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4月25日是台州市椒江区安排领导下访接待日,原本接待我们经租房团体6人,约定顺序号第二号,奇怪的是大接访也要开后门,把我们挤到后面,后经林大刚老先生严正交涉,才算轮到第四位名次才得到接访。
在接访过程,我们提出(85)87号文件严重违宪、违法自相矛盾之处。(85)87文件其中“对于已经纳入私房改造的房屋所有权问题国家尚未明确”;还有一些没有进行对私房改造的县、镇,今后是改还是不改也没有个说法。但接下来又说“已经纳入社会主义改造的私有出租房屋,一律属于国家所有,由房管部门统一经营管理”。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作为政府一个行政部门,竟出现自相矛盾的政策性文件,真让人匪夷所思。
各级地方政府把这样一份明显违宪、违法的文件捧为圣旨,作为金科玉律非法文件向广大经租房百姓传达,我们经租房业主岂能容忍这种践踏国家宪法和法律,法规的政策,奉公如法上下平,上下平则国家强。
当地政府说上面没有新政策,无法解决,我们只好上北京讨说法、要政策。
维护宪法尊严,还我私有房产,还我人权,还我尊严!还我五八所被非法掠夺半个多世纪私有房产——经租房。
国家保主权,百姓保产权,香港回归、澳门回归、经租房何时回归?
台州经租房讨房团
2012年4月25日
以下今天的活动图片:
博客
浙江台州经租房业主信访日讨还被霸占房产
南都评论:送锦旗也是一种公民表达
南方都市报 2012-04-25
摘要:送锦旗也会送出祸事来?日前,因向长沙市政府赠送“截访先进单位”锦旗,当地两市民被长沙市公安局岳麓分局以扰乱政府办公场所正常工作秩序的由头,处以行政拘留9天的处罚。
送锦旗也会送出祸事来?日前,因向长沙市政府赠送“截访先进单位”锦旗,当地两市民被长沙市公安局岳麓分局以扰乱政府办公场所正常工作秩序的由头,处以行政拘留9天的处罚。(来源:南方都市报 南都网)
传统的锦旗,一般承载的多是对被接收方的正面评价。而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公民采取“送锦旗”的方式,表达对政府部门不作为、乱作为的不满与督促,颇像行为艺术,引来不少围观。此番长沙的事情,从送的行为到锦旗的内容,均无大的创新,但接受锦旗一方的反应,却显然较以往出格了许多。
对送锦旗市民施以行政拘留的处罚,长沙警方依据的,是《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市民送锦旗的行为被指扰乱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的秩序。而市民所受到的,也是此类行为的接近顶格的处罚,最多能拘10天,市民就被关了9天,以儆效尤的意味颇重。网友对此显然有另外的看法,因为即便严格依法进行处罚,也还存在选择性执法的问题。
首先是“扰乱机关秩序”的定性,如何判断。按照被拘市民的说法,其送锦旗的行为“前后不超3分钟”,根本谈不上扰乱秩序。姑且算这是一面之词,但回过头来细想,以往送正面表彰的锦旗,敲锣打鼓,围观者亦众,锦旗接收方却多要放下手头工作,很happy地接旗、拍照甚至悬于办公场所显要位置,这样的行为有否扰乱秩序呢?如果有,却缘何未遭遇行政拘留的招待?反过来,公民送锦旗所批评的截访行为,是否属实,是否涉嫌违法甚至犯罪,却缘何得不到追究,反受嘉奖?如此选择性执法,何以服众?
