候可能会给社会的财产、人身安全带来安全威胁,问题是,难道精神病人的人权就能够随意漠视?不该得到保护?事实上,立法很多时候无法照顾所有的利益而必须在冲突的利益中做出取舍,《精神卫生法》迟迟不能出台的一个重要原因即在于此。显然,将来的《精神卫生法》将不得不在疑似精神病人的人身权利和其对社会可能的危害之间做出选择。可以确定的是,全球的立法实践已经惊人的一致,前者的利益更应该得以优先保护。

    四、如果一个成年公民没有被司法认定为限制行为能力者,则其当然是一个完全行为能力者。

    而一个完全行为能力者就不需要所谓的监护人,本案中的老先生即是如此。既然无需监护人的监护,则医院所称的需要监护人同意才能出院的理由也是不能成立的。事实上,医生僭越了法官的权利而自行断定被送医者为限制行为能力人。

    五、医院和送医者是否涉嫌限制人身自由?

    老人家所在的病区安装有防盗门,24小时有护士、护工把手,与监狱无异。老人在此已近三年,从未走出半步,形同蹲监狱。

    据老人回忆,09年的被住院系派出所协助家属送来。如其所言属实,则警方所为颇多商榷之处。《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法》第14条规定“公安机关的人民警察对严重危害公共安全或者他人人身安全的精神病人,可以采取保护性约束措施。需要送往指定的单位、场所加以监护的,应当报请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公安机关批准,并及时通知其监护人。”可见,警方的约束权有一定的限制条件。首先,警方的约束必须是保护性的,不能出于其它目的,至于将疑似精神病人送到特定场所,则有程序性要求。即需要“县级以上公安机关批准”,更有目的性的要求即为了“监护”而非“治疗”。

    应该说,老人的女儿、警方、医院都涉嫌限制人身自由,至于该行为构成一般的民事侵权还是行政违法甚至刑事犯罪,则需视具体情节来认定。(来源:精神病人权利网  作者:封顶http://www.mdrights.org/html/49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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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法律上如何防范"被精神病"

    近年来,“被精神病”事件屡见不鲜,成为一个引人关注的社会问题。那些“被精神病”受害者,人身自由被限制、身体健康被伤害、合法权益被剥夺,当事人遭遇投诉难、出院难、申诉难、索赔难。2013年1月10日,河南省郑州市二七区法院一审宣判一起“被精神病”案件,让公众看到了司法带来的希望。

    “被精神病”,谁该担责?

    2012年7月20日,正在办公室处理事务的郑州某酒业销售公司董事长吴某,被6名医务人员强行架上救护车带到了郑州市精神病防治医院。得知消息后,吴某的胞弟与公安民警、律师及媒体虽经反复交涉,但医院仍声称没家属同意,无权“放人”。警方调查得知,是吴某“妻子”谢某给医院打电话称丈夫精神失常,医院应家属要求采取强制住院治疗措施的。而事实上,吴某与谢某早已离婚,离婚后双方因经济问题发生矛盾。

    2012年9月,吴某向郑州市二七区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近日,二七区法院对该案作出一审判决。法院认为,该精神病防治医院仅凭谢某办理的住院手续,就擅自派人将吴某带到医院诊治,严重侵犯了吴某的身体权和自由权。医院应承担全部责任,判决其赔偿吴某精神抚慰金3万元。

    “这个判决极具示范意义。法院认定医院应承担全部责任,这样的归责是非常精确的,判决也是非常正确的。”2013年1月17日,专门从事精神卫生法律研究的公益律师黄雪涛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反复强调。

    黄雪涛告诉记者,以前同类的案件虽然出现过很多,法院的判决中都没有全部追究医院的责任,大多数案件的判决,95%的责任由送至人去承担,医院只承担5%的责任,而这样的判决和责任划分是不正确的,不利于防范近亲属滥用监护权的发生。

    黄雪涛认为,就此案而言,在法律归责方面,实际操作中很难判断吴某前妻的动机是否为恶意。医院作为专业机构应该去承担法律判断和医学判断的责任,因为利益冲突审查与排除,是监护关系设定时必须配备的环节,精神病院限制公民的基本权利,限制“患者”自主权时,意味着医院在设定监护关系,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法律行为。

    如何防止正常人“被精神病”?

