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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山东省黄敏

    姓名:黄敏


          


    性别: 女  


    年龄:四十多岁      


    籍贯:济南汽车低温启动厂


     


    受难者单位、职业  


    工人


     


    案件发生地


    济南


     


    实施迫害的机构、人员 


    “六一零”


     


    被关精神病院的开始时间 


    二零零七年十月份


     


    离开精神病院的时间     


     


     


    被关精神病院的名称     


    济南腊山精神病院、济南市精神病院


     


    精神病鉴定的情况  


     


     


    医院内有否遭受虐待     


     


     


    有否联络方式  


     


     


    遭受精神迫害的基本情况:


     


    黄敏,女,四十多岁,原济南汽车低温启动厂的职工,二零零七年十月份非法劳教期满后,黄敏直接被当地“六一零”劫持到济南腊山精神病院,非法关押一年多,期间遭受非人折磨,被精神病院医生强行扭着打针、吃药。黄敏在被关押期间因为炼功而被多次电击,凄惨的叫喊声,传遍整个病院大楼。二零一一年二月,黄敏又被受中共谎言蒙骗的丈夫和其哥哥送入济南市精神病院至今。


     


     


    案件来源:明慧网


     


    收集时间:2011年10月8日

  • 济南市李文丽

    姓名:李文丽


          


    性别: 女  


    年龄:四十多岁      


    籍贯:济南市天桥区


     


    受难者单位、职业  


    不详


     


    案件发生地


    济南市


     


    实施迫害的机构、人员 


    天桥区无影山派出所和办事处的人员


     


    被关精神病院的开始时间 


    二零零七年


     


    离开精神病院的时间     


    至2011年4月已被关四年多


     


    被关精神病院的名称     


    济南市精神病院 


     


    精神病鉴定的情况    


     


    医院内有否遭受虐待  


     


     


    有否联络方式   


     


     


    遭受精神迫害的基本情况:


     


    其中李文丽已被残害四年之久。


     


    李文丽,女,四十多岁,家住天桥区,自二零零七年就被非法关押在济南市精神病院。天桥区无影山派出所和办事处的人员曾对精神病院医生说:李文丽是骨干,不能放李文丽。 


     


     


    案件来源:明慧网


     


    收集时间:2011-10-8

  • [图文]福州村民陈依香的房子深夜两点被偷拆

    民生观察工作室2011-10-10消息:陈依香是福建省福州市晋安区新店镇益凤村的居民,今天她告诉本工作室,由于她家的房子被逼迁早被断水断电无法居住,她和家人只能在外居住。但每天仍派人去看守房子,昨天她和家人看房子看到晚上十二点才离开。


     


    今天早上,陈依香一起床即得到消息,她家房子被拆了。陈依香去查看时房子早就爬下了。有知情者说,当天晚上二点多来人拆了陈家的房子,当时一声巨响。陈依香今天上午向益凤村委会询问时,村委会人员称不知情。


     


    8月17日陈依香家被不点名上了福州日报,该报以《违章抢建影响三环路建设 两层楼房将被强制拆除》为题对陈依香家进行了曝光,文章指陈家房屋是违章建筑。陈依香早前曾对本工作室表示,她们家房子四、五年前就建了,为什么现在成了违章建筑?另外,她和许多村民将晋安区政府等部门起诉至了法院,现在法院的判决和强拆令还没下来,晋安区政府就要来强拆民房了。


     


    陈依香家被拆的房子


     

  • 一周民生舆情(2011-10-3至2011-10-9)

     



    总第二期 编辑:郑毅  发布:民生观察工作室


     


    【编者按语】国庆黄金周本是楼市销售的旺季,但今年京沪深黄金周楼市一片惨淡;而有评论认为,房产调控量变到质变 转折很快到来;一位不愿具名的温州企业主向《新闻晨报》记者介绍,自己的工厂有1000多名员工,然而一年辛苦下来利润不足百万,而老婆在上海投资了10套房产,8年间获利超过3000万;在农民方面,广州民意调查显示不同谋生类型农民收入预期普遍较差;近期浙江温州私人老板跑路不断,但温州企业亏损面超过1/4 媒体称倒闭潮比预想严重;大量农村青壮年劳动力流入城镇,在许多地方,老年人成了种地的主力军,老龄化逐渐成为农业发展的隐忧。年轻人都不愿种粮了,也不会种粮了,这不禁让人担忧,明天的粮食谁来种?


    一、物价与住房


    1、京沪深黄金周楼市一片惨淡


     


    广州日报10月07日报道,国庆期间,记者兵分三路,采访北京、上海、深圳三地楼市,发现三地楼市依然“惨淡”,成交量冰冻,北京“以价换量”的期望落空,上海、深圳的楼盘折扣则被指“无诚意”。分析认为交投到年底前不会有起色,但依然认为价格不会大幅下探。有业内人士认为,多番调控已经打破了原来的售楼规律,开发商已不再按季节规律推盘,“十一”难再是判断楼市的节点。


     


    北京房地产交易管理网数据显示,国庆前四天,北京十一长假期间的商品房住宅签约套数为383套,二手房住宅签约套数为51套,共计434套,日均成交百余套,分别同比2009年同期下跌了26.2%和3.8%。此外,国庆前四天北京商品房实时认购数据为728套,同比去年同期的1449套下跌了49.8%。业内预计,十一长假,北京楼市将惨淡收场。


     


    上海楼市“金九”遭遇惨淡收场,“银十”恐怕也不乐观。在“十一”长假期间举行的“2011上海房地产秋季展示会”上,观望气氛仍然浓重。在市场没有实质性降价之前,部分楼盘的“小恩小惠”已经无法打动多数刚需买家。分析人士认为,大面积大幅度的降价不会在10月份出现,成交量短期内难以回暖。


     


    国庆期间举办的深圳秋季房地产交易会(下称“秋交会”)在节前被给予厚望,业内曾预期会有大规模降价优惠,但事与愿违,尽管号称集结深圳、香港、惠州、东莞等城市近80楼盘项目,但深圳21个参展的楼盘中,只有不足四成在销售,其他都以打广告为主。


     


    2、千人工厂获利不及十套房


     


    一位不愿具名的温州企业主向《新闻晨报》记者介绍,自己的工厂有1000多名员工,然而一年辛苦下来利润不足百万,而老婆在上海投资了10套房产,8年间获利超过3000万。(10月4日)


     


      任何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都必须靠实业支撑,以“投机炒作”为基本属性的“虚拟经济”,只能是实体经济的润滑剂,“虚拟经济”的过度膨胀,必然戕害实体经济。我国的房地产业介于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之间,虽然近年来这一产业的发展解决了一部分民众的住房困难,但由于放大了其虚拟经济的投机属性,对实体经济的伤害也是显而易见的。这种畸形发展的房地产业,不仅挤占了实体经济的大量资源,而且消磨了更多人的创新思维创业意识,这比起大量空置房的资源浪费,损失可能更大。


     


    当企业主感叹千人工厂辛苦一年不如坐拥10套房产时,不知道决策能否从这“一声叹息”中读出中国经济的病象,又敢不敢、能不能下一剂“不看广告看疗效”的药。


    二、农村农民


    1、广州民意调查显示不同谋生类型农民收入预期普遍较差


     


    据广州日报报道, 广州社情民意研究中心日前公布的“2011年广东省村民个人生活感受”民调结果显示,种植业者、种养兼营者、打工者、做生意者等不同谋生方式的村民对收入预期普遍较差。其中,做生意的广东农民收入预期“减少”的比例最高,接近四成,较预期“增加”的比例多20个百分点。


     


      调查显示,对自己生活,做生意者评价甚好,满意度接近五成;打工者次之,满意度为32%;种植业者评价显低,满意度不到三成。而对自己工作,不同谋生类型评价差异明显:做生意者的满意度最高,达到41%;打工者次之;务农者(包括种植业者和种养兼营者)评价负面,不满意度均三成。


     


    各类人群收入预期普遍较差:预期收入“减少”比例均超过“增加”。


     


    2、中国农村提前重度老龄化 未富先老矛盾更为突出


     


    近三十年来,随着免征农业税以及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新型合作医疗制度、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等重大措施出台,中国农村居民包括老年人生活总体有了不同程度的改善,但农村老年人的养老保障形势依然严峻。


     


      在近日由中国老年学学会等部门主办的“全国农村老龄问题高峰论坛”上,多名专家发表了对农村养老问题的看法。


      


      近年来,随着大量青壮劳动力从农村流入城市,在降低城市老年人口比重的同时却提高了农村实际老龄化程度。目前,我国农村人口老龄化高于城市,形成了老龄化城乡倒置的严峻格局。


     


      “我国农村人口年龄结构已提前进入重度人口老龄化的平台期。”全国老龄办政策研究部主任党俊武分析,在农村,“未富先老”的矛盾更为突出。和城镇相比,农村社会事业发展滞后,农村居民的养老、医疗保障制度尚不健全,保障水平比较低。


     


      业内人士认为,在农村,存在一些突出的老龄问题,如农村老年人仍相对贫困,看病难和医药费贵的问题依然存在,农村老年社会服务短缺等。


     


    三、劳工与就业


    1、温州企业亏损面超过1/4 媒体称倒闭潮比预想严重


     


    中华工商时报消息,前温州中小企业倒闭现象比预想的要严重,今年以来,温州眼镜、打火机、锁具等40多家出口导向型企业利润同比下降约30%,亏损面超过1/4。大批中小型企业倒闭,许多企业老板“跑路”,其中包括浙江江南皮革有限公司、波特曼咖啡、乐清三旗集团等名企。


     


