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生观察工作室2010年6月1日消息，今天上午，湖北省随州市曾都区万店镇九里岗村（原名油锅岭村）五组，发生一起政府强行占地，打伤六、七十岁农妇的事件。
据九里岗村民彭世全今天向本工作室介绍，今天上午，包括许多“小混混”在内的共一百多人突然来到他家菜里，用推土机对他家和另外好几家的的菜地强行拱占，当时地里还长有大量的蔬菜。彭世全的母亲敖华珠见状，立即上前阻止。结果几个小青年过来对其进行推打，并将其在地上拖来拖去。
彭世全赶回家后，见母亲被拖伤，立即和在现场的万店镇政府的官员交涉，万店镇政府的官员表示这里将进行开发。敖华珠后被送到万店医院治疗，九里岗村的征地则继续进行。彭世全说，他们不能接受在还没拿到青苗费的情况下就强行占地。
民生观察工作室2010-6-1消息，今天上午，在国家信访局二道入口处，一位男姓访民突然倒地身亡。据现场访民介绍，该访民是河北廊坊人，死亡时间为上午八点多，人死后不久即被拉走。
死亡的访民
在中国的访民大军中，我们经常能看到一些被父母牵着手的弱小身影，他们不仅随父母奔波于北京各个信访口之间，还随父母住桥洞、拾菜吃。同时，他们还要和父母一起四处躲避着凶狠的截访人员。他们就是访民中的儿童，儿童中的访民。
儿童，本处在一个天真烂漫的年龄。在这个年龄，他们的生活本应充满阳光和笑声，但奔走在上访不归路上的小访民们拥有这些吗？他们的基本人权是否得到有效的维护与保障？答案是否定的。民生观察工作室致力于关注儿童访民的权益保障问题，开设了妇女儿童访民专题（网址：/Article/ShowClass.asp?ClassID=63&page=1）。我们发现，侵犯儿童访民人权的现象普遍而又严重。
首先是儿童访民基本教育权利被剥夺，儿童访民失学现象严重。在本工作室2010年披露的诸多儿童访民案例中，这些小访民几乎全部失学。如浙江省浦江县小访民蒋智同姐弟（蒋智同今年八岁，她弟弟今年五岁），因祖父遇害、父亲被打成重伤，近年蒋智同姐弟一直随着姑姑蒋新花在北京等地上访，姐弟俩因此从2008年就失学了；今年八岁的新疆乌鲁木齐小访民艾克帕尔江的父母都是乌鲁木齐宝钢集团新疆八一钢铁公司的职工。因下岗问题，艾克帕尔江的父母近年一直在坚持上访。由于艾克帕尔江的父母都在上访，再加之家庭困难，艾克帕尔江就没去上学，而是被父母带到了北京。
在长期滞留在北京的儿童访民中，只有少量的儿童在北京受到了非正规、非全面的教育。如西安访民封西霞长年带着两个女儿封雪莲、封碧莲在京上访，北京的老访民都知道了这姐俩。一些访民设法给孩子一些旧书，还有的访民主动教姐妹俩识字，姐妹俩就这样零零碎碎学了点知识；新疆访民冯永记夫妇去年到京上访后，由于在京上不了好的学校，她十二岁的小儿子丁帅只能放到郊区一农村学校，以旁听生名义上了几个月的学。所谓旁听生，就是在学校都没姓没名的，做不做作业没人管，考试也不算成绩。
其次，儿童访民们常遭受被关“黑监狱”“收容所”“劳教所”“ 救助站”等严重人身侵害。由于成年访民们遭截访人员关押、殴打现象严重，儿童访民们因此就常和父母一起关了进去，甚至有地方以这些儿童访民为诱耳去诱捕他们的父母。湖北郧西县小访民郑霖鑫，2006年7月4日就和上访的母亲曹祥珍一起被关进了郧西县政法委牵头举办的所谓“非正常上访人员学法班”内；湖南小访民张鹏辉2002年还只有二、三岁时，就随单身母亲廖银秀一起关进了湖南收容所。2005年，张鹏辉和母亲廖银秀更是在娄底市劳教所关了数天。
