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客

1、前言

所谓“被精神病”通常表现为不该收治的人被送进精神病医院进行隔离治疗，且只要被确认为精神病，就丧失了基本的人身自由。

本文所表述的“被精神病”，特指因对中国政府不满的上访者或政治异见人士，因为政治维稳的目的，被公安机关使用权力，送进精神病院限制人身自由。

2021年中国精神健康与人权（被精神病）年终报告继续从以下四个方面考察中国的“被精神病”问题：

（一）2021年是《中国精神疾病分类方案及诊断标准》（CCMD-3）颁布二十周年，但CCMD-3的内容已经严重与国际标准脱轨，却在实践中继续运用。其中关于偏执性精神障碍的部分，所描述的概念和语义结构，充满了对上访者的歧视。“耿耿于怀”，“个人权利执意追求”，“受压制”、“上告、上访”、“不达目的不肯罢休”，这些都可被当作诊断精神病的依据。这些歧视性的概念和语义结构使得上访者相较于普通群体，更容易被确诊为精神病。

（二）“被精神病”的人与收治医院有着根本性的利益冲突。精神病医院会有收治精神病人的任务指标，而这种任务指标完成度与医院、医师的业绩和金钱挂钩。这就意味着，若有更多的人被“诊断”为“精神病”，医师要完成的指标任务越完美，其绩效工资也会更高。指标、测算方法和各种文件的指导意见，使得医师不得不承受着上级的压力去诊断出更多本不存在的“精神病人”。

（三）在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下，2021年依然不断发生政治异见人士和上访者“被精神病”事件。如湖南的李田田，江西的周彩凡，湖北的郝明静。
不单止是政治异见人士和上访者“被精神病”，人权律师谢阳因为反对李田田“被精神病”，也被抓捕。
由此反映出在涉及政权稳定和执政权力的立场上，政府从来没有进行让步。

（四）许多访民在被精神病后，陆陆续续有起诉公安局、医院和街道办等政府单位的诉讼活动，但其诉求都被法院驳回。笔者对案例进行分析说明，说明为何精神维权案件，如此难胜诉。

一、CCMD-3如何使上访者“被精神病”

1、上访者如何“被精神病”

根据《精神卫生法》第二十九条规定：“精神障碍的诊断应当由精神科执业医师作出。
医疗机构接到依照本法第二十八条第二款规定送诊的疑似精神障碍患者，应当将其留院，立即指派精神科执业医师进行诊断，并及时出具诊断结论。”

虽然公安机关可以根据《精神卫生法》第二十八条规定独立强制启动精神病诊断，但真正诊断决定上访者有精神病的是精神科执业医师。

那为何公安机关在评估上访者行为达不到刑事追责标准后，会更倾于将上访者送进精神病院进行诊断呢？

根据国家卫生部专家委员、北京大学司法鉴定室主任孙东东，2009年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说：“老上访专业户至少99%以上精神有问题，都是偏执型精神障碍。”“偏执型精神障碍属于需要强制的一类。因为他扰乱社会秩序……”。虽然孙东东后来在各方压力下发表了致歉声明，但其身为卫生部专家委员，是精神病方面的权威专家。“上访户99%有精神病”作为一种医学总结，其背后的医学逻辑答案却是准确的：上访者确实更容易被诊断为精神病。

更容易的根本原因在于2001年出版的《中国精神疾病分类方案及诊断标准》（CCMD-3）中有明确写到：“总感觉受压制、被迫害，甚至上告、上访，不达目的不罢休”，这些都是可被作为诊断标准可纳入精神病范畴。

《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第三版）》（CCMD-3）原文这样描述：

60.1偏执性人格障碍[F60.0]
以猜疑和偏执为特点，始于成年早期，男性多于女性。
[诊断标准]
1.符合人格障碍的诊断标准；
2.以猜疑和偏执为特点，并至少有下列3项：
①对挫折和遭遇过度敏感；（笔者评：上访者经常会对政府的压制感到有精神性的挫折，进而在性情上更为敏感）
②对侮辱和伤害不能宽容，长期耿耿于怀；（笔者评：政府对上访者的侮辱和伤害，很多上访者是不能宽容的，大多因为耿耿于怀才要上访）
③多疑，容易将别人的中性或友好行为误解为敌意或轻视；（笔者评：由于对政府的不信任，导致上访者几乎对所有政府人员都会抱胡多疑、敌意或轻视态度）
④明显超过实际情况所需的好斗对个人权利执意追求；（笔者评：政府会认为上访者对自己的个人权利执意追求，性格好斗所以才去上访）
⑤易有病理性嫉妒，过分怀疑恋人有新欢或伴侣不忠，但不是妄想；
⑥过分自负和自我中心的倾向，总感觉受压制、被迫害，甚至上告、上访，不达目的不肯罢休；（笔者评：上访者由于经常被政府压制感受不公，为维护自己的权利，所以才上告、上访，不达目的不肯罢休）
⑦具有将其周围或外界事件解释为“阴谋”等的非现实性优势观念，因此过分警惕和抱有敌意。（笔者评：由于政府经常压制上访者，所以上访者才有时刻警惕和抱有敌意）

黄梅县人民医院官方网站上也明确指出：患者常常主动联系专业人士（如律师、信访部门等）寻求救援或解决问题，反复多次上访、举报或诉讼等。可被诊断为精神障碍。

“对挫折敏感”，“不能宽容，耿耿于怀”，“为个人权利执意追求”，“感觉受压制、被迫害，甚至上告、上访，不达目的不肯罢休”，这些歧视性的概念和语义结构都成了偏执性人格障碍的诊断依据，将上访者对自我权利维护的过程和对政府不公正不作为的心态进行医学“捆绑”。难怪被诊断为人格障碍的上访者约占上访案例的一半（51.02%）。

所以面对如此高的确诊率，公安更倾向将上访者送入精神病院。

2、上访者的精神病根源：CCMD-3

1996年9月，CCMD-3是由中华精神科学会组织114位专家，对24种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作了历时五年多的随访测试，于2001年出版。后经中华精神科学会常委会讨论通过，作为学会的分类和诊断标准，是国家现行的精神疾病诊断标准。由此足见它的权威性和无可动摇的学术地位。但广东省精神卫生中心主任、中华预防医学会精神卫生分会副主任委员贾福军在回应同恋性在CCMD-3去病化时说道：“心理指标相对于物理指标是不一样。因为心裡指标中的一些精神症狀，存在一個相对主观性，并非是完全精准，在信度、效度方面有一些不足。但这是因为社会和科学发现社會的局限性，而导致的结果。……主观性的來源，有時候与社会因素有关。在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我们对一种现象的认识，有时候是正常，有時候是异常。”也就是说CCMD-3的精神诊断本身就具有主观性与社会因素的有关。

CCMD-3至今仍然在实践中应用，但无论在理论和内容层面，CCMD早已落后和过时。例如，CCMD-3明确把同性恋与双性恋诊断为性指向精神障碍。然而在精神疾病的实践诊断依据上，精神医学专家主要参考依然是CCMD-3诊断标准。精神病鉴定要作出的一份完整的鉴定意见书，其中必然包括分析说明，而通常依据就是《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第三版，CCMD-3》。任何精神科医师都必须学习CCMD-3的内容，同时很多鉴定领域里的行政行业标准和技术规范都是参考了CCMD-3进行制定。如：司法部发布的2020年《精神障碍者性自我防卫能力评定指南》和2021年《精神障碍者诉讼能力评定》都是司法行政行业标准，两份文件都明确指出规范性引用文件仍然为CCMD-3。

如此，以CCMD-3为基础，构建了一系列的医学诊断鉴定文件依据，将“上访、上告”打上“精神病”的标签。“上访、上告”这个政治上的概念被“偷换”成了医学上的“精神病”。

3、中国特色的CCMD-3与国际标准

目前中国现行的精神科诊断标准有三个，分别是世界卫生组织编制的《国际疾病及相关健康问题的分类，ICD-10》，中华医学会精神科分会制定的《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第3版），CCMD-3》，和美国精神医学会推出的《美国精神障碍诊断予统计手册第5版（DSM-5）》。根据中国合格评定国家认可委员会倡议以及三个标准的不同特点，首先推荐使用国际标准ICD-10，其次为行业标准CCMD-3，不适用DSM-5。

2018年12月14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发文，要求自2019年3月1日起，各级各类医疗机构应当全面使用世界卫生组织编制的《国际疾病及相关健康问题的分类（第十一版），ICD-11》中文版进行疾病分类和编码。但文件中并没有明确指出CCMD-3不再适用。虽然在中国，精神医学行业很多会用美国的标准DSM-5或世界卫生组织的标准ICD10。卫生部门也发过相关的文件给各大医院，希望可以用这些标准。但在执行层面，很多医师、心理咨询师沒有用这些国际标准。

沈阳市心理咨询与治疗中心主任医师王晔对是否会有CCMD-4回应道：“现在的医学院校学精神病学用的还是CCMD-3，其出版至今已经二十年，内容已经严重与国际标准脱轨。但目前并没有出新版CCMD-4的计划，CCMD会逐渐被淘汰，新的ICD-11和DSM-5的诊断分类是病因学分类，和以前的老版本的诊断分类标准差别很大，也是精神疾病诊断分类的巨大进步。之前的CCMD，是按照ICD国际标准编写的具有中国特色的诊断标准，已经过时了，而且要和国际接轨，才有共同的讨论标准，再出新版CCMD，没有任何临床或科研的价值。”

