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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观察2020年8月19日消息】寄送给最高检、最高法、中纪委领导的举报申诉材料，竟被邮局等有关部门私自拆封后扣押，喊冤材料缘何被定性为“非法出版物”？

近日，福建林小华就厦门市文化和旅游市场综合执法支队扣押其举报申诉材料一事提出行政复议申请。林小华不理解，自己将反映哥哥冤情的材料装订成册，向有关机关及领导反映，进行申诉，怎么就成了“非法出版”？

林小华系备受社会关注的原福安市长林小楠被控受贿上诉案当事人林小楠的弟弟。其因在接受原宁德市纪委、市检反贪局询问的过程中对林小楠案办案人员的逼证过程进行了数十个小时的录音，并将之整理成十九万字的录音文稿，对办案人员的违法办案过程予以曝光，而广为人知。

林小华反映，其于2020年6月9日上午，通过EMS全球邮政特快专递服务平台向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以及中央纪委相关部门领导邮寄了52套林小楠案举报申诉材料。该材料主要内容为林小楠所写的个人成长及从政经历，以及蒙冤情况反映材料，也包括一些媒体对林小楠案的报道及评论。为方便领导及关心该案的人们查阅材料，了解林小楠案案情，林小华将这些材料装订成册，并命名为《半生回眸》。

然而，在林小华将前述52套举报申诉材料交邮后，当日下午却被告知：邮政领导不让邮寄本批邮件。快递服务人员将该批邮件退回后，林小华发现其中一个包裹已被拆封。经询问，快递服务人员承认邮政领导私自将该包裹拆开。林小华随即要求邮政快递方继续履约，对该批邮件重新进行邮递服务。经沟通，快递服务人员同意了这一要求。

不料，2020年6月13日，快递服务人员又告知林小华，收寄完毕的该批邮件已被全部拆开，其中名为《半生回眸》的申诉材料及举报材料光盘被厦门市文化和旅游市场综合执法支队扣押。

半个月后，也即7月1日，厦门市文化和旅游市场综合执法支队作出（厦）文旅执扣字[2020]第3002号《扣押决定书》，将《半生回眸》举报申诉材料认定为“非法出版物”。

随后于7月7日，文旅执法支队前往林小华的工作场所，向其出示了厦门市新闻出版广电局出版物鉴定专业站出具的、将《半生回眸》认定为“非法出版物”的鉴定意见。

2020年7月29日，文旅执法支队向林小华出具《延长扣押决定书》，决定将52套举报申诉材料及附属光盘延长扣押至2020年8月29日。

在了解上述情况，并详细查阅检索了新闻出版相关法规后，行政复议代理律师告诉林小华：其交邮的《半生回眸》及所附光盘未对社会公众公开发行，系供领导及关心林小楠案的人们了解林小楠案冤情的举报申诉材料，不属于“非法出版物”。而且，根据出版法规，“非法出版物”的鉴定必须由省级以上新闻行政机关指定的鉴定机关和鉴定人员作出，未经指定的厦门市文旅执法支队通过所谓出版物鉴定专业站将该材料认定为“非法出版物”的认定系无权认定、违法认定。根据出版法规，如未在扣押7日内委托有权机关鉴定，则应将相关材料返还给所有人，因此该支队所作出的将相关材料扣押至2020年8月29日的决定也属超期扣押。

就举报申诉材料被厦门市文旅执法支队扣押一事，林小华已于日前向负有行政复议职责的厦门市司法局申请复议。

代理行政复议的王昊宸律师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四十一条规定，公民对国家机关及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申诉、控告、检举等权利。林小华向有关部门及领导投递的举报申诉材料，无论设计、装订成什么样，本质上都是申诉材料。有关部门将林小华为哥哥申冤的举报申诉材料认定为“非法出版物”，予以扣押，于法无据，而且明显违反了宪法保障公民申诉、控告权利的规定。

王昊宸律师还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邮政法》第三条规定：“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受法律保护，除因国家安全或者追查刑事犯罪的需要，由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或者检察机关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对通信进行检查外，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任何理由侵犯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除法律另有规定外，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检查、扣留邮件、汇款。”该法第三十五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私自开拆、隐匿、毁弃他人邮件。除法律另有规定外，邮政企业及其从业人员不得向任何单位或者个人泄露用户使用邮政服务的信息。”

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邮政工作人员私自开拆或者隐匿、毁弃邮件、电报的，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王昊宸律师称：很显然，本案中邮政领导及文旅执法支队均无开拆林小华所寄邮件的职权，邮政工作人员私自开拆邮件并向其他单位和个人泄露林小华使用邮政服务相关信息的行为，甚至可能构成刑事犯罪。

目前，厦门市司法局已向林小华送达了行政复议受理通知。

【民生观察2020年8月19日消息】2019年12月27日，安徽葛林林一审被判构成“领导黑社会”，获刑22年，其家人一直喊冤。2020年5月13日，妻子唐洁带着一家人来到法院门口喊冤，遭到法警驱赶。随后唐洁被带进接待室，称有领导来见，却遭法官拍桌怒斥：“小心点，我们死刑判的很多！”

以下是唐洁讲述的事情经过：

我清楚的记得，5月13号那天，我们一家人站在法院门口喊冤，希望法官能听到我丈夫葛林林案的冤情，洗清我丈夫的冤屈，还阜阳法治清白。

然而，三个法警跑过来，不容分说，硬是不让我们在法院门口待。我们一家人，除了我，老的老小的小，哪里比得过强壮的法警？

正当我们万念俱灰之际，法警或许是接到了上级指令，让我去接待室，称有领导来见。我安顿好家人后，赶忙进了法院。

一进接待室，就见里面坐着一名法官(下称法官A）和一名书记员。

还没等我开口，法官A就悠悠道，你家已经有人进去过，不要在网上给我们施加压力，小心你们家两个人都进去……我们院里面判死刑的很多，不要以为施加压力后我们就不判了……

听完此番话，我心都凉了半截。法官A显然不是我丈夫葛林林案一审合议庭法官，甚至不知他有没有仔细看过案卷，为何就如此笃定我丈夫的冤案会被判重刑？

而对于我合法公开喊冤一事，竟要我小心“进去”？

我虽对法律一窍不通，但我深知，我国宪法一定会保障我喊冤的权利，我国的法治绝不会让我丈夫蒙冤。

尽管刚才遭到不小的打击，但一想到如果我好好反映问题，或许我蒙冤三年的丈夫就能迎来一丝转机。

于是我控制不住自己激动的心，攥着纸质材料的手有些发抖，音量也逐渐大了起来，我开始倒豆子般说起了我丈夫葛林林案一审严重程序违法、案件事实认定不清等冤情，希望二审法院能够开庭公正审理。

哪曾想，法官A却皱起了眉头，脸色越来越难看。我正说着，他突然一挥手，厉声问道，说完没有？

这一吼，我完全懵了，此前好不容易重塑起的信心又突然被打垮。但我不想就此放弃，不想失去任何一次可以喊冤的机会。

哪怕提前一秒钟将冤情反映出来，我丈夫就能早一秒钟重获自由！每分每秒，我都百倍珍惜。

于是我急忙追问：“那你们接访不听取意见、也不让反映违法情况，我什么时候能反映？我到底该找谁反映啊？”