再次，上访严重影响了儿童访民的身体健康权。由于儿童们长期随父母上访，在住的方面，住无定所，街边、桥洞、条件极低的农村小旅馆常常成为他们流动的家。在吃的方面，尽管父母们想让孩子们吃得好一点，但他们仍摆脱不了吃菜叶，有上顿没下顿的境况。河南省郑州市杞县访民蔡继党夫妇2009年12月领着5岁的女儿蔡梦圆和3岁的儿子蔡伟根在京上访时气温极低，一家四口就在北京的永定门长途汽车站候车室大门对面的墙角，用塑料布搭了一个四面透风的棚子挡风而居。蔡继党当时接受本工作室志愿者采访时说：“我们吃的是白水煮面条，虽然孩子们都因为穷而习惯了，也不嚷嚷着说不好吃，但这样的饭，营养哪里能跟得上啊！我除了心疼，再没别的办法。好在有好心人看见了，给我们点吃的，我们不舍得吃，全给了孩子，但是这样也还是保证不了孩子的营养啊。我在北京上访，要复印材料，要跑相关的部门去递交信访材料，这些都是钱，我不从吃饭等方面省，我都没钱复印材料，没钱去上访。要是不能上访，我来北京干吗啊！”。
最后，父母长年上访遭冷眼、殴打、关押，儿童访民看在眼里记在心头，使得他们心理发生扭曲，滋生仇视社会等极端思想，心理健康问题严重。吉林小访民汪文理五岁时，和母亲李桂荣一起于2001年12月29日从北京上访回来时，母亲李桂荣被抓，小文理就被遗弃、关押到辽源市福利院。汪文理在这里一关就是八年，不仅读书大影响，2008年在从福利院接出来后，她拒绝回父母的家，她对李桂荣充满了仇恨。李桂荣给汪文理买了雪糕，也被她扔掉。汪文理看电视看到非常悲惨的境头时，一起看电视的李桂荣妹妹的小孩哭得不行，但汪文理却毫无反映。新疆冯永记则说：“我们上访，孩子也跟着天天提心吊胆，心理跟别的孩子不一样，对警察、对当官的特别恨，尤其是我的大儿子丁健。有一次我带着丁健上访，在信访口一干部对丁健好心说‘你小孩子不上学，跟着妈妈跑什么？’结果丁健一听就过去把那个人从台子上推了下来。2003年1月我带着他们俩在自治区人大上访警察抓我时，丁健扑过去就去咬警察的手。”
儿童是社会传承的载体，儿童代表着未来和希望。保护每个孩子的合法权益，让他们一个都不能少地享受教育等各种人权是政府、社会和家长的责任，尤其是政府在这方面责无旁贷。对儿童访民这个群体，我们不能再漠视，再不管不问了。
在2010年六·一国际儿童节来临之际，我们郑重呼吁：
1、 政府应设立关爱儿童访民相关机构，成立儿童访民救助基金，在入学、生活等各方面给儿童访民提供必要的帮助和支持。
2、 严厉打击关押、殴打儿童访民的违法犯罪行为，切实保障儿童访民的人身安全和自由。
3、 社会各界应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共同关爱儿童访民，民间机构尤其应在这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4、 对于儿童访民的家长们来说，要切实履行自己职责，本着对子女一生和未来负责的原则，克服困难，尽量不要带儿童一块上访，保证他们基本的生活、学习条件。
5、 解决儿童访民问题，最终还是要解决上访问题。在这方面，政府应从制度上入手，找到造成社会不公和欺压老百姓的根源。只有从源头上解决了上访问题，儿童访民问题才能彻底解决。
民生观察工作室
2010-6-1
河南小访民蔡梦圆、蔡伟根姐弟和母亲程勉芹在北京
浙江蒋智同姐弟在上访
新疆艾克帕尔江在北京
新疆丁帅
湖北小访民韩京平
河南访民赵留强一家
吉林汪文理
湖北郑志楠和郑霖鑫兄妹和母亲曹祥珍
上海世博会开幕前的2010年4月30日中午近两点时，我刚送完小孩到学校后回到家中，随州市国保支队的何队长就打来电话说，他正在我居住的文峰中学的校外，希望我下楼出去简单地谈一下。我表示，此前我曾声明过，不接受国保随意”传唤”、约谈、喝茶、吃饭，如果他能依程序出示传唤证，我一定接收传唤。
在电话中就这个问题交涉了好一会后，由于我最终没有收到传唤证，就没有下楼，何队长则在电话中表达了他的关切。
今天（2010-5-31）下午三点多，我正在家中时收到了爱人的电话，她说随州市曾都区的国保人员已来到了学校，找到了她，希望我能下楼到学校办公室见一下他们。对此我当时表示，他们没有给我传唤证，我不去。