CCMD-3，确实是具有中国特色的诊断标准，其引言开宗明义就指出编写原则是“具有中国特色，符合中国国情”。对比最新的ICD-11和DSM-5，内容并没有出现“被压制、被迫害，甚至上告、上访，不达目的不罢休”这样的类似的表达。

很明显，“耿耿于怀”，“个人权利执意追求”，“受压制”、“上告、上访”、“不达目的不肯罢休”，这些概念和语义结构是中文里特有的词汇表达，英文中没有直接准确对应的词汇。所以在ICD-11和DSM-5里，更是不会用“上告、上访”这种类似的表达去诊断一个人是否有精神病。

真正将“上访、上告”进行病理化的只能具有中国特色的CCMD-3。

4、去病化

笔者曾查阅大量关于上访者被精神病的报告、新闻文章资料。但根据笔者所观察，所有资料对CCMD-3的具体的歧视性条款内容并没有多加分析与挑战。

如，深圳衡平机构2010年发表的《中国精神病收治制度法律分析报告》、CHRD2012年8月发表的《中国精神病非自愿收治滥用报告》和高健（gaoJian)在2021年出版的《被精神病：中国精神病乱象调查报告》。上述报告，都是从权力架构层面上对送治者（公安机关）与被送治人（上访者）进行分析，但并没有从诊断标准的医学根源CCMD-3上分析送治者（公安机关）为何会更愿意将被送治人（上访者）送入精神病院。

笔者在撰写本报告时，曾询问一位从事精神障碍领域好几年的人权捍卫者关于CCMD-3里的“上访、上告”这个概念，其竟然也不知道“上访、上告”这个概念被写进了CCMD-3。

所以充满歧视性概念和语义结构的CCMD-3，在发表后二十年间，并没有受到任何的人权机构和新闻的挑战。上访者被诊断为“精神病”的医学根源问题都没有被发现，也就无从有任何的行动推动“上访、上告”去病化。

2、“被精神病”的任务指标与医院的“钱袋子””

受行业利益的驱使，精神病医生欲通过立法（或各种方式）不断扩张自己的权利，固化对精神病患者的制度性歧视；拒绝接受司法监督，把法院排除在非自愿住院程序以外；转嫁非自愿住院中的法律风险，极力将责任推卸给“监护人”。

精神病医院有治疗精神病患者的年度任务指标，这似乎是精神病医院公开的秘密。

某精神卫生专科医院的副院长兼门诊科室主任杨某在法庭中就曾公开作证：医院每年有治疗精神病患者的任务指标。

国家要统一建立居民健康档案，在实施此项政策时基层医生能得到相应的公卫补助。但是为了达到档案率硬性的指标，如果村里只有一个精神病，但按照要求得达到4个，于是就造出了4个精神病档案。

曾有媒体爆出医生造假“精神病”档案仅是为了完成上级任务指标：

陈某某在办理居住证时发现自己在公安网内被登记为精神分裂症病患者。随即在福清市城头镇卫生院查询到居民健康档案记载，陈某某患精神分裂症，属于重型精神病患者。建立这些健康档案情况的确认人均出自陈某某的同村村医陈某刚，档案中还体现出陈某刚每年都对“精神病患者”陈某某进行随访跟踪检查。当地派出所民警后向陈某刚核实，其最终承认居民健康档案上的记载不实。

村医陈某刚造假“精神病”档案是为了完成上级任务指标，其不知道档案要上传至全国精神病网以及上报到公安局并录入系统。

一个小小的村医就可以将一个正常人变为“精神病”人。那为何村医陈某刚为自冒风险造假，其中肯定少不了经济利益的引诱。

很明显，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管理作为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中的重要一项，其指标的完成率是直接影响到基层公卫人的“钱袋子”的。

根据《关于卫生事业单位内部分配制度改革的指导意见》规定：“按照岗位职责，提出工作要求，明确任务指标，考核工作业绩，根据考核指标的结果，确定绩效工资部分。”

在《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关于印发2019年严重精神障碍管理治疗工作评估方案的通知》评分标准里明确对指标有硬性要求：“工作指标及测算方法：※报告患病率＝在册患者数/常住人口数×1000‰……1）患者检出率以4‰为基数（下达严重精神障碍患者检出率达4‰的目标任务）；（2）≥4‰，得20分；（3）＜4‰，得分＝实际率值/4‰×20分。”

根据《勐海县2016年严重精神障碍救治管理工作自查报告》：“确诊严重精神障碍患者共890人，建档管理890人，患病报告率为2.6‰（指标报告患病率达到4‰）……扣分原因：患病报告率为2.6‰，未达到4‰按比例扣2.8分。……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筛查工作难度大。一是省卫生厅疾控局2014年下达严重精神障碍患者检出率达4‰的目标任务。我县2014年常驻人口33.9万人，按4‰推算，2016年我县严重精神障碍患者检出任务数为1356人。目前全县筛查出890人与任务数差距较大，较难完成任务和目标。”

曾有媒体报道，河南郑州各个社区的基层医护人员，被要求筛查本辖区内的重性精神疾病患者，人数不得低于辖区人口总数的千分之二，这意味着要在1000个人中至少找到2个重性精神病患者。而这一任务，被纳入卫生部门对社区医院的考评中，如果完不成就会面临上级的督导。

所以摊派精神病指标事件不是孤立事件,是全国范围内正在开展的精神病人调查的一个缩影,是自上而下推动的“686项目”中的一部分。在精神卫生法实施后,这一项目在推进中不但涉嫌行政违法,而且还涉嫌争夺财政资金和抢夺资源。

“686项目”是中央补助地方重性精神疾病管理治疗项目的简称,2004年9月30日,国家精神卫生项目作为唯一的非传染病项目正式进入国家公共卫生项目。2004年12月,获得中央财政专款项目经费686万元。项目实施的目的是完善社区对重性精神疾病的防治和管理,降低精神疾病患者因肇事肇祸对社会和经济的影响,提高医务人员对重性精神疾病规范化治疗的能力。

“这一项目的目的在于管理和控制精神病人，并没有较好地尊重和保障精神病人的权益，甚至在实施过程中可能出现侵犯精神病人合法权益的事件。”在精神卫生法立法过程中,这一问题曾引起立法机关的重视。

现在需要做的是重构，把精神病患者从管理控制对象转变为权益保护和服务对象，在管理模式上，改变政府目前大包大揽的做法，淡化中国精神医学行政化色彩，积极培育扶植社会机构参与精神病人帮扶救治。”

上述的指标、测算方法和各种文件的指导意见，就使得医护人员不得不感到有上级的压力，而进促使更多的人被“诊断”为“精神病”。再者，更多的人被“诊断”为“精神病”，医护人员可以完成的指标任务越完美，其绩效工资也会更高。这是使得“被精神病”者与收治医院有着根本性的利益冲突。

三、2021年“被精神病”案件

根据《精神卫生法》第二十八条规定：“疑似精神障碍患者发生伤害自身、危害他人安全的行为，或者有伤害自身、危害他人安全的危险的，其近亲属、所在单位、当地公安机关应当立即采取措施予以制止，并将其送往医疗机构进行精神障碍诊断。医疗机构接到送诊的疑似精神障碍患者，不得拒绝为其作出诊断。”

也就是说当有伤害自身、危害他人安全的行为，或者有伤害自身、危害他人安全的危险的时候，公安机关是有权力独立启动精神障碍诊断的。

但问题在于如何解释条文中的这个标准：“伤害自身、危害他人安全的行为，或者有伤害自身、危害他人安全的危险的。”

目前办案人员在决定是否启动精神病鉴定时没有任何的参照依据，完全凭个人的经验与直觉。在缺乏科学的考量因素指导的情况下，办案人员的判断与普通人完全无异。这种决定是否启动的机制彻底演化为武断的个人判断过程，公信力极低。

笔者在案件数据库中找寻到有上访者就算没有任何暴力行为，也会被公安强制送进精神病医院进行诊断。曾有上访者“滞留地铁站内、站立不稳、倒地、言语表述不清”，公安机关也可以只凭感性认识去判断，就对上访者作出行政强制措施的送院诊断。

所以回到解释“伤害自身、危害他人”这个标准，公安机关的判断可以说是非常的随意性与主观性。

中国的“被精神病”一直都与中国的政治维稳挂钩。

主要原因在于，将上访者和政治异见人士定成刑事犯罪的标准较高，且公安机关没有独立的决定权，在一定程度上会受检察院、法院的制约。所以当上访者的行为和证据不足以够成刑事犯罪时，公安机关难以将上访者关押进看守所。然而对于公安机关来说，在全国敏感时间限制上访者的人身自由又是一项硬性政治任务。这时候，“被精神病”就可以作为公安机关“合法”关押上访者的另外一种补充手段（其他补充手段还有法制教育学校关押、软禁、被旅游、跟踪等）。

送治人（公安机关）与被送治人（上访者或政治异见人士）有明显的利益冲突，隔离治疗使送治人公安机关获利。公安机关在《精神卫生法》的“合法”掩饰下获得了更多的机会去限制上访者或政治异见人士的人身自由，由此完成上级指派的政治维稳任务。

2021年依然不断发生政治异见人士和上访者“被精神病”事件，并且在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下公然将人“被精神病”：

湖南李田田案：

2021年12月17日，在微博上公开声援被上海震旦职业学院开除的女教师宋庚一后，湖南永顺县山村女教师李田田呼救，说自己被强行关进精神病院，引发全网关注。12月24日，中共湘西州政府新闻办发布情况通报，给李田田作出定性。

