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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反监控要自由:自由城里不自由—对话“囚徒”

     
        
        民生观察工作室按:在目前的中国,“不稳定分子”们经常受到各种监控而失去人身自由,这些监控包括跟踪、监视、窃听、旅游、失踪、关押等等。可能我们暂时改变不了这一切,但我们可以将它们曝光在阳光下,曝光也是一种抗争,也是一种非暴力行动。著名维权人士胡佳今年六月从监狱回到北京通州BOBO自由城后,其“囚徒”式的生活有所改善吗?请看刘飞跃与胡佳的对话:
        
        刘飞跃(以下简称刘)您曾说是自己是BOBO自由城的“囚徒”,这种“囚徒”生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胡佳(以下简称胡):入狱之前,2002年圣诞节,因为在艾滋病乡村考察民情,第一次被北京和河南国保限制人身自由。以后渐成家常便饭。从2004年7月搬到北京通州的BOBO自由城起,我就时常成为自由城的“囚徒”。
        
        刘:现在对异议人士来说,牢房是个小监狱,社会是个大监狱,今年您出狱时有这种感受吗?
        
        胡:6月26日刑满释放,回到家后发现小区从800米外的路口,到小区大门口、楼下的院子口,都被大量便衣和制服警察把守。当局向我宣布了剥夺政治权利期的各项规则,及处罚方式。我被要求只要出通州区就得跟他们打招呼,出北京要经过批准。
        
        因为罪名是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被称为“国事犯罪”,所以作为一个被判处三年六个月有期徒刑的国家囚犯,虽然我现在回到了自由城的家里,法定自由刑执行期满,但还有一年的法定资格刑,即“剥夺政治权利”。也就是说我依然是国家囚犯的身份。尽管几乎每个中国人都被剥夺政治权利,但刑法“剥夺政治权利”是一套法定的更严格的枷锁套住公民,封住公民的口。
        
        刘:能说说你出狱到现在受到监控的具体情况吗?
        
        胡:出狱头两个星期,如果我外出都是五辆便衣车辆加一辆挂着警灯的车辆跟随。后来逐步减少,现在稳定在两到三辆。两辆车一般有8名便衣,三辆时是至少十名。他们有步话机,有偷拍机和摄像机、照相机。
        
        来我家的朋友,要么被拦截驱赶,要么被调查恐吓,要么被扣押拘禁。所以截至目前,四个月来还没有国内朋友能进入我家。我们没有在家里招待朋友的可能性。
        
        刘:对这样一种无耻行为,你有什么样的感受?很愤怒吗?您和那些监控人员是如何相处的?
        
        胡:以前我会对这种没有法律依据而强加的监控措施很愤怒。但现在更多的是怜悯。这些人选择不了是非,选择不了自己的行为。他们其实更不自由。只是拿人钱财替人消灾的工具。
        
        而且,说心里话,日久总能有些感情。我和他们之间朝夕相处,也不再是时时事事横眉冷对,而是当他们为生活的一部分。视而不见,或者当作影子,反正那是他们的工作,一种荒谬而可怜的工作。
        
        我的车排量低马力小,但从前经常飙车,给他们增加跟踪难度,现在已经不这样了。我知道他们跟踪开车时是高度紧张的,而且为了跟踪到位总是不遵守交通秩序,我如果还是飞车或频繁转换车道,会对公共交通秩序产生影响。所以现在开车时给出他们跟踪的时间和空间量。我甚至觉得,别跟丢了,丢了他们还得受处罚。呵呵,是不是有点斯德哥尔摩综合症。
        
        刘:对于长期的监控与野蛮对待,您心中有恨吗?
        
