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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元宵节天津维权访民给天津高院领导“拜年”

     


     


      昨天(元宵节)上午9点多,来自天津各区的维权访民50多人冒着刺骨的严寒和大风来到天津高院,向高院领导“拜年”,以表达对司法不公的抗议。有些访民还穿了“状衣”


      多年来,访民们饱受着公权流氓的摧残和财富被抢夺的痛苦。然而,公权流氓始终惯用着一拖、二骗、三镇压的手段来对访民们“维稳”。作为司法部门的天津高院也一直在包庇纵容公权流氓的这种作恶和政府的违法、犯罪行为。因此,访民们以此形式来表达对法院和政府贪官污吏们的抗议。


    反腐义勇军:13102240525


    2012-2-7

  • 湖北随州民师期待彻底解决问题

    民生观察工作室2012年2月6日消息:本工作室曾报道了湖北省随州市被辞退民办教师参加社会养老保险的消息,但2011年底至2012年初,随州市民师又进行了多场集体行动要求彻底解决民师老有所养的问题。


     


    随州民师说,现在仍有小部分民师没有参加社会养老保险,主要原因是参保费过高,每人得交二万元左右,老师们以前工资低无积累,许多人无钱交纳。同时,参保的老师到达退休年龄后,每月也只有三、四百元的退休金。


     


    民师们说,参保方案的出台是件好事,但并没有彻底解决大家的问题。近期一份由国家教育部、信访局等多部门联合出台的要求解决民师问题的文件开始流传,这让大家看到了成为一名真正教师的希望,所以最近民师提出的主要诉求是要转正(转为正式教师)指标。

  • 武汉胡国红程雪夫妇被跟踪 给小孩送饭也不

    民生观察工作室2012年2月6日消息:从前天开始,武汉维权人士胡国红程雪夫妇家开始被人上岗,出门即被跟踪。


    据介绍,前天晚上,胡国红去看望了武汉另一位维权人士周新宝,回来后家门口就被五、六名人员守上了。第二天程雪出门去给在学校的儿子送饭,结果被人一路跟踪。为了不对儿子产生影响,程雪只得放弃了送饭的计划。


     


    今天上午,这种监控与跟踪仍在继续。


     

  • 中国精神卫生与人权动态月报(2012年1月)

     


    总第十期 编辑:柳梅  发布:民生观察工作室


     


    编者按语


    《深圳经济特区心理卫生条例》于2012年1月1日正式实施,为我国第七个地方精神卫生条例和第1个心理卫生条例,该条例明确了“被精神病”事件的责任人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此时,北京维权人士李金平“被精神病”后,身体遭到严重的摧残,公权力何时能真正关到笼子里的问题仍旧不能够解决。“被精神病”的韩越华,因其母亲做了一个违法公证,将其财产转移,法院判公证处赔偿韩越华30%的损失。


    1月13日下午,云南禄劝县马鹿塘乡小瓦房村发生一起警察开枪击毙一名正在发病的精神病患者事件,家属认识警察击毙精神病人行为不当,社会就此事件展开了保护精神病人权益的讨论。


    《精神卫生立法》征集意见在,“精神病人”自主委托代理人的提议引起了立法委员的关注,此提议是否可行, 国务院参事、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委员马力,北京市人大代表、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姜明安对此疑问进行了解答。


    国际上的许多经验表明,加强精神卫生立法建设,实现政府对重性精神病患者的医疗保障,是帮助精神疾病患者减轻痛苦,恢复健康,并让患者家庭摆脱经济与精神双重负担的有效途径。


    对精神病人康复服务的实践中,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大多数欧美国家把精神卫生服务的重心全面转移到“以社区为基础”。即便患者流落街头,其照料也只是社会的责任而非家庭的义务。比如,意大利在1978年发布国令,要求取消精神病院,让精神疾病患者全部回归社会。


    一、精神卫生立法


    《深圳经济特区心理卫生条例》1月1日正式实施


    作为我国第七个地方精神卫生条例和第1个心理卫生条例,《深圳经济特区心理卫生条例》(下称《条例》)于2012年1月1日正式实施。


    全国人大精神卫生立法工作的专家、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副主席、上海交通大学教授、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主任医师张明园评价,《条例》起点很高。他认为,“心理卫生”和“精神卫生”译为英语是同一个词(mentalhealth),但从约定俗成的理解看,“精神卫生”侧重于已有精神障碍者,而“心理卫生”的覆盖面为全人群。正如《条例》第一条所述,《条例》的目的是为了“提高市民的健康水平”和“建设和谐社会”。


    6年不懈努力终通过


    由于流动人口多、生活压力大、移民城市等特点,深圳正面临严峻的心理卫生形势。据2005年深圳居民精神疾病流行病学调查结果,全市18岁以上居民中精神疾病患病率高达21.19%,重型精神疾病患病率为1.41%。


    如何保障深圳市民的心理健康,如何规范心理卫生服务,都迫切需要出台相关法律条文来保驾护航。2006年初,市人大常委会组织成立心理卫生条例起草小组,多次易稿和多次召开座谈会,但2009年市人大因故暂停《深圳市心理卫生条例》的审议。


    此后,国内和我市的精神卫生形势发生巨大变化。一方面,内地多个省市接连发生精神病人肇事肇祸事件,“被精神病”成为媒体报道的焦点。另一方面,深圳也相继发生数起精神卫生引发的事件。政府和社会公众对心理卫生的认识在短时间内得到迅速提升。2010年12月,市人大决定重启《条例》的审议。


    据了解,市精神卫生中心受市卫人委委托参与《条例》文本修订工作。该中心主任刘铁榜告诉记者,在去年4月25日,市人大常委会对《条例》一审前,由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闫小培主持,特邀中残联副主席、著名精神病学家张明园教授为常委们讲授精神卫生立法问题,收到了非常好的效果。6月24日,《条例》通过二审。8月30日,《条例》以全票通过“三审”。


    ……


     (信息来源:南方都市报,链接;http://focus.szonline.net/Channel/201201/20120101/464597.shtm)


    二、近期典型被精神病案件


    李金平身体被精神病院摧毁 急需社会救助


    北京维权人士李金平于2010年10月被北京朝阳区警察和国保强制送进精神病院,在9个月的时间里被强制打针、吃药,身体完全被毁。在2011年7月获救后,设法借了10多万元钱治病。目前是多种疾病缠身,居无定所,急需社会各界人士关注和救助。


    1月28日,李金平向本台记者倾诉说,他出了精神病院后,身体越来越差,目前是连生活都成问题了,更别说看病了:【录音】“现在很虚弱,我现在也没劲,乙肝病毒现在也挺厉害的,10的9次方。说实话,我现在就是经济太困难了,看病我借了10多万哪,承受不住了,再跟人借,我连生活费都借不出来,谁也承受不住啊,谁能承受啊?”


    他刚刚进精神病院,就被强制打针吃药,还被改名叫李进:【录音】“开始强迫几次以后,后来我这没有办法了,我为了接触病人啊,为了传信啊,因为他们不是把名字给我改了吗?改成叫李进了。进去给我改名以后我感觉不好,他们是想让我死里头。最后我就只能配合了,你强迫也是吃,最后怎么办啊?你接触不了人。这样最后还允许我接触点人,通出来消息。”


    李金平被警察和国保警告,不许把这精神病院里的遭遇透露出去:【录音】“这就遭到警告了,已经。如果你要再敢胡说就还给你抓进去。”


    李金平说他才刚刚被关进精神病院两个星期,就被告知有乙肝,被强制喝一种汤药,结果很快就得了脑血栓:【录音】“我住在医院的两个多星期以后,他给我化验,他告诉我,你现在有乙肝病毒,我不相信,因为我身体还挺好的,我感觉那会儿。喝的汤药,他说是治乙肝的。他给我换成汤药以后我感觉不好,站那尿不出尿来。后来就不行了,后背腰先疼,疼完以后脑袋疼,一点一点,哎哟,我说这药劲真厉害。之后就脑血栓了。”


    精神病院的院长都向李金平承认,他被关精神病院,实质上就是迫害:【录音】“我前段时间找他们去开诊断证明,姓徐的院长说,哎呀,我们一直没敢认为你是有病。我就没好意思再说他们。你一直没有认为我有病,你干嘛强制我吃药啊?所以他们特地给我请了个专家会诊,安贞的,哪的都有,他说你别再折腾了行吗?他说你闹的警察都承受不住了。”


    李金平曾因呼吁为中共前总书记赵紫阳平反,多次申请游行示威,因此遭到北京警方的多次拘留、传唤和强迫失踪。


    (信息来源: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记者傅明、何雯,链接:http://soundofhope.org/programs/162/209228-1.asp)


    韩越华告公证处银行获赔三成


    广商女老师“被精神病”事件新闻追踪


    2010年,广东商学院女老师韩越华“被精神病”事件引起社会广泛关注。如今韩越华和丈夫破镜重圆,但生活状况却十分拮据。韩越华认为,她“住院治疗”期间母亲利用广州公正处出具的“非法”公证书,将自己17万多元的存款从银行转走,对此,广州市公证处和银行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于是她将二者告上法庭,要求对方赔偿损失。昨日,广州市中院判决由广州公证处承担三成责任,而银行则无须担责。


    韩越华曾在日记中说,2008年1月9日,三个不明身份的人将她强行从家里带走,送到广州市精神病院接受治疗。后来,她得知是母亲贾某叫人来强行将她送院治疗的。此前,她已迫于贾某压力与丈夫石林离婚。此后,她三次被送往广州和河北的医院接受治疗,医院给出的诊断都是“偏执型分裂症”。2010年7月,她从河北的医院逃回广州。


    韩越华称,他们夫妻二人曾与广东商学院因为著作权问题起过纠纷,后来商学院为了报复他们,恶意串通医院将她禁锢起来。而在韩越华“接受治疗”期间,母亲贾某先是到广州市公证处办理公证,确定她是韩越华的法定监护人,后又到某银行赤岗支行通过挂失、转账等措施,先后将韩越华17万多元的存款转入他人账户或取出用掉。


