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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图文]探访余甘林:希望关我进精神病院的人受到法律的处理

    近期,民生观察工作室收到湖北省孝感市孝南区闵集乡的一份稳控方案。该方案显示在当地有五名重点“被稳控“人员,其中就有三人被作精神病鉴定或关押在当地精神病医院。他们分别是是余甘林、李守利、沈启明。2012年7月底冒着酷暑,我来到孝感市对受害人之一的余甘林进行了采访。以下是采访的大致内容。

    蓝海:余阿姨您好!有消息说您的事情起因是因为,2007年您租住在孝感市一个集贸市场时,因为楼房路灯问题与一饶姓人员发生冲突被打。您说您被打的很厉害,内脏都打坏了。事情发生后,您认为当地公安机关和法院处理不公,是这样吗?

    余:就人,一开始,我在我住的4楼楼顶去晾晒衣物,饶幺云就把门使劲一关,同时把我下楼时需要照明的楼道路灯给关了【二人以前就因为楼道路灯问题关系不好】。我就对她说心平气和的说了一下:“你把楼道路灯关了,一点也看不见我怎么下楼”。她就有备而来抓住我的头发开始殴打我,以致我昏迷了一段时间。在我醒来后报警,警方人员并不积极对待我被殴打一事,也没有积极的帮助我向对方索要医疗费用,后来我就告到法院去了。法院的处理我也认为是有问题的。再后来,我就逐级到省里、北京去检举控告。。。。。因为,我的逐级检举控告,我们孝感市的维稳人员就把我抓回来强行绑架进孝感市精神病医院(康复医院)。

    蓝海:请您介绍下你被关精神病院的过程以及在精神病院里面的经历。

    余:2009年9月27日,我到北京上访,当时正是国庆前夕。很快我被抓住送到了北京久敬庄。9月28日,赶到北京的孝感市法院的四名人员和闵集乡的四名人员将我带回了孝感。当天早上到孝感后,孝感市法院的车子已在火车站等着了,还有闵集乡政府的共十个人。他们用车将我绑架到了孝感市精神病院。刚进去是福利院,福利院里面就是康复医院,也就是精神病院。我到医院后,闵集乡政府管信访的一位李主任看住我,乡政府其它人员就去医院办入院手续。手续办好后他们就将我的身份证、手机、MP4、剩余的一百元钱全部收走了,连我的鞋子也脱了,让我穿男人的大拖鞋。

    到中午我绝食不吃饭,李主任就把病人打电针给我看吓唬我,没办法我才吃了一点点。医院里面的饭真不是人吃的,是有盐无油的那种。在医院里面我也被打过电针,也被强迫伴在饭里面吃药,当时真有不想活的念头。

    蓝海:您以前在日常生活中,您的亲戚朋友同事们有没有人说您有精神方面的症状?

    余:亲戚朋友没有一个人这样认为。

    蓝海:请问您是怎样从精神病院出来的呢?

    余:我是在精神病院一次偶然的事件中逃脱出来的。2009年10月12日,当时院方在给另外一个大姑娘打电针时,大姑娘突然对捆绑在她身上的绳索大肆挣扎。院方就叫门外的其他人员进来帮助控制住那个大姑娘时,我见机就跑了出来。跑出来后,我至今东躲西藏居无定所,我害怕他们继续抓捕我

     蓝海:请问您今后有什么打算?

    余:有机会我还会继续检举控告,我希望我的问题得到公正的解决,我希望殴打我的当事人饶幺云受到相应的法律的处理,希望殴打、迫害,强行把我非法关进精神病院的政府人员依法受到处理。

    蓝海:我们还想跟您了解一下,您所知道的关于你们孝感闵集乡上访人员的一些情况。听说,除了您以外。你们孝感市闵集乡还有沈启明、李守利、唐华州他们也被关进了精神病院。首先请谈下沈启明的情况。

    余:沈启明是闵集乡前进村人,因官司胜诉不执行而上访。2009年9月我在精神病院时,他也在那里。现在我早出来了,他还在医院里,每天100多块钱的毒针还在打,人都打傻了。

    蓝海:李守利、唐华州听说都关死了?

    余:2009年9月我进孝感市精神病院时,李守利就在里面,还天天被强迫吃药。李守利是闵集乡柏树园村人,因家中卖牛纠纷而上访。我和老公到政府上访时,政府里面的人说他2011年3月已死了。死后听说赔偿了他3万元钱就了事了。唐华州我听说是2010年10月他关在精神病院里关得快死了,院方叫他的亲属把他拖回去家去,他回家后不久他就死了。

    蓝海:“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采访就到此为此为止,谢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您多保重!”

