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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7·23”事故之后的铁路老大依然牛逼

     


    “7·23”动车追尾事故已经整周年了。周年祭日不禁要对那些遇难的人们表示哀悼!灵魂得到安息!灾难不再重演!严重的事故之后铁路部门是否从中得到真正反省?


    事实并不尽然。一直以来,铁老大的地位始终无从撼动。我国特有的体制和畸形的铁路司法制度致使铁路老大依然牛逼。在每一例与铁路局诉讼当中,老子当被告的案子儿子审理,无一不是铁路局胜诉。而这些年来一直叫喊铁路法院从铁路局剥离开的行动并未真正落到实处。所以,仅仅血的教训还不能足以促使这种现象改观,改变现有的铁路司法体制才是出路。


    制度的完善,有时候媒体的监督,乘客的执著,也可以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以共同推进社会发展。如“7·23”动车追尾事故之后对乘客赔偿标准的变动。又如去年一起乘客状告铁路局列车晚点案件,在今年4月首次获得赔偿,堪称史无前例。由于铁路局利用和不惜浪费审判资源的强势,后者获得赔偿并不表示胜诉,当事乘客为此已经被折腾得筋疲力尽。用他的话说:“如果铁路局代理人真正为铁路局的利益考虑,就应该对当事人宣传法律,按照法律规定主动接受我当初的和解意图解决纷争,以节约双方的诉讼成本。而不是利用我国铁路审判机关暂未完善的体制挑起诉争走后门。其实双方为本案的两审诉讼所发生的费用早已超过诉请应承担的赔偿”。而且,悄然的赔偿未能在制作的法律文书中体现,以致铁老大也永远不会承认败诉事实。尽管如此,乘客获赔已经有了零的突破。


    “赔钱不可能,有本事去铁路法院告我”,铁路局的底气究竟从何而来?


    乘客较真“铁老大”一审败诉


    本案事由源于列车晚点6小时,导致乘客吴先生无法按时到成都。对吴先生的投诉,随州火车站一直未处理,还声称让到铁路法院去告。2011年9月8日,吴先生当真将武汉铁路局、随州火车站和襄阳火车站告上铁路法院。尽管吴先生举证、质证充分,11月18日,吴先生还是收到驳回诉讼请求的一审判决。


    吴先生是湖北省随州市曾都区人。他于2011年7月18日在随州火车站购买了一张7月26日从随州到成都的T247次硬卧车票。作为成都法院一起案件当事人,以便赶在7月27日下午14时到法院参加庭审。本次列车正点到随州站应为18时59分,开车时间19时01分,如果不晚点到达成都时间是次日10时47分,赶在14时开庭时间完全充裕。


    2011年7月26日,吴先生准时来到随州火车站乘车。可次日早晨,列车行至安康前后广播突然通知:本次列车到达成都将晚点6小时。一听到广播,他立即找到列车长请求采取补救措施。列车长答复:等列车到达州后看能否改乘动车进行补救。但列车到达州时,列车长告诉吴先生,如果乘达州的动车还需等近两小时,这样以来时间并不能提前。列车长说没有其他办法只能乘坐本次列车。最终列车到达成都晚点六小时。后来列车长向吴先生出具了列车晚点六小时的证明。


    吴先生未能按时赶到成都,案件审理另行排期,造成误工和其他损失。回到随州后,他多次向随州火车站协商解决,未得到满意答复。对有乘客索赔的情形,车站工作人员感到惊愕,不但称铁路部门不可能给乘客赔偿,而且答复如果不满意让到铁路运输法院去告。


    “铁路企业就是共产党的企业。


    焦点指到铁路,就是针对共产党”?


    铁路部门和吴先生都深知,在我国铁路司法体制现实情况下,到铁路法院起诉它的上司铁路局,结果可想而知。所以在起诉之后审理之前,吴先生多次到随州火车站或通过电话协商解决办法。车站答复:请吃饭、送礼交朋友可以,但赔钱不可能。


    2011年10月8日,随州车站主任黄女士在电话中这样对吴先生说:“我跟你说,赔你钱是不可能的。但是我们可以交个朋友,用其他方法做个朋友倒是可以的”。


    次日,随州车站的黄女士和钱站长与吴先生再通电话:


    ……


    黄:我今天再一次跟你沟通,我还是那个意思,除了我请你吃饭以外还用其他方式处理这个问题。不一定非要谈钱,不要拿货币来衡量这事。


    吴:因为国家的法律是这样规定的,损失只能用货币计算。我那个损失是非常直接的损失,比如我买票的钱、出租车费的钱、还有误工损失,其他的我都没提。


    黄:你不就是这钱吗?


    吴:是啊,对你们来说根本就不是个事。我知道,如果吃饭你可能花一万块钱,那何必呢?铁路有钱我也知道。


    (钱站长接过通话)


    吴:钱站长你好!上次那个晚点的事,我来过你们车站多次了,也和黄主任沟通了几次。我和你们说的事非常简单,也就是我的直接损失:去的车票、回来的车票,这些费用我都实际出了。还有误工损失,时间确实耽误了。这些损失对你们来说是小损失。为这事我还要跑路费精力。作为讨一个公道,上次和你们沟通没沟通好。


    钱:这些情况我都知道。这个事一个是天气的原因,再一个是在这里晚点不多,如果这样你赶到成都还没有影响,后来是列车的责任晚点六个小时。


    吴:要是晚点半个小时、一个小时还没问题,可晚点六个小时,一天的工作日也才六小时到八小时。


    钱:一个是你不应该告我们,第二个是因为天气影响,是不可抗力。


    吴:这个不是不可抗力,首先,是不是天气原因因为你没有证据证明天气原因影响行车。另外即使是天气原因……


    钱:有天气预报啊,包括气象局都有的其他情况。你受的损失我们表示理解。


    吴:是啊,天气可以预报啊。所以第一,天气原因不属于不可抗力。第二,其实我状告的主要是武汉铁路局。但为什么要列你们呢?因为我是在这里买的车票,我们之间是合同关系。


    钱:你说的我都知道。我现在只能代表铁路方和你沟通。用其他方式对你进行协商处理。


    吴:从最开始我到你这里来就是想商量解决好这事,根本没打算起诉,打官司是很费精力的事,初始就没有想打官司,所以我跑了几趟来解决这问题。


    钱:你别认为两千块钱好象没多大的事,不是马上就能拿到。


    吴:我知道,你们吃一顿饭,一万、五千块钱都用得下。


    钱:这不是铁路的钱,也不是我个人的钱,一分一分都是共产党的钱。


    吴:不是。你们铁路企业是大企业,这与共产党没有关系。


    钱:现在这不是铁路上的企业,是国家企业。所以铁路企业就是共产党的企业。


    吴:这与共产党没联系。


    钱:你把矛盾的焦点指到铁路上。这铁路是不是共产党的?


    ……


    钱:我们讲了半天,你应该考虑。这是天气原因。你可以打电话问问。


    吴:我不认可,天气原因究竟是哪里塌方、被雨水冲垮了?有哪些证据?所以现在我不深究这天气的事。即使是天气原因依法这也不是不可抗力。


    钱:铁路上的事,我想搞个证据那还不容易?


    吴:是啊,你们的工作人员已说过了,说这个官司我打不赢。我知道,法院是你们自己开的,这我清楚。你们有这种心态所以才有这种财大气粗。


    钱:我们老乡在一起喝喝茶、送你些香烟。


    吴:这不必要,为这事我请你吃饭也是可能的。我请你吃饭、送你香烟,这都没问题。这事解决好了,我请你吃饭有可能我花的还不止这些钱。


    钱:我们铁路企业如果出现一点点问题,大家都对共产党的企业不满。


    吴:这个跟共产党没关系。你们企业究竟做得怎么样,大家都看得见。


    钱:我再说这点你看有没有道理:比方说七月份这次“7.23”事故发生以后,所有网络和媒体都狂轰乱炸。


    吴:是啊,这事发生以后你当时埋车呀、抢通不抢救,你们确实做得不对嘛,这些事实全国人民的眼睛都看到了。


    钱:那你看有什么想法。


    吴:我的想法还是那个意思,要求很低。赔了就算了给个说法。


    钱:你还是要按照那个要求就算了。行了行了,那我再向上汇报好不好?既然你不满意那就汇报了再定。


    吴:反正铁路法院是你们铁路部门开的。你的心里肯定有数。


    ……


    老子当被告,儿子审理


    2011年9月8日,吴先生将武汉铁路局、随州火车站和襄阳火车站告到襄阳铁路运输法院。他认为,他在随州火车站购买了车票,双方运输合同成立。在列车运输过程中,铁路部门没能将乘客安全正点送达目的地,且未能采取有效补救措施,应依照我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一百一十二条规定赔偿因违约而致的损失。赔偿应包括误工费、交通费和卧铺补助、伙食补助费、公杂费等。


    在此之前,吴先生曾咨询武汉铁路运输法院:运输法院归铁路局管,这样的案子如同在儿子那里告他母亲是否合适?女法官直言不讳地说那没办法,目前的关系就是这样。并指导让吴先生到襄阳铁路运输法院去起诉。