    韩越华认为,广州市公证处、银行的草率行为,造成了她的储蓄存款被非法侵害的后果,于是以侵权为由将二者告上法庭。


    越秀区法院的判决书显示,一审过程中,韩越华将广州公证处和银行列为被告,并表示不要求其母贾某承担法律责任。法院认为,公证处出具公证书及银行办理转账手续,都是在贾某出具相关证明且保证对其负责的前提下所为,加上韩越华主张侵权损害赔偿,而韩越华并不能证明损害事实已经发生,故法院并不支持。一审驳回了韩越华全部诉讼请求。


    韩越华不服一审判决,向广州市中院提起上诉。二审法院判决由广州公证处承担30%的责任,即52380元及利息。法院还认为贾某应承担70%责任,但贾某并非本案被告,法院据此不对其是否赔偿进行判决。


    (信息来源:信息时报,作者:何小敏、魏徽徽,链接:http://roll.sohu.com/20120112/n331933787.shtml)


    三、精神病人权益


    精神病患者被击毙是谁的悲剧


    1月13日下午,云南禄劝县马鹿塘乡小瓦房村发生一起警察开枪击毙一名正在发病的精神病患者事件,被击毙精神病患者刘军良的母亲高安美认为,在整个事件中警方处置不当。(1月16日《京华时报》)


    儿子精神病发作,举刀追砍母亲,母亲无奈向警方求助,不料警方在处置过程中却将其子击毙,母亲高安美由此质疑警方处置不当。“可怜天下父母心”,即便自己的孩子是一个危害十足甚至对自己举刀相向的精神病患者,母亲依然不愿意看到他死于枪口之下。这不能不说是高安美一家的悲剧。然而一个更大的悲剧在于,当高安美或许是源于母爱本能而质疑警方处置不当时,几乎绝大多数网友对高安美进行抨击。说她“想赖钱讹人”者有之,骂她“没良心”者亦有之。而这不能不说是整个社会的悲剧。


    网友们赞成警察击毙刘军良而抨击高安美,或许也是一种冷血理性的选择——击毙了,其母亲会经历丧子之痛;不击毙,不但其母亲会有性命之虞,而对整个社会亦是一大威胁。两害相较取其轻,或许击毙刘军良是最佳选择。然而,我们都应当知道:生命权是人权最基本的权利,即使是精神病人的生命权,也不能被随意剥夺。


    网友们的冷血理性或许是基于现实的一种无奈选择。据官方统计数据显示,我国精神障碍患者已达1600万,其中重症精神病患者160万,其中很多都是具有严重暴力倾向的人员,随时危及社会公众的安全及其自身的安危。据公安部不完全统计,精神病人每年实施的案件达万起以上。或许,我们每个人身边都不乏一两个有肇事倾向的精神病患者,他们往往游离在社会上,处于政府、社会与家属三不管的状态,屡屡实施危害社会、损害公共秩序的行为,难以对其有效管制。如何对这些肇事肇祸的精神病人进行管理与救治,确实是一个相当棘手的问题。


    刑法第十八条规定,精神病人在不能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的时候造成危害后果,经法定程序鉴定确认的,不负刑事责任,但是应当责令他的家属或者监护人严加看管和医疗;在必要的时候,由政府强制医疗。然而实践中两种处理方式缺乏相应的法律法规支撑,导致家属责任与政府责任在很大程度上都被空置。家属往往不愿意或者无力履行监管与治疗的责任,而政府强制医疗程序的具体规定却付诸阙如,没有规定强制医疗具体实施的条件、机构、决定机关等,没有现实可操作性。


    显然,仅仅依靠某个家庭或个体力量来管理和救治精神病人,无异于杯水车薪。在这样的背景下,无论是强制隔离精神病肇事者以维护社会安宁与安全,还是对精神病患者进行人道主义医疗救助,都是政府的应尽职责,而对所有肇事肇祸并持续具有社会危险性的精神病患者施以强制医疗措施,才能够完全履行上述政府职责。然而,就目前情况看,政府承担的强制医疗这一社会责任,通常由公安机关管辖的安康医院负责实施,但由于长期以来各地对安康医院建设的投入严重不足,迄今为止全国仅有24所安康医院,能够收治精神病人的床位与日益增多的肇事肇祸精神病人之间严重不平衡。


    因此,要防止类似悲剧继续发生,一方面仰赖我们对精神卫生领域立法的完善;另一方面,政府应当加大投入,确保履行强制医疗责任的硬件能跟上形势。


    (来源:光明网, 链接:http://news.ifeng.com/opinion/gundong/detail_2012_01/17/12030246_0.shtml)


    “精神病人”自主委托代理人是否可行


    新闻背景:精神卫生法(草案)公开征求意见期间,先后有两份寄往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建议信引起媒体关注。其核心内容是呼吁“赋予‘精神病人’自主委托代理人的权利”,避免被精神病(据2011年11月15日《新京报》和2011年11月30日《南方日报》)。


    2011年12月26日,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二次审议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二审稿增加规定:被申请人或者被告人没有委托诉讼代理人的,法院应当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为其提供法律帮助。被决定强制医疗的人、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对强制医疗决定不服的,可以向上一级法院申请复议。


    这是否可以看做是对精神病强制医疗患者的法律救济程序?赋予“精神病人”自主委托代理人权利是否可行?记者采访了国务院参事、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委员马力,北京市人大代表、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姜明安。


    记者:两份建议都呼吁赋予“精神病人”自主委托代理人权利,为什么大家不约而同地都关注这个问题?


    马力:从调研情况看,我国70%的精神病患者得不到救治,根源在于监护人不愿意送治。其中,有因经济困难没有能力送治的,也有因歧视不愿承认家中有精神病患者的,还有因照料负担重放弃精神病患者等。同时,被精神病的情况虽是少数,但社会危害很大。分析这两类情况可以看出,监护人在精神病救治方面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精神卫生法草案对监护人的规定存在两个隐患:首先,监护人可以否定患者的法律人格。也就是说,如果监护人不愿意送治,精神病患者本人又没有自行委托代理人权利,只有听从监护人的摆布。其次,监护人可以代替患者决定各项事务。一旦监护人与被监护人发生利益冲突,被监护人的权利很可能被侵害或剥夺,现实中不乏监护人代“精神病人”处置房产、财产等案例。


    我之所以主张精神疾病鉴定的“复核”程序及“司法”介入,主要是因为封闭式治疗,易给治病之外的目的创造条件。精神卫生法草案使用了“不能辨认自己行为”的法律术语,在法律与医学上,这一法律术语的内涵、标准不同,医生难以判断。


    立法过程中,我一直在思考“监护人”这个难题,他们的建议,实际上是在被监护人和监护人间增加了一道委托代理的法定程序,使患者和医院间多了一道司法屏障,对于保护“精神病人”权益,多了一种监控手段,对于精神病患者,多了一条自救途径,不失为一个好的思路。


    记者:但是,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无行为能力人不能委托代理人,这又是一个矛盾。


    姜明安:从法理上看,不能辨认自己行为的精神病人是无行为能力人,由其自主委托代理人是不可能的。如果本人不愿接受治疗,又确实患有精神病,且有严重危害公共安全或者他人人身安全的危险,需要采取保护性约束措施,或需要送往指定的单位场所加以监护、治疗。


    为防止其被精神病,可以通过下述三个程序来保障其合法权益不受侵害:其一,取得他的家属或其他监护人(法定代理人)的同意;其二,有专门医生开具的精神病鉴定证明;其三,由公安机关或民政部门举行一个小型听证会,邀请第三方(如当事人所在单位的人、当事人的邻居、当事人所在乡村的村委会委员,或所在街道居委会委员等社会人士参加),决定是否采取保护性约束措施,或送往指定的单位场所加以监护、治疗。我想,通过这样三个程序把关,基本可以解决该送治却不送治的问题,也能够避免被精神病情况的出现。


    记者:也就是说,他们的建议不具可操作性?


    姜明安:当然。对于那些不是完全不能辨认自己行为的间隙性精神病人,在他们非患病期间,应具有“自主委托代理人的权利”。如果其在非患病期间已自主委托了代理人,那么,其患病以后,在决定是否对其采取保护性约束措施,或送往指定的单位场所加以监护、治疗时,就应听取该委托代理人的意见,而不是听取当事人在非患病期间不信任的法定代理人的意见。


    马力:这个思路很好,这三个程序可有效减少被监护人权益被侵害现象的发生。但问题是,谁来走完这三个程序?公安、民政、卫生部门分别主管各自的精神疾病医院,公安部门负责肇事肇祸精神病患者,民政部门负责流浪乞讨精神病患者,卫生部门负责普通精神病患者。公安、民政、卫生部门分别是精神疾病医院的“婆婆”,同属于与精神病患者有利益关系方。


    由公安、民政、卫生部门最终决定是否对精神病患者采取保护性约束措施的制度设计存在缺陷,等于由医院最终决定,无法起到三个程序把关的作用。可能还是“司法”介入较好,如果有委托代理人制度,一旦发生争议,律师是“精神病患者”的委托代理人,站在精神病患者立场上,代其主张权利,履行好这三个程序。


    记者:如赋予“精神病人”自主委托代理人的权利,会不会出现监护人唆使被监护人自主委托代理人,从而摆脱监护责任?


    马力:法律要严格规定“监护人”条件及权利、义务,如果被监护人真的患有精神病,通过法律委托,走完前面三个程序,方可更改监护人,监护人摆脱监护责任的目的就难以实现;如果被监护人没有精神病,通过委托代理人方式,可直接寻求司法救助。


    记者:精神卫生立法的目的在于确保更多的精神病人得到及时有效的医治,同时避免被精神病情况的发生,草案是否遵循了这一初衷?