    如何确保有病治病,没病不“被精神病”?黄雪涛表示,医院首先应当确定被送至人是否丧失行为能力,是否真的需要被监护。第二,医院在收治前应该对监护人的资格做一些甄别,判断所谓主张监护权的人与被监护人之间是否存在利益冲突,主张监护权的人是善意还是恶意,以及提供的资料是否基本可信。“如果医院做好严格的审查把关,利益冲突者的恶意企图就不会得逞。”

    黄雪涛同时建议,医疗机构在收治患者时,首先应当询问患者需要通知谁,是否有信任的人;送患者来的人是否信任,是否可以代表患者自己行使知情同意权。如果患者不相信送至人,医院应当联系患者相信的人。“医院应当尊重和保护患者的最大权益。”黄雪涛表示。

    黄雪涛说,退一步讲,即使一个人真的患有精神病,也不必然应当被强制住院。如果患者自己不感到痛苦,所患精神疾病没有损害其身体健康或者不会导致其死亡,也无可能伤害自己或者他人,可以不治疗、不住院,外人不宜干涉。

    如何破解司法与医学交叉难题?

    然而,目前存在的一个困境是,精神病院医生同时肩负着医学判断和法律判断的责任。那么,从制度和技术层面而言,如何让“医学的归医学,法律的归法律”?而又如何从立法层面防止将两者混同?

    2012年10月26日,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九次会议表决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精神卫生法》,该法将于今年5月1日施行,力图破解包括“被精神病”在内的多项法学医学交叉难题。

    黄雪涛认为,精神卫生法中对监护权的设置,并没有排除监护人与当事人存在利益冲突。而监护人权利过大,可决定“伤害自身或有伤害自身危险”的患者是否住院与出院,患者没有申请复查和医学鉴定的机会。在近亲属滥用监护权,而患者得不到司法救济的情况下,依然会出现“被精神病”现象。

    据了解,目前有关部门正在紧锣密鼓地制定精神卫生法的实施细则。黄雪涛建议有关部门在制定实施细则中应该注意目前法律中存在的三个“空白点”。一是送至人不是在警方介入的情况下,将患者送至医疗机构实施住院治疗的。二是医院在决定剥夺患者的自主权,设置监护关系的过程中,缺乏法律审查的环节和机制。三是精神卫生法对于近亲属送至患者的情况中,没有给予患者寻求帮助的机制。

    (来源:人民网http://news.cqnews.net/html/2013-01/20/content_2368266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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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杜绝“被精神病”,司法应敢于作为

    “被精神病”者刘刚起诉临沂相关部门,此案具有标杆意义,法律不能沉默。

    据报道,2008年9月19日,辽宁人刘刚到山东临沂市委市政府上访,结果被送到当地精神病院,遭到强行打针吃药,近一个月后“出院”。次年1月,刘刚向临沂市信访局、民政局讨说法,却再次被送进精神病院。如今,刘刚向其户籍所在地的辽宁省北镇市人民法院,起诉临沂市相关部门并索赔200万元。

    据称,这是我国首例因上访被关进精神病院,对政府机关进行诉讼而立案开庭的案件。

    个别地方政府使用“黑监狱”、“被精神病”等违法手段对付访民,并不鲜见。这次刘刚通过行政诉讼,追究民政、卫生局的行政违法责任,并索赔巨额的赔偿,是将信访纠纷纳入了司法渠道中解决。相信本案对于今后依法妥善解决类似“截访”案,遏制个别基层政府的违法行为,有着标杆作用。

    信访是公民的合法权利。公民上访即便有违法行为,也应依《治安管理处罚法》等法律处置,法律之外的“维稳手段”绝不是法治政府的选择。

    《精神卫生法》明确了精神病治疗自愿原则,强制治疗的仅限于病人“已经发生危害他人安全的行为,或者有危害他人安全的危险的”。

    本案中,刘刚只是在向政府信访,却被送进了精神病院,限制其人身自由,先后“治疗”两次,时长近两月,这种“强制治疗”一是违背事实,二是没有法律依据,也注定是违法的。且两次“治疗”,院方都未通知家属,这还是治疗行为吗?不经过司法程序、不通知家属,公民因为信访,就这么被“人间蒸发”,制造了社会恐慌;这也是让医疗机构承担了它不该承担的“维稳”责任,有悖于医学伦理。