        胡:这个国家暴戾和仇恨很深厚,但我们作为维权者,要知道人权不因你是谁而有所不同。做人权切记被仇恨所困。所以,我知道,待将来中国民主化了,我们也只能走真相与和解之路。
        
        刘:您曾说忠孝不能两全,但您现在又勇敢地开始了人权工作,请说说您的想法。
        
        胡:脱离社会三年半,亏欠了父母和妻子很多。刚回家那会儿想好好尽孝,恩爱妻子,养育孩子。尤其是和女儿培育父女感情是第一大挑战。现在能和家人在一起的生活正是我囹圄中梦寐以求的。我很知足了。
        
        当这些逐步进入轨道,我便可以分出一些经历投入到我从前干的社会工作中,具体而言就是人权工作。我在监狱里学了一半大学本科法律课程。对法律和法治有了较从前多的多的认识。我特别想用这些法律知识实践。出狱后才知晓,我在三年半中并没有被遗忘,反而增加了社会影响力,那么我更应该用这些公民力量去攻坚一些难题。虽然和大多数人相比我压力很大,但同时我承压能力也更大。我应该多承担一些。
        
        刘:您对未来有怎样的预期和打算?
        
        胡:我想未来依然从事我钟爱的人权和法治工作,但如何能扩大力量和效果,是摆在面前的问题。公民维权者必须专业,而且要有网络化的组织相互配合。公民维权者不仅要关注个案,也要洞悉本质,在立法和修宪等大事上有所作为。我是因为言论而入狱的,所以我最大的目标就是解决言论自由权的问题。所有的努力围绕着它,它是打开中国民主化的钥匙。言论自由也是所有自由的卫士兼看门人。
        
        现在国保对我的一举一动都盯得很紧,开展工作方面有近乎绑缚的限制。我在家除了关心照料家庭之外,就是思考和安排未来工作的问题。当然,最近还是围绕着具体个案。比如陈光诚和艾未未的事件做一些呼吁和协调工作。
        
        依据个案,发现规律。遵循规律,打通个案。这是主要的思路。其实,人权也包括要去敦促官员财产公开和家庭子女的就业申报等。加强监督制衡政府也是人权改善。好多好多的工作,我正在更新自己的知识,重建曾失去的人权行动网络。
        
        2011-11-16

  • 反监控要自由:自由城里不自由—对话“囚徒”

     
        
        民生观察工作室按:在目前的中国,“不稳定分子”们经常受到各种监控而失去人身自由,这些监控包括跟踪、监视、窃听、旅游、失踪、关押等等。可能我们暂时改变不了这一切,但我们可以将它们曝光在阳光下,曝光也是一种抗争,也是一种非暴力行动。著名维权人士胡佳今年六月从监狱回到北京通州BOBO自由城后,其“囚徒”式的生活有所改善吗?请看刘飞跃与胡佳的对话:
        
        刘飞跃(以下简称刘)您曾说是自己是BOBO自由城的“囚徒”,这种“囚徒”生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胡佳(以下简称胡):入狱之前,2002年圣诞节,因为在艾滋病乡村考察民情,第一次被北京和河南国保限制人身自由。以后渐成家常便饭。从2004年7月搬到北京通州的BOBO自由城起,我就时常成为自由城的“囚徒”。
        
        刘:现在对异议人士来说,牢房是个小监狱,社会是个大监狱,今年您出狱时有这种感受吗?
        
        胡:6月26日刑满释放,回到家后发现小区从800米外的路口,到小区大门口、楼下的院子口,都被大量便衣和制服警察把守。当局向我宣布了剥夺政治权利期的各项规则,及处罚方式。我被要求只要出通州区就得跟他们打招呼,出北京要经过批准。
        
        因为罪名是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被称为“国事犯罪”,所以作为一个被判处三年六个月有期徒刑的国家囚犯,虽然我现在回到了自由城的家里,法定自由刑执行期满,但还有一年的法定资格刑,即“剥夺政治权利”。也就是说我依然是国家囚犯的身份。尽管几乎每个中国人都被剥夺政治权利,但刑法“剥夺政治权利”是一套法定的更严格的枷锁套住公民,封住公民的口。
        
        刘:能说说你出狱到现在受到监控的具体情况吗?
        
        胡:出狱头两个星期,如果我外出都是五辆便衣车辆加一辆挂着警灯的车辆跟随。后来逐步减少,现在稳定在两到三辆。两辆车一般有8名便衣,三辆时是至少十名。他们有步话机,有偷拍机和摄像机、照相机。
        
        来我家的朋友,要么被拦截驱赶,要么被调查恐吓,要么被扣押拘禁。所以截至目前,四个月来还没有国内朋友能进入我家。我们没有在家里招待朋友的可能性。
        
        刘:对这样一种无耻行为,你有什么样的感受?很愤怒吗?您和那些监控人员是如何相处的?
        