法官A低下了头，仿佛对我磕磕绊绊的语句置若罔闻。我不由得想起5月初，律师们来法院，院长副院长专门让本该出差的法官B来接见律师，他专门负责审理我丈夫葛林林案。

见法官A没有一点反应，我继续试探着问道，“那能不能把我的联系方式留给法官B，等他方便时再联系我也行……”

未曾想，我话音未落，法官A便厉声打断，呵斥道，说完了没有？我们什么工作都不做，来接见这么多家属，按你的想法，我们就不要工作了！上次这么多律师来，我会都没开成！

见法官A突然如此愤怒，我有些不知所措，不能向眼前这位法官反映，向分管葛林林案的法官B反映也不行吗？

见我还杵在办公室一动不动，法官A便径自拿来接访笔录，示意让我签字。

我走近一看，接访笔录上干干净净，赫然只有两行字。

我之前反映的种种问题，仿佛一阵烟，随风飘散了。我当场明确表达了不同意，等待我的却是法官A的呵斥。

我吓坏了，懵着脑袋签了字。这下，法官A才脸色稍霁。

见法官A态度转晴，我心里提着的一口气终于松了下来。但我还是不想放弃这次当面喊冤的机会，继续问道：“请问法官B什么时候……”

这次，甚至还没等我把话说明白，法官A旋即站起来，椅子被迫向后移，同时发出一道极度刺耳的声音，接着，啪！啪！啪！啪！啪！

法官A连续五次急促拍打桌子，大声吼道，我们凭什么要接见你！

声量之大，我一下没反应过来，大脑一片空白。

这五声拍桌反倒把外面的法警吸引过来了。三个法警闻声迅速赶来，估计还以为是信访人员闹事。

法官A见法警赶来，沉着脸走出办公室，强行停止了此次接见。

而那五次骇人的拍桌子声，我至今难忘。

我仍然对我国法治充满希望，阜阳不听，就去安徽，安徽不听，就去北京。我完不成，就让我的儿子女儿继续喊冤，至死方休。

尽管丈夫蒙冤，但我仍然教育我的儿子女儿相信法治的力量。我真的不信，在法治国家，吃顿饭能吃出黑社会领导者，200万能买别人坐20年牢？

只是每当夜深人静之时，我常常一个人在被窝辗转反侧，难以入睡。

起初，我骗儿子说：“爸爸去美国了，只要你乖乖的，很快就能回来。”

随着疫情不断变化，这个如肥皂泡般脆弱的谎言也不戳自破了。在以前，如果我骗了他，儿子反倒要拿狼来了的故事“教育”我，我会连声道歉。这次，6岁的儿子却格外的懂事，一句埋怨的话都没有，他知道我已经足够辛苦。

慢慢地，儿子自己开始往存钱罐默默投硬币，有时一块，有时一角，都是我给他下楼买零食的钱省出来的。

我曾问他将来想拿存的钱来干什么？

儿子低头，抱着存钱罐，嗫嚅道：“我想存钱请个大英雄来救救我爸爸。我保证会乖乖的……”

尽管眼眶发酸，我却不敢搭话，生怕情绪失控。因为连我自己也不知道已经被羁押三年的丈夫何时才能守得云开见天明。

但我必须撑住，我已经是儿子女儿唯一的依靠了。

前段时间，张玉环案宣告无罪让我更加坚定了信念。我和宋小女一样，带着两个孩子，为丈夫喊冤。他们家庭团聚的景象令人动容，更让我羡慕。

葛林林，你一定要好好的，相信我国的法治，总有一天你会清清白白地出来！我和儿子女儿等着你回家！

案件背景

2014年，32岁的葛林林在阜阳也算事业有成，儿子出生的当天恰好也是他的生日，自此他一直感叹这是上天眷顾。

然而，三年后的一场巨变，他就再也没能见上儿子。

2016年，葛林林去酒吧接妻子唐洁回家时与当地开发商褚安江发生了口角。已经有了儿子的他沉稳了很多，很快在朋友们的劝阻下回了家。

当时在场的人说，“褚安江感觉被冒犯丢了面子，坐在那气得厉害。”

事后，褚安江在阜阳发出“悬赏令”，“咱有的是钱，我花2000万买他20年牢。只要想搞你，有事没事都得进去。”

2018年，扫黑除恶专项行动启动。这本是一场为了增强人民幸福感的行动，在许刚的手中渐渐沦为获取政绩和报复私仇的工具。

同年，褚安江通过行贿等手段与时任安徽扫黑办主任许刚勾结，以敲诈勒索之名将葛林林带走。酒吧里两人间发生的口角此时直接被上升为寻衅滋事。

在此之前，2015年的时候葛林林家曾经有一块墓地处在褚安江的开发范围内。

褚安江以此为契机，虚构自己彼时与第三人之间的一笔转账实为付给葛林林的敲诈费用。

6秒，转账与取款之间仅仅相隔6秒。

欠葛林林不少钱没还的高占、褚安江自己公司的总经理王某、承包褚安江工程的负责人王某某等有利于褚安江的证人都纷纷作证敲诈的存在。

而被构陷为率人堵门的葛林林这边甚至无一人被警方询问。

褚安江一方曾有证人提到“三子”与葛林林一起参与堵门。

而当“三子”在别的案件中检举立功后被警方问及是否认识葛林林时，他简单的回答道：“我和他不熟”

在一个又一个毫无关联的证据中，荒谬的案件产生了。

2018年4月，在褚安江的安排下，安徽扫黑办主任许刚成立专案组以敲诈勒索为由将葛林林带走。

同年10月，专案组办案人员程广超在索贿30万后，将葛林林从敲诈勒索案升级作为扫黑除恶的典型案例大肆宣传以便进一步索贿，然而得手后的程广超没有停下，其妻子在借卖房索贿190万元未果后恼羞成怒。

2018年11月19日，葛林林被作为黑社会组织的“黑老二”立案侦查。

2019年12月27日，葛林林一审被判构成“领导黑社会”，获刑22年。其家人一直在为他奔走喊冤。

【民生观察2020年8月18日消息】昨天是2020年8月17日，距离2014年1月6日江苏南通开发区瞿华的快餐店被违法强拆已经6年半，距离2018年8月17日，其一家三户住房被违法强拆已经整整两年了！

瞿华家的灾难始于2006年！2006年南通开发区管委会以莫须有的金属制品园区项目来对其居住的南通农场中心管理区五小区进行拆迁，在和拆迁公司两次接触没谈拢的情况下，某天半夜，瞿华家所有房屋的玻璃全部被砸毁！导致其公公张武功第二次中风，婆婆俞志兰受惊吓后神经性抑郁抖动症，至今留有后遗症。室外的电表被故意拆毁，导致半年家中无电！

自2013年8月开始，全家赖以生活的快餐店，便开始遭到拆迁公司人为的破坏！店门锁被塞牙签灌胶水、店门口被人故意倾倒垃圾、房子被撞坏、自来水管被破坏。报警后，警察至今未调查处理！

