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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观察2020年7月28日消息】重庆维权人蒋祖成告诉本网志愿者，近期重庆市暴雨连连，各条河流河水暴涨，他家所在的重庆两江新区御临河也水位高涨，位于自己家附近的生态调节坝因而多次大量泄洪，导致自家的房屋地基被冲坏，洪水随时会把他家的房屋冲走，并且泄洪产生的巨大噪音昼夜不息，导致家人无法休息，一家人生命财产受到严重的威胁。为此，他向多个政府部门反映险情，但政府都踢皮球，不予解决。

蒋祖成反映，7月入汛以来，水利局的工作人员在没有通知的情况下，不顾及下游支渠的承受能力，全力开启了重庆两江新区御临河生态调节坝的泄水闸门，导致下游多处村民房屋受损、农田被淹，鱼塘堤坝被冲毁。村民们辛辛苦苦建成的房屋挡土墙、鱼塘护堤都被冲毁，生产生活物资损失惨重。蒋祖成的房屋在泄水闸下游百余米处的半坡上，由于猝不及防的大量泄洪，导致洪水剧烈的冲击房屋地基，目前大块的地基岩石被冲走，使得自家房屋成为危房。还有，泄洪产生的巨大噪音昼夜不息，导致家人无法休息，一家人生命财产受到严重的威胁。

蒋祖成和村民们认为，洪水当然是由天灾造成的，村民并不是反对泄洪，而是追问泄洪是否做到足够科学、细致，上下游之间是否有充分的信息沟通，这些防洪措施是否存在工作不到位的地方？村民的财产因泄洪受损，政府是否给予补偿、救助、修缮？

受灾村民也知道，每一座水利工程，其实都是一个复杂的系统，泄洪更是对系统的全面而严峻的考验。这不仅是一个技术问题，也是一个利益博弈问题，上下游的人们，对泄洪的态度和感受都是不同的，泄洪需要协调各方利益，不能不管不顾下游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就一泻千里，这也是处在下游的受灾村民感到委屈的原因。

泄洪之前，开闸的详细的决策、处置过程，水利官员应当提前预警，及时疏导下游人民转移财物及人员，加固地基、堤防，避免村民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及猝不及防的面对泄洪的冲击受损。还有，暴雨之前决策部门是否预留了库容？短时间内巨大的泄洪量是否真正科学？如果泄洪量减少20%是否就真的会导致水库垮坝？这些都需要向群众公示，接受群众的监督检查。

蒋祖成及其他村民受灾后，多次找政府部门要求解决危房，及财产损失问题，但政府部门都踢皮球，相互推卸责任，令村民申述无门、苦不堪言。

姓名：姜成芬，性别：女
出生日期：1973年5月28日
电话：13551596228
地址：四川省雅安市汉源县小堡藏族彝族乡丁家村2组
身份证号：513124197305285264

上访原因：
原汉源县大树镇小堡乡熊曰华乡长和汉源县公安局杨晓勇局长，伙同敲诈姜成芬家长子（常精果）和次女（常亚奥）共2.4万元上户费未随，熊、杨二人心有不甘，伺机对姜成芬家赖以生存的田地、房物进行打砸、抢劫、损毁，致使姜成芬家寸草不生，迫使姜成芬逐级向上上访控告。因为这个行为对部分官员的政治前途有所损害，所以更加对姜成芬怀恨在心，并在姜成芬寻求解决的往返过程中，不惜血本和代价穷尽一切手段，对姜成芬的上访上诉行为进行捏造、隐瞒，同时使用枪械等给予姜成芬多次的打击报复。时至今日，已经造成30个行政案件和一个刑事案件！

维权经历：
2006年10月出，姜成芬位于大渡河左岸的农业种植农田遭10余人毁灭。11月地方官员官员指示放水淹烂姜家农业种植价值上万元辣椒苗。12月姜成芬遭遇7人一拥而上的殴打。
2007年1月，县政府官员和村级官员安排多方见面，导致再一次当场矛盾激化，再将姜成芬关押进汉源强制戒毒所，对她进行毒打昏死，使用脚镣铐刑床。
2007年8月，警察（057896）、保安、公务员在雅安市政府大楼向递交控告状的姜成芬，用枪顶着姜成芬的后背。
2008年5.12汶川地震，国家下拨给的生活补贴和救灾物、款地方政府被克扣。
2009年8月，带有黑社会性质的向东等人，对姜成芬位于大渡河左岸种植的花生、玉米、豌豆16亩损毁，还造成姜成芬的身体轻伤。姜成芬多次向110报案求救，警方让姜自己取证。
2009年11月，30多人使用大型挖掘机将姜的房屋夷为平地，迫使姜全家大小从此逃亡。
2010年5月，在北京上访被关押到内江大厦地下室黑监狱6天，回汉源后又被县政府关押一天一夜。
2010年9月，姜成芬在北京被黑关3天，再转移到永定河大桥关押6天。
2010年10月，在北京再被黑关4天。
2010年11月，在北京又被黑关7天。后绑架押送回汉源看守所同强戒毒人员合并关押11天。
2011年1月，在北京被黑关多日。地方政府暴力强制送回汉源看守所关押10天。
2011年2月，姜成芬去北京到联合国开发署上访喊冤，北京警察拘留5日。
2011年3月，姜成芬在北京遭绑架，押送到汉源县某酒店关押5天。
2012年5月，在北京郊区被不认识的人劫持，戴上手铐火速逃离，搜枪走手机并拘留15日。
2012年5月，给姜成芬1年3个月劳动教养。
2013年9月，姜成芬等人在北京筹备中外记者会，汉源以姜在北京“扰乱公共秩序”给予行政处罚13日。
2014年3月，姜成芬等前往公安部送【中国30名警察持械营救访民】锦旗，被官方送北京市第一看守所无证关押1年半。
2014年10在，北京上访反映问题。先被黑关后被汉源县公安局，以“在天安门地区非正常上访”为由拘留10日。解除后又被限制自由10日。
2015年3月给予行政处罚10日，后被软禁到骨堆山。
2015年8月，京警（040377）等数人，在吕村将姜绑架，没收钥匙、优盘、身份证、手机，至今不予归还优盘和钥匙。
2016年11月，因为参与基层人大选举，被汉源公安局抓捕，以“寻衅滋事罪”判处有期徒刑2年6个月。

酷刑经历：分别在汉源、北京遭遇毒打共4次。用武器枪弹、警械脚镣、手铐刑床、老虎凳惩罚数次。被黑监狱黑关也多次多地多日。一家三代俩死俩伤，其中一伤者系未成年而且伤势不轻。私拆个人信件。多次遭遇死亡恐吓威胁，以及未遂的灭杀行为。抢夺霸占私人物品。剥夺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恶官恶警：
地方官员黄燕、警察刘志、
雅安市公安局局长曹长江