    2011年10月27日,此案在襄阳铁路运输法院开庭审理时,武汉铁路局作为两家火车站的主管部门口头答辩。意欲给吴先生措手不及。(其实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十二条要求,“被告应当在答辩期届满前提出书面答辩,阐明其对原告诉讼请求及所依据的事实和理由的意见”。)铁路局在开庭时提供自己制作、无拍摄来源、无具体的发生地点,且都是选择在田边地头、农家房前屋后、村庄周围、公路边,无确定的时间和确定的地点展现树木损坏的照片作为证据。该局代理人认为,列车晚点是由于遭遇恶劣天气,属于不可抗力因素,不应承担责任。


    而吴先生认为,所谓不可抗力,《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五十三条规定:“本法所称的‘不可抗力’,是指不能预见、不能避免并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而天气是可以预报的,发生风雨不是不可抗力中不能预见的因素。每个常人就能为自己的出行关注天气预报提前采取应对措施,而作为铁路企业怎么就不能尽到自己应有的注意义务呢?被告代理人所称“没有注意到有关天气预报”、“不相信天气预报百分之百准确”的说法,不是铁路企业应有的负责任态度。如果真是由于树干砸中线路,这种常人都能预料的情形也应该在铁路企业的预料之中而进行改善,如平时排除障碍物、不能在铁路沿线设备近距离植树防止事故发生等。即使行车是受暴风雨影响,也只能说明铁路企业平时维护和防范不力。


    吴先生还认为,从他购买车票时起,双方之间合同成立。被告理应依约按《铁路法》、《铁路旅客运输规程》第十条“确保旅客运输安全正点”的义务将乘客送到目的地,但由于列车长达六小时晚点,且未能采取有效的补救措施,致使他不能按时到法院达到开庭目的,构成违约。对此,应赔偿各项损失。


    凡得知此事的人都说,从历来案例中在铁路法院与铁路局打官司的没有一宗能胜诉。果然,吴先生在2011年11月18日收到一审判决书。原审法院虽然在判决书中对双方形成的铁路旅客运输合同关系予以确认、对铁路局不可抗力的抗辩理由不予支持,但在判决中依然采信铁路局与本案无针对性、关联性的所谓证据,且在引用法律、规章条文时断章取义,不顾我国《合同法》、《铁路法》、《铁路旅客运输规程》分别是全国人大、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法律和铁道部制订的规章中明确具体的规定,故意对我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二条、第一百一十三条规定视而不见。从而判决驳回诉讼请求。


    没有赢家的裁定


    吴先生不服判决,向被上诉人武汉铁路局的下属——武汉铁路运输中级法院提出了上诉。武汉铁路运输中级法院定于2012年3月27日上午9时开庭。


    吴先生在开庭时充分陈述了自己的理由。他认为,原审判决对列车在行驶到安康前后才预计晚点6小时的事实以及在还未实际发生损失前其采取要求改乘动车防止损失扩大的积极措施均未予以认定。使人产生铁路局没有责任的错觉。通过举证证明,即使随州车站也认为列车晚点是列车的责任。而车站电子显示屏显示的内容并没有晚点6小时的信息。作为在车站仅晚点一个多小时的列车来说,是人们可以接受的承受范围,乘客当然要选择继续乘坐该次列车。其他改签、退票等方式均不是防止损失扩大的措施。但列车行驶到安康前后才广播播报预计将晚点6小时。如此罕见的晚点预计时间并不是发生在随州而是中途,谁能有先见之明提前利用有效的时间、有效的交通工具、有效的地点随州选择改乘其他交通工具?


    由于列车长达六小时晚点,且未能采取有效的补救措施,其违约给乘客造成了来往车费及误工等损失。铁路局理应承担违约责任赔偿损失,何况如此晚点6小时的情况实属罕见,又不是经常发生,依法承担了违约责任、不摆铁路老大的谱又何妨?


    在有关媒体的关注下,经武汉铁路运输中级法院法官权衡利害的说服,2012年4月25日,铁路局赔偿吴先生2000元人民币。但是收到的法律文书既不是判决,也不是调解,而是以民事裁定书的形式以撤诉了结。因为这样就不能在法律文书中看出赔偿的痕迹,铁老大的架子也就依然不倒。对此吴先生表示同意,因为自打开始他就没想诉讼,只是向一贯被称为老大的铁路局讨个说法。虽然在拿到2000元赔偿后收到裁定,不过吴先生的诉讼成本也许远远不止如此。


    此案从起诉到审理都使吴先生感到对这种体制的困惑:按照法律规定,有利害关系者应当回避。但以铁路局为被告,本案只能向其下属铁路法院起诉。其他法院均不能受理。如果想提出回避根本就无从起诉,再说,向谁提出回避申请呢?而且上诉到中级法院也还是没有回避铁路中级法院是铁路局下属的事实。


    如果这种在儿子那里告老子的制度不能改观,有理不能胜诉的事实将会仍然继续发生!


    2012-7

  • 吕耿松:厅长接访日上访记


     


    7月17日是浙江省公安厅厅长开门接访日,接访地点设在浙江警察学院 。因浙江警察学院迄今不把房改房卖给我,我决定去向公安厅领导上访申诉。上午7点半乘194路公交车去警察学院,但该路车现在好象改变了路线,直接开到滨江区政府了,我中途换车,因路线不熟,耽误了半个多小时,9点多才到。


    警察学院大门口,已有30多个访民在排队领号,领号的地方是在传达室。传室里坐着七八个警察,外面有20多警察和10多个便衣在维持秩序,他们有的坐着,有的站着。进门要过两个关口,先是安检。上访者要把手上的包打开,把身上的打火机、照相机及其他电子产品(手机除外)拿出来,如果你有饮料,必须先喝一口给他们看看,以证明你带的不是汽油。包里的东西检查过后,一个保安拿着金属探测器,在上访者全身上下探测一遍。安检结束后,访民凭身份证到传达室领号,领了号后由两个警院学生带到100多米以外的小礼堂登记。我包里装着照相机,是准备回来的时候和熟悉的访民一起拍个照的,但在安检时被拿出来存放到传达室。当我领号时,一个女警官看了我的身份证后,对旁边的人说:“吕耿松来了”,他们耳语了几句后,那个女警官就打手机说:“林科长,吕耿松来了”。然后她对我说:“你先站在旁边,等会儿有人来接你”。大概过了五六分钟,一个30多岁的警官来了,问我:“你就是吕耿松?”我说是的。他叫我再等一下,会有人带我去。当时我以为是学院领导要单独接见我,心里还想着怎么跟他们谈。过了一会,一个佩着三级警司警衔的警官来了,林科长叫我跟他走。有两女访民看见我走,也跟了过来。我问这两个女访民是哪里人,她们说是杭州人。她们一路走,一路骂共产党腐败。其中一个说:“公安厅的电话借给骗子打,你说好笑不好笑?”我问她怎么回事,她说昨天她接到一个电话说她的医保卡马上就要停了,要了解情况再打另一个电话,她就打了对方提供的那个电话,那个电话叫她往一个银行账号上打钱,她知道这是个骗局。她去核查了那个电话,却是省公安厅的电话,她就骂公安厅是骗子,公安厅说没有打过那个电话。听了她讲起这件事,我想起我也接到过两个类似的电话,也说我的医保卡马上就要停了,但打给我的两个电话开头都是00019,好象是外国的。看来中国的骗子是无孔不入。


    我到登记大厅后,先碰到张义才,然后又碰到沈炳炎、周妙英、沈寿荣、徐雪良、叶金娥和她父母亲。后来,凤加文两姐妺、刘训连、朱瑛娣、裘玉梅、沈利华、王利民、许捷、梁丽婉、陈美佳、陈渭湘、施云法等陆续到来。下午邹巍也来,但他没有进大门,在外面等,一直等到我们上访结束。中午公安厅提供盒饭,矿泉水可以随便拿。据老访民说,只有公安厅的厅长接待日才有免费午餐,其他地方、其他时间都没有这种待遇。之所以提供免费午餐,我估计有两个原因:一是公安机关与访民之间的矛盾最尖锐,有安抚之意;二是从安检方面考虑,进门都是严格检查的,如果让访民到外面去吃饭,那么进门时势必还要检查一次,这会引起与访民冲突,如果不检查,则又怕带来安全隐患,所以用提供午餐的方式把访民软禁在学校内。


      登记大厅是个小礼堂,我数了数位子,共有442个。礼堂挂着“忠于党、忠于祖国、忠于人民、忠于法律”的横幅。这是警察学院对学生灌输的教育,“党”置于祖国、人民和法律之上。我的入场证号码是106号,进去我便到靠门边的一个警号为015479的男警官那里去登记。那人看了我的名字后,对我说他是市里的,我的问题是省厅管的,他叫我到前面去。我到了前面,一个警官叫我等着,轮到我他会来叫的。我就坐在大厅里,看见熟悉的人就和他们聊天。11点20分左右,我听到有人在叫135号去登记,便去质问那个说会叫我的警官为会什么不叫我。他说叫过了,我说叫了我怎么不知道?他说确实叫过了,我也不再追究他,到一个警号为010023的女警官那里登记。女警官看了我的名字后,打了一个电话,然后把我的身份证、入场证和上访材料拿到前面,交给一个警号为000166号的人,那接了我的材料后,又打了一个电话,而且打了足足有一刻钟,然后把我的入场证拿走,把身份证和材料留下。我问他好了没有,他不理我,继续打电话。这时别人都吃饭了,朱瑛娣叫我先把身份证和材料拿回来,吃了饭再说。我就把身份征和材料拿回先吃饭。