    信访绝不是法外之地,不能任由个别基层政府机关动用“学习班”“黑监狱”“被精神病”伤害公民。司法机关应敢于作为,积极立案,纠正个别政府的违法行为,让受伤者得其偿、让违法者受其惩。司法审查管得住政府的行政违法,才能树立司法权威,才能避免各级政府抱薪救火式的“截访”。(来源:《新京报》  作者:袁伊文

    http://www.bjnews.com.cn/opinion/2013/01/21/24518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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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不要让孩子“被精神病”

    在心理咨询接待中,经常接触因为孩子或是当事人莫名的行为而认为异常送进精神病院,在遇到负责的医生可能会对孩子和当事人做个详细的诊断,但更多的精神医生会根据家人的描述直接把孩子或当事人确诊,要么住院要么就是开药,让很多无辜的所谓的病人倍受煎熬,当然作为家人也是受到很多的刺激和无奈,我们没有理由说医生误诊,也不能说医院怎么样,重要的是作为病人的监护人,在孩子和亲人出现异常时,为什么不能多一些了解呢?


    昨天来我们工作室咨询的一个13岁的孩子,因为在学校行为出现异常,以前很是活泼的孩子,不知道什么原因开学一直闷闷不乐,言行举止与以前出现很大差异,上课有时一直心不在焉,与同学也没有多少交流,老师发觉后与家人联系,在没有问孩子是怎么回事的情况下,直接把孩子塞进车,在孩子喊着“我没有病,我真的什么也没有”的挣扎中送进当地的一家专科医院,在做过检查说是抑郁症,然后就是办理了住院打针,见孩子一直没有好转,因为吃药和打针,孩子身体出现浮肿,病情有所加重,只是情绪有所改变,在朋友的介绍下来我们心理咨询工作室。经过沟通了解,孩子因为在班里喜欢一个男孩,特别是在同学开玩笑下,让彼此不好意思接触,也是一个孩子在青春期懵懂的情况产生的一些情形,用孩子的话说,一直就是在想怎么样才能让男孩走进自己的心,自己一定会很贤惠,做一个懂事的女孩,但因为彼此家庭差距很大,让自己不敢有所奢望,所以每天就是想,这样的事情又不能对家人说———-这就是一个被诊断“抑郁症”的孩子,现在在同学眼里都知道她有精神病已经住院,可以想象,作为一个13岁的孩子又怎能承受如此的打击和心理压力,当然还有家人在茫然无措,在等孩子有所好转,用爸爸的话说,什么迷信或是道听途说的法子都会尝试,其中的心酸和无奈也是可以理解的。


    一个本来很无辜很阳光的孩子,因为一次成长中必然要经历的也是每个人都会拥有的情绪,只是有的人会不在意,有的人会很快调整好,有的人需要时间,当然有的人需要借助家人和心理医生的帮助,但不论怎样,作为过来人,特别是作为家人和老师,在孩子出现问题时,是否能够静下心慎重考虑,而不是因为孩子突然的变化让自己“被精神病”,需要多一些时间去理解和懂得孩子,而不是只看到孩子的表象就认为孩子就是了,因为在医院很多医生都是听家人怎么说,多是用家人的说法作为诊断,特别是心理方面的问题,所谓的一些检查只能是辅助,如果对当事人不能详细的了解和拥有耐心去理解,根据家人的描述做出诊断也是理所当然,记得在咨询中也是接触很多这样的个案,不只是孩子,作为成人也是一样,两人因为情感问题闹得不可开交,老公也不知道是出于什么想法,居然到医院给老婆办理的住院手续,医院来人直接把人给带走了,就这样在医院住了3个月,类似的事情相信每个人身边都会出现,问题是我们如何面对和接受,真的需要当事人用心考虑,而不要因为自己的想当然或是听别人怎么说就急于确诊,在事情发生后尽可能多找一些专业的人士诊断,特别的心理方面的因素,更需要慎重,心病还需心药医,这是根本,即使药物再怎么好用,最终还是需要用心来打开当事人的心结,药物只能缓解暂时的情绪,而不要因为自己的理智而延误最佳诊断时间,因为你的选择可能会伤害一个人,也会因为你的选择及时让自己亲人尽快走出自己的困境。