    马力:精神卫生立法可谓26年磨一剑,应该说此次立法做出很大努力,实现了很多重大突破。但积弊近30年的问题指望一部法律完全解决,是不现实的,有法总比没法好,需要在今后实践中不断完善。


    草案对监护人的规定只是散见于各条款,没有专设章节,加之现行法律对监护人不履行义务缺少相应罚责,难以制约。应单列一节“监护人”制度,“家庭”承担患者的治疗、监护、照料等责任。不承担或不及时将患者送进、接出医院,对患者虐待、遗弃、歧视情节严重的,构成“虐待罪”或“遗弃罪”等。


    记者:此次刑事诉讼法修改新增加的规定,是否可以看做是对精神病强制医疗患者的法律救济程序?


    姜明安:是的,这一新增加的规定是防止精神病强制医疗患者“被精神病”的又一项法律保障措施和法律救济程序。只是这里规定的申请复议主体似乎还应增加间隙性精神病人在他们非患病期间自主委托的代理人。这样,其法律保护会更充分些。因为,由于各种原因,法定代理人、近亲属有可能过失或故意不申请复议。法律如果进一步规定了间隙性精神病人在他们非患病期间自主委托的代理人也有权申请复议,在出现法定代理人、近亲属过失或故意不申请复议的情况时,委托代理人就有可能申请复议,以保护当事人的权利。


    (信息来源:检察日报,链接:http://finance.ifeng.com/roll/20120109/5416382.shtml)


    四、评论与思考


    立法是保障精神病人防治的坚强后盾


    前不久,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初次审议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精神卫生法(草案)》(以下简称“《草案》”)。《草案》明确提出,要确保精神障碍患者不因贫困得不到救治。这意味着国家为加强对精神病患者尤其是重性患者的医疗救治管理工作,将从投入保障机制方面予以法律支持,努力实现“应治尽治,应保尽保”的防治目标。


    国际上的许多经验表明,加强精神卫生立法建设,实现政府对重性精神病患者的医疗保障,是帮助精神疾病患者减轻痛苦,恢复健康,并让患者家庭摆脱经济与精神双重负担的有效途径。围绕精神卫生立法,去年6月10日国务院法制办即面向全国公开征求意见,10月29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又对《草案》进行了初次审议,足见国家为加快精神卫生立法建设的决心与步伐。目前虽然离正式实施尚有时日,但《草案》的关键条款及实质性内容已引起社会公众的广泛关注与期待,如第五十九条第一款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应当组织医疗机构,为严重精神障碍患者免费提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其中的“免费”二字,即向那些因病致贫、无钱可医的重性精神病患者及家庭传递了希望与曙光,给他们增添了信心与温暖。除此之外,人们更加期盼精神病防治能像享受其他医疗卫生保障服务那样,纳入基本医疗保障范畴,覆盖到每一个乡村社居。


    无论是为严重精神障碍患者提供免费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还是让所有精神病患者享受基本医疗服务,立法保障是关键。它的意义在于通过法律定位,让政府在精神病防治工作中发挥主导作用,为落实“应治尽治、应保尽保”目标最终托底。《草案》明确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要领导精神卫生工作,将其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把精神卫生工作的经费列入到本级财政预算。”这就是说,政府在精神病防治工作上要主动加大投入,以提高对精神病患者的救治能力为目标,突出对重点领域、重点环节和重要方面的资金安排,纳入同级政府财政预算。同时,在具体实施过程中,需要政府坚持“普遍可及、统筹兼顾”的原则,为所有精神病患者提供基本医疗保障服务,并对贫困精神病患者给予免费治疗或最大限度的康复救助。


    要达到这个目标,除了加快精神卫生立法外,还应该如业内专家所言,“加紧制定配套规范性文件,尤其是保障精神障碍患者‘应治尽治’的配套财政措施”,通过建立以政府为主导的资金投入与支付机制,保证足额稳定的财力支撑与后续支持。再就是通过立法建设,使精神卫生工作实现从无保障到有保障的递进,体现一种责任担当,更是一种道义回归。即让政府清醒地认识到,精神病防治不仅仅是为患者及家庭解决实际困难的小事情,更是关系民生福祉、和谐社会建设的大问题。必须在政府的大力支持下,统筹社会各方面力量,建立以政府投入为主,个人和社会力量捐资相助为辅的精神病防治救助体系,来共同解决精神病预防及治疗巩固等问题;同时也让精神病患者真切地感受到,只要有政府及社会的关心、关爱与关怀,能够得到系统、持续的医疗救治,就会有尽快康复的那一天,就能有尊严地回归社会,正常地生产、生活与工作。


    除了加快精神卫生立法外,还应该如业内专家所言,“加紧制定配套规范性文件,尤其是保障精神障碍患者‘应治尽治’的配套财政措施”,通过建立以政府为主导的资金投入与支付机制,保证足额稳定的财力支撑与后续支持。


    (信息来源:医药经济报,作者:朱凌志, 链接:http://info.pharmacy.hc360.com/2012/01/120905379621.shtml)


    五、学习与借鉴


    精神疾病的康复防线


    海明威、梵高、莫扎特、贝多芬、拿破仑、林肯、丘吉尔当这一个个光彩夺目的名字罗列在一起的时候,你知道他们有什么共同之处?


    是的,他们都曾是精神疾病患者,有的还被称为“疯子”。


    名人们的“精神”困扰,使相关精神疾病知识在社会得到普及,越来越多的人们开始相信,精神疾病不是一种耻辱,而是一种疾病,就像感冒发烧那样。


    不过,公众对精神疾病理解的加深,并未能阻住精神疾病的高流行趋势。世界卫生组织的研究认为,中国精神疾病的发病率占所有疾病发病率的20%,高于世界平均发病率。来自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数据则显示,2009年,中国各类精神疾病患者中,重性精神疾病患者约为1600万。


    有论者认为,精神疾病绝不只是“心病”,也是一种社会病——社会变化太快、差距太大,人心来不及适应。作家余华在小说《兄弟》的后记中写道:“一个西方人活400年才能经历这样两个天壤之别的时代,一个中国人只需40年就经历了。”


    在精神疾病高发病率的同时,现有精神科医疗资源的匮乏令人惊心。卫生部疾病预防控制局精神卫生处处长严峻2011年透露,全国精神科医师不足2万人,每10万人口仅有精神科医师1.5人、精神科护士2.4人,远低于4.15人和12.97人的世界平均水平。


    鉴于精神科床位数明显不足,有关部门在2010年和2011年着手改扩建550家精神专科医院和综合医院精神科,用以提高对重性精神疾病患者的救治能力。目前,全国精神科床位总数已经接近20万张,基本能够满足重性精神疾病患者的住院需求,而考虑重性精神疾病患者中约有30%如果不接受住院治疗可能致残等原因,精神科的床位还是颇为紧张。


    值得注意的是,越来越多的研究显示,社会照料比传统的医院治疗、家庭照料模式优越,更容易保证患者病情稳定,而“没人管、管不好的精神疾病患者才会犯病,进而肇事肇祸;有人管、管得好的精神疾病患者,他们并不容易引发社会危害”。但在目下,社会照料还显得光亮微弱,医院和家庭之间的康复防线——社区仍有大片空白等待填补。


    此外,精神科医生、精神科医疗机构等精神疾病康复的重要防线同样面临压力:精神科从业人员由于意外风险大、工资待遇低、社会认可差等原因,人才流失严重;北京回龙观医院这一在全国精神卫生专科医院中排名靠前的三甲医院,也让管理者感受着“前所未有”的经济压力。


    种种迹象显示,治愈一名精神病患者的意义是很大的,不单是对本人、患者家庭和亲友,还包括患者所在单位乃至社会,因此,各类精神疾病患者实实在在的医疗需求,应当跟时下广被关注的“被精神病”一样,需要相关部门始于足下的努力。□(文/张冉燃)


    社区康复的星星之火


    “如果早点有人给我们讲这些知识,如果早点有社区居住机构这样的照料场所,也许弟弟的病情就能够得到控制,就不会一病35年”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张冉燃


    在29岁那一年,袁满突然意识到她的人生不能只为了自己,还必须为着弟弟——一个19岁的精神分裂症患者。


    那一年,是1976年。“弟弟患病后的这35年,我真是一言难尽。”袁满告诉《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弟弟因为这病坐过牢、住过院,过得很苦,我过得也很苦。”


    精神分裂症是一种最为常见、最为严重的精神疾病,以思维、情感、行为等的分裂,精神活动与环境的不协调为主要特征,有人将之比喻为精神疾病中的癌症。


    根据流行病学研究推算,中国约有上百万精神分裂症患者。由于精神分裂症大多起病于青壮年(16~35岁),若治疗不及时则可能长期严重影响患者心理健康,损害患者的生活能力和工作能力。


    对精神分裂症患者,传统的照料模式是,要么让其住院由医生护士管,要么让其出院由患者家属管。“这无论是在经济上,还是在精神上,都给患者家庭造成沉重负担。”北京市海淀区精神卫生防治院院长王诚评论道。


    他解释说,精神分裂症患者不能独自生活,需要有人管,过去常常是把患者推给家属,那么一旦家属管得不好、管不过来,就很可能导致患者犯病,而家属往往管得不好、管不过来,一则因为精神分裂症复发率较高,病人长期服药容易使家庭因病致贫,二则家庭常常没有人手专门看护、照料患者。


    正是看到医院、家庭照料精神分裂症等精神疾病患者的不足,王诚和他的团队着力在医院和家庭之间构筑社区这道康复防线。“社会照料比家庭照料的力量更大,更容易保持稳定。我们的经验是,没人管、管不好的精神疾病患者才会犯病,进而肇事肇祸,有人管、管得好的精神疾病患者,他们并不容易引发社会危害。就好比照顾小孩,你把小孩照顾好了,他就不容易磕伤、出危险;反之,你不管他,躲着他,甚至孤立他,他还真是容易受到伤害。”


    王诚选择的这条路并不平坦。以美国为例,该国也曾在上世纪中期大举建设精神病医院,其主要用途即在于强制收留精神分裂症患者,使其长期住院。但到了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社会意识到长期住院对精神分裂症患者的恢复和重返社会不利,“开门运动”(打开精神病院大门,让大部分患者进入社会)应运而生。


    尽管“开门运动”一度被认为是“对精神病人的解放”、“精神医学中的一次革命”,后来却遭遇批评——许多精神分裂症患者并没有被社会真正接纳。


    那么,帮助精神疾病患者在社区康复、对其进行社会照料的星星之火,能够在中国形成燎原之势吗?