      饭后大家休息,到下午2点才开继续登记。午休期间,有个女访民胸前挂前着“要求刘力伟厅长接见”的纸牌走过来,梁丽婉给她拍了张照片,然后说:“刘力伟的粉丝都过来”,于是几个挂着“要求刘力伟厅长接见”的访民都走过来,梁丽婉把手机调好后交给我,说:“吕老师,你给我们拍下照片”。我接过手机,按了几下。谁知梁丽婉调的是视频而不是照片,当时大家都没有察觉(放到电脑上才知道是视频,但因把视频当照片拍,图像很糊),刘力伟“粉丝”的合照没能留下,留下一点点遗憾。


      大约2点半的时候,萧山访民凤加文轮到接见,但过了一会她又回来了。我们问她为什么回来了,她说她要刘力伟接见,但接见她的人不是刘力伟,而是一个副厅长,她说副厅长没用,她不要他接见,大家都称赞她做得对。这时王利民和许捷对我说,吕老师,你也要求刘力伟接见,不要副厅长接见。我说我倒希望张景华接见,因为房改的时候他是浙江公安专科学校主管后勤的副校长。说着,我想起刚才不知道有没有登记,就到前面去问000166号。000166号说还没有登记,我问他为什么不登记,你把我那张入场证弄到哪里去了?我叫他马上给我登记,他说不登记,叫我坐在哪儿等。我问他等到什么时候,追住他不放。他跑到前面,叫张义才去接见,张义才问他是不是刘力伟接见,他说是不是刘力伟要由他们安排,不能由张说了算。张骂他:“放你的狗屁,你算什么东西!”他灰溜溜地想走,我拦住他,要他登记,或者把入场证还给我。他就往台上走,朱瑛娣说:“吕老师,你追上去!”我没有追上台去,而是往台下兜过去,仍拦住他要求他给我登记。朱瑛娣、王利民、许捷、施云法、张义才等十多个访民都赶过来骂000166号。这时一个佩一级警督警衔的女警官对我说,你们不要骂他了,我带你过去登记。此人大概是公安厅信访处的负责人,1995年我陪一个老乡到公安厅去上访时曾见过她。我对她说,就在这里登记吧,那边是市里的。她说,你是杭州市的,要在那边登记。于是我仍来到010023女警官那里,此时她再也没有说什么,很快就登记了。这时我才明白,这几个人推来推去,原来是根本不想对我的上访进行登记,这事先都预谋好的。否则,就无法解释为什么我一进门就有人打电话给“林科长”,而林科长让人把我带到大厅里就晾在一边;这些接待人员看到我的身份证后就给外面打电话商量什么。幸亏访民们帮助了我,否则我真的被他们忽悠了。


     


     我们跟00166号吵了后,王玲儿的侄女对我们说,此人参加过抢王玲儿的尸体,并说是“依法抢尸”。这一下,大家都对这位“依法抢尸”的警察括目相看了。


     4点半左右,我终于轮到接待了。一个学生把我带下楼,穿过大操场,往行政大楼走去。我问这个学生,你放假没有回家?他说,回家了,是学校打电话叫他来的。我对他说,我原来也是这个学校的教师,因为反对共产党的腐败,被学校开除公职,他们连本来应该卖给我的房子也不卖给我,所以今天来上访了。他“啊”了一下,说“有这样的事?”到行政大楼门口,校办公室主任周钦远远地跟我打招呼,说:“吕老师,你亲自上访啊?”我说:“切身利益,不亲自来行吗?”。周钦是1985级的留校生,是我教过的最早一届学生。他现在已经是三级警监,穿着白警服。去年12月我到警察学院去找傅国良没找到,碰到周钦,发现他是校办主任,在他办公室坐了一个多小时。出来时,他从16楼把我送到大门口,这可以用“亲自”两个字。我离开这个学校18年了,为反对共产党独裁坐了牢,他没有象别人一样把我当“敌对势力”看待,仍对我执学生礼,所以我对他的印象很好,没有认为他说的“亲自”两字有讽刺的意思。在行政大楼门口,有许多警察,其中包括学生。在门外,有十多个便衣站在车旁,大概是各地来的截访人员。那个学生把我送到了五楼,说你就在这里等吧。在楼道上,也有十五六个警察和五六个穿便衣的小伙子,守着六七个访民(访民和截访人员一眼就能看出)。这时一个70多岁的男访民从接待室出来后,连呼不公平,不肯走。一个40岁左右的二级警督走过去叫他离开,接着五六个警察也围上去,那老汉举起材料,喊着“造假!造假!”,无可奈何地被警察撵走了。过了会,一个也是70多岁的老太太哭哭啼啼地被一个警察带上电梯,四个穿便衣的小伙子立即跟过去,拥着老太太上电梯,估计这个老太太是到楼上去见厅领导的。


      接着,就轮到我了。我的接待室在五楼,接待我的是副厅长张景华,我原来也猜想应该是他接待。1993年我离开学校时,他还没有进学校,大概是房改的时候他从部队转业到浙江公安专科学校当主管后勤的副校长,现在他是省公厅排名第一的副厅长,也就是“2号”。因厅长刘力伟突然离开,所以张景华是今天接待中级别最高的人了(一级警监,警号是000002)。张景华坐在栯圆形的会议桌中间,他的右手是一个一级警督,右二是一个二级警监,再过去是一个穿便衣的,在栯圆的顶上,是一个级别较低的警察 。往左面,左手是一个三级警监,左二是个穿便衣的,再旁边也是一个级别较低的警察。这架势,象个刑事审判庭,访民像个受审的被告人,初来的访民,肯定会吓得说不出话来。我进去时,有个温州平阳的女访民还在陈述。她是个民营企业家,好象是被赌场老板骗去了三百万元,温州警方不立案。她陈述的时候,不断地被张景华旁边的人反驳,还不断地催她早点结束。


      我虽然早就听说过张景华,但没有见过他。张景华身材魁梧,一口浓重的北方口音。我对他说,我的案情很简单,没有刚才那位女士那样复杂,诉求也很简单,只是要求学校按政策把房改房卖给我。张景华听了我的陈述后说,你说的第一点没有法律依据,因为你已经不在学校工作,第二点有道理,但学院给厅里写了报告,说你住的不是成套的房屋,所以不能卖给你。这时另外几个帮腔的人马上说,按房改政策,独用成套公有住房可以卖,但不成套的是不能卖的。我一听,觉得情况有了转机,因为他们现在的借口是说我不是成套住房,而这个借口是不成立的。于是我胸有成竹地对刚才所说的两条理由逐一申辩。我说虽然我现在已不在学校工作,但我在该校工作了十年。国家进行房改的目的之一,就是对我国职工长期低工资实行补贴,补贴的形式就是低价购买房改房。我刚到校时,每月工资是40元,一年后为60.5元,四年后调到88元,1992年调到120元,1993年我就从学校出来了,这十年我一直拿这么低的工资,以后实行高工资,我一分也没有享受到,国家的补贴,我无疑有份。至于第二点,我的住房当然是成套的。张景华说:“学校认为,你的住房有一个房间隔给了107室,所以不能算成套的”。我说:“当时学校的分房方案上是分给我一个小套的,但小套已分完。当时正好有个老干部要分一个大套,大套也没有了。按学校的规定,小套是一室一卫加厨房间,大套是三室一卫加厨房间。107室、108室是两个中套,共四个卧室,108室隔掉一个卧室给107室,正好符合小套和大套的要求,所以学校就这样作了处理。”那个一级警督说:“你隔掉了一个房间后,就不是成套了。”我说:“所谓成套,就是有独立的厨房、卫生间和卧室,我三样一样也没有缺,怎么会不是成套的?”另一个帮腔的说:“你割掉了一个房间,破坏了房屋的结构,就不是成套的了”。我说:“我这边仅仅是用几块砖头封住了门,完全没有破坏结构;倒是隔壁要从墙上打一扇门,破坏了结构。这些都是学校做的,如果说破坏了结构也是学校的责任,这个后果不能由我们承担。”我接着说:“我发现你们接访有个习惯,总是想方设法为被上访人辩护,好象是在审案,而不是在倾听上访人的申诉。”张景华说:“你这个说法有道理,对学校的情况我有所了解,我再去看看图纸”。我说:“你去看图纸最好,图纸上肯定清清楚楚地画着107室、108室是两户成套的住房。”


    结束的时候,我对张景华等人说:“就这么小一套房子,十多年来我一直在申请,但学校就是不肯卖给我。请你们设身处地地为我想一想,如果你们处于我这种境况,你们会有什么感受?”张景华说:“你的诉求不算高,我会考虑的”。