中共湘西州政府新闻办称，李某某日前在“县有关部门工作人员”面前“情绪失控，并意图采取过激行为”，21日在其母亲和在县教体局工作的姑父陪同下，到湘西州精神病医院检查并入院治疗，“病情趋于稳定”后，再于22日中午转入县人民医院，接受住院治疗。湘西州政府新闻办还称，李田田曾在2013年经诊断患抑郁症，今年4月病情加重。李田田当时有四个月的身孕，事件引起外界高度关注。

公安机关选择将李田田送入精神病院，而不是看守所，其主要原因在于，仅凭李田田的言论较难进行刑事入罪，而李田田曾患有抑郁的精神病史，在家属的配合下更容易送入精神病院进行关押。

12月26日李田田在精神病院关押7天后被释放，笔者分析被释放主要原因有：一、李田田的言行并没有对中央权威进行直接的挑战，声援宋庚一只能是一种擦边球式的对抗方式，维稳的严重性并不大。二、李田田在被送进精神病院后，不同于其他被精神病案例，事件被国内外媒体和网民一直长期的高度关注，引起一波又一波的网络舆情。舆情警报反馈进了当地政府后，当地政府感受到巨大压大进而释放李田田。

董瑶琼第三次进精神病院：

2021年2月9日，向中共总书记习近平画像泼墨的湖南女孩董瑶琼近日疑被第三度送入精神病院。长期关注董瑶琼的北京画家华涌8日在推特发布了这个消息。

2018年7月董瑶琼向中共总书记习近平的头像上泼墨，之后被上海公安拘捕，同年7月16日被当局送回老家湖南省株洲市攸县，并以疑有精神病为由，将董瑶琼先后两次关进株洲市医院。

据了解，董瑶琼在被拘押期间，饱受酷刑虐待。其父董建彪告诉媒体，女儿在关押期间曾被强迫吃药。董瑶琼在获释时，呈现出与原先活泼开朗的样子截然不同的模样。获释后的董瑶琼，变成沉默寡言、神情紧张，甚至是有些痴呆的样子。

董瑶琼去年获释后在推特发视频称，当地政府要求她上班，以便于监视。她在视频中强调自己没有精神病，是当局强制把她关入精神病院。后来该推文被删除。

湖南维权人士欧彪峰在推特转发上述视频声援董瑶琼，但随即被株洲警方以“寻衅滋事”罪，行政拘留15天。后来当局又将罪名改成“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从行政拘留转为监视居住。

董瑶琼在推特发文，解释欧彪峰被抓的原因。她说欧彪峰是因为帮她传话，说有美国外交官想要与她私下见面。带话之后，欧彪峰就被公安拘留了。

江西周彩凡案：

2021年8月18日，江西省萍乡市安源区高坑镇居民周彩凡，去萍乡市信访局上访后，回到家里就被政府的社区工作人员绑架到萍矿总医院高坑院区精神科，进行所谓“精神病强制治疗”。周彩凡去信访局上访，本是公民的合法权利，即使骂人，也不会对他人的人身安全构成实质危害。

但医师就是说周彩凡有精神病，因为她为她死去的妹妹上访，她老说她妹妹是被害死的，她老是去上访，老是骂人，妨碍公共秩序。

所以，周彩凡的骂人行为也被扭曲成了“危害他人安全的行为，或者危害他人安全的危险的”，被送进精神病医院。

湖北郝明静案：

郝明静的女儿说，我爸从2021年7月12号，被襄阳市襄州区公安分局双沟镇派出所和双沟镇政府及郝营村书记郝华清他们，联合起来送进湖北省襄阳市襄州区黄集镇静怡精神病院的，到8月31号又转移动湖北省襄阳市安定精神病院，在9月份被我发现后，于10月14号又转移到双沟镇安怡泰医院囚禁。据报道，郝明静因投资开办的沙厂被抢而上访多年。

人权律师谢阳案：

2021年12月25日，圣诞节当天，湖南人权律师谢阳抵达湖南湘西永顺县去探访李田田，立即被中共便衣人员跟踪，当地村民被禁口，李田田老师的所有家人都“不知去向”。

谢阳律师来到砂坝镇桃子溪村小学以及永顺县公安局，在门口打出横幅：“接李田田老师母子回家”。之后，谢阳来到砂坝派出所询问李田田的情况，砂坝派出所说，“没有参与12月19日晚上9点对李田田老师的抓捕。”

12月25日为确认李田田已回家消息，维权律师谢阳，程晓峰等三人开车去了李田田爷爷的家，希望送些銭转给李。谢阳说：“我的车停在李田田爷爷家门口，维稳人员的车停在爷爷家隔壁。前两天，律师陈以轩还能一睹爷爷的芳容，而今天就绝不可能。行，咱们就这样耗着，感觉很好！”

谢阳等三人再去李田田家，受到当地干部，地痞流氓的暴力，抢走手机。2022年1月11日谢阳被湖南国内保卫局(国保)人员带走，随后其父亲才收到长沙市公安局当日发出的拘留通知书，指谢阳因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寻衅滋事罪”被刑事拘留，现羁押在长沙市第一看守所。

以上案例都可以说明，公安机关一直试图以收治住院的“名义”强制关押政治异见人士和上访者。

如前所述，CCMD-3使上访者更容易被诊断为精神病。上访者在刑事入罪程序对证据的要求门槛较高的情况下，其被公安机关送进精神病医院进行强制关押变成了一个要求相对门槛较低的手段。

在合法性上，公安机关完全可以推卸责任给医院的诊断，称并不是公安机关决定上访者是精神病的，是精神科执业医师决定上访者是精神病。另外在人力消耗方面，众所周知，警力资源是非常紧张的，虽然对精神病人的关押都是由财政报销的，在精神病院关押后，公安机关也不必花大量的人力对政治异见人士和上访者进行专门看管。若上级领导下达指令要求公安机关必须限制政治异见人士和上访者身自由，用软禁和黑监狱等方式的关押需要消耗公安机关大量的人力（软禁和黑监狱都需要派警力24小时看守），而精神病式的关押消耗则是精神病院的人力。

四、司法救济？

被精神病公民在放出来后，大部分人选择了沉默，小部分人选择了上访，只有极少部分人选择走法律程序维护自己的公民权利。在极少部分中能坚持下来的更是少之又少，他们要面对法律的不作为甚至乱作为；要面对从起诉受理案件开始的刁难；要面对在审判中颠倒黑白、推卸责任、没有程序正义的司法流程；要面对审判结束后不宜判、乱判的司法乱象；还要面对没法执行的一纸判决书。可就是在这样的恶劣法制环境中，还有受害公民在坚守。

有律师统计，中国百起精神维权胜案5例。这个统计虽不一定准确，但却反映了中国在《精神卫生法》出台后，由无法可依到了有法可依，由“被精神病”完全没有法律救济途径，到有微小维护权利的希望。但值得注意的是，被亲属因感情和经济利益送入精神病院的民事案件，起诉至法院纠正错误的可能性会比较大。如果被公权力以维稳需要而送入精神病院的，极少得到纠正与赔偿，甚至这些“被精病”者依然陷在上诉无门，维权无路的状态，因为法院对此类案例根本不受理、不立案。

笔者从裁判文书数据库选取以下案件进行分析，说明为何精神维权案件，如此难胜诉。

2021年严某某诉北京市公安局东城分局行政赔偿二审案件（[审理法院：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案号：(2021)京02行赔终166号][裁判日期：2021年10月29日]）

东城公安分局站前派出所2011年2月28日给浙江省江山市XX镇人民政府发函，称“我所在2月28日例行巡查中，发现贵镇严某某在北京上访，经治安询查发现该人存在较为严重的精神问题，请贵镇速派人带回，建议给予专门治疗”，当地政府根据此函将严某某送江山精神病医院1545日，严某某由此请求赔偿上访差旅费、住宿费、误工费、生活补助费、在精神病院被限制人身自由损害赔偿费。

本案中，严某某要求东城公安分局赔偿因出具案涉函件对严某某的合法权益造成的损害，但东城公安分局提交的证据证明该分局未设立案涉函件中的落章单位“北京市公安局东城分局站前派出所”，案涉函件并非东城公安分局出具。严某某提交的证据亦无法证明系东城公安分局造成其合法权益受损及拿走其身份证的事实。故一审法院对严某某所提赔偿请求不予支持的论述，二审院予以认可。

《行政诉讼法》第34条规定：“被告对作出的行政行为负有举证责任，应当提供作出该行政行为的证据和所依据的规范性文件。被告不提供或者无正当理由逾期提供证据，视为没有相应证据。”

但在本案可以看出，举证规则的责任并不是在被告公安局，而在公民。本身公民在行政诉讼已经是弱势一方，没有权力和资源调取证据和调查事实。但法院为偏袒公安机关，依然将举证责任加诸到公民身上，进而使公民败诉。

五、结论与建议

现在涉及精神病的法律有多部，但仍然阻止不了被精神病的迫害。中国现在涉及精神病问题的法律包括《精神卫生法》《刑法》《民法》《刑事诉讼法》等，看上去法律很多，很有保证，但是各法律互相矛盾，缺少连接，这就难免在出现问题时选择性执法，互相推辞，或者钻法律漏洞。

如此多的法律处罚不了那些实施酷刑的国家行政人员，可见法律对于这些政府人员是多么的无足轻重。最讽刺的是他们还是法律的执行者。所以肆无忌惮的迫害人权也就毫无顾忌可言了。

综合上述分析。笔者大胆提出以下建议：

1、删除CCMD-3中对上访者有歧视性的概念和语义结构。如，“对挫折敏感”，“不能宽容，耿耿于怀”，“为个人权利执意追求”，“感觉受压制、被迫害，甚至上告、上访，不达目的不肯罢休”等。让CCMD-3的医学诊断脱离政治性概念和语义结构的歧视。