显然,扰乱秩序与否并非送锦旗被拘的充要条件,隐身于侧的关键在于,这种刊载负面评价的锦旗,作为一种公民批评,政府部门不愿意接,即便仅是送这一行为,已然让他们感到不快、丢了面子。行政拘留所惩罚(或伤损)的,不是送锦旗行为,而是以其为载体的公民批评权利。
现在看来,如何对待公民送锦旗的行为,各地政府的不同应对,显然高下有别。最一般的情形,市民送锦旗,政府部门不开心,但也能“表情木然”地接下,至于此后权力如何作为,默然反省抑或顽固坚持,先不论。在广州,也多次发生市民给政府送锦旗甚至送皮球的行为,批评、讽刺也好,督促、鼓励也罢,涉事部门也只能接着。而2011年1月,海南农民把“村民心中最不作为奖”锦旗送给镇政府,该镇政府不仅接下锦旗,还将其挂到墙上“作为鞭策”,赢得称赞。
几厢比较,长沙市有关部门对待这面锦旗的过激反应,也确实太过夸张。事情不大,透露出的问题倒不少。一面锦旗测出了民情冷暖,也将一些政府部门听不得批评、不知如何面对公民表达的慌不择路,表露得淋漓尽致。(来源:南方都市报 南都网)
送锦旗也是一种公民表达,如何应对这一颇有行为艺术风格的“突发状况”,考验的是政府权力的起码雅量:是否有雅量把批评接下来,是否有胆量把批评的锦旗挂起来,是否有足够的反省能力,从公民送锦旗的行为反思自身工作的种种不足。当然,不能一味寄希望于这种雅量的自发生成,需要有对权力的根本约束与制衡,倒逼出权力的谦卑。
送锦旗只是开始,政府部门将会面对越来越多样的公民表达方式,能否都从容地先接着呢?
维权小常识:签劳动合同 当心七大陷阱
2012年04月25日
“五一”劳动节前夕,北京第一中级法院通过对近一年来审结的4151件劳动争议案件进行统计分析,发现劳动争议案件显现出的新特点:劳资双方在《劳动合同法》的刚性要求之下都普遍重视了书面劳动合同签订形式,但是在书面劳动合同签订过程中违法侵害劳动者权益的现象日益凸显,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成为新生劳动争议纠纷的重要诱因。
陷阱一:签署空白合同
刘某与某公司的劳动纠纷一案中,用人单位提交的劳动合同中,工资标准为2500元、劳动合同期限自2008年3月开始,为期两年零六个月。而刘某在诉讼过程中提出,劳动合同系用人单位事后在仅有双方签字盖章的空白劳动合同上补填的内容,并提交了入职申请表,证明真实的入职时间为2006年5月,提交银行打卡记录,证明真实的工资收入为每月4000元。因此该案中工资标准(标准越高经济补偿金数额越高)及劳动关系期限成为当事人的争议焦点。
法官提示:由于劳动合同的格式化填写特点,书面劳动合同在签订过程中填写内容不完整、甚至是空白合同签字盖章的现象十分普遍,出现劳动争议纠纷后在空白劳动合同之上倒签时间、补填内容等虚假行为不断发生。劳动者在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以前应仔细阅读合同条款,尤其重视格式化劳动合同中需要特别约定的空白填写内容,不在有空白格的劳动合同上签字,自己坚持保留一份劳动合同原件。
陷阱二:合同内容约定不明
张某与某公司之间签订了劳动合同,岗位为行政助理,在工作期间发生争议。用人单位以张某工作不能达到公司要求为由,解除与张某的劳动合同关系,同时称无须向张某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张某则主张某公司系违法解除劳动合同关系,需要向其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在审理过程中,法官在审查张某工作是否能够达到公司要求这个重要事实时,却发现双方在劳动合同中关于张某工作内容的约定是“达到甲方要求”,而什么是甲方要求则没有予以明确。
法官提示:格式化劳动合同中的填充内容,是劳资双方需要特别重视的重要劳动权利义务的约定,书面劳动合同需要通过劳资双方就内容进行详细约定,才能起到规范用工、定分止争的作用。
陷阱三:违约条款约定不公
李某与某公司签订为期五年的书面劳动合同,某公司为李某办理了户口进京手续,同时双方签订了《劳动合同补充协议(北京户口)》。该补充协议约定,原劳动合同已经执行满一年的,根据合同解除、终止或无效日距劳动合同约定的到期日的年限,由李某按照每年8000元向某公司支付违约金。最终,该约定被法院认定为无效条款。
法官提示:《劳动合同法》明确规定,只有在用人单位为劳动者进行了专项培训、劳动者违反竞业限制两种情形之下,可以约定劳动者承担违约金,此外用人单位不得与劳动者约定由劳动者承担违约金。
陷阱四:竞业限制过于泛滥