在这个电话结束了一会后，我家中的门咚咚响了起来。我透过门眼一看，其中有一人是以前曾见过面的曾都区国保张警官，另一人后来知道是曾都区国保王警官。在犹豫了一会后，我开了门。二位警官进来后，并没有直接谈到马上来临的“六·四”和6月8日随州市即将开幕的“寻根节”，而是问了下我在家干什么之类的问题后就离开了。
其实我今年被国保约谈的次数比前两年要少得多了，今年三月全国“两会”期间都没有人按惯例找我谈。今天把这篇文章写出来，主要是是希望各方能依法行政尊重人权。
民生观察工作室刘飞跃
2010-5-31
上海世博会开幕前的2010年4月30日中午近两点时，我刚送完小孩到学校后回到家中，随州市国保支队的何队长就打来电话说，他正在我居住的文峰中学的校外，希望我下楼出去简单地谈一下。我表示，此前我曾声明过，不接受国保随意”传唤”、约谈、喝茶、吃饭，如果他能依程序出示传唤证，我一定接收传唤。
在电话中就这个问题交涉了好一会后，由于我最终没有收到传唤证，就没有下楼，何队长则在电话中表达了他的关切。
今天（2010-5-31）下午三点多，我正在家中时收到了爱人的电话，她说随州市曾都区的国保人员已来到了学校，找到了她，希望我能下楼到学校办公室见一下他们。对此我当时表示，他们没有给我传唤证，我不去。
在这个电话结束了一会后，我家中的门咚咚响了起来。我透过门眼一看，其中有一人是以前曾见过面的曾都区国保张警官，另一人后来知道是曾都区国保王警官。在犹豫了一会后，我开了门。二位警官进来后，并没有直接谈到马上来临的“六·四”和6月8日随州市即将开幕的“寻根节”，而是问了下我在家干什么之类的问题后就离开了。
其实我今年被国保约谈的次数比前两年要少得多了，今年三月全国“两会”期间都没有人按惯例找我谈。今天把这篇文章写出来，主要是是希望各方能依法行政尊重人权。
民生观察工作室刘飞跃
2010-5-31
民生观察工作室2010年5月31日消息，今天上午，湖北省大量访民来到湖北省信访局群众来访中心上访，其中许多是武汉访民。据在现场的访民介绍，上午湖北省信访局群众来访中心坐满了来自全省各地的访民，加上来访中心外的访民，访民总数达百余人。
访民程雪则告诉本工作室，她和丈夫胡国来到湖北省信访局群众来访中心后，她们所在的武汉市江岸区新村街的信访专干等人赶到群众来访中心，阻止她们上访。
今天同样到了群众来访中心的武汉访民周少荣在下午打来电话说，她看到群众来访中心的人员突然要搜查和她坐同一排的一位访民的包，这位访民坚决不肯。见此情况，周围的访民纷纷起哄，抗议官员的这种粗暴行为。后官员虽停止了搜查，但拒绝再接谈周少荣等访民。
2010年5月28日，本工作室披露了八位武汉访民被从扬州抓回武汉的消息。有知情者打来电话说，其中的高作康等二名访民至今未放。
民生观察工作室2010年5月31日消息，从昨天上午九时开始，北京维权律师唐吉田就被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平坊派出所警察孟祥江带两名保安堵在家里。下午五时，唐吉田律师在朋友的陪同下离开。
今天，李和平律师拿着唐吉田律师的钥匙到唐律师家门口时，发现门锁孔被人塞东西堵住。李和平律师叫来开锁公司开锁时，被平坊派出所警察以涉嫌盜窃到带往派出所，到下午正在讯问中。
冯军，生活在因污染白血病频发的“死地”，女儿冯亚楠因污染致白血病死亡，赖以生存的土地、鱼塘侵占。有关他的遭遇，民生观察此前作过专门采访报道，目前，又接到了他如下泣诉
——编者何仁
尊敬的全中国、全世界具有爱心、同情心、正义感的人们：
我是河北省大厂回族自治县夏垫镇二里半村人。叫冯军，男，汉族，农民，现年45岁，身份证号码：132822660323201.电话：0316—8860334.