【民生观察2020年7月27日消息】2020年7月9日，江西张玉环杀人案再审在江西高院开庭，再审阶段由王飞、尚满庆两位律师担任其辩护人，庭审结束后法官未当庭宣判，张玉环被继续收押。

1993年，张玉环被指控杀害邻居两小孩，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一直在喊冤。2017年8月受张玉环母亲张炳连委托，罗金寿、王飞、尚满庆、冷克林、张进华、程广鑫、张维玉等律师共同为张玉环申诉。

2017年8月22日，辩护律师向江西高院提交了张玉环的刑事申诉书。2018年6月8日，江西高院立案复查张玉环案。立案标志着张玉环的申诉材料离开了高院申诉信访室，进了立案庭，可以阅卷了。这是刑事申诉案的重大突破，很多申诉材料经年累月躺在申诉信访窗口的桌子上，没有任何希望。例如赖和平的刑事申诉书等材料自2018年8月提交到现在，还在申诉信访室。

2019年3月1日，江西高院决定再审张玉环案。再审阶段由王飞、尚满庆两位律师担任辩护人，其他律师退居“二线”。原以为2020年的春节前张玉环可以回家，与他83岁的母亲团聚，无奈因为疫情，延误到2020年7月9日开庭。

当天早上9点准时开庭，审判人员、检察官、辩护人入席，所有人均戴着口罩。审判长让法警带张玉环入庭。张玉环身穿便服，状态不错，可能是人逢“喜事”。这一天张玉环已等待9752天，从26岁等到了53岁。

审判人员宣读原审判决后，张玉环陈述约5分钟。这次他说话比较清晰、有条理。估计准备了很长时间，演练了很多遍。张玉环称没有杀害两个小孩。有罪口供是受刑讯逼供做出来的。起初关在进贤县看守所期间，他没有承认杀人。后来被侦查人员从看守所提出，先后在进贤县长山宴乡派出所和云桥派出所受到残酷刑讯。1993年11月3日，侦查人员牵来两条狼狗（应当是警犬），说如果不招，就让狗把他吃了。民警手一挥，一条狼狗冲上来，狂撕乱咬，张玉环裤子被撕烂，大腿鲜血直流。极端恐惧下，张玉环承认杀害两小孩。侦查人员找来一条黄绿色军裤给张玉环，还打趣说比张玉环原来的裤子好。

王飞律师在法庭调查时也说张玉环受到难于置信的狼狗审讯。张玉环大腿上狼狗撕咬留下疤痕还在。张玉环曾向当年来提审的聂霍根法官展示过疤痕。本次庭审前，辩护人曾向法庭提交伤情鉴定的申请，未得到同意。记得《中国青年报》报道过河南老板杨金德等人被羁押在警犬基地时，带上手铐脚镣与狗关在一个笼子里面，名为“与狼共舞”。狼狗审讯，凶残至极，毛骨悚然，怎能不出冤案？

因为有刑讯逼供行为，辩护人申请启动非法证据排除程序。开庭伊始，法官即决定不启动非法证据排除程序。辩护人申请复议，被当庭驳回。辩护人坚持要向法庭陈述要求启动排除非法证据程序的理由。审判长没有同意，直接宣布进入下一庭审环节。

因递交了书面申诉状，王飞律师和尚满庆律师简要发表申诉意见，虽说简要，用时近1小时。王律师洋洋洒洒，尚律师简明扼要。申诉意见要点如下：

第一，据以定罪的两份供述是虚假的，是张玉环受刑讯的情况下编造的。

第二，两份供述在犯罪时间、地点、方式、藏尸地点上均存在巨大差异。

第三，张玉环供述的作案过程极不符合常理。张玉环供述的其杀人动机是因张家小孩打了他家酱油瓶，藏尸自家哥哥房间，半夜村民到处找小孩时趁黑抛尸，完全不合常理。

第四，有证人证实在警方认定的作案时间，见被害人向后来发现尸体的下马塘水库方向走去。

第五，所有的物证与犯罪没有关联。公安机关提取的杀人的麻绳、抛尸的麻袋均没有检出被害人的皮肤、毛发、血迹等生物信息，也没有提取到张玉环的生物证据。张玉环手上的伤痕不能证实是被害人手抓形成。第一现场没有找到任何相关证据。

尚律师还补充道：“任何人都不可能在二十七年前知道案件会再审，而去精心编制谎言，这是违背人的基本生活认知。因此，张玉环只可能是受到了刑讯逼供而做出的自污供述。他一直坚持喊冤就是知道自己被冤枉。”

“我拿到张玉环案卷宗时，就惊叹这样的证据竟然可以认定杀人，处人死刑。本案的证据状况，原审法官也应十分清楚。张玉环被抓到定案历时八年，原审法院必定有地艰难的选择，考虑某些因素后，作了留有余的判决，判处张玉环死缓。”

法庭讯问环节，在辩护人的提问引导下，张玉环再次讲述被刑讯的过程。他甚至当庭发誓如果自己说假话，全家死光。张玉环一一报出了刑讯者的名字，他们分别是付某文、吴某才、周某、袁某华、周某华，支某华，付某选、胡某芳。还有几个不知道名字。我们在网上搜索一下，发现1996年2月的《警察天地》刊载作者为胡星文的文章《为了这片热土——进贤县公安局采访札记》，记载副局长吴某才德高望重，经常与年青干警一道，没日没夜战斗在同刑事犯罪活动斗争的前沿。为侦破95夏季系列抢劫案件，他们35个昼夜没睡一个囫囵觉。《信息日报》报道2005年进贤县李渡派出所原所长付某文涉嫌徇私枉法，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半。支某华2017年被免去进贤县李渡派出所所长。这些名字，张玉环铭记27年。但愿吴局长的狼狗审讯法只用了这一次。

检察员虽然来了四位，但发言很少，大致两点意见：一是张玉环的有罪供述的真实性存疑。张玉环的两份有罪供述存在较大的矛盾。张玉环到过尸检现场，观看过尸检过程。听村民说过捞尸经过。供述与物证关系上是“由证到供”，即办案人员提取了相关物证，再通过告知现场的方式来获取与物证相符的口供。二是本案物证不具有关联性。最后，检察员建议法院改判张玉环无罪。

虽然检察员和辩护人双方意见基本一致，辩护人对出庭检察员关于张玉环的有罪供述的真实性存疑的意见还是有异议。王飞律师认为张玉环的有罪供述是在严刑逼供下编造出来的，完全虚假。出庭检察员的“保守意见”和法院不启动排除非法证据程序的决定，意味着有关部门不打算追责。庭审中，张玉环多次说他被从26岁的青年关成53岁的老人，应有人对此负责，特别是对他刑讯者。