郑某入职某公司并签订了书面劳动合同,约定在合同期满离开公司后三年内不得在与公司生产同类产品的公司任职,否则将追究其法律责任,但未就补偿数额进行约定。因为郑某已经遵守了竞业限制规定,最终法院按照郑某离职前工资标准的50%酌情确定了竞业限制补偿金的数额。
法官提示:《劳动合同法》规定的竞业限制,通常是企业的高级管理人员、高级技术人员和其他负有保密义务的人员。该案中郑某的岗位是驾驶员,不属于《劳动合同法》规定的竞业限制人员范围,但因为其已经履行了竞业限制义务,因此用人单位应当支付相应的竞业限制补偿金。
陷阱五:利用关联公司规避经济补偿责任
陈某自入职B公司后,B公司一直以A公司名义为其缴存住房公积金。A公司的经理系B公司法定代表人,后B公司于2011年1月注销。陈某主张其在2009年8月至9月B公司办理注销期间,被派往A公司工作。A公司则否认双方之间存在劳动关系。
法官提示:由于关联公司不能在劳动法律关系中被视为同一用人单位,一些用人单位往往利用具有关联关系的不同公司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导致劳动者工作年限中断,最终会影响到经济补偿金的数额。面对用人单位这样的规避行为,法官在证据方面能够确认公司之间具有关联关系,都会连续计算劳动者的工作年限,为劳动者争取更多的补偿利益。
陷阱六:滥用劳务派遣,逃避用工主体义务
苑某原是某单位下岗职工,2003年9月9日到B公司工作。2010年4月,B公司要求将合同换签变更为劳务派遣的用工方式,苑某不同意,诉至法院。B公司认为因苑某与其原单位存在劳动关系,且苑某与B公司双方签订的是劳务协议,故不应认定苑某与B公司之间的关系为劳动关系。
法官提示:根据《劳动合同法》的规定,劳务派遣岗位一般设置在具有临时性、辅助性、替代性特征的岗位上,而目前实践中劳务派遣岗位、派遣公司资质没有严格的审批程序,加之劳务派遣恰恰又能满足委派单位降低用工成本的需要,致使劳务派遣制度发展过于迅速,在一定程度上产生了负面效应,加剧了劳资关系的矛盾。劳动者在入职之前要明确用工形式,了解劳务派遣关系的法律意义,慎重选择劳务派遣公司,依据法律规定主张自己的合法权益。
陷阱七:违反法律强行性约定,排除劳动者法定权利
付某2008年7月1日与甲公司签订了劳动合同,合同期限至2009年7月。合同约定:付某承诺,入职一年内不结婚、怀孕、否则甲公司有权解除合同,一切责任由付某承担。付某2009年6月生育一女。付某向公司请假,甲公司不允许,并以付某无故旷工为由与其解除劳动合同。法院认为,付某2009年2月25日至2009年6月1日因怀孕休病假,甲公司应按照本市最低工资80%的标准向支付上述期间的病假工资,甲公司无须向付某支付病假工资的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法院对其上述请求不予支持。
法官提示:相关部门应进一步从社会保险和社会保障方面完善女职工权益保护的相关制度,加大对用人单位执行保护女职工权益相关法律规定的检查和对违法行为的惩处力度,明确法律责任,强化救济措施,为保障女职工合法权益提供完备的法律支持。劳动、工商等部门应加强对企业的监管,形成女性职工权利保护联动机制。同时,女性也要及时适当地行使法律赋予的权利,维护自己的合法利益。
[图文]贵州众异议人士再被上岗 李任科谈监控
2012年4月24日凌晨,贵州异议人士李任科在网上发出消息:“从4月6日起,贵州许多朋友被当地公安非法监控跟踪15天,于4月20日晚撤出。原因是传达文件与中共贵州开代表会。21凌晨又紧急通知非法监控跟踪依旧,原因是中央调查组到达贵州”。获悉上述消息后,本工作室刘飞跃电话采访了李任科先生,请他谈了最次这次以及一年多来被监控的情况,同时分享了他的反监控之道。
刘飞跃(以下简称刘):任科兄,先请你介绍下21日至今被监控的情况,现在贵阳已知有多少人被跟踪,你个人的情况怎么样。
李任科(以下简称李):20号晚,守在我们家门口的人员刚离开几个小时,21日凌晨朋友就传来消息又被上岗了。当时有朋友问那些人不是说20号结束了吗?怎么又来了?有人就说他们凌晨接到通知叫来的。
因为朋友们现在联系比较困难,这次仅我知道的就有吴玉琴、瘳双元、縻崇标被上岗了,相信其它更多的朋友也被跟上了。吴玉琴说她那儿能清楚地看到几个人在她家附近游来游去,期间双方几次差点发生冲突。
我这儿有几名人员三班倒昼夜守在我家楼下,我一出门他们就紧紧跟着,其中白天二个人,晚上一个人。直到今天,经查证,我们才得知这次被控是因为薄熙来案中央调查组到达贵州了。
刘: 监控你们的都是什么人?4月6日至20日这次被控你们怎么知道是到20号结束?