    家庭照料不足


    封闭式管理的精神卫生类医院,曾是精神疾病患者治疗康复的重要阵地。


    卫生部数据显示,2006年,全国共有精神科床位14万张,按精神疾病患者平均住院46天计算,则每床每年约能收治8位病人,14万张床每年最多可以收治112万名患者。


    而中国仅重性精神疾病患者就约为1600万人。一般认为,约10%的重性精神疾病患者可能会发生严重危害社会的行为,需要住院治疗。


    有鉴于精神科床位数的明显不足,2010年,卫生部副部长尹力在“全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会议”上表示,全国将在2010年和2011年改扩建550家精神专科医院和综合医院精神科,用以提高对重性精神疾病患者的救治能力。


    根据卫生部《2011年中国卫生统计提要》,2010年全国精神科床位总数已经接近20万张,基本能够满足重性精神疾病患者的住院需求。


    然而,考虑我国重性精神疾病中约有30%的患者如果不接受住院治疗可能致残,以及我国重症抑郁障碍的患病率为4.3%,其中约有10%的重症抑郁障碍患者有严重自杀倾向,需要住院治疗等现实,精神科的床位还是颇为紧张。


    在精神科床位供不应求的背景下,相当多的患者不得不依赖家庭,在家庭完成后期康复。王诚认为,这是家庭的一个巨大困难。


    他解释说,由于精神分裂症好发于青壮年时期,确诊后往往失去工作,即便已经结婚,往往也得离婚,大多还是靠父母照顾。假设患者25岁发病,其父母50岁,那么他的父母还能照顾他20年,可20年后他的父母70岁,患者很可能面临无人照顾的情况。“我们医院有一位女性患者,她的父母都80岁了,还要不时来医院看望女儿,老两口跟我讲,他们在中关村有套房,能值三五百万元,如果有一天他们管不了女儿了,能不能把卖房子的钱交给医院,由医院来照顾女儿的后半生。我接触过的这类人不是一个两个,只要是年轻发病的,往往都是这样,我们医院老年病房里的很多人都是这么过来的,类似情况还在源源不断发生。


    意大利的经验


    于是,王诚尝试着在医院和家庭之间的空白区域,注入社会层面的力量。“要说我们也不是创新,这是发达国家走过这一阶段后留下的经验。”


    20世纪60年代以来,大多数欧美国家把精神卫生服务的重心全面转移到“以社区为基础”。即便患者流落街头,其照料也只是社会的责任而非家庭的义务。比如,意大利在1978年发布国令,要求取消精神病院,让精神疾病患者全部回归社会。


    2009年,王诚经北京大学第六医院的介绍,与意大利“爱心与服务”组织取得联系,前往意大利考察。


    为期7天的考察,让王诚大开眼界——意大利特伦托市的精神卫生中心,仅在综合医院设有15张床位处理急性精神疾病患者,其他患者都在社区进行日常康复治疗,患者的社会功能恢复非常不错。


    “我们顿时感觉找到了医院未来的方向,我们医院也需要把传统的封闭式病房改为让患者在社区康复。说实在的,我们当大夫的为了啥,不就是救死扶伤、为患者服务吗?在传统的封闭式管理下,有些患者即便疾病痊愈也出不了院,非常痛苦,因为他出了院生活仍然成问题,而社区康复能够帮助患者恢复一定的社会功能,使患者真正受益。”王诚说。


    王诚把这一理念带回医院,“大家有觉得新鲜的,也有觉得困惑的。”


    他举例说,意大利方面愿意帮助培训中国医生,但前提是要有精神疾病患者及其家属的加入,因为在意大利,患者及其家属跟医护人员一直是团队伙伴的关系。意大利方面的这一要求让中国的医生觉得不可思议,大家的顾虑很多:带着患者出国培训,患者犯病怎么办?发生危险怎么办?患者能不能起到应有作用,会不会浪费名额、浪费机会?“我了解大家的顾虑,说实在的,国内医生和患者的关系通常是指挥式的,现在变成并列式的,的确是一个比较大的冲击。我也无法完全打消大家的顾虑,我只能说,患者要是不去,大家谁也去不成,要想去就必须带上患者,因为意大利要求必须注明每个人的身份才肯掏钱。结果带上患者培训后发现,患者表现很好,不但能够完成学习,而且可以在回国后开展工作,这颠覆了医院很多人的认识。”


    ……


    (应被采访人要求,文章所涉精神疾病患者、家属系化名)


    (信息来源:新华社瞭望周刊,链接:http://news.sina.com.cn/c/sd/2012-01-14/142823800449.shtml)



    【结束语】:


    警察将正在行凶的重症精神病人击毙,在笔者的眼里,警察的行为是严重的犯罪行为,但肇事警察没有被追究法律责任,这是对精神病人权力蔑视的明显表现。精神病人是需要社会关注的特殊群体,社会有义务为精神病人提供必须的康复条件,欧美国家对精神病人康复的服务,从封闭式的医院治疗,向转向以回归社会的方式为主。而在中国,精神病人所需要的基本康复条件无法满足,精神病人的权力被忽略,精神卫生资源严重匮乏,此等系列问题急需立法解决。但同时也不无感叹,立法不能够解决精神卫生的全部问题,此还需要全社会正视精神卫生问题,提升对精神卫生问题的认识,宣导人与人之间的互相关爱,加强对精神病人关爱。

  • [组图]被红头文件钦定成“精神病”的江帆的经历


     
    在中国因上访被定为精神病的不计其数,因上访被市委下红头文件钦定成“精神病”的,江帆应该算是中国第一人了。
    江帆女士是开封市第二职业中专的校医。
    97年,江帆女士因维护公民合法权利(江帆女士前夫是开封市中级人民法院的法官,经常无故打骂江和孩子,后来发展到不让妻子和孩子回家,不给孩子生活费)找到前夫单位<开封市中级人民法院>,当时中院刘春年院长明确对江帆女士说:“家务事别给领导找麻烦,我没有义务管……”
    特别说明:刘春年09年因利用职务便利收受贿赂;伪造干部录用文件,伪造毕业证、招工文件,为其亲属安排工作;在审判中徇私舞弊;与多名女性长期保持不正当两性关系。给予开除党籍处分,撤销副厅级干部待遇。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他领导的开封市中级人民法院竟然是全国文明单位。          
    在开封市各有关部门都不予理睬的情况下,江帆女士向开封人民的父母官——市委书记求助,可悲的是江女士求助无果反遭市委保安的毒打和凌辱。
    开封市教委主任谢沛澍13903780591命令开封市第二职业中专校长肖瑞祥0755-83527518将江女士粗暴的从市委拖出,说:“她只要不死在市委,我们就没有责任。”
    不堪受辱的江女士拼死抗争,以自焚的惨烈方式在河南省委门前向社会发出最后的控诉。当时被尾随的新华社记者救下,江女士的拼死反抗并没有让中共开封市委领导反省,反而激怒了他们。
    97年12月3日,由中共开封市委下发汴办文[1997]57号文件,文件中明确指示开封市第二职业中专<江女士为该校校医>,要把此事做为政治任务。要采取措施严密看护,防止江帆外出,必要时可到医院进行检查和治疗。
    司法机关才有权申请的精神疾病司法鉴定书,竟然由开封市教委代劳。更离谱的是,开封市教委于97年12月15日提出的申请,而江帆在97年12月13日就已经被河南省精神病医院提前2天鉴定为“精神病”了。
    鉴定书上的委托鉴定单位:开封市教委。
    案由:上访案。
    而鉴定原因则是“市领导指示”!
    鉴定结论:偏执性精神病。
    建议:住院治疗,严加看管。
    《精神病鉴定》秘密出笼后,开封市委、纪委、法院、教委等多部门联手准备瞒着江的家人强行将她投进精神病医院,学校张纪平书记准备将她骗到学校再下手,精神病医院的车子停在学校门口,大夫带着电警棍在车内等她。幸运的是那天江女士感觉要出事,所以没有去学校,第一次预谋就这样让江女士侥幸逃脱了。
    失手后,开封市委指使学校以到北京帮江女士请律师打官司为名,让学校工会副主席邵凤琴13849150676。和江一起进京,邵副主席每天向领导汇报江的行踪。随后,开封市委派专人、专车赶到北京,向国务院人民来访接待办谎称:“开封一精神病进京闹事……”诱骗国务院人民来访接待办将依法维权的江女士扣下,并用囚车拉到昌平非法关押了三天。
    开封市委又下命令让学校把江从北京抓回后直接关精神病院里。(市信访局副局长程俊在电话中责问学校张纪平书记:“市委要求从北京回来直接把江帆送精神病院,你们怎么还没有把她送进去?”张说:“你们光说让学校送,将来她如果出来了,她会跟学校拉倒啊?”整个通话过程被我全程录下。)加上当时有北京记者的介入,开封市委才不得不再次搁浅把江女士强行送进精神病院的计划。
     2004年7月,江女士在清华大学宪法与公民权利中心的援助下,把直接侵权的开封市教委和河南省精神医病院推上被告席(当时还未拿到中共开封市委的红头文件)。因有开封市委撑腰,主审法官焦世峰<13938630678>先是不顾江女士的强烈抗议,宣布不公开开庭,并将闻讯赶到的多家媒体赶出法庭。然后荒诞的要在2004年9月再次鉴定江女士7年前(1997年)是否患精神病。
    江女士马上找到当时在开封的省政法委督察组,在交给他们一封举报信中写道:“八年前,在法制不健全的年代我被非法定为‘精神病’,八年后,在依法治国、依法行政的今天,如果在法院这个应该最讲理的地方,我再次被非法定为‘精神病’的话,我就有了法定的杀人执照,大家都知道精神病杀人是不负法律责任的。如果一个守法公民理性维权八年,最后被逼得以身试法那将是媒体很好的卖点……”
    省政法委督察组马上出面阻止了龙庭法院准备再次将江女士鉴定为‘精神病’的荒唐行为。几天后再次开庭,龙亭区法院焦世峰庭长当庭宣布:院里决定不允许鉴定。并判决当年的精神病鉴定无效,让两被告为江女士恢复名誉、赔礼道歉(没有时间、形式和范围的界定),两被告承担给付江帆精神损害赔偿金2万元,驳回江帆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9710元,江帆负担8900元。开封市教委和河南省精神病医院连带负担810元。
    让人无法接受的是,龙亭区法院竟以江帆有钱就会进京上访为由,非法扣押江女士那少的可怜的赔偿金长达5年之久。在全国人大代表、河南省政法委督察组长期、多人的关注下,2009年两会后,龙亭区法院才被迫交出被他们非法扣押的赔偿金和退回非法多收的诉讼费,但他们无耻地把此钱汇报成是他们给江女士的困难补助(困难补助是国家财政拨款)。
     