    余:好的。

    民生观察志愿者蓝海

    2012-8

     

    余甘林

    以下是对余甘林的访谈录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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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组图]山东高长里监狱内外三次被精神病的经历

    高长里是山东省枣庄市齐村镇渴口村人,1970年8月2日生。经招工,高长里成为了枣庄市市中区水泥厂(山东安厦水泥有限责任公司)的一名工人,住该厂集体宿舍152号。高长里妻子名叫吴修侠,夫妇二人育有二个女儿,大女儿今年15岁,小女儿10岁。

    三年年牢狱之灾的由来

    2001年4月,高长里因腰椎间盘突出请了病假。10月上班后,高长里被告他2月至8月的工资全部被扣。高长里不服向厂里提出申诉,工厂不理,高长里又申请劳动仲裁,结果高长里很快被工厂开除。自此,高长里与水泥厂较上了劲并走上了上访的不归路。2003年12月2日,第三次到北京上访的高长里被抓到了枣庄市驻京办内。枣庄市市中区水泥厂赶来的截访人员到达驻京办后,强行要求带离高长里回枣庄。高长里不从,双方因此发生争执和肢体冲突。在这期间,高长里将枣庄市驻京办内的一蓝色大花瓶打碎,同时损坏的还有一个花盆。后来经估算,这二项物件价值4015元。

    2003年12月23日,高长里第四次到北京上访,他的妻子吴修侠也一同来了。由于上访一直看不到一个结果,当天夫妇二人到了天安门广场。到那里后,夫妇二人先是撒了些传单,后来高长里又将自带的汽油倒在自己身上并点燃。警察立即冲了过来将火扑灭并扣留了高长里。

    高长里随即被遣送回枣庄市,在枣庄医院治疗一段时间后他即被下了大狱,2004年4月23日,枣庄市市中区法院对高长里进行了宣判。判决书指,高长里到天安门广场自焚造成公共场所混乱,构成寻衅滋事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高长里打碎花瓶故意毁坏财物,数额巨大,构成故意毁坏财物罪,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二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三年。

    判决生效后,高长里被送到了枣庄市监狱服刑。

    到监狱后还要申诉 送精神病院

    蹲了大狱后的高长里并没有老实下来,他不服判决,他还要继续申诉,继续反映自己的冤情。为此,他一封封地写申诉信并交给狱警,要求狱警帮他发出去。高长里说他在监狱里写了四十多封的申诉信,下面是他自己记录的大致清单:

    2004年12月1号交给陈干警一封、2004年12月13号交给陈干警五封、2004年12月28号交给徐干警五封、2005年1月7号交给陈干警两封、2005年1月14号交给徐干警两封、2005年1月21号交给陈干警六封、2005年2月28号交给徐干警一封、2005年3月28号交给徐干警两封、2005年4月29号交给陈、司干警各一封、2005年5月20号交给司干警三封、2005年6月9号交给司干警四封、2005年6月21号交给徐干警五封、2005年7月4号交给徐干警一封、2005年7月11号交给徐干警三封、2005年7月15号交给徐干警一封、

    2005年12月27号交给司干警一封。

    这些信虽然都交给了监狱的干警,但狱警却拒绝为他寄送,并进行了扣押。此举引起了高长里不满,他指责枣庄监狱违反了《监狱法》、《关于处理在押罪犯申诉、控告、检举有关问题的规定》等有关法律规定。高长里因此还多次提出要求调监,申请狱政公开(司法监督,召开听证会),并要求会见驻狱检察官。

    此举彻底激怒了枣庄市监狱,2005年7月21日,枣庄市监狱第六监区区长徐兆元突然带人将高长里送到了山东省济宁市精神病院住院治疗。在高长里提供的这次住院的病历上,我们看到高长里的户口一栏写的是“枣庄市监狱”,诊断病情为“偏执性精神病”。高长里在医院里被吃药打针,期间还被捆绑过。2005年8月15日高长里又回到了监狱。

    回到监狱后,高长里仍不安心“改造”,他痴心不改继续申诉,继续与监狱较劲。2005年12月29号,高长里第二进了济宁市精神病院。这次是枣庄市监狱狱政科科长吴昊等人将他送去的。这次住院,高长里犯的仍是“偏执性精神病”。在被强制治疗了51天后,2006年2月17号高长里出院回到了监狱。