2、取消精神病医院的各种任务指标、测算方法和指导文件与收治精神病人的数量进行挂钩，以消除“被精神病”者与收治医院的根本利益冲突。

3、行政诉讼举证规则回归到法律本身，行政机关应当对作出的行政行为负有举证责任。举证责任应当在送治机构（公安、街道、医院等），而不应当在被送治人（被“精神病”的人）。

【民生观察2022年6月3日消息】因言获罪被判刑4年6个月的独立中文笔会会员周远志，于2022年5月9日刑满获释。出狱后的周远志退休待遇全部没有了，成了“四无”人员，鉴于目前恶劣的生存环境，周远志向有关部门提出了7条基本诉求。

周远志，现年61岁，此前系湖北钟祥市地税局“被退休”人员。三十年前因为写批评对农民“社教”的文章（《中国内地农村正开展史无前例的社教》）被开除党籍及职务。三十年来痴心不改，笔耕不辍，以笔名“曾仁全”、“楚一杵”、“华梁兴”在海内外出版两本书，发表文章被国安关押（谷歌可搜）。

2001年“被提前退休”后，周远志认为应该为家乡人民做点事。于是，专著于环保调查和文化寻根，调查并制作8级纪录片《千湖之湖之殇》放到网上，调查并撰写数十篇文章《戏说神秘钟祥》（网上可搜部分篇章）。在这期间，许多失去工厂、失去土地的农民走投无路慕名而来，请求周远志帮助发声。

周远志便主动杠起了许多媒体、记者、律师应做而不敢做的责任，当起了公共事件吹哨人，先后义务为暴力强拆、隐瞒重大安全事故、环境污染等数十起事件网下申诉、网上曝光，被民间誉为“义工律师”。数十起事件几乎都促进了地方政府和监管部门的解决，但也结下了梁子。这期间被国保约谈、被喝茶、甚至被威胁屡见不鲜。周远志始终不渝地恪守老祖宗遗训“我独异于人，而贵食母”（老子）；“朝闻道，夕死可矣”（孔子）。

2017年11月9日，周远志在前往参与京山市地税局到荆门市地税局讨说法“围观”时被警方抓捕。荆门司法采取有罪推定调查，在供证不一、证人与证人说法不一，无权威说法，认定其曝光的事件“细节虚假”、“数据虚假”，而认定“细节、数据虚假”的证据均来源于处理事件不当的监管及腐败官员，不仅如此，法律规定不具备证人资格、制造黑恶事件暴力犯罪分子、成了指控其帖文“细节虚假”的证人。以延伸的“关于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诽谤等刑事案件法律若干解释”的“口袋罪”判决周远志网上“寻衅滋事”三年；以四篇不同事件点了五个官员姓氏的帖文认定为“诽谤官员”，在没有自诉人的情况下判决“诽谤（官员）罪”一年六个月；全省地税系统三千多人分别不同时间上访县、省及北京，与周远志都不认识，就因为周远志写了联名信，联系了尚未见面的“南都”记者采访，联系并出资律师介入事件，办了几个微信群就被“推定”为“组织人”，以“组织非法聚集罪”判决两年（此罪的前提条件是“经行政处罚不改正的”，而没有给予他“改正期”）。此起彼伏的全省地税系统维权事件由周远志一人买了单，合并共执行四年六个月徒刑。

在荆州看守所关押两年两个月后，于2019年12月25日圣诞节那天送到荆州江北监狱。2022年5月9日刑满遣送回家时，六七个单位近百名维稳人员“迎接”。

在国保们“有罪推定式调查”的过程中，警方以“涉及国家安全”等借口历时9个月拒绝三批律师会见周远志（其中雷刚、王乐律师跑遍荆门司法机关的大街小巷、踏破楼梯、磨破嘴皮无果，愤然而去），在开庭时吊销了广州刘正清律师的执照，要给周远志弄个“法律援助”律师，被周远志以“不要浪费司法资源”拒绝。

随后给了周远志两个半天的时间阅卷，周远志发现采信的证据漏洞百出（以后的申诉会有详细解析），所谓“庭前会议”上他所提出的补充证据被公诉人拒绝，要求证人出庭作证被拒绝（证词上百人），对于周远志要求的公开开庭，竟然不通知他的家人。

周远志质问胡姓女审判：“为啥不通知他的家人”，女审判说：“没有义务”。两天的开庭除了一些玩手机的公检法人员外，能坐数百人的大厅无一个外人旁听，后在周远志的强烈质疑下，第二天中午才通知其家人参加了最后半天的旁听。

鉴于目前自己恶劣的生存环境，2022年5月31日，周远志向有关部门提出如下要求：

一是被国保非法扣押的两部手机、平板电脑，必须得到归还。

二是除高血压、脑梗、胃病在坐牢前就患有外，2020年在江北监狱三监区车间昏迷并抢救后检查出一个心窒壁瘤，还不知是良性还是恶性。此前，单位每年组织的检查并无此病。四年半来医疗费没有了，如果不能解决，本人将发起网上筹资或者外出务工，并起诉荆州看守所及江北监狱以寻求解决。

三是欠外债准备变卖唯一的住房——地税局西大院四楼的住房（因借给别人的钱无法收回），卖房后外出租房住。老伴去投靠儿子，本人初步打算到离申诉较近的省高院附近租房子住。

四是等北京疫情结束后陪老张到北京办她的签证。

五是请求给本人办护照，因为夫妇已十年没有见到儿子了，人生有多少个十年？儿子已过三十岁，急需我们夫妇过去安排他的婚姻及家庭。不给组织找麻烦，投靠到美国留学并已工作的儿子去养老。

六是如果不给办护照，那将只能走申诉之路，向北京及省高院、纪监委等部门申诉，因为我这个因言获罪的文字狱“被刑事犯”是钟祥和荆门已倒台和尚未倒台的腐败分子一手炮制的，不能雪耻就意味着“获刑人员不能办护照”的出入境规定，所以，只有洗清罪名才能出国。申诉的方法将是文字申诉与制作视频申诉同步，申诉材料在省高院答复之前将不放到网上。

七是由于四年半的牢狱生涯结束后，退休待遇全部没有了，出狱后成了“四无”人员：无工厂、无田地、无福利、无生活来源，将考虑边治病边外出打工。初步考虑效仿北京“被失业”的律师朋友刘晓原外出卖老鼠药——为社会除四害。

以上诉求请有关部门批准，刑事申诉的材料及视频将在近期完成并上交。

【民生观察2022年6月2日消息】2022年5月31日，律师成功会见了四川德阳青草地教会武见男长老和郝鸣长老，目前案件已经移交检察院，处于审查起诉阶段。武见男长老比以前清瘦了不少，但精神状态还好；郝鸣长老身体状况很糟糕却无法得到及时医治，长期下去恐有生命危险。

2022年6月1日，德阳青草地教会武见男长老的妻子崔艳芹姊妹通过自媒体发出一封代祷信，透露武见男和郝鸣长老的案件目前已经移交检察院，现在处于审查起诉阶段，他们目前的罪名是诈骗罪。

在时隔5个多月的等待中，律师终于在5月31日成功会见了武见男，也顺利地看到了案卷。武见男长老比以前清瘦了不少，但精神状态还好，人也比较喜乐。

请大家继续为他代祷，一方面求主在这个案件中彰显他自己的公义、公正，为他的仆人申冤，使他能够早日回到家中。另一方面求主继续看顾武见男，让他在里面有喜乐，平安，也能够亲身经历主与他特别的同在。

时隔半年，律师终于在5月31日见到了郝鸣长老。郝长老的案子已进入检察院审查起诉阶段。他身体状况很糟糕，便血了几个月，瘦了24斤，如果再这么下去恐有生命危险。因疫情看守所实行封闭管理，不能外出就医。郝鸣长老的妻子杨玉凤请大家为郝鸣长老祷告。求主保守律师与检察官的交流，能够取保候审。

2021年11月17日，郝鸣长老因为莫须有的“诈骗罪”而被德阳市警方抓捕，至今仍关押在德阳市看守所。如果郝鸣长老的罪名成立的话，那么中国所有的家庭教会传道人都可以被当局以所谓诈骗罪而抓捕和判刑。求主阻拦非法之人快跑行恶的脚步。求主让德阳市检察院的检察官依法不予起诉，不要在逼迫基督教会的事情上继续得罪至高的上帝，惹动上帝的愤怒。

郝鸣长老在2021年3月之前的十几年中，一直忠心地服侍德阳青草地归正教会，去年从青草地教会退休后和妻子杨玉凤一起委身在秋雨圣约教会。他已经年满65周岁，身体状况如此糟糕却无法得到及时医治。求主让掌权者可以本着基本的良知，尽快将他无罪释放，或者取保候审，让他可以得到医治。

据悉，自2018年10月开始，德阳秋雨青草地教会不断遭到当局骚扰，教会拒绝民宗局了解教会奉献收入情况的要求，拒绝撕下窗外“爱耶稣”的标识，结果教会会友被派出所核对户口和地址，有会友家人被街道办上门询问聚会问题，网格员（社区网格化管理工作人员）上门登记会友的情况，国保则约谈布道所的植堂者等。会友猜测，当局做这一切都是为了最终取缔教会作准备。

2018年12月9日，四川警方对成都秋雨圣约教会进行大抓捕，后扩大打压，四川德阳秋雨青草地教会亦受到冲击，于同年12月12日被政府取缔。

2021年11月17日，德阳秋雨青草地教会武见男长老夫妇、同工刘五一姊妹、刘永波弟兄、蓝恩光弟兄等人。被德阳警方以涉嫌“诈骗罪”为由带走。已从青草地教会退休的郝鸣长老和妻子杨玉凤姊妹也被带走。

