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客

—我们全家人的控诉

控诉人：汪小燚，男，汉族，四川省南部县人，1999年入伍，空15军44师司训大队战士。
控诉人：罗玉英（汪小燚母亲）四川省南部县人，身份证号码512922195605070047，联系燚电话18086915868。
控诉人：汪元培（汪小燚父亲）四川省南部县人，身份证号码512922195407260034，联系电话18086915868。

一、请求事项：请求调查处理“汪小燚问题”

二、事实及理由：

（一）汪小燚被部队错误关押、除名，关押期间遭受虐待，发高烧未及时救治，导致左肾坏死、精神失常，南部县武装部、南部县地方政府未接收汪小燚除名。在此情况下，部队与汪小燚父母单独协商，书面承诺给汪小燚治病和办退伍手续。在汪小燚的父母接收汪小燚人和档案后，出尔反尔既不治病也不办退伍手续。（相关事实见第一组证据）

1、汪小燚，男，生于1981年12月16日，四川省南部县人，1999年入伍，服役于空15军44师司机训练大队（95964部队）。2001年6月27日下午，汪小燚因外婆去世请假回家顶撞了领导（营教导员赵玉民批了其他两个同龄兵半个月事假而不批汪小燚的三天丧假，汪小燚说教导员带兵不公，教导员大怒打了汪小燚两耳光）汪小燚给上级首长打电话反映情况，还未通话就被控制关押。头三天三夜被扒光衣裤鞋袜，双手铐在窗上，站立窗前任由蚊子叮咬。因难以忍受非人折磨而哭喊被守卫士兵暴打。关押期间属高温时节未得到食品、饮水，高烧昏迷到第四天才苏醒，要求枪毙算了，看管的人才送来水和饭，搬来一架铁床，将汪小燚单铐在铁床上。《纪律条令》第七十六条规定：当违反纪律的军人处于伤病严重时，应当先行照管或者治疗，再行处理。但司训大队不对汪小燚及时进行治疗，在高温酷暑蚊子叮咬中连续关押16天后，上双铐押进600多人的除名大会，以原已作了严重警告处理的“外出上网”为由宣布对汪小燚除名，立即押上车，遣送原藉。途中火车上，押送人员牛海欣、钞俊锋不顾汪小燚发高烧的实际情况，将其铐在餐车上。到南部县后在一个名叫“百草堂”的个体诊所开药在蓝天宾馆给汪输液退烧，连续几天不见好转，于2001年7月23日才将汪小燚带到南部县人民医院门诊检查。B超透视：左肾缩小并肾孟积气，

2、南部县武装部、南部县地方政府因汪小燚病情严重，除名处分事实不清、处分材料不齐而拒绝接收汪小燚除名。在此情况下部队与汪小燚父母单独协商，书面承诺给汪小燚治病和办退伍手续。司训大队政委韩少剑代表部队要汪小燚父母（父汪元培、母罗玉英）收下汪小燚，如果不收，部队就将汪小燚交到沙阳农场劳改，如果收下汪小燚，则不作除名处理，而作退伍处理。2001年7月31日，司训大队政委韩少剑和政工干事王涛当场代表部队书面承诺给汪小燚办理退伍手续，其内容为：“汪小燚父母，鉴于各种客观原因，我们年底给汪小燚办理有关退伍手续，望家长配合并放心。”

3、2001年7月31日，司训大队政委韩少剑和政工干事王涛将汪小燚本人、部队给汪小燚办理退伍手续的书面承诺、汪小燚挡案、2000元治疗费一并交给了汪小燚的父母。同时要求南部县武装部出具了证明。其内容为：“兹有你部战士汪小燚经部队与其父母协商、同意接收”。其中“协商”二字后面是顿号，然后是“同意接收”四个字，证明了是部队与汪小燚父母协商后，汪小燚父母同意接收了汪小燚。

4、南部县政府县武装部当时不接收汪小燚，而我们作为父母接收汪小燚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第一，我们当时看到汪小燚很害怕，不知道他犯了多大的军法，司训大队政委韩少剑当时代表部队找我们谈话，说汪小燚已被军部除名，这是最轻的处理，如果我们收下汪小燚，则不作除名处理，而作退伍处理。第二，韩少剑讲汪小燚有肾病，是先天性的，部队医院已作了结论，但部队仍要给汪小燚治疗，对此，汪小燚父母提出质疑并与之激烈争执。当时汪小燚被部队控制，我们不能单独和汪小燚见面，只知道一直在宾馆和医院输液。我们之所以收下汪小燚，是急于要弄清楚到底有些什么病，是不是先天性，这是最主要的原因。第三，部队已书面承诺对汪小燚不作除名而作退伍处理，并有书面凭据。

5、韩少剑等人代表部队将汪小燚本人及挡案、办理退伍手续的书面承诺和2000元治疗费交给汪小燚后父母后离开了南部县后。2001年11月、12月，汪小燚父亲汪元培两次到部队，部队却以汪小燚已经除名、病是先天性的为由出尔反尔既不治病，也不办退伍手续。

6、汪小燚左肾坏死、精神失常是部队造成的，应由部队负责治疗。汪小燚入伍时，经过了严格的体检，入伍后三个月部队又进行了复查，证明汪小燚入伍前身体健康，到部队服役至关押除名前，汪小燚没生过病。2004年初，空15军对汪小燚问题进行调查，其调查资料中，证人“在我们连队时没有看过病”的证言可以证明汪小燚在除名关押前的身体没病。