    江帆女士告诉志愿者:
    因长期身心摧残,2000年底,我检查得知自己患上了乳腺癌。因多年上访一贫如洗,手术前我借了学校2千元钱,术后7天,我带着一尺多长未拆线的刀口就上班了。刚上班,校长就追着我还钱,并明确告诉我:“你如果上班就不允许请假,如果请假看病你就下岗……”看病贵、看病难是众所周知的,可我这个癌症患者的手术费和医药费十年后才报销,2009年底卫生局仅仅给我报销了三千多元。学校的老师自发给我捐了3千多元钱,学校竟然把捐款人员名单作为学校关心我的证据存档。学校竟把我当成摇钱树,现任校长庞琪13603781827。仅用学校的面包车三次去北京把被抓的我拉回开封,就向教委汇报他们为了维稳控制我花了15万元,教委痛快地答应给学校拨10万元。
    堂堂中共开封市委,为了迫害一个手无缚鸡之力且又无任何自卫能力的弱女,花费精力之大、动用人员之广、耗费资金之多、手段之卑鄙、性质之恶劣、时间跨度之久令世人叹为观止!16年来,年迈的双亲我无力照顾、年幼的儿子我无力保护,家没有了、健康没有了、尊严被践踏、孩子被毁。我蒙受着天大的冤屈,执法者颠倒黑白、违法者逍遥法外。我和我的家人经历了种种常人难以忍受的身心双重摧残,其中的艰辛和痛苦不堪回首。我的遭遇足以让每个有良知人士为之拍案,让每一位闻者心酸。人间的诸多不幸,冰雹般降落在我的头上,绝望与心碎的感觉无法用语言来描述,民告官的道路荆棘遍布,一个无权无势的弱女想向违法政府讨公道难如登天,讨回做人的尊严是我生存的唯一支柱。   
     
     
    中共开封市委滥用公权、侵犯人权已是不争的事实。开封市委市政府为了所谓的维稳,用种种卑鄙无耻的手段阻止江帆女士依法维权,每到敏感时期就派人24小时非法限制我的人身自由。截访人员肆无忌惮地采取殴打、抓捕关押、非法限制人身自由等手段对付江帆女士。
    2008年5月,江女士侥幸逃脱截访的监控赴京喊冤,开封市委恼羞成怒,驻京办官员阴明中到关押访民的马家楼将江帆带出,他一把拽着江的头发,将她拖到他们的面包车中,并用脚不停的踹江女士的腰部。把江女士带到黑监狱<开封市驻京办>后再次对她拳打脚踢,并威胁江女士:“早就该打死你了,告十几年了还告。”驻京办的另一截访官员对江说:“我们只需要花一万元钱,就可以让你永远从地球上消失”。当时发现江女士伤势严重,担心江死在他们那里,就把江抬上车拉到北京市南四环辅路处扔下后快速离去。
    两个过路的好心人记下他们的车牌号并报警,开封市委竟声称没有阴明中此人,可阴明中当时是以驻京办官员的身份在马家楼登记后才将江帆带出的。当时的信访局局长程俊和市委副秘书长袁清云就不止一次地威胁江女士说:“国家主席刘少奇死在开封还不了了之呢,弄死你跟弄死一个蚂蚁一样,你就是告到联合国也动不了我们一根毫毛 ”。
    2008年12月4日,江帆特意选“法制宣传日”这个特殊的日子到法院要求立案。(此前江也曾要求立案,法院以种种借口既不立案也不依照法律规定7日内给出书面答复)。法官当时就恶狠狠地对江帆说:“你懂不懂法啊?市委是代表共产党的,共产党是不能告的”。
     2009年9月18日,开封市委派出几十个截访人员把江女士堵在开封火车站外5个多小时。最后,江女士被告知第二天开封市委常委、政法委黄道功书记亲自接待她。
    第二天,在市委办公楼里,政法委黄道功书记13783998999。当着多人的面向江帆表示:“13年了,你的问题也该解决了,市里决定成立专门的调查组,我以人格担保,一定妥善 给你解决,希望国庆(60年大庆)前你不要再进京。”
    江帆这一等又是半年。2010年4月,通知江帆去开封市委听取调查组调查半年的结果。调查组组长孟放13598768111:“首先明确声明,不会给你书面结果,只要给你书面结果你又会放到网上了。也不许录音,如果录音我们就不谈了。”
    调查组调查结果是:
    一、97年你说在开封市委被保安毒打、羞辱,逼迫你自焚一事。调查的结果是:当时不是打你,那只是“肢体接触”。
      二、你说08年5月2日,在北京被驻京办官员阴明中将你打伤并抛到郊外。调查结果是:驻京办查无此人。
      三、开封市委的红头文件确实违法了,但违法并不犯罪。那个红头文件属于个人行为,责任人袁清云已经死亡,责任无法追究。
      四、你说13年的迫害致使你身患癌症丢了半条命,我们按中国最高的赔偿标准——矿难,一条命20万。
     
    江女士:中共开封市委的红头文件竟然是个人行为???十多年的迫害,中共开封市委不负任何责任?面对这样的结果我无法接受,我给黄书记发短信说:“开封市委滥用公权、侵犯人权,致使我多次被打、被关,市委向被害人道个歉真的难如登天吗?打人凶手阴明中是代表政府并有正规的交接手续将我从马家楼带出,大家都明白,他不可能人间蒸发而是市委有意包庇。书记,您说现在有不惜一切代价包庇那些禽兽官员的必要吗?今天的被动局面不都是他们造成的吗?政府滥用公权、侵犯人权能和天灾人祸一个概念吗?竟敢大言不惭地用矿难的价格买受害人的命?这又是中国首例啊!书记,13年来,我家破人残,难道不应该追究他们的责任和刑罚吗?他们就不要对我这个受害者进行赔偿吗?书记,恳请您让办案人用良知来妥善解决问题,而不是用计谋来算计我。
    几天后,黄书记让维稳办赵主任通知江女士:“上次给你说的处理结果是违法的。我们要依法办事。你13年的上访费用,法律是不支持的,你患癌症跟案件没有关系,我们没有赔偿义务。”此时,建国60年大庆已经过去,开封市委又一次维稳成功。
     2010年7月23日,警察没有出据任何手续将江女士拉到开封市城西公安分局,扣留到半夜两点多,后又说拘留未批下让她回家。
     2010年7月28日晚,警察第二次将江女士从家中抓走(还是没有任何手续),在开封市城西公安分局扣留到半夜后,再次说拘留未批下让她回家。
     2010年7月29日,警察第三次到江女士家抓捕她,说市委特批必须拘留我9天。江女士在朋友的帮助下逃离开封并向记者求助,政法委书记对记者提出抓捕她之事的提问予以否认。
     2011年3月6日,全国两会。江再次进京向人民代表求助,让人难以置信的是,开封市委竟然再次动用警力(2女、6男的强大阵势)跨省追捕江帆女士。(亲自指挥抓捕我的城西办事处书记李丽13937822228。是开封市人大代表,讽刺的是,人大代表竟公然动用警力阻止公民向人大代表反映情况。)
    江帆:河南省、开封市的领导已经换了几任(今年5月份开封市市长、组织部部长因贪污腐败已经双规、市委书记调离。),可我的冤案仍然石沉大海,现在中共开封市委不是知错改错、把此案对党和国家的负面影响降到最低,而是为了掩盖罪恶,对我的迫害步步升级。
    2011年9月27日,江女士再次把红头文件、司法鉴定和2011年7月4日在开封市委被打伤的照片等多种证据用特快专递的方式寄给新任开封市委书记祁金立,至今石沉大海,没有任何回音。
    江帆:2011年10月2日,准备进京的我怕引起截访的注意,提前把背包让朋友带出,我也提前7、8个小时空手离开家,刚走到院门口,一群在那打牌的闲杂人员一轰而起,登上早已准备好的几辆汽车尾随在后,看到无法脱身,我赶紧电话告知朋友我的处境。随后,我和朋友骑电动车往偏僻的小路上跑想甩掉截访,最后还是被两辆汽车堵在中间无路可逃。更让我感到悲哀的是,把我追的无路可逃的竟然是我们学校毕业的学生。
    2012年1月1日,心灰意冷,绝望至极的江帆身穿状衣,携带传单和汽油到天安门城楼下,准备以自焚的惨烈方式最后一次鸣冤,那天天安门前人山人海,因不愿伤及无辜,江女士从人群中挤出,把自己曝露在离人群1米多远的空地上,因没有人群的掩护,江女士在短暂的瞬间完成了撒出传单、浇上汽油,江女士很快就被众多便衣扑倒在地,随后被拖离天安门。
    江帆:2012年1月14日,开封一个叫尚海涛的新访民也在临近春节的几天前,在天安门也绝望地以自焚的方式鸣冤,烧伤后被弄回开封,开封市委为了封锁消息,把他单独隔离,医院仅有个别医护人员在必须的治疗时可以接近他,平时有武警看守防止外人接近。
     