    2007年2月19日高长里终于刑满获得了释放。回家后,一定要讨一个说法的高长里继续上访申诉,不过他的申诉对象增加了枣庄市监狱和枣庄市司法局,因为是枣庄市监狱让他成了一名“精神病人”。也因此,高长里成了枣庄市监狱和枣庄市司法局的上访稳控包保对象。

    出狱后,高长里先后到枣庄市司法局、山东省司法厅、国家司法部上访诉求,但都未有结果。2008年6月6日北京奥运会前夕,高长里又进京到司法部上访,结果司法部干警孙中平等人将高长里控制住交给了随后赶来的枣庄市监狱的副监狱长晏宝银等人。高长里随即被晏宝银等人押回了山东,第三次送进了济宁市精神病院。这次高长里在精神病院里一直被关到2008年10月1日奥运会结束后才离开,时间118天。

    维权的代价

    高长里原有一个幸福的家庭,但自打他走上上访路之后,生活就不再平静。上访、截访、殴打、关押对高长里来说成了家常便饭,他似乎还能坚持,但这些给他的家庭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和伤害。

    高长里被弄进精神病医院后,妻子吴修侠整天吃不好、睡不好,担心高长里在精神病医院里真的成了精神病,以后的日子怎么过?在天天痛苦的煎熬下,吴修侠病倒了,并在2007年8月去世,丢下二个年幼的女儿。

    于是,高长里既当爹又当起了妈。每次到北京上访,由于女儿无人照料,高长里不得不经常把两个女儿也带到北京,她们因此也成了小访民。2009年9月27日,高长里又带着两个女儿去北京,结果在枣庄薛城火车站被齐村镇、渴口村干部以及渴口派出所的孙宏伟等人追上。高长里父女进入薛城火车站候车室后,孙宏伟等人也跟了进来,并对高长里父女辱骂,吓得高长里身旁的女儿哭了起来。见高长里父女仍坚持上车,截访者竟动起粗来,几个人架一个将父女三人拖出了火车站。期间高长里的大女儿被那些人扭伤了脖子,后不得不住院治疗。

    2009年10月,高长里又到了北京司法部上访。枣庄市当局的人员认为是高长里大哥帮忙他逃跑的。在一天夜里5、6个人蒙上脸,拿着木棍、长刀,到他大哥家,把他大哥的腿打断。而这次从北京抓回来后,高长里在枣庄市军转干部培训中心被关押了半个月。

    2012年8月19日,我们采访高长里时,他说他正在北京,二个女儿也来了。

    高峡

    2012-8

     

     

     

     

     

    以上是高长里三次在精神病院的病历

     

     

    高长里的二个女儿

     

    女儿被打伤

     

    大哥被打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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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安徽屈良富讲述狱中被精神病经历遭传唤

     2012年8月7日下午4点多钟,安徽淮北濉溪县铁佛镇屈李村村民屈良富遭到南京浦口分局总政治办的两名工作人员及浦口监狱的5名工作人员的传唤,原因是他于今年7月26日出狱后,向朋友倾诉狱中遭受虐待和被精神病的经历,而这些内容不知被谁制作成视频发布到网上,警察称这样的视频对国家有影响。屈良富告诉本网,警察将他带走传唤的同时,后又对其母亲和妹妹录像。晚上7点传唤结束。

    2006年2月屈良富因“寻衅滋事罪和抢劫罪”被判有期徒刑十年后在浦口监狱服刑,在服刑期间屈良富遭受着身体和精神上的虐待。从2008年起,监狱管理人员开始强行给屈良富吃精神病药,屈良富反抗,监狱管理人员就将屈良富强行按到在床上连续捆绑一星期,后来一个管理人员说屈良富根本没精神病又将他送回监区。回到监区后屈良富又被强制吃药,反抗时竟被大队长用电棍击打。4年来由于长期吃精神病药,导致屈良富肝硬化和其它疾病。出狱后屈良富向某单位索要精神病鉴定书,但对方始终不敢出示。屈良富说其实自己在狱中被虐待的经历是真实的,他并没有夸大和歪曲,而是根据事实客观的描述,他们怎么能说散布谣言呢,何况自己被折磨一身的疾病谁来负责?屈良富告诉信息员,他明天还会被传唤,他很担心自己遭遇不测,也担心家人的安危,他希望有关媒体继续关注此事,也希望有附近的律师能给予法律援助,起诉监狱这么多年来对他的迫害和虐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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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组图]辜湘红又进精神病院了