李:监控我们的有警察,一般是派出所指导员负责,还有协警、保安和社会闲杂人员。4月6日至20日这次监控是因为传达薄案与贵州省召开党代会而起的,贵州省党代会是到19号结束,监控我们的人员也曾明确说过到20日监控结束。
刘:除了这次被监控外,我知道对贵阳的朋友的监控已有一年多了,请介绍下相关的情况。
李:2011年2月茉莉花革命革命爆发,2月19日左右我和贵阳的许多朋友被带走,直到3月中旬才陆续被放回家,我是3月14日回家的。虽然回到了家里,但贵州人权研讨会成员几乎所有的人的家门口都被安排了监控人员,出门即被跟踪,这种监控跟踪一直持续到年底陈西被判刑后。春节期间监控也稍松点,但正月十五后又开始了。这在以前是没有的,以前只是在所谓敏感时期才这样,平时是没人跟的,这说明当局加强了对贵州人权研讨会的监控与打压。
刘:除了跟踪这种方式外,当局还对你们采取了什么限制人身自由的手段。
李:那就是被旅游、被非法关押呀。在所谓的敏感时期,当局感受到压力比较大时,对我们在家里监控就已经不够了。以我为例,2011年2月19日,我被公安强行带离住所,软禁在市郊的“贵御”温泉;2月21日午后,我被派出所警员押往一处私人小旅店“佳家宾馆”关押;3月3日傍晚,我被公安押送到永乐乡石笋沟水库“天地吉祥”关押;4月2日,公安又将我押送到石笋沟水库,把我关押了4天,原因是每年清明节,我们都会为暴政残害的生命举行祭奠活动;7月1日是共产党90周年庆,我又被派出所的教导员与几名协警押送到龙里县拘押2天;中德第9届人权对话于7月20日至21日在贵阳召开,我被旅游、“失踪”了5天;9月2日,因贵阳要举办全国少数民族运动会,我再被当地公安绑架到永乐乡“百花桥乡村俱乐部”关押24天…………
刘:除了对人身自由进行限制外,手机、网络也受到监控与骚扰吧。
李:是的,我们的电话经常“失效”,有时给朋友打电话通了,但朋友那边的电话就是不响铃。有时通话,谈几公钟就断了。我们的网络也经常被切断。我们曾去找过电信部门,他们明确说:“我们收到公安机关的通知,对一些手机号、IP地址进行封锁,我们也被他们管着,没办法”。
刘:长时间的监控,对你的生活影响大吗?有受到过伤害吗?
李:我每天晚上摆个地摊谋生,在那些敏感时间,监控人员竟跑到我做生意的地方,站在或坐在我摊前盯着,这叫什么事呀。
2011年6月2日晚(“六四”前夕),延安中路派出所教导员到我家,叫我配合他们上级布置的工作,并要将我带走,我提出抗议。第二天上午(6月3日),教导员带领社区警察凶狠地敲门。我一开门,他们不由分说,猛扑抱住我,粗暴地将我从家里拖出。在挣扎中,他们将我推倒,我从三楼楼道翻滚到二楼身体严重受伤。
刘:有监控就有反监控,一年多来你是怎么面对和处理这种状况的?
李:有一天晚上我摆地摊时去上厕所,监控人员竟跟到厕所,我出来时他还守在厕所门口。我一见大怒,抓住他的脖领子就吼叫。他当时显得很无奈,后来我又和他讲道理说“我现在争取的权利也是你们的权利”“当局今天这样对我,明天也可这样对你”。听完这些后他说他也感到很愧疚,并表示以后不干这事了,以后我真的没再看到这个人了。事实上通过我们的“策反”工作,我知道贵阳有一、二十名监控跟踪人员主动或被动不干这事了,有的被当局辞退。
还有一次我在大街头上行走,我们当地派出所指导员等人跟着我,我当时恼了,就骂道:“你一个正式警察,你现在的行为是依法还是违法你清楚”“你把我鸡巴咬下来,跪着咬”。当时我看这指导员脸色很难看。
刘:尽管如此,监控可能还会继续,接下来你有什么样的考虑和打算呢?