武见男长老的妻子、刘永波弟兄和兰恩光当晚被释放回家；18日上午，郝鸣长老的妹妹郝焰被带走，于当天晚上被释放。18日下午，刘五一和郝鸣长老的妻子杨玉凤被释放回家。19日，德阳青草地教会另一位同工向迪俊也被带走。

同时得知，2021年11月19日，郝鸣长老和武见男长老被警方以涉嫌“诈骗罪”正式刑事拘留。

2021年12月24日，郝鸣长老和武见男长老被正式逮捕，家属于圣诞节当天收到逮捕通知书。

【民生观察2022年6月2日消息】湖南长沙公益人士程渊被中共当局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刑5年，目前在赤山监狱服刑。2022年6月1日，程渊妻子施明磊网上公开了程渊的狱中来信，披露程渊在赤山监狱逼迫下写的信，证实了赤山监狱对程渊的强迫劳动和酷刑。

施明磊：程渊来信了，看看这封在赤山监狱逼迫下写的信，更加证实了赤山监狱对程渊的强迫劳动和酷刑！

1、程渊自1月18日到赤山监狱后，被直接关进高戒备监区3个月直到4月18日才放出来到五监区。他引用司马迁的话讲自己在高戒备监区的遭遇，司马迁这段话是在受到宫刑后写的，可想而知他受了多大罪！

2、强迫劳动。每日披星戴月，结束只剩2个小时还要洗衣服洗澡，完全没时间看书锻炼。

3、在李明哲揭发了饮食虐待后，赤山监狱让程渊写他们的伙食好。于是程渊被逼之下写出：佩服监狱厨师竟然把伙食做出了餐厅的水平！谁看不出这是反讽吗？

4、赤山监狱拖了很久不给他办卡，而他津市监狱剩余的4000块钱竟然也没有转过去。程渊接近3个月身无分文，在监狱里又被严管虐待，不知怎么熬过去的？

5、程渊写监狱物品齐全，齐全到物品清单长到读不完。讽刺得很！

6、程渊姐姐买的书，订的报，全被扣了。最要命的是，程渊在信中强调不要告诉我，怕我有强烈反应。程渊竟然发出司马迁遭遇酷刑后的感叹，我极为震惊！

7、程渊现在得了肩周炎，他称是在看守所锻炼不专业导致，到了津市监狱后监狱给他制定了专业锻炼方法。程渊被抓之前，从来没有肩周炎，很显然是赤山监狱每日长达13-15小时的强迫劳动所致。

湖南省省委书记张庆伟，赤山监狱监狱长刘冬伟，你们如何虐待我老公，我就如何让全世界知道你对他的虐待！

公开资料显示，2019年7月22日，中国民间公益机构“长沙富能”的三名工作人员程渊、刘大志、吴葛健雄被长沙市国家安全局以涉嫌“颠覆国家政权”为由刑事拘留，8月26日被长沙市检察院以同一罪名批准逮捕。其案多次被延长侦查期限，家属为三人聘请的律师多次申请会见，均被当局拒绝。而在2020年3月16日，六名代理律师（每人各两名代理律师）分别收到长沙市国家安全局和各地司法局的口头通知，告知已被当事人撤销委托，甚至连吴葛健雄的父亲吴有水律师也被通知已被其儿子解除委托。

2020年9月10日，吴有水律师致电吴葛健雄的官派律师陈汝超，得知“长沙公益仨”案已经于上周在长沙市中级法院开庭，而且庭审已经进行完毕。家属未收到该庭审的任何通知，长沙市中院的开庭公告上也没有该庭审的任何信息。9月11日，程渊的妻子施明磊前往法院询问，法警负责人转告赵喆法官的话，说该案是公开审理的，保障了当事人的一切权利。施明磊就此在推特上三问赵喆法官：1、我下载备份了中院网站上赵喆接手该案以来的所有案件公告，没有该案的任何记录。2、程渊的辩护律师张磊、谢燕益都没有上庭，这叫公开？3、开庭没有通知家属，这叫公开？

2021年7月20日，吴有水收到消息：三人已被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定罪，刘大志被判刑二年，吴葛健雄被判三年，程渊判刑结果不知。8月5日施明磊获悉程渊被判刑五年，但官派律师拒绝给家属判决书。施明磊指出“这是彻头彻尾非法的审判，我们家属绝对不会认可。”

“长沙富能”机构成立于2016年，长沙公益仨致力于乙肝、艾滋、残障、失独家庭等弱势群体的权益保护,涉及计划生育、户籍改革、教育权等方面。程渊、刘大志和吴葛健雄在消除对艾滋病毒感染者的歧视，促进健康权和残疾人权利方面做出了重大贡献。

【民生观察2022年6月1日消息】2022年6月1日上午，河北燕郊进京的白庙检查站阻止河北居民进京上班，愤怒的人们聚集示威，要求通勤，遭到警察镇压，期间警方和民众发生肢体冲突。

2022年6月1日上午，河北燕郊进京的白庙检查站（属于河北省廊坊市三河市地界）阻止民众进京上班，公然抵制国务院稳定经济的指示。大批年轻人聚集要求通勤，抗议封城。民众现场愤怒高呼：“检查站也归国务院管”、“要求通勤”，随后大批警察赶往现场镇压，有民众遭到警察殴打。

现场有民众表示，因北京封禁，警察在此设立检查站不许外地人进京，导致环北京经济全圈北漂一族陷入生活困境，无法上班，导致大量人员的房贷、车贷、孩子、医疗、生活深陷困境。

网上一段视频显示，河北燕郊白庙检查站现场有几百人聚集，愤怒的民众高呼“解封”、“通勤”，并要求见领导。有人质问现场警察和工作人员：我们要核算有核算，要绿码有绿码。为什么封我们这么久，不让我们出去上班？警察无言以对。期间，警方和群众发生肢体冲突，有群众被一群警察按倒在地遭到殴打。

最后，在群众的压力之下，三河市副市长兼公安局局长黄学军只好现场表示可以通勤，能去也能回。

而民众对于河北三河市政府动不动就封城，动不动就隔离的防疫政策，早已是积怨已久。有网友发帖称，在北京不让回燕郊，老人孩子在家里都没钱花了。有网友发帖表示，我们这群年轻人需求很低，只想活下去。感染病毒不一定死，没了工作没了生活费必将遭遇各种不可测。我们就是想上班，想吃饭活下去。在全球都在开放自由流动和不严格出行限制的大背景下，为什么劳民伤财之后总是倒数第一。6月1日国家的方向已经变了，提倡复工复产，沿海地区率先复工复产，上海将功补过，燕郊紧挨着政治中心却不响应国家的号召，现在纪检委有督察的，投诉就会有响应，专门监督复工复产。

有居住在燕郊的网友投诉称，实名举报燕郊及三河政府集体领导班子不作为，只唯权，只唯上，不唯民的官僚作风。将疫情作为政治化去处理问题的官僚做派。从今年初到如今前前后后接受封控80天有余，望尽早解决通勤问题，要求彻查动不动就封城静默的防疫政策以及三河政府懒政问题，从北京不论什么地方回来，自费隔离问题，在常态化疫情防控的时候，希望和北京防疫政策统一，不能再做一刀切，盼望早日让通勤常态化。

还有网友质疑，燕郊人民想去上班有什么错？有什么权利这么做?警察就可以不管不顾？可以这样欺压人民么？

另据网络消息，昨日，燕郊福成四期有一年轻人独自惨死在家中，尸体腐烂后传出臭味，邻居发现后报警，被救护车上门拉走了。

【民生观察2022年5月30日消息】湖北潜江维权人士伍立娟因为被中国工商银行非法强迫下岗至今问题得不到解决还无数次的遭到绑架软禁殴打拘留劳教等各种迫害，在得知联合国人权高级专员来中国访问的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Michelle Bachelet女士来中国访问考察中国人权问题，伍立娟特此写信求助关注中国人权严重受到侵犯，包括政治犯，维权律师，维权访民等，她们的人权严重受到侵犯长期没有人生自由，被监控，被24小时的摄像头监控，限制出行，没有个人隐私权等等。湖北潜江维权人士伍立娟所受的的迫害遭遇，希望得到世界人权米切尔·巴切莱特女士关注。

尊敬的米切尔·巴切莱特女士：您好！

我叫伍立娟：性别，女，出生年月日：1966年7月23日，祖籍；陕西安康，紫阳县人，1986到湖北江汉油田待业，1987年进入湖北潜江工商银行支行工作，在银行工作18年至到2004年遭到非法下岗。在银行工作中历年都被评为先进工作者。

2004年下岗后至到现在2022年一直在维权，在维权过程中多次组织四大银行集体维权，在维权过程中一直坚持为他人呼吁，帮助他人维权，遭到中共当局的打击报复，被非法劳教一年，行政拘留与刑事拘留共计8次。无数次遭到非法绑架被非法关押黑监狱，法治学习班，小旅馆，等等。家里网线被无数次的人为的剪断，窗户被不明身份的人砸破玻璃,门被不明身份的人用502胶水封死，本人目前还在维权过程中。

本人于1987年进入工商银行潜江市支行工作，直到新的劳动合同法施行前、即用人单位必须与工作达十年以上的劳动者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2004年7月25日，被银行无补偿下岗至今。期间，我试图通过劳动仲裁，及民事诉讼等程序来维护自己的劳动者权益，但遗憾的是均没有得到依法的仲裁与判决，被迫通过信访程序来维权维权。应市政法委、信访、银行的领导要求多次写过诉求都没有得到解决，维权18年伍立娟:被酷刑，被非法关押，回忆记录被迫害时间与地点。