    据媒体之前报道,央行温州中心支行上半年进行的一次调查显示,温州民间借贷市场规模达到1100亿元,有89%的家庭或个人、59.67%的企业参与。而来自温州官方的文件也首次证实,当地民间借贷规模占民间资本总量1/6左右,且相当于温州全市银行贷款的1/5。其资金来源主要是民营企业和普通家庭的闲置资金。这些钱当中,用于一般生产经营的仅占35%,用于房地产的占20%,停留在民间借贷市场上的资金规模高达40%(440亿元)。


     


     


    2、21个地区上调最低工资标准


     


    《法制晚报》消息,本月起,河南省调高了本省的最低工资标准。至此,今年全国已有21个地区上调了最低工资标准。


     


      法晚记者统计发现,21个地区中,以东部地区居多。从最低工资金额上看,深圳的月最低工资标准最高,为1320元,是目前全国最低工资标准最高的地方。在平均增幅上,重庆最高,为32.8%,排名全国到第一。


     


      记者还注意到,今年调整标准的地区中,至少有4个明确提到与消费者物价指数CPI联动,将CPI作为最重要的参考因素。


     


      数额


     


      最低工资标准 深圳位列第一


     


      各地最低工资标准根据各自情况分不同档次,有的是4档、有的是3档、也有地区只有1档,如深圳。


     


      此次最低工资标准调整中,深圳是目前全国最低工资标准最高的地区,金额为1320元。据介绍,这次调整是深圳自1992年建立最低工资制度以来,绝对数额提高幅度最大的一次,较去年1100元/月提高了220元。


     


      记者还注意到,近几年深圳市的最低工资标准一直位居全国前列。


     


      在最低工资标准高档标准中,浙江以1310元名列第二,北京以1160元位居第五。


     


      分区域来看,法晚统计显示,21个调高最低工资标准的地区中,有11个属东部地区,其余是中西部地区。21个地区中,东部11个全部迈入千元之列,并处于明显的领先位置。


     


    3、法定节假日不能以调休代替加班费


     


    人民网消息,按《劳动法》及配套法规的规定,国庆7天长假中,10月1日至3日是法定节假日,用人单位应向在此期间加班的劳动者支付不低于劳动者本人日或小时工资的300%支付加班工资,并且不得以调休等方式代替。


     


      10月4日至7日为劳动者法定休息日,如果用人单位在此期间安排劳动者工作,应首先安排补休,不能安排补休的,按照不低于本人日或小时工资的200%支付加班工资。而且,加班工资的基数不得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不过,我省和长沙市本年度的最低工资标准暂未出台。


     


      在某餐饮企业打工多年的陈先生也反映,能按时拿到工资就算不错了,3倍的加班工资想都没想过,“碰上有人情味的老板中秋节这样的传统节日可能会发一些过节费,至于加班费,这个真没有。”


     


      不过,即使加班费的支付情况并不理想,却很少有劳动者主动维权。因担心被解雇,在“饭碗”与“加班费”之间,大多选择沉默。


     


    长沙市劳动保障监察支队有关负责人表示,对拒不兑现加班工资的企业将严肃查处。如果劳动者的节日加班工资被克扣,可拨打全省劳动保障监察机构统一投诉电话12333反映,也可在微博上@潇湘晨报,本报将及时把投诉转达给劳动保障监察部门。


     


    四、土地与拆迁


    户籍改革中农村土地退出补偿机制研究


     


    国家行政学院学报报道,农民对户籍改革、退出土地的态度及原因:


     


    (一)农民对户籍改革态度积极农民对制约自身发展的户籍制度期盼改革,特别是本身在城市工作稳定、有住房的农民工,在遇到孩子上学、生病住院等问题时,意愿特别强烈。


     


    (二)多数农民不愿退出土地在农民强烈的转户意愿下,有多少人愿意放弃拥有的宅基地,承包地和林地呢?其主要顾虑又是什么呢?重庆“一小时经济圈”农民转户退地意愿调查表(略)从调查中也发现,农民进城愿望强烈,却不愿放弃承包地、宅基地,特别是主城区、近郊区的农民,以及青壮年农民。愿意放弃承包地、宅基地的主要是远郊、丘陵和山区的农民,以及年老体弱、希望得到养老金、医疗保险,以及生活方便的农民。


     


    (三)农民不愿退出宅基地,承包地和林地的主要原因农民转户意愿强,却不愿退出宅基地、承包地和林地,一些农民即便让土地撂荒,无偿请人代耕,也不愿退出宅基地、承包地和林地。调查显示,农民不愿退出承包地、宅基地的主要原因是土地的保障功能,担心如果一旦在城市失业,有低保也无法维持城市生活。其中,害怕失业是最主要原因,其次是住房问题,担心无钱买房,房屋租金太高,水、电、气等基本生活成本无法承受。


    五、官方动态


    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加强鲜活农产品流通体系建设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8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加强鲜活农产品流通体系建设。


     


    会议明确了近期的重点任务:(一)着力提高农产品流通的组织化程度和现代化水平。推动流通企业强强联合,扶持培育一批大型鲜活农产品流通企业、运输企业和农民专业合作社。加强产地预冷、预选分级、加工配送、冷藏冷冻、冷链运输、包装仓储、检验检测和电子结算等设施建设。(二)推进产销衔接,减少流通环节,降低流通成本。鼓励大型连锁超市与农业生产基地直接对接,鼓励大型流通企业、学校等与农民专业合作社、龙头企业建立长期稳定的产销关系,鼓励农业生产基地、专业合作社在社区菜市场直销直供,鼓励有序设立周末直销菜市场、早晚市等临时摊点。(三)健全覆盖生产、流通、消费的农产品信息网络,完善储备调运制度。城市政府要合理安排动态库存,保障应急供应,防止价格大起大落。(四)加强质量安全追溯体系建设,落实索证索票和购销台账制度。建立鲜活农产品经常性检测制度,实行标准、程序、结果三公开。(五)制定实施全国和地方农产品市场发展指导文件,促进合理布局,有效解决批发市场重复建设与零售网点不足并存等问题。


     


    六、民生评论


    1、明天谁来种粮?


     


    光明日报:日前,秋粮丰收的喜讯传来,预计全年粮食总产量有望超过1.1万亿斤,实现连续8年增产。然而,大量农村青壮年劳动力流入城镇,在许多地方,老年人成了种地的主力军,老龄化逐渐成为农业发展的隐忧。年轻人都不愿种粮了,也不会种粮了,这不禁让人担忧,明天的粮食谁来种?


     


    对于国家来说,粮食安全是国家最根本、最基础的战略。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对于中国这样一个13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确保粮食有效供给,实现自给自足意义重大。近几年,我国强农惠农政策力度不断加大,扶持农业和粮食生产的政策措施,切实减轻了农民的负担。但是,随着种粮成本的增加,物价的上涨,让农民种粮收益打了折扣。


     


      与种粮收益低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务工收入已成为当前农民的主要现金来源。一些地方出现了农业兼业化、农村空心化、农村劳动力老龄化等问题。据悉,2010年农村居民工资性收入人均2431元,工资性收入对农村居民全年增收的贡献率达48.3%。


     


      农村里那些匆匆远行的背影,谁也阻挡不住。虽然“京城米贵,居大不易”,但城市对农村人口,特别是“二代农民工”的吸引力是坚不可摧的。土地对农民工来说,只是相当于他们的一份社保,一旦遇到不测风云,可以暂时躲避一下。2008年当国际金融风暴来袭时,许多农民工返乡暂避。


     


      只有提高进城务工农民的社保水平,在廉租房、医保以及子女就学等问题上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同时让农村承包土地摆脱“社保”的尴尬角色,让土地流转更加顺畅,才能使农业经营逐步实现专业化、集约化。


     


      发展现代化农业,让一批有知识、懂经营、会管理的新型职业农民来种粮,让专业化、机械化和集约化的农业生产在城市化的大背景下成为我国农业生产的重要模式。农业生产只有摆脱自然经济的桎梏,成为高效低耗的“新兴”产业,国家的惠农政策才会产生放大效应。我们既可以保证进城农民在土地之外获得更实惠可靠的社会保障,又可以塑造出一个高效安全的粮食生产新模式,让种粮农民无论在精神上,还是物质上都有成就感和归属感。


     


    2、房产调控量变到质变 转折很快到来


     


    近段时间,房地产业界各种负面消息层出不穷,一派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势头。标普9月27日公布的一份针对中国房地产开发商的压力测试显示,除绿城中国外,包括合生创展在内的6家企业流动性压力较大,而在评级更高的开发商中,华润置地、恒大地产等对销售额的下降也非常敏感,后者更陷入认购门中;同时,数据显示,全国十大龙头房企包括万科在内有6家在7月的销售金额出现环比下跌,中报显示招保万金四大巨头存货同比大幅增长均过30%。


     


    自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化以来,在暴利驱使下,房地产业爆炸式的发展占用了过多的资源,聚集了过量的资金,兼之与银行业的关系过于紧密,二者捆绑在一起,成为中国宏观经济中”大而不能倒”的利益实体。如果继续实行房地产调控以推动行业在一定程度上洗牌,应当是决策层所期望乐见的结果。只有这样,才能挤出房地产行业过多占用的资金,使之从暴利行业回归正常。


     


    对于决策层而言,房产调控可能还有另一重政治上的考虑:推动地方政府从“土地财政”模式转向,不要把过多的注意力集中在房地产和土地上。


     