当您看到这封信时，是用淌血的心去写的，我已经身心憔悴，精神已经频临崩溃，我及全家已陷入被政治污染、法律污染和生活污染造成严重后果的夹缝中，连做人的生存条件都没有了，害的我是家破人亡。两个女儿都患上了血液病，大女儿因无钱医治已含冤而去，小儿经治疗后，由于家庭、精神及经济压力，已无法读书。15岁已辍学自谋生路去了。做为父亲，深感愧对自己的骨肉，心中悲愤交加。只能怀着凄凉、凄惨、淌血的心，继续向全中国、全世界人民去倾诉我的遭遇和不幸，同时乞求你们的帮助和支持。
我们大厂回族自治县是距北京首都近百里的人口小县，招商引资发展过程中，“喝血的前景处处新，民生之歌生生亮”；处理问题时，只注重经济，不顾百姓死活和合法权益，令人不解。
我的经历很坎坷、曲折、好凄惨，我的事实已验证了基层、党、政的阴暗，我是于2001年因与村委会的2张土地承包合同及无口粮地耕种，依法定程序，打到了省高院、全国人大、省人大、农业部、省农业厅，事实是大厂县政府征用我村100多亩耕地，有我1.95亩，合同还剩28年合法有效，当我向政府反映问题时，未被征用的0.65亩（有合同）还剩28年，被村委会和镇政府强行分配给了别人，且分配口粮地人均0.5亩，我全家应得2亩口粮地过程中，政府动用警力，以做工作为名，予以控制，致使我全家2亩口粮地被别人抢种。在分地过程中，村委会采取不交出合同，不在解除合同协商书上签字不给土地补偿款的办法（由于我没有交出合同，更没有在解除合同协议书上签字，村委会不给我土地补偿款）连不让种地的青苗补助都不发放。在好心律师的帮助下，将村委会告上法庭，大厂县法院、廊坊市中院，认定分款方案是应得21641元，与土地承包合同不是同一法律关系，土地承包合同1.95亩，由于涉及县政府，0.65亩涉及镇政府均被驳回诉请，对于法院认定，应得土地补偿款找法院和政府都无人管，2004年至2005年，全国人大，省人大，农业部，省农业厅，经我多次上访，各级人大、农业部他们的处理意见是耕地合同，剩余年限由大厂县政府按剩余年限赔偿，政府没钱让夏垫镇政府由村委会机动地划拨合同地及口粮地，但无人落实，2005年12月份，经多方领导关注。和我不停的上访、求助，廊坊市中院，大厂县法院，退还诉讼费，把应得的土地补偿款于2006年3月10日，才执行过来。对合同的剩余年限和无口粮地耕种问题推向了政府。因应得土地补偿款已还银行，且支付了4年利息，各方面损失太大，法院又与镇政府、村委会协商鱼坑合同签订一事，我是1998年承包村集体废弃地，经过4年艰苦的垫坑、推土才弄成鱼坑，期间承包合同都是2年一订，2004年，我村干养殖业的各户，依中央土地承包政策，均已协商的方式订30年承包合同。村委会，政府就是不给我订，原因是我去法院告了他们。20亩地鱼坑年限经法院与镇政府、村委会协商，自2006年必须依法签订土地承包合同，年限最低30年，每亩地50元钱，经手人：廊坊市中级法院院长宛宗升，大厂县法院院长李首峰等，见证人原夏垫镇政法书记杨学维。此协议在廊坊市中级法院卷宗内，我本人没有。当时是中院他们念，让我写的，不这么办、这么写、应得土地补偿费无人管，法院领导的意见是：把法院的麻刀弄完了，合同年限和无口粮地问题是政府的事情。对于此事我多次找原经委主任海兴钟（现任镇长）和政法委书记杨学维，他们答应，只要不告，耕地承包合同年限，鱼坑与村委会可签订50年合同。