1，2006年在北京大使馆门口被北京西城区派出所非法拘留5日。2007年一直在北京维权。

2，2008年在北京打工在出租屋被潜江政府非法从北京绑架回来后遭到非法拘押，以寻衅滋事罪拘押30后释放出来，再次关押到黑宾馆三天后转为劳教一年，请问30天从看守所出来后再次关押黑宾馆3天后办理劳教一年手续，没有任何法律手续，潜江公安局他们就是这样“合法”的违法制造冤假错案。

3，2009年3月两会将我非法关押到潜江人民宾馆黑监狱近一个月直到两会结束后才释放回家。

4，2009年10月国庆60大庆期间将我控制在家里，门口有20多人24小时在家门口晚上都睡在我家门口堵守，这样非法看守一个月之久。

5，2010年3月两会非法绑架控制在私人宾馆黑监狱20多天。

7，2010年10月份中央会议再次非法绑架同样关押在私人宾馆黑监狱，还有四大银行重大维权活动都将我控制与绑架。

6，2010年参加四大银行在北京维权被北京西城区以寻衅滋事罪刑事拘留30天。

7，2011年继续在北京坚持维权，每逢重大节日都将我从北京绑架回来，在非法绑架遣返过程中，抢夺私人物品手机材料等，遣返过程中遭到殴打。

8，2012年直到2013年几乎长期住北京维权，这二年时间无数次的绑架遣返途中遭到殴打抢夺手机等物品。

9，2014年在北京维权被绑架回来被非法行政拘留8天。

10，2013年至2014年在北京维权被湖北潜江当局非法拘留4次，每次都是从马家楼雇佣北京不明身份的人员押送回来直接送派出所做笔录后送拘留所关押。

11，2014年3月份政府非法安排银行工作人员与保安在伍立娟家门口24小时看守，伍立娟逃跑出来后到北京在3月8号湖北当局上百人在北京定位找到将伍立娟绑架押回湖北潜江被关押在公开挂牌的法制学习班学习，在伍立娟向外发出呼救后家人找到关押地后，再次把她与另外一位同事转移到郊外的黑宾馆关押至两会结束后我与同事才被释放回家。

12，2015年在北京维权因举牌支援徐纯合被北京当局非法以寻衅滋事罪非法拘留30天后取保候审被当地接回湖北潜江，取保候审一年到期后至今没有给任何我手续。

13，2016年在取保候审期间外出旅游被湖北潜江江汉油田公安局非法从外地拦截回潜江后被行政拘留10天。

14，2016年至今2022年一直在湖北潜江家里，同样遇到国家重大活动与节假日都将伍立娟绑架到宾馆与医院软禁。

15，2017年3月9号将伍立娟绑架软禁在江汉油田二医院四楼烧伤科医院21天，时间2017年3月9号至3月30日。

16，2017年10月12号伍立娟被绑架软禁在宾馆15天，他们承包一整层楼房间软禁伍立娟一个人，他们三班倒值班，一班都是两个女保安两个男保安，银行两个人还有公安局人员等一班不低于10个人，每一天最低都是三十多人，每次软禁花费大量的经费，最长时间达一个月，一天几十人吃喝住宿等费用，一层楼十几个房间全部费用，一个月最低费用都是几十万费用开销，这些钱不用来化解矛盾解决问题，而是用与维稳。关押时间为10月12号至10月27号晚上回。

中国潜江维权人士伍立娟整理收集潜江访民所受迫害遭遇的名单情况汇总如下

湖北潜江访民集体控告书

湖北潜江政府及驻京办长期勾结黑社会绑架访民任意拘押构陷访民入狱

湖北潜江政府在北京设立驻京办，在京驻京办领导人长期勾结黑社会绑架访民，雇佣北京不明身份的人员长期侵犯在京维权的访民，雇佣租车用于遣返在京维权的访民，在遣返押送过程中维权访民遭到殴打抢夺财物，被辱骂殴打，抢夺手机与财物等恶劣行为，本湖北潜江所有访民联名举报潜江市政府驻京办领导所作所为。一下联名访民被遣返过程的违法事件。

1，伍立娟2004年下岗至今已经整整18年，因潜江工商银行非法将其下岗，本人通过法律程序没有得到任何结果被迫走上维权进京，在北京多次被绑架押送遣返，在遣返过程中遭到非法关押与拘留，在遣返通过中被抢夺手机，报警无人接警处理反而还遭到非法拘留10日，潜江市政府及驻京办领导非法构陷无数次被拘留，目前问题仍然没有得到解决，本人已经过了办理退休年龄却一直不予办理合理退休手续，导致生活极其困难。

伍立娟上访维权十八年，遭到无数次非法绑架，构陷劳教一年，行政，刑事拘留多次，在拘留期间被几个警察酷刑殴打，强行捆绑在老虎凳上，嘴用毛巾堵上，还有胶带捆绑，坐老虎凳几个小时等酷刑。每年遭到三四次的非法绑架软禁，软禁在黑监狱，法制学习班，宾馆等地方，每次在宾馆都是承包一整层楼，十几个房间，一大;群人在宾馆大吃大喝，在绑架软禁中遭到殴打，导致手腕骨节脱离没有及时医治导致现在已经是骨质增生手拿任何东西都痛，连毛巾都无法扭干，已经是终身残疾伤痛，在被绑架后家里的窗户被人砸破，门被人用502胶水封锁，家里的网线被多次遭到剪断等卑鄙无耻的手段，用这些下三滥手段对付一个手无寸铁的弱女子，至今对伍立娟的信访依然没有得到解决，只有打压。希望现任市委书记向斌特别关注她的信访问题。

2，曾祥军，第一次去北京维权就遭到绑架遣返回来后被非法拘禁长达50多天，在拘禁期间受到虐待暴打受尽欺辱，打的他两眼流血，腰被踢的无法站立，用尽各种手段折磨曾祥军站一会，跪一会，跪站不好就是一顿暴打，施暴者并且吐出狂言说：老子整过很多像你这样的人，是政府特安排老子整你们的，在上访整死你儿子……在折磨虐待中用各种私刑每天跪时长达20个小时，在身体重要部位头部，胸部，腰部轮番殴打不停，甚至还要他把脚放在桌子上，手扒地下，还用冷水从头淋到脚，用饥饿不给饭吃，不给水喝，50多天，天天如此，还被逼说假话诬陷其他访民，他说不认识几个人，不构陷其他访民被殴打的两眼流血，他出来后到医院做了体检左侧胸部第8，9，10，12，肋骨骨折，腰2—5椎体骨折已造成骨质增生，腰5骨1椎间盘病变，左侧骨宽曰下缘见班片状态密度增高影，他在被非法关押期间家里房屋被强坼，家人无数次报警要求立案，公安拒不立案，多次家人找政府部门要求释放曾回家都被拒绝，镇党委书记徐国亮说：你父亲不听话，让他多学习几天，他是第一次进京就被政府遣返回来，警员雇佣黑恶人员以学习的名义关押，受尽各种折磨。

3，彭峰与妻子，因为青苗赔偿款等问题上访后被多次遭到非法绑架，无数次在北京马家楼被潜江市政府驻京办雇佣黑社会绑架遣返回来，无数次被拘留，在遣返过程中被老婆被殴打，身上手机都被抢夺，导致无法报警，彭峰在北京驻京办遭到殴打，被同在驻京办关押的访民黄行芝，伍立娟见证彭峰被殴打后倒地不起的情况，棉衣被撕破等，彭峰随后在维权过程中因为参加独立人大选举遭到潜江市政府打压，被构陷寻衅滋事罪入狱被判刑一年四个月，出狱后彭峰为自己冤狱申诉继续在维权中。

4，张玉还，彭平，彭鲁村集体土地被强占，被占土地700多亩金额高达上亿，分文没有给予补偿，他们几个人代理集体维权，在北京被绑架殴打抢夺财物，手机被摔坏等，在北京被殴打不敢还击，湖北潜江彭鲁村集体访被市政府应急办直接指挥驻京办勾结黑恶势力将他们殴打，并且财物抢夺导致严重损失，在他们力争下潜江驻京办赔偿了被摔坏的手机与财物。

5，董家培遭遇黑恶势力人员绑架殴打，造成目前视力只有0.1几乎是盲人状态，家人都遭到殴打威胁，儿子遭遇绑架殴打丢弃在池塘中等残暴手段。

6,潜江访民帅仁兵，梁志英夫妻，多次被潜江政府及驻京办还有乡镇领导等工作人员绑架拘禁多次遭到殴打，夫妻俩人分别被构陷入狱，帅仁兵以寻衅滋事罪被判刑三年，梁志英被衅滋事罪判刑一年三个月，夫妻出狱后继续进京维权，在今年两会期间夫妻从北京截访回来后很长时间都被随身跟踪监控时间长达一个多月，目前帅仁兵被潜江政府以寻衅滋事罪监视居住中。

7.廖梅芝杨春光夫妻多次在潜江市政府门口遭到黑恶不明人员的殴打，抓了人都不处罚而释放，廖梅枝还被关押在精神病医院一年多，夫妇俩人上访几十年，多次遭到殴打，还在信访局遭到殴打等，几十年维权上访，夫妇二人遭到殴打导致后遗症至今为止没有治愈，两夫妻一直在医院住院治疗几年都没有出院，廖梅枝被关押神经病等严重违法侵犯人权行为，应当遭到强烈谴责，目前杨春光以寻衅滋事罪逮捕关押在潜江看守所，法院已经开庭等待宣判。