        胡:以前我会对这种没有法律依据而强加的监控措施很愤怒。但现在更多的是怜悯。这些人选择不了是非,选择不了自己的行为。他们其实更不自由。只是拿人钱财替人消灾的工具。
        
        而且,说心里话,日久总能有些感情。我和他们之间朝夕相处,也不再是时时事事横眉冷对,而是当他们为生活的一部分。视而不见,或者当作影子,反正那是他们的工作,一种荒谬而可怜的工作。
        
        我的车排量低马力小,但从前经常飙车,给他们增加跟踪难度,现在已经不这样了。我知道他们跟踪开车时是高度紧张的,而且为了跟踪到位总是不遵守交通秩序,我如果还是飞车或频繁转换车道,会对公共交通秩序产生影响。所以现在开车时给出他们跟踪的时间和空间量。我甚至觉得,别跟丢了,丢了他们还得受处罚。呵呵,是不是有点斯德哥尔摩综合症。
        
        刘:对于长期的监控与野蛮对待,您心中有恨吗?
        
        胡:这个国家暴戾和仇恨很深厚,但我们作为维权者,要知道人权不因你是谁而有所不同。做人权切记被仇恨所困。所以,我知道,待将来中国民主化了,我们也只能走真相与和解之路。
        
        刘:您曾说忠孝不能两全,但您现在又勇敢地开始了人权工作,请说说您的想法。
        
        胡:脱离社会三年半,亏欠了父母和妻子很多。刚回家那会儿想好好尽孝,恩爱妻子,养育孩子。尤其是和女儿培育父女感情是第一大挑战。现在能和家人在一起的生活正是我囹圄中梦寐以求的。我很知足了。
        
        当这些逐步进入轨道,我便可以分出一些经历投入到我从前干的社会工作中,具体而言就是人权工作。我在监狱里学了一半大学本科法律课程。对法律和法治有了较从前多的多的认识。我特别想用这些法律知识实践。出狱后才知晓,我在三年半中并没有被遗忘,反而增加了社会影响力,那么我更应该用这些公民力量去攻坚一些难题。虽然和大多数人相比我压力很大,但同时我承压能力也更大。我应该多承担一些。
        
        刘:您对未来有怎样的预期和打算?
        
        胡:我想未来依然从事我钟爱的人权和法治工作,但如何能扩大力量和效果,是摆在面前的问题。公民维权者必须专业,而且要有网络化的组织相互配合。公民维权者不仅要关注个案,也要洞悉本质,在立法和修宪等大事上有所作为。我是因为言论而入狱的,所以我最大的目标就是解决言论自由权的问题。所有的努力围绕着它,它是打开中国民主化的钥匙。言论自由也是所有自由的卫士兼看门人。
        
        现在国保对我的一举一动都盯得很紧,开展工作方面有近乎绑缚的限制。我在家除了关心照料家庭之外,就是思考和安排未来工作的问题。当然,最近还是围绕着具体个案。比如陈光诚和艾未未的事件做一些呼吁和协调工作。
        
        依据个案,发现规律。遵循规律,打通个案。这是主要的思路。其实,人权也包括要去敦促官员财产公开和家庭子女的就业申报等。加强监督制衡政府也是人权改善。好多好多的工作,我正在更新自己的知识,重建曾失去的人权行动网络。
        
        2011-11-16

  • 杭州拆迁户王玲儿自杀案最新进展

    王玲儿男62岁,是杭州弄口村被征地拆迁的农民。今天早晨被发现蹊跷死亡,吊死在被拆出房屋附近的的绿化带的一棵小树上,此前王玲儿因拆迁上访北京受的黑帮威胁和歹徒跟踪。被发现吊死前下午,王外出,找村委会里去论理拆迁造成的生活困难,要求借钱。回来后情绪激动,又对家人称要再去找村委会去理论拆迁,出去通宵未回。早晨6时左右被环卫工人发现王已吊死在绿化带的小树上。家人在9时,公安刑侦队结束勘探现场后,接走王玲儿遗体。