李:长期对公民进行监控跟踪是非常流氓、卑鄙的行为,我们不能毫不作为,要有一个反应,要有什么方式破这个局,要反抗下,也会硬碰硬,我和朋友已约好马上将商量这个事。我们还将搜集这方面的资料,记录下来。
民生观察工作室
2012-4-24
2011年6月受伤的李任科
[图文]贵州众异议人士再被上岗 李任科谈监控
2012年4月24日凌晨,贵州异议人士李任科在网上发出消息:“从4月6日起,贵州许多朋友被当地公安非法监控跟踪15天,于4月20日晚撤出。原因是传达文件与中共贵州开代表会。21凌晨又紧急通知非法监控跟踪依旧,原因是中央调查组到达贵州”。获悉上述消息后,本工作室刘飞跃电话采访了李任科先生,请他谈了最次这次以及一年多来被监控的情况,同时分享了他的反监控之道。
刘飞跃(以下简称刘):任科兄,先请你介绍下21日至今被监控的情况,现在贵阳已知有多少人被跟踪,你个人的情况怎么样。
李任科(以下简称李):20号晚,守在我们家门口的人员刚离开几个小时,21日凌晨朋友就传来消息又被上岗了。当时有朋友问那些人不是说20号结束了吗?怎么又来了?有人就说他们凌晨接到通知叫来的。
因为朋友们现在联系比较困难,这次仅我知道的就有吴玉琴、瘳双元、縻崇标被上岗了,相信其它更多的朋友也被跟上了。吴玉琴说她那儿能清楚地看到几个人在她家附近游来游去,期间双方几次差点发生冲突。
我这儿有几名人员三班倒昼夜守在我家楼下,我一出门他们就紧紧跟着,其中白天二个人,晚上一个人。直到今天,经查证,我们才得知这次被控是因为薄熙来案中央调查组到达贵州了。
刘: 监控你们的都是什么人?4月6日至20日这次被控你们怎么知道是到20号结束?
李:监控我们的有警察,一般是派出所指导员负责,还有协警、保安和社会闲杂人员。4月6日至20日这次监控是因为传达薄案与贵州省召开党代会而起的,贵州省党代会是到19号结束,监控我们的人员也曾明确说过到20日监控结束。
刘:除了这次被监控外,我知道对贵阳的朋友的监控已有一年多了,请介绍下相关的情况。
李:2011年2月茉莉花革命革命爆发,2月19日左右我和贵阳的许多朋友被带走,直到3月中旬才陆续被放回家,我是3月14日回家的。虽然回到了家里,但贵州人权研讨会成员几乎所有的人的家门口都被安排了监控人员,出门即被跟踪,这种监控跟踪一直持续到年底陈西被判刑后。春节期间监控也稍松点,但正月十五后又开始了。这在以前是没有的,以前只是在所谓敏感时期才这样,平时是没人跟的,这说明当局加强了对贵州人权研讨会的监控与打压。
刘:除了跟踪这种方式外,当局还对你们采取了什么限制人身自由的手段。
李:那就是被旅游、被非法关押呀。在所谓的敏感时期,当局感受到压力比较大时,对我们在家里监控就已经不够了。以我为例,2011年2月19日,我被公安强行带离住所,软禁在市郊的“贵御”温泉;2月21日午后,我被派出所警员押往一处私人小旅店“佳家宾馆”关押;3月3日傍晚,我被公安押送到永乐乡石笋沟水库“天地吉祥”关押;4月2日,公安又将我押送到石笋沟水库,把我关押了4天,原因是每年清明节,我们都会为暴政残害的生命举行祭奠活动;7月1日是共产党90周年庆,我又被派出所的教导员与几名协警押送到龙里县拘押2天;中德第9届人权对话于7月20日至21日在贵阳召开,我被旅游、“失踪”了5天;9月2日,因贵阳要举办全国少数民族运动会,我再被当地公安绑架到永乐乡“百花桥乡村俱乐部”关押24天…………
刘:除了对人身自由进行限制外,手机、网络也受到监控与骚扰吧。
李:是的,我们的电话经常“失效”,有时给朋友打电话通了,但朋友那边的电话就是不响铃。有时通话,谈几公钟就断了。我们的网络也经常被切断。我们曾去找过电信部门,他们明确说:“我们收到公安机关的通知,对一些手机号、IP地址进行封锁,我们也被他们管着,没办法”。
刘:长时间的监控,对你的生活影响大吗?有受到过伤害吗?