尚满庆律师说：“检察院作出了无罪建议，我认定法律会还他一个公道。本案的造成不能一味的责怪‘八三严打’的两个基本。个案的证据审查是人为可控的。我希望或者恳求再进一步，以绝对无罪认定本案。法律需要活生生的例子来确认。希望张案能推动一点点进步，哪怕就是一丝的进步。”

此次检察员没有例行法制宣传和教育，也许觉得由他们做有违和感。其实也可以总结一下，警示后人。

王飞律师却即兴法制宣传和教育。他说张玉环案是十分明显的冤案，闻起来就一种虚假的味道。识别冤案，并不需要多高深的法律知识，凭着常人的经验就完全可以。两份出入巨大的有罪供述，就认定张玉环杀人，判处死缓，当年的公检法各级机关全线失守。如果说守住了线，那就是江西高院留了张玉环一条命。这值得我们深刻反思，我们的刑事诉讼、司法制度错在哪里。作为律师，在代理张玉环这一类刑事冤案时，极其慎重，接案之前，必须仔细研究，必须内心确信他们是冤枉的。我们代理冤案的意义就是减少和防止张玉环这种冤案的再发生。冤案的制造者应当负有责任，必须受到追究，才能防止冤案，减少张玉环这样的蒙冤者。

法庭辩论结束，审判长宣布，休息20分钟继续开庭。辩护律师认为这种安排，必定是要当庭宣判，当庭释放了。恢复庭审后，审判长即宣布，庭审结束，择期宣判，将张玉环还押。出乎所有人的预料，张玉环案件开庭因疫情影响延误太久，且监狱曾明确告诉律师张玉环提出来开庭，不可能还押。

我们不知道领导基于什么样的考虑，决定不当庭宣判。但领导肯定没有考虑张玉环恢复自由的急迫，没有考虑张母盼儿归的急切。

闭庭后，发现张玉环的哥哥张民强不见，也没见他回来吃中饭，有人猜测他和张玉环可能被有关人员接回进贤去了。后来证实，因某记者在高院门口遇到麻烦，他帮解围去了。

张玉环回家，还要等。

2020年注定是中国历史上极不平凡的一年。不仅有至今仍然肆虐全球的武汉病毒，而且洪水从5月开始就从南到北一路扫荡，使大半个中国浸泡在洪水中，至今4500多万人受灾，死亡人数成为了国家机密，公布的人数成为网络的笑柄，据考证，中国今年所发洪灾情况，突破了许多地方的洪水历史记录，也整体超越了1998全国大洪水。多少国民葬身洪水，多少人员家破人亡。然而，让人倍感诡异的是，中共当局的官媒，尤其是中央级媒体，对如此事关民众生命财产安全的剧灾大难，居然罕有报道，权力集团更乏有力救助，整个社会受灾民众完全处于自生自灭的状态。曾经中共极权当局一再标榜的关注民生，民生至上等等谎言，在这场仍在持续的洪灾中被冲刷得一清二楚，使举世认清中共极权以民生欺世盗名、愚弄天下的本质。

据各地方媒体与自媒体纷纷作出的洪灾报道：2020年5月下旬起，在中国长江中下游地区、淮河流域、西南、华南及东南沿海等地持续强降水引发严重洪灾。

广西：6月7日，广西桂林阳朔日降雨量327.7毫米，破当地单日降水纪录，其中在14小时内（6月7日20时至6月8日10时）降296.1毫米。因为上游泄洪，阳朔县城（阳朔西街、阳朔公园、十里画廊等路段内涝，白沙镇、葡萄镇、金宝乡等内涝，永福县内涝。6月7日11:30，阳朔县高田镇的“小2型水库”沙子溪水库20多米长的坝体垮坝，民间披露伤亡惨重，而官方指无人伤亡。

贵州：6月11日07时至12日07时，贵州遵义正安县碧峰镇降264.6毫米特大暴雨，最大小时降雨163.3毫米，一小时降雨破贵州历史纪录。截至6月13日末，8人死亡5人失联。6月22日，贵州沿河县县城的雨水从街上涌入乌江，街道形成一条近千米宽的瀑布。7月8日上午7:05分，铜仁市松桃苗族自治县石板村发生山体滑坡，至9日依旧有6人失联。

湖南：截至6月11日10时，受持续强降雨导致洪涝灾害，湖南省13个市州55个县市区共59.3万余人受灾，紧急转移安置28783人，需紧急生活救助9520人，倒塌房屋210户548间，严重损坏房屋321户722间。

云南：6月29日晚至30日，昭通市镇雄、彝良、威信、盐津等县大暴雨，其中长江上游支流白水江水位暴涨8米，沿河乡镇洪灾严重。截至6月30日21时，玉米、土豆、烤烟等农作物受灾3871.54公顷，成灾3745.09公顷，绝收84.68公顷；因灾倒塌房屋17户90间，严重损坏10户59间，一般损坏68户90间。

四川：6月26日18时到6月27日1时，凉山州冕宁县北部突降暴雨至特大暴雨。县城高阳街道内冕宁高速路口下方248国道崩塌，导致2辆过往车辆坠河，10名乘载人员中仅5人获救，2人死亡、3人失联；县内彝海镇曹古乡的大马乌村降雨量107.5毫米、曹古村降雨量85.7毫米，导致山洪暴发曹古河改道而被淹，12人遇难、5人失联；截至6月30日23时，高阳街道与彝海镇合计14人遇难、8人失联。曹古乡大堡子村水深及腰，正要收成的马铃薯被淹。灵山温泉景区降雨量211毫米，景区自驾游营地里55人被洪水围困，消防用挖掘机的挖斗救走。冕宁县受灾统计：农作物受灾500公顷、成灾280公顷、绝收70公顷；房屋严重倒塌80户280间、一般损坏620户2300间；受损公路10.5千米，冲毁桥梁5座370米，受损堤防1.5千米，受损电力线路3千米。7月6日上午6时，阿坝州小金县宅垄镇元营村城隍庙沟吉峰沙场发生山洪引发的泥石流灾害，导致4人失联。截至7月13日11时，持续强降雨过程已造成广安市2人死亡，巴中、达州两市7人失踪。