    我想,张景华如果不变卦,这次上访应该是成功,公安厅也是抱着化解矛盾的态度来对待这次上访的,尽管在登记的过程中发生过一些不愉快的事,但最终还是受到了接待。

  • [组图]武汉江汉区王桂兰等举牌抗议

    2012年7月18日下午,武汉市江汉区王桂兰等几名拆迁户来到江汉区前举牌抗议拆迁中的种种不法行为。其中王桂兰要求释放被关在“黑监狱”中一个多月的丈夫陈明光。


     


    2012-7-20


     


     


     

  • [组图]武汉华润啤酒公司职工请愿抗议代表被抓

    民生观察工作室2012年7月20日消息:今天上午,武汉华润啤酒有限公司近百职工集体来到厂门前请愿抗议。职工们主要反映,大家不仅被下岗,算断的钱也拿不到。职工维权代表毛利红因带头维权更是被开除。


     


    上午当职工们在现场聚集打标语喊口号时,当局迅速调来四辆警车、七十多名警察。警察来后,毛利红等三人被抓走,职工们被迫散去。


     


    附:


    毛礼红对非法解雇的声明
     

    华润的工友们:
    最近我收到两个文件:
    第一件是原化工部老部长秦仲达将军给我的来信。他支持我们对武汉“黑监狱”的检举控告,并以“特急件”的形式将我们的《检举控告书》直接发送给中共中央政法委书记周永康同志,要求严肃查处。
    第二件是收到华润公司解除我的劳动合同的通知。借口是我旷工十五天。真实的目的是想阻挠我参加维护工人权利的斗争,阻断我和工友们的联系,打击我们对“黑监狱”的检举控告活动。
    两件事情是非却很分明:北京的革命老领导同志和全国人民支持我们的维权斗争;华润公司在东西湖区某些领导的示意下,破坏我们工人的维权斗争。
    大家知道,就在华润公司的附近,建立了一座臭名昭著的“黑监狱”,是专门用来镇压工人、农民和市民的维权斗争的。华润公司的工人,深受其害,先后有二十多位工友被绑架关进“黑监狱”。我毛礼红两次被关进“黑监狱”,受到酷刑、拷打和折磨。出狱后,我同武汉“黑监狱”的受害者一起组成了“黑监狱受害者控告团”,向检察机关提出了《检举控告书》。要求立案审判“黑监狱”的建立者、指挥者、施暴者,并将这些罪犯绳之以法。
    我们并在互联网上发出了1—9号公告,得到全国各界人士的大力支持和声援,每次公告的点击率都有好几万人次,跟帖上千。今年元旦,我到北京参加了一次千人大聚会,当大会主持人介绍我:“这位是武汉黑监狱受害者控告团团长毛礼红”时,全场向我热烈欢呼、鼓掌。有人涌到我的座位前,和我拥抱,合影。许多曾经在中央机关担任过领导职务的老革命,除上面提到的秦仲达将军外,还有人给我打电话,写信,鼓励我们同修正主义者、假共产党这些反动派进行坚决的斗争。


    看看你们华润公司的卑鄙无耻吧:你们通知我解除劳动合同的理由是“无故旷工十五天”。这是说瞎话:我毛礼红待岗有四年多了,“旷工”有一千多天。谁造成的?谁剥夺了我正当劳动的权利?你们把我绑架、关押有多少天?你们叫我“待岗”了多少天?几百天吧!当工人维权斗争发展起来了,你们害怕了,就把我绑架进“黑监狱”,受尽折磨,打得遍体鳞伤!你们见不好交待,就由总经理出面“批准”我“待岗”休养,发给我生活费,并由总经理当面承诺:“你以后的事由我直接管。”
    现在,“黑监狱”的事越闹越大,全国各地成千上万的人都来声援我们,你们又想把我“控制”起来,通知我回厂上班,我接通知第二天就来厂里找总经理,兑现他当初的承诺时,总经理避而不见,紧接着你们就“先下手为强”,发出了“解除劳动合同的通知书”。
    你们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过去一千多天“旷工”,你们不算帐,十五天,一天也不差,就算帐了,这简直是《白毛女》中“穆仁智”的铁算盘了。你们认为工人是这样好欺负的么?是你们砧板上的肉,可以横砍直剁的么?


     


    在工厂改制中,国企员工的身份转换补偿金(卖身钱)被克扣了,一批批的工人兄弟姐妹,被非法解雇了(她们曾为东啤的发展立了大功劳);企业的效益增加了好多倍,工人的工资却仍在十年前原地踏步。工人兄弟姐妹们为维护自身的正当权利进行斗争时,却遭到一次又一次的野蛮镇压。你们在公司附近,建立起了“黑监狱”对工人进行法西斯似的恐怖袭击,是想打击工人们的反抗决心。
    “黑监狱”现在是全国“众夫所指”、摇摇欲坠了。连一些当年穷凶恶极绑架工人,拷打工人的人也战战惊惊地想蒙混过关了。
    今年3月31日,东西湖区公安分局局长约我们“黑监狱”受害者控告团的几位代表对话。地点就在公司旁的警务处,对话的主要内容是:“不存在黑监狱,是穿着警察服装的假警察干的”。堂堂的公安局长,竟当面撒谎,说得是这样的幼稚可笑。我们指着警务处的两位警官说:“请问局长,他们二位是真警察还是假警察。如果是真警察,你今天是当面撒谎,如果是假警察,请你把他们抓起来,冒充公安,该当何罪!”弄得局长站也不是,坐也不是,只好向我们发誓:“真有重要的事,我要走了!”屁股上抹油,溜之乎也。其他二位真假警官也溜之乎也。据我所知,武汉市的公安机关对“黑监狱”都采取“不认帐”的方法,以此来应对中央的调查,这是瞒得住的么,庞大的一座建筑——东西湖区柏泉高湾41号院这里面干的血腥勾当是用纸包藏得住的么?
    华润公司一纸“解除合同通知书”就能隔断我同华润工人的血肉相连么!我签收了这份通知书,就是你们镇压工人的罪证。欠债是要还的,有罪是要清算的。


     


    毛礼红
    2012年6月16日


     


     


    以下是今天的视频截图:


     


     


     

  • [组图]刘本琦“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刑拘书爆光

    民生观察工作室2012年7月20日消息:7月18日被带走的民主人士刘本琦被证实已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刑事拘留。刘本琦的妻子刘英已收到他的刑事拘留通知书。该通知书是由青海格尔木市公安局18日签发的。通知书指刘本琦已于7月18日16时因“涉嫌以造谣、诽谤或者其他方式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推翻社会主义制度”刑事拘留,现关押在格尔木市看守所。


     


    刘本琦原籍湖北黄冈,是一位热心民主的人士,他曾经于2012.年2月在互联网上发起了《中国自由公民拒绝独裁宣言》的签名活动,在互联网上引起了一定的反响。


     


    另外国内朋友倡议,由于刘本琦入狱,目前,刘英只能靠每月100元的低保养活自己和孩子,故生活极为困难,何况还要去监狱照看刘本琦,以及为刘本琦打官司。这样,刘英的具体困难,第一是必须维持生计,第二是必须寻找到可以为刘本琦义务代理法律事务的律师,第三是以本人或者儿子刘嘉瑞的名义为刘本琦办理法律委托事务。这种情况下,她急需各方义士慷慨解囊.其农行卡号为:6228481940205601913 (刘英)   也急需人权律师为其提供法律援助,有愿者可和她直接联系:刘英座机:09797223780手机:13519796576


     


    刘本琦


     

  • 武汉程雪上访被斥“你是神经病,给我滚”

    民生观察工作室2012年7月20日消息:今天上午,武汉市江岸区访民程雪来到江岸区信访局上访,继续反映她家今年上半年被派出所非法抄家、电脑被扣押的事情。


     


    结果到这里后,江岸区信访局一名王姓工作人员不仅不接待还骂道:“你是神经病,给我滚”。程雪表示,她没神经病,她丈夫胡国红是被当局被精神病的。


     


    另外,湖南访民辜湘红今天在国家信访局上访,也不获接待并被人推了出来。

  • 上海市民呼中国无人权联合国有责任

        闻悉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率团访问中国。按贯例星期三(7月18日)赴市政府集访的维权市民100多人,在市政府的人民广场上打出“中国无人权、无法制,联合国有责任”的横幅。对目前中国日益恶化的人权状况表示深忧,对当局放纵腐败、践踏人权的行径表示愤慨,并呼吁包括联合国在内的国际组织关注中国人权状况,对违反《世界人权宣言》的行为予以强烈谴责。


       


        今天,人权状况已到了无可容忍的地部!