    当日中午12时左右杭州江干区公安分局局长王木刚亲自指挥近200名警察,包括大批防暴警抢走王玲儿尸体,抢走100多花圈。下午4时又出动百余名警察抢走剩余100只花圈,捣毁灵堂。当天晚上,21时百余名警察和钱江新城拆迁指挥部工作人员、保安再次夜袭守灵村民和家属,抢走所有椅板凳,甚至所有蜡烛。村民和家属只能在寒夜冷风中披着棉被露宿为死者王玲儿守灵。


     


    13日一天村民又同样遭遇3次袭击,但人员以城管,保安为主。 杭州警方抢尸事件升级,11月14日多名村民被江干区公安分局民警登门警告,要求村民不要和政府过意不起,不要惹事情。14日村民和家属去浙江省公安厅投诉江干公安分局抢尸体案时发现有不明身份人员跟踪监控,鉴于死者王玲儿生前曾经遭到不明身份人员跟踪和跟踪人员恐吓,警觉的村民报告了公安厅的接待人员,当即围住了跟踪人员,经辨认系江干公安分局的便衣。


     


     14日下午有自称是江干分局民警吴惠祥便衣人员随两名民警闯入弄口村强拆户梁丽婉住所。吴惠祥称代表公安江干分局警告梁丽婉女士不要多事,警告梁女士不要企图聚众闹事。吴惠祥不承认是警察抢走了王玲儿的遗体,质问梁女士“有什么证据说是警察抢走的!”                                                 


     


    15日江干区笕桥镇副镇长徐文明当面对要求归还父亲遗体的王玲儿之子王铁强威胁:“你搞不清楚的话!这次是你爸,下一个就该轮到你。”陪同王铁强的王玲儿外甥张永伟听到此话,气得和徐文明、村支书王美华争执起来,被警方当场带走,目前已被刑事拘留,关押在江干区看守所。


     


    2011-11-16


     

  • 上海讨房团今天继续战斗


    最近上海市人民政府令第71号公布了【上海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实施细则】其中的第三十条适用于经租房,为此我们强烈要求撤销国家经租,以国家征收的形式一揽子彻底了结被侵权霸产长达半个世纪之久的【经租房】。


     
    社会在转型依法执政,依法行政,依法治理和依法办事,走依法治市之路是大势所趋,对历史遗留问题的妥善合理解决是考量政府的诚信,老百姓心里有杆称,对讲一套做一套实施起来又一套的作秀非常反感!


    上海讨房团每周三在大沽路100号市政大厦前的抗议示威行动,从去年5月份至今的周周演早已闻名海内外,媒体也经常报道与曝光,可是上海政府的主管职能部门涵养功夫极佳,始终装傻耍赖不吭一声,令人不可思义!


    政府不差钱,有的是融资渠道,昨天上海发行的71亿首期地方债券,应该先用来解决历史欠帐是合乎情理的,我们经租房业主是世上最冤的群体,房子被抢还碰到无赖。



    今天上海讨房团继续战斗,经租户的后代生生不息,第三代第四代已经出现在讨房现场,后继有人代代相传,讨不回房子誓不罢休! 
    上海讨房团


    【2011.11.16】


     


     


     

  • 湖北咸丰民族中学教师之子因故失学

    我叫吴明进,女。是咸丰县民族中学教师,丈夫曾凡华也是咸丰县民族中学教师,我家在咸丰县民族中学有一套百分之百产权的住房,面积为60多个平方。在1999年我们夫妇都不知情的情况下,被咸丰县民族中学卖给本校的杨昌永老师。杨找我们搬家时才知,房子被杨家又取得房产证。过户时全由学校冒名代签字,也冒名把房钱领走。在一套房同时出现两个房产证时。丈夫正在病中,学校劝我们卖出房子给丈夫治病,没办法我同意此事,于是学校给我出示了应付给我们家房款证明,再交出房产证领款。谁知是个圈套交出房产证后,分文未领到房款。我丈夫想到引起乙肝病复发,都是学校早有安排,因故意加重他的工作量,导致乙肝复发后,住院期间学校卖我家住房。正在住院的丈夫,医院又停药,没钱治病只好搬到旅社住起找医生看病治疗。这时丈夫想到学校的所作所为。气急万分,就给周围的朋友说了他的想法后,为了让孩子不失学,节约安葬费。于是2000年7月3号在恩施跳江自杀身亡。


