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访民刘迎春发来手机短信说：“我被关在北京丰台区看丹路看丹场南87号新建的平房内。里面有个小铁门，上访人都无法出来”“每个房间内关闭几个人，共计28个访民关在这儿”“有好几个男看守”“我的案子十八年多了”。
另外，湖南省涟源市上访人员周美玲、廖桂田、王心宠、张文祥也关在这座“黑监狱”内。王心宠的家人今天发出消息说，他父亲等人今天还关在那里。
博客
[图文]肖青山和罗福生深圳讨薪抗议
关于深圳市宝安区劳动局西乡劳动站保护政协委员黑心的老板“郑合容”不支付民工罗福生工资一事，今天上午维权人士肖青山和罗福生在西乡劳动站和宝安区劳动局抗议。
2010-7-12
以下是现场图片：
湖北尹旭安告公安的行政起诉状及判决书
原告：尹旭安，男，汉族，出生于1974年8月27日，住大冶市保安镇金塘村四房尹湾。联系电话0714-8824822。
被告：大冶市公安局
法人代表：王新华
职务：局长
诉讼请求：
1、撤销被告冶公行决[2009]第01565号行政处罚
2、被告承担诉讼费用
理由与事实：
一：被告认定事实错误，证据不足，且颠倒黑白
第一：柯光明等人非劝访，原告没有煽动上访人员阻拦，且未指使上访人员打伤柯光明、鲁晓丹等。2009年9月7日上午保安镇政府柯光明、鲁晓丹（男性）、派出所丁所长、虞副所长、民警石峰、司法所曹所长一行六人在最高人民法院人民来访接待室旁边找到原告后，在未出示任何证件和法律文书的情况下，就冲上来抓住原告，准备强行把原告拖到一辆商务车上。在现场的上访人员见他们把原告衣服，背包拉扯破了，上访材料散落了一地，也不愿和他们走，自发地上前把原告从他们手上扯脱，并拦住他们，掩护原告从小巷子离开现场。
第二：原告被多次殴打、捆绑及被迫自杀。2009年9月9日晚上八点半左右，（劝访人员）抓住原告后，把原告打倒在地，拳打脚踢，照原告左腰猛踢，然后，用皮带把原告双手紧紧捆住，押送到大冶市人民政府驻北京办事处限制人身自由。
2009年9月10日晚上，（劝访人员）在押送原告去北京西站路上，又对原告拳打脚踢，说这是警告原告如到西站逃跑或不老实的话，会被打得更厉害。原告在被（劝访人员）打得实在受不了的情况下，趁（劝访人员）不注意时，吞了二根钥匙及一支铅笔（分为三段），以示抗议保安镇人民政府和大冶市公安局干涉，打击报复原告上访，以及滥用私刑。
二：被告处罚程序违法
原告2009年11月11日被押送到大冶后，由24人分三班轮流看管限制人身自由，手机及随身物品全被扣押。上个厕所都有人监视，看管人员则天天赌博，就这样一直到10月2日才被放。期间，被告从没做过什么调查讯问笔录。以至于原告被被告押送到大冶市行政拘留所执行2009年9月28日作出的行政处罚时，还莫名其妙；同时，原告对被告2009年9月28日作出行政处罚却在11月26日执行，认为违法。因为，当时原告在被告作出行政处罚时，还在被被告和保安镇人民政府限制人身自由。
三：被告适用处罚依据严重错误
被告2009年9月28日冶公行决字[2009]第01565号行政处罚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43条第二款[殴打、伤害残疾人、孕妇、不满十四周岁的人或者六十周岁以上的人的]。决定书上柯光明，鲁晓丹和其它的人，和此条此款明显不符。
综上所述，被告对原告作出行政拘留十五天的行政处罚严重损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根据《行政诉讼法》第十一条第一款规定，原告提出行政诉讼，请求人民法院及时作出公平、公正、合理的判决，维护合法人的权益。
此致
大冶市人民法院！
起诉人：尹旭安
2010 年 06 月17 日
本诉状一式两份。
深圳劳工人士邓仁法院申冤遭粗暴对待
民生观察工作室2010年7月12日消息，今天上午深圳劳工邓仁到深圳中级法院继续反映自己的冤情时，遭法院法警粗暴对待。