重庆：6月22日，綦江区文龙街道菜坝社区淹至居民楼二层，江边路灯仅余灯泡露出水面，南州小学的水位达操场篮球网。6月22日20时，贾嗣镇“綦江五岔水文站”录得水位205.85米，超过保证水位（200.51米）5.34米，1940年建站以来的最高水位，亦比1998年中国水灾的205.55米为高。7月1日，下北街居民楼被淹半层。6月11日-14日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与石柱土家族自治县大暴雨。6月12日酉阳县龙潭镇官偿村日降雨量达到318.5毫米特大暴雨。6月14日05-07时，暴雨加山洪，华夏民族小学被淹。6月22日，酉阳龙潭水库泄洪，已排走超出溢洪道水位的洪水。同日，龙潭镇柏香村部分房屋被淹。7月15日至16日，因持续强降雨，开州区敦好镇发生3起滑坡事故，截至16日18时，事故共造成3人死亡、3人失联。

湖北：7月5日晚上7时，白洋河水库水位上涨至84.62米，7月6日中午12时出现坝体滑动变形，2.9万名民众需要疏散。湖北自入梅以来至7月9日7时，因灾死亡14人，失踪5人。7月23日《湖北日报》消息，综合研判湖北省防汛基本态势后，湖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认为，由于长江2号洪水正在湖北省推进，同时近期长江上游发生强降雨，长江3号洪水正在形成，荆江大堤及以下堤防将长时间高水位挡水，出险几率加大。6月28日8时至29日11时，武汉市大暴雨，全市累计最大降雨量230.4毫米（洪山区第二师范站），29处路段出现不同程度渍水。至6月29日11时仍有6处未消退，其中洪山区虎泉街保利华都、武昌区紫阳东路东安路口，渍水过腰，无法通行。7月8日0时至6时，黄冈市黄梅县普降大暴雨200毫米以上，大河镇最大达353毫米。凌晨4点左右，大河镇袁山村突发山体滑坡，9人被埋。截至21时，5人死亡。7月10日，黄梅县考田河在蔡垸村决堤，缺口200余米，附近村庄被淹、农田被毁。6月27日04时至18时，宜昌市累计雨量最大是西陵区夜明珠街道231毫米；最大小时雨强98.8毫米（12时-13时）在当阳市向家草坝站。04时至18时，全市累计雨量大于100毫米的有42站，大于200毫米的有5站；其中远安县的273毫米是湖北国家级气象站之中最高。宜昌市民指暴雨比以往其实不算严重，但水浸之严重却是几十年未见，市民怀疑是否葛洲坝早已开始泄洪。而按官媒说法，人民网图片频道等在6月28日18时起报导了葛洲坝因为在6月27日长江上游山洪爆发而于6月28日开闸泄洪。7月11日13点，长湖水位达到33.49米，水面高出荆州城区2米多，超过历史最高水位。7月16日至17日，清江河水位持续上涨，两岸主干道积水达2米左右，湖北恩施城区几乎泡在水中，防空警报拉响。恩施市大龙潭水库开始泄洪。7月21日5时30分左右，清江流经的恩施市屯堡乡马者村沙子坝滑坡体出现大面积滑移，堵塞桥坡河形成堰塞湖，上游水位上涨5米左右。10时15分左右，清江上游来水冲开了堰塞湖顶，形成了一个达到200立方米每秒的下泄流量，缓解了堰塞湖可能瞬间溃坝的危险。7月26日8时25分，湖北省恩施市水文水资源勘测局升级发布洪水红色预警:25日20时起建始县普降暴雨、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受强降水影响，广润河水位迅速上涨，7月26日8时广润河建始城关水位559.95m，高于警戒水位2.95m，水位仍在上涨，预计26日将出现超警戒水位4.0米左右洪水。

安徽：7月25日6时26分，安徽省水文局继续发布洪水红色预警:淮河干流、长江干流全线超警。巢湖水位缓降，依然超历史最高水位。沿江诸河、三江流域水网区等36条河湖超警戒水位，其中巢湖、派河、水阳江、南漪湖、白荡湖、枫沙湖、菜子湖、裕溪河、牛屯河、得胜河、西河、兆河、永安河、杭埠河、白石天河、柘皋河、南淝河17条河湖超过保证水位。影响范围：合肥市、芜湖市、蚌埠市、淮南市、马鞍山市、铜陵市、安庆市、滁州市、阜阳市、六安市、亳州市、池州市、宣城市。

浙江：截至7月9日14时的初步统计，浙江全省受灾人口18.4万人，紧急转移安置人口5.2万人，农作物受灾面积1.1万公顷，倒损房屋1000余间，直接经济损失7.1亿元。

从如上等等各地方媒体及自媒体的零星披露出来多有保留的一些报道，可见中国今年洪灾严重程度之一斑。但在如此重灾之下，中共央媒居然没有实时与全局性跟踪报道，更没有24小时滚动跟进民众伤亡与财产损失情况，但对日本发生的洪灾却大肆播报；中共极权党首隐匿无踪，只有总理李克强先生前往贵州灾区考察灾情，但也没有央媒的全面报道。至于救灾情况，诚如清华大学秦晖教授被困阳朔记录，两天没有得到政府一包方便面，最后获民间救援队救出。中共极权统治当局在大肆撒币援助外国时，对本国灾民却乏力相救而动员民间捐助。中共当局在举国陷灾的大难之前，如此种种不堪行径，显示着中共极权统治当局对民众生命与财产安全的漠视。

长期来以关心民生并将民生作为执政合法性与阻止任何政治改革口实的中共极权统治当局，在民众真正面临民生安危时却全然无视，这说明了关心民生只是极权统治欺世谎言，极权统治者只关心特权永固，民众生死不是它们关注的对象。

从人类历史来看，任何民众没有权利保障的社会，统治者就绝不会真正重视民生，即如果没有民权，民生就是空话。统治者就信“我手中有枪”“我死后哪管它洪水滔天”。事实一再证明，民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是完全不可能指望统治者来关心的。民众要想真正保护自己的生命安全，要政府真正履行救助关心服务民众的责任，就必须奋起争取自己的权利，唯有落实民权，才能保障民生。当此洪灾未去之际，中国广大民众应该认清现实，努力从争取民权中自救求生。

民生观察 2020年7月26日

安徽省固镇县纪委、固镇县公安局一手炮制刘玉华贪污、涉黑冤案，关押母亲、骚扰女儿，一人涉案，全家遭殃。作为刘玉华的女儿，我发誓将不畏强权、不惧打压、不辞辛苦，用一生的时间揭发固镇县相关人员的罪行，与造恶者斗争到底，为我母亲伸冤，还法治一片净土！

1.固镇县纪委、公安局联袂制造刘玉华冤案

我母亲刘玉华是安徽省固镇县粮食局的普通职工，因业务经验丰富，于2016-2017年间协助固镇县粮食局，揭开了石湖粮库违反国家最低收购价政策，把国家粮食最低收购价政策当成敛财工具、坑农害农的谜题。这一义举却触犯了石湖粮库郑良先家族的利益，郑家与固镇县粮食局领导蛇鼠一窝。固镇县纪委徇私枉法，污蔑我母亲刘玉华贪污、涉黑，在当地公检法的配合下，将该案定性为黑恶势力团伙大案，并在2019年1月被蚌埠市禹会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决十八年。