     


    丈夫去世后我拿着学校开的证明找学校要房钱,却学校不按证明给房钱。我上告,学校打击报复2004年3月14号,学校几个领导喝酒后当时,其中一个领导叫邢祖锐,以酒发狂猛追我那11岁还在读小学的孩子,当着很多人的面,在大操场追赶了两圈多后逮住就暴打。打后几月不能上学,造成情绪障碍病,经常发病乱打东西。告上去的当年不但不处理,还由校长助理升职为副校长。我把儿子的病治好转后。那年我的孩子应升到咸丰县民族中学完成九年义务教育时,可是其中一次报名时当着孩子的面无缘无故不报名,让孩子受到打击,因找关系后才报名,所以班主任多次又把孩子赶出教室。在外流浪。最终被逼无赖转到乡下。


     


    转到乡下后不知是谁串通那所学校又无缘无故赶出校门。在我请求下又进到学校,最后找岔子说和周X同学扯皮被赶出教室几月,最后只允许考试的当天学生到校参加毕业考试。并说允许参加升学考试,有考试证号就是九年义务教育完成。这些话都是咸丰教育局和县里有证据的回复在手。孩子受到多次打击后,情绪障碍病又复发,事实上九年义务教育都没有完成的曾煜,至今在外流浪。一个被他们造成生病的孩子只有和社会上的一群坏孩子一起鬼混。今年政府帮忙把孩子找回家几天,又被一群孩子叫出门打架,派出所抓去因有病历只去几小时就放了。放出来的当时在派出所门口,孩子对我说(派出所的一个审问他的公安对他说,因他和冉X好,他也和冉X好会宽大处理,所以出来后马上就去找姓冉的去了)到过派出所后,一出来再也不回家了,夜不归宿。找我都是疯狂要钱,如不给就刀子相逼。我在家生命没有保障的情况下,现我只好跑出家门到处隐藏。


    就因领导骗走这点房钱。导致夫离子散,家庭彻底吹毁。


     


    附:虽然被冒名领走的房钱10年有余,才由学校退我,鉴定笔记和立案费由房管局退我。但夫也死子也散。家庭彻底毁了。得不到任何解决。我孤儿寡母该怎么去面对。为了这个社会,看到我的事大家作何感想!


    吴明进


    电话15926107952

  • 铁道部如此回应民众伤了国人的心

    据《新京报》报道 ,2010年4月,肢体残疾人青年夏文涛向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写了一封公开信,呼吁残疾人乘坐火车可以享受半价票优待。今年全国两会上,10多位全国人大代表也共同提交了相关建议。


    针对人大代表要求为残疾人优惠乘火车的提议,2011年11月9日,铁道部做出了书面回复,称无能力承担更多票价优惠(实际上,铁道部从没有为残疾人提供优惠票价)。


    铁道部为中央政府的下属部门之一,主管与铁路运输、建设等行政与经济事务。依据《残疾人保障法》公共服务部门应当为残疾人提供方便优惠的服务,残疾人事业是由政府统一安排和促进,是有政府的预算支持。铁道部以“无能力承担”来拒绝履行法定义务,看起来很合情合理,但铁道部已经违法失职。


    《残疾人保障法》于1995年5月1日开始实施,2008年进行过修订,该法律第五十条规定: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对残疾人搭乘公共交通工具,应当根据实际情况给予便利和优惠。盲人持有效证件免费乘坐市内公共汽车、电车、地铁、渡船等公共交通工具。各级人民政府应当逐步增加对残疾人的其他照顾和扶助。