       


         非法关押,随意剥夺人身自由:冯正虎,一位有良知的知识分子。一个遵守、尊重《宪法》并以此帮助市民维权,匡扶正义,纠正司法错误的普通市民,政府竟然在没有任何手续的情况下,将冯正虎非法“囚禁”在家至今达150余天。从冯正虎到普通维权市民,被非法关押、软禁,短则数小时,长则几天、数月,甚至经年的比比皆是。更有甚者,被非法关押致死:王扣玛的母亲滕金娣被非法关押80余天后含冤而死。在江苏无锡,“七、一”进京上访的维权市民近200人,被集体关进“黑监狱”非法囚禁的就达90多人。黑监狱遍布全国各地。不少地方的黑监狱甚至每个乡、街道就有一个;


       


         迫害维权人士,从肉体上对维权人士进行摧毁,甚至灭杀:沈佩兰,一位普通的农民,全部房屋和养鸭场被非法强迁,奋起维权,并帮助广大失地农民维权。就此屡遭当局迫害。手指、肋骨数次被打折。就上海一地,这几年来被迫害致死的就有段惠明、陈小明、腾金娣、沈玉兰等几十人。还有二十多年为维护公民的民主权利而抗争,却临将出狱被“自杀”死的李旺阳。至于如钱云会等令人发指的事例也不在少数;


       


         反人类,残无人道的“计划生育”给中国人民造成无数悲剧:毛恒凤,基督徒,一位善良普通女性,一个助人为乐的维权英雄,为抗争残无人道“计划生育”,被剥夺了工作的权利,又被判入狱一年。在山东临沂,盲目律师陈光诚,因帮助受“计划生育”迫害的百姓维权,先是被诬入狱,后被长期软禁,最后不得以在美领馆和良知国人的帮助下才逃脱魔爪,赴异国求生,求发展。此时、此地,连腹中已孕育七月八月的婴儿都能被强行毒针打下不保,何况陈光诚、毛恒凤乎?


     


         有言论自由吗?有出版自由吗?因言获罪,因言被“喝茶”还少吗?就连新浪等微博,稍涉敏感词就立马被删除。有集会、集社、游行的自由吗?我只能这样告诉你:《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白纸黑字写着是每个公民权利,但现实中没有,从未有过。


      


       如果看看整个世界也许公民你就会明白了:


     


        在日本东京路旁看见两名日本人扯横幅演讲,旁边有2O余民警察和二辆警车。不到十余人围观,我问日本翻译,这是怎么回事?他告诉我,这警察是保护示威者的,在日本言论是自由的,受保护的;


       


        英国前首相威廉·皮特这样表达对个人财产权的敬畏:“即使是最穷的人,在他的寒舍里也有敢于对抗国王的权威;臣民的茅草房,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


      


       “当异议人士走上街头,经国先生的最高原则是不可流血,挨打受伤的是维持秩序的警察,不是异议人士。”– 郝伯村;


       


         1928年时任行政院副院长的冯玉祥对动迁户说:“皇帝尚不能强拆,民主国家岂能违背民意……政府要拆房,如果给盖了房那就好。若没盖房,硬叫你搬就不对。这是中华民国,不是中华官国。人民是主人,官吏是仆人,仆人应当为主人做事,应当讨主人喜欢”。


       


        应该有点明白了吧。但愿冯正虎能在这块大地上自由行走;但愿陈光诚不久能回来再做他的律师;也但愿……。


     


    2012年7月19日


     


     


     

  • [组图]90后青年民工在上海市政府门前誓死维权不

    2012年7月18日,星期三。维权市民照例集聚人民广场抗议维权。


       


        中午12:30分左右,一支由20多名年龄约20左右身着统一餐饮业服饰青年民工组成的游行队伍从河南南路,沿闹市区往人民广场进发。手持“黑心无良老板卷款逃跑,天理何在、还我工资、请政府作主”等横幅,身穿“还我血汗钱”字样的血衣,并边走边喊:“讨还血汗钱!我们要吃饭!我们要回家”等口号。当队伍还未走到市政府门前,就被警察强行阻拦,阻止前行。并向前撕扯抢夺横幅。青年民工群情激愤,与警察发生争执。此时约30多名警察对青年民工强行推拉,对队伍前面的几位青年农民工进行殴打。一名叫杨红(音)的青年,立即奔到旁边的花坛草地敲碎埋在地下的射灯玻璃灯罩,抓起一片锋利的玻璃碎片,按在自已的颈部动脉处,大声对警察说:你们再上前一步,我死给你们看。鲜血从拳头上流到了草地上,其势把警察给震摄住了。面对警察施暴虽然青年民工并没末退却,但境况于维权的青年农民工来说十分不利。此时,在人民广场尚未散去的上海维权市民,从四处闻讯赶来,挺身而出,纷纷上前指责施暴警察。场面颇为感人,令人振奋。据亲临现场的上海维权市民称:青年民工游行队伍眼看就要被几十名警察打压驱散。幸好及时赶到的维权市民奋力相助,加上越来越多的过路市民围观。警察见势退去。否则他们(青年民工)又要吃苦头了。


       


       在众人的帮助下,青年民工在人民广场边继续高喊口号,声讨黑心无良老板和警察的恶行。


       


       据悉,这些青年民工是深圳山基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旗下上海《六千馆》食府的员工。深圳山基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在广东、广西、江苏、上海、辽宁等地有6家直营店,24家加盟店。最近在各地忙于招商加盟,拓展业务,而疏于管理、监督,导致加盟店老板弃员工不顾,卷款逃逸。


       


        


    上海维权市民


    2012、7、19


       


    附: 青年农民工联系电话:扬红:18221017670;张怡:18221522953;李彬:13122055435


     


     

  • 中国精神卫生与人权动态月报(第十六期)

     

    2012年6月   编辑:柳梅    发布:民生观察工作室
     
    编者按语
       卫生部日前就《中国精神卫生工作规划(2012-2015年)(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征求意见稿要求,各地要加强重性精神疾病救治和服务管理。 
    北京市卫生局有关负责人表示,继实施重性精神疾病患者门诊免费服药后,本市将研究实施重性精神疾病患者住院补助政策,为患者和监护人提供政策优惠和人文关怀。
    在北京工作近10年的女工程师陈丹因为婚恋分歧,被自己的父母及其雇来的四名蛮汉强行扭送至北京回龙观医院,强制留院“观察”近72小时。被脱得一丝不挂,强制各种“身体检查”。
     世界卫生组织发布就评估和遏制相关违规行为的指导原则,强调保护精神障碍患者的权利和尊严的重要性,确保世界上的精神卫生和社会保健机构遵守保健质量和人权标准。
     精神病人王女士晚上进入北京北海公园,次日被发现溺水身亡。家人认为公园许可王女士入内,监管不到位,没有尽到安全保障义务,向公园索赔40余万元,近期此案在西城法院开庭审理。
    为了落户北京,外地女子王某与精神病人小张登记结婚,被小张监护人发现,起诉到法院要求确认婚姻无效。昨天记者获悉,海淀法院判决确认婚姻无效。
    美国趣味科学网站称,美国专家说,大约20到30项科学研究的结果都佐证了“痛苦的天才”这一提法。躁郁症患者往往在走出抑郁的低谷时具有创造力。
       6 月1日,由中国医师协会精神科医师分会主办,北京回龙观医院、中国政法大学、新世界出版社共同承办的,以“精神健康,社会责任”为题的“精神卫生立法研讨 会”在京召开,来自美国、法国及国内的精神卫生、法学专家、学者,围绕精神卫生立法热点的展开讨论。
    针对精神病人原生艺术,长期关注精神病人艺术创造能力的艺术家郭海平,通过网络与法国里昂第二大学传播交流学院的留学生,针对精神病人在其国家的艺术地位以及法律地位做了交流。
     
    一、精神卫生立法动态
     
    1.《卫生部就《中国精神卫生工作规划》征意见(全文)》
    卫生部日前就《中国精神卫生工作规划(2012-2015年)(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征求意见稿要求,各地要加强重性精神疾病救治和服务管理。重性精神疾病患者检出率达到辖区人口的4‰,检出患者管理率达到70%、治疗率达到60%;精神分裂症规范治疗率城市达到50%、农村达到30%。
    以下是意见稿全文:
    中国精神卫生工作规划(2012-2015年)(征求意见稿)
    我国精神卫生工作包括防治各类精神障碍、预防和干预各类心理行为问题、促进全民心理健康。2002年以来,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认真贯彻落实《关于进一步加强精神卫生工作的指导意见》、《中国精神卫生工作规划(2002-2010年)》和《全国精神卫生工作体系发展指导纲要(2008-2015年)》,遵循“预防为主、防治结合、重点干预、广泛覆盖、依法管理”的原则,精神障碍防治工作取得明显进展,精神卫生服务能力逐步提高,全国精神卫生防治体系和服务网络初步建立。
    当前,精神卫生问题仍是我国重要的公共卫生问题和突出的社会问题。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各种矛盾冲突纷呈,影响人们身心健康的多种因素持续存在,不同人群受心理行为问题困扰较为普遍,抑郁症、焦虑障碍等常见精神障碍患病逐渐增加,1600万罹患精神分裂症等重性精神疾病的患者救治救助、服务管理问题尚未得到有效解决,精神障碍负担依然严重。同时,地区间精神卫生工作发展不平衡、防治体系不完善、工作保障待加强,精神卫生服务资源短缺且分布不均,精神障碍预防和康复服务不足,社会对精神障碍患者存在严重偏见和歧视。精神卫生工作任务十分艰巨,需要采取有力措施加以解决。
    为切实维护和促进广大人民群众的心理健康,有效开展精神障碍的预防、医疗和康复,做好精神卫生工作,根据我国精神卫生工作现状,制定本规划。
      一、指导原则与总目标
      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遵循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目标和要求,坚持预防为主、防治结合、重点干预、科学规范、依法管理的原则,加强精神卫生工作;坚持应治尽治、应管尽管、救治救助、促进康复的原则,强化重性精神疾病防治;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指导、重点干预、逐步推进的原则,规范心理卫生服务。
      加强精神卫生法制建设。建立精神卫生防治体系,完善政府领导、属地管理、部门合作、社会参与的工作机制。创新精神卫生工作管理,整合精神卫生服务资源,拓宽精神卫生服务渠道,全面加强精神卫生基本医疗和基本公共卫生服务。提高重性精神疾病治疗率和管理率,降低肇事肇祸,维护社会稳定;提升心理卫生服务水平,保障公众心身健康,促进社会和谐。
      二、具体目标和工作指标
      (一)建立健全精神卫生防治体系和服务网络。95%以上的县(市、区)建立重性精神疾病管理治疗网络;90%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有条件的乡镇卫生院配备专兼职医务人员从事精神疾病防治工作;90%以上的省(区、市)、60%以上的市(地、州)组建心理危机干预队伍;100个城市建设心理援助热线电话。
      (二)加强重性精神疾病救治和服务管理。重性精神疾病患者检出率达到辖区人口的4‰,检出患者管理率达到70%、治疗率达到60%;精神分裂症规范治疗率城市达到50%、农村达到30%;完成全国重性精神疾病信息管理系统开发和部署。
      (三)促进常见精神障碍识别和治疗。综合医院的抑郁症患者识别率和治疗率分别在2010年基础上提高60%。
      (四)开展重点人群心理行为问题干预。重大突发事件(灾害)直接影响人群的心理援助覆盖面达到50%;妇幼保健机构医护人员对常见心理行为问题识别率在2010年基础上提高60%;监管场所开展心理行为问题干预的比例达到50%。
      (五)提高精神卫生知识知晓率。普通人群心理健康知识和精神障碍防治知识知晓率达到60%;在校学生心理保健核心知识知晓率达到50%。
    ……
    (消息来源:中国新闻网,链接:http://www.chinanews.com/jk/2012/06-06/3942244.shtml)
     