2017年3月21日我母亲被双规当天晚上，固镇公安就来同济大学找我，要给我做笔录，并且带着搜查证。可谁知，他们把在公安局询问我的视频拿回去，竟修图做成我在监狱里的照片给我妈看，告诉我妈，我也被抓了，并且生了大病，击溃我妈心理防线，配合他们完成虚假口供。

我妈的案子在2017年6月、7月一审两次开庭，我进一步了解了案情之后，我更加确定我妈的案子是一个重大冤案。一审判决认定我妈贪污、挪用的事实主要分为三大类：一是出售濠城粮站小麦，货款不入账，直接占为己有，或者将货款挪作他用，几个月后才入账；二是巧立名目，假借职工集资名义，套取濠城粮站公款；三是出售濠城粮站小麦，做虚假的“代购代销”，货款不入账，占为己有。那么，濠城粮站的仓储记录以及银行账户流水便是至关重要的证据材料。但是这些材料从未在我妈的案卷中出现过。我妈开庭时多次申请，律师多次申请调取，我和父亲在禹会区法院信访局多次反映，如石沉大海，均无音讯。

2.获得刘玉华无罪证据

苍天有眼，世上终有良心未泯者。机缘巧合之下，我获得了固镇县农业发展银行和固镇县农业银行里保存的濠城粮站的仓储记录和银行流水。从这些证据可以看出，濠城粮站每年每个月每个仓库里有多少什么粮食都有账可查，每个月银行流水、账户余额也有账可查。

当我母亲的辩护律师在2019年3月11日，将厚厚的包括新证据的132页发回重审意见书交到蚌埠市中院时，这无异于一颗重磅“炸弹”。在如山铁证之下，我母亲的案情清晰而明了。但是对办案人员来说，却是一场灾难。因为这些证据可以证明我母亲无罪，同时也就是在说上百号的公安以及检查、监察人员历时一年多，却办了一个冤假错案。这何其荒唐？

3.固镇县公安、固镇县纪委到上海对我跨省抓捕

在律师的发回重审意见书交上去一周之后，家里就传来消息：固镇县纪委要来上海抓我，他们说我泄露国家机密（指获取濠城粮站在农业发展银行和农业银行的财务资料），并且将曾经协助我获得无罪证据的人停职审查。

作为一个在同济大学已经呆了10多年的学生，我从没有想过与之谈话的第一个校领导竟是学校的纪委书记。2019年3月27日，距离律师发回重审的意见书交上去两周，我导师给我打电话，说我们固镇县纪委的人找到同济大学纪委了，要见我。由于我的党组织关系在同济大学，并不在固镇县，我没有同意见他们。第二天他们退而求其次，见了我导师，希望我导师劝说我，不要再发微博了，影响不好。同时威胁说我获取证据的事情可立案可不立案。纪委的道路没走通，固镇公安的孙某在3月29日多次打电话，继续要找我问询。后因手续不齐全，被我拒绝。

此次，固镇县一共来了四个人，固镇县纪委两位，固镇县公安局一位，固镇县纪委驻公安一位。这四位同志最初齐身亮相同济大学监察室的时候，着实把我们的书记吓了一跳吧。四位同志驻扎了三天，威逼、引诱的事情做遍了，也还是没有见到我，未完成领导的任务。

4.两次清晨砸门，终于带走我

事情并未就此终结，他们终于还是“动手”了。

4月11日早八点左右，就听得哐哐哐一阵的砸门声。误以为是快递或者物业，没有理会。12日，更早了些，七点多，又是哐哐哐急促的砸门声。睡眼朦胧的我穿着睡衣去开门，门口站着三四个人。隔着门问是谁，说是物业。开了门，一个身高两米的大汉把警证往我面前一亮，说我们是固镇县公安局的，来不及让人反应。终于还是来了。蓬头垢面的我获得了洗漱的允许，间隙告知律师和家人。洗漱完，发现家附近派出所又来了俩人，加上小区的保安，小区楼下还停着一辆警车，只是没有乌央乌央的警笛。一队人马，何其众多，害的我们固镇公安局的一位同志只能打车前往派出所。

忙碌的警察们和警车，邻居以为我犯了多大的事，其实只因我获得了我妈的无罪证据。

固镇县公安局的同志坚持认为我获取我母亲无罪证据一案与我母亲刘玉华冤案毫不相干，两案没有任何关联，在讯问时坚决不许我提我母亲冤案。在我多次抗议之下，勉强记载了几句。作为“犯罪嫌疑人”的我坐在特制的座位上，笔录完之后，就迎来了干瞪眼的时刻。两位公安和一位身份一直不明的女同志（非常有可能是固镇县纪委的人，拒绝回答我是谁，敷衍说是公安新进的同事，没有警证）玩着手机，耗时间。再后来，公安的两位同志开始不时地进出接打电话。也许是跟领导汇报情况吧。在这四个小时内，我得到一个信息，微博似乎让他们很困扰，他们认为我母亲的案子已经闹得够大了，不想再扩大影响。我思索了下，可能是最近我们发布的固镇县政法委副书记（固镇县前环保局局长）与其老公销酒之事（详见微博），又给他们引起了不少麻烦，所以又来威胁我了。之后，又要搜查我家，与两年前一样，一点新意也没有。

5.我将记录下你们的一切

之前，导师听了我的经历，说“你的经历都可以写成书了，或者报告”。是啊，不写成书，如何能体现家乡的法制水平呢？将此事的前前后后，完整的记录下来，是我今后要做的事情。我要让更多的人知道，安徽省固镇县有一帮子人，在2017年前后，是如何办案的。我要为你们书写一卷可以供公众阅读的案卷，参与的每个人都是主角。

按照中国的平均寿命，不出什么意外，我还有至少五十年时间可以给我妈洗清冤屈。也许这个过程漫长而艰巨，我毫不畏惧。我妈的案情一日得不到澄清，我就不会罢休。固镇县纪委的各位，你们尽管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利胡作非为，我已做好了长期战斗的准备，相信心中的光明可以驱散法治的阴霾。

感谢律师，为案件花费了大量的心血，摸清案件要点。

感谢家乡的各位亲朋，在关键时刻的支持与帮助。也感谢各位曾经帮助过我的朋友，尽管你们迫于纪委的压力，迫于生计，言不由衷，或不便多言，但是正是你们的点点滴滴，看似微小的帮助才让黑暗越来越无处遁形。与你们的短暂接触，让我觉得，家乡的人，那么可爱。黎明前的黑暗让人心惊胆战，但是光明也即将到来。我的目标就是，终有一日，善良的人们不再被公权力任意肆虐。