2013年10月开始，南通百臻建设工程有限公司雇佣地痞流氓在没有施工许可证、在瞿华的快餐店都不在施工范围内的情况下，对她的快餐店实施封门、封路、断水、断电，并于2014年1月6日将快餐店铲成一片废墟！期间瞿华的母亲曹跃香被殴打致轻微伤，其姑妈被打2处骨折构成轻伤，公安法医拒不出鉴定结论！家人前后报警多达10多次，公安未有一次依法履职，还做出没有犯罪事实的不立案通知书，理由是为了施工顺利！事实是该道路项目至今是烂尾工程，犯罪份子至今为止逍遥法外！

2013年10月开始，南通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在无法定权限，没有任何公共利益项目的情况下，超越职权以南通市人民政府的名义，用刻有“南通市人民政府南通开发区房屋征收与补偿专用章”的公章对瞿华家三户房屋做出《房屋征收决定书》、《房屋征收补偿决定书》。两份决定书连南通市市政府的公章都没有，而瞿华一家从南通市中院打官司一直打到江苏省高院、最高人民法院，居然都是败诉！三级法院枉法裁判，江苏司法一片黑暗！

2018年8月17日，在江苏南通开发区法院于2018年6月21日对张武功案件做出终结本次执行程序裁定，也就是不执行。在开发区法院对张金山户、张金娟户房屋还未受理执行案件的情况下，南通市人民政府、南通市开发区管委会、苏通园区，组织公安、特警、城管等几百人顶着第18号台风“温比亚”的狂风暴雨，将瞿华一家三户老弱病残家庭的所有住房违法强拆。强拆人员故意选择在狂风暴雨天实施强拆，导致其三户家庭所有财物被毁。

2018年9月15日，瞿华一家依法向南通市中级人们法院提起诉讼，起诉南通市政府强拆行为违法，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不立不裁，依法向江苏省高院提起诉讼，不立不裁，依法向江苏省检察院提起行政监督，无任何答复！至今为止，南通中院对瞿华发起的7起行政案件不立不裁，充当地方政府违法的保护伞，让她们一家人上告无门。法院从枉法裁判到现在直接不立不裁，司法的腐败让她们一家人看不到一丝希望！

2019年5月16日，瞿华全家（住房均被违法强拆的当事人）购票去北京的当天，苏通园区、江海镇区为了打击报复她们，组织几百人将其哥哥瞿银华300多平方米的营业用房给违法强拆了。在南通市政府已经确认强拆违法的情况下，苏通园区仍然打着污水治理的名义，于2019年11月6日，指使10多名违法人员在没有施工许可证，在其哥哥被违法强拆的房屋处违法施工，并将她的哥哥及父母打伤，哥哥多根肋骨骨折，全身被打的到处是淤青，鉴定轻伤二级，母亲颅内出血，鉴定轻伤二级，父亲轻微伤。报警后警方不处理，犯罪分子至今逍遥法外！

2019年9月19日，为了对瞿华一家进行打击报复，南通市公安局开发区分局在没有任何事实证据的情况下，居然以她们多次去国家信访局、住建部，构成扰乱单位秩序的罪名对她们进行拘留、罚款。

从2015年至今，瞿华夫妻俩经常被当地维稳部门安排的社会人员盯梢、跟踪、限制自由、甚至于被堵车、堵门、撞车等等！去北京多次被地方公安和街道雇佣的黑保安用黑车违法截回南通，还被黑保安殴打、抢夺财物，每一次报警都无任何结果。2019年9月，为了非法限制夫妻二人人身自由，苏通科技产业园江海镇区主任陆健，居然雇佣保安公司对她们实施非法拘禁！

瞿华表示，为了达到违法拆迁、违法逼签的目的，从2002年至今，她们一家人被违法剥夺了国家赋予的建房权利、饮用自来水的权利。10多年来，在附近都是污染工厂的情况，她们一家至今为止还在直接饮用地下水，政府官员拒绝给她们所在小区安装自来水，多次投诉控告均无果！

为了达到违法圈地违法强征房屋的目的，南通市政府、开发区管委会、苏通园区管委会的官员们肆无忌惮、强取豪夺、以强凌弱，公然将权利凌驾于法律之上！

当地的强拆官员们丧尽天良、坏事做尽，强拆了瞿华的家，同时还剥夺了她们的司法救济权、上访权，对其进行打击报复，地方官员的罪恶罄竹难书。

瞿华说：“最后，请你们不要忘了，当你们逼得我们无路可走时，我们还有最后一条同归于尽的路！”

瞿华电话：13901480532

【民生观察2020年8月17日消息】今天（8月17日）上午9点多，中国新冠受害者家属追责索赔第一案的原告张海将一份他和徐敏、赵蕾联名的《对武汉中院不予立案履行法律监督申请书》（以下简称“《监督申请书》”）通过邮政快递邮寄至武汉市检察院专门受理控告和申诉的第九检察部。

在此之前，张海曾就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武汉中院”）不按照《行政诉讼法》登记立案，也不出具《不予立案裁定书》等非法办案行为进行监督申请，但没得到任何实质性回应，无奈下，张海起诉至湖北省高院。

张海随后得知同样作为追责索赔的新冠受害者家属徐敏、赵蕾也被电话口头通知不予立案。张海介绍说，此前得知原告徐敏的案子被武汉中院口头通知说不立案，法院要把起诉材料退回去，后来又听说另一个原告赵蕾在8月14日也接到武汉中院电话告知不予立案。“武汉中院知法犯法，不想给我们受害者一个说理的地方，我们遭遇类似，干脆一起投诉它，否则法院不就是个摆设吗？”张海说，“我不相信武汉中院的工作人员能一直肆意违法，希望检察院或者上级法院能够有所作为”。

公益机构长沙富能发起人，“新冠肺炎索赔法律顾问团”的合作方杨占青介绍，除了这三名受害者家属外，还有一位受害者家属也被武汉中院口头告知不立案，法院的做法明显不是个别工作人员非法办案的问题，应该是武汉中院对类似案件的统一处理要求，为原告设置人为障碍，明显侵犯原告起诉权利。“受政府控制的法院不可能偏向原告，法院不立案，实际上就说明法院也承认政府理亏，才不给原告诉求表达机会。作为原告，若不放弃维权，只能顶着压力，通过各种途径表达诉求才有可能实现诉求。”杨占青说。

【民生观察2020年8月17日消息】2009年7月19日夜11点左右，河南新乡张好峰、张海宾父子与强行进入其院内的歹徒搏斗，其中一名非法侵入住宅的歹徒受伤不治身亡，同样受伤的父子两个随后被当地警方以故意杀人罪被逮捕，此后，被新乡市中级人民法院以故意杀人罪判处张好峰死刑立即执行，张海宾死缓。

两人不服上诉至河南省高院，二审法院维持一审判决，2012年最高人民法院在死刑复核程序中认定事实不清发回重审，河南省高院又发回新乡中院重审，新乡中院再次开庭审理将张好峰的死刑立即执行改为死缓，两个不服再次上诉至河南海上高院，河南省高院维持新乡中院的判决。

此后，张好峰的妻子常卫云走上了漫长的申诉之路，常伯阳律师作为张海宾发回重审后的辩护人，后来又受常卫云的委托一直帮肋常卫云申诉，寒暑易节，冬去春来，经过向河南省高院申诉，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诉，向河南省检察院申诉均被驳回。