8，潜江访民黄金芳，因为宅基地被他人侵占几十年了，维权一直得不到解决，多次遭到跟踪，绑架软禁等，目前黄金芳以袭警批捕后取保候审中。

9，潜江访民陈喜珍，政府不依法履行征收房屋的程序。僱请黑恶人员进行野蛮逼迁。砸门窗砸大门、断电、断水、逼迫儿媳上班下岗失业。原潜江市原市长龚定荣原潜经济开发区党委书记徐国亮。
因为遭到强拆被非法关押黑监狱103天，在关押期间被打到晕死，被关押黑监狱释放后陈喜珍报案虽然立案，但是至今没有追查指挥者，指挥绑架陈喜珍的相关领导人徐国亮还被提升到湖北仙桃市当副市长了。

在关押期间陈喜珍遭到酷刑虐待中边哭边喊救命，黑恶人员对陈喜珍打耳光，打嘴巴，绑架到没有人住的旧楼房二楼囚禁102天，要陈喜珍下跪，用各种卑鄙手折磨陈喜珍多次晕倒，陈喜珍被涉黑人员打的休克，要陈喜珍签非法强拆他家里房屋的协议，就放陈喜珍，黑恶人员对陈喜珍说:你这次到北京上访把政府官员的官冒搞掉了，我们就没有饭碗了，我们沒有饭碗就半夜把绑架来敕死你，还要整你的儿子和媳妇，你的房屋拆了，你也要签字，领导好做帐，你不签，惹火了，老子把你拖到荒野老子把你拖到荒野里打你一顿，用挖机挖个洞把你活埋把你活埋。老子们是政府请的流氓，打死你了有政府撑腰，以前把人家的肋骨打断了都没有把我们怎么。你到北京上访，你家人不不知道你在这里，谁知道你死在哪里了？

2021年春节前一天陈喜珍找村书记问清楚到底是谁指示你绑架她到黑监狱遭到殴打，在关押黑监狱期间打到吐血晕死几次的残忍酷刑虐待的折磨，平常陈喜珍找村书记他都躲避不见陈喜珍，春节三十团年了陈喜珍想你总会在家里吧，结果书记不在家就指示其他跟踪的人员驱赶陈喜珍，陈喜珍站在路边等待村书记回家不愿离开，结果村书记村霸就号召家族集体对陈喜珍夫妇殴打致伤在医院看病一个星期左右，一个小小的村霸就如此的猖狂公开违法殴打村民，法不容忍，应该承担追究刑事责任。

陈喜珍一家人被逼的无家可归，儿媳的上班逼下岗失业。政府勾结公安故意伪造假行政非法拘留两次。到现沒有处理解决，给全家生活经济造成很大的损失和伤害。

10，刘爱香与80多岁的母亲维权多次遭到绑架殴打软禁等，刘爱香在2021年被迫害致死。

11，江尚芝，信心村七组江尚芝也被徐国亮雇请的黑恶人员野蛮逼迁，与其理论。其丈夫被徐雇请的黑恶人员打的头破血流住院10多天，后为了阻止江尚芝向上投诉，被徐国亮雇请的黑恶员绑架、关押、折磨65天。江尚芝受不了残酷的折磨割脉自尽，因被发觉才未丢性命，其弟在三九天，不服黑恶拆迁队，被逼跳河。然而徐国亮指挥黑恶人员几十人将其弟弟围堵在河中不让上岸。

12，陈美玲，于2019年7月徐国亮为了打击报复上访人，动用黑恶势力将谢湾村三组陈美玲、雇黑绑架、关押30天，肋骨打断3根，差点丧命，至今也没有惩罚抓捕违法者。

维稳本身就是各政府部门、公安执法违法行为，中央一再强调不许拦截围堵访民合法维权，但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不解决问题，但是解决提出问题的人很简单，乱用职权、非法拦截维权访民依法维权，造成社会不稳定不是访民而是渎职的潜江政府官员造成的，

湖北潜江被绑架过的访民有：伍立娟，梁志英，帅仁兵（夫妻），彭峰，李银秀（夫妻）刘爱香母女两人，余桃珍，郑康元，谢书珍，邱永红，丁元顺，万小云，张玉还，彭平，杨汉珍，彭其玉，彭宜明，彭其林，王兰英，昌娇兰，于世平，陈美玲，李万秀，余后群，黄金芳，万祥贵，陈喜珍，关闲章肖五爱夫妻等。

以上这些访民都是据不完全统计的一部分而已，这些维权人士都受到各种打击报复迫害，湖北潜江政府历届市委书记与公安局，政法委，应急办等部门联合维稳迫害维权访民，在中央打黑涉恶中他们依然在继续非法作恶，执法犯法，乱用职权，渎职，等行为，潜江访民希望新任市委书记向斌先生严查这些违法行为的领导，尤其是市驻京办领导在北京勾结不明身份的人员对访民的绑架行为，中央一再要求新官要理旧账，要处理好集体维权事件，不能激化矛盾，要理智处理信访解决访民问题，把矛盾杜绝在萌芽状态，而潜江这些以上访民都是多年的信访问题仍然没有解决，问题出在哪里？谁为这些受害者承担责任？俗话说：“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种红薯”，但是现在无官不贪的现状，导致一些官员把访民当“摇钱树”访民成为他们的财富“产业链”，大部分维稳工作人员与官员都说：你们访民去上访用的是自己的钱，我们用的是公家的钱，政府多的是钱与手段对付你们，湖北潜江驻京办买的办公楼在北京二环黄金地段，这些地段的房子都是周永康情妇央视著名主持人沈冰老公房地产公司所售出的，（这些信息）都是沈冰被抓后曝光的，在沈冰出狱后的自传书中都写的很清楚，二环三环各驻京办的办公楼基本都是周永康乱用职权让各省市购买做驻京办使用的。

以上是伍立娟女士及湖北潜江其他访民在中国湖北潜江所遭受的迫害，希望得到您的关注，您在中国访问期间把中国访民的遭遇纳入国际人权的评估中，中国访民所遭受的苦难无法用语言表达，字字血泪历历在目！希望联合国人权机构用人权宣言宪章制裁迫害访民的中国官员，中国访民迫害死在监狱的郭宏伟至今没有得到真相，中国律师被迫害、被判刑关押，还有中国政治犯的迫害等问题，请求关注中国玫瑰团队人权观察创始人秦永敏先生的人权状况非常严重秦永敏被判刑坐牢26年了，他被关押在监狱长期不让家人会见，也不要律师会见，严重侵犯人权剥夺应有的会见权。

请尊敬的米切尔·巴切莱特女士监督中共当局无条件释放关押的政治犯秦永敏先生，要求中共当局无罪释放这些牢狱中的政治犯与关押的律师，维权人士等等。给予中国被关押受迫害的所有公民的关注。

【民生观察2022年5月31日消息】湖南人权律师谢阳被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抓捕，至今已被非法羁押140天。近日，代理律师纪中久第三次要求会见谢阳被拒。

2022年5月30日，谢阳妻子陈桂秋发消息说：“律师要求会见谢阳第三次被拒，谢阳被非法羁押140天。长沙市公安局肆意使用不予会见的权利，他们所进行的侦查行为将视为违法，期间所取得的证据不能作为合法证据使用，主导该案的公务人员因为滥用职权将受到法律的追究。这些后果的呈现只是时间问题。看看刘新良局长的前任们、同事们的人生结局吧！”

2022年5月23日，纪中久律师第三次向长沙市公安局递交书面申请，要求会见他的当事人谢阳。5月27日，长沙市公安局给予书面答复称，因谢阳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属于危害国家安全犯罪，会见有碍侦查或者可能泄露国家机密，决定不准予申请人会见谢阳。

纪中久律师表示，自2022年1月13日起到现在,谢阳已经被关押了130天,由于长沙市公安局于2022年2月23日、4月1日两次对辩护律师的会见申请做出了“不准予会见”的决定,谢阳在漫长的关押期间始终不能会见律师,不能得到及时的法律帮助,我国《宪法》及《刑事诉讼法》保护人权保护被告人合法权益的规定不能得到落实。

纪中久律师认为，这样的违法情况如果持续下去,不但贵局对谢阳所进行的侦查行为将被视为违法,而且在此期间贵局取得的证据不能作为合法证据使用,主导该案的公务人员还会因为滥用职权受到法律的追究。纪中久律师请求长沙市公安局立即安排他与谢阳会面。

据悉，谢阳于2022年1月11日被国保带走，之后下落不明。其电话可打通，但被无数次转语音助手；谢阳朋友透露谢阳被国保控制；其家人被当地国保警告，不准接受媒体采访。随后谢阳的家人被国保通知，不准去长沙寻找谢阳，他们的车辆和手机都被监控。

当初控制谢阳时，他的车子也一同从小区被国保开走，拿走国保想拿的东西，车子目前被送回小区。709大抓捕谢阳案的多名国保参与此次抓捕。

谢阳“失踪”后，家人到其住处查看，发现家中一片狼籍，所有能打开的、撕毁的、甚至枕头都被撕开、毁损，谢阳的两台电脑和一个保险柜被国保抢劫。

1月16日，谢阳家人到长沙市公安局岳麓分局报案——人口失踪案和盗窃案，接待人员说不知道怎么回事。要求查看监控，他们说监控不清晰，要家人等两天再说。家人说两天后再来，他们又说不要来，等他们的消息。并不告知他们的电话号码。家属反映谢阳的车子也被失踪。