    2.《北京重性精神病患者入院治疗有望获补助》
    精神卫生立法研讨会日前召开,市卫生局有关负责人表示,继实施重性精神疾病患者门诊免费服药后,本市将研究实施重性精神疾病患者住院补助政策,为患者和监护人提供政策优惠和人文关怀。


    据2009年的一项统计,我国有各类精神疾病患者逾亿人,重性精神疾病患者超过1600万人,精神卫生防治形势日趋严峻,精神和神经疾病在当前疾病 总负担中位列第一,约占疾病总负担的20%。另一方面,我国目前只有20万张精神疾病治疗床位,专业人员仅有2万人,超过70%的精神疾病患者未得到有效治疗。
    中国医师协会精神科医师分会建议,精神卫生立法应写入国家免费为重性精神疾病患者提供治疗的内容,为精神疾病患者和家属提供公平的社会环境和负担分担机制。我国精神疾病患者家庭的经济负担和精神负担都较重,而绝大多数重性精神疾病患者只要按医嘱服药,即可维持病情稳定,年药费最低只需1000元左右。
    在精神疾病患者非自愿入院方面,有专家希望吸取国外的教训,实行危害性和治疗需要双标准。北京大学第六医院副院长唐宏宇说,单纯实行危害性标准,即评估患者对社会危害程度标准,不利于精神疾病患者的治疗,甚至会带来更大的社会问题。专家建议,对非自愿入院的决定,可由家属、医疗专业人员或有关司法机关分级、分情况做出。此外,专家还呼吁明确精神疾病患者非自愿入院程序和条件。  
    (信息来源:北京日报,记者王东亮,链接:http://news.ifeng.com/mainland/detail_2012_06/05/15042710_0.shtml )
     


    二、近期典型被精神病案例
     
    1.《女子自由恋爱被父母强送精神病院 剥光接受检查》
          在北京工作近10年的女工程师陈丹(化名)怎么也想不到,仅仅因为婚恋分歧,就被自己的父母及其雇来的四名蛮汉强行扭送至北京回龙观医院,非自愿留院“观察”近72小时。期间,自称意识完全清晰的她,在精神病房内被要求脱得一丝不挂,强制接受各种“身体检查”。尽管事发当时已报警,但在警员赶到前她已被专车扭送至医院。至6月8日下午出院后,陈丹以非法入室罪及非法拘禁罪,向公安部门举报其父母及北京回龙观医院。
     为引起对“被精神病”现象的关注,陈丹在网上发文,详细披露了其在医院受到的各种“非法待遇”。
     陈丹是家中独女,大学毕业至今10年,她离开东北老家独自在北京生活,并成为一名工程师。陈丹称,幼时的成长环境对她来说异常痛苦,“大概是因为老来得女,父母从小就对我过度关注,不让我跟一般小孩玩,不准学游泳,被罩在玻璃杯下生活,直到上大学。”
     2000年,正在读大学的陈丹瞒着父母恋爱了,父母偷看其日记后得知此事,闹到学校大骂其男友是流氓。“他们找到学院辅导员,破口辱骂对方,搞得满城风雨,我后来被迫与男友分手。虽然多次跟父母沟通,希望给点私人空间,但几乎没有用。”
     参加工作后,由于父母“一如既往”多次干涉陈丹的婚恋自由及业余爱好,甚至到其住所和工作场所监视。为了躲避“骚扰”,陈丹称已经有近一年时间没和父母见面,四处避着甚至过年也不回家。
     受第一次恋爱被迫分手的打击,第二次恋爱时陈丹没有告诉父母,确定关系后两人不久便同居。今年6月5日下午六时左右,正当陈丹准备下楼购物时,远在东北的父母突然“杀到”,“我当时立马关门退回屋内,父母一直在外面敲门”。大约过了10多分钟,沉寂之后本以为父母已经走了,不料这时传来拆除门锁的声音,情急之下陈丹报警,但很快,四名自称精神病院护工的男子,跟随其父母身后冲入家里,对方没有出示任何证件,只要求陈丹配合,到他们医院检查。在警察尚未到达前,陈丹已被强行抬出了家门,其男友阻拦,被其父母推到一边,“我被架住胳膊往楼下走,然后塞进在路旁等候的出租车里带走”。陈丹称,自己在整个带离过程中虽有挣扎,但无济于事,其男友迫不得已陪送到北京回龙观医院。
     谈及当初并未过激反抗的原因,陈丹称当时以为只要有真正的医生诊断,相信做完检查后就可以顺利离开。但接下来的事情,却让她陷入更大的恐惧中。
     “在没有任何医生接诊、没做任何相关精神病检查、没有任何诊断的情况下,我被直接带到一个住有10人的精神病人房间内。”据陈丹回忆,在医院病房的大铁门口,护士指示陈丹把手机、手表、耳钉和钱都留给其男友,随后她被护士架入了病区。
     出院后,陈丹逐一记录下她在精神病院的生活:“三个护士围着我,九张病床上躺着各式各样的女患者,相当一部分手臂被捆绑在床栏杆上。护士带我到空着的一张床边,我被要求脱光,内裤都不剩的精光。前后转圈给他们查体,记录身体是否有疾病伤痕。”陈丹随身穿着的衣服被收走,之后院方发给陈丹一套病人服。
    ……
    (消息来源:羊城晚报      链接:光明网http://health.gmw.cn/2012-06/29/content_4441201.htm)
     
    三、精神病人权益
     
    1.《 世卫组织发布指导原则 遏制虐待精神障碍患者现象》
     世界卫生组织6月15日发布一套工具包,就评估和遏制相关违规行为提供诸多指导原则,强调保护精神障碍患者的权利和尊严的重要性,确保世界上的精神卫生和社会保健机构遵守保健质量和人权标准。
     这一称为“世卫组织质量与权利的工具包”(WHO QualityRights Tool Kit)以《残疾人权利国际公约》为基础,确立了所有机构都必须达到的主要标准。内容包括,使精神障碍患者的居住条件做到安全和卫生,社会环境对病情恢复有利; 以自由和知情同意为基础,对精神和躯体性健康疾患提供基于证据的治疗; 使服务面向提高病人的自主权,使他们参与其自身的康复计划; 对所有的非人道治疗情况进行报告并且加以禁止;将卫生服务与就业、教育、社会和住房服务相结合,以促进精神障碍患者在社区独立生活。 

          据统计,全世界超过4.5亿人患有精神疾患,有更多的人存在精神问题。世界卫生组织表示,很多时候,精神疾患不被认为为一种实际疾病,而被视为性格软弱或对不道德行为的惩罚。即使在精神障碍患者被确认为罹患疾病时,他们接受的治疗通常毫不人道,侵犯精神障碍患者的人权的事件屡见不鲜。许多患者遇受暴力、虐待、有害治疗或忽视。有些人甚至被强迫过度用药或遭遇监禁和隔离。
    (消息来源:联合国,链接:http://www.un.org/chinese/News/printnews.asp?newsID=17941;)
     