2018年常伯阳律师作为常卫云的申诉代理人陪同常卫云向最高人民检察院申诉，当时最高院多次强调对正当防卫案件的法律监督的意义，又发布了10起正当防卫的典型案例，最高检决定复查，后又转河南省检察院复查，河南省检察院又转信阳市检察院复查，2020年张好峰、张海宾父子正当防卫案又回到河南省检察院复查。

所谓的被害人，曾经两次冲去张海宾张好峰家里，第一次家里的男士不在家，把家里的两个女人打伤入院，第二次又去，还是半夜持棍棒把门都踹变形了但没踹开，最后翻墙而入，张家父子因此在自己家里被迫防卫，一片漆黑混战之中，其中一名入侵者受伤死亡，张家父子这能叫故意杀人吗？

此案是典型的正当防卫案，可是却经历了将近8年的申诉仍然看不到希望。现在，此案已进入最关键的时刻，希望最高检此次将本案交由河南省检复查后，张好峰、张海宾父子能够等到属于他们的公平正义。

另据常卫云讲，前几天河南省检察院的检察官刚刚和她谈过，也认为张好峰、张海宾父子确实是正当防卫，但本案最后怎样处理，要上报上级领导最后决定。

案件背景：

深夜里杀人事件

“举报完当天晚上就出事了！”2012年12月10日，张好峰妻子常卫云说。

那天是2009年7月2日，张好峰等人来到封丘县纪委，反映该村支书许洪振涉嫌非法倒卖土地、套取退耕还林补贴等情况。一同反映问题的，还有徐景周等人。

7月3日凌晨零点30分，当睡梦中的徐景周被叫喊声惊醒时，家里已经进来五六个不速之客。

“小串（许振军的小名，村支书许洪振的三儿子）说我告许洪振了，一进俺家堂屋就朝我头部打一拳，我爱人就拉小串，拉的时候他又打我几拳，然后我跑到东屋，我妈就把东屋门绊住了，小串又把门跺开，我老婆拉着小串不让进，另外四五个人把东屋玻璃砸了，小串叫我出来我不出来，然后他们就走了。”徐景周事后向公安机关称。徐被打得头部眩晕了好几天。

许振军在新乡市城管系统工作，自己还开办一家汽车美容店。邢阳阳在许振军的汽车美容店打工，是当天陪同许振军的人员。他告诉警方：“许振军对我说，‘你们和我回趟老家，有人告我爹，你们和我一起去敲敲他。敲敲他，就是打架的意思。”

当夜，许振军、邢阳阳一行人从徐景周家出来后，又去“敲敲”第二家。邢阳阳称：“许振军跺那一家的大门，还吵着：‘我是谁谁的三儿子，你有本事出来’，还骂了一些难听的话。当时去第二家时，许振军手里拿着棍。”

这第二家，就是张好峰家。当时邢阳阳被派去堵张好峰家后门，以防他家人逃跑，所以并未目睹院内情况。打一阵儿后，他们一行人便离开了。结果张好峰一家都挨了打，张好峰妻子常卫云头部被打伤，住院一个多月。

封丘县警方针对上述非法侵入他人住宅事件的起诉意见书上称，“2009年7月3日凌晨1时许，许振军以张好峰搞许洪振为由，许振军带领许宗义等几人将张好峰家的门砸破并进入张好峰家，在张好峰家，许振军和许宗义将常卫云头部打伤，经法医鉴定常卫云头部所受伤为轻伤。”

这是许振军死亡事件的前奏。

2009年7月19日晚9点多，许振军开车带李克强、赵文杰等数人从新乡市来到清河集村张好峰家。

李克强向警方交代：“俺三个到那一家以后，许振军下车去跺那一家的大门……许振军随即冲了进去，我和小杰（指赵文杰）也先后往那一家的院子里跑。”当时李克强手持一把砍刀进了院子。

村民徐坤亮听到跺门的动静，就走到附近看热闹，站在张好峰家大门口十几米远的背阴处，他向警方陈述：“……看到有五六个人进入张好峰家……过了一会儿，从他家大门跑出来一个人，看身形像是张好峰的儿子（指张海宾）……”

2009年7月19日的晚上，张好峰家到底发生了什么？2012年12月10日，案件重审开庭，张好峰、张海宾父子出庭陈述了一些细节。

听见跺门，张好峰和儿子张海宾准备了就把房间的灯拉灭了，院内、房中一片漆黑。张好峰起初躲到自家的农用车下面，来人进入院子后，还是发现了他。双方厮打，张好峰手持一根棍子，但很快被打昏在地。

来人进入时，张海宾正在二楼。他手持一短刀冲下去，朝李克强身上砍了一刀（事后才知道砍的是谁），但发现地上躺了一人之后，便冲出院子，去找亲戚帮忙。当时他以为躺在地上的是其他人，不是他父亲。

据李克强笔录，追张海宾未果返回后，许振军在张好峰院子里已经走路不稳。李克强和赵文杰发现后，将其架回车上，送到医院治疗，不料许振军不治身亡，身上十多处伤痕，左臂桡处动脉离断和背部的两处为致命伤。而经法医鉴定，张好峰身上共有13处刀伤，张海宾也有多处受伤，仅头部就缝了十几针，封丘县警方鉴定为轻微伤。后来，两人被拘留以致起诉。

2010年6月，新乡中院作出一审判决，认定张好峰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张海宾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2011年1月，河南省高院裁定驳回张好峰父子二人的上诉，维持原判。2012年1月，最高法在死刑复核期间裁定撤销原判，发回重审。2012年12月10日，新乡中院开庭重审此案。

需要指出的是，李克强、赵文杰两人于2010年3月因涉嫌故意伤害罪被刑拘，当年4月17日变更为取保候审。2010年12月，因涉嫌非法侵入住宅被刑拘，当年12月被起诉。2012年2月，因“事实证据”发生变化，封丘县检察院将案件撤诉。

举报村官非法卖地

案件发生地封丘县曹岗乡的清河集村地处黄河滩区，有八千多人口，两万多亩耕地。村民的耕地、住宅在黄河大堤内外两侧都有。

2002年，因黄河实施调水调沙，清河集村的耕地被淹，鉴于此，封丘县河务局加高加宽黄河大堤，与清河集村签订协议，挖耕地取土，并给予经济补偿。固堤完成后，致使清河集村上千亩耕地无法耕种，补偿款有上百万元。

常卫云娘家所在的村庄与清河集村毗邻，也与河务局签订了补偿协议。“最后发到每个村民手里8000块钱！”常卫云说。

当时常卫云的娘家人都外出打工了，她就代领了补偿款。“手里捧着一厚摞钱，咱啥时候见过这么多钱？但俺村到现在还没有发到手里头，你说说俺心里是啥感觉？”

黄河滩区多林地，张好峰与几户村民承包经营300多亩林场，退耕还林，国家还有补贴。但林场却无故被村支书许洪振收回。另外，据调查，移民款、出租上千亩土地等诸多收益，该村村民称“连影儿都没见过”。与之对比的是，据常卫云称，村支书许洪振家在新乡市有多处房产，有多辆小轿车，甚至还有一些工程车辆，用以承揽生意。