部队为掩盖汪小燚在关押期间遭受虐待、发高烧未及时救治导致左肾坏死、精神失常的事实，称：“在部队、汪家均在场的情况下，2001年7月23日经南部县人民医院和2001年7月26日成都空军医院诊断，两家医院诊断结论一致，确认汪小燚左肾委缩是先天性的与部队无关”。这是无中生有的谎言，且一直不敢把证据拿出来质证。事实上，南部县人民医院讫今为止从未出具过汪小燚左肾先天性发育不良的检查报告或诊断报告，而是在2001年7月23日通过B超透视出汪小燚“左肾轮廓模糊不清，约7.5CM×4.2CM大，查见肾孟不规则暗区，左肾缩小并肾孟轻度积气”。当天，用医务证明建议转入上级医院检查治疗。南部县处理信访突出问题及群体性事件联席会议办公室2009年2月17日南信联办（2009）5号《关于协调解决罗玉瑛信访事项的有关情况报告》也证明了南部县人民医院2001年7月23日的诊断结论并没有部队所说的“先天性发育不良”。2002年10月11日，成都空军452医院对汪小燚进行B超、CT等检查后是“建议进一步检查”。空15军（2004）司军字第11号《关于汪小燚问题重新调查情况》称汪小燚在关押期间没生病。但其相关调查材料中五连连长钞俊锋等调查笔录、汪小燚的书面检讨可证明汪小燚关押期间在生病发高烧。

2001年10月11日、2002年4月9日、4月16日华西医科大学第一医院通过核医学等多种科学手段诊断确认汪小燚是因患肾小球肾炎未及时治疗导致左肾病变性缩小，肾功能重度受损，右肾功能代偿性增高。南充市通正司法鉴定中心南通司鉴（2002）临鉴26号《法医学鉴定书》和南通司鉴（2002）精鉴27号《精神病鉴定书》确认：“左肾萎缩，右肾功能代偿性增高，肾功能重度受损考虑由急性肾小球肾炎所致，其在行政看管期间气温高，进水少、疾病未得到及时治疗是促成上述损伤的重要因素”。“目前患有延迟性心因反映之精神障碍，该病的发生、发展与其在部队所受处分、行政看管、除名所致的心理创伤及左肾萎缩所致的心理压力密失切相关”。

7、汪小燚除名存在重大错误，应当撤销除名处分。办理相关复员退伍手续。事实及理由如下：

（1）事实不清。部队对汪小燚行政看管、除名的依据是“6月2日发了津贴后到地方网吧上网三天”。汪小燚挡案资料、南部县武装部2002年4月17日给成都军区军事法院的《关于未接收汪小燚除名的复函》均证实汪小燚累计上网只有11天而不是18天。最后一次上网是6月2日，此问题已在6月9日进行了严重警告，汪小燚档案资料中没有6月2日之后有违纪违规的事实。《纪律条令》第五十四条规定：对一次处理的一种或者多种违纪行为只能给予一次处分。因而，上网的问题已给予了严重警告，不应再作为行政看管、除名的依据。

空15军为欺骗上级，掩盖行政看管、除名中存在的问题，于2004年2月16日以（2004）司军字第11号《关于汪小燚问题重新调查情况》称：对汪小燚行政看管和除名都是因汪小燚2001年6月26日外出上网三天。但自相矛盾的是，部队档案中《行政看管审批表》上列明的行政看管事由是：“6月2日发了津贴后，该同志到地方网吧上网三天。”而并不是6月26日外出上网三天。况且汪小燚6月27日已被关押，何来6月26日外出上网三天？

（2）程序不合规，没有规定的书证要件。《纪律条令》第六十条规定：处分决定必须填写《处分登记（报告）表》。将《处分登记（报告）表》、处分通令以及其他有关的处分材料归入本人档案。但汪小燚的档案中没有除名的任何书面材料。显然，对汪小燚除名未经层层调查核实和审批。

（3）部队未将汪小燚公对公移交地方，汪小燚挡案至今仍在汪家。2002年4月17日，南部县武装部给成都军区军事法院的《关于未接收汪小燚除名的复函》、南部县民政局2002年9月2日《关于对汪小燚除名处理及病情问题提出以下几点看法》、南部县人民政府2008年8月4日《关于协调解决罗玉瑛信访事项有关问题的函》、南部县处理信访突出问题及群体性事件联席会议办公室2009年2月17日以南信联办（2009）5号《关于协调解决罗玉瑛信访事项的有关情况报告》均证明部队将汪小燚人和挡案交给了汪小燚父母，至今未对公移交地方。

8、汪家对部队所作所为不服，向成都军事法院提起了诉讼，部队派出军、师、团联合工作组到军事法院通过军队系统协调，把案子压了下来，向南部县政府、南部县武装部提出协商处理问题。

（二）2004年6月，部队和南部县政府县人武部与汪小燚父母在湖北省广水市协商处理汪小燚问题，形成阴阳两个文件。一是决定给汪小燚办理办理复员手续手续的《“6.12公函”》。二是用来对付上级的《关于一次性处理汪小燚及其父母汪元培、罗玉瑛请求解决有关问题的协议书》即《“6.12协议”》。在汪家人在《“6.12协议”》上签字后，部队和南部县政府、县人武部对《“6.12协议”》进行了两地违法公证之后，部队故伎重演再次出尔反尔，不和汪家人联系，更不要说兑现。2004年7月28日，由空44师牵头，和南部县政府、县人武部以《关于处理汪小燚问题的情况报告》蒙骗上级说汪小燚问题已经处理完毕，处理的内容就是《“6.12协议”》的条款。汪家人无法与部队取得联系，请求南部县政府、县人武部敦促部队兑现，却被敷衍推逶，被迫于2004年10月开始上访。但上级领导机关以部队和南部县政府已经把问题处理完了为由不接访。在这种情况下，南部县政府不但不敦促部队兑现，反而和部队一起拦截汪家上访，共同蒙骗上级说汪小燚问题已经处理兑现完毕，上访是无理取闹。动用警力对汪家打击迫害，揑造“汪小燚犯了强奸罪正在通辑”的谣言，以莫须有的罪名对汪家人非法关押、拘留、毒打、劳教、抄家，抄光不留锅碗瓢盆。为辩明《“6.12协议”》签字及并未兑现的真相，我们遭受了身体和精神上的严重摧残和巨大的经济损失，受尽了人间屈辱，过着非人的日子。至今，处理汪小燚问题的阴、阳两个文件即《“6.12公函”》、《“6.12协议”》都未兑现。如果认为上访是错误的，那就只能推断为部队永远不兑现，汪家也永远不能向上级反映情况。（相关事实见第二组证据）