    2.《精神病人在北海公园溺亡 公园被指不作为》
     一级精神病人王女士(化名)晚上进入北海公园,次日被发现溺水身亡。家人认为公园许可王女士入内,监管不到位,没有尽到安全保障义务,向公园索赔40余万元。今天上午,此案在西城法院开庭审理。
      王女士是一名一级精神病人,去年1月25日前往北海公园。次日上午,公园工作人员发现王女士在公园已经结冰的湖面溺水死亡。
      在今天庭审前,原被告双方已经进行了简单的证据交换。上午,死者家属的代理律师在庭上指出,是园方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才导致死亡的发生。“从被告提供的证据来看,北海公园既没有完备的安全管理制度,也没有详细的操作规范。发现尸体后,园方用了近3个小时进行打捞,足见没有紧急预案。被告证据显示,死者不止一次进入湖中心的冰面,且曾被园方发现过,既然被告明知死者精神恍惚,却又允许她进入公园,就应当保证她的安全。”
      此外,原告律师还提出,被告曾表示园区内有监控设备,那么死者什么时候进的公园,她的行走路线以及死者如何进入冰面,对方通过监控录像都应当能够看到。“你们不看是你们的过错,是不作为的行为。”
      记者了解到,此前原告方曾要求公园方面提供事发时的监控录像,但上午北海公园的代理人却表示监控录像只能保存30天,原告过了一年多才找来,他们如今无法提供。
       法庭上,王女士的弟弟讲,王女士的精神疾病需要终身用药,此前一直在秦皇岛和父母一起居住,她如何独自离家来到北京,家属至今也不清楚。王女士的弟弟认为,至今没有证据证明王女士是自杀,他认为姐姐的死完全是因为公园的失职。
     “我对这件事太了解了,我是亲历者。”北海公园的代理人宗先生介绍说:“事发时是冬天,北海的冰面中央没冻上,还有个大窟窿。为防危险,公园立了告示不允许游客下冰。当天下午5点左右,我们的工作人员发现王女士从西岸下冰,向冰窟窿走去。我们叫她,可越叫她走得越快。我们赶紧跑过去拽住她,当时她不停反抗,情绪很不正常,骂人骂得很难听。当时她身上什么证件都没有,我们也没想到她是精神病人,为了防止出意外,我特意交代保安开着电瓶车把她送到派出所去。第二天上午,我们发现她已经死在湖中。”
     上午,北海公园方面表示,事发地点不是开放的冰面。25日下午王女士第一次走上冰面时,曾被工作人员及时制止。因当时觉得死者情绪不稳定,保安将其送到北海派出所        一级精神病人王女士(化名)晚上进入北海公园,次日被发现溺水身亡。家人认为公园许可王女士入内,监管不到位,没有尽到安全保障义务,向公园索赔40余万元。今天上午,此案在西城法院开庭审理。
    交给了值班民警。但是没想到,王女士自己又折返回来。
    根据园方的申请,法院向警方调取了证据。警方的情况说明证实,园方将王女士送交警方后,值班民警做了她的工作,让她想开,之后将她送出公园一直送到公交站,并给钱让她坐车走了。民警看到她坐上车后才离开。
    ……
    (本文来源:北京晚报,链接http://news.163.com/12/0629/17/856CGIOV00011229.html)
     
    3.《女子为取得北京户口与精神病人结婚》
     为了落户北京,外地女子王某与精神病人小张登记结婚,被小张监护人发现,起诉到法院要求确认婚姻无效。昨天记者获悉,海淀法院判决确认婚姻无效。
      小张的法定代理人杨某起诉称,小张患有严重的精神疾病,不具备完全行为能力。2012年1月,他在小张的住处发现一张结婚证,小张说是给外地女子王某帮忙,让她的户口进京才与王某结婚。因此杨某诉至法院,要求确认小张与王某的婚姻无效。
     庭审过程中,被告王某未发表答辩意见。
     法院经审理查明,2004年2月,首都医科大学某附属医院做出诊断,确认小张患有精神分裂症,后小张办理了残疾人证。去年3月,小张与王某登记结婚。2012年2月,首都医科大学某附属医院再次做出诊断,小张患有精神分裂症。
     法院认为,婚前患有医学上认为不应当结婚的疾病,婚后尚未治愈的,婚姻无效。故法院判决二人婚姻无效。
    (消息来源:京华时报, 记者王秋实, 链接:http://news.ifeng.com/society/1/detail_2012_06/10/15175166_0.shtml?_from_ralated)
     
    四、评论与思考
     
    1.《美媒:专家称天才与精神病存在关联》
    核心提示: 美国趣味科学网站称,美国专家说,大约20到30项科学研究的结果都佐证了“痛苦的天才”这一提法。躁郁症患者往往在走出抑郁的低谷时具有创造力。


    参考消息网6月5日报道 历史上许多最负盛名的天才都是精神病患者。从梵高和弗里达·卡洛等知名艺术家,到弗吉尼亚·伍尔夫和埃德加·爱伦·坡这样的文学巨匠,都是如此。外媒称,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人类思维的这两种极端表现确实存在关联。
    据美国趣味科学网站报道,5月31日,在纽约举行的第五届世界科学节的一个活动上,三位本身就是精神病患者的专家探讨了近年来对这一话题的研究。
    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教授、临床心理学家凯·雷德菲尔德·贾米森说,大约20到30项科学研究的结果都佐证了“痛苦的天才”这一提法。在各类 精神疾病中,创造力似乎与情感障碍的联系最大,与躁郁症的联系尤为紧密。比如,2000年的一项研究对70万名16岁瑞士少年的智力进行了测试,10年以 后的2010年对他们进行的跟踪研究发现,在16岁时测试成绩超群的人比其他测试者患躁郁症的几率高出3倍。
    报道指出,躁郁症患者时而躁狂,时而极度抑郁。加利福尼亚大学欧文分校神经生物学家詹姆斯·法伦说:“躁郁症患者往往在走出抑郁的低谷时具有创造力。”当患者的情绪转好时,他的大脑活动也发生变化。当普通人创造力旺盛时,其大脑活动经历着与之完全相同的变化。
    加利福尼亚南部大学精神健康法教授埃琳·萨克斯说,精神病患者可以同时有矛盾的想法,并且能感知这些想法之间的松散联系,而大多数人的潜意识则不认 为值得把这些联系传递给意识表层。年轻时就患上精神分裂症的萨克斯说,当无聊的想法侵入时,可能是破坏性的,“也可能是极具创造力的”。
    报道称,在陷入严重抑郁或精神分裂的情况下,谁也无法涌现创意。萨克斯表示,总的来说,精神疾病会让人身体衰弱,甚至危及生命,尽管社会得益于这些 痛苦的天才的创造力,但那些人并不总认为值得用漫长的煎熬来换取灵感勃发的瞬间。“我认为创造力只是大体上很糟糕的某种东西的一部分”。 
    (参考消息网 http://world.cankaoxiaoxi.com/2012/0605/45250.shtml)