    辜湘红是湖南省湘乡市龙洞镇小田村人,因年青时被拐卖、计划生育问题、父母房子拆迁问题而上访,结果她近十次被送进了精神病院。

    2012年8月7日上午,民生观察工作室突然接到辜湘红的电话,她说她又被关进精神病院了,当时她是设法用别人的电话打出来的。

    辜湘红说,7月26日她在北京闯美国大使馆后随即被抓,7月27日被押回湘乡市后即被送进了湘乡市康宁精神病医院。当时是湘乡市龙洞镇政府的二名人员以及她的兄弟和儿子将她送进医院的。她的兄弟和儿子是受到当局的压力才这样做的。

    7月27日送进湘乡市康宁精神病医院第一天,辜湘红对此进行了抗议,结果她被戴上了手铐脚镣。辜湘红说当时她的手都被手铐肿了,疼痛难忍。

    辜湘红是湖南省湘乡市龙洞镇小田村人,1966生。1991年,已结婚生了二个小孩的辜湘红被人贩子卖到河南省濮阳市清丰县一户人家,途中辜湘红遭人贩子多次强奸。到清丰后辜湘红又生下了一小孩,辜湘红经常遭到买主的殴打虐待。

    1995年不堪虐待的辜湘红逃回了老家湘乡和父母兄弟生活在一起。回湖南后,辜湘红要求公安惩处人贩子未果。同时,由于辜湘红生了多个小孩,她被指违反了计划生育遭到湘乡当局的惩处,辜湘红父母兄弟家饲养的多头猪因此被政府强行赶走。而在辜湘红被拐卖期间的1992年,辜湘红母亲徐美姣的房子也被政府“抢去了”。

    为此,这些年来,辜湘红和母亲徐美姣一直走上了上访路。谁知上访是条不归路,辜湘红因此被关“黑监狱”,被殴打,而更令她没想到的是她一而再再而三地被送进了精神病院,成为了精神病院常客。

    民生观察工作室

    辜湘红多次被精神病的经历

    下面就是湖南省湘乡市龙洞镇小田村辜湘红多次被精神病的主要经过:
     2006年7月12日开始,辜湘红被送到湖南省湘潭市精神病院关了七个多月;
     2007年6月20日开始,辜湘红再次被送到湖南省湘潭市精神病院关了七个多月;
     2008年8月13日至10月8日,辜湘红第三次在湘潭市精神病院被关押,期间的9月26日她遭到电击。
    2009年6月2日,辜湘红在北京上访时被抓,6月3日被带回湖南后,随即被带到了湖南省娄底市康复医院,该医院是一家精神病院。在医院里,辜湘红说医院一不检查,二不看病,但每天就是强迫她吃药。8月5日,医院里的病人打架,辜湘红也被打。当辜湘红还手后,医院对她进行惩罚,对她进行了电击。电击后,辜湘红全身动弹不得。辜湘红这次是被湘乡市信访局及公安局的人送到精神病院的。

    2009年10月26日,辜湘红又被湘乡市信访办等部门的人员送到了娄底市康复医院,从而开始了她的又一次精神病院的生活。 
    2010年5月,辜湘红被从北京抓回湘乡市后,再次被投入了娄底市康复医院关了几个月。

    2010年9月15日上午,辜湘红来到湘乡市找市委书记讨说法。可到政府没过多久,龙洞乡政府及小田村委会十几个人员就赶到了市政府门前。这些人来后,随即将辜湘红带走,并很快将她带至了湘乡市神经医院。后来,辜湘红被转到湖南省湘潭市第五医院精神病房关押。

    2012年7月26日,正在北京上访的辜湘红试图进入美国大使馆求助,但随即被抓。7月27日辜湘红被押回湘乡市后即被送进了湘乡市康宁精神病医院。当时是湘乡市龙洞乡政府的二名人员以及她的兄弟和儿子将她送进医院的。辜湘红说,她的兄弟和儿子是因不堪政府压力和恐吓、骚扰而被迫这样做的。

    整理:文峰

    2012-8

     

    辜湘红

     

    辜湘红的鉴定书

     

    辜湘红的病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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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精神科主任:“对,她不是精神病”

    2010年10月26日,民生观察工作室志愿者郑创添及肖勇先生冒险来到湖南省湘潭市第五医院精神科,看望并救援正被关在这里的辜湘红女士。在辜湘红妈妈的带领下,两位志愿者以辜湘红弟弟的名义见到了辜湘红,当志愿者试图进行采访和拍照时,立即引起了医院方面的警惕和阻止,一度被关在精神科的大铁门内。经过交涉,二人得以离开精神病院,临走时郑创添还和湘潭市第五医院精神科主任刘长礼进行了简单的对话。关于辜湘红,该主任脱口而出:“对,她不是精神病”“她是信访局送来的”。