     坚持房产调控不放松可能还有另一重好处,即有利于控制通胀。中国的货币发行机制比较独特,土地等资产的货币化是其中的重要动力——地方政府可用土地为抵押,通过发展房地产撬动货币的发行。因此,在控制通胀之时,不仅要紧缩银根,还需紧缩土根,双管齐下,方能起效。


     


    最终分析结论:


     


      随着房地产企业境况愈发严峻,一线房地产商已开始出现存亡之忧,房地产调控从量变到质变的转折可能很快到来。各类参与房地产业的机构,恐怕都需要对此提高警惕了。

  • 武汉多位访民遭到严控

    民生观察工作室2011-10-9消息:明天是就辛亥革命一百周年纪念日,今天上午,武汉夏幼华等一批访民来到位于武晶的首义广场。结果到那儿后发现戒备森严,不仅有警察、便衣,还有拿枪的武警。广场上根本不让人停留,武警拿枪把民众驱赶到马路上。


     


    昨天,武汉访民张春霞在路过湖北省委时被警察扣留,连U盘都被收掉。而国庆期间,武汉访民、精神病院受难者胡国红、程雪被人软禁在家中至今不能出门。


     


    最新消息:武汉访民万少华、李玉琴近几日也受到控制,李玉琴10月10日下午更是被带往武汉市蔡甸区。

  • 上海作家何永全先生在杭州被国保带走

     


     


    上海作家何永全先生今天来杭州看我,刚到我家门前的公交车停靠站,就被七、八个国保和便衣带到翠苑派出所,去接何先生的高海兵也被一起带走。国保们从我家门前经过的时间是下午1点零2分。我现在出不去,有便衣看着我。


    吕耿松


    2011年9月9日下午1点10分于家中。

  • 武汉秦永敏被传唤六小时

    2011.10.8上午十点,武汉市青山区公安局国宝负责人张某和新沟桥派出所管段户籍周光建来到秦永敏家中,将秦永敏带到新沟桥派出所,由刑警王辉进行了询问。


    刑警王辉提出的理由是秦永敏违反了《治安管理条例》第八十二条第二款,依照该条例作为剥夺政治权利的人不得接受记者采访,不得在网上发文危害国家和社会的利益。


    秦永敏说:本人不承认这种侵犯人权的恶法——恶法非法,本人的作为是维护国家和社会的利益。我从1970年来就如此行事,张了嘴巴一要吃饭二要说话,为此已经坐了22年牢,不行的话再坐22年,你们想怎么办就怎么办。


    王辉照例是大吼大叫大骂,威胁恐吓没完没了,其言语之污秽无法复述。


    下午,国宝负责人张某对秦永敏说,你最近接受的记者采访太多了,今后要克制点,尤其是敏感时期和敏感事件发生的时候,过好自己的日子,不要弄得又去坐牢。


    秦永敏说:我这辈子从来都极为克制,始终主张良性互动和平转型,所作所为无非行使本人权,至于人家怎么看,当局怎么做,那是没办法的事。


    下午四点四十,秦永敏被允许离开派出所。


    2011-10-8

  • 李向阳:我和朋友探访陈光诚的经过

     


    陈光成犯法了,可以逮捕他、审判他。可以再以莫须的有罪名把他投进监狱。为什么要限制没罪的陈光成自由?


    为什么动用200余人重重把守不让朋友见陈光成,为什么把陈光成控制起来???


    为什么殴打探访陈光成的我及朋友们???


    为什么用黑社会分子维稳???


    一个盲人陈光成,值得一个几百万军警上千万官员的大政府如此害怕么?


    为什么……


     


    探访陈光成的经过


     


    因为亚州自由之声的记者林莉说,妙觉法师在前天去探望陈光成被阻止的情况下,听到一个村民说陈光成已不在人世了,我倍感悲哀,就决定再次去陈光成的家乡了解事实。


    2011年10月7日,我约上了两个朋友开车直奔陈光成所在地沂南县双猴镇东狮古村。


    我们到达沂南,就一路上以“问路”的口吻了解陈光成的情况,我每一次提到陈光成三个字,都让对方瞪大了眼睛。大都是一脸的无奈,有人直接什么都不说摇摇头,有人说,我们什么都不知道。只有一个人压低着声间说:“这个世道、这个世道,哎,什么也没法说了。”


    我们在路上已说好,我是探访者,开车的朋友是我雇的司机,另一个是陪司机来的。


    11点30分左右,我们到达了东狮古村路。我们降低了车速要拐下路的同时,周边涌上来三十人左右,把我们团团围住了。


    两个朋友没下车,我下车来,被两个彪形大汉向前拖了一步,便有几十个声音喝问:你是干什么的!


    我回答说,是来访朋友的。对方问探访谁,我说,是来找陈光X的,因为我去之前就预料发生的问题,通过其他朋友了解到这村有一个叫陈光X的人。


    有人说,这村里没有这人,你快回去。我咬定有这个人。我问他们是干什么的,为什么这样。这群人中有几个声音在回答说,你是想麻烦了,不要问,你最好快离开。说话中,有一个歹徒就向我推了一把。


    “光天化日之下,你们要干什么?”我愤然说。


    我的话触怒了这帮歹徒,他们把在中间的我东扛西推,我感到狼狈不堪。我任由这帮歹徒们撞了一会儿,他们失去了兴趣,我从人圈中脱出来,打了110。他们看到我打电话,把我又围起来,最终把我拖到了路边的房子。特别说明,这个房子是新建的一个小平房,里面有几个小马扎,是专门用作看守的。


    我在房子中要出去,他们都抱着膀子扛我。其中有人还是问我来干什么,并有人说陈光X不在家。我无奈中说既然要找的人不在,我回去。在一番理论下,我被放了出来。


    我来到车前,有歹徒把我向车里推,我说报警了,要等警察来。这帮歹徒便围在我们身边。这样等了一会儿,不见警察来,我们便开车走。


    在离开的路上,我又停下来去街边店了解情况,这个店的老板拿出了一页通知让我看。这文件的大意是,无论谁都不要谈陈光成的事,都不要给探访陈光成的的指路,并且发现找陈光成的人要马上打电话XXXXXX。若有违反,依法从重处理。“依法”!!!!在我看来这真是天大的讽刺。


    当我们快驶离县城的时候,我接到一个电话,电话号码是15806910987,说是接警的警察,问我们怎么走了。我问明了他是双猴镇派出所的,就返回去了派出所。接警察电话时间是12点23分。


    到派出所后路边,我一个人进了派出所,让两朋友路边等。我进了派出所被领进了一个大房子内的小房子内。接着跟进了几个小青年,有的穿警服,有的是便衣。


    笔录终于开始,做笔录的警察(警号115452)还算是平和,详细问我是干什么的,为什么来,目的是什么,无非是让我回答我是抱着不可告人的目的来推翻国家政权的。


    毕录完毕,给做笔录的警察出去,留在房间里的有四个人,两个便衣两个穿警服。接着进来一个当官的,把我的手机收去。这个并恶言相向,我只得沉默对之。


    我在这个房间里一直被控制到16点50分左右。其间,我说没吃饭要吃饭,看守们说他们说了不算,只能先忍一忍。我要求找本书看,他们推诿而过。


    终于,那个收我手机的官儿进来了,让我出去。我看到,我原籍沂水县的两个国保警察在院子里。


    我对收我手机的官儿说,我是被非法殴打来报案的,为什么把我当犯人,我要处理结果。那人说,你们沂水的来人了,他们给你处理结果。


    我坐上了沂水国保的车,回到了沂水。这沂水接我的警察,都是老熟人,当然是因为“喝茶”而熟的。一路上,这两位警察劝我不要触及敏感问题,把我送到了要去的地方。


    当我在被做笔录时,警察让我电话告诉陪我来的两朋友到派出所来也做个笔录核实情况,我打了电话让他们进来。我出来后电话了解,那两朋友被恐吓老实交待,他们说明是我雇他们车的,做了简单的笔录就被放行,警察让他们快走。他们就开车走了。


     


    再说明一下:据可靠消息,针对陈光成,政府动用了200余人布控。


    再说明一下:守在陈光成村路口的人的情况。这些人,大多在二十几岁到三十几岁左右。我可以断定,这里面有少部分政府工作人员,大多是社会上的小混混。比如膀粗腰圆打我最凶的那个、邪眼有抽动症的那个,是小混混无疑。


    再说明一下:那路口的车,车牌号都用迷彩布罩着,有一辆面包车上写有“行政执法”。


     


    法纪何在???


    天理何在???


    良知何在???