1、2004年6月5日-12日，空44师及司训大队、南部县政府、县人武部与汪小燚父母在湖北省广水市协商处理汪小燚问题。协商结果是：由部队给汪小燚办伤残和退伍手续；给汪家经济补偿15万元，部队立即派人到南部县将钱款一次性付给汪家；立即启动办证程序，送汪小燚到部队医院形成病历挡案，收回汪小燚的部队人事挡案将汪小燚正式移交地方。另由南部县政府给汪家2万元，其中退伍安置费1万元救助1万元。部队以空15军军部原已对汪小燚问题作了结论并上报了空司总部，连军委领导都知道，这次处理问题的结果也要上报总部，因而不能将办伤残和退伍手续的内容列入协议为由，搞了阴阳两个文本：一是决定给汪小燚办理伤残和退伍手续的《“6.12公函”》其内容为：“待收到南部县人民政府《关于给汪小燚办理复员手续的函》后，部队将按建议函的内容，给予办理有关复员手续”。并当场宣读、验看。二是用来对付上级的是《“6.12协议”》，没有办退伍证的内容，办伤残没有责任义务，经济补偿15万元文字表述为“救助金”。整个协议没有履行的时间、地点和方式。部队和南部县政府、县人武部异口同声的反复说这是报上级的，不需要这么具体，更不能将将办伤残和退伍手续的内容列进去，不管协议内容对你们有利无利都不能作任何修改，以“一个字都不能改，要修改协议，汪小燚问题就不解决，马上就走人”进行威逼恐吓，同时信誓旦旦的保证给汪小燚办好伤残和退伍手续。要我们相信组织，相信部队，相信政府。。汪小燚父母正是在部队、政府信誓旦旦的保证，相信部队决定给汪小燚办理有关复员手续的《“6.12公函”》的基础上在《“6.12协议”》上签了字。

2、这次到部队处理汪小燚问题，政府拨了2万元专款（包括汪小燚父母在内），南部县工作组（南部县人武部政委冯祥权、副县长祝琳信、访局副局长张黎民）却不准汪小燚父母同行，工作组成员带着丈夫（老婆）随行，到湖北广水后由部队接待住宾馆吃宴席，汪小燚父母到部队后安排住营房，吃饭有一顿没一顿，《“6.12协议”》签字后工作组成员及其亲属立即从汪小燚父母视线中消失，事后得知是部队用公款陪同旅游去了。汪小燚父母无人问津，，汪小燚父亲汪元培返回四川途中在随州火车站遭暴力伤害，向工作组求救全部是关机。工作组在花费了部队的接待费用、独享政府2万元拨款之后，回南部县后又报了差旅费。

3、《“6.12协议”》签字后，部队和南部县政府县人武部将用来报上级的《“6.12协议”》以假作真在四川南部县、湖北广水市两地违法公证。其中南部县的公证由祝琳、张黎民出面布置，明知汪小燚是司法鉴定确认的精神病患者一直在治疗，不能识别自己的行为后果，未移交地方无户口无身份证明，未参与解决问题的现场协商，不了解协商结果及《“6.12协议”》的签字过程，。却昧着良心背着汪小燚父母给汪小燚一包烟50元钱引诱汪小燚在《“6.12协议”》上签字，以政府的名义要求南部县公证处越过公证程序对《“6.12协议”》违法公证，为换取其女儿到部队当兵和丧尽天良的“政绩”，祝琳亲自出马，将南部县公证处的违法公证拿到湖北广水进行违法公证，让骗签的《“6.12协议”》和进一步蒙骗中央加双保险。之后一直不将公证之事告之汪小燚父母，而汪小燚父母既是《“6.12协议”》当事人，也是汪小燚的监护人，违法公证4年后，好心人告诉我们公证一事，我们才知道，向公证处讨要公证书，只给了我们一份复印件。

4、《“6.12协议”》违法公证后，冯祥权、祝琳、张黎民对南部县县委县政府领导长期隐瞒了《“6.12协议”》签字真相。2004年7月28日，由空44师（95971部队）牵头，和南部县政府、县人武部以《关于处理汪小燚问题的情况报告》蒙骗上级说汪小燚问题已经处理完毕，处理的内容就是《“6.12协议”》的条款，只字不提应由南部县政府配合部队给汪小燚办理复员手续、只字不提《“6.12协议”》签字的前提是《“6.12公函”》、只字不提《“6.12协议”》公证违法的事实，只字不提《“6.12协议”》并未兑现的事实。

5、《“6.12协议”》签字并公证几个月后，部队一直不兑现。汪家无法与部队取得联系，请求南部县政府、县人武部敦促部队兑现，却被敷衍推逶，汪家一方面给汪小燚治病，一方面被迫于2004年10月开始上访，但党政军领导机关及其信访部门因受《“6.12协议”》及其公证书和《关于处理汪小燚问题的情况报告》的误导，以为问题已经得到了解决，对信访事项不予受理。在这种情况下，南部县政府不但不依据相关文件、协议主动敦促部队兑现，以化解矛盾，反而动用警力截访，对汪家打击迫害，以莫须有的罪名对汪家人非法关押、拘留、毒打、劳教、抄家，抄光不留锅碗瓢盆。使汪家人身体和精神遭受了严重摧残，并蒙受了巨大的经济损失。其中：

（1）对汪小燚母亲罗玉英非法劳教。2006年2月，南部县公安局到总政治部信访窗口截访，将罗玉英抓回南部县看守所秘密关押达49天，逼罗玉英同意不再要求部队给汪小燚办理伤残证退伍证，在遭到拒绝后，遭到拒绝后，在罗玉英有陈旧性肺结核且属传染期不符合劳动教养条件，四川省女子劳教所拒绝接收罗玉英劳教的情况下，违反程序非法鉴定罗玉英没有疾病。报南充市劳教委对罗玉英处以劳教。罗玉英不服当即提起行政诉讼，一审现场释放了罗玉英，纵观南部县公安办的这个劳教案，事实不清，缺乏合法证据，违反法定程序，适用法规错误。