     
    江帆说:我坚信党委不可诉这种怪事,不可能长久的存在。《责任侵权法》早已实施、《精神卫生法》也已颁布。胡锦涛指出,“要把依法治国基本方略落实到社会管理各领域和全过程,善于用法律手段解决矛盾,依法保护群众权益。”
    温总理多次强调要认真查办领导干部违法违纪、渎职侵权案件。称公平正义比太阳还要有光辉,让人民生活的更有尊严!人民日报社论:《教育基层政府要有错就改》。可中共开封市委仍然能肆无忌惮的将违法侵权行为持续到今天,这是怎样一个残忍、暴虐的政府?在开封是官欺民可以、民告官违法。你敢告我就打你、关你。民有理,官有权。天高皇帝远,谁也奈何不了我!开封的“和谐”带着浓浓的血腥,是靠强力打压和暴力维持的。那些基层官员应该明白,暴力下的维稳不会长久的。希望迟到的正义尽早降临,让邪恶的灵魂停止作孽!愿这个世界少一份黑暗和凄凉,多一份慰籍和希望!
                             
    江帆手机:13937898367  13623782982
     
    志愿者萧容
    民生观察工作室
    2012-2-5


    以下是江帆的相关材料:


     


     


     


     


     


     


     
      
      
                                                               
           
     

  • 重庆巴南县周荣焱


                     周荣焱
     

     
    姓名:周荣焱
     
     
    性别: 男
     
    年龄:现40余岁
     
    籍贯:重庆巴南
     
    受难者单位、职业
    原(重庆)巴南区农业局(现巴南区农委)公务员
     
    案件发生地
    重庆巴南县
     
    实施迫害的机构、人员
    区农业局派政工科办事员邱世强、农经站派职工刘怀全等人
     
     
    被关精神病院的开始时间 
    1998年12月25日
     
    离开精神病院的时间
    从当时被强行关进精神病医院,到出院重获自由,除了去做鉴定的时间外,他在医院里共被关了93天。
     
     
    被关精神病院的名称
    巴南区精神病医院
     
    精神病鉴定的情况
    “医生强行要我吃药,我拒绝后他们就按住我来灌。”周荣焱心有余悸地说。同日,重庆法医验伤所对周进行了鉴定。4天后的鉴定结果称:“周荣焱为偏执性人格障碍、妄想性精神病、目前无辩认能力及责任能力。”
    1999年2月26日,经相关单位委托,再次将周荣焱送到具有精神病医学鉴定资格的华西医科大学法医学技术鉴定中心进行鉴定。鉴定结果表明:周荣焱“无精神病确切证据”。
     
     
    医院内有否遭受虐待
     
     
     
    有否联络方式
     
    无
     
    遭受精神迫害的基本情况:
     
        原(重庆)巴南区农业局(现巴南区农委)公务员周荣焱,当年在检举信中辱骂和控告单位领导,结果除掉鉴定时间外,被强行送往精神病医院关了93天。后被权威专家鉴定为“无精神病确切证据”。出院后,他又被迫逃亡6年,并以惊人的毅力不断通过各种方式向相关部门反映。昨天,记者从市五中院获悉,周荣焱已获赔包括工资等在内的经济补偿金约15万元。目前,周荣焱还表示,将追究相关责任人的刑事责任。
     
    写检举信辱骂和控告领导
     
    昨天,40余岁的周荣焱从梁平办事归来,在龙头寺长途汽车站向记者回忆了自己那段不堪回首的屈辱经历。
     
    1998年,周荣焱在巴南区农村经营管理站上班(以下简称农经站),他当时因未能购买到单位的职工福利房,于是向区纪委写信,检举单位领导,并在信中对领导进行辱骂。“他检举的领导包括原农经站站长汤如学、区农业局副局长刘官堂和区农办主任蒋光喜。”昨天,原巴南区农业局局长刘代伦告诉记者,当年5月,这3名被辱骂的领导向巴南区法院提起自诉刑事诉讼,认为周在诽谤他们,要求追究周的刑责,不过后来都撤回了自诉。
     
    被强送精神病院后遭灌药
     
    周荣焱告诉记者,让他终生难忘的是1998年12月25日这天。当天下午2时左右,区农业局派政工科办事员邱世强、农经站派职工刘怀全等人,在区农业局楼下,用车强行将他送到巴南区精神病医院。当时,周荣焱被该院诊断为偏执性精神分裂症,并开始下药治疗。
     
    “医生强行要我吃药,我拒绝后他们就按住我来灌。”周荣焱心有余悸地说。同日,重庆法医验伤所对周进行了鉴定。4天后的鉴定结果称:“周荣焱为偏执性人格障碍、妄想性精神病、目前无辩认能力及责任能力。”
     
    悄悄托人捎信让家人搭救
     
    周荣焱说,被关进精神病医院后,他最思念的是他远在忠县的家人。几天后,他在医院的院子里遇到给该院修花台的工人何德明,便写了一张纸条,托他悄悄带给家住该院附近的朋友钟其才,希望钟能给他父母打电话报信前来救他出去。
     
    昨天,钟其才的妻子胡女士回忆称,当时接到周荣焱的求助纸条后,他们马上给周的父母报了信。后来,周的父母和弟弟赶到医院看望他。1999年1月5日,周荣焱的弟弟与巴南区农业局约定,为利于亲人探望,拟将他转到忠县治疗。次日,巴南区农业局和农经站派人将周送到位于忠县的重庆三峡民康医院(精神病医院),入院诊断后,结果依然称其有偏执性精神障碍。
     
    被关精神病院93天重获自由
     
    1999年2月26日,经相关单位委托,再次将周荣焱送到具有精神病医学鉴定资格的华西医科大学法医学技术鉴定中心进行鉴定。鉴定结果表明:周荣焱“无精神病确切证据”。
     
    1999年3月1日,周荣焱从重庆三峡民康医院出院。至今,周荣焱仍能清楚地回忆起当天出院时的情形。他说,那天早上,父母和弟弟到医院接他,尽管他们眼泪汪汪,但自己却克制住了情绪,没流一滴眼泪,他想的,只是如何能为自己讨回一个公道。
     
    周荣焱说,从当时被强行关进精神病医院,到出院重获自由,除了去做鉴定的时间外,他在医院里共被关了93天。
     
    逃亡6年路上发电报反映
     
    恢复自由后,周荣焱将当初华西医科大学的鉴定报告,交到了原巴南区农业局和重庆三峡民康医院等单位。
     
    “没想到他们还是不相信鉴定结果,还派人来捉我。”周荣焱说,当时他得知又要被捉的消息后,马上从忠县逃到了石柱,随后到了丰都和涪陵等地,每个地方他最多呆5天。
     
    “母亲每天的任务就是四处找亲朋借钱,我每天的任务就是想办法跑路,以防被他们捉住后重新被关进精神病院。”周荣焱说,当时他靠传呼机与母亲保持单线联系。昨天,周荣焱73岁的母亲彭老太告诉记者,那几年她为儿子至少借了10万元。
     
    据了解,在逃亡路上,周荣焱以惊人的毅力,用发电报的方式代替写信,不断地给最高检、最高法等单位反映情况,“一般拍一封电报就是2000多字,电报费就是几百元”。
     
    最终,周荣焱的情况引起了最高检和重庆市检察院、重庆市高院和巴南区检察院等领导的高度重视,周荣焱最终打赢了官司,获得了包括工资等在内的经济补偿金约15万元。
     
    2009年,周荣焱回到原单位开始上班,每天继续面对先前的那些职工。昨天,周的一名姓刘的同事谈及周的情况时,他说“这些事情不好说”。话语中对周荣焱充满同情。
     
    庭审焦点
     
    责任谁来负 一审激辩四大焦点
     
    1999年3月1日,周荣焱出院后,开始了长达十余年的漫漫申诉路。今年5月12日,由上级法院指定管辖该案的綦江县法院作出一审宣判。当时开庭时,双方就四大焦点问题展开了激烈辩论。
     
    1 原巴南区农业局、农经站送治行为是否担责?
     
    今年2月中旬该案一审开庭审理时,法院认为,无论周荣焱是否患有精神病,只要他没有暴力性精神病的行为和征兆,在没有危害社会安全和城市管理的情况下,如果没有监护人或近亲属的陪同,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无权擅自单独将他送到精神病医院治疗。
     
    从周托人向家人报信求援等行为可以看出,他并非自愿治疗。原巴南区农业局和农经站,明知周曾在控告信中辱骂单位领导,被骂的领导已向当地法院提起诽谤自诉刑事诉讼的前提下,仍采取措施派人将其送院治疗,是违背周意愿的行为,最终导致周身体权和健康权等人格权受到损害,他们应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2 巴南区精神病医院收治行为是否担责?
     
    一审法院认为,该院应当取得周荣焱的家属或者关系人同意并签字后,才能开展治疗。此外,该院明知周自称领导和同事迫害他,却不采取谨慎的医疗态度,违反了相关医疗规范,仅凭单位来人陈述和现场观察,就对周按精神病人进行收治,是不当医疗行为。
     
    一审法院还认为,该院仅凭周的单位领导陈述,即在周的病历上写上“祖宗以来每代人有一精神病患者”,是不严谨不科学的医疗行为。因此,该院对周的违规、不当医疗行为是过错行为,对周由此受到的损害也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3 原巴南区农业局等三单位如何划分责任?
     