     


    陈光成,失明者,心里阳光烂灿;


    当权者,眼明者,心里阴暗无比。


     


    此时,我心里很乱,打字手都在抖,只有尽可能把事实写下来告知世人吧。


     


    李向阳(笔名何仁,维权法律工作者)


           电话:13655494031


     


    2011年10月7

  • 山东沂水王佃臻、于建英土地承包案被枉法裁判

     
     
    这是一个蓄意枉法裁判的典型案例。
     
    清楚且简单的事实
    本案原告于2008年、2009年转包了同村两村民的承包地,承包期到2010年9月,两村民向外转包的土地承包期到2010年9月止(见土地承包合同)。
    作为被告的村民委员会,把原告转包来的土地上所种的作物毁坏三季(动用机械彻底毁作物见相关图片资料)。
    原告依法向乡政府提出调解申请,乡政府置事实于不顾为虎作伥(见所谓的调解书)。
    原告依法向沂水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法院作出了黑白巅倒的枉法判决(见于下分析)。
    还需要补充说明的是,这一事实不是孤立的,原告二十年来处在被迫害的苦海中。孩子十几岁落不下户口、分不到地,被村委、乡政府殴打、抄家十几次,居然被村委以中国马旺村法庭的名义在大喇叭里审判。这是一个充斥着邪恶与荒唐的故事。当然,这个故事中还夹杂着邻人被抄家逼死、被逼远走他乡……在此不细述。
     
    有效的转包合同《判决书》认定“无效”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以下简称《承包法》)第32条规定:“通过家庭承包取得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可以依法采取转包、出租、互换、转让或者其他方式流转。”
    这一条款说明土地承包经营权可以采取转包的方式流转,将承包土地转包给他人的行为是法律允许的;至于转包土地时是否要经发包方即村委会的同意,《承包法》第37条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采取转包、出租、互换、转让或者其他方式流转,当事人双方应当签订书面合同。采取转让方式流转的,应当经发包方同意;采取转包、出租、互换或者其他方式流转的,应当报发包方备案。”这一条款说明流转土地时,是否经发包方同意,要看对土地采取什么样的流转方式。如果采取转让方式流转土地,是要经发包方同意的。
    本案中土地的流转方式是转包,且是不改变种植作物这一土地使用性质。根据法律规定,转包无须经发包方同意。转包土地“应当报发包方备案”,只是让原发包方知道土地流转的事实,根据相关司法解释,“备案”只是便于原发包方对土地的利用情况进行监督管理、以防改变用地性质破坏农田。土地依法转包,发包方没有同意与否的权力。
    本案中,原告方曾向原发包方村委提出转包情况要求备案,可被告拒不认可。其实,备案与否从法律意义上说,不影响转包合同的合法性,更不影响合同的实际执行。
    《中华人民共中国物权法》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人有权依法自主决定土地承包经营权以转包、出租、互换、转让或者其他方式流转。
    物权法丰富了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形式,简化了流转程序,并强调了“自主决定”,即承包方有权依法自主决定承包土地是否流转、流转的对象和方式,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强迫或者阻碍承包方依法流转其承包土地。这一法规使农民承包土地的自主权得到了进一步保障。
    另外,《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国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山东省农村集体经济承包合同管理条例》、《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解仲裁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师事务问题的解释〉》以及相关司法解释、实施办法等一系列法律法规无不对农民承包土地的自主流转权进行了保护。
    《判决书》认定“转包无效”,显然是无视法律的结论!
     
    判决书颠倒黑白,认定“村委把不
    到期承包合同废除另行发包合法”
    早在上世纪未、晚到当前,从中央到地方出台的所有针对农民承包地的一系列法律法规都明确规定土地承包合同不得解除。
    我们看如下法律法规——
    “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生产责任制,必须长期稳定。原土地承包合同期满后,再延长30年;从事开发性农业生产项目的承包期可以更长。”
    “土地承包合同重新签订后,双方必须严格履行,不得因承包方的人口变化而增减土地,擅自变更承包合同。”
    “非法干预承包方生产、经营活动造成经济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国家保护农村土地所有者的合法权益,包护承包方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侵犯”
    “不得以少数服从多数的名义收回承包地。”
    “承包期内,发包方不得收回承包地。”
    “承包期内,发包方不得调整承包地。”
    “农村土地承包合同一经订立,合同有瑕疵的不妨碍合同的执行。”
    “发包方已将承包地另行发包给第三人,承包方以发包方和第三人为共同被告,请求确认其所签订的承包合同无效、返还承包地并赔偿损失的,应予支持。”
    有更多的法律法规条文规定了不到期的农民承包地不得解除合同,在此不再列举。
    在如此法律法规面前,《判决书》居然认定本案向外转包土地的原承包人的土地不到期被收回是“合法”的、合理的!
    在如此法律法规面前,《判决书》只所以如此牵强附会荒唐之至,无非是杜撰一个转包合同无效,原告“非法耕种”的所谓事实。
     
    荒谬的法律依据
    《判决书》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七条、第十七条、第五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师事务所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我们看如上法规。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七条:农村土地承包应当坚持公开、公平、公正原则,正确处理国家、集体、个人三者的利益关系。
    ——被告方恰恰是处理这宗土地承包问题上不公平、公正,这应是判原告胜诉的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十七条:承包方承担下列义务:(一)维持土地的农业用稳途,不得用于非农业建设;(二)依法保护和合理利用土地,不得给土地造成永久性损害;(三)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它义务。
    ——原告方转包来的土地维持了农业用途,种的是花生、玉米,没有用于非农业,更没给土地造成任何损害,要说损害是被告三次动用机械损害了这土地上的农作物,这应是判原告胜诉的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五十三条:任何组织和个人侵害承包方土地经营权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
    ——是被告侵犯了原告的生产经营权,这应是判原告胜诉的依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师事务所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承包方未经发包方同意,采取转让方式流转其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转让合同无效。
    ——原告取得该土地的经营权,是转包来的,不是转让来的,“转让”与这里的“转包来种农作物”风马牛不相及!法律规定了依法“转包”不需要发包方同意。
     
    判赔1000元当不了遮羞布
    《判决书》在枉法认定原告转包土地不合法的前题下,居然判被告赔偿一千元,这似是法外施恩了。这是执着法权做着枉法之举的歹徒扯起的一条肮脏的遮羞布!这条遮羞布不但掩不住其丑恶嘴脸,反而让人进一步认识到其不知谦耻的灵魂。
    原告的4000余元承包费,再加上三亩地三季的农作物、也就是9亩地的农作物,居然在这堂而皇之的《判决书》上成了1000元!
    我们不用专算“鸡的屁”的砖家们的数据,也不用一片大丰收形势大好的数据,只从市场行情来看,这9亩地的花生等农作物应价值愈万元。
     
    正确的判决
    本案事实太清楚简单了,适用的法律法规太明确清楚了,唯一尊重事实、尊重法律法规的判决应如下:
    一、被告沂水县道托乡马旺村村民委员会应赔偿原告王佃臻、于建英两万余元,因原告诉请放弃了部分权益,今判令被告赔偿原告所诉请数额13500元!
    二、被告立即返还原告耕地!
    三、一、二审诉讼费与实支费X元全部由被告承担。
    何仁
    2011-10
     

  • 中国精神卫生与人权动态月报(2011年9月)


    总第六期 编辑:柳梅  发布:民生观察工作室


    【编者按语】
    本月国务院常务会议原则通过了《精神卫生法(草案)》,明确规定非自愿住院医疗的适用条件、规范非自愿住院医疗制度的适用程序、为当事人及其监护人提供充分的异议程序、规定入院后的纠错机制、对违法行为设定严格的法律责任等。
    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主任委员白克明率调研组到北京等各地,就精神卫生立法工作进行调研,并召开精神卫生立法工作座谈会,为精神卫生法的制定探路。
    在精神卫生立法探索中,深圳市走在全国的前沿。《深圳经济特区心理卫生条例》条例为全国首次使用“心理卫生”代替“精神卫生”,首次专章对心理咨询服务行业作出规定,深圳试图为精神卫生立法趟出新路。
    本月被精神病案例。倍受关注的“朱金红被精神病事件”时隔一年,9月13日下午在江苏南通市港闸区人民法院进行第一次开庭审理。本案的争议焦点是在于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无论是否是精神疾病患者,在没有人民法院宣告的情况下,都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本案原告朱金红从未被任何法院宣告过有关其民事行为能力的决定。
    精神病人及与其相关者的权益,是困扰社会的难题。精神病人杀人、伤人事件层出不穷。在精神病人及监护人不具备赔偿能力的情况下,受害者家属怎么办?但目前这方面立法尚缺位。法律界人士建议国家尽快在该方面实施立法,或参照交通事故救助基金,设立精神病伤人救助基金。
    精神病触犯刑律师如何有效鉴定,在司法鉴定中的争议不断。发生在河南洛阳的“智障者吕天喜入狱案”,在此案中,吕天喜不仅被抓,而且还顺利通过侦查、起诉、审判三个环节,在警察、检察官、法官的眼皮底下,一路绿灯地进了监狱,无任何的精神病情况鉴定。2006年发生的“邱兴华特大杀人案”曾经引起过类似热议,当时五位法学家上书质疑法院对刑事案件中精神病鉴定程序的绝对启动权制度。
    研究精神卫生的衡平机构,近日发布《中国精神病收治制度法律分析报告》,报告通过对100多个真实案例、30余种法律规范以及300多篇新闻报道的综合分析,揭示出我国精神病收治中资源错位造成的“该收治的不收治、不该收治的却被收治” 的混乱局面,同时指出制度缺陷背后隐藏的三个理论谬误,并研究了精神卫生立法现状和趋势,提出解决问题的五点建议。其中“建立有效的异议机制”,“推广法律代表制度”是本报告的核心建议。
    美国的精神卫生法得到世界各国广泛的借鉴。在美国,唯有精神病人病情极为严重,如果不进行治疗会危害到自己或者他人的人身安全时,才能对病人采取强制性治疗措施。根据精神卫生法规定,必须向审查委员会递交治疗机构资料、诊断证明、病人意见书(无论同意或者拒绝)、保护人(监护人、家属)意见书,经过审查委员会批准,才能对病人进行强制性治疗。审查委员会的成员必须包括精神专科医师、心理医师、护理师、社会工作者、病人权益促进团体代表、法律专家等。值得一提的是,此种模式已经被推广开来,台湾也有类似的监委会,在芬兰,病人的意愿要得到充分考虑,病人甚至有权向监委会提出申诉;当对某位精神病人的强制性治疗超过3个月,该病例由监委会自动监管。
    一、中国精神卫生立法动态
    1、<《精神卫生法》草案将提交全国人大审议 >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19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了《精神卫生法(草案)》(下称《草案》)。
      会议指出,《草案》的立法宗旨是:规范精神卫生服务,保护精神障碍患者合法权益和人格尊严,确保精神障碍患者不因贫困而得不到救治,确保有肇事肇祸危险的严重精神障碍患者不因疏于管理而伤害自身或危害社会与他人,确保无需住院治疗的公民不因程序或制度缺失而被强制收治。
      会议称,对故意将非精神障碍患者作为精神障碍患者送入医疗机构、医疗机构未以精神健康状况为依据将就诊者诊断为精神障碍患者、司法鉴定人出具虚假鉴定意见等行为,《草案》设定了严格的法律责任。
      《草案》还对精神障碍的诊断和住院治疗、预防和康复、救助以及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的管理等,作出了规定。
      据财新《新世纪》周刊此前报道,按照卫生部的流行病学统计,中国有各类精神障碍患者1亿多人,其中,重症精神障碍患者高达1600万,这些人中的大多数未接受规范的临床治疗。但另一方面,很多非精神障碍患者却“被精神病”(详见财新网专题:“中国精神障碍患者超一亿”)。
      对于精神卫生立法,社会呼声最高的就是规范非自愿住院制度。国务院法制办今年6月10日公布的《精神卫生法(草案)》规定,“确保无需住院治疗的公民不因程序、制度缺失而被强制收治”。
      具体包括:明确规定非自愿住院医疗的适用条件、规范非自愿住院医疗制度的适用程序、为当事人及其监护人提供充分的异议程序、规定入院后的纠错机制、对违法行为设定严格的法律责任等。(详见财新网报道“《精神卫生法(草案)》强调:确保正常人不被强制收治”)
    (本文来源于财新网,见习记者:林韵诗,
    链接:http://china.caixin.cn/2011-09-20/100307427.html)