上述权益，村民们无法在村集体内通过正当的申辩获取，为此，张好峰便联合几户农民到县城上访。2009年7月2日上访当晚，上述一连串的非常事件便发生了。

在案件再审开庭过程中，许振军的刑事附带民事代理人称，关于许洪振涉嫌贪污等事件的举报，经封丘县纪委的调查，纯属无稽之谈。

那么，关于案件本身，首先还是正当防卫和故意杀人之争。

2012年12月10日的庭审中，许振军的刑事附带民事代理人认为，许振军当夜9点去找张好峰，是为了“说事”。因当时正处盛夏，晚饭后9点多串门符合民间习俗，且张好峰家大门没有遭损坏的痕迹；张好峰将院内的灯光拉灭，即显示了其杀害许振军的蓄谋；杀害许振军，正是为了报复此前7月3日凌晨被打一事。

张好峰的辩护律师刘卫国就此反问：“难道张好峰要把全家的灯光都打开，让许振军他们看清了再打吗？”

“深夜非法侵入他人住宅，攻击他人人身。而他人在人身遭到严重威胁的情况下，必须进行正当防卫，根据刑法第二十条对正当防卫的规定，此刻被侵犯的人有无限防卫权。如果他们不奋起反抗，那死亡的可能就是他们。”张海宾的辩护律师常伯阳称。

“如果李克强和赵文杰的非法侵入住宅罪成立，那本案中张好峰父子的正当防卫就成立了。”常伯阳表示。

本案还有一个重要情节，也就是2009年7月19日之前的的7月2日深夜1点，还是许振军带人强行进入张好峰家中打伤了张好峰的妻子常卫云和女儿。导致常卫云轻伤，女儿大脑损伤造成智力障碍未做鉴定。

案件疑点重重

常伯阳透露，李克强和赵文杰对非法侵入张好峰住宅一事曾供认不讳，但检察院撤诉后，封丘县公安局也撤案了。常伯阳曾追问有关部门，“事实和证据起了变化”，到底是什么变化？有关部门语焉不详。“曾经有人告诉我，封丘县公安局也不愿意这么干（指撤案），但是顶不住上面的压力。”常伯阳说。

其次，许振军之死的事实细节仍旧认定不清。村民徐景周曾在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中称：“等他们进了张好峰家以后（指追赶张海宾未果回来后），接着又听到一阵打架的声音，这时的打架声比刚才还厉害，这时我们听到从院里传来一句喊声，不知谁喊了声‘是我呀’，听着那个声音都变音了，变得沙哑。”

上述言词证据至少指向了许振军被误伤的可能。常伯阳律师表示，许振军背部的致命创伤存疑。

“在面对面厮打的时候，对方不可能捅到他的后背。另外，伤口宽度3.5厘米，而张海宾自称所持的那把刀，刀尖往下两厘米的地方，已经有5厘米的宽度了。”

张海宾自称的这把刀，在案发八个月后被发现。虽经反映，但一直未被司法机关提取。2012年12月10日的开庭，辩方律师曾向法庭出具了这把刀。但是否被认定，仍不得而知。

案件对于两家来说都是彻头彻尾的悲剧，案发时，许振军32岁，妻子有孕在身，尚未生产，未见孩子一面，许便撒手人寰。而张海宾当年22岁，妻子也有孕在身，案发后，张海宾的妻子带着孩子离开了这个家。张好峰还有一个女儿，据常卫云称，因家中的变故，该女儿精神出现问题，常常神志不清。

虽然疑点多多，但该案还是获得了再审的机会。与案件事实一样，需要重新认定的，是张好峰举报该村支书许洪振的贪污嫌疑，这是案件的源头，也是诸当事人命运的拐点。

8月17日，中共中央党校发出了《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严肃处理退休教师蔡霞严重违纪问题》说：“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退休教师蔡霞，发表有严重政治问题和损害国家声誉的言论，性质极其恶劣、情节极其严重，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违反国家事业单位人员行为规范。经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中央组织部纪检监察组和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机关纪委联合审查调查，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处分暂行规定》的有关规定，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校（院）务委员会决定，开除蔡霞的中国共产党党籍，取消其享受的相关退休待遇。”这是中共当局在因言治罪上加增的又一罪证，说明中共当局早已背叛了自己在与国民党抢夺政权时期向世界所作出的承诺，在违反法制，践踏人权，挑战文明的邪道上持续狂飙，不死不休。

本次中共当局严处蔡霞教授的直接原因是，今年6月初，社交网站上流出蔡霞20分钟的音频，蔡霞在音频中抨击取消任期制的修宪、四个自信、四个意识以及两个维护，认为习近平就是一个黑帮老大，党内所有人都是他的奴才，已没有人权和法治可言，并建议习近平退居二线养老。这些讲话充其量也只是一个中共党员履行建言职责而发出的言论，或者说是一个公民本着宪法赋予的言论自由权利而表达的忧思，即无论从中共自身党规还是从国家宪法，蔡霞教授所言皆合规合法。

纵观蔡霞教授人生履历，可以看到其按中共准则属所谓的根正苗红，而她整个言行是一个力图坚持中共延安时期追求民主、人权、宪政初衷的共产党人。

蔡霞女士，1952年10月出生于江苏常州，外祖父曾在国民大革命时期入党，1927年后随潘汉年在苏北和上海当交通员。母亲、舅舅和姨姨都参加了中共军队。

1975年起蔡霞在军队、国企、和县委党校从事政工工作，1984年32岁时考入二年制党政干部大专班，后在县级党校教书。1992年40岁时考入中央党校，先后攻读硕士和博士学位，2000年获法学博士学位。

在党校任职期间，蔡霞负责对各地官员进行培训。一次中青班结业时，一位即将晋升副部级的学员针对网络管理发表意见，认为“天津蓟县大火，那么个小事情在网络上搞成好大的事情一样，搅和人心。我们需要加强管理。”蔡霞则表示“人命关天的事情你们认为是小事，社会当然认为它是大事，我们对老百姓的生命有没有基本的感情？”“我给那学员打分很低。我感觉你对人民的感情极淡漠，这不是思想观点不同，是良心何在？”

2002年，在宣讲“三个代表”时，有干部对农民表示不满，称“农民就是刁民。”蔡霞则问道，“在座的哪个祖上不是农民？”“现在一些干部对老百姓的感情变了，称呼改变反映了感情的改变，党校老师在原则问题上坚决不能退让。”2003年参与编写《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学习纲要》。2008年，蔡霞前往西班牙考察研究了西班牙政治转型，使她陷入焦虑长达半年。

在讨论“多数人统治就是民主”的时候，蔡霞以纳粹德国和文化大革命举例，称“文革当中以多数人的名义对于少数领导干部进行侵害，其实是践踏人权的暴政。”有学员以“党校姓党”进行指责，蔡霞回应“你说到文革，我就来跟你说说文革。我当时是红卫兵，我们怀着对革命的虔诚之心，陷入疯狂，造成了很多伤害，我一辈子带着歉疚，但是我的孩子听文革跟听故事一样。党的历史怎么能回避这10年的曲折？“党校姓党”同样包含对历史教训的总结和反思。剥夺记忆，历史错误就会以新的方式再犯，现在有些人就把文革中流行的做法当成创新，恰恰是我们不能赞成的。”她的讲话获得了学员持续数分钟的掌声。