        下面是2010年10月26日部分对话内容和拍自医院的珍贵视频,需要说明的是,这次探访活动的志愿者肖勇因为他的人权工作,2012年7日已被劳教,现正在劳教所中。

        郑创添(以下简称郑):你马上说,政府的人马上过来了。

        辜湘红(以下简称辜):那是等一下我可以出院吗?凡正我是直说了,他们一直不让我出院。

        (这时湘潭市第五医院护士长等人过来质问志愿者并关闭了三楼精神科大门)

        肖勇(以下简称肖):你还把我们关起来?!我会让你出名的,你信不信?(走近护士长,看着她工作牌)你叫赵俊辉?你拘禁我?

        刘长礼(以下简称刘):等保卫科来一下。

        肖:我又没犯法,凭什么要等你们保卫科?

        辜:去年娄底精神病院瘳主任说:“你写个保证永远别告状了,我们马上就放你”。

        刘:(笑)

        辜:我说办不到,别说一个字,半个字我都不会写。

        刘:走、走(让志愿者们离开三楼精神科)

        (来到三楼铁栅栏外,郑创添请刘长礼出来聊聊)

        郑:其实,你们心里也知道,她有没有精神病。

        刘:对,她不是精神病。

        她是信访局送来的,我刚和湘乡市信访局彭局长通了电话。

        郑:她没精神病的话我们就可以带她走。

        这里不是监狱。

        刘:但要通过信访局,是信访局送来的,要信访局来接。

        信访局送来的,我们没办法。

        郑:你们应该有鉴定报告才收吧,如果信访局随便送一个人来,你们就可以收吗?

    刘走进铁门,大铁门一声巨响随即被关上。

    辜湘红真有精神病吗?

    2010年2月20日,辜湘红自己到湖南省第二人民医院做了一个精神病鉴定,医院的结论是:未发现有精神方面的异常。

    附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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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本月“被精神病”动态

    女子做双眼皮被全身埋线 “被精神病”差点自杀  做双眼皮修复美容的31岁的陈女士,手术后竟然全身疼痛,她回忆整个手术过程,怀疑自己被全身埋线,担心成了手术台上的试验品!由于事件太离奇复杂,之前,很多医疗机构都把陈女士当做精神病患者,将其拒之门外。陈女士告诉记者:“我几乎绝望了。每天疼得睡不着,要靠止疼及安眠药物才能勉强休息。在生理、心理的双重压力下,我差点想要自杀,幸好老公和弟弟及时发现。近日,陈女士到广东武警医院整形科研修复中心寻求医疗帮助,目前该医院的专家已在初步手术中从其身上找到部分不明组织。据悉,陈女士通知律师将诉诸法律。(来源:羊城晚报)

    河南上访农妇告赢精神病院 曾被治疗132天

     8月3日,河南省精神病医院医务科科长娄涛听到一个坏消息:沈丘县法院执行局的法官,从医院的银行户头上划走了15 .5万元。之前,沈丘县法院一审和周口市中级法院二审,都认定该医院在强行收治一位名叫吴春霞的“病人”时,程序违规,造成了侵权。 这15 .5万元,包括10万元精神抚慰金。吴春霞是周口市川汇区上访农妇,2008年7月16日,她因“非法上访扰乱单位秩序”被拘留10日,紧接着又被处以劳教1年的处罚。不过,拘留期刚满,她被强行送进了300公里外的河南省精神病医院。被“治疗”132天,吴春霞月经紊乱、小便失禁,在出院一年后,她将河南省精神病医院和参与送治的小桥办事处告上法庭(详见南都2011年11月2日深度周刊)。历经法院不受理等波折后,去年10月27日,该案在沈丘县法院第一次开庭。当时,吴春霞被劳教和被拘留的两份处罚决定,已被先后撤销。庭审中,法院驳回了河南省精神病院要求追加曾参与送治的周口警方为被告的申请。医院败诉后,医务科科长娄涛说,这让他感到“无能又无力”,精神病院已经由协助维稳“精神病人”,变成了维稳的牺牲品,“那十几万不是赔偿款,是维稳金。”(消息来源:南方都市报)