（2）揑造“汪小燚犯了强奸罪正在通辑”的谣言误导中央军委有关部门。2005年8月，南部县公安局利用汪小燚与女朋友陈小琳的纠纷，以“汪小燚犯强奸罪在逃已通辑”误导中央军委有关部门，2006年2月25日，中央军委办公厅、总政治部办公厅、信访局在《关于罗玉瑛反映问题处理情况》中提到汪小燚因涉嫌强奸罪在逃正被追捕、通缉。而事实上，汪小燚一直在南部县，为什么要通辑？如果犯了强奸罪，为什么至今不抓人？此事应由南部县有关部门向被误导的部门澄清真相但这么多年一直没有结果。

（3）2006年4月11日，汪小燚父亲汪元培到南部县看守所探视罗玉英看守所工作人员暴力伤害。在登记时，值班室内一名看守所工作人员气势汹汹地吼问汪元培是干啥的，汪说是来探视罗玉英的，一听此话，此人突然从室内冲出来封住汪元培领口，摔倒在地拳打脚踢，当时，值班室内有几名狱警，现场还有两名武警，一直站在旁边，其中一人还拿着警棍，汪元培大声呼救，但无人制止，汪元培很快被打昏，醒来已在楼上的办公室。经诊断，汪头部脑震荡、脑冠状缝分裂，双脸及头部青紫、肿胀，软组织多处损伤，几个月双脸青紫、肿胀末消，至今头经常昏痛，天阴更甚，还在治疗中。在被打的第4天，南部县公安局作为这一暴力伤害案件的责任人、厉害关系人和案件的办案人，在治疗末终结、末作伤情鉴定的情况下结案，乱作结论，认定看守所人员谢双龙在“开车回看守所，在看守所院内与汪元培发生纠纷，谢双龙在纠纷过程中，将汪左眼打伤。”汪元培对结论不服，提出重新调查处理，但至今未有结果。

（三）汪小燚父母在部队信誓旦旦的承诺并立下书面字据后，为尽快给汪小燚治病，相信部队不会骗人，于2001年7月31日从部队手中收下了汪小燚人和挡案，2004年6月12日在《“6.12公函”》的基础上在用于报上级的《“6.12协议”》上签了字。当时都是以部队的书面承诺给汪小燚治病和办病残、退伍证为前提的，但部队两次都是出尔反尔，达到目的后至今什么都不兑现。令人难以相信人民军队会干出这样的事，但这是事实。到现在18年了，用来报上级的《“6.12协议”》内容并未履行，钱款15万元部队不付给汪家，也未“负责积极向上级主管机关和地方民政部门申报为汪小燚办理病残”。更不要说按《“6.12公函”》给汪小燚办理复员手续。到现在18年了，祝琳等人在处理汪小燚问题中弄虚作假，欺下瞒上、搞权钱交易等违法乱纪行并未得到追究。到现在18年了，我们得到的只有被折磨成肾坏死、精神病后又由部队交给其父母的汪小燚及其挡案，以及为辩明真相而遭受的身体和精神的严重摧残和巨大的经济损失。（相关事实见第三组证据）

1、2011年9月、2014年1月，南部县公证处、广水市公证处分别撤销了《“6.12协议”》的《公证书》，证明了公证事项的违法事实，宣告这个用来报上级的《“6.12协议”》及其公证事项自始无效。

2、部队作为兑现汪小燚问题的主动方，至今不兑现也不和我们取得联系，军、师、团都是电话不接，门不让进，不签收邮寄的信访材料。甚至在《“6.12协议”》的公证因违法被撤销后，部队还是认为《“6.12协议”》及其《公证书》有效，部队已按协议兑现完毕。我们认为这是不讲事实、不讲道理、不讲法律、以强欺弱的行为。

3、南部县政府、南部县武装部作为处理“汪小燚问题”的当事人、责任人。这些年来以问题属“三跨三分离”不属自身职权范围为由将应承担的责任、应履行的义务推诿的一干二净。南部县武装部明知部队军事法院、地方各级法院都不会立案、审理“汪小燚问题”，却推诿要我们去找法院走诉讼程序。南部县政府则由其下属滨江街道办在网上信访平台上胡说八道地乱答复，误导领导机关，甚至用黑白两道对付罗玉英上访。

一是多次用金钱买通北京黑恶势力对罗玉英暴力伤害、强行绑架回南部县。最近的一次是2022年8月16日，在北京燕郊火车站附近，南部县政府再次由滨江街道付款买通北京黑恶势力对罗玉英掐脖子、掰腿扭手腕，将罗玉英强行抬上长安面包车（车牌号：京J.MB131）连夜绑架回南部县。罗玉英反抗遭到暴力伤害，至今右手无法活动。

二是通过北京厂桥派出所多次在军委信访窗口外面的大街上，只针对罗玉英一个人进行盘问、搜包、拍照、查验身份证。但对在场其他众多的上访人员却不闻不问，甚至有人高声喊冤、砸门也不干涉。罗玉英是依法上访，并无过激言行。其中，2021年8月13日上午前来的是一男一女，其中女警的警号为20P135；2021年9月9日上午前来的是两个男警，其中一人警号为025278，另一人警号为024260。

党和政府历来讲实事求是，我们垦请有关领导机关受理此案，还真相于大白，促进问题的解决落实。

附：现暂交部分证据复印件，待本案受理后，再呈送全部证据。

第一组证据（共35页）
1、司训大队政委韩少剑、政工干事王涛2001年7月31日代表部队的书面承诺（共1页）
2、空44师副政委刘刚、军务科长杨广乐2003年3月21日代表部队的书面承诺（共1页）
3、南部县人民武装部2002年4月17日《关于未接收汪小燚除名的复函》（共3页）
4、南部县民政局2002年9月2日《关于对汪小燚除名处理及病情问题提出以下几点看法》（共6页）
5、部队以外出上网为由对汪小燚严重警告后在没有新的违纪违规事实的情况下对其行政看管、除名的证明材料（共4页）
6、南部县人民医院2001年7月23日《B超报告单》（共1页）
7、南充市通正司法鉴定中心南通司鉴（2002）临鉴26号《法医学鉴定书》（共4页）
8、南充市通正司法鉴定中心南通司鉴（2002）精鉴27号《精神病鉴定书》（共5页）
9、南部县政府2008年8月4日《关于协调解决罗玉瑛信访事项有关问题的函》（共3页）
10、南部县处理信访突出问题及群体性事件联席会议办公室2009年2月17日南信联办（2009）5号《关于协调解决罗玉瑛信访事项的有关情况报告》（共7页）