感谢早上微博上的各位朋友，你们的监督是最有力的支持。

谢谢大家一直关注我母亲的案子。隐藏的证据已曝光，愿案件早日真相大白，让“阳光照亮阴霾，和风驱散尘雾”！

姓名：黄旭，性别：男
地址：广东湛江霞山区爱国街道洪屋社区
出生日期：1964年11月4日
身份证：440803196411040333
电话：18144393008

上访原因：
2007年3月黄旭与贵阳市云岩区普天社区茶园村委会，就该村一块土地达成为期10年的租赁协定。用途为经营重型设备租赁、停放、汽车修理等。第二年，黄旭租用的土地在贵阳轻轨二号线规划区。此时，村委会想要反悔，认为低估了这块土地的价值，欲单方收回土地。因为村委会不想给合理补偿，便采取各种手段达到放大效果，结果逼着黄旭走向了上访抗争的不归路。

上访经历：
2010年贵阳市云岩区普天社区茶园村委会，向云岩区人民法院起诉，要求解除租赁合同并无条件撤离租赁场地。云岩区法院作出（2010）初字第600号判决书，确认云岩区普天社区茶园村委会虚假诉讼，驳回村委会请求。但村委会对此不服上述到中院。
在2014年，计划到北京最高院和中纪委、国家信访办，反映投诉贵阳市普天社区基层官员的违法乱纪行为，但一到北京就被政府派来的工作人员严密控制。
2015年两会期间，秘密去北京隐藏了几天，结果还是被政府雇佣的闲散人员所控制。连哄带骗的情况下，黄旭选择了配合性的自由回贵阳。
期间，在承包的有司法纠纷的土地上，投资的企业也被来历不明目的不清，认识和不认识的人经常骚扰干扰，致使公司彻底关闭或处于歇业的状态。报警给普天派出所却不予处理。
2017年6月，村委会指使有黑社会背景的朱元平等人，来到公司有预谋、有组织的敲诈勒索处于瘫痪的企业。
2017年10月，黄旭从北京上访回来，派出所要求将上访材料交给民警并配合做询问笔录。调查结束离开派出所不远，就被闲散人员恐吓围殴。报告派出所，派出所说证据不足。
从2012年开始了二审、再审的反反复复，直到2017年年底，贵阳市云岩区法院作出（2017）黔0103民初5127号民事判决书，作出对被告黄旭来说是荒唐奇怪答非所问的结论。

酷刑经历：当地政府一直以经济纠纷不予重视，任由一些人拘禁黄旭等人。而政府的行为是监视、骚扰和当面恐吓却随意存在。十年维权抗争就是见证司法不作为腐败的十年。

维权现状：在漫长的维权路上，黄旭多次到省、市、区、街道的党委、政府和信访、维稳、政法、公安、法院、检察院等部门反映，但有关部门都在推诿塞责，没有一个部门主持公道，秉公执法。

【民生观察2020年7月26日消息】本网获悉，今天晚上七点多钟，中美核战吹哨人、武汉公民张贵良被广东警方从其隔离的酒店强行带走。

据陈科云律师消息：7月23日，刚从澳大利亚回国的武汉公民张贵良在广州从化温泉镇隔离期间，用微信向本人发了一条私信：说国内某三甲医院接到上级通知，要求他们尽最大限度采购防核辐射的装备，故担心中美之间可能爆发核战，提醒本人在适当时候回农村躲避！本人当时感到非常震惊，便将我们之间的对话截图转发给了一个朋友，希望他去了解他所在地区的三甲医院是否也有类似情况。不料该朋友未经我们同意，便将我们之间的谈话截图发到一个微信群，引发很多网友转发并扩散到外网，其中不乏有添油加醋之词。

7月24日，张贵良先生便先后接到他户籍地武汉某派出所以及武汉市公安局的电话，要求他删除相关言论。张先生以为是我转发到外网的，当即通知我进行删除。但我俩均未将私聊的内容公开发布，更没有向外网传播不实信息，故对他人传播扩散的不实信息无法删除。为此，张贵良先生还在微信朋友圈发了一个澄清相关事实的声明。

让人不解和令人愤慨的是，广州从化区公安局良口派出所除在7月25日凌晨对张先生连续骚扰了几个小时以外，还在26号晚上七点将张贵良先生从其隔离的酒店强行带走。

作为知情人，本人正加速赶往良口派出所为张先生作证。如果张先生与本人私聊的行为违法，本人愿即向从化公安局投案自首！

如果从化附近的律师朋友和正义人士方便的话，请关注并到良口派出所围观！

收到逮捕通知书后，我知道，我的儿子，吴葛健雄，在劫难逃了！

但我依然有决心，为我儿子作出最好的辩护。

虽然，我不是专业从事刑事诉讼，但毕竟，我也没有脱离过刑事诉讼案件。每年都会受理一两起访民案件——这些案件，几乎全部都是寻衅滋事。

无论是代理行政诉讼案件，或者受理刑事辩护案件，我都不喜欢高调宣传。因为这类案件相对都比较敏感，如果引起有关部门高度注意的话，必须会给代理活动或者辩护活动带来不必要的麻烦。

为了保护我及其他几个律师不被途中被强迫解除委托，我要求其他几位律师也一定要尽可能地低调。

这种低调，就是：尽可能地不对案件发声，尽可能地避免办案人员和单位的抵触情绪，尽可能地不要为办案单位为强制解除我们而提供一点的借口。

我努力地做，甚至有时觉得自己对办案单位有些到了卑躬屈膝的地步了——我想用我的尊严，来保取我为儿子辩护的权利。

在被逮捕之前，我们提出会见申请，答复说是要等到被逮捕之后。逮捕之后，我又提出会见申请，另一位律师丁敏也提出了申请。程渊的辩护律师、刘大志的辩护律师，也都提出过会见申请。

但是，会见的要求，依然没有被允许。我给我儿子的几次写信，也没有一次被允许送到我儿子手里。

此时，我知道，我现在所做的一切努力，都是徒劳无望的。

好吧，那么等吧，等到了审查起诉阶段，你们总没有理由阻止我和我的儿子会见了吧？

于是，我等待着。

在这等待的日子里，我才感觉到了什么叫度日如年。

我天天掰着手指，盼望着这侦查阶段的两个月快点过去。好不容易熬过了两个月，到了10月26日，赶紧打电话询问，案件是否已经移送到检察院去审查起诉了。结果，到听到答复是：延长侦查期限1个月！