     “中国许多异见者被关进精神病院”  设在美国华盛顿的中国海外人权组织周三(22日)说,每年大批中国人,包括政治异见者,在违背自己意愿的情况下被送进精神病医院。

    “中国维权”组织说,政府官员经常扣押活动人士、异见人士和上访者。而有权有势的人和富人则能够滥用体制,将反对者扣押起来。

    “中国维权”组织的国际部负责人夏若男在报告中说,那些被关进精神病院的人是中国最没有权利的群体,他们不仅被剥夺了基本自由,而且那些侵犯他们权利的人基本不受法律监督和制裁。

    在精神病院的人被迫接受治疗,还遭受体罚,诸如电击。他们被隔离,家人不许探视他们。这使得他们很难在法庭上为自己辩护。

    这个报告是为了联合国下月审查中国是否遵守了《残疾人权利公约》。这个公约禁止拘禁残疾人,公约在2008年得到批准。(消息来源:B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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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精神病患者被丢医院家属拒接 医院成为痊愈者的牢房

    上周四,宁波市红十字会向市康宁医院的患者们捐赠了一批爱心物资和捐款,包括580件T恤,以及为病人熬制绿豆汤的清凉款,总计人民币87000元。在这个炎炎夏日,给患者们带来了清凉。

    宁波市康宁医院院长胡珍玉说,近年来,社会各界给予精神病患者很多人文关怀,反倒是一些最亲的家属,对他们不闻不问。据了解,康宁医院现有长期住院患者近百人,其中有十五六人的家属很少来探视或者只汇医药费不露面,即便患者病情已稳定或康复,家属也不愿接他们出院。还有个别患者被家属完全遗弃,数年时间都不闻不问。

      病情稳定了,家属却百般推脱接他回家

      王先生,61岁,宁波人。

      2002年11月17日,王先生因酒精所致精神障碍被家属强行送入康宁医院。王先生住院后,家属却很少来探视他,这让他非常孤单。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王先生的酒瘾已得到控制,最初的妄想、狂躁等症状也已经消失,可家属依然不肯接他出院。

      10年没回家了,王先生每次讲起他的经历,都会老泪纵横:“犯人也有出狱回家的日子,我什么时候才能回家?”

      与家属失去联系5年,拖欠巨额治疗费

      谢女士,64岁,台湾籍。

      据康宁医院相关负责人介绍,2003年4月15日,谢女士精神分裂症发作,在陈女士的护送下入住医院。陈女士自称是谢女士的朋友,受谢女士姐姐的委托陪患者入院就诊,但陈女士不肯透露关于谢女士家属的详细情况,只称谢女士有家人长居美国。

      2007年7月3日,康宁医院在收到谢女士家属的最后一笔预交款后,其家属再无任何音讯。院方给此前偶尔回来探望的陈女士打去电话,发现这个电话已经打不通了。

      一晃9年过去了,目前谢女士拖欠院方治疗费用17.9万元。

       理解家属的担忧,但更同情患者的遭遇

      胡珍玉告诉记者,精神病患者被遗弃,不仅与社会偏见有关,还与当今精神卫生立法尚不健全有很大的关系,这影响了对精神病患者合法权益的保护。

      “我们能理解精神疾病患者家属的担忧,因为即使这些患者进入社会,必会受到一系列歧视,也加重了整个家庭的负担;但是,我们更应该同情患者的遭遇。他们同样渴望自由,也应该有获得自由的权利。”胡珍玉说,根据《宁波市精神卫生条例》规定,精神病人的亲属作为法定监护人,应该履行办理病人出院手续的职责。

      胡珍玉分析,其实,一般精神病患者经过1~2个月住院治疗后,就能基本恢复正常,可以出院和正常人一样生活,有些患者甚至可以正常工作。而且接触社会对于精神病患者的康复是非常有益的,特别是家人和社会的关爱,可以使治疗期大大缩短,“如果把患者长期留在医院里,导致其无法与外界交流,他们反而会渐渐变得自闭和迟钝,回归社会也变得越来越困难了。因而,只有家庭和社会克服偏见和歧视,给予精神病患者更多的关爱,他们才能真正回归社会,开始新的生活。另一方面,康复的病人不能及时出院,就无法给其他急需救治的患者腾出床位,进而使有限的医疗资源无法充分利用,使急需住院的患者一床难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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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孙灿金:访民“被精神病”是法治之耻

    辽宁省北镇市人民法院近日下发的一纸裁定,似乎意味着打工者刘刚和山东省临沂市有关部门长达数年的“恩怨”已经到了“了结”的时候。在刘刚多年和临沂当地政府部门发生纠纷的过程中,争议的焦点就在于,他究竟有没有精神病。(8月10日《法制日报》)