李:我每天晚上摆个地摊谋生,在那些敏感时间,监控人员竟跑到我做生意的地方,站在或坐在我摊前盯着,这叫什么事呀。
2011年6月2日晚(“六四”前夕),延安中路派出所教导员到我家,叫我配合他们上级布置的工作,并要将我带走,我提出抗议。第二天上午(6月3日),教导员带领社区警察凶狠地敲门。我一开门,他们不由分说,猛扑抱住我,粗暴地将我从家里拖出。在挣扎中,他们将我推倒,我从三楼楼道翻滚到二楼身体严重受伤。
刘:有监控就有反监控,一年多来你是怎么面对和处理这种状况的?
李:有一天晚上我摆地摊时去上厕所,监控人员竟跟到厕所,我出来时他还守在厕所门口。我一见大怒,抓住他的脖领子就吼叫。他当时显得很无奈,后来我又和他讲道理说“我现在争取的权利也是你们的权利”“当局今天这样对我,明天也可这样对你”。听完这些后他说他也感到很愧疚,并表示以后不干这事了,以后我真的没再看到这个人了。事实上通过我们的“策反”工作,我知道贵阳有一、二十名监控跟踪人员主动或被动不干这事了,有的被当局辞退。
还有一次我在大街头上行走,我们当地派出所指导员等人跟着我,我当时恼了,就骂道:“你一个正式警察,你现在的行为是依法还是违法你清楚”“你把我鸡巴咬下来,跪着咬”。当时我看这指导员脸色很难看。
刘:尽管如此,监控可能还会继续,接下来你有什么样的考虑和打算呢?
李:长期对公民进行监控跟踪是非常流氓、卑鄙的行为,我们不能毫不作为,要有一个反应,要有什么方式破这个局,要反抗下,也会硬碰硬,我和朋友已约好马上将商量这个事。我们还将搜集这方面的资料,记录下来。
民生观察工作室
2012-4-24
2011年6月受伤的李任科
[组图]广东潮安仙桥村民代表沈锦涛被砍 村民
民生观察工作室2012年4月24日消息:昨天晚上六点多,广东省潮州市潮安县仙桥村民代表沈锦涛的家中突然冲过来四个人,一个人拿枪、一个人拿刀,另二人拿棍子。这些人员进来后就对沈锦涛进行砍杀,沈锦涛当即被砍成重伤。
据沈锦涛的父亲沈观植今天下午告诉本工作室,沈锦涛现正在一外伤骨科医院抢救治疗,而就在近日,沈锦涛刚接受了外媒的采访。
闻听上述消息后,今天约有二百仙桥村民聚集在县政府门口,横幅标语挂满县政府大门,警察封锁进入县政府主要路道。到下午二点多,村民们还未离去。
4月10日、17日,仙桥村民都进行过大规模的游行示威行动,主要是因为县国土局在村民不知情的情况下拍卖该村二百多亩农田给开发商办工厂,该农田土地以被国土局私自变成工业用地且进行挂牌拍卖。十多年来,仙桥村被县政府以各种名义征地十多次,第二届村委会半途解散,第三、四届没有村委会,第五届经过严重的抗争后终于选举村委会,但到今帐簿及存款都拒不移交。
以下是近日仙桥村民示威请愿的图片:
[图文]武汉文革产户夏幼华上访被拘留五日
民生观察工作室2012年4月24日消息:武汉文革产户夏幼华今天早上到硚口区政府找领导上访反映情况,回家后被派出所找去说谈话,接着又被硚口区国保带走。
到晚上,夏幼华的丈夫向外发出消息,夏幼华被行政拘留五天。
杭州市经租房主再次被领导拒绝接待
今天是2012.4.23日,杭州市经租房屋讨房群体又聚集在杭州市房管局门外要求杭州市房管局相关领导接待广大经租房产权人。
但是,今天杭州市房管局相关领导仍然拒绝接待广大经租房产权人。老人们情绪相当激动。他们说房屋借给政府,一个手续都没有就被莫名其妙的掠夺走了。我们要回自己的房屋不但不接待我们,还以莫须有的罪名把我们守法公民关进监狱。世界上怎么有这样不讲道理的信访部门?大家纷纷表示准备利用各种合法手段向中央和人大等机构进行申诉.一定要把经租房人被迫害的悲惨命运展现在世人面前。
杭州经租房讨房团
二零一二年四月二十三日
以下是今天的活动图片:
武汉市蔡甸区三官村村民被征地被拆迁的日记