延长一个月，这意味着我又得再等一个月了。

好吧，再等一个月，那就再熬一个月！

11月26日到了，再打电话去询问。这回我开始有点要崩溃了！

再次延长侦查期限2个月！

这意味着，要到2020年1月25日侦查期限才结束！而那个时候，正好是春节长假的开始。

春节期限是不会让你会见的，我知道。因为，很少有哪个看守所，会在假节日期间对律师开放会见。这意味着，最早，也要到春节假期过后，也就是2020年的2月1日了！

这一年的春节，过得特别冷。

1月23日凌晨，武汉宣布全市城市公交、地铁、轮渡、长途客运暂停运营。同一天，浙江省在全国率先宣布启动重大公共突发卫生事件一级响应。

但疫情究竟有多严重，却没有任何的消息。只是要求大家尽量不要出门，即使要出门，也要戴上口罩。

1月24日，农历的大年三十。

儿子不在家，只有我和妻子两个有些孤苦伶仃地过年。

虽然，我也买了好些菜，装出一个要过年的样子。

可是，我一点做菜的心情也没有。让买来的菜，静静地躺在冰箱里。大年三十的晚上，我和我妻子，只吃些中午剩下来的菜和饭。

谁也不提儿子的事。怕，伤心。

大年初一，呆在家里，哪都没有出去，继续过着有什么吃什么的日子。但我已经开始筹划会见儿子的准备了！因为，初二就是1月25日，如果不是春节的话，儿子的案子，延长侦查期限也到了，应当移送到检察院去审查起诉了。这也意味着，经过漫长时间的等待，我终于可以和儿子见面了！

想到终于可以见到儿子了，心里居然还引起了一些小小的激动。设计着，见到了儿子，第一句话，我该怎么讲？想象着，儿子，还是原来的那个样子了？是否还是留着长长的头发，还是被强迫理成了光头？

各种的想象，在我的头脑里翻涌着。一想到马上能见到儿子，又有些点的喜，但一想到儿子小小的年纪，大学毕业才两年，就身陷囹圄，又有些悲。

在这样的悲喜交叉中，我就这样，过着这个春节。

初二一早，就出去购买口罩。

因为，政府要求，出门一定要戴口罩。但家里连一只口罩也没有，年前，谁也想不到，疫情会突如其来，真的让很多人防不甚防。

大街上，空荡荡的，几乎是空无一人，也没有车辆往来。这是从来没有过的，本来应当是热闹的春节，居然变得如此的清净，让人感觉是如此的凄凉。

可以，所有的商店的门，都关着。药店，也不例外。走了好几家，都是一样。我只好回家，考虑着，去哪弄口罩？否则，便连门也出不成了！

下午，我准备去一趟办公室。每年，一到新，我都会去我的办公室默默地坐上一天，回想过去的一年，策划着新的一年。

大街上空荡荡的，往来的车辆也似乎都已经消失。公交车因为疫情，也减少了车次。

我决定边走，边等公交。另一方面，也抱着侥幸的心理，沿街看看，没有有药店开门，好买些口罩。

走过两三个公交车站，终于看到一个角落里，有一家不走眼的药店开门了。赶紧走进去，问有没有口罩买。

幸好，那时大家还没有想到抢购口罩。这家店，还有剩余的口罩在出售。于是，我买了几十个，带回办公室，准备去长沙的时候用。

到了办公楼，除了没有什么人之外，似乎并没有什么两样。

于是，接连的几天里，我都呆在办公室里，准备着一切会见的手续。

有一天，来了几个人，说是社区和街道的工作人员。见到我，就询问我们什么时候上班。

我回答：根据政府的安排。

“是市政府的，还是国家的安排？”他们问。

我觉得有些奇怪，难道市政府和国家闹分家了？

后来他们告诉我，今年因为疫情，什么时候上班，一定要听市政府的，不得擅自上班。

我随口应承着，想不到，这将是有史以来，一个最长的春节开始了！

疫情的风声越来越紧，网上到处传来封城、封村、封道的消息。

铁路客运停了，省际的公交也停了，甚至连市内的公共交通也停运了。

杭州也开始陆续关闭一些高速公路的出口。

我感觉，如果我再不去长沙，估计马上就要出不去了。马上打电话给办案单位，询问他们什么时候上班。在确认了法定的春节假期一到后，就会上班。我就要求接电话的值班人员，转告林圣新警官，我会在他们一上班就过去，要求与他见面。

时间一到，我立即一个人驱车，向长沙奔去。

我怎么也想不到，这一去，不仅没能会见上我儿子，还差点就有去无回！

（未完待续）

【民生观察2020年7月26日消息】本周，余文生律师妻子许艳女士与蔺其磊、卢思位两位律师去到江苏徐州跟进余文生案二审事宜，但家属索要判决书以及律师要求会见被拒，而江苏高院亦设置障碍，连主办法官都避而不见刻意回避。

北京知名人权律师余文生被指“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案于6月17日在江苏徐州市中级法院秘密宣判，余文生获刑四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余文生当庭表示不服判决，坚决要求上诉。为此，余文生妻子许艳女士聘请蔺其磊及卢思位两位律师作为余文生上诉案的辩护律师。

周三（7月22日），家属及律师去到徐州市看守所，在门卫处遭到阻拦，门卫以蔺其磊律师执业地在北京为由，拒绝其入内。尽管蔺其磊律师解释自己一直在河南生活工作，且北京也已非重点疫区，但门卫始终不予入内，为此，蔺其磊律师就此问题进行投诉。

而卢思位律师进入看守所后递交手续申请会见亦遭到拒绝，所方以未接到二审法院通知为由，拒绝为律师安排会见。卢律师当即指出看守所所出示的理由毫无法律依据，并向徐州市公安局以及徐州市驻所监察室作出相关投诉，但均无果。

周四（23日），两位律师赶到南京，去到江苏省高级法院查询余文生案上诉情况，却被告知该院系统内并无余案上诉资料。律师随即致电一审法官，对方答复余案确已提交上诉，并已将案件移交高院。后因应律师要求，高院接待人员经多方查询核实后，解释称余案上诉未走普通移送方式，而是徐州中院安排专人送至高院，因此电脑系统内无法查询。同时，律师还了解到，案件已被分案，主办法官姓陈等信息。两位律师提出阅卷及与法官沟通的要求，但接待人员告知该法官外出办案未归，并且案件卷宗尚在江苏省检察院，律师下周可以再联系处理。

其后，两位律师向江苏省高院诉讼服务中心递交辩护手续，该中心接收材料后答应转交主办法官，但不会因应律师要求出具接收手续，宣称从不出具手续，引起律师不满。律师正与工作人员理论之时，一名法警与一名保安冲入来要求律师马上离开，并粗暴呵斥律师，傲慢无礼态度蛮横，且斥责律师不懂法律，声言不怕律师的投诉控告，为此，律师就此时进行了相应的投诉。