    2、《全国人大来京调研精神卫生立法》
    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主任委员白克明率调研组来京,就精神卫生立法工作进行调研,并召开精神卫生立法工作座谈会。
    调研组听取了市卫生局负责人关于北京市精神卫生工作情况和部分市属医院及精神卫生保健所工作情况汇报,并听取了大家对精神卫生立法工作的意见和建议。据了解,截至2011年8月,全市精神疾病专科医疗机构编制床位7762张,实际开放床位9374张。全市从事精神疾病诊疗工作的医疗机构93家,基层卫生服务机构269家。全市精神科专业人员总数3545人,其中医师1105名、护士2440名。
    白克明在讲话中充分肯定了北京市在加强精神卫生工作,特别是做好精神疾病的防治方面所做的大量工作。他说,北京市在精神卫生工作方面基础很好,各项工作在全国处于相对较高水平。精神卫生立法是全社会广泛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涉及医学、社会管理、法制建设等诸多领域。精神卫生立法不仅是公共卫生与基本医疗问题,也关乎社会的和谐与稳定。因此,制定好精神卫生法,对于促进家庭幸福与社会和谐,对于全面落实依法治国方略,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他表示,调研组将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广泛听取社会各方意见,认真研究吸纳,对精神卫生法草案进行修改完善。
    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唐天标、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委员吴忠泽参加调研。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吴世雄陪同调研。
    (本文来源:北京日报  作者:周暹
    链接:http://news.163.com/11/0925/02/7EP0JSCT00014AED.html)


    3、《深圳立法突破:“心理卫生”代替“精神卫生” 》
      首次使用“心理卫生”代替“精神卫生”,首次专章对心理咨询服务行业作出规定,深圳试图为精神卫生立法趟出新路。
    国家层面的精神卫生立法进程,已经曲折前行了26年,迄今尚未有定论。地方相关立法却走在了前面。8月31日,《深圳经济特区心理卫生条例》(下称《条例》)在深圳市五届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上表决通过,将于2012年1月1日正式实行。
    这个先于国家《精神卫生法》出台的地方性条例,首次用“心理卫生”代替“精神卫生”,并首次专章对心理咨询服务行业作出规定,均被视为创新和突破。
      从“精神卫生”到“心理卫生”
       深圳市人大常委会科教文卫工委副主任熊秋兵告诉财新《新世纪(14.79,-0.54,-3.52%)》,精神卫生立法需要考虑各地区发展的不平衡。深圳人口多,心理健康问题相对突出,立法迫切;加之深圳已经具备相关立法的经济实力,因此深圳会走在前面。
       深圳市2005年发布的精神病流行病学调查显示,深圳成年居民精神疾病的终身患病率为21.19%,重型精神病为1.41%,均为全国最高。该调查为每十年一次,较1996年的调查,深圳市精神疾病患者增加了3.48倍,神经症总患病率增加了2.73倍,重性精神病总患病率增加了2倍。
       参与《条例》起草的深圳市精神卫生中心张繁新指出,最终《条例》将“精神卫生”改为“心理卫生”,看似字面改动,实际是在立法层面的创新和突破。其思路是将精神卫生侧重于救治方向,改为从预防到治疗到康复和回归社会的全过程,兼顾健康人群的预防、心理亚健康人群的调节和患者的治疗。
       《条例》同时辟专章规范心理咨询服务行业,对心理咨询机构的设立、从业人员资质等作出要求。张繁新说:“心理咨询行业在国内尚属新事物,发展较快、也出现了一些问题。深圳在立法时征询了卫生部的意见,卫生部也希望深圳在这方面能够趟一条路子。”
    ……
       参与《条例》起草的深圳康宁医院院长刘铁榜曾向媒体表示参与诊断、复诊和司法鉴定的人员不会是同一人群。
       但黄雪涛指出,就深圳地方而言,精神病医院、复诊专家和司法鉴定机构的人员都是医学背景出身。“康宁医院和精神卫生中心甚至在同一个地方,人员也相互交叉,病人甚至不用出医院门就可以完成诊断和复诊。”
       另外,因为深圳仅有一家司法鉴定机构,对本地病人是否能够选择外地机构作鉴定,条例也未明确表述。
    黄雪涛曾在立法过程中的专家讨论会上建议,对患者的医学判定可交给医院,至于患者是否应该入院治疗,则应由独立的伦理审查委员会或由法院作出司法判断。但此建议最终未被采纳。而这些缺乏明确界定的规定如何付诸实施,将真正检验这一部地方心理卫生立法的实效。
    (本信息来源:《新世纪》周刊 ,见习记者:屈运栩,文国,
    链接: http://finance.sina.com.cn/roll/20110912/033210466216.shtml)


    二、近期典型被精神病案件
    《母亲为获取房产将女儿送精神病院案开审》
    据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报道,备受关注的“朱金红被精神病事件”时隔一年,昨天(13日)下午在江苏南通市港闸区人民法院进行第一次开庭审理。
      2007年,在日本工作生活的朱金红因受经济危机影响回国,准备收回原先由母亲唐美兰代为经营的北京、上海、南通三处房产,价值约600多万元。由此,唐美兰、朱金红的姐姐朱凤、朱惠等人均称“朱金红得了精神病”,并在2010年3月8号将她强制送入南通市第四人民医院接受精神病治疗191天,并拒绝原告自行出院。事件被曝光后,在舆论的强大压力下,2010年9月14日,朱金红才由唐美兰签字走出第四医院。
      朱金红以母亲唐美兰、南通市第四人民医院侵犯自己人身自由权、健康权为由,索赔8万多元。这也是《精神卫生法(草案)》征求意见稿公布以来的江苏第一案,备受关注。
      庭上开战
      法庭称争议焦点为是否精神患病
      原告朱金红本人由于身处日本并未到庭参加诉讼,第一被告、朱金红的母亲唐美兰,第二被告南通第四人民医院的代理人到庭应诉,审判长总结出争议焦点:一,原告朱金红本人是否在南通第四人民医院治疗,是否有精神疾病,二,如有患病,四院收治过程是否符合法律条件和程序。
      但原告代理律师孙天虹认为,原告是否患有精神疾病虽然和本案有关,但不是焦点。南通第四人民医院是否有法律条件和程序把原告收治、以各种理由限制原告出院才是焦点。
      孙天虹:本案的争议焦点是在于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无论是否是精神疾病患者,他都在没有人民法院宣告的情况下,他都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但是本案原告朱金红从未被任何法院宣告过,因此,她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四院也好,他母亲也好,任何人都不能侵犯她的权利。
      被告拒绝接受采访
      长达三个半小时的审理中,双方就唐美兰是否伪造朱金红有精神病的证据,朱金红是否患有精神疾病,第四人民医院是否伪造朱金红入院病历,第四人民医院收治朱金红并强制其服药是否符合医疗规范,唐美兰和第四人民医院是否有权拒绝朱金红出院要求等问题,进行了激烈的交锋。而第一被告唐美兰多次插话、情绪激动,被审判长屡屡警告。
      庭审结束后,被告南通第四人民医院负责人以及唐美兰都不愿面对记者。
      南通四院:正在审理过程当中,我们没有什么表态,目前没有什么表态。
      记者:对于原告的举证呢?
      南通四院:我不发表任何意见。
      唐美兰:胡说八道的,都是胡说的,不说不说。
      专家剖析
      无论是否精神病 被告无权确定原告无民事行为能力
      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邱鹭风始终关注此案进展,并到庭旁听,认为根据《民法通则》和最高人民法院的相关司法解释,精神病人只有在不能辨认或者不能完全辨认自己行为的性质和后果的时候,才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限制民事行为人,才需要为这两类人设立监护人。
      邱鹭风:即便是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也是有部分行为能力的,就是在他能够辨认自己行为的性质和后果的这个范围内,他也可以自主表达自己的意思。所以,不管朱金红是不是有精神病,除非她得的是重症精神病,否则要不要住院,要不要服药,要不要出院,决定权只能在于她。
      中国政法大学证据科学研究院胡纪念教授,专门从事法律与精神医学研究,他强调,本案被告方无权确定原告无民事行为能力。
    ……
    (信息来源:中国广播网,记者:孙莹,江苏台记者钱遇 刘浩邦,链接:http://society.huanqiu.com/discovery/2011-09/2004167.html)