第二组证据（共12页）
1、95964部队2004年6月12日决定给汪小燚办理伤残和退伍手续的《“6.12公函”》（共1页）
2、2004年6月12“用来报上级”的《“6.12协议”》（共1页）
3、南部县政府2004年7月22日给95964部队的公函（共1页）
4、四川省南部县公证处2004年7月14日（2004）南证字第1005号《公证书》（共1页）
5、湖北省广水市公证处2004年7月24日（2004）广证字第333号《公证书》（共1页）
6、95971部队、南部县政府、县人武部2004年7月28日《关于处理汪小燚问题的情况报告》（共6页）
7、95971部队2005年8月2日（2005）政函字第96号（共1页）

第三组证据（共17页）
1、四川省南部县公证处2011年9月21日（2011）南证撤字第002号（共2页）
2、湖北省广水市公证处2014年1月7日（2014）鄂广水撤字第1号（共2页）
3、95964部队2011年8月4日给南部县司法局的公函（2011）3号（共2页）
4、南部县信访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2020年12月9日以南信联办函（2020）63号《关于化解罗玉英涉军信访案的函》（共2页）
5、南部县信访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2020年12月16日的《情况说明》（共5页）
6、南部县人民政府2021年5月14日南府函（2021）37号《关于推动落实“6.12协议”化解罗玉英信访事项的函》（共2页）
7、南部县武装部2022年1月30日南武政〔信2022〕01号《关于罗玉瑛信访事件的回复》（共1页）
8、2022年8月16日，罗玉英遭北京黑恶势力暴力伤害、强行绑架回南部县涉及的长安面包车车牌号。

控诉人：汪小燚
罗玉英
汪元培
2022年9月9日

【民生观察2022年10月2日消息】2022年9月30日，临汾圣约家园教会李洁传道和韩晓栋传道，因涉嫌“诈骗罪”被临汾市尧都区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

2022年8月19日晚七点，临汾圣约家园教会十几个家庭70余人，正在国家4A级旅游景区举办亲子活动，被近170位身穿特警制服及便衣人员冲击，很多孩子当时被吓哭，强行收了所有人员全部手机、电脑并被要求提供开机密码，同时控制了李洁传道和韩晓栋传道，不准任何人说话、询问。

随后所有人员连夜被带至临汾市公安局直属分局办案中心审问。之后，所有人的手机、电脑、硬盘、投影仪、凳子、汽车等物品均被派岀所非法扣押。

2022年8月21日上午，帮忙给教会处理东西的侯国宝弟兄碰上警察也被带走。

2022年8月22日，教会李洁传道、李姗姗姐妹(李洁的妻子)、韩晓栋传道，被临汾市公安局直属分局以涉嫌“诈骗罪”，执行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家属于2022年8月23日收到书面通知书。

2022年9月2日，李洁传道和韩晓栋传道，被山西省临汾市公安局直属分局以涉嫌“诈骗罪”刑事拘留，现羁押在山西省尧都区看守所。

2022年10月1日，山西临汾圣约家园教会发出代祷信称：2022年9月30日，李洁传道和韩晓栋传道因涉嫌“诈骗罪”已被检察院逮捕。

据悉，临汾圣约家园教会是山西太原郇城教会的兄弟教会，因拒绝加入三自教会，新宗教事务条例实施以来，成为宗教逼迫的对象。2018年秋，李洁传道曾参与成都秋雨圣约教会王怡牧师发起的“牧者联署：为基督信仰的声明”的签名。该声明呼吁中国当局停止一切针对基督教会的压制和迫害，尊重人类的信仰和良心自由。

参与这份联署的牧者、长老全部成为当地政府的重点维稳对象，经常被警方请去喝茶、警告，他们带领的教会不时被有关部门上门骚扰。李洁传道和临汾圣约家园教会也不例外。

民宗局官员曾带着二十几个彪形大汉上教会威胁他们，教会学堂也受到了冲击。李洁传道曾被警方施压，断水断电断能源，甚至在最冷的冬天被逼搬家。

【民生观察2022年10月2日消息】日前福建省屏南县甘棠乡村民吴克往遇到了一个麻烦，他不管走哪？在他身后总跟着两个狗尾巴。吴克往不厌其烦，感觉自己的人身安全和隐私权受到严重惊扰，就打110报警。警察到来，经盘查才知道对方是吴克往户籍所在地当地政府花钱雇佣的人，专门负责24个小时跟踪盯梢、汇报他行踪和去向的动态。

吴克往得知真相后，感觉很无奈，政府部门不作为，不去依法解决他提出的信访问题，反而滥权用这种下三滥手法，进一步侵害他的人身自由和出行权。

吴克往反映称，他家的一宗林地，7年前因屏古高速公路甘棠段工程征用，近18万元征地补偿款被人冒领。

在吴克往一再上访控告下，对此屏南县甘棠乡人民政府只是表示，吴克往与对方存在林地权属争议。可在双方争议未协商调解达成一致意见下，因对方在政府部门有关系，私下直接就冒领了补偿款。

吴克往介绍，2015年他家一宗土名为“深坑里五斗垅”的林地被征用，涉及面积18.42亩，加上青苗赔偿，应补偿人民币171766.5元。然而同村村民李章淋（即对方）却以其所持有的《土地房产所有证》屏字第2438号，持证人为李文登登记土名为“伍嶺垅”，私下冒领了这笔钱。

我家有‘深坑里五斗垅’的土地证，与被征地补偿协议所属的地点是一致的，而李章淋所持的土地证上是‘伍嶺垅’，完全不是同一块地。

吴克往持有的“福建省屏南县土地房产所有证屏字第24512号”第七栏明确标注着“宅前深坑里五斗龙”，并有着清晰的四至范围。李章淋持有的“福建省屏南县土地房产所有证屏字第24382号”第三栏标注“甘棠伍嶺垅”，也有着清晰的四至，但与吴克往的四至范围不一致。