    一审法院称,周被送精神病院所引起的损失,是原巴南区农业局、农经站的违法送治行为和巴南区精神病医院的违规收治行为共同侵权所导致,3家单位应相互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但前两家单位的主观过错相对较大,故应当承担主要的赔偿责任,巴南区精神病医院承担次要的赔偿责任。
     
    4 蒙冤十余年 周荣焱究竟该获赔多少钱?
     
    一审法院称,周作为大学本科生,被送精神病医院治疗后,给他的事业发展和前途乃至婚姻家庭等,都带来了非常严重的不良影响。
     
    一审法院主张周的精神抚慰金为6万元。宣判后,3原告不服,提起上诉。今年9月下旬,经市五中院终审后,驳回其上诉。在经济赔付方面,今年9月28日,市五中院终审判决两送治单位与巴南区精神病医院共赔偿15万元。
     
    重庆一公务员检举领导被关精神病院93天 12年后获清白2011年10月12日 13:58
    来源:新华网
    字号:T|T300人参与8条评论打印转发官方反应
     
    原局领导:按判决结果执行
     
    刘代伦是原巴南区农业局局长,2003年调巴南区人大任办公室主任,现为调研员。
     
    昨天,刘代伦在电话中告诉记者,当初周荣焱作为大学本科毕业生到农经站工作后,感到没有受到重用,遂与站长汤如学和区农业局的分管副局长刘官堂有矛盾。后来,他因要求单位分职工福利房未果,向时任区农办主任的蒋光喜反映,还是没有结果。刘代伦说,周于是写信给区纪委检举这3名领导,才发生了后来的那些事。现在法院已经判了,就按判决结果执行。
     
    律师说法
     
    现行监护制度亟待修正
     
    作为中国精神卫生法的公益律师,北京市地平线(深圳)律师事务所资深律师黄雪涛介绍,终审判决书最大的特点是,对收治过程进行利益冲突分析,两审判决,都非常明确地强调,精神病院在非自愿收治环节,医生在取得医疗的知情同意权时,有审慎审查的责任,防止有明显利益冲突的人,代理病人行使知情同意权。
     
    她说,司法审判权,重申了医院在收治环节的审查把关责任,防止利益冲突者,代理行使知情同意权。行为能力宣告前,没有查明事实,尤其在指定监护人的环节中,利益冲突排除的环节完全失灵。有利益冲突的人当监护人,是对被监护人的严重损害。她认为,“被监护”是剥夺公民自主权最可怕的“保护”,现行监护制度,亟待修正。(新华网重庆频道/重庆商报 黄平)
     
     
    案件来源:网易http://bbs.local.163.com/bbs/localcq/233526835.html
             

     
    收集时间:2011-12-3

  • 湖南省永州市江永县何芳武(第三次收集)


                何芳武
     

     
    姓名:何芳武
     
     
    性别: 男
     
    年龄:45岁
     
    籍贯:永州市江永县
     
    受难者单位、职业
    湖南省永州市江永县允山镇向光村农民
     
    案件发生地
    湖南省永州市江永县
     
    实施迫害的机构、人员
    湖南省委一位副书记、江永县委副书记、江永县公安局刘局长、信访局黄局长、允山镇何镇长
     
     
    被关精神病院的开始时间 
    第一次关押:2003年12月18日
    第二次关押:2007年9月11日
     
    离开精神病院的时间
    第一次释放:2006年1月9日
    第二次释放:2012年9月22日
     
    被关精神病院的名称
    永州市芝山精神病院
     
    精神病鉴定的情况
    无
     
     
    医院内有否遭受虐待
    医生护士就强迫我吃药打针,我当时不从,他们就给我过电,过电时真是生不如死呀。
     
     
    有否联络方式
     
    无
     
    遭受精神迫害的基本情况:
     
        何芳武:我一家二十多年的遭遇
    1989年,我父亲何祥仔担任向光村村支书期间,举报时任允山乡副乡长蒋育祥贪污救灾钱粮无果。蒋育祥记恨在心,1990年4月我父亲何祥仔村支书职务无故被免。
    1992年9月22日、23日,因我三叔儿子计划生育超生之事,当时在允山乡党委书记朱治清、副乡长蒋育祥的带领下,几十人冲进我家,以包庇计划生育为名,对我家实行了“龙卷风”式的打砸抢,并推倒我家房屋。在我父亲要求朱治清出示公安机关逮捕证明时,朱恼羞成怒,对我父亲拳打脚踢,导致我父亲当场吐血身亡。奶奶在得闻噩耗之后,活活气死。母亲为权势所逼,不得不带年仅十一岁的三弟背井离乡,乞讨天涯。在乞讨途中,三弟不幸走失,至今下落不明,生死不知。母亲走投无路之下改嫁了他人,幸福美满的家庭就这样家破人亡了。我从此走上艰难的上访之路。
    1992年到2003年,我一路上告,得到从中央到省委、地委的各级政府重视,并批示要求地方政府依法查处,合法办理。而无论上级如何批示,一到江永县党委副书记唐长久那里就石沉大海,他采取推诿、拖延、阻碍、干扰、封锁各种手段打压我的合法要求。后来才知道唐长久与朱治清是一伙的,他们互相狼狈为奸。唐罔顾国法党纪,竟然提拔无视人权的朱治清为江永县司法局长。2010年,唐长久因贪污腐败等问题被查处判决也证实了我的说法。
    2000年4月23日到4月30日,在唐长久的指示下,我被非法拘禁一个星期,期间受到拷打和威胁,企图用暴力胁迫我不再继续向上级反映情况,免得影响他的政绩。
     
    何芳武:我没精神病 拦温家宝的车就该关精神病院吗?
     
    2003年12月18日,我在中纪委上访时,被江永县信访局黄副局长、江永县政法委副书记何绍云(音)等人抓了回来。他们编造谎言、伪造文件和证明把我强行关押进了永州市精神病院。关进精神病院后,医生护士就强迫我吃药打针,我当时不从,他们就给我过电,过电时真是生不如死呀。2006年1月9日,我终于走出了精神病院。我几年药吃下来,身体都跨了,走路时都跌跤子。
     
    出来后我继续上访,2007年9月11日中午我在北京拦了温家宝的车,结果湖南省委一位副书记、江永县委副书记、江永县公安局刘局长、信访局黄局长、允山镇何镇长一大批人跑到北京抓我。13号我被押回来后,即被被再次关进了永州市精神病院。这次关进来后,医院知道我没精神病就没让我吃药打针,也没再电击我。
     
    但我每次提出来要出院,医院都说必须得政府的批准。这次到现在我在这里马上将整整被关四年了。我没精神病,拦了温家宝的车就该永远关在精神病院里吗?
     
    护士医生透实情:是江永政府让关的 不用你们出钱
     
    在精神病院内,我们以何芳武亲属的身份提出来要接何芳武出院,结果遭到了护士和医生的断然拒绝。
     
    我问:何芳武出去要办哪些手续?
    护士答道:我们没这个权利
    我:但是他没病呀!
    护士:我知道,是政府的。
    我:哪个政府?
    护士:江永县政府。
    我:他没病就是非法拘禁。
    护士:那你去找县政府。
    我:在这里关起来我们家属也出不起钱呀。
    护士:不要你出钱,政府出。
     
    何芳武何时才能走出精神病院
    何芳武说,我没有精神病,我整个家族都没有精神病史。江永县信访人员是担心我去北京上访,影响领导的政绩,甚至揭了他们的疮疤才伪造精神病鉴定,在没有得到我家人允许和知情的情况下,非法强制把我拘禁在精神病院的。他们不惜花每年5万元的高代价把我关押,这个医院里还关押了很多其他地方的上访人员,希望大家能关注我们的遭遇,还我们以自由。
     
    在我(志愿者肖勇)看到的一份有关何芳武的“鉴定书”中,尽管鉴定书称何芳武“神志清晰”“口齿清楚”,但他还是被鉴定为了“偏执性精神障碍”,而他偏执的主要证据是“多次上北京告状”“无理纠缠领导干部”。该鉴定书还说何芳武此前就送过精神病院。不过何芳武说,从来就没有什么专家给他做过精神病鉴定。
     
    从我和何芳武的接触来看,他头脑清晰,思维敏捷,吐词清楚,记忆力超强,根本就和精神病沾不上半点关系。和何芳武通过电话的民生观察的刘飞跃也有同感。
     
    在要离开医院的时候,我从何芳武的眼中看到了他对自由的强烈渴望,我的心灵和良知受到了强烈的拷问。在一个自称法制国家的社会里,在朗朗乾坤之下,竟然发生着如此惨绝人寰的严重践踏人权和法律的恶性事件。我想问一句:江永县信访官员们,你们的心难道是铁打的?你们的良知和道德就不担心受到谴责和惩罚?我希望这样的恶性违法事件能引起全国人民的关注,并在此敦促你们,尽快释放被非法拘禁的何芳武以及其他相关人员。有错就改,有罪必究,这样才能真正落实中央关于创建和谐社会的宗旨,建设公平、公开、公正的法制社会,还人民以公道。
     
     
     
    案件来源: 民生观察工作室http://msguancha.com/a/lanmu12/2013/0615/5265.html
             

     
    收集时间:2011-12-3

     
    姓名:何芳武
     
     
    性别:男
     
    年龄:50
     
    籍贯:湖南永州
     
    受难者单位、职业
    湖南省永州市江永县允山镇向光村农民
     
     
    案件发生地
    湖南省永州市江永县
     
     
    实施迫害的机构、人员
    政府人员
     
    被关精神病院的开始时间 
    2015年7月7日
     
     
     
    离开精神病院的时间
    2015年8月11日
     
     
    被关精神病院的名称
    永州芝山精神病院
     
    精神病鉴定的情况
    不详
     
    医院内有否遭受虐待
    不详
     
     
    有否联络方式
     
     
     
    遭受精神迫害的基本情况:
     