2011年起，蔡霞与北京市某街道合作，开展“党群共治”，实验预算民主，请人讲解罗伯特议事规则。2016年，任志强因发微博质疑人民政府成为党政府，被留党察看一年。蔡霞发表名为《党章党规保护任志强们的党员权利》的文章支持任志强，但遭到《光明日报》驳斥。

今天回顾蔡霞教授的言论，可以说其从本质上仍然是希望中共能够兑现曾经给天下承诺的民主、自由、人权、宪政，希望对中共不称职的领导人作出调整，使中共统治融入人类现代主流文明，而不是要颠覆中共统治。如此温和理性而坚守中共初衷的教授，居然今天被中共当局开除党籍，取消退休待遇。若不是她现身居国外，肯定将被逮捕重判。

由蔡霞教授长期来所言所行，可以看到体制内追求现代民主人士的努力，及中共统治集团中坚守民主初衷者的努力。这种努力意在使中国实现现代民主文明转型，让中国融入人类主流文明中。这与中共早期夺权时期向世界的承诺是一致的。然而，这种努力最终换来的是重处，是开除党籍。由此可见，中共极权统治集团今天已经完全背叛了自己曾经给天下的承诺，已经将坚守中共初衷人士当作敌人来予以惩处。类似蔡霞教授情况，今天众所周知还有中共北京政协委员前华远董事长任志强也因希望中共兑现民主承诺而遭拘押。

当然，中共迫害敢言知识分子由来已久，远者不说反右中几百万右派、文革中数千万知识分子及其家庭，就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文革后不久的清除精神污染与反自由化，仍迫害了众多学人，而六四屠杀及其之后清查硝烟至今未熄。而对大学教师清剿，更是近年来中共一再祭起的屠刀，至今据不完全统计，自2017年1月以来，就有山东建筑大学邓相超教授，北京师范大学史杰鹏副教授，重庆师范大学谭松教授、唐云副教授，齐鲁工业大学刘书庆教师，山东工商学院李默海副教授，北京建筑学院许传青副教授，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翟桔红副教授，厦门大学尤盛东教授、周运中教授，贵州大学杨绍政教授，清华大学教授许章润，浙江传媒学院文学院副院长赵思运，电子科技大学郑文锋副教授，四川轻化工大学李志副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外聘教师周佩仪，以及湖北大学梁艳萍教授等等，纷纷因言论而遭致中共当局解聘，有的被开除或行政记过，有的被提前办理退休，现在又将蔡霞教授开除党籍并取消退休待遇。

从中共当局因言严处蔡霞教授及近年来疯狂惩处众多大学教师可见，中共当局早已赤裸裸背叛自己抢夺政权时向天下作出的民主承诺，公然背弃自己颁布的宪法中赋予公民言论自由的条款，肆意践踏公民基本人权，拒斥人类普世文明价值，因此文明世界应对其予以高度警惕与严加防范。同时，中共体制内保持民主初衷人士，也应由蔡霞教授被严处事件更看清中共的反动本质，从而坚定结束极权与捍卫人权、民主、法治现代文明的决心。

民生观察 2020年8月17日

【民生观察2020年8月15日消息】2020年8月14日湖北潜江维权公民帅仁兵，欧阳忠茂，徐士兵三人在北京国家信访局登记，在京访民都称呼信访局是“三骗胡同”因为这里有最权威的人大信访办公厅，中纪委信访办公厅，国家信访局办公厅，其实这里所有接待室与窗口工作人员都是由各省抽调到北京工作的人员，尤其是在信访局接待窗口被安排到二楼接待室的工作人员基本都是各省的工作人员接待，在接待中他们会立马通知各驻京办的工作人员到此处接人，为什么信访案件解决难就是这样被不作为的国家信访局欺骗了几十年，这样不作为欺骗访民的机构早应该撤散，信访局违法销号，违法终结信访案件，使访民终身走在循环的维权路上。

2020年8月初欧阳忠茂就在北京维权被潜江驻京办安排不明身份的人绑架，被抓现场有北京公安的警车，被抓现场有潜江维权访民彭峰见证后立即报警110，欧阳忠茂被抓上警车后呼啸而去，彭峰报警后被警察带回派出所做口供笔录从上午8点左右到下午13点左右才离开派出所，北京警察参入抓捕访民是严重违法行为，彭峰报警后派出所不抓违法绑架访民的警察与不明身份的人，有意放纵非法绑架访民的人，北京市各个派出所与全国各地当地政府合作，在北京重大节日，重大会议期间北京各派出所都参入与地方政府部门人员共同抓捕在京维权的访民，最后派出所给彭峰的报警案件处理结果告诉彭峰说:欧阳忠茂他是自愿与驻京办回潜江的。

欧阳忠茂在北京维权是举报乡政府部门官员腐败问题上北京的，他在潜江多次举报无果才到北京各信访部门举报，他被驻京办雇佣黑社会车押送回潜江，在家里休息了一两天又再次返回北京举报维权。

徐士兵是因为坼迁补偿不合理也不合法，一直在北京维权，2020年8月14日在北京国家信访局偶遇欧阳忠茂，帅仁兵三人一起在“三骗胡同”登记信访合影留念。

帅仁兵因房屋被强拆维权被判刑三年，2018年8月19日出狱后一直在申诉，先后到湖北省信访局，湖北省高法，湖北省公安厅投诉，申诉无果后就到北京申诉，到北京后基本没有回潜江，在北京重大会议与节日期间被潜江乡政府部门绑架回潜江外，几乎都是在北京没有回潜江，长期在北京维权申诉，夫妻俩都被判刑后基本改变了一家人的生活方式，夫妻俩长期分居两地，家里由老婆梁志英照顾，他就在北京租房维权，帅仁兵也算是“北漂”人员了。

潜江访民陈喜珍，曾祥军，黄金芳三个人在8月11日去了湖北省公安处，湖北省信访局等部门信访，但是他们三人都没有允许登记，刚进省信访局大厅就被大厅工作人员通知潜江驻汉办工作人员接走了，他们三人最后又去了省政府门口想见省长与省委书记，他们打听怎么可以找到领导，但是还没有两分钟就被门卫保安打电话通知驻汉办工作人员把他们接走去了汉办被限制了人身自由，直到潜江政府安排各乡政府管辖区的人员把他们带回潜江后，直接把她们拖来泽江派出所了，在派出所一整夜做笔录口供等，直到第二天早上上班时间才放他们回家。

陈喜珍与曾祥军是潜江具有代表性被关押黑监狱殴打严重的访民代表之一，陈喜珍因为强拆问题维权，由于坼迁补偿不合理，也不合法，陈喜珍拒签坼迁合同，乡政府就用非法的手段将他关押看守所，在看守所两天两夜不让她睡觉被迫她签字，她都拒绝签字，随后又把她关押到黑监狱101天，几个月的时间，逼迫她签字，在非法软禁期间被殴打，被强迫写信访规章制度，不让她睡觉等酷刑，在关押期间被殴打晕了过去，在生不如死的情况下她还是被逼迫签了坼迁合同，签字后才释放陈喜珍回家。