“在甘棠乡，随便找个年纪大点的老人家都知道，我们村这里只有‘五斗垅’，根本没有‘伍嶺垅’。”吴克往站在山头上指着那片被征走的林地说道，这块林地自他爷爷那辈起就由他们家种植管理，只是近十几年来，一家人都在外经商，很少顾及那块林地。然而李章淋（对方）却强词夺理，称他家土地证上所载明的“伍嶺垅”就是“五斗垅”。

据当地乡政府相关工作人员介绍，两家人提供的土地证都是真实有效的，以前由于技术条件限制，没有专业工具，对林地范围的描述粗糙，没有具体的坐标，“四至是写东南西北到田、湾、路等，大家对这些土名和表述也有不同的理解。

2017年10月28日，福建森生司法鉴定所受屏南县甘棠乡甘棠村民委员会的委托，对吴克往和李章淋所持有的土地证上争议的林地四至范围现场坐落位置进行了司法鉴定。

据福建森生司法鉴定所提供的林业物证司法鉴定意见书阐述，司法所通过双方提供的土地证等相关证明材料，实地核对两方人现场指认范围，并比对土地证上的四至。分析得出，李章淋所提供的土地证四至与现场指认争议地的四至相吻合；吴克往所提供的土地证四至与现场指认争议地的四至不相吻合，司法鉴定意见书还对双方所持有的土地证具体范围作了详细标注。意见书还阐明，通过李章淋所提供的土地证，结合其持有的林木采伐许可证，“可以推断24382号土地证上的‘伍嶺垅’就在实际地名‘五斗垅’林场附近，或者有可能就是1952年发证时的笔误。”

对此，吴克往提出了疑义，鉴定机构的司法所是对方关系人所请来的，鉴定结果有失公平。鉴定书上竟然出现“推断”、“或者有可能”、“笔误”类似模凌两可的表述?很明显，对方持有的土地证是‘伍嶺垅’是1952颁发的，而林木采伐证上采伐地山名是‘五斗垅’是1983年颁发的，其采伐证把吴克往家的林地作为对方的采伐场是非法的。所以这些足以证明被征林地是吴克往家的。

针对吴克往的说法，甘棠乡张居进、叶早武、张同光等数十位村民都认为该地早期确实属于吴克往祖辈所有，并为吴克往做出了书面证明。

吴克往说，“我多次向上级政府提出申请，重新委托一家司法机构做鉴定，但是甘棠乡政府就是不给开具委托司法鉴定的委托书，所以现在事情才拖了这么长时间。据吴克往提供的一份材料显示，他曾于2017年9月15日去屏南县政府上访，提出解决征地补偿款事宜，当时该县负责接待群众来访的副县长陆东炫作出指示，要求县高速办协调甘棠乡政府抓紧予以调处。如今已过去这么久时间，为何该起林地纠纷仍迟迟无法得到妥善处理？

吴克往早就明白，对方依仗在政府部门有关系，才敢于冒领这笔征地款。可在他一再上访反映后，当地政府不但不依法予以解决，反而用这种下三滥的手法监控他的行踪，以阻止他继续上访维权!

吴克往一家人虽然都在经商，可这块地是祖辈传下来的唯一财产。最后吴克往表示，他一定会坚持依法维权到底，甚至在20大期间进京上访。

【民生观察2022年10月2日消息】近日，律师视频会见了因为民请命反对过度核酸被逮捕的上海公民季孝龙。季孝龙精神状态不错，但现在最大的问题是牙痛。

据知情人透露，2022年9月30日，季孝龙的辩护律师在陆家嘴公安处以视频方式会见了季孝龙。季孝龙精神状态不错。他让律师转告爱人安女士：“不要担心，要开心。不是每个人都有资格经历苦难，经历苦难的都是天父拣选出来的。我很庆幸能够见证历史，承受苦难。你陪伴我会经历一些苦难。待进天国前将不会留下遗憾，让天国降临人间必然会有人经历这些苦难。我什么时候能够出去，不取决于我们，取决于形势，取决于当局。我在里面很开心，时时回忆我们在一起的日子。你要开心地生活充分享受阳光和自由，你们开心，我就开心。”季孝龙表示非常感谢关心他的朋友们。

目前看守所方面没有再对季孝龙进行精神病鉴定。他没有受到酷刑，一个星期能洗一次热水澡。

季孝龙虽然精神状态不错，但是毕竟刚经过三年半的牢狱，岀狱才数月，身体还没有来及调养又被抓进去，健康情况堪忧，看守所里伙食也不好。

季孝龙现在最大的问题是牙痛，因为上次被羁押期间，智齿破坏板牙，患上严重疼痛，每天疼痛难忍，上次羁押期间未被治疗。这次被抓前牙医已建议全口牙周炎治疗，7颗牙齿要尽快拔掉。

据悉，出生于1976年7月10日的季孝龙，是江苏省张家港市人，基督徒，人权捍卫者，民主人士。曾是上海外资企业的高管，精通英语、德语等，生活中也能用日常的韩语、日语做简单交流，属于人们眼中中产阶级的精英。

2018年6、7月份，适逢毒疫苗泛滥期间，造成许多孩子被毒疫苗所伤，他愤而发动“厕所革命”，号召大家去医院、大中院校、车站、公园、大型商超等人流量较多地方的厕所里涂鸦，要求追责毒疫苗始作俑者，要求习近平下台。7月27日，遭抓捕后被判刑三年半。2022年2月9日，季孝龙刑满获释。

获释后的季孝龙恰逢上海封城。期间季孝龙发起“上海公民为民请命书”，呼吁停止所谓动态清零政策，减免公司和个人所得税、向因过度防疫致死的民众进行政府赔偿、给居民发放补贴和救济金、释放因发布疫情消息被拘押的公民等等。

在被抓捕之前，季孝龙曾致信上海市委书记李强，要求回家探视年近八旬的父母，并进一步对上海市前期的过度防疫政策提出问责。遂于2022年8月31日下午15时，被警察从家中再次带走。此次是季孝龙自2022年2月9日刑满释放以来，第七次被警察问询或带走。