2006年3月18日，我长女冯亚楠，因患白血病，经北京人民大学医院确诊为急性白血病（M5）就治于道培医院，在医院大夫的提示下，检验自己饮用水井，化验结果砷、锰超标国家饮用水的标准3倍。与此同时，小女儿冯伟楠白血球、血小板也不正常，原国家环保总局，第一时间处理意见，是马上找政府，让他们派出职能部门，实地监测水井，并检查污染厂方，所排污水，所含的物质。只要厂方所排污水的物质与水井相吻合，不管它达不达标，所有损失，让厂方拿出来，连给孩子看病的误工补助都要赔。当我向村镇反映问题时，他们都说我无理取闹。向县政府求助时，大厂县政府没有从人道主义第一时间与厂方协商去救治孩子，更没有派出职能部门去复查第一现场，澄清事实真相，反而偏袒金铭公司，“金铭公司是政府的利税大户，政府还指望它开工资呢？你必须要做出牺牲”。然后指令夏垫镇政府与村委会，强行为金铭公司的发展征地。人维破坏第一现场的同时，对自己承诺和市、县两级法院担保的合同不予承认（自2006年鱼坑必须依法签订30年合同），干扰、破坏20亩地鱼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签定、解除、变更及流转，采取威、逼、利、诱手段与我爱人王悦新暗厢操作，地上符着物补偿款，同时协迫我签字，当我和他们理论时，扬言如果不签字，政府强行推了建筑物，你孩子别看病了，又采取不扒完、不离开鱼坑，不给45万元地上符着物补偿款的办法，经手人：杨学维、海兴钟、程文明，2006年6月份终于扒完了建筑物、撤离了鱼坑，拿着建筑物款赶去医院，孩子已等了很久做大化疗，每天的费用要动近万元，2006年8月份，冯亚楠的化疗费用所剩无几，两个女儿治疗费用太昂贵了，二女儿采取边上学边治疗，边吃药的办法，大夫说：冯亚楠还要30万元骨髓移植手术费，期间，我求助，村、镇、县、市各部门的脚步没停过，我被逼的全家负债累累，还要异地租房，生活难以为持。
2006年8至9月份，经过多次找市县环保部门反映问题，我的水井未实地监测，2006年9月28日，我去国家环保总局（现环保部），手里拿着鱼坑与厂方的现场照片，及我水井的化验报告单，强烈请求实地化验我的饮用水井，和厂方排放污水所含物质所做的一切，都是为救孩子一命。国家环保局直接下达了金铭公司轧钢厂酸洗废水污染地下井水影响村民健康的督办函，说按你鱼坑的地形状况，就是它了，只要实地监测你的水井，和厂方所排污水一致，孩子就能看病了。11月20日，廊坊市环保局出具报告结果（不是第一现场），按工业排放标准GB-8978-1996，符合标准，但已含砷，12月4日，廊坊市环保局又实地监测，2007年4月2日，才拿到结果，厂方所排污水均含砷、锰、且给了复印件，大厂县环保局称不敢保证厂方永远是这个标准，厂方排放污水永远不会符合饮用水标准。
2006年12月份，在配合县卫生部门，实地复查自己饮用水的过程中，遭到金铭公司4名保安的无故殴打，住院20多天，在病床上接到县卫生防疫站的化验报告，结果我的水井，砷、锰超标是不争的事实。（生活饮用水标准）
2006年，为给孩子看病，便卖家中所有家产，并向新朋好友借款十几万元，孩子在救治期间，得到在校全体师生，教育局干部的救助，得到个别企业，社会好心人的救助，9月份，受到影星宋佳女士的关爱，并和孩子合影留念，孩子很开心，因亚楠最爱看的书是孔子说，人生最大的奋斗目标当一名电影演员。2007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下发向各级人民法院提出民事、行政、刑事的督办函，同年得到中国政法大学环境资源法研究中心和好心媒体记者关助。对此，对社会、对曾经帮助过我全家的人们是感恩的。