曾祥军是因为乡政府腐败举报问题遭到关押黑监狱被殴打，打断胫骨几根，有医院检查结果证明的，曾祥军被关押也同样被关押了几个月，潜江野蛮执法，无法无天的自我为王，这就是潜江访民的现状。

黄金芳为宅基地房屋被别人侵占，上访了三十几年，多次上北京，也被拘留多次，她的问题几十年很多相关领导都已经退休，这样的问题确实有困难，但是总要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来解决问题。

潜江访民彭峰在北京各信访部门登记信访完毕后 已自愿安全返回潜江。

本网将继续关注潜江访民的维权情况。

【民生观察2020年8月15日消息】本网获悉，重庆维稳公民蔡邦英因进京上访，被地方强制带回非法拘禁在度假山庄，至昨天8月14日蔡邦英才获得自由。蔡邦英透露，在被强制带回和关押期间，她遭到殴打、威胁、恐吓。

据悉，2020年8月8日上午11点左右蔡邦英路过北京站时，一位北京警察走到她身边说，通过人脸识别她是上访人员，随后把她带到北京站派出所了解情况，经简单问话后该警察又把蔡邦英带到久敬庄接济中心。当天下午4点左右，重庆市观音桥民警崔双燕等人将蔡邦英强行推上一辆轿车，然后开往北京丰台区一公寓内，大约过了1小时后，崔双燕等人又将她带往石家庄一酒店，次日将蔡邦英强行带回重庆。

8月10日11:27分列车到达重庆时，蔡邦英被8至9名不明身份人员强行绑架上一辆（渝A3S320）的警车上，在车上他们把蔡邦英双手反扣，进行殴打，导致蔡邦英至今后背疼痛难忍腰背无法伸直。中午12点20分左右，警车开到铁山坪彦霖山庄，蔡邦英被关押在此处，期间她多次打110报警都无人出警，看守人员知道她报警后，又强行把她转移到铁山坪碧海山庄关押。

一个戴眼镜的男子多次威胁、恐吓蔡邦英：再敢报警，就不给饭吃饿死你，把你推下悬崖摔死。

在被非法关押4天后，至2020年8月14日蔡邦英才被释放获得自由。

据了解，蔡邦英是重庆市江北区观音桥大水井村村民，因房屋被偷拆未得到合理赔偿而上访维权多年，期间多次被截访人员暴力殴打、绑架、关黑监狱。

2017年7月6日，蔡邦英接到辖区信访办的通知，说是问题已经给她解决了，让她7月7日去信访办公室去办理。7月7日，蔡邦英来到了辖区信访办，一进门工作人员就叫她先写一份“息访承诺书”，承诺从此停止一切上访活动。蔡邦英询问该工作人员说：“我的房子安排好了吗？在什么地方？多大面积？只有房子安排合理了我才会写息访承诺书。”后来，一位姓董的工作人员就拿来一份图纸给蔡邦英看，蔡邦英大概看了一下，发现赔偿房屋只有60多平米，且装修等其他补偿费都没有，对此蔡邦英表示不能接受。最后，一位王姓科对蔡邦英说：“现在已临近午饭时间，如果你不满意就下午再来谈。”。为了节约时间，蔡邦英没有返家，而是留在了信访局附近吃午饭。吃饭之际，突然跑来4名不明身份人员，他们手持木棒一拥而上，把蔡邦英打的头破血流，事后蔡邦英报警处理，但派出所民警明显有包庇迹象，一直都没有给蔡邦英立案通知书，至今也不破案（事发地有监控录像）。

2017年10月15日，蔡邦英因进京上访在北京四路“通川菜馆”吃晚饭，吃饭期间突然来了两名不明身份人员质问她“你是不是重庆人？你到来北京干啥？”蔡邦英说：“我来北京访友和看病的，请问你们什么人？”两人说：“我们是重庆驻京办的工作人员。”随后两人掏出证件给蔡邦英看，证件显示他们是重庆市驻京办工作人员，一位叫张磊，另一位姓代。不久，那位姓代的工作人员就对蔡邦英说：“北京不欢迎你来玩！”蔡邦英就质问他说：“凭什么？你有什么权力代表北京不欢迎我来玩？”对方不予回答，随即打电话叫来了四五个身强力壮的男性，他们生拉硬拽的把蔡邦英拖出了饭店扔上了一辆汽车，之后又被带去了重庆进驻京办，关押在里面的黑监狱里近24小时，在此过程中他们对蔡邦英又打又骂。

2018年两会前的2月24号，蔡邦英准备再次进京上访，但却在在重庆火车南站被派出所、道综治办工作人员绑架到派出所审讯。2月25号上午10时许，街道主任陈晓辉安排了两辆小车共10人，把蔡邦英生绑架到了重庆市长寿湖的一个小岛上，在没有出示任何法律文书的情况下，非法限制蔡邦英的人身自由，并收缴了她的手机且当面砸毁。2月27号，蔡邦英因要求回家被稳控人员推搡，推搡的过程中，蔡邦英被从二楼推落到了一楼摔伤，两小时后，蔡邦英被送到了重庆市长寿区医院诊治，体检的结果显示：蔡邦英双脚粉碎性骨折。

几个月后，蔡邦英来到重庆市江北区公安分局报案，但警察却找借口推脱。之后，蔡邦英又来到重庆区政府及信访局反映问题，但也遭到了相互推诿。

2019年7月22日上午10点20分左右，蔡邦英从重庆乘坐z4列车，在石家庄站她发现被重庆市公安局江北区分局花园村派出所民警崔双燕等人跟踪，刚到北京西站下车，就被崔双燕伙同重庆驻京办工作人员戴亚东（音）等一帮人强行绑架，其他公民见到此事一起呐喊也没能起到任何作用。这些人夺走蔡邦英的拐杖，将她连拖带拽塞到一辆黑色轿车上进行威胁、恐吓，行为粗暴，随后又强行夺走蔡邦英的手机。到达北京市丰台区高家场46一3号（黑监狱）后，戴亚东威胁蔡邦英不说出手机密码，就要将手机砸烂。

当天中午12点左右崔双燕等一帮人将蔡邦英带到丰台区一个饭店（良吉缘酒店），戴亚东等人将蔡邦英按在沙发上又强行抢走她包里的身份证，并非法拘禁长达几个小时。下午5点左右，把蔡邦英拽上一辆黑色轿车，车牌号：皖3129R，后车子开往高碑店火车站，蔡邦英被拖进候车室，又被非法拘禁长达12小时，后被强行带上k820/19次列车，期间被监视长达20多个小时，才到达当地花园村派出所。

在派出所内，蔡邦英要求返还手机和私人物品无果，凌晨一点崔双燕指使协勤，将蔡邦英连拖带拽出派出所殴打后抬上车，送到蔡邦英现在的居住地（江北区南桥寺维丰小区），被拖下车的蔡邦英再次遭到殴打。在被非法拘禁期间警察没有出示任何法律文书。