谢阳在“失踪”6天后即1月17日，家人收到了刑事拘留通知书，得知谢阳已于2022年1月11日被长沙市公安局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寻衅滋事罪刑事拘留。

2022年2月17日，谢阳被长沙当局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正式逮捕，羁押在湖南长沙市公安局第一看守所。

据谢阳妻子陈桂秋透露，谢阳律师此次被抓，是因为声援湖南湘西被关精神病院的李田田老师。

【民生观察2022年5月31日消息】2022年5月29日，上海维权人士季孝龙在家中被上海警方带走，无任何书面手续，手机电脑被警方扣押。

2022年5月29日上午10：25分，季孝龙朋友从季孝龙的韩国太太安女士那里得知，季孝龙先生被国保从上海的家里带走。据悉，带走季孝龙的理由是他在推特上发布了不当的言论。

据了解，季孝龙的身份证被国保没收了，手机也被没收了，但是国保发现他还在发推特，就问季孝龙的韩国太太安女士，季是不是拿她的手机在继续发推特。5月29日上午十点多，三个国保来季孝龙家里摁门铃，开门后并未出示传唤证而将季孝龙带走。

当天晚上10点，季孝龙获释回家。他随后发出消息说：“谢谢大家关心。经过半天的对峙，身份证还给我了，但是手机电脑没给我。他们罪恶滔天，却想给我定罪，没门，我将在法庭上发出21世纪最强音！明日开始申诉，我出来三个多月没有就医，没有手机根本无法就医！我们都要积极捍卫公民权利，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

季孝龙说：“今天被传唤回来后收到几百私信，谢谢关心！无法一一回复，因不得不由朋友帮忙打理我的账号。但每个回复都经过我确认。至于有友劝我不要那么蛮干，我还是期待上海公检法能回到依法治国的正道上来。我不得不发声，太多苦难在我身边，我没勇气回避良知的叩问！我也捍卫我的权利！我要就医，去他的新冠！”

另外，对于此次被上海警方违法传唤，季孝龙作了一个情况说明如下：28日本小区集体和平请愿，一个姓郑的女警察要求我带上口罩，我回曰：李克强都不戴口罩了，遂积怨（可能诬陷我策划请愿）。29日国保口头传唤，没文书，扣留我五个小时，期间拒绝出示警官证，杜撰笔录。梅园新村派出所（警号：010055）的警察试图强迫我做精神鉴定，遭我严词拒绝。请其亲友街坊规劝其勿作恶。

据悉，季孝龙，现年45岁，因倡导“厕所革命”入狱三年半，今年刚刚出狱不久。

2018年7月，疫苗丑闻事件爆发后，民情激愤，许多受害者家人推动一系列维权行动，其中包括所谓的“厕所革命”，即在儿童医院的厕所隔间内，书写“推翻中国共产党”或“打到中国共产党”等字句。

在上海从事高科技工作的季孝龙7月20号在推特上发文，建议民众响应“厕所革命”即在医院、大学等公共场所的厕所内，用马克笔写上“打倒共产党”等字句。6天后季孝龙因涉嫌“寻衅滋事”被刑事拘留。2019年1月14日法院裁定其罪名成立，判刑三年半。2022年2月9日刑满出狱。

出狱后的季孝龙不久就碰上上海封城，他的推文大多是在帮助受难群众。2022年4月2日，季孝龙在互联网上公开发表《速停运动式防疫，纾困解难发救济》请命书，要求当局停止运动式防疫措施。但中共不仅制造灾难，还不让民众互救！

2022年4月30日下午4点，约10名警察上门带走季孝龙和他的妻子，5月1日凌晨1点，警察放他妻子回了家，但季孝龙未获释。

5月1日下午14：45分左右，经办理取保候审手续并缴纳了1000元保证金后，季孝龙才获释回家。

5月29日，季孝龙因推特言论再次被上海警方从家中带走，且无任何手续，身份证、手机、电脑被警方扣押。经交涉，身份证予以归还，但手机电脑仍被扣押。

进入二十一世纪后，随着中国加入WTO，经济的市场化进程使得中共的极权体制对社会控制有所松动，企业家、经理人、个体工商户等新兴的社会阶层得以崛起，中产阶级得以迅速壮大。中国的中产阶级随着维权运动兴盛而崛起，伴随社交媒体时代的到来而获得话语权，现在也随着习近平的新极权时代的控制而走上异化的歧途。

在2003年开始兴起的维权运动，诉求在现有制度框架内维护生存权、人身权、环境权、消费者权利、公共参与和治理权等种种公民权利。市场化媒体的兴盛与互联网的发展放大了维权运动的影响力和动员力，推动自由主义、普世价值等启蒙话语在中国广大中产阶级的传播，产生了社会认同与自我认同，要求自己的权益诉求得以伸张，而成为维权运动的支持者、拥护者，维权运动也以中产阶级为主要动员对象，期望借此产生公民社会，成为变革的动力。

在2010年，微博、微信等网络社交媒体蓬勃兴起，成为民众主要的公共生活参与方式，形成强烈的网聚效应。网络社交媒体去中心化、去权力化的特点扩展了个人话语空间，解构了启蒙话语的精英阶层的单向传播逻辑，为中产阶级争取话语权提供了平台。很多社会公共事件都由网络社交媒体引发成为社会舆论热点，显示了强大的传播力量，成为中国公共舆论场上最具影响力的平台。2010年11月的《新周刊》以“围观改变中国”为题推出封面报道，声称“围观，可能会改变中国，并注定会改变我们自己”。

“围观改变中国”显示了中产阶级急欲在舆论场获得话语权。中国的中产阶级基于依附或半依附中共的权利控制而获得利益，他们没有整个改变中共的极权体制的能力，也不愿改变整个改变共的极权体制以免失去利益。所以他们希望通过渐进改良，形成社会压力，减少政府的行政干预，保障自己的财产、人身安全，获得公共参与的权力。

在2012年习近平上台后，新极权体制粉墨登场。在新极权体制收紧对社会的控制后，中国中产阶级的保守性及对体制的依附性也充分暴露。譬如在2016年的“雷洋”事件中，很多知识分子和中产阶级固然向外美化和打扮为“中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显示了强大的行动能力”，但事实为中产阶级在唇亡齿寒的恐惧中以准精英的姿态向党国请愿，而不是走向街头，走向民众。中国中产阶级走上歧途早有迹可寻。

近几年来，新极权体制日益固化，中产阶级期望的渐进改良，在安全线内推动社会成为一场幻梦。中产阶级只剩下岁月静好的道德叙事和感情渲染来麻醉自己。而在2022年前几个月的“智商清零、人性清零”的政治性防疫中的一系列事件，把中国中产阶级的软弱性和犬儒生存的困境表露无遗。

在疫情防控的“入户消杀”事件引起公众愤怒时，华东政法大学宪法学教授学者童之伟5月8日发出《对上海新冠防疫两措施的法律意见》是一份典型的中产、精英人士对所认同的体制的建议，转发、传播对象也是以中产阶级为主。在文章被当局全网封杀，社交账户也遭禁言后，媒体做了大量的报道，却无视甚至故意忽略了童之伟其后的“立场”。童之伟本人在微信公开声称此文是向中央的“上书”，是在并不成熟的情况下被别人流传出来的，其后，童之伟又公开声称与央媒记者相谈甚欢，赞赏中央对上海疫情所采取的坚决措施。

不管童之伟是不是在“被迫”的情况下做的表态，起码是媒体和民间“想多了”。童之伟不是维权者，不是自由派，童之伟只是焦大醉骂宁国府，爱体制深所以责体制切，这是目前中国中产阶级的典型犬儒生存状态：知道在什么时候可以拍案而起作出义正词严状，什么时候能够揪着老虎的胡子装一下“敢为人民鼓与呼”，作怒不可扼、仗义执言状实际精打细算、八面玲珑的完美演出，同时也知道什么时候必须对自己清楚万分的问题保持沉默、三缄其口，更知道如何不触怒体制和上司。

中产阶级的犬儒化生存典型代表人物是连岳。连岳曾是自由派名声显赫的“公知”，从由厦门的PX事件时发声，“搏一搏反体制的美名”（连岳的文章），到现在成为中产阶级的收割机，赚足了原始积累，与“反体制”身份切割，吹捧体制，吹捧有钱就是成功的中产阶级犬儒学。

中产阶级的依附性决定了他们的软弱性。他们无力组织、行动，如果忍受不了犬儒生存，就只剩下逃离中国这一条路了，这就是2022年特别是上海疫情后席卷中国的网红字“润”。跑路，到外国去继续岁月静好，而不是以行动改变中国，更莫提曾经的“围观改变中国”了。

除非，他们遭遇了涉及自己的“人间悲剧”。这就是连清川的故事所能告诉我们的意义了。5月9日，在上海的知名媒体精英连清川发表题为“我没有妈妈了。可是我却不敢回家见她最后一面”的微信文章披露，因上海封城而老家福建莆田坚持不能通融的隔离政策，自己想尽办法也无法在老母亲离世前见她最后一面。作者悲愤之下，直指这个体制灭绝最基本的人性。

连清川写道，“我本来想做一个孝顺的人，但是他们把我变成了一个禽兽不如的不孝的人。一个体制，如果连最基本的人性都没有了，它也不配活着。”，“但是今天，我和这个体制有了私仇。公愤要通过公共渠道去宣示，但是私仇，就必须运用个人的所有方法，去复仇。”

只有遭遇社会主义的铁拳，才能打醒中产阶级的岁月静好。

民生观察 2022年5月3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