据邓仁给本工作室打来电话说，他今天上午拿着一面五星小红旗和一个写有“冤”字的牌子，在深圳中级法院前反映自己的冤情时，深圳中级法院内突然冲出五、六名法警抢夺他的小红旗和“冤”字牌。双方发生肢体接触，邓仁的小红旗和“冤”字牌被抢走。
此前本工作室曾发布过邓仁的消息，他因深圳海大装饰公司欠他工资而上访讨薪多年。上访无果后，邓仁进行了司法诉讼，结果官司一打就是三年多没结果。邓仁说，他每次到法院，不是推就是哄。
[组图]武汉众访民要求省府关注刘飞跃被黑社会殴
2010年7月12日上午，武汉市众多访民来到湖北省信访局，准备声援刚刚遭到黑社会人员殴打的湖北省随州市维权人士刘飞跃。由于行动早被湖北省警方探知，前天就有所谓“策划者”被武汉国保约谈、警告。
尽管这样，今天上午成功到达湖北省信访局接待大厅的访民最多时有二、三百人。当访民们来此后，现场即来了大量警察和武汉市各个区的截访人员，上午就将大部分访民截走。
临近中午时，一直坚持的武汉访民们冒雨来到湖北省委门前，打出“随州刘飞跃遭黑社会殴打 请省领导关注”的大幅标语，谴责黑社会行为，要求省领导关注。在此期间，有警察欲抓现场的访民未果。
刘飞跃被打的情况请见：
湖北随州棉纺工人再次堵路 刘飞跃遭“黑社会”追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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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7-12
谷歌通过在中国内地的牌照年检
2010-07-11
中国官方星期天证实，谷歌在表示同意对其运作进行整改之后，通过在中国内地的牌照年检。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杨家岱的采访报道
谷歌通过在中国内地的牌照年检的消息，上星期五就在媒体曝光，中国方面予以证实则晚了两天。
美国约克学院教授周泽浩表示，谷歌通过中国内地的牌照年检，符合中国和谷歌双方的利益： 中国政府不愿意给外界留下一个封闭的形象，而谷歌也不愿意丧失中国这个市场：
“我看双方都是有各自的利益在驱使。中共在上次跟谷歌闹翻以后在形象方面有所影响，比如说重庆有一份报纸也表达了不满，韩寒也说了不少话，国外的舆论更是沸沸扬扬，对的谷歌的做法非常赞扬。那么，整体中国政府的形象好像就是一个封闭的社会。中国政府不想让国际上有这样的形象出现，但是它也不可能放弃自己所谓的一些原则。但是对谷歌来说它确实也有它的商业利益的驱使，因为中国市场比较大。我个人觉得谷歌跟中国有一些内幕他们双方谈妥了，但未必都方便公开，但是妥协的话呢我的感觉是中共的一面比较大一些，谷歌的一面可能有，我们不知道。谷歌的话西方商业机构对中国的经济利益可能还是要做某些妥协。”
中国事务评论家刘念春也表示，中国政府如果把谷歌拒之于大门之外，其它西方商家就会有想法，这对中国不利：
“谷歌和共产党怎么谈判实际上是不曝光的，咱们只能根据现象进行分析。不过至于谷歌这个事我认为好像是牵一发动全身的事。中国政府它完全把谷歌排除，那肯定也影响它其它的方方面面，因为现在是互联网时代，互相都是有影响的，谁都不是孤立的。把谷歌排除在外那其他的投资商在心理等各方面也会受到影响。在这种情况之下，谷歌它为了自己的商业利益，也不会轻易放弃这一块儿，因为中国毕竟是个大市场嘛。它放弃这一块儿，它的利润就会损失很多。在这种情况下双方都认为在不损害自己主要利益的情况下做出一种让步，这有可能。”
中国官方在证实谷歌通过牌照年检的时候说，谷歌最近表示将“遵守中国法律”，“确保不提供违法的内容”。中国政府近来在一些涉外事件中，都强调中国的司法主权不容外来干涉。对此，约克学院教授周泽浩表示，中国政府强调其司法主权不容干涉并非新闻，不过最近好像表现得格外“气粗”：