2019年7月28日，蔡邦英同样在北京西站刚下火车，就被花园村派出所民警李常青伙同一帮人，将她绑架拽上一辆黑车（车牌号为：MJ094）,之后有一不明身份人员对蔡邦英进行殴打掐脖子，并强行抢走她的手机后，将她带到高家场黑监狱内关押。在被关押到晚上7点多钟时，又被一辆黑车（K3129R）押往高碑店火车站，并乘坐当晚10：20左右的列车回到重庆。到达重庆后，蔡邦英同样遭到殴打，造成身体多处软组织和头部受伤。

2019年8月26日，蔡邦英在北京上访期间，再次遭到暴力绑架，此次被带回当地后，被关黑监狱非法限制人身自由长达45天之久。

2020年8月8日，蔡邦英再次进京维权，被北京警察查获，在被地方强制带回和关押期间，她遭到殴打、威胁、恐吓。

蔡邦英电话：15683254618

【民生观察2020年8月15日消息】周五（8月14日），被以“煽颠罪”获判有期徒刑四年及剥夺政治权利三年的余北京知名人权文生律师在被羁押近千日后，中共当局终于获准其二审辩护律师跟进会见，余文生自述身体健康尚可，唯有右手及牙齿出现问题。

公开信息显示，余文生律师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抓捕已快两年零七个月，在近千日的时间之内，历经被批捕、被起诉、被秘密开庭审理直至被秘密宣判有罪获刑四年及剥夺政治权利三年，中共当局始终未批准家属聘请的辩护律师会见当事人。

经中共当局2019年5月9日秘密一审后，拖延至2020年6月17日才秘密宣判，余文生判四剥三，当事人表示不服判决，并当即提出上诉。家属许艳女士聘请河南常伯阳和四川卢思位两位律师担任辩护人。上月（7月），常伯阳律师前往徐州跟进，但遇到阻滞，未能成功会见以及阅卷并复印卷宗。

8月13日，余文生案二审辩护律师卢思位去到江苏省检察院，成功阅卷并复印纸质卷宗，但因时间关系，未能拷贝电子光盘证据，要等到下次再办。翌日（周五，14日），卢思位律师前往徐州市看守所申请会见，竟然成功会见，过程比较顺利。

余文生告诉卢思位，自己身体健康及精神尚可，只是右手抖动厉害无法提笔写字，同时牙齿出现问题，除左边无力咀嚼之外，右边牙齿更有脱落现象，给生活带来诸多不便。右手神经受损发生抖动疑因是2014年被关押北京大兴看守所时留下的后遗症，而徐州冬天天气湿冷，导致手患加重，目前只能练习用左手写字。

根据余文生自述，2018年1月被捕后“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期间，受到种种折磨，被指定长时间坐在铁凳上，导致其意识出现模糊，难以分辨时间，譬如上午、下午或是晚上。2019年7月即余文生被秘密开审后两个月，曾因中暑晕倒，当时血压出现异常。目前余文生有一个小时的放风时间，并可以看书并练习左手写字。至于监仓居住条件，余文生认为尚不糟糕，定员24人一间，目前关押21人，不算太挤迫。

余文生向律师表示，一审欠公正，一审律师（官派律师）的辩护流于形式，而且极不尽责，并在2019年5月9日秘密开庭后，就再未前去会见。

余文生希望二审法院能够公正处理，辩护方案方面则全权授权辩护律师相机行事，同时认为自己的案子并无秘密，应该让所有关心余文生的人知晓。最后，余文生向妻子许艳女士表达深深的感谢，同时亦感谢所有关心的家人、朋友、同袍、国际社会以及媒体朋友等人士，表示他日获得自由后将会一一致谢。

2005年，成都彭州市年已不惑的张作成，变卖了城里所有可以变现的物品，凭借热情和一技之长，来到出生地天彭镇八一村，建起了一家大型养猪场。然而天有不测风云，张作成不顾年龄和身体事无巨细亲力亲为，一次工伤导致股骨折，造成三级残障后果。2012年获得国家肢体残疾证51012619490727561744。此后，更让张作成没想到的是，猪场和家境出现崩溃式挫折。租赁的农田面临工业化征用拆迁，至此开始拖着残疾的身体向权贵、向违约者，讨要自己应该得到的利益和尊严。不过事与愿违，经历和遭遇的都是比给他残障更加痛苦的人生经历。

2011年7月，地方政府对养猪场排污增设了指标提高了门槛。再加上村委会驻村干部又来了一些新的人员，寻找理由阻碍猪场运作，不断的作梗刁难，张作成因此与个别领导有了摩擦矛盾。

2014年9月，与张作成有过节的拆迁办工作人员任绪蛟，把他叫到乡镇办公室，两人为村务问题产生口角，再加上过去一些告状的纠结，任绪蛟非常傲慢的说“我凭什么听你的！你是什么东西嘛？”张作成提醒说“你把村务问题搞得那么多，事情造成极端，你要以事实和道理，把村民摆平。”怒不可遏的任绪蛟失态的说“端把椅子坐在你家门口。出门一次，打你一次。一定叫你人财两空！”就这样先后殴打过张作成三次，出现头痛眼花，恶心呕吐，眼睛模糊，生活不能自理。报警后派出所出警送到医院。事情至今没有一个完美合法的说法与解决方案。

2015年6月，退休的原村委书记沈先宏，使唤一些身份明不明的人到养猪场，见猪敲猪见物砸物发泄一通。在养猪场内撒野几个小时。猪被吓得嗷嗷乱窜叫唤，猪舍内的设施东倒西歪。张作成也吓得躲在自己的家里，聆听外面的一切嘈杂叫唤声。无奈的张作成只好报警打110，但是警察也不敢大气多出几声，主观上采取息事宁人的态度，用不了了之的手法大事化小。可是张作成的各种经济损失和心理伤害却没人关注。

2017年2月21日，天彭镇派出所警察李道银，携带天彭镇街道办维稳工作人员李科、薛志德，将正准备去北京举报问题的张作成拦截在郑州的火车上。不管任何理由和不顾一切实际，强行把张作成拖下火车塞进郑州一家宾馆内。第二天上午，天彭镇八一村书记王东和李道银等三人，对张作成进行了一场有预谋有组织的暴力侵犯。警察李道银先是破口大骂、人格羞辱、身份歧视，骂道“我是人民警察，就算日你妈也算执法（13438055118）。”张作成仅仅简单的回应了一句，李道银便大打出手。打的张作成口角出血头昏眼花，准备用手机取证，再被李道银粗暴野蛮的抢夺手机摔碎在地上。

2017年9月，束手无策的张作成再一次去北京投诉举报。9月29日从北京回来后，成都彭州公安局以“寻衅滋事”罪名逮捕，用子虚乌有的罪证“扯横幅、堵公路、辱骂政府人员”，于2019年4月判处有期徒刑20个月。在整个诉讼中，张作成化大价钱请了北京的律师做无罪辩护，但是对结果无丝毫作用。

如今，到了颐养天年的张作成，儿子死了、女儿外嫁，由于债务不敢回家。自己不仅居无定所老无所养，带着病残的身体孤寡的空巢，靠微薄的低保维持生活。这个曾经踌躇满志的养猪场老板活到今天，实实在在的有些窝囊和倒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