余文生案被秘密宣判后，家属蹭多次向徐州市中级法院索要案件《判决书》，但遭到拒绝，一审主办法官未提供任何理由并挂断电话拒绝再沟通。

【民生观察2020年7月26日消息】2020年7月24日山东平度的于文庆、柳爱延夫妇为儿子之死上访涉嫌寻衅滋事案，在青岛第二看守所开庭审理。当天原计划五六点结束的庭审，一直开到了晚上十一点半。

此前媒体曾报道，山东平度两位七十五岁的老人，因为儿子被开发商的门卫打死，当地警方不立案，予以逐级反映，一直得不到解决，于是进京上访。在上访途中被警察拦下盘查，于是遭到刑拘，冠以寻衅滋事罪，羁押至今已经十一个月，一直没有获得取保。于文庆老人的代理律师是吴老丝与王新华，柳爱延老人的代理律师是张凯和张蕾，均做无罪辩护。

在当天的庭审中，由于柳老太太的身体不好，其庭审安排在下午第一场，从两点半开到六点半。由于老人基本上听不懂法庭在说什么，故与其本人核对证据和举证质证很难，两位张律师为其无罪据理力争，认为寻衅滋事罪就是地方为了打击报复其上访的手段，本案根本就不够罪。第二场开庭大约从七点开始，也是历时四个多小时。由于通过视频开庭效果太差，与于文庆本人的沟通也异常艰难，主要的交锋在控辩双方。

公诉人认为，被告人于文庆选择在两会期间上访，本身违法，当其在西城区某胡同被民警拦下后，起哄闹事，严重扰乱了北京的社会秩序，故建议判处寻衅滋事罪，量刑一年至一年半。

辩护律师认为，本案的事实前提就是错误的。于文庆去上访事出有因，不是无理取闹，其儿子被打死有鉴定意见证明与开发商门卫的殴打存在因果关系，公安机关理应立案却不立案，这是造成其上访的原因。各级部门推诿不解决问题，促使其产生了两会期间去北京见“大领导”的想法。但这个想法最终没有实现，因为其去两会的半路上遭到了拦截。那么，其行为构成了未遂。而寻衅滋事罪是没有未遂的，只有情节严重才构成。故法律不能惩罚其两会期间去见“大领导”伸冤的想法。

本案所表现出来的第二个行为，是于文庆在遭遇盘查后，搜出了随身携带的材料，警察脱去其外套，露出了里面所穿的状衣，这都是被动的，是为了配合调查，而不是主动起哄闹事。于文庆在遭遇盘查时，表现只有哭诉，而且声音不大，没有喊口号，没有引发围观，根本不可能引发现场秩序的混乱。公诉人所出示的两个视频证据，一个是执法记录仪的录像，上面清晰可见，于文庆周边只有几位执法民警和保安，没有一个围观群众。另一个监控视频显示，现场车辆、行人和交通秩序井然，根本不存在秩序混乱。

公诉人的错误在于把上述两个行为混为一谈。被告人想去两会上访，只是想法，但没有实现，走到半路就被拦下，只有主观意图没有客观行为，寻衅滋事必须要有严重后果。而现场遭遇盘查，被动地拿出材料和露出状衣，看似有行为但却没有主观意图，因此主客观无法统一。更为关键的是，所有的客观证据都不支持寻衅滋事的要件，没有起哄闹事，没有引起围观，没有妨碍交通，没有造成秩序混乱。说白了，这就是一起非常普通的访民上访被劝阻的事件，训诫足以，治安处罚都过重了，怎么可以直接刑事追究呢？

比较恶劣的是，该案起因于被告人控告平度市公安局，却全案由平度市公安局侦办，根本没有回避。因此，辩护人在案卷里看到了关键的证人证言造假。现场的一位民警和保安，于案发当天所做的证言笔录高度雷同，甚至连遣词造句，表述顺序都完全一样。过了四个月，平度市公安局再次去做笔录，这两位证人的陈述都改了，平白无故加了子虚乌有的“扯开状衣、呼喊口号、群众围观”等视频中根本不存在的内容。更惊讶的是，两位证人改变后的证言再次出现高度雷同，基本上是复制粘贴的。很明显，依据第一次证言内容，追究寻衅滋事罪比较困难，于是办案机关通过诱导证人，添加了很多不存在的事实，以符合寻衅滋事罪的构成要件，欲加之罪，但证言一对比就发现穿帮了。

于文庆老人在案发后，原本是被取保候审的，因为检察机关不批捕。但过了几个月后，在证据事实没有发生任何变化时，突然被上网追逃并批捕，令人诧异。变更强制措施的理由是传唤不到。而于文庆根本就没有离开过其住所，怎么会传唤不到呢？原来，公安机关故意把传唤通知书寄到另外的地址，而不是寄到取保候审时告知的地址，他们也没有给当时指定的女儿手机打电话，而直接说打电话通知不到。反正，就是找了这么一个借口，把老人重新刑拘，检察院居然也批捕了。后来家人才知道，原来真正的原因，是取保候审期间，柳爱延拿于文庆的身份证去国家信访局登记，触发了当地稳控措施，开始要解决这个提出问题的人。十一个月的羁押，让老人彻底放弃了上访的念头，事实上，他也无法再上访了。可是，问题依然没有解决。

辩护律师认为，平度市公安局对于文庆儿子被无辜打死不予立案的做法是错误的，尤其是新的鉴定意见和新证据证明该案的确是刑事案件，正确的做法应该是重新立案。老人在穷尽了所有的法律途径后选择上访，完全是无奈之举。若问题得到解决，七十五岁的老人会风餐露宿，千里迢迢上访吗？对于这样的因冤上访，按照相关的规定，一般都是先劝阻，劝阻不听的话训诫，训诫不管用，才上治安拘留，治安拘留后再继续上访，才有可能追究刑事责任。但本案越过前几个步骤，直接追究刑事责任，显示出当地公安机关急于报复的心态。犯罪行为地是北京，住所地是青岛市市北区，案发前已经在那住了三年，怎么轮得到户籍所在地管辖了？平度市公安局把一个根本没有管辖权的案件，做成了夹生饭，检察机关没有纠正，继续追诉，说明法律监督根本没有起到作用。稳控，在地方上比司法公正更为重要。

最后，依然要感谢莱西法院合议庭主持的庭审，程序公正，而且耐心听取了辩护意见，大家一起熬到半夜。辩护律师希望公正的程序能导致公正的结果。对于这样一个侦查程序违法，主观证据造假，客观证据无法证明犯罪事实的案件，如果判决有罪，我们就将对司法公正失去了信心。这个案件也会成为寻衅滋事罪用来打击报复提出问题的人的恶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