“主权这个东西中国政府也一直是这样的，虽然最近口气好像越来越强硬了。现在一个情况就是整个西方世界，日本也好，从西欧到北美也好，大家都被自己的经济情况弄得焦头烂额。那么，中国现在的情况就是GDP已经遮百丑。我觉得中国现在口气比较大、口气比较粗跟国际经济大环境可能也有关系。”
据美联社报道，中国政府运营着世界上最广泛的网络监控过滤系统，对于那些被视为对共产党统治具有颠覆性的网址以及色情网址一律加以堵截。
这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杨家岱的采访报道。
谷歌通过在中国内地的牌照年检
2010-07-11
中国官方星期天证实，谷歌在表示同意对其运作进行整改之后，通过在中国内地的牌照年检。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杨家岱的采访报道
谷歌通过在中国内地的牌照年检的消息，上星期五就在媒体曝光，中国方面予以证实则晚了两天。
美国约克学院教授周泽浩表示，谷歌通过中国内地的牌照年检，符合中国和谷歌双方的利益： 中国政府不愿意给外界留下一个封闭的形象，而谷歌也不愿意丧失中国这个市场：
“我看双方都是有各自的利益在驱使。中共在上次跟谷歌闹翻以后在形象方面有所影响，比如说重庆有一份报纸也表达了不满，韩寒也说了不少话，国外的舆论更是沸沸扬扬，对的谷歌的做法非常赞扬。那么，整体中国政府的形象好像就是一个封闭的社会。中国政府不想让国际上有这样的形象出现，但是它也不可能放弃自己所谓的一些原则。但是对谷歌来说它确实也有它的商业利益的驱使，因为中国市场比较大。我个人觉得谷歌跟中国有一些内幕他们双方谈妥了，但未必都方便公开，但是妥协的话呢我的感觉是中共的一面比较大一些，谷歌的一面可能有，我们不知道。谷歌的话西方商业机构对中国的经济利益可能还是要做某些妥协。”
中国事务评论家刘念春也表示，中国政府如果把谷歌拒之于大门之外，其它西方商家就会有想法，这对中国不利：
“谷歌和共产党怎么谈判实际上是不曝光的，咱们只能根据现象进行分析。不过至于谷歌这个事我认为好像是牵一发动全身的事。中国政府它完全把谷歌排除，那肯定也影响它其它的方方面面，因为现在是互联网时代，互相都是有影响的，谁都不是孤立的。把谷歌排除在外那其他的投资商在心理等各方面也会受到影响。在这种情况之下，谷歌它为了自己的商业利益，也不会轻易放弃这一块儿，因为中国毕竟是个大市场嘛。它放弃这一块儿，它的利润就会损失很多。在这种情况下双方都认为在不损害自己主要利益的情况下做出一种让步，这有可能。”
中国官方在证实谷歌通过牌照年检的时候说，谷歌最近表示将“遵守中国法律”，“确保不提供违法的内容”。中国政府近来在一些涉外事件中，都强调中国的司法主权不容外来干涉。对此，约克学院教授周泽浩表示，中国政府强调其司法主权不容干涉并非新闻，不过最近好像表现得格外“气粗”：
“主权这个东西中国政府也一直是这样的，虽然最近口气好像越来越强硬了。现在一个情况就是整个西方世界，日本也好，从西欧到北美也好，大家都被自己的经济情况弄得焦头烂额。那么，中国现在的情况就是GDP已经遮百丑。我觉得中国现在口气比较大、口气比较粗跟国际经济大环境可能也有关系。”
据美联社报道，中国政府运营着世界上最广泛的网络监控过滤系统，对于那些被视为对共产党统治具有颠覆性的网址以及色情网址一律加以堵截。
这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杨家岱的采访报道。
北京精神病院超负荷运转 半数病人不能及时
本市规模最大的精神病院——回龙观医院正面临收治能力“吃紧”的问题。按照副院长王绍礼的话说，约有一半左右的重性精神病患者不能及时入院治疗。
安定医院、北大六院等精神病专科医院同样在超负荷运转。对于这一问题，卫生部副部长尹力6月19日表示，今明两年全国将改扩建550家精神专科医院和综合医院精神科，提高对重性精神病人的救治能力。
同样，本市卫生部门也将推出新举措——打造精神卫生防治的三级网络，建立精神病人到社区康复的新模式。