    三、精神病人权益
    《“武疯子”砍人背后凸显索赔之困》
     8月18日,在修水县发生了悲惨的一幕。10岁男孩俊辉被沈某砍了30多刀。
      后经依法鉴定证实,沈某患有严重的精神病。目前沈某已被依法强制接受治疗。小俊辉的伤势也还在治疗当中,但后期的医疗费用还是个“无底洞”,依法应由沈某家属负责赔偿的费用,但小俊辉的父亲对此没抱多大的希望,因为“他们家比我们家还穷”。
      这些年,精神病人杀人、伤人事件层出不穷,而且有呈逐年递增的趋势。更需要引起关注的是,在精神病人及监护人不具备赔偿能力的情况下,受害者家属怎么办?但目前这方面立法尚缺位。法律界人士建议国家尽快在该方面实施立法,或参照交通事故救助基金,设立精神病伤人救助基金。
     ……
      “武疯子”伤人案件逐年递增
      其实,像小俊辉这样被精神病患者伤害的案子并不在少数。
      2005年5月28日,由于精神病发作,赣州市上犹县水岩乡村民戴辉龙竟一口气杀死母亲、孙女及邻居3人,另砸伤、砍伤8人,其中3人重伤。
      2006年12月15日,在九江县赤湖水产场,一名女精神病患者将三名10岁左右的小女孩反锁在屋里,其中一名小学生被她用菜刀割了数十刀。
      今年9月2日,上饶市余干县黄金埠镇中心小学和隔壁福娃幼儿园的4名学生刚出校门,便被一名持刀男子砍伤。警方表示,经过初步调查发现,凶手江某有精神病史。
      ……
      有目共睹的是,由失去控制的精神病人肇事引发的恶性案件近来时有发生。统计显示:精神病患者的肇事率为10%,其社会危害行为不容忽视。央视新闻调查显示:精神病人暴力事件每年造成的严重肇事案件超过万起。
      据九江市有关部门统计,从2006年至今,九江全市精神病患者肇事肇祸的案件达1100多起,给至少2000个家庭造成无法抹去的伤害。而且更为严重的是,精神病患者肇事肇祸的案件有呈逐年递增的趋势。
      怎么样才能够从根本上杜绝这样的事件再次发生?
      九江市第五人民医院重性精神疾病管理治疗办公室主任施媛媛介绍说,现在肇事肇祸的病人均由公安部门送治,基本上都是精神症状很严重的,都出现了伤人毁物,严重的甚至是杀人等严重后果的这一类患者。
      据了解,早在2007年,由综治、公安、卫生、民政等相关部门协商制定的《江西省肇事肇祸精神病人收治管理实施办法》就规定:公安机关将肇事肇祸精神病患者列为重点人口管控,负责强制收治;卫生部门负责肇事肇祸精神病患者的监测,督促精神病院做好鉴定、收治和管控工作……社区居(村)委会负责协助开展精神病患者的肇事肇祸危险性评估、随访管理、应急处置。
      然而,在实际工作中,有关部门却经常面临一些困难。“因为精神病患者在老百姓的眼中,觉得可能还是有点难以启齿,家里有个这样的病人,特别是农村,对这个还是存在一定的偏见,得不到他们的认可,还是会怕人家笑话,这样的误区导致管理难度加大,”施媛媛说。
      而精神疾病已成为我国公共卫生和社会问题,对精神病患者救治不及时和看管不严,会给家庭和社会带来不可预知的危险。
      8月底,《江西省城市社区精神疾病患者管理实施方案》出台,将城区内诊断明确的精神疾病患者纳入社区管理,逐步提高重性精神疾病患者规范管理率,降低危害行为的发生。据悉,全省市辖区范围内,诊断明确、在家居住的精神疾病患者均为管理对象。
      建议设精神病伤人救助基金
    ……
      如果这一制度得以实现,对于那些受到“武疯子”伤害的家庭来说,或许是个福音。
    (来源:大江网-新法制报 作者:柯书波 首席记者廖世杰
    链接:http://roll.sohu.com/20110919/n319769026.shtml)
    四、评论与思考
    1、《精神病人“被监狱” 司法鉴定制度需检讨》
      近段时间,发生在河南洛阳的“智障者吕天喜入狱案”引来社会热议。三年前出走的吕天喜本已被家人放弃寻找,但在三年后的最近,家人却收到了三门峡监狱的通知,称吕天喜即将刑满出狱,需要家人来接走。不过,吕天喜的案件档案上写的名字、年龄和住址与实际情况完全不符。这一离奇的经历使得他的家人怀疑智障的吕天喜可能“替人顶罪”了。随后,洛阳市司法机关就此案展开调查,目前已经确认,吕天喜并非“替人顶罪”,在三年前确实犯下抢劫罪。
      在排除吕天喜“替人顶罪”的可能性之后,一个更大的困惑被抛给了当地司法机关,即普通人都可以看出是个“痴呆”的吕天喜是否犯有精神疾病,他是否作为并无刑事能力的精神病人在监狱服满了三年刑期。目前,鉴定结果尚未出具,但案情发展至此,对于精神病司法鉴定启动程序的疑虑已是备受关注。
      承认精神病人在某种程度上有刑事责任豁免权是现代司法的基本要义之一。按照我国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精神病人在不能辨认或不能控制自己行为时造成的危害结果,经法定程序鉴定确认的,不负刑事责任。尚未丧失辨认或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但是可以从轻或减轻处罚。
      也就是说,不具刑事担负能力的精神病人有可能被免除或者减轻刑责,这一点在目前的司法界实际上已经形成共识。
      不过,在吕天喜案中,我们可以看到的事实却是吕天喜不仅被抓,而且还顺利通过侦查、起诉、审判三个环节,在警察、检察官、法官的眼皮底下,一路绿灯地进了监狱。(《南方周末》9月15日报道)作为遵照大陆法系传统的我国,在精神病鉴定层面秉持的是一种“中立式”的鉴定启动制度。从理论上而言,公安、检察、司法机关三方在办理此案时都可以启动对吕天喜的精神病鉴定,但通常的情况是,上述三家都可以管却又都不愿意管。
      这种“三不管”的情况直接导致了目前中国精神病患者人生权益的严重受损。供职于苏州市广济医院的精神科医生杜向东在一篇论文中提到,该医院曾对监狱送交的34个犯人进行“服刑能力”鉴定,以帮助监狱决定是否对其采取“保外就医”。鉴定结果是28例被评定为无服刑能力。这一组数据虽然并不能精确代表目前中国监狱中精神病人的比例,但是却提醒了我们必须重新认识这一问题的严峻程度。
      那么,“三不管”为何频频发生,那些“被监狱”的吕天喜们到底遭遇了公检法三方怎样的办事逻辑呢?参照当地政法界一位人士的分析:一是政法机关本身负有“绩效考核”的指标任务,一旦多一道精神病的鉴定程序,完成指标势必更加困难;二是公安机关没有专门的精神病鉴定经费,在无法找到吕天喜家属的情况下,精神病的鉴定程序也就被忽略了。而除了这位知情人士的解读,还有的一个重要因素在于目前司法机关的工作人员并不把精神病和精神病人视为“专门性问题”,从而拒不启动精神病鉴定。换言之,司法工作者的认知偏差也导致了精神病人“被监狱”人数的增加。
      2006年发生的“邱兴华特大杀人案”曾经引起过类似热议,当时五位法学家上书质疑法院对刑事案件中精神病鉴定程序的绝对启动权制度。即法院的审判工作人员仅仅是法律专业者,而并非精神病学的专家,这一认知上的不足导致握有绝对权力的法官可能会因此忽略了精神病人的合法权益。但显然,更为根本性的问题恐怕还在于前面提到的资金上的不足。缺乏利益支撑的现行鉴定启动制度,必须要解决的是“由谁来埋单”的问题。
      因此,总体上而言,要破解精神病人“被监狱”的难题,其一在于提升目前法律人士对于精神病问题的重视程度和认知水平;其二在于将刑事案件办理过程中的精神病鉴定费用纳入财政预算,以避免公检法各方相互推诿、贻误他人。
    (信息来源:南方都市报  
    链接:http://nf.nfdaily.cn/nfdsb/content/2011-09/20/content_30151334.htm)