    在孩子或家人出现异常,能够及时寻求专业人士帮助,而不要稀里糊涂因为自己的无奈再次给与彼此刺激和折磨,爱可以化解彼此隔阂,不论是怎样的病情,相信拥有爱,一定会减轻和帮助对方尽快好转,而不要一味追求所谓的名医专家而延误时间,多一些沟通和相处,多一些理解和宽容,能够听听对方的心声,你会发现对方的状况不会是你想象的那么严重,学会爱,懂得去爱,用爱去呵护家人,相信自己的付出一定感动对方,相信自己,爱一定可以让孩子尽快阳光自信起来,重要的是自己的爱是否行动了呢?而不要真正等对方“被精神病”了才明白,这才是我们不愿意看到的。(来源:525心理网http://www.xywy.com/xl/ahz/jd/201103/17-70003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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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余一中:苏联时代的“被精神病”恐怖

    余一中: 南京大学俄语系教授

    精神病是一种精神疾病,本来与政治无关。但是统治者却往往出于政治目的把政治观点和他们不一致的人看做精神不正常的人,也即精神病人。

    斯大林因20世纪30年代“大恐怖”时期实行大规模的逮捕、审讯、囚禁和枪杀搞得国内危机四伏,国外声名狼藉,遂把罪责推到暗藏的“人民之敌”内务人民委员叶若夫身上,并用双手同样沾满鲜血的贝利亚接替了叶若夫。斯大林还命令叶若夫扮演“自由主义者”的角色,清查制造“大恐怖”的各级“三人小组”(当时由各地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三名工作人员组成的小组就可以决定被审查人的生死)的罪恶并惩办相关的责任人,平反一些冤假错案,严格今后的办案程序,以便给人以苏联严格实行法制的印象。

    实行法制就意味着苏联当局无法再像30年代那样随意将批评领导和持有不同政见的人逮捕入狱或投入劳改营了。于是把不服当局“管教”而又不具备构成犯国事罪的材料的公民投入精神病院的做法就应运而生。1939年,贝利亚亲自把喀山精神病医院划归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喀山监狱管辖。从此苏联有了第一个监狱精神病院。尽管按照苏联法律,在押的犯人转送精神病院做强制治疗须有法院认定,但据后来的文件披露,关在喀山监狱精神病院里的绝大多数人都是未经法院批准而由强力部门直接送去的。另外,当时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文件规定,该监狱囚禁的都是患精神病的“国事(罪)犯”。而刑事罪不是国事罪,由此可以认定所谓犯国事罪的犯人是被当局视做“社会异己分子”和“人民之敌”的人,也即和普通苏联公民不一样的,认识到斯大林的“自由”、“平等”口号的虚伪性,不愿当“螺丝钉”和“驯服工具”的人。

    把看着不顺眼的人关进精神病院,对于当局是一件既维护了法制体面,又体现了人道主义,还免除了内务部门的侦讯之苦和司法部门的斟酌刑期之劳的大好事。于是这种做法就从斯大林时代延续到了赫鲁晓夫时代、勃列日涅夫时代、安德罗波夫时代……所以后来在列宁格勒、加里宁格勒等地也开设了一些监狱精神病院,或在普通的精神病院里分设了专属强力部门管辖的科室,以满足当局日益增长的收押异己分子、维持稳定统治的需求。而在领导苏联建成了“发达社会主义”并正在向共产主义迈进的领袖们看来,判定异见分子是精神病的理由如同赫鲁晓夫说过的那样极其简单:“只有精神病人才怀疑苏联光明美好的前途。”

    在以精神病为名惩治异见分子的事业中,苏联的内务部、克格勃等强力部门起了重要的作用。很多“精神病人”都有难忘的体会。

    若列斯·梅德韦杰夫是著名的苏联生物学家。他生于1925年,参加过卫国战争,是“解冻时期”成长起来的优秀科学家。还在20世纪60年代,他的《蛋白质的合成与个体发生问题》、《生长过程的分子遗传学机理》、《李森科沉浮记》等书就已经被译成英文在西方出版,为他赢得了世界声誉。1970年5月29日(星期五)夜晚,一组警察来到他家,要带他去市精神病院做“鉴定”和“住院观察”,被梅德韦杰夫义正词严地拒绝了。当时正好在场的梅德韦杰夫的同事们纷纷谴责警察的违法行为。为首的民警少校粗暴地回答:“我们是强力部门的,你们爱上哪儿告上哪儿告去。”说完,当着梅德韦杰夫妻子和子女的面就给他戴上手铐,送进了卡卢加市精神病院。