>>问题
病床不够患者无法及时入院
7月5日上午10点，回龙观医院。
数十名患者集中在门诊大厅等待就诊。连通10个诊室、宽度不足2米的走廊内，也挤满了患者和家属。
这一天，老年科病房主任尚兰出诊。每次出诊，她都不愿面对一个事实——“因病房的床位处于超饱和状态，即使确诊为需要住院治疗的重性精神病患者也无法收治，只能被遣返回家”。
临近中午，尚兰已经看了20个病人，但仍有复诊或从外地赶来的病人不断要求加号。郭世勋(化名)老人在家人陪伴下，挂到了尚兰当天的最后一个号。
看到面容疲惫的郭世勋老人，尚兰知道情况不妙。经询问得知，84岁的郭世勋这些天情绪很不稳定，经常发脾气、骂人、无目的地来回走动，而且还昼夜不睡，家人被其折腾得无所适从。“上周老爷子就来过，当时就已经出现了一些症状，但因为没床位，只能给他开点药，没想到会这么严重”。
未能入院的不止郭世勋一人。半天的门诊结束后，还有两名年岁较大、处于急性发病期的重性精神病患者未能入院。看着坐轮椅的老年精神病人无奈地打道回府，尚兰觉得“心里不是个滋味”。
床位紧张的精神病院不止回龙观医院一家。记者了解到，安定医院和北大六院等其他三甲精神病专科医院都处于超负荷运转状态。
回龙观医院副院长王绍礼保守估计，受过高的占床率影响，约有一半左右的重性精神病患者不能及时入院治疗。
封闭管理患者行为严重退缩
眼瞅着医院近千名病人由新病号变成老病号，甚至由青年步入老年，主管医生尚兰甚是担忧。“精神病院实施的是封闭式管理，长期住院的病人因获取外界信息渠道不畅，也不能与正常人交流，容易导致社交技能、社会功能的下降”。
1989年，17岁的文杰(化名)被送到回龙观医院进行治疗。文杰入院时情绪兴奋、敏感多疑，不仅当着异性面脱衣服，而且总捡拾垃圾吃。她当即被确诊为患青春期精神分裂症，随即开始对其进行入院治疗。经过3个月的系统治疗后，文杰的亢奋、幻想等症状已基本被控制，达到了出院标准，但文杰的姐姐却以没有抚养义务为由，拒绝将其接回家。
没想到，这一住就是20年，尽管医院多次通过电话、面谈甚至动员文杰劝说家人将自己接出院，但家人都没有将其接出院，只是偶尔前来探视。
现在，文杰已从一个青春期少女变成了中年妇女，外表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要大几岁。因不和外界接触，不爱与他人交流，文杰已出现了严重的行为退缩症状，不仅表情木讷，没有说话欲望，而且包括工作、理想等高级意向也都没有了。“让洗澡就洗澡，让吃饭就吃饭，不管她就坐在那里不动弹，更别说提要求了！”提到文杰，尚兰连连叹息，那语气像是在说自己不争气的孩子。
>>对策
建立精神病患者三级防治网络
目前，除了病人增多导致难以空出病床外，还有哪些原因导致医院接待能力“吃紧”？
回龙观医院副院长王绍礼表示，目前，从区县精神病防治所等机构转诊到三级专科医院的患者可以享受绿色转诊通道，但当病人度过急性发病期后，却因无回转机制保障，而不能进入到区县精神卫生防治所或具有精神病康复功能的二级医院和社区进行康复。也就是说，转到三甲医院就诊容易，但转到社区很难。
市卫生局有关负责人表示，作为新一轮医改的重要内容之一，本市即将出台“北京市精神卫生防治体系建设与发展规划”，将明确加强精神卫生防治的三级网络建设。
对于“三级网络”，市卫生局有关负责人解释，本市正在考虑建立精神疾病的康复护理院，作为重性精神病患者回归社区前的“中转站”，度过急性发病期的患者可从精神病专科医院转到这里，如果康复情况良好，就可以转到社区了；如果出现病情反复等任何问题，则会被及时回转至精神病专科医院。
◎试点
精神病人社区康复的海淀尝试
受困于流转难，精神疾病专科医院长期缺少空余病床，新增精神病患者难以住院治疗。
为此，海淀积极探索精神病人社区康复的形式，先后建立了一处“玫瑰园”和3个社区康复站，吸纳了百余名精神病人前来康复。
有别于精神疾病专科医院的封闭，社区康复机构给病人创造宽松、互动的环境，接近普通人的社区生活。此种方式，利于精神病人的康复。