    2、《不能再给“被精神病”留下法律后门》
        福建邵武市金店老板陈国明被妻子迷昏后强制送入精神病院。陈国明拥有资产约800万元,在入院后,其名下价值数百万元的股票和珠宝黄金被一卷而空,儿子也被转移。陈国明在确诊无病后,控告妻子非法拘禁却未被立案。专家表示,目前法律在此类案件审理存在空白。(9月19日检察日报)
        因医疗以外的目的而滥用精神病收治,已经严重威胁到大众的安全感。“一对一”与排斥对方环境因素的精神病诊断,是许多利用强行收治来排除异己甚至打击报复的“被精神病”屡屡发生的体制性、技术性土壤,虽然家属滥用监护权,将家人强送精神病院并转移财产只是少见的个案,但如何改变单一的诊断标准以及从细节处防范环境因素,应成为精神卫生立法的重点。   
        应明确规定,对存疑病情,需指定精神病专家组成会诊小组作出诊断意见,并对诊断意见与治疗全程负责。对公民自诉为上访者或指证可能存在蓄意迫害等复杂背景的,被诉为侵害方等有利害关系的单位和包括监护人的个人不能作为陪护人陪送当事人就诊,否则鉴定机构有权拒诊与拒绝收治,并依法报警。对由社区或其他无利害关系的组织以及亲友送诊的此类人员,一律由鉴定机构主管部门提请组成由相关公权机关和司法机关参与的会诊小组作出诊断结论。确诊患者在治疗期间的安全由医疗机构负责,直至康复出院交给法定监护人为止。
        对不能确诊或直接排除精神疾病的人员,应在合理候诊时间结束后由后接诊者负责保证其安全离开。无故留置公民的,医疗机构对其后果负主要责任,首问医务人员负直接责任。对因“被精神病”公民提起侵权诉讼的案件中存在鉴定机构和医务人员过失的,一律追究鉴定机构和诊断医生的法律责任。责令其公开道歉、处以罚款,直至吊销医务人员和医疗机构的资质。确定国家赔偿的,依法追偿包括医务人员在内的直接责任人,触犯刑律者移送司法机关究责。
        同时还需规定,对他人强制送诊的疑似患者应知道有财产问题或自诉有财产纠纷的,收治者一律通过所在单位或社区代为申请公处机构,对其享有权利的所有财产予以公证,公证确权后疑似患者的财产予以冻结。一般情况下,涉及经营的事项予以中止,除非监护人在当事人所在单位、社区或其他第三方监证下与当事人不少于五人的成人近亲属达成一致协议,同姓亲属需占半数以上。涉及当事人财产权的公证费用由监护人承担或委托者代垫,垫付的待确诊、治愈或恢复理智后由当事人承担。唯有此,才能从源头上防范“被精神病”侵权事件的重演。
     (来源: 中国法院网, 作者: 梁江涛
     链接:http://www.chinacourt.org/html/article/201109/22/465184.shtml)
    五、民间行动与倡议
    1、民生观察志愿者再次探访“疯人院” 湖南何芳武精神病院内呼救
     今年六月,国务院公布了中国精神卫生法草案,对“被精神病”现象设置了很多防范、惩治性条款,大有坚决阻止“被精神病”现象之势。然而,近日民生观察工作室又接到了湖南省永州市江永县允山镇向光村农民何芳武友人的求救信,反映何芳武在湖南省永州市精神病院已被关多年至今还在里面。2010年10月26日,我和郑创添曾经到湖南湘潭市第五医院探访了被关在这里的“精神病人” 辜湘红。2011年8月30日,受民生观察工作室之托我再次踏上了探秘“疯人院”之路,这次的探访对象就是何芳武。


    被关精神病院四、五年的何芳武看不到半点病态


    八月三十日下午五点左右,我几经辗转,颠簸了六个多小时后到达了永州市。随后,何芳武的四位友人也到达了永州市,我们很快见了面。其实何芳武的友人和何芳武一样也是湖南当地的访民,他们在上访路上认识。大家都是受苦受难人,他们因此结缘,何芳武在被关进精神病院后曾多次向这些友人求救,这些友人一致认为何没有精神病。


    八月三十一日早晨八点二十分左右,在知情人带领下,我们很快就到了关押何芳武的所在地—-永州市精神病院二病区。在向医生通报之后,我们顺利地进入了病区的第一道铁门,在等候区等候医生通知何芳武出来见面。在等候期间,有另外一位探访病人的家属告诉志愿者,这个精神病院里关押了不少的上访人员,可能有十多位以上。几分钟后,何芳武在医生的陪同下走出了第二、三道门。何芳武看上去神采奕奕,面容清爽,衣着整洁,看上去没有半点病态。在医生的允许下,我开始了与现年45岁的何芳武的交谈。


    何芳武:我一家二十多年的遭遇


    1989年,我父亲何祥仔担任向光村村支书期间,举报时任允山乡副乡长蒋育祥贪污救灾钱粮无果。蒋育祥记恨在心,1990年4月我父亲何祥仔村支书职务无故被免。


    1992年9月22日、23日,因我三叔儿子计划生育超生之事,当时在允山乡党委书记朱治清、副乡长蒋育祥的带领下,几十人冲进我家,以包庇计划生育为名,对我家实行了“龙卷风”式的打砸抢,并推倒我家房屋。在我父亲要求朱治清出示公安机关逮捕证明时,朱恼羞成怒,对我父亲拳打脚踢,导致我父亲当场吐血身亡。奶奶在得闻噩耗之后,活活气死。母亲为权势所逼,不得不带年仅十一岁的三弟背井离乡,乞讨天涯。在乞讨途中,三弟不幸走失,至今下落不明,生死不知。母亲走投无路之下改嫁了他人,幸福美满的家庭就这样家破人亡了。我从此走上艰难的上访之路。


    1992年到2003年,我一路上告,得到从中央到省委、地委的各级政府重视,并批示要求地方政府依法查处,合法办理。而无论上级如何批示,一到江永县党委副书记唐长久那里就石沉大海,他采取推诿、拖延、阻碍、干扰、封锁各种手段打压我的合法要求。后来才知道唐长久与朱治清是一伙的,他们互相狼狈为奸。唐罔顾国法党纪,竟然提拔无视人权的朱治清为江永县司法局长。2010年,唐长久因贪污腐败等问题被查处判决也证实了我的说法。


    2000年4月23日到4月30日,在唐长久的指示下,我被非法拘禁一个星期,期间受到拷打和威胁,企图用暴力胁迫我不再继续向上级反映情况,免得影响他的政绩。


    何芳武:我没精神病 拦温家宝的车就该关精神病院吗?


    2003年12月18日,我在中纪委上访时,被江永县信访局黄副局长、江永县政法委副书记何绍云(音)等人抓了回来。他们编造谎言、伪造文件和证明把我强行关押进了永州市精神病院。关进精神病院后,医生护士就强迫我吃药打针,我当时不从,他们就给我过电,过电时真是生不如死呀。2006年1月9日,我终于走出了精神病院。我几年药吃下来,身体都跨了,走路时都跌跤子。


    出来后我继续上访,2007年9月11日中午我在北京拦了温家宝的车,结果湖南省委一位副书记、江永县委副书记、江永县公安局刘局长、信访局黄局长、允山镇何镇长一大批人跑到北京抓我。13号我被押回来后,即被被再次关进了永州市精神病院。这次关进来后,医院知道我没精神病就没让我吃药打针,也没再电击我。


    但我每次提出来要出院,医院都说必须得政府的批准。这次到现在我在这里马上将整整被关四年了。我没精神病,拦了温家宝的车就该永远关在精神病院里吗?


    护士医生透实情:是江永政府让关的 不用你们出    钱


    在精神病院内,我们以何芳武亲属的身份提出来要接何芳武出院,结果遭到了护士和医生的断然拒绝。


    我问:何芳武出去要办哪些手续?


    护士答道:我们没这个权利


    我:但是他没病呀!


    护士:我知道,是政府的。


    我:哪个政府?


    护士:江永县政府。


    我:他没病就是非法拘禁。


    护士:那你去找县政府。


    我:在这里关起来我们家属也出不起钱呀。


    护士:不要你出钱,政府出。


    何芳武何时才能走出精神病院
    何芳武说,我没有精神病,我整个家族都没有精神病史。江永县信访人员是担心我去北京上访,影响领导的政绩,甚至揭了他们的疮疤才伪造精神病鉴定,在没有得到我家人允许和知情的情况下,非法强制把我拘禁在精神病院的。他们不惜花每年5万元的高代价把我关押,这个医院里还关押了很多其他地方的上访人员,希望大家能关注我们的遭遇,还我们以自由。


    在我(志愿者肖勇)看到的一份有关何芳武的“鉴定书”中,尽管鉴定书称何芳武“神志清晰”“口齿清楚”,但他还是被鉴定为了“偏执性精神障碍”,而他偏执的主要证据是“多次上北京告状”“无理纠缠领导干部”。该鉴定书还说何芳武此前就送过精神病院。不过何芳武说,从来就没有什么专家给他做过精神病鉴定。


    从我和何芳武的接触来看,他头脑清晰,思维敏捷,吐词清楚,记忆力超强,根本就和精神病沾不上半点关系。和何芳武通过电话的民生观察的刘飞跃也有同感。


    在要离开医院的时候,我从何芳武的眼中看到了他对自由的强烈渴望,我的心灵和良知受到了强烈的拷问。在一个自称法制国家的社会里,在朗朗乾坤之下,竟然发生着如此惨绝人寰的严重践踏人权和法律的恶性事件。我想问一句:江永县信访官员们,你们的心难道是铁打的?你们的良知和道德就不担心受到谴责和惩罚?我希望这样的恶性违法事件能引起全国人民的关注,并在此敦促你们,尽快释放被非法拘禁的何芳武以及其他相关人员。有错就改,有罪必究,这样才能真正落实中央关于创建和谐社会的宗旨,建设公平、公开、公正的法制社会,还人民以公道。