2012年4月17日
现将我遇到的问题向您详细讲述一下。我是武汉市蔡甸区蔡甸街三官村村民,现遇国家建设琴川公路征地,村委会苛扣农民安置补偿费,并协同施工方强拆,欲征借贵论坛予以公开讨论。自政府征地以来,村委会虽与村代表开会,但从未向广大村民公开公布征地公告和征地补偿方案公告,而是采取挨家偷偷哄骗的方式签订补偿协议。由于村民文化素质有限,绝大多数人都不了解国家政策及补偿标准,先后被哄骗签订协议。村委会除未征得村民同意将土地补偿部分全部归村委会所有外,还强行将农民应得的安置补偿费用大打折扣。拒绝签订协议的村民要求如实补偿,村委会领导协同街道领导共同压制恐吓村民,每日扬言欲实施强拆。昨日已将推土机开到鱼塘实施强拆,我70岁高龄的公公以自己的身体挡在推土机前才稍加制止。村委会扬言强拆是必须的,今日协同街道干部还会再来实施强拆。
土地具体情况如下:1982年,村里部分原有耕地因连年水淹无人种植,我家在村书记允许和村民的见证下,开垦了15.55亩作为鱼塘,并每年与村委会签订鱼塘承包合同,每年上缴承包费。1997年,集体土地分产到户,将每户土地登记,并颁发土地使用权证。我家原有的几亩耕地被村干部私自强行分配到自家名下,理由是我家有承包鱼塘,所以至今我家名下除了一口承包鱼塘外没有一分一厘耕地。村里以我家有鱼塘为由不予分配耕地,我们便要求村里为鱼塘用地办理土地使用权证,但村里坚决不予办理,遂继续实行鱼塘承包制。从签订承包合同至今已有近30年。公婆两位老人30年风雨艰难的以仅有的这个鱼塘为生,现遇国家征地,村里矢口否认承包事实,并以没有土地使用权证为由,强行苛扣国家给予农民的安置补偿费。
在挨家哄骗的过程中,我家的安置补偿费、鱼塘开发费、青苗补偿总共价格,从最初的2800元/亩数次递增至11800元/亩,村委会每次都说是在严格按照政策办事。我们的质疑是难道国家政策是菜场价,一天一变吗?明显的是村委会在隐瞒事实,存在欲挪用或贪污农民补偿款问题。婆婆和村民共同到蔡甸街道办、蔡甸区政府和武汉市政府上访,上级政府公开声明补偿费用早已如数下发至村委会,并告知仅农民安置补偿费一项就是15200元/亩,但政府工作人员表示他们只能接受反应,还是要靠我们自己和村委会抗争来争取权益。农民安置补偿费是国家给予以被征地赖以生存的农民的安置补偿,村里无任何理由苛扣。隔壁村鱼塘片区与我村鱼塘片区土地所有制情况完全相同,且与我村仅相隔十步之内,其村委会严格按照国家的征地补偿如实分配给村民,征地补偿问题早已全部解决。相比之下,我村村民对本村村委会干部的行为感到甚是愤慨,村干部还扬言随便我们到法院告,也告不倒他们。村干部日日到家里吵闹,我一个孕妇喊的声嘶力竭,我六七十岁的公婆每日坐守在鱼塘上,用生命抵制强拆,这就是我们一家朴素农民遭遇不公平补偿和强拆的命运。
本村亦有三官公路大桥也在未进行拆迁安置的情况下在居民密集区内违章施工。多户村民房屋被打桩震裂,具有严重安全隐患,村民集体反对未安置前施工。村干部在不向村民了解疾苦的情况下,帮助施工方镇压村民,扬言只要房屋未砸死人就继续施工。
村委会和街道办领导在明显隐瞒事实,不按政策如实给予农民征地补偿的情况下,还在日日扬言强拆,已经达到威胁人民财产和生命安全的地步。借蔡甸论坛之力,望以YuLun的力量帮助人民维护合法权益,捍卫国家法律法规。
我们也希望祖国可以更快更强的发展。不可否认国家的政策对人民是好的,但是落实下来却被层层官员扭曲。希望能够给予帮助的朋友加我QQ313139464
2012年4月18日
听说接连两天街道干部都在我们村委会和村干部开会,村干部每天晚上到村民家“暗访”,准备先把带领我们上访的那家村民搞定,再来对付我们。
接下来的进程会向大家随时报道,多谢各位有公正之心人士的支持。