    5月31日,强力部门把若列斯·梅德韦杰夫关进精神病院的暴行激怒了一大批社会知名人士,他们是:苏联科学院院士阿斯塔乌罗夫、恩格尔噶尔特,著名作家特瓦尔多夫斯基、田德里亚科夫等。他们致电卡卢加市精神病院的总医师利夫希茨,抗议对若列斯实行强制治疗。在接下来的日子里,苏联科学界、思想界和国际社会为若列斯·梅德韦杰夫获得自由做了巨大努力。萨哈罗夫、索尔仁尼琴分别给勃列日涅夫写信。萨哈罗夫在信中说:“若列斯·梅德韦杰夫是遗传学家兼政论作家,他是一个具有出色的、灵活而精确的思维的人,一个心地善良的人。”这样优秀的人竟然被说成是“精神病人”,那么“若列斯·梅德韦杰夫的遭遇明天就会成为我们当中任何一个人的遭遇。”“这种没脸说出真实原因却毫无根据地变着法惩治人的做法正在成为时髦。”这些话道出了笼罩着苏联的“被精神病”恐怖。在国内外舆论的强大压力下,若列斯·梅德韦杰夫于6月17日被从精神病院里放了出来。

    如果说梅德韦杰夫的活动涉及到政治和国际问题,那么,一些平民百姓也就只是因为个人私事而发发牢骚罢了。但即使这样他们也逃不脱强力部门鹰犬的魔爪。例如,一个名叫谢罗夫的人在街头贴了这样一份用打字机打的征婚小广告:“同志们,在民主德国征婚广告是可以在报纸上刊登的。亏了有这种广告,在民主德国25岁以上的男女只有3%没有结婚,而苏联却是18%。苏联宪法保障发表的自由,可苏联并没有发表的自由,所以报纸不刊登征婚广告。所以我只好把我的征婚广告贴在电线杆上和院墙上了。”很快,警察来到他的工作单位,把他送进了精神病院。

    因为苏联公民维权意识不断增强,正直的公民和精神病医生们的努力抗争,1970年以后有关苏联利用精神病院迫害异见人士的消息渐渐被透露到国外,引起了世界各国人民的关注。连“文革 ”中的中国报刊也曾谴责过苏联政府用精神病院镇压苏联人民的罪行。1977年于檀香山召开的世界精神病学大会在审阅了专案组提交的关于苏联精神病治疗领域受害者与施害者的材料并认定其真实可信后,通过了谴责苏联出于政治目的滥用精神病治疗手段和药物的决议。大会还停止了苏联神经病学家与精神病学家协会在世界精神病学组织中的活动。

    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苏联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民众的自我意识觉醒了,社会变得开放了,许多禁忌被解除了。关于苏联利用精神病院迫害政治异见人士的信息被大量揭露出来。出于政治目的利用精神病治疗手段和药物的做法似有收敛,但事情远没有结束,因为许多当年穿白大褂的罪犯并没有得到惩处,政治强权也依然存在。据俄国媒体最近的报道,在地方上投诉精神病医生的案子中有16%是涉及动用精神病医疗手段压制异议人士的。这说明精神病恐怖的阴影还在游荡,只是游荡的范围缩小了而已。

    或许,政治家们应当多一些宽容,即使你非常正确,代表了民众的绝大多数,反对你的只是一小撮人。伟大的苏联作家高尔基和扎米亚金都曾自称为“异端”、“异教徒”,他们都说过这样的一句话:“历史是由异教徒推动的。”想一想吧,当初苏联当局如果听得进梅德韦杰夫关于苏联科学的意见、格里格连科关于警惕新的个人迷信的意见和苏军撤出捷克斯洛伐克的意见、谢罗夫关于发表自由的意见,苏联还会解体吗?(来源:南方都市报http://opinion.nfdaily.cn/content/2011-01/24/content_1953213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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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组图]邓志波、赵景洲看望带岭陈庆霞受到带岭警

    2013年2月6日,吉林访民邓志波听说了带岭陈庆霞的遭遇,跟哈尔滨访民赵景洲相约一同前往探视,由于一票难求,他们先后赶往带岭,到了带岭以后,邓志波向出租车司机询问带岭的治安状况如何。司机自豪地说:“现在还可以,你不知道这里出现了一个知名人物吗?陈庆霞!”当司机听说邓志波就是来看望陈庆霞的时候,司机主动邀请邓志波去他家住。路上看到大多数旅店门口都有警车驻守。


     