    志愿者肖勇
    民生观察工作室
    2011-9-2


    2、《中国精神病收治制度法律分析报告》
    下载《报告》全文地址:http://ishare.iask.sina.com.cn/f/16130529.html
    《中国精神病收治制度法律分析报告》摘要
    据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2009年统计显示:我国有各类精神病人一亿以上,但是医疗资源极度匮乏。然而,更严重的问题是有限资源配置错位:“该收治的不收治、不该收治的却被收治”,这使公众面临着双重威胁。
    报告通过对100多个真实案例、30余种法律规范以及300多篇新闻报道的综合分析,揭示出我国精神病收治中资源错位造成的“该收治的不收治、不该收治的却被收治” 的混乱局面,同时指出制度缺陷背后隐藏的三个理论谬误,并研究了精神卫生立法现状和趋势,提出解决问题的五点建议。其中“建立有效的异议机制”,“推广法律代表制度”是本报告的核心建议。
    现状:资源配置错位,公众遭受双重威胁
    报告通过对大量真实个案(刘亚林杀童案、陈建安弑兄案、江苏朱金红案、广州何锦荣案、深圳邹宜均案等)的分析,发现我国目前的精神病收治局面十分混乱。一方面,应当被收治的患者由于无力支付医疗费,无法获得住院治疗服务。这部分患者,有些被家人长期禁锢、有些被家人遗弃从而流落街头。部分流浪街头的患者不仅自己的生命安全无法获得保障,还会对社会公共安全构成了极大危害。另一方面,大量无病或无需住院治疗的患者,却因为利益冲突原因被送进精神病院,承受丧失人身自由、接受过度治疗的痛苦。这种“该收治不收治、不该收治被收治”的情况导致了原本稀缺的医疗资源的错误配置及浪费。公众也因此面临着双重威胁。
    原因:我国精神病收治制度存在八大缺陷,为医生滥用权力提供条件
    报告指出了当前我国精神病收治制度的八大缺陷:
    第一、非自愿收治没有门槛。包括非重性精神疾病患者、疑似精神疾病患者在内的所有人都属于非自愿收治的对象。
    第二、非自愿收治没有程序规范:既无司法程序保护,又无医学评估要求。公民可以在违背本人意愿的情况下被送进精神病院。
    第三、否认公民拒绝住院的权利。医院以缺乏“自知力”为由,认定被送治人为无行为能力人。
    第四、将送治人视为监护人。监护人自动产生,医院擅自扩大监护人范围,将付款人视为监护人,且监护人可以代替被送治人行使决定权。
    第五、出院遵循“谁送来、谁接走”的规则。医院坚持只有送治人才能接当事人出院,即便当事人已具备出院条件,非经送治人同意,当事人也不得出院。
    第六、住院期间没有纠错机制。一旦被收治,没有医院以外的第三方机构受理被收治者提出的异议。
    第七、司法救济失灵。出院后,如果当事人通过诉讼来维护自身权益,经常被法院以“无诉讼行为能力”驳回起诉。即使成功立案,又往往脱离“人身自由”的争议焦点,陷入“医疗纠纷”陷阱。
    第八、侵权赔偿数额极低,无法弥补被收治者遭受的损害,也不足以惩戒滥用收治的侵权行为,无法起到阻吓作用。
    理论:精神病医学的三个“指鹿为马”,任何人都可能被收治
    ……
    (来源:契约监狱,作者:衡平机构,链接:http://psychosis2008.blog.163.com/)
    六、学习与借鉴
     《 精神病院:现代文明无法割除的“肿瘤”》
    中世纪以来对精神病人采取隔离等非人道方式,法国医生开创现代精神病院疗法
    契诃夫的小说《第六病室》中塑造了一座阴森恐怖的精神病院。小说中的医生因为同情病人,和病人交谈,被其上司认定也患上了精神病,最终被强制关入院中,悲惨死去。而契诃夫笔下的精神病院,实际上是19世纪以前的疯人院(Lunatic asylum),中世纪以来,精神病患一直多被认为是恶魔附身,对其所谓的治疗也多是打着”驱邪镇魔”的酷刑或者巫术。更有甚者将其关入监狱或者干脆活活烧死。直到18世纪,法国医生皮内尔(Philippe Pinel)开创了对病人的”道德疗法”(moral treatment),才使得残酷冷漠非人道的”疯人院”传统得以初步改善。
    随着现代医学进步,精神病也成为一种可以被诊断和治疗的疾病,研究者开始寻求治疗方法。精神病院广为出现,开始收治各类精神病人。  
    法国医生菲利普•皮内尔改变了传统惨无人道的疯人院诊疗模式      
    精神分裂症患者暴力风险比正常人高4-7倍,公众与社会离不开”疯人院”
    但由于一些重症精神病人有伤害自己或者他人的暴力行为,因此精神病院也成为强制性治疗和隔离精神病人的场所。 ……
    20世纪30-50年代,美国患有严重暴力倾向的精神病患,会被强制执行”脑前额叶切除手术”,该手术源自1935年,富尔顿和雅克布森对黑猩猩的手术试验,试验后的猩猩攻击性大幅降低。它引起了葡萄牙医生安东尼奥•莫尼斯的兴趣,被其推广到人类临床试验上,并获得成功。莫尼斯也借此获得了1949年的诺贝尔医学奖。受到莫尼斯启发,美国医生沃尔特•弗里曼发明了一种更为迅速便捷的手术方式,这种手术开始被美国精神病院广泛采用,在1936到50年代期间,美国约实施了4-5万例手术,仅弗里曼本人就做了3500例。
    但由于当时的技术条件和科学认识的不足,因并发症严重,脑科学研究的进步也使得学界意识到,该手术缺乏明确的神经生理依据,属于”边研究边改造人脑”的高风险手术。它开始受到社会舆论的强烈指责和批评。
    1960年肯尼迪推动人性化的社区治疗模式,精神病治疗不再单靠精神病院
    1960年,肯尼迪当选美国总统。值得一提的是,其妹原本被认为是智能发育障碍,后被确诊为精神分裂症,并接受了额叶切除手术。肯氏当选总统后,十分热衷于修订针对精神病患的国家政策。61年,在精神疾病及健康委员会(JCMH)法案中,政府授权国家精神健康研究院(NIMH)主导全国精神疾病的防治工作,美国精神病治疗开始从精神病院等机构治疗转向旨在使精神疾病患者维持正常生活的社区治疗。
    63年,肯尼迪政府决定,将医院中的慢性精神病患转移至社区,希望其能够接受以社区为基础的照顾,并由联邦政府大量拨款, 推动社区心理卫生中心法案(Community Menta-Health Centers Construetion Act)。该法案中特别强调,精神分裂病患在六个月内可被治疗, 应将机构中所收留的病患放回社区之中。这种精神病诊疗的社区化潮流,一直延续至今。   
    肯尼迪政府时期,美国对精神病政策开始进行大幅调整     
    精神病鉴定日渐细化,脑部扫描和医师诊断相互配合
    而在技术层面,精神病研究历经一个多世纪的不断探索,结合了心理学、病理学、生物学以及精神病学等多学科的更新成果,形成了今天精神病诊疗的两套通行参考标准:世卫组织(WHO)推荐的国际标准和美国精神病学会的诊断标准。根据这些权威的诊断标准,精神疾病主要包括器质性精神障碍,药物性精神障碍,精神分裂症,情感性精神障碍(比如狂躁症、抑郁症),癔症,心理引起的生理障碍(比如厌食、失眠等)和儿童心理发育障碍等。在这些精神疾病中,以精神分裂症最为严重,而抑郁症、癔症、心理障碍等属于轻症精神疾病。
    对于脑血管疾病或者大脑损伤导致的痴呆等,可以通过脑部扫描(CT和MRI)来确定病理性改变。还有一些由特殊病症引起的精神障碍,比如梅毒感染、甲状腺病、脑瘤、肾衰竭等也可导致精神疾病,通过针对性的生理检测便可。对于吸食毒品和管制药物导致精神障碍的病人,可以做药物筛查。然而,对于更多即没有器质性病变也没有服用迷幻剂等药物的精神病人,医师则主要根据病人的自我陈述,凭其专业知识与经验,判断当事人罹患何种精神疾病。在美国,对于精神病医师的要求也非常严格。[详细] 
    类似CCHR之类的民间组织,推动了美国精神病立法和精神病治疗方式的改变     
    只有在危及人身安全时才能强制入院,强制超过3个月由监委会自动监管
    只有在精神病人病情极为严重,如果不进行治疗会危害到自己或者他人的人身安全时,才能对病人采取强制性治疗措施。战后美国对精神病人进行强制性治疗形成了一套严格的法律法规,并有相应的监管机构。根据精神卫生法规定,必须向审查委员会递交治疗机构资料、诊断证明、病人意见书(无论同意或者拒绝)、保护人(监护人、家属)意见书,经过审查委员会批准,才能对病人进行强制性治疗。审查委员会的成员必须包括精神专科医师、心理医师、护理师、社会工作者、病人权益促进团体代表、法律专家等。值得一提的是,此种模式已经被推广开来,台湾也有类似的监委会,在芬兰,病人的意愿要得到充分考虑,病人甚至有权向监委会提出申诉;当对某位精神病人的强制性治疗超过3个月,该病例由监委会自动监管。
     美国精神病百年历程中发生过种种悲剧,精神病相关的故事还有很多。但科学研究的进步,加之媒体揭黑不断带来伦理思考,促使政府不断立法改变相关政策,不但减少了正常人”被精神病”的可能,还促成了精神病患的权益保障的不断提高。
    (来源:网易新闻
    链接:http://news.163.com/special/reviews/usmentalinstitutionhistory.html)
    【结束语】:
    《精神卫生法(草案)》已获得国务院常务会议的通过,此项立法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中,相关调研活动亦在同时进行。精神卫生立法在中国已经进程了二十六年,期待这二十六年的努力能够呈现出好的结果,以使得相关权益人的权利得到很好的保护。科学研究的进步,媒体的声音,民间团体的参与,对一部好的法律的制定是必不可少。立法进程中的阻力不仅仅是因为有保守势力的存在,更有认识不足或者立法技术不到位等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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