    联合国《保护患精神疾病的人和改善精神卫生保健的原则》规定,“没有精神病人的知情、同意,不得对其进行治疗;一个人只有在因精神病很可能立即和迫近地伤害自己和他人,其精神病是严重的并已损害其判断能力的时候,才可经过法定的程序将他非自愿地收住精神病院。”我国《宪法》规定,“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禁止非法拘禁和以其他方法非法剥夺或者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但“被精神病”现象却屡有发生。辽宁籍在山东务工人员刘刚两次因仔猪上访两度被当成“精神病”收治。这非常可怕,一个人未经法律程序就被随意贴上“精神病”的标签,并限制了人身自由,谁敢确保这种遭遇不会落在你我的身上?

    “被精神病”已成为笼罩在公民权利上的一道阴影。对于刘刚的问题,临沂市民政局也承认工作中确实存在纰漏。如,荣军医院只能对精神病进行治疗,并没有鉴定资质。但是,这并不影响刘刚被“强制治疗”。纵然其侥幸“摆脱”被精神病,也未必能自证清白。首先,没人会将一个“精神病人”的疯言疯语当真。专家说了,“越不承认有病,越证明有精神病,而治愈的标准就是承认有精神病……不说100%吧,至少99%以上精神有问题——都是偏执型精神障碍”;其次,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有关部门之所以将刘军放了出来,早就做好了应对之策。对于刘刚“被精神病”的过程,答复意见书是这样描述的:“经治疗,刘刚的病情逐渐稳定,在较短的时间内基本康复”。病例上记载,“……患者本人自愿放弃救助,要求自行出院”。刘刚还得亲笔留言对“全体工作人员的精心护理表示感谢”。

    信访,是《宪法》和《信访条例》赋予公民的神圣权利与自由,任何组织或个人都不能违法干预、阻拦。《关于进一步加强新时期信访工作的意见》“要求坚决纠正限制和干涉群众正常信访活动的错误做法,完善信访诉求表达方式,充分尊重和保护人民群众的信访权利,确保民情、民意、民智顺畅上达”。《精神卫生法(草案)》第六十四条规定:“除法律另有规定外,不得违背他人意志进行确定其是否患有精神障碍的体格检查。对于违背他人意志进行确定其是否患有精神障碍的体格检查的,故意将非精神障碍患者作为精神障碍患者送入医疗机构的,非法限制精神障碍患者离开医疗机构的,依法承担民事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承担刑事责任。”法律不允许将非精神病人诊断为精神病,更不允许故意以治疗精神病为由非法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除法律以外,任何人或者组织都无权剥夺他人的人身自由。

    虽然列宁说过,“宪法是一张写着人民权利的纸”。但是,黑格尔说:“公民必须体会到宪法是自己的权利,可以落实到实处。否则,宪法就只是徒有其表,不具有任何意义和价值。”临沂荣军医院依照有关部门的“指示”强制收治访民刘刚,是行政机关以公权力阻却私人合法权利的侵权行为。难道“官权与民权”的博弈就只有这一“血淋淋的现实”吗?难道把“刘刚们”关进精神病院“强制治疗”就能把问题掩盖起来吗?如果真能把问题掩盖起来,是否也太恐怖了。这不但是对宪法的亵渎,更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悲哀。如果不能加以制止或根治,必然会出问题、大问题。

    (消息来源:齐鲁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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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精神病专政”泛滥 源于违法成本过低

    报载,近年来,“被精神病”事件屡有发生,引起社会极大关注。辽宁籍在山东务工人员刘刚,近日就向《法制日报》记者反映了他的遭遇。他因猪仔死亡上访,两次被投入精神病院。(8月10日《法制日报》)

    按理说,把上访者关进精神病院,必须过两道坎。一是得拿出证明;二是精神病院必须合法接收。可事实是,或先收入院,再鉴定;或不管有无精神病,都当精神病人治,导致“被精神病”的事例不绝于耳。于是,“精神病专政”从浮出水面到肆意泛滥,真可谓“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到底谁有资格鉴定精神病?《民事诉讼法》第170条规定:“申请认定公民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由其近亲属或者其他利害关系人向该公民住所地基层人民法院提出。”也就是说,如果不是“近亲属或者其他利害关系人”提出鉴定精神病要求,其他人都无权提出。否则,属于侵权行为。而刘刚没有被鉴定就被强行拖到精神病院进行医治,是“被精神病”,明显侵权,涉嫌违法。