走进“玫瑰园”
“在庭院里散步，呼吸着清新的空气，心旷神怡之际，不禁想起陶渊明的诗句：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回想在医院的生活，恍如隔世。”
搬进玫瑰园的第二天，精神病患者张励志(化名)在日记中写下了这段话。
玫瑰园租用海淀区温泉镇的一处别墅，14位精神病人在此接受康复治疗。
7月6日下午2点，张励志和其他病人集中在客厅看电视，播放的是央视的《探索发现》。除了这个节目，他们还爱看动画片。
海淀区精神卫生防治院(以下简称精防院)院长王诚带着记者进来，他们纷纷站起来打招呼。
这个炎热的夏天，“玫瑰园”被收拾得清清爽爽。打扫卫生、收拾屋子、买菜做饭，张励志等人都要和志愿者一起轮流参加。
作为14人中学识最高的张励志，引领着这个群体的文化“潮流”。秦芝桦跟他一样有着海外留学经历。
玫瑰园由意大利“全国爱心与服务协会”出资，与精防院合作建立，用于精神病人的康复。这种引进意大利精神病人康复理念、建立在社区的康复病房，在全国尚属首例。
流转之难
发病之前，秦芝桦曾在一家石化研究院工作。发病之后，不能工作了，爱人也和她离婚了。
“我想出去找一个有养老保险的工作，不一定要专业对口，至少要自己能照顾自己。”秦芝桦说。她很快又摇头，“找工作肯定要面试，我40多岁了，机会肯定少。即便能面试，我得要告诉单位我有这个病吧？那别人一听，还能要我吗？”
她联系过居委会，想回家。因为没有家属照料，居委会不同意她现在回去，“没人担得起责任”。
玫瑰园负责人白巍说，有强烈的工作愿望、想回家……都是病人病情转好的表现。但玫瑰园也面临跟市级精神病专科医院类似困局：流转困难。去年9月至今，有3位病人从玫瑰园回家，其中只有一位找到了工作。这里的病人出不去，精防院的病人也很难再进入。
布局社区康复
海淀解决这一问题的方式是，建立社区康复站。让病情稳定的精神病人回到社区，日间到社区康复站接受康复治疗，晚上住在家里。
去年6月2日，作为精神疾病患者社区康复站的试点，海淀区苏家坨镇周家巷社区精神康复站和万寿路街道社区精神康复站成立，分别为农村和城市精神疾病患者提供培训和交流的场所。成立后，60名患者每周三到两家康复站活动，学习生活技能，参与游戏项目。
王诚介绍，在海淀区公共委的布局下，海淀今年准备再开多个社区精神康复站。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明年就具备在全区普及的条件，全区31个街道都设立康复站。全区7000多名精神病人，目前参加康复活动的只有1000人左右，要争取两年内增加到3000多人。
推广海淀模式
王诚如此定位本市的精神卫生三级防控，市级精神病专科医院负责急重病人的诊治，区精防院负责慢性、波动精神病人的诊治，玫瑰园和康复站组成社区康复体系，前者负责院外居住康复，后者负责日间康复活动。当玫瑰园或康复站的病人发病时，通过已经建立的“绿色通道”，直送精防院或市级精神病专科医院。
但这对于让精神病人真正回归社会而言，似乎仍然不够。
王诚说，康复之后，还要进行职业训练，这需要更多部门的配合，需要社会接纳已康复精神病人，为他们创造就业机会。
5月中旬，市精神卫生工作联席会议成员单位的代表对海淀区精防院及其社区康复站进行了调研，探讨并希望在全市的精神残疾人中推广“海淀模式”，在相关规划完成后，今年，更多的稳定期精神病人有望“回归社区”。
率队调研的市卫生局副局长邓小虹肯定了“海淀模式”。她表示，北京市应该尽快推广让非急性发病期病人回到社区康复的模式。本版采写 本报记者李秋萌 易靖
四川民师进京被“陪访”湖北十余县市民师赴武
民生观察工作室2010年7月12日消息，四川省绵阳市三台县十余名民办教师进京上访已近一周，而和老师们在一起的还有数名国保人员进行“陪访”。而在今天，湖北省十多个县市的民师再次集体到省城武汉讨说法。