2012年4月19日
三官公路大桥在未拆迁安置情况下强行施工,打桩施工被在村民集体的抗争下停工数日后,再次开工,房屋震撼严重,噪音震耳欲聋。再次抵抗施工,施工人员声称村委会干部允许并支持他们施工,如村民反抗将帮助镇压,待续……
2012年4月20日
三官公路大桥在未拆迁安置情况下继续进行强行施工,在昨日抗争无效的情况下,施工方变本加厉,深入打桩,房屋震撼无法呆人,致使老人心脏病发作。与此同时,三关村委会贴出拆迁公告,乃村委会打印自制,公告指定机构也是村委会。公告的发质人应该是区国土资源和规划局,什么时候变成村委会名义自制了?村民对此公告内安置条件的可信性予以强烈质疑,其安置价格甚至低于房屋制作成本。
2012年4月22日
昨天发生了点突发事件。由于施工队的野蛮施工,昨晚村民集体反抗下,“被报警”。在根本没有人被打的情况下,施工队跟警察谎称有村民殴打施工人员。更可笑的是,施工队负责人因为我和我老公前几天跟他们发生的小争执,而告称是我俩找人殴打施工人员。每次和施工队的争吵都是因为他们不顾周围村民的安危野蛮施工,因为我家是离打桩最近,且家里有孕妇和心脏病人的特殊情况家庭,才反应稍微强烈些。她所谓的前几天的争吵中,第一,我、我老公、我婆婆为一方,施工队负责人及十几个工人为一方。试想,我婆婆一个老人、我一个六个多月的孕妇,就算有我老公一个男人在,有谁敢动那么那么一大群工人。第二,我们作为跑的了和尚跑不了庙的当地人,如何和这些打了就可以跑的外地人拼。昨晚警察听取了施工队单方面描述,今天上午来听取村民描述。警察和村干部一致要求村民再不许吵闹,否则被施工人员殴打概不负责,并且同意施工队在不用顾及村民安危的情况下队照常开工。此乃昨日突发事件事后报道。
经过昨晚的“被报警”,村民不敢反抗,施工队仗着有村委会和警察撑腰,现在在村里越发横行,不仅开启离居民区最近机器,且同时加开多台机器共同进行打桩作业,我们坐在房间里的震颤程度跟在摇篮里无差异。你们可能会问为什么我们不搬走,原因很简单,也是与村委会对抗的一种方式,村委会之所以一直置之不理,甚至一味支持施工方野蛮施工,就是想逼待拆迁户在无法承受这种生活条件时而答应不合理的拆迁安置条件。
这种水深火热的生活估计还要持续一段时间……
2012年4月23日
今早公婆到鱼塘的时候,发现鱼塘已经被施工方偷偷强挖了一部分,不知是今早所为还是昨晚夜间所为,随即在场协助恐吓的还有公安局人员。因为受不了家里野蛮施工噪音,在两天两夜无法入睡的情况下,昨天下午我去鱼塘棚内休息,正好听到了施工人员从棚子门口路过,接听的电话,电话中对方通知他们施工方可以对鱼塘事实强拆,有权下这种通知的人唯有土地的所有者——村委会。村委会相关人员上门请我们去村委会协调,结果绝非协调,依然搬出亘古不变的“村委会道理”加以敷衍,并拒不承认指使施工方强挖和指使公安人员恐吓。时至今日,事态性质已发生改变,村委会从所谓的协调、扬言威胁强挖,到实施强盗行为的掠夺式强挖,其强盗式的丑恶嘴脸已经暴露无遗。街道干部会同村委会干部“同仇敌忾”,拒不听取村民方意见及村民实际疾苦,绝非下基层协调解决问题的态度。4月初,国家新颁布法规,在补偿不公的情况下,即使是法院也无权颁布强拆令,且行政部门和法院均各司其政,无权法、政混权。难道我们三官村的村委会比政、法两大机关的权利都大吗?不过既然可以推的动施工方、公安部门、街道干部,是否足以证明在对待人民矛盾的时候,各方一致对外,官官相互的事实呢?
我再次重申,我们的要求仅局限在公平、公正、公开的基础上,保证以土地赖以生存的农民的基本利益,拒绝基层政府的挪用和贪污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