2022年9月2日下午四五点左右，上海市梅园新村派出所通知了季孝龙先生的韩国女友安女士，告知季孝龙已被刑事拘留。警察同时告知安女士，刑拘通知书会发给季孝龙父母的，但截至当天18时，季孝龙年迈的双亲仍未收到儿子被刑事拘留的通知书。

2022年9月17日，律师在外高桥公安处视频会见了季孝龙，其目前精神状态不错，但牙齿有点疼痛，看守所里人很多很挤，环境较差。因疫情管控目前家人无法给季孝龙送衣服等物品。

2022年9月27日，家属收到了逮捕通知书，显示季孝龙于9月23日被浦东新区人民检察院以涉嫌寻衅滋事罪批捕。现羁押在上海市浦东看守所。

2022年9月30日，季孝龙的辩护律师在陆家嘴公安处以视频方式再次会见了季孝龙。

季孝龙因为反对封城，践行宪法赋予的言论自由权，第二次被中共当局逮捕！此次距离他今年出狱才7个月18天时间。

【民生观察2022年9月30日消息】2021年11月26日，王藏（王玉文）、王利芹夫妇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遭延期审限，本案最后审限从2021年12月15日再延期3个月，至2022年3月15日。

著名诗人王藏及夫人王利芹因所谓“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王藏于2020年5月30日被拘捕，王利芹于6月17日被拘捕，二人于2020年9月中旬被移送云南省楚雄州检察院审查起诉。当局指控王藏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名案件事实基本上就是他2015年那次被抓捕出来后所公开的言论、接受的采访、书写的诗歌文章、以及行为艺术。至今尚未开庭审理。

【民生观察2022年9月30日消息】中共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将于2022年10月16日在北京召开，简称二十大。全国各地针对维权人士、异议人士以及维权访民的维稳正在进行中，其维稳形式多种多样，有被约谈的、关黑监狱的、失踪的、传唤的、限制人身自由的以及关精神病医院的等等。现收集整理如下：

1、广西人权律师陈家鸿，因言获刑3年，于2022年4月29日出狱；2022年9月22日又被当地警方带走。目前具体情况不详。

2、许艳：9月22日，张警察电话，话语中带有威胁恐吓，可能因为我们去了他们不希望去的地方。9月23日，张和李警察自主到家里，平和谈话，这对于老百姓来说也是一种压力。9月26日，张警察又联系要见面，说关于余律师的发帖。请问谈话频率是不是太高？要求：不打扰，依法保障我们有正常生活、养病、调养身体的权利！

3、2022年9月25日下午，开始有群友给姜怀俭打电话无人接听(处于失联状态)，晚上七点多，有群友到他的住处发现他已失踪，当即拨打110报警转接了他居住地的派出所，接警人员说不知情(无人出警调查)，并告知向他的家人了解情况。经了解，他的家人也不知情……望大家紧急关注！伸出援手，为他伸张正义！姜怀俭电话：13920922313，住处地址：黑龙江省鹤岗市南山区九州新城松鹤A小区D17号楼3单元301室。

4、2022年9月25日，辽宁省沈阳市维权人士杨桦(微信名：沈阳幽默)，在燕郊被当地公安大南派出所拉回沈阳关进小宾馆，黑屋里不见天日，宾馆地址：沈阳沈河区热闹路80号宏昌宾馆(小宾馆)杨桦电话：13840158113，17280114040大南派出所所长陈军电话：13840144448

5、我是任春华的女儿，我母亲在2022年9月25日早上十一点钟左右，在北京站做核酸的时候被警号022285的警察拦截，之后人被交于敬小勇（警号036154）。现已被送到武汉东西湖区的华佑精神病医院，没有任何原由，没有任何通知，我母亲到现在仍联系不上，下落不明，请大家帮忙关注转发，谢谢！

6、2022年9月26日下午，《等风来等雨下都在等你下》的作者、残疾异议人士吕千荣，在山东烟台被警号为124317的警察无手续传唤。吕千荣：呼吁国内外同胞不仅要关注董瑶琼父亲董建彪之死，更要关注董瑶琼别被害死了，也关注我别被害死了。9月26日下午，我在烟台我住的旅馆，两个警察其中一个警号为124317的警察找我说，我写的诗歌《等风来等雨下都在等你下》是反党，要我去派出所“沟通”一下，我说：“没有合法传唤手续我不去”。

7、2022年9月26日，郑小兰在北京东站路边走，被警察扣押在北京派岀所。9月27日被关押在长丰4队停车场铁屋里面打球网边，被两个60岁的女人看管着。

8、2022年9月26日，江苏省无锡市梁溪区的胡青妹（双下肢二级重残），被不明身份的人限制人身自由，代步工具橘黄色残疾车（车号00651）被套上了来路不明的锁。胡青妹向无锡12345、无锡110、以及南京110拨打举报求救电话，至今无一部门来处理。之后拨打无锡市督察89110110、公安专用举报电话12389举报反应被非法拘禁限制人身自由，一直无工作人员接听。肢体重度残女胡青妹，现在不能出门买菜，办事情，快饿死了。此事竟然发生在20大即将胜利召开的大坏境中，胡青妹向中央各部门领导求救。地址：江苏省无锡市梁溪区金海里89号202，胡青妹电话：13812052414

云南省镇雄县、重庆市长寿区发布通告，决定从2022年9月21日零时起对集中隔离场所实行收费。

这是一个值得警惕的信号。

两地的通告均称对拒不支付者“依法追究相关法律责任”，而要害正在于这个所谓的“依法”和“法律责任”。

自2019年12月前后疫情从武汉爆发以来，除了《传染病防治法》等几部已经生效的法律、条例外，中共全国人大和国务院并未颁布任何针对新冠疫情的专门法律和条例，特别是没有颁布任何有关集中隔离费用由谁承担的法律或条例。既如此，云南省镇雄县、重庆市长寿区两地的新冠疫情防控部门所称“对拒不支付者依法追究相关法律责任”所依之“法”就根本子虚乌有，所欲追究的“法律责任”更是不知由来、无从谈起。因而，两地的通告是十足的法盲式拍脑袋决定，体现了十足的中共式的权力意志，暴露了当地党政机关和官员根深蒂固的强权思维以及淡薄的法律意识和权利意识。两地通告实在是虚张声势，企图忽悠民众，所宣称的“法”绝非国家法律，而只是当地主要党政官员随心所欲的法盲式个人强权想法。