    事实上,熟知法制知识的地方政府官员为何敢知法犯法?说穿了,违法成本过低。试想,像这样打压、摧残上访者的人,有多少因此受到了惩处?仅湖北的彭宝泉等人“出院”后,既没听说给予赔偿的事,也没听说处罚肇事者的事。像这样犯了法不给予惩处,实则是在包庇违法者,怂恿违法者。长此以往,地方政府行政暴力必然泛滥,不仅使公民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而且政府的公信力丧失殆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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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医学界如何对待精神病人及其权利

    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精神病人一直处于非人道的待遇之中,人们讥笑、嘲弄、打骂、凌辱病人,根本不把精神病人当人看待,精神病人作为病人无任何权利可言。直到18世纪,法国医生比奈尔(P.Pinel)首先倡导以人道主义对待精神病人,提出:“精神病人绝不是罪人,绝不应惩罚他们,而必须给予人道待遇。”他把长期关押的病人从牢房里放出来,和他们一起生活、游戏,并在巴黎建立了第一个精神病收容所,使精神病人的境况得到了改善。美国精神运动开创人之一彼尔斯因患忧郁症住进美国州立精神病院后,亲身经历和目睹了虐待与摧残精神病人的大量事实,出院后写了一本有名的书《心灵重获》,揭露了该院摧残病人的严酷事实。1977年在夏威夷召开的第6届世界精神病学大会上,一致通过了关于对精神病人人道待遇的伦理原则的《夏威夷宣言》(The  Declaration  of  Hawaii),其宗旨就是尊重精神病人的权益,为医务工作者以及社会成员制定道德行为规范。这一宣言成为了全世界医务界对待精神病人的纲领性医德文献。

    精神病人权利,首先是其尊严和人格被尊重的权利。医务人员把精神病人当人看,尊重他们的人格是最为重要的、放在第一位的道德要求。正如乔那吉医生早在1778年指出的“把精神错乱的人作为一个人来尊重,是我们最高的道德责任和医疗义务”。只有在突出强调尊重和维护病人人格的前提下才能真正保证精神病人的医疗权。尤其是精神病发病诱因大都是精神因素引起,所以更需要精神安慰、精神治疗,更需要把病人当作人加以尊重。

    精神病人享有的医疗权与一般病人是等同的,是无条件的。每个病人理应得到医务人员尽可能好的治疗和更为人道的服务。病人与医生的治疗关系也应建立在彼此同意、相互信任、开诚布公、彼此合作负责的基础上。精神病人有权获知识治疗信息的权利,医生不能因为是精神病人而忽视了病人的这一权利,医生应把病情性质、治疗措施、过程、危险性、可能的变化、不利之处及预后适时告知病人,使病人有机会作出选择。在医疗中,精神病人的自主知情同意权、保密隐私权等都是不容忽视的。

    与精神病人权利相关的一个问题是强迫治疗问题。由于精神病的特点,决定了医生在一些情况下必须采取强制性治疗的方法。这说明了,相比较一般病人,精神病人的权利在某种情况下是被限制的。较严重的精神病人不能表达自己的意愿,对自己的言行缺乏自知和自制力,不能判断自己行为所产生的善恶后果。因此,为避免病人自伤或对旁人构成威胁,医务人员可以采取强迫治疗和行为控制措施约束病人。但这仅仅是对病人权利有时间的、阶段性的限制,而不是取消病人自主和知情同意的权利。当然,强迫性治疗措施是被严格限制在病情需要、病情严重、对他人可能造成危害的情况下。《夏威夷宣言》规定了:“不能对病人进行违反其本人意愿的治疗,除非病人因病重不能表达自己的意愿,或对旁人构成严重威胁。在此情况下,可以也应该施行强迫治疗,但必须考虑病人的切身利益,且在一段适当的时间后,再取得其同意;只要可能,就应取得病人或家属的同意。”在使用强迫治疗时,医生切忌把其中的治疗方法如电休克等作为恐吓、威胁和惩处病人的手段,保证维护精神病人人格、尊严的权利。

    另外,作为法律上的权利,精神病人在发病期间不享受法律规定的公民的某些权利,是因为患者发生精神障碍,不能对政治、生活的一些问题作出有意识、有目的的判断的特殊情况而作出的规定。这并不影响病人享有的与其他社会成员同等的社会福利和人道保护以及生命和健康的权利。在法律上,精神病人在患病期间如无责任能力而伤害他人,可以免刑事责任。这也是精神病人权利的一个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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