    民生观察工作室2015/8/11消息:7月7日,湖南省永州市江永县何芳武在北京拦截中纪委书记王岐山座驾,被抓回当地后即被投入永州精神病院(湖南永州何芳武拦王岐山座驾再次被投入精神病院http://www.msguancha.com/a/lanmu12/2015/0724/12855.html)。
     
    今天晚上,何芳武致电本工作室说,他昨天晚上已从精神病院获得释放。当时是他弟弟及他所在镇武装部长、派出所一副所长一起将他接出来的。不过,何芳武被警告,出来后他不能随便乱跑,出门要请示。
     
     
    案件来源:民生观察网
    http://www.msguancha.com/a/lanmu12/2015/0811/12962.html
     
     

    收集时间:2015/11/10

     
    姓名:何芳武
     
     
    性别: 男
     
    年龄:51
     
    籍贯:湖南永州
     
    受难者单位、职业
    湖南省永州市江永县允山镇向光村农民
     
     
    案件发生地
    湖南永州零陵区
     
     
    实施迫害的机构、人员
    公安局
     
     
    被关精神病院的开始时间 
    2016年4月16日
     
     
    离开精神病院的时间
    2016年4月23日
     
     
    被关精神病院的名称
    永州芝山(零陵区)精神病院
     
    精神病鉴定的情况
    无
     
    医院内有否遭受虐待
    吃药,限制自由
     
     
    有否联络方式
     
     
     
    遭受精神迫害的基本情况:民生观察工作室2016/4/17消息:今天中午,湖南省永州市访民何芳武致电本网志愿者,他4月15日8点在永州车站被公安局抓回来,昨天关进了精神病院。何芳武说,他是为了救自己被关在精神病院的老婆才出去的,现在老婆没能救出来他自己又被关进了永州芝山(零陵区)精神病院,还给用药。
     
    民生观察工作室2016/4/23日消息,今日下午,本网接到湖南永州市访民何芳武的电话,称他被哥哥和镇政府官员接出精神病院,这次共计被关押了7天。
     
     
    案件来源:民生观察网
    http://www.msguancha.com/a/lanmu12/2016/0417/14268.html
    http://www.msguancha.com/a/lanmu12/2016/0423/14291.html
     

    2016年5月30日收集

  • 云南省昭通市王云芝

     

     
    姓名:王云芝
     
     
    性别: 女
     
    年龄:不详
     
    籍贯:昭通市昭阳区
     
    受难者单位、职业
    云南省昭通市昭阳区陡街78号的居民
     
    案件发生地
    云南省昭通市昭阳区
     
    实施迫害的机构、人员
    当地政府工作人员及公安
     
     
    被关精神病院的开始时间 
    起止时间不详,总计1个月
     
    离开精神病院的时间
     
     
     
    被关精神病院的名称
    昭通民政精神病医院
     
    精神病鉴定的情况
    期间没人给她们进行精神病检查,也没让她们吃药,但是将她们关在安装了监控器的房子内。
     
     
    医院内有否遭受虐待
    不详
     
     
    有否联络方式
     
    无
     
    遭受精神迫害的基本情况:
     
        杨昌学是云南省昭通市昭阳区陡街78号的居民,2010年8月2日早上10点左右,很多政府工作人员及公安用铁杆撬开了杨昌学家的卷帘门,冲到楼上对杨昌学及其女儿拳打脚踢,原因是当天云南省长来昭通视察。
     
    被他们打后杨昌学的女儿崔华艳就从楼上窗口上往下跳,被他们拉住了,接着他们就把杨昌学和崔华艳三姐妹抓走了,紧接着警察又把崔华艳84岁的外婆王云芝也抓走了。晚上崔华艳的哥哥在一朋友家也被警方以领导要找他谈话为由把他抓到了蒙泉派出所的刑侦大队,凌晨一点多他们又把崔华艳的哥哥带到温泉宾馆,就这样崔华艳的哥哥被警方非法关押了三天三夜。期间,崔华艳哥哥用绝食来抗议对他的非法关押,并在8月4日割腕自尽,当时一个派出所副所长还拍了照片。
     
    让人没想到的是,杨昌学及其小女儿崔岚、母亲王云芝却因此进了精神病院。她们三人后来被送到了昭通民政精神病医院关押。王云芝在那里关了一个月后被乡下的领导接到乡下去了,此前因杨昌学的丈夫去世,王云芝一直和杨昌学住在一起。崔华艳说,那些人威胁其舅舅不接外婆回家,以后在乡下有什么事情就不要找他们办理,也不给他办理房产证。
     
    杨昌学和崔岚则在昭通民政精神病医院关了二个月,期间没人给她们进行精神病检查,也没让她们吃药,但是将她们关在安装了监控器的房子内。

     

     
    案件来源:天涯网http://bbs.tianya.cn/post-news-179385-2.shtml
             

     
    收集时间:2011-12-3

  • 云南省昭通市崔岚

     

     
    姓名:崔岚
     
     
    性别: 女
     
    年龄:不详
     
    籍贯:昭通市昭阳区
     
    受难者单位、职业
    云南省昭通市昭阳区陡街78号的居民
     
    案件发生地
    云南省昭通市昭阳区
     
    实施迫害的机构、人员
    当地政府工作人员及公安
     
     
    被关精神病院的开始时间 
    起止时间不详,总计2个月
     
    离开精神病院的时间
     
     
     
    被关精神病院的名称
    昭通民政精神病医院
     
    精神病鉴定的情况
    期间没人给她们进行精神病检查,也没让她们吃药,但是将她们关在安装了监控器的房子内。
     
     
    医院内有否遭受虐待
    不详
     
     
    有否联络方式
     
    无
     
    遭受精神迫害的基本情况:
     
        杨昌学是云南省昭通市昭阳区陡街78号的居民,2010年8月2日早上10点左右,很多政府工作人员及公安用铁杆撬开了杨昌学家的卷帘门,冲到楼上对杨昌学及其女儿拳打脚踢,原因是当天云南省长来昭通视察。
     
    被他们打后杨昌学的女儿崔华艳就从楼上窗口上往下跳,被他们拉住了,接着他们就把杨昌学和崔华艳三姐妹抓走了,紧接着警察又把崔华艳84岁的外婆王云芝也抓走了。晚上崔华艳的哥哥在一朋友家也被警方以领导要找他谈话为由把他抓到了蒙泉派出所的刑侦大队,凌晨一点多他们又把崔华艳的哥哥带到温泉宾馆,就这样崔华艳的哥哥被警方非法关押了三天三夜。期间,崔华艳哥哥用绝食来抗议对他的非法关押,并在8月4日割腕自尽,当时一个派出所副所长还拍了照片。
     
    让人没想到的是,杨昌学及其小女儿崔岚、母亲王云芝却因此进了精神病院。她们三人后来被送到了昭通民政精神病医院关押。王云芝在那里关了一个月后被乡下的领导接到乡下去了,此前因杨昌学的丈夫去世,王云芝一直和杨昌学住在一起。崔华艳说,那些人威胁其舅舅不接外婆回家,以后在乡下有什么事情就不要找他们办理,也不给他办理房产证。
     
    杨昌学和崔岚则在昭通民政精神病医院关了二个月,期间没人给她们进行精神病检查,也没让她们吃药,但是将她们关在安装了监控器的房子内。

     

     
    案件来源:天涯网http://bbs.tianya.cn/post-news-179385-2.shtml
             

     
    收集时间:2011-12-3

  • 云南省昭通市杨昌学

     

     
    姓名:杨昌学
     
     
    性别: 男
     
    年龄:不详
     
    籍贯:昭通市昭阳区
     
    受难者单位、职业
    云南省昭通市昭阳区陡街78号的居民
     
    案件发生地
    云南省昭通市昭阳区
     
    实施迫害的机构、人员
    当地政府工作人员及公安
     
     
    被关精神病院的开始时间 
    起止时间不详,总计2个月
     
    离开精神病院的时间
     
     
     
    被关精神病院的名称
    昭通民政精神病医院
     
    精神病鉴定的情况
    期间没人给她们进行精神病检查,也没让她们吃药,但是将她们关在安装了监控器的房子内。
     
     
    医院内有否遭受虐待
    不详
     
     
    有否联络方式
     
    无
     
    遭受精神迫害的基本情况:
     
        杨昌学是云南省昭通市昭阳区陡街78号的居民,2010年8月2日早上10点左右,很多政府工作人员及公安用铁杆撬开了杨昌学家的卷帘门,冲到楼上对杨昌学及其女儿拳打脚踢,原因是当天云南省长来昭通视察。
     
    被他们打后杨昌学的女儿崔华艳就从楼上窗口上往下跳,被他们拉住了,接着他们就把杨昌学和崔华艳三姐妹抓走了,紧接着警察又把崔华艳84岁的外婆王云芝也抓走了。晚上崔华艳的哥哥在一朋友家也被警方以领导要找他谈话为由把他抓到了蒙泉派出所的刑侦大队,凌晨一点多他们又把崔华艳的哥哥带到温泉宾馆,就这样崔华艳的哥哥被警方非法关押了三天三夜。期间,崔华艳哥哥用绝食来抗议对他的非法关押,并在8月4日割腕自尽,当时一个派出所副所长还拍了照片。
     
    让人没想到的是,杨昌学及其小女儿崔岚、母亲王云芝却因此进了精神病院。她们三人后来被送到了昭通民政精神病医院关押。王云芝在那里关了一个月后被乡下的领导接到乡下去了,此前因杨昌学的丈夫去世,王云芝一直和杨昌学住在一起。崔华艳说,那些人威胁其舅舅不接外婆回家,以后在乡下有什么事情就不要找他们办理,也不给他办理房产证。
     
    杨昌学和崔岚则在昭通民政精神病医院关了二个月,期间没人给她们进行精神病检查,也没让她们吃药,但是将她们关在安装了监控器的房子内。

     

     
    案件来源: 天涯http://bbs.tianya.cn/post-news-179385-2.shtml
             

     
    收集时间:2011-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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