据介绍，7月6日，三台县民师十位民师先后进京上访。其中三名主要民师代表是由三台县数名国保人员陪同进京，三台县当局称此为“陪访”，防止老师们在北京“乱来”，另外几名民师则是自己进京的。据三台县当地民师说，十多位老师现在仍在北京。大家走之前就有商量，这次去北京一定要有个答复，没有答复决不回来。
另外，三台县民师黄老师说，他此前接受外媒采访后，多次被三台县警方谈话威胁。
到今天中午十一点半，湖北省十余县市民师赴省城武汉集体上访，其中大部分县市民师代表已成功抵汉。这十余县市是大悟县、公安县、广水市、武汉市新州区、通山县、麻城市、安陆市、孝感市孝昌区、孝南区、崇阳县、蒲圻市。其中大悟县来了三名民师，广水市来了六名民师被截走三名、公安县到了三名民师，崇阳县、蒲圻市的民师还正在路上。
湖北民师再次集体上访，一方面继续反映民师养老问题，另一方面则是针对前不久进京上访后，国家信访局给的转办单要转交给湖北省有关方面。
据悉，湖北各地民师汇合后将到省政府和信访部门上访。
[组图]武汉邵莱翠、徐少珍等八访民来随申冤与慰
民生观察工作室2010年7月12日消息，昨天下午，武汉市八位访民来到湖北随州，向本工作室分别诉说了她们的冤情。前来的八位访民中邵莱翠、林腊菊、余菜清是武汉新洲区双柳村的失地农民和拆迁户，另外五位是徐少珍、代建华、阮景兰、程雪、周少荣。
2009年12月1日，双柳村五千多亩土地就被征掉了，征地方是武船装备制造基地。这里的地被征掉后，本来每亩26480元的土地补偿就不高，可村民们每亩实际只拿到了16480元，剩余的一万元村里称要留作公共建设之用。
地被征了后，紧接着就是拆迁。全村所有的房子都被划入了拆迁范围。在房屋补偿这一块，传出的消息是平房每平方米补560元，楼房每平方米补700多元。村民们认为这个补偿标准过低，不符合相关政策，因此至今该村还有70%的居民拒绝签字搬迁。
徐少珍是武汉市武昌区起义街石灰堰37号的居民，2007年8月19日晚，徐少珍之子陈龙在长江边突然死亡，后被鉴定为溺水死亡。对此，徐少珍及家人不服，她们认为陈龙之死与陈龙的几个所谓朋友有关系，当晚陈龙与朋友张丹枫、梅任亮、朱锐、王佩玉、杨烨等联系过，陈龙可能被这几个朋友他杀。
徐少珍及家人对这个案子提出了多达16条疑点，包括宵夜时间诡异不定、陈龙手机被“朋友”沉入江中、陈龙身体内没有大量积水等等。为此，徐少珍等要求对该案重起调查，但武汉市公安局水上分局至今拒绝立案，使得徐少珍不得不走上上访路。
阮景兰的女儿阮郴琛原在武汉中商百货销品茂店做收银员，后于2008年6月被辞退。据武汉晚报2009年4月20日报道，阮郴琛以前在公司曾受过表扬，她被辞退可能与她未向主管送礼有关。
当年的7月2日，阮郴琛离开家后就再没有回来，至今已逾两年。阮景兰说，她现在就想着女儿能回到她身边。她并表示，等女儿被宣布失踪后，她将采取进一步的法律行动。
代建华是替她丈夫王书明上访的。王书明原是武汉市凌风进口汽车有限公司（原武汉市自行车零件三厂）职工。1978年9月参加工作，1988年因工负伤，而工厂1996年因效益问题，无法对工人发放工资。为生活所迫，王书明只好自己在外打工维持全家的生计。
2007年企业改制，王书明办理签字改制企业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协议书，在武汉市劳动局的武汉凌风进口汽车公司改制名册审批表中王书明登记在册，一木了然，且改制名册表上显示解除“终止”劳动关系补偿金已划拨到位，明细表上应支付的金额是16，548元。可是，这笔最后的养命钱王书明却迟迟没拿到。
程雪、周少荣的情况本工作室曾多次报道过，程雪因丈夫胡国红被打及被关精神病院而上访，周少荣则涉及一起医疗官司。
八位访民还仔细询问了刘飞跃近日被黑社会殴打的情况，她们一致谴责黑社会及背后指使人员的流氓行径，并表达对刘飞跃的慰问之意。
从左至右：代建华、林腊菊、阮景兰、邵莱翠、余菜清、徐少珍、周少荣、程雪
刘飞跃与几位失地农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