    2013年2月7日,邓志波和刚刚赶到的赵景洲及另一位女网友,一同来到陈庆霞的住处看望了陈庆霞。这时,陈庆霞的住处已经有两位一老一少网友先到了,大家谈的很开心。可其中的一位年轻的网友出门给手机缴费时却遭到疑似警察的人员盘查。为了不给陈庆霞增添麻烦,邓志波、赵景洲等人决定离开。


     


    由于带岭没有适当的火车,三人乘出租车赶往距带岭一站地的朗乡,一路上身后都有车相随,此车半路上卸了牌照。到了朗乡火车站,车上三不明身份者电话调来另一位手持身份证阅读机的男士,此人在候车室查验了邓志波、赵景洲的身份证。


     


    当时,邓志波正和五位不相识的候车者闲聊,手持身份证阅读机者要他们拿出身份证检验。邓志波说:“你只验我的就可以了,他们的你就不用验了。”当确认了邓志波的信息后,此人笑了,就离开了。


     


    跟来的三位跟到站台,目送邓志波和赵景洲上了火车,直至火车启动才离开。


     


    在火车上,邓志波拨通了带岭公安局门局长的电话,向门局长反映了此事,门局长推说不知。邓志波告诉门局长“回去我就将此事上网,咱们网上见。”门局长紧张地说:“别的,别的,千万别的。”


     


    吉林访民邓志波:13944993280


    哈尔滨访民赵景洲:18845168964


    带岭区长夏景涛:13704850002


    带岭区委书记张跃文:13904587068


    带岭区委副书记于兴玉:13904586299


    带岭区公安局长门广丰:13804859388


     


    陈庆霞北窗户外的监控器


     


    将陈庆霞锁在屋内的铁链


     


    赵景洲(左)、陈庆霞(中)、邓志波(右)合影

  • 大年初一访民继续乞讨、拜年活动 上海九人

    民生观察工作室2013-2-10消息:去年年底,在北京的访民不断到王府井进行乞讨活动。今天是2013年大年初一,在北京的数十位访民继续到王府井乞讨,并在那里高呼要生存、反腐败的口号,结果现场出现多名警察,有访民的标语、手机等被抢。


     


    另外,今天下午一时许,上海九位留守在北京过年的访民尹慧敏、陈春芳、郑建明、徐玮、沈玉清、解庆国、孙红筝、冯国伟、姚雯去给温家宝总理拜年,结果被北京警察送到了东交民巷派出所。


     

  • 西安康素萍等二百多人被送马家楼

    民生观察工作室2013年2月9日消息:山西省西安市雁塔访民康素萍说,今天他们一百多访民去天安门欲放孔明灯许愿祈福,被北京警察强行送往天安门分局。


     


    今晚康素萍又发来消息:“我们被送到北京市马家楼接济中心,已经近半个小时了不让下车不让上厕所,跟我们先后进马家楼接济中心的有三车约二百名访民”。

  • 除夕夜大批访民给习近平拜年 多人被抓走

    民生观察工作室2013-2-9消息:今天是大年除夕夜,在北京的访民一批批前往北京玉泉山给习近平等拜年。其中湖北访民童斌、重庆访民刘修召这一批就有一百多人。结果傍晚童斌、刘修召等被香山派出所带去登记后,又要他们上了车,现不知人在何处。同样在北京的维权人士尹旭安晚上七点半左右则告诉本工作室,他们一批数十人也正赶往玉泉山,据他所知在他们这前已有三批访民前往了玉泉山。


     


     


  • 石玉林被国保从秦永敏家带走逾10小时还未回家(

    民生观察工作室志愿者河殇2013-2-8日消息:今天上午约11点钟,湖北宜昌市石玉林在秦永敏老师家被宜昌国强行带走,截止到现在晚上9点多钟,石玉林还未回家。


    石玉林妻子刚才7多钟的时候去了辖区夜明珠派出所,门卫告诉她去武汉的车子还没有回来。于是她给去武汉的周国宝打电话,他说他们还在路上,还没有到宜昌,武汉在下雪,路不好走,随即挂断电话。之后石玉林妈妈又给周国宝打通电话,周国宝却在电话中说他们已经到了宜昌,现在正在吃饭,稍后就会回来。


     


    接下来国宝会如何,我们拭目以待。请各位朋友关注!让石玉林早日回家与家人吃个团年饭!


     


    石玉林临时电话:15090932781


    最新消息:


    2月9日下午一点多,石玉林已回到了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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