    但至今,乘火车旅行的残疾朋友,不但没有依法享受到免费或者优惠的票价,而且在乘坐火车时会发现一系列不方便残疾人出行的问题,比如:没有方便轮椅上下火车的滑板、火车的座位间距狭窄,不适合轮椅行动、没有坐便池等。此不合法以及不合情理的状态持续如此之久,有铁道部门的过失,亦有残疾朋友维权不及时的一面造成的。法治的进步,权利意识的觉醒,铁道部面对的“债务”亦越来越多,铁道部的服务水平正在接受严峻的考验。《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是公众要求铁道部依法履行法定义务的有利工具,而在权力与权益的博弈中,挑战与困难并行前进。


    北京大学公众参与研究与支持中心,9月28日发布的《中国行政透明度报告》(2010年度),铁道部在43个国务院下属机构的得分排名中,位列第41,排名倒数三名。在此有二个事例,对铁道部傲慢态度可见一般。


    2010年乘客杨金柱乘坐动车时,购买二等座车票后发现所在车厢实为餐车,申请铁道部就餐车火车票事项信息公开,遭到拒绝。2011年5月起诉于北京第一中级人民法院,铁道部败诉,在败诉后,铁道部是否继续履行公开信息的义务,媒体没有追踪报导。7.23动车追尾事故发生后,上海交通大学法学院的教授朱芒、《南方都市报》记者陈宝成都先后向铁道部申请公开遇害者人数等事故信息,铁道部给的回复是,请申请人自己到报纸新闻中查找相关数据信息。


    铁道部对公民夏文的提议置之不理,对人大代表的提案却以“能力不足”的模糊词语来回复,这在法治环境下会被看成严重的不称职行为。“能力不足”的原因为何,是国家财政不足,还是铁道部经济状况入不敷出,每一笔帐是如何计算,这需要向人大代表以及公众交待清楚。而且国家财政支持问题、铁道部收支情况,依据《政府信息公开条例》都应当公开并让社会公众知晓和监督的事项,含混不清的答复,只会让公众对铁道部提出更多的质疑。


    铁道部的面纱已经被揭开,但傲慢的铁道部继续保持着自己的高姿态,继续不公开,继续以含混不清的言论面对公众的要求和质疑。这正如同一次某记者与铁道部副部长的问答,在7.23温州动车事故灾难后,有记者问铁道部副部长陆东福,“铁道部门是否为了尽快通车而放弃对伤员的救助”时,陆东福却以“此问题伤害了铁路职工的感情”来回复记者的提问。铁道部这个回答确确实实伤害了十三亿中国人对铁道部殷切的感情。


    民生观察评论员柳梅


    2011-11


     

  • [组图]上海盲人访民陈永成被拘留

     


     


    我是双目失明的孤残人员陈永成,现住上海市卢湾区重庆南路169弄92号,现向领导同志投诉反映的是,卢湾区淮海街道、卢湾区公安局渎职侵权、侵犯人权、违法行政,执法犯法,枉法枉断,制造冤假错案,这是一起严重打击侵害一个双目失明孤残人员的案例,现我把情况投诉反映如下:


     


    我自2002年领取残疾证以来,从未领取到街道居委会任何物品及补助,在我一再向上级反映后,仅在2010年2月4日及6月11日居委会分别送来一袋米、一桶油及二个粽子,却在没有告知我的情况下秘密拍照,严重侵犯了我的人权,在召开世博会期间,我多次致电要求参观世博会生命阳光馆,始终不予理睬,在我多次向市府有关部门投诉反映未果后,我到京上访多次,2011年10月15日党的十七大六中全会召开,我又到北京天安门广场大会堂,想找领导投诉反映(没有任何动作),就被北京警方带至天安门分局,于10月17日被送往上海淮海派出所,卢湾分局竟按照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第23条(附件一)和第14条(附件二)予以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名对我实施行政拘留5日,卢湾区看守所竟违规收押,这个简直是无法无天,我根本没有犯违过上述二条款项,是他们强加于我残疾人,应该按照治安管理条例:对又聋又哑的人或者盲人,由于生理缺陷的原因而违反治安管理的,不予处罚第十一条(附件三),况且我也没有违法任何治安条例。


     