然而对以孙宝水、杨连华为首的县委、政府是仇视、愤恨的，他们人为破坏第一现场袒护污染厂方的同时，强行霸征我20亩鱼坑，又干涉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蒙受重大经济损失，致使我大女儿失去多次最佳治疗的时机，靠输血，输血小板维持生命。我多次向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各部委及政法机关、法院等部门求助，都是相互推诿。厂方和政府无人去给孩子看病。本身大厂县政府、夏垫镇政府欠我土地承包合同的28年流转金等费用，和口粮地已无法耕种，到现在10年了，却得不到及时解决，以及政府财政上的分文救助！我急的多次去天安门广场，中南海和联合国大使馆去乞讨！
面对与我风风雨雨渡过饱受当地政府、法院百般凌辱，遭到牵扯，而又过早懂事、乖巧的女儿，为人父母的心在淌血。孩子刚住院时得知自己的病情后拒绝治疗，她的意见是：“爸爸，您太累了，不要再为我的病情去操心了”。全国人大、省人大、市人大、农业部、省农业厅、市农业局，先后多次督办土地问题和给孩子看病一事。2007年6月13日是大厂县委书记孙宝水接待日，仍未能伸出关爱、援助之手，去救孩子，对我说：“你自己想办法吧”我和女儿最后在一起是2007年6月16日，那时孩子在家，因无钱治疗，当时，因口鼻已流血（血小板含量极低），孩子对我说：“爸爸，代我向曾经帮咱家的好心人，当面说声“谢谢”。心急如焚的我，气恼万分，向县、镇求助分文未得。我女儿于当晚在北京道培医院抢救过来。因无钱住院继续治疗、回到家中。6月17日，中国《公益时报》以报社名义向全社会求助，19日晚我的女儿带着很多遗憾，抱着她没有实现的梦想，离开了她深爱的亲人，和社会帮过我们全家的好心人，那时，我还在北京，向中央各个部门在求助。这次是我和爱女的诀别。
孩子活着时，我曾多次向中央各部门反映问题、并求助，拿着他们的督办函，到了基层的党、政、公、检、法等等好像都不如一张卫生纸了，孩子去世后，经过多方奔走，2008年6月4日与二里半村委会的2张承包合同和无口粮地耕种、又在河北高院立案了，至今无结果，案号（2008）冀民一申字第413号， 多次上访起诉大厂县政府征收20亩鱼坑的行政案子，廊坊市中级法院即不立案，也不出任何文字性东西，我是有冤无处申，有苦无处诉。
2008年9月25日与污染厂方的民事案子终于立了，同年10月份傍晚，在家中遭到不明身份的人绑架和报复，2007年至2009年得到好心媒体的关助，中国《公益时报》一张23人死亡人名单《民主与法制时报》廊坊鲍邱河污染之祸，《凤凰周刊》中国百处致癌危地，美国《华盛顿时报》河北电视台、香港、挪威、瑞典、半岛、电视台，国家安全生产与法和加拿大环球电视网，均实地采访污染事实，在此深表谢意！
2009年12月22日，大厂县法院、夏垫法庭，颠倒了事实真相，袒护污染厂方的同时，枉法予以判决。驳回受害人的诉讼请求，并承担诉讼费用。案号：（2008）大民初字第620号，此案我已上诉至廊坊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多次查询，在市中院调解厅，至今无结果。
一、大厂县法院否定了国家环保总局（现环保部）对污染事故的行政处理意见，否定了各级人大的监督处理意见。
二、否定了《凤凰周刊》《民主与法制时报》《中国公益时报》对污染事实的实地采访报道，称其真实性无法确认。