     
    五、学习与借鉴
    1.《我国每14人中有1名精神病患者 非自愿住院惹议》


      精神卫生立法研讨会召开,中外专家共议立法热点
      精神卫生法:可操作性是核心
     在我国,平均每14人中有1个精神疾病患者,每100人中有1个重性精神病患者,实际危害天天发生,重大危害触目惊心。无怪乎中国医师协会精神 科医师分会候任会长、北京大学第六医院副院长唐宏宇呼吁,“这一庞大的人群亟待《中华人民共和国精神卫生法(草案)》(以下简称《草案》)修订后的对住院 等问题有规范性调整,更为庞大的社会公民期待该收治的精神疾病患者不再流浪街头、不该收治还以人身自由,而不再担忧自己在某一天突然被‘精神病’。”
     掐指一算,从2011年6月《草案》公布至今的一年来,精神病患者非自愿住院、精神卫生保障和服务体系建设等问题更是引起各方热议。为此, 6月1日,一场由中国医师协会精神科医师分会主办,北京回龙观医院、中国政法大学、新世界出版社共同承办的“精神卫生立法研讨会”得以召开。来自美国、法 国及国内的精神卫生、法学专家、学者,围绕精神卫生立法热点的展开讨论。
       此次研讨,正如十一届全国政协常委、教科文卫体委员会副主任张文康指出的,最大的特点在于强调其可操作性。
      非自愿住院:须明确细则和决定人
     相信大家还记得邹宜均,2006年10月,27岁的她因家族利益冲突被家人强制送到广州白云心理医院治疗。而她的遭遇绝非个案,广州何锦荣、南通朱金红等都因家庭财产纠纷,被近亲属以绑架方式送到精神病院强制就诊。“被精神病”严重侵害患者人身权,一度遭到社会质疑,精神科医生也被推上风口浪尖。
      《草案》条款
     疑似精神障碍患者发生或者将要发生伤害自身、危害公共安全或者他人人身安全、扰乱公共秩序行为的,其监护人、近亲属、所在单位、村民委员会或者 居民委员会、当地公安机关应当立即予以制止,其监护人、近亲属并应当将其送往医疗机构进行精神障碍诊断。其中,有严重危害公共安全或者他人人身安全行为的,由当地公安机关将其送往医疗机构进行精神障碍诊断,并通知其监护人、近亲属。
      美国
     在美国,精神疾病患者是否住院由法庭做决定,如果确诊需要治疗,在等待转诊期间,患者将被关在监狱中。美国佛罗里达最高法院法官、精神卫生问题 法庭工作组主席史蒂芬•莱夫曼总结出此方式诸多弊端,“患者一旦进入监狱很难再出来,部分患者甚至会关几年、几十年。给政府造成了经济损失,对社会公共安全造成了威胁,也增加了患者因为疾病的拖延产生痛苦。”
      法国
     来自法国Georges Mazurelle精神病医疗中心主任伊万•哈里米和与会专家分享了当地有关非自愿住院的律法,其中三项内容尤为突出:非自愿治疗包括强制住院和强制门 诊;精神病患者自由必须接受监督;危险性患者出院要接受检查。设置该条款旨在告知患者自由入院是法则,以充分保护个人自由及无能力同意治疗的患者。
      建议
     唐宏宇指出《草案》中“危险性标准”(即“只有当患者有伤害自身、危害公共安全或者他人人身安全、扰乱公共秩序的行为时,才能强制收治”)有悖 国情。其实,精神病患者中有极端行为的并不多,现有重性精神病患者中仅10%有“危险行为”,大多是胡言乱语、不吃不喝、裸露和妄想等,此项规定可能导致 这些需要治疗的患者得不到及时治疗。因此他建议制定更详细合理的细则。而中国政法大学胡纪念教授对非自愿住院则提出了更详细的建议:对要求就诊的开口要 宽;严格设置住院的条件和救助措施等,以确保让疑似患者获得就诊的机会,不符合住院治疗条件的不会“被精神病”。
      鉴定:医生决定还是司法机关
     严防无病的“被精神病”、保证有病的能及时得到医治,疾病鉴定便成为举足轻重的环节。但当我们在百度中输入“精神疾病鉴定失误”会弹出很多由鉴 定引发的案例,最典型的是今年5月深圳一名护士因与医院领导发生争执后被鉴定为偏执性精神障碍而调离岗位,该名护士否认将鉴定医生诉讼至法院。到底谁来诊 断精神病,如何启动鉴定程序?
      草案
     当患者或有监护责任的近亲属对复诊结论有异议、应当自主委托医法取得执业资质的精神障碍司法鉴定机构进行鉴定。
      美国
     史蒂芬告诉与会者,具有急性精神病性症状的患者被限制在医院一段时期后,在接受精神卫生专业人员的评估,决定对该患者是否民事拘留。如果需要拘留,再将评估结果提交给法庭听证会,由法官作最后抉择。
      爱尔兰
     胡纪念介绍,爱尔兰的精神鉴定由国家精神卫生委员会进行,其13名成员包括:1名10年以上从业经验的律师;3名具有法律专业知识的精神科医师;2名精神科护士;社会工作者、心理学工作者、医疗机构管理者各1名等。人员构成的广泛性保证鉴定的权威和专业。
    ……


    (信息来源:搜狐首页,记者:武亚莉,张雨,链接:http://health.sohu.com/20120618/n345917611.shtml)
     
    六、民间行动与倡议
    《郭海平与里昂二大留学生关于精神病人艺术的对话》
    法国里昂第二大学传播交流学院的留学生组成了关注原生艺术的“原生星期二”小组,他们是文化艺术管理、艺术史、国际文化艺术项目发展专业的在读硕士生。针对精神病人原生艺术,郭海平通过网络与他们进行了如下对话: 
    郭海平:你们为什么会参与这次边缘艺术展览交流活动的组织与策划?
    中国陈曦:对原生艺术很感兴趣,也想看看中国在这方面的情况,学习如何把中国的艺术介绍到法国。
    罗马尼亚伊万娜:起初,这次展览是我大学学习所要完成的一个课题。但我认为,之所以会选择参与是因为我想展示一种艺术,这种艺术避开了传统理解,证 明我们社会崇拜理性的需求只不过是一种精神建构。我们为理解艺术所想到的所有理论在这里都毫无根据。如果要从精神分析角度解释我对边缘艺术的兴趣,那也许 可以说是我个人欲逃离社会轨迹的迫切需求。在罗马尼亚,边缘艺术并不有名,我最近才发现它。
    巴西蕾娜塔:因为我非常欣赏与边缘艺术有关的三个方面:人类学、心理学和艺术。
    德国德斯瑞:我对文化和心理学(精神病学)非常感兴趣,在这次活动中我可以把两者结合起来。另一方面是这次活动的多学科、跨文化尝试,与我想要的职业生活非常接近。
    韩国李素晶:我对当代艺术非常感兴趣,而人们,包括我,对原生艺术一无所知。我想发现些新东西。
    郭海平:你们国家的精神病人生存处境如何?
    中国陈曦:据我所知,很差,属于社会边缘人群,没有健全和负责的保障制度。
    罗马尼亚伊万娜:我不太清楚这些病人的生活状况,但我也没有听说过任何艺术治疗项目的存在。
    巴西蕾娜塔:对于这个问题我不太清楚。但鉴于巴西存在着巨大的社会不平等,我倒期望那些有钱人更积极地支持精神疾病或特殊护理。
    德国德斯瑞:我没有接触过精神病机构或精神病专家,因此无法以目击者的角度发表意见。但我认为我们的卫生制度能够照顾到大部分需要帮助的人。
    韩国李素晶:精神病人在韩国很难生存,因为受到人们的漠视和压制。
    郭海平:你们国家的公众是如何看待精神病人的?
    中国陈曦:大多数人认为他们是疯子,不愿意接近,所以也没有机会理解他们的世界。
    罗马尼亚伊万娜:公众经常调侃精神病人。我们的卫生体系非常薄弱,并非所有病人都能得到治疗。
    巴西蕾娜塔:在巴西社会,精神病学并非禁忌。例如,与法国相比,所有需要帮助的人都能更容易地得到帮助。不算太差。人们会同情患有严重精神病的人,只要不干扰别人生活就可以。
    德国德斯瑞:我认为社会现在对“怪人”的态度更开放了。印象中年长的人对他们无法理解的人仍有许多看法——夹杂着恐惧,但我这一辈的人倾向于认为精神疾病和其他疾病是一样的。
    韩国李素晶:病人家属只想隐瞒家里有病人的事实,病人不能跨出房门一步。于是,外面的人不知道病人所处的困境。他们非常孤独。
    郭海平:你们个人如何看待精神疾病和精神病人的?
    中国陈曦:我觉得精神病的界限很模糊,很难说清楚什么是正常什么是非正常的,有时候精神病人其实只是跟“大多数”人的想法不一致。而且想要从根本上让他们恢复健康,最有效的方法是放下戒备,进入他们的世界,理解他们的想法。
    罗马尼亚伊万娜:我认为他们需要我们的帮助来生活得更好些。“正常社会”剥夺了他们的权利,他们的生活异常艰难,痛苦不堪。虽然他们的世界与我们的有所区别,但这不是不尊重他们的理由。我们需要一个帮助维护他们利益的同时尊重个人自由的制度。
    巴西蕾娜塔:我认为人们必须区别不同种类的精神病:如果病人会产生社会问题,那就很危险。我个人害怕这一类人,但从未遇到过。我认为许多患有精神障碍的人都是非常独特的。就是说,他们也许拥有很多才能,而这些才能是许多被认为是“正常”的人所不拥有的。
    德国德斯瑞:我尽力尊重每一个人。同时我必须承认,在日常生活中我没有接触过精神病人。从艺术角度来说,我认为生活在另一个“世界”又进行创作的人是非常有魅力的。
    韩国李素晶:我认为病人心里肯定非常难受,他们需要我们的一点帮助。他们与我们并没有什么区别。
    ……
    (以上对话得到中国留学生陈曦和南京原形艺术中心支持与帮助)
    (来源:99艺术网专稿 作者:郭海平 http://news.99ys.com/20120616/article–120616–90216_1.shtml)
     
    [结束语]:
     
    艺术家郭海平持续并长期致力于对精神病人艺术创造能力的开发于倡导。他的探索与实践证明了精神病人渴望有其特定的舞台,并施展其无可匹敌的艺术才能。因此对待精神病人,仅仅停留在慈善的层面,过于原始。尊敬并欣赏精神病人的艺术,是解决精神病人所引起的社会问题的最高艺术手段。
    同时,对精神病症状的确诊,不仅涉及到当事人的法律权利,还涉及到社会的和谐与发展以及社会的伦理道德层面。仅仅有精神病医护人员对此复杂的症状加以认定,难免过于片面。因此律师和社会学者参与此认定的呼声已经愈来愈强烈,因为这个社会是多元的。

  • 湖北省宜城市对维权民众加强监控

    民生观察工作室2012年7月19日消息:从前天开始,湖北省宜城市多位上访维权民众开始被跟踪、被限制人身自由。


     


    姚学元是宜城市的一名被辞退民办教师代表,家住宜城市鄢城办事处腊树村四组。他告诉本工作室,从前天晚上开始,腊树村就派出四人二十四小时日夜对他监控跟踪,他走到哪里这些人就跟到哪里。


     


    王德兰是宜城市的一位访民,前天晚上她正在家时,多名人员竟强行弄开她的门闯进了她家中,后在王德兰丈夫的斥责下这些人才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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