相反，中共的《传染病防治法》却明确规定隔离费用应由实施隔离的政府承担。

《传染病防治法》第四十一条明确规定，经上级政府批准后，县级以上政府可以对已经发生甲类传染病病例的场所或者该场所内的特定区域的人员实施隔离措施；实施隔离措施的政府应当对被隔离人员提供生活保障。

“提供生活保障”意即承担被隔离人员的食宿等日常费用，不容置疑和狡辩。

《传染病防治法》第三条规定的甲类传染病有鼠疫、霍乱两种，乙类传染病有传染性非典型肺炎、艾滋病、病毒性肝炎等25种，并规定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根据传染病暴发、流行情况和危害程度可以决定增加、减少或者调整乙类传染病病种并予以公布；第四条规定对乙类传染病中传染性非典型肺炎、炭疽中的肺炭疽和人感染高致病性禽流感采取甲类传染病的预防、控制措施，其他乙类传染病和突发原因不明的传染病需要采取甲类传染病的预防、控制措施的，由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报经国务院批准后实施。

新冠肺炎2019年年底在武汉突然爆发，因而不在中共之前已经颁布的《传染病防治法》各类传染病之列，显属“突发原因不明”并采取甲类传染病的防控措施。毫无疑问，依上述第四十一条的规定，隔离费用应由政府承担。云南镇雄县、重庆长寿区擅自决定对被隔离者收费实乃明目张胆的公权违法，其所谓“依法”和追究“法律责任”实属信口雌黄和强权撒野。

中共及其各级衙门和官吏的强权任性和胡作非为由来已久，是中共根深蒂固的传统和天性。在年初的上海全面封城劫难中，即便被外界认为是中共治下执法相对文明些许的上海公安也上演了无数暴力“执法”、野蛮“执法”、非法“执法闹剧”，如分明是强盗式的非法破门而入，中共警察却强词夺理叫嚷“依法执法，请你配合”，分明是核酸阴性或者阳性存疑、正在核实，中共警察却强行上门以暴力手段把人带走，并狡称“依法执法，请你配合，否则警察可以实施强制”，明明从无任何一级中共政府宣布进入紧急状态、核酸检测并无强制性的法律依据，中共警察却虚张声势地恫吓不做核酸检测违反了什么政府颁布的紧急状态法令，并对公民非法地“依法”拘留……

中共警察还在高速出口非法堵截知名人权律师常玮平的妻子陈紫娟女士一家三口，而当陈紫娟以中共公安部的公开规定对非法拦截他的中共警察进行录像时，中共警察竟能斗胆叫嚷“警察执法时公民不能违法拍摄”，公开打脸他的最高上司中共公安部。厚颜无耻以至于此，夫复何言！

其实，不仅对警察的合法执法任何公民均有权拍摄、监督，而且对中共警察的非法、暴力和野蛮“执法”，公民非但可以录像，更可以像范木根、崔英杰、夏俊峰、丁汉忠等人那样，依法行使正当防卫和无限防卫权，可以将强横成性、非法“执法”的中共警察、城管等官吏制服直至击毙。

民间舆论一致猜测云南镇雄县、重庆长寿区的财政大概的确吃紧，才不得不出此蠢招。疫情三年，各级公权一味蛮干，动态清零、全员核算、政治挂帅、经济管死，私营企业纷纷倒闭，底层民众入不敷出，税源枯竭，财政自然紧张。然而，财政果真紧张到了无法开支隔离费用吗？非也！为什么不裁减天文数量的冗官、庸官、贪官？为什么不废除饱食终日、无所事事的工青妇、组织部、宣传部、统战部、政协甚至作恶远远多于行善的政法委和各级党委？天文数量的中共冗赘官员一旦裁撤，积重难返的中共特权公款挥霍自然消除，财政还会紧张吗？还何需打本已嗷嗷待哺的底层小民的歪主意、从他们已经空空如也的腰包里劫掠隔离费？

新冠疫情历时三年，从最初的高重症率和高死亡率到目前的轻症化、感冒化和低死亡率，全员和常态化核酸检测、无差别的全城封控、大规模的转移隔离等等疾风暴雨的战争式的、粗放型乃至野蛮的防控手段越来越受到公众的质疑，越来越明显地失去必要性，越来越暴露出其反科学性和反人道性。中共的疫情防控越来越偏离疫情的医学和科学本质，越来越异化为中共各级官员向上进忠、制造泡沫政绩的表演秀，越来越赤裸裸地被中共用作服务于其政治目的、“证明”其政体优越于宪政、民主政体的魔术棒，也即中共高层最近固执喊叫的“要算政治账”。此次云南镇雄县、重庆长寿区悍然非法强迫小民缴纳隔离费，公然非法推卸政府应当承担的支付隔离费的法定职责，实施毫无必要的大规模异地转移强制隔离，尽情表演作秀，向上邀功请赏，就是最新式的政治防疫、防疫政治秀。当国际社会理所当然地要求中共配合调查新冠病毒的源头时，中共叫喊欧美各国搞疫情政治化，而当中共自己高喊“要算政治账”时，却似乎浑然不在意自己的这个“要算政治账”其实是最无赖、最拙劣的疫情政治化。

云南镇雄县、重庆长寿区此举如被中共各地效仿，定将成为各地党政机关和官员的敛财新路，为各地官员打开一扇新的贪腐大门，既向上进忠邀功，又赚得盆满钵满，政治经济两手都强硬。这莫非又是一起经典的高级红低级黑吗？莫非两地党政主官心怀叵测，唯恐中共后院不起火，一心要激起民变、从内部搞垮中共吗？

民生观察 2022年9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