三、依全国人大、制订的法律，环境污染案件是举证倒质的原则，法院竟然让受害人举证，称受害人证据不足。
四、法院认定污染厂方所排污水，符合饮用水的标准。无钱医治，称医治无效。
五、法院认定被告，排放污水与自打水井中毒，砷、锰超标，不存在因果关系，而事实上，先有我们居民区，一直都没事，按照法定程序，没有征求当地百姓意见，更没人提示厂方工业标准废水，对我们饮用水的威胁，厂方来了之后，所有沿鲍邱河村庄百姓都有事了。
六、中国《公益时报》报道后，我居住的二里半村及沿鲍邱河所有村庄300米深的井水都废了，由县政府组织统一喝自来水了（我有2008.8.26）接水安装费收据。
七、法院的判决，是为了稳定，法官说“我们听院长的，院长听县委书记孙宝水的”不听话全完了，更深层的说，是为了政府对污染现场的破坏，及20亩地鱼坑，承包经营权的签订、变更、流转、解除行为，造成重大损失的一种掩护。
八、2009年12月2日，最后开庭，夏垫法庭，把所有医疗费，诊断证明等多种费用原件压在了法庭，开了收据的份数，但未有票面数额，更没有公章，对他们的作法，我一百二十个不放心。
综上所述，原国家环保总局、农业部代表中共中央国务院最高行政机关所做出的行政处理意见，都不如一张茅厕纸了，标志着中共中央已丧失执政能力了，现在我不知道谁管谁了，谁说了算了，我不知道到底在和谁打官司。我的心在淌血，法院的判决，等于又在受害人滴血的心上，撒了一把盐。
看来，中共大厂回族自治县真的要自治了，以胡锦涛总书记一项主张“以人为本，构建和谐”，“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党要管党和他的八荣八耻及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在基层已成了以无耻为至高无尚的光荣了。从始至终我在想一个问题，我还是不是中国公民，我还归不归中国共产党领导，无论如何，百姓的生命绝不能不如一个宠物，那毕竟是一个活生生的生命呀！党纪、国法在基层好像都不如像皮泥了！女儿的去世，对我们打击太大，她的身影、音容笑貌，总在我眼前晃动，如果政府与厂方自律，如果尽心尽力……..每当想起这些，凄楚的泪水、情不自禁的流下来，我不知暗地里哭了多少回。温家宝总理说“遵守宪法和法律是政府的根本原则”。“冬天总会过去，春天总会来临，太阳总会出来”。“中国政府向世界庄严承诺，中国政府一向坚持依法治国，一向以人为本，保护人权的高度理念”。我怎么那么倒霉，总是北风那个吹，大约在冬季呀！
距北京首都50公里的地方——天子脚下的廊坊市大厂回族自治县用他们的实际行动，证实了中央的政令不通，法不管事，他们的所作所为，良知尽丧，人性已泯灭。难道说，让一个弱势百姓已无执政能力，已无人权为由去起诉中国总理温家宝吗？真的还要让百姓继续去联合国喊冤吗？
说到这里，即使再有再多再多的金钱，已无法将我女儿复活，当地政府官员与厂方勾结，人为造成的惨剧，和精神上、心灵上的创伤，在我和家人心中的愤恨情，将永远不会磨灭，但我深知，我是一个即无权又无钱的草民，但我永远爱我的祖国，更爱我的同胞。这里好黑，寂静的只剩下希望的声音，路途好难，崎岖的只剩下跋涉的步伐，只能含泪，向全中国、全世界具有爱心、同情人、有正义感的人们倾诉我的不幸和遭遇，乞求您的帮助和支持。心中好郁闷，好凄凉，好无助，好无奈呀！
声斯力竭的向全世界人民，真诚的求一声，慈父在泣血，冤魂再乞求———还死者于瞑目，还生者于欣慰！还我一个公平道理！
求助人：亚楠父亲 冯军
于2010年5月