    尊敬的领导同志:我投诉反映淮海街道渎职侵权、侵犯人权、违法行政,到京上访是合法的,我投诉反映的这个问题在淮海街道有一定的普遍性,欺负一个双目失明的孤残人员。卢湾区公安局是知法犯法,枉法枉断,制造冤假错案是非法的,因此我强烈要求领导按照残疾人保障法第三条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第十一条,对卢湾区公安局知法犯法,违法行政问题予以纠正,对淮海街道个别腐败的工作人员予以查处,并要求赔偿我的经济损失与精神损失,我相信领导同志一定会保障每个残疾人基本的合法权益。


    此致


     


    敬礼


    盲人:陈永成


                                           


    身份证:310103195405052010


    2011年11月


     


    来信请寄:卢湾区重庆南路169弄92号    邮编:200020   TEL:63859616


     


    陈永成


     

  • 快讯:武汉数十位讨房团成员请愿抗议

     


     


    民生观察工作室2011-11-15消息:今天上午,武汉市数十位讨房团成员来到武汉市房地局前讨要自己的私房。


     


    据现场人士介绍,今天上午到场的有四、五十人,都是武汉的经租房户和文革产户。大家为了讨回自己上世纪被强租、强占的房子已请愿抗议多次,但至今问题未解决。今天又有人在现场打出了标语,到发稿时为止,讨房行动还在继续。

  • 江苏南通拆迁户赵俊深夜被撬门拖走

     


     


    民生观察工作室2011-11-15消息:昨天晚上8点50分左右,江苏南通市崇川区拆迁公司的人和狼山街道军山社区村委会的人,跑到军山村4组赵俊的家中,强行把门撬开,把赵俊及其家人拖走。


     


    晚上近十一点,本工作室联系到赵俊,他说他正在军山社区村委会,拆迁公司的人员逼着他接受拆迁。赵俊说,拆迁公司没有拆迁手续,凭什么要强占老百姓的房子。

  • 武汉访民陈明光“失踪”逾三月 家人焦急盼

    刘老师:您好!


        我是陈爹爹的女儿,陈明光的小妹妹。应父亲的要求,之前在网上找您谈过一次我哥的事,不知您可曾记得?


        今天,我和我姐抽空一起回家看了看老爸老妈。没想到就这么区区几天的时间,两位老人又看似衰老了许多,姐妹俩不禁黯然心酸,却又百般地无奈。若不是强权势力的侵害,颠倒了众多的是非曲直,假如那些道貌岸然、重权在握的官吏能多一点点良知,我那可怜的父母双亲还有冤屈的老哥就不至于遭受如此非常的磨难,我们全家老小也不会长年累月、日复一日的颠沛流离,有家不能回,惶惶不可终日。


        而我哥陈明光自今年8月4日进京上访,于8月22日遭“劫”被江汉区信访强行押解回汉后,转眼3个月过去了,一直音信全无,各职能部门对此居然没有任何的澄辞和交代。我等公民不就是进京上访维权么,究竟又何罪之有呢,难道非要使我们一家家破人亡,一切方才能得以善终,社会才能安定和谐吗?民女认为,非也。区区访民,为解不白之冤,不过是按合法程序合法上访,这些不都是法律赋予我们每一位公民的合法权利么?这些相关部门的“父母官”,为何要如此决绝地对待这样一个手无寸铁的黎民百姓,无视人情和天理?中央政府三令五申地倡导和谐与稳定,现如今地方上却是这么地“上传下达,贯彻执行”。理没人理,家不成家,又何谓百姓安康,何谓国家富强?而我哥之冤究竟又何时能重见天日,耄耋双亲何时能寻得亲儿承欢膝下,重获天伦之乐……


        此前,本人久闻老师是个知书达理,颇有见地的人。而家兄今有遭遇这般,眼睁睁看着两位老人如此痛苦焦灼,于情于理我辈都不可等闲视之。所以,在此我有个不情之请,恕我愚钝和冒昧,不知您可否给我(们)指点一二,能使我哥早日摆脱困境,冤情彻底得以澄清,一家团聚过常人所拥有的生活,重还二老及全家以祥和安宁。


    打搅了,若有不道之处,望老师明言海涵。谢谢!


    陈明光的小妹


    2011-1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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