2010年4月30日，百年未遇盛世浩大的世博会开幕式当天晚上拉开序幕在上海召开。我作为东道主的上海市民赶到幸运！世博会就在家门口召开，如不去游览观赏那就是今生的遗憾！但没想到的是，去游览观赏世博却被刑事拘留，让我在浦东看守所里度过了29天的牢狱之灾！
4月30日下午，4：00许，我在浦东塘镇王港虹一村姚家宅10号儿子家里吃好了早夜饭，急匆匆乘车到地铁耀华路站，下午5：00许，由该站4号口出站，单身一人。就在近路旁边走边看，我顿时被花花绿绿的世博景象迷住了，我想，今晚霓虹灯和焰火一定是空前的。
很快我被人民大道市政府“国保”的便衣人们称“小白”和“美女”的两名警察的盯梢我都毫无知觉，我还没回过神来，“国保”警察马上吩咐浦东公安分局的下属殷施忠把我“安排”上车，并直送“东明路提审间”。
没有传唤证，我被迫做笔录，我如实陈述，我没有任何犯罪事实，连动机也没有。我只想看看世博会。做完笔录，没有拘留证，我被押送到张江看守所关押。家属收到了拘留的通知书，称：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系刑事拘留，没有期限。
当天聚集在世博场馆周围的人，绝大多数是“国保”警察“小白”“美女”一类便衣，哪有参观观赏的民众？！参观世博场馆周边；参观世博场馆外景，何罪之有？！！！
2010年5月27日，我被释放回家，我因观看世博风貌，有了番号：101745，被无辜拘留28天，成了世博“囚犯”，释放证称“不构成犯罪”，同时我收到的《行政处罚决定书》称：“行政拘留十日”没有起始时间，不知是否包括在28天理？或许以后不知什么时候，突然就“执行”这十日的拘留。我随时可能被再拘留！
我一家是被史无前例的征地、圈地运动将其幸福生活碾得粉碎。村、镇两级基层官员不作为、乱作为，蓄意灭失我家农村宅基地使用证和1994年建房批文，尽管有关部门为此出具了证明文书，但2002年8月动迁时我家的房屋被作违章处理。当地官员对我的老伴施以哄、骗、吓等卑鄙手段，强逼其签下不公平的霸王协议，评估单竟然没有面积数据，单一的货币补偿亦无法律依据可言，仅给了我家44.3万元。被迫走上了漫长艰难的上访维权之路。结果上法院打官司遭到的是乱收费、不受理和枉法判决。赴京上访六十多次，非但毫无结果，反而遭到地方恶势力的打击报复。无数次的监控和软禁已成家常便饭，我多次遭绑架，被拘留多达十次。拘留天数共有123天。
偌大一个上海，我毫无安全可言！《宪法》第三十三条：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何时付诸实施？！我殷切期盼！
联系丁菊英：13248010520
2010-5-29
写于世博召开期间
丁菊英
刑拘书
释放证
看不懂的拘留书
我们是温岭失土维权农民，温岭市政府因强制征用我们的基本农田，我们农民生活都得不到保障，多次到有关部门反应都得不到解决，所以向上一级部门反应。
在2010年5月21日我们来到北京上访，被浙江驻京办关押在地下室近30个小时，后来被温岭市政府派人押回温岭，问题不予解决，在29日中午非法关押在温岭市民兵训练基地，搜去身上通信工具，日夜轮流看守。我们要求上级领导督办立即放人。
至今仍在押的有：新河镇铁场村的马美云；城东街道下岸渚村的王彩凤；滨海镇泥涂村的江素连；坞根镇街头村的赵仁素，林素芳等。
2010年5月3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