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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观察2020年5月14日消息】近日，网上流传一段视频，武汉肺炎死者母亲杨敏女士，在市政府门口举牌，要求政府公开隐情，还女儿死亡真相，被警察和保安粗暴夺取纸牌，不许喊冤。她的女儿田雨曦死于武汉肺炎，年仅24岁。

杨女士今年50岁，家住武汉市武昌区徐东大街。

她的女儿田雨曦今年24岁，在疫情中去世。这是她唯一的孩子。

她写了一份《申诉材料》，详细列入了疫情之初，武汉出现的种种不合理现象。

她写到李文亮被训诫，电视上说不会人传人。

她写到了武汉两会热闹举行，百步亭举办万家宴，武汉媒体报道。

她写到武汉各方面都在传递错误信息，让武汉市民疏于防范。

而她的女儿，在1月16日去协和医院就诊时，被感染新冠。19日出现发热症状，然后入住医院。

就在女儿出现发热症状的这一天，百步亭的万家宴如火如荼，热闹非凡。

武汉人还不知道，魔鬼正在悄悄扑来，而他们连防御的盔甲都没有穿戴。2月6日，女儿去世。

这期间，她也感染了新冠。但幸运的是，她活了下来。

失去了女儿的她，心力交瘁，悲愤不已，她写了《申诉材料》，主要提出了两点诉求：

一个是要求追究从上到下官员的反人类罪，一个是赔偿她的经济损失和精神损失。

【附：申诉材料】

我是一个年近半百的普通武汉市民,也是一个武汉新冠肺炎的幸存者,更是一个因为此次新冠疫情痛失24岁爱女的母亲。当我面对她的遗照,看着跳动的烛火,就好像她在向我哭诉她所遭遇的冤屈,女儿患病时痛苦的经历犹如电影画面一样一幕一幕浮现在脑中。

据国家卫健委对李文亮事件调查报告显示：

2019年12月27日,湖北中西医医院张继先医生收治3名不明原因肺炎病人；12月29日中西医院再次报告发现4例华南海鲜市场不明原因肺炎病例；

12月30日,武汉市卫健委内部系统下发《关于报送不明原因肺炎救治情况的紧急通知》等两份部门文件,后两份文件被他人上传互联网未向市民预警。同一天李文亮在微信群发出新冠肺炎病毒的小范围预警；

12月31日,武汉市已有27例新冠肺炎的感染病例,他们没有向人们发出警示；

2020年1月3日,李文亮医生被训诫,被各大媒体转载,武汉市依旧未向市民预警,反而传达错误的信息；

1月6日,电视上发出通告“未见人传人”；

1月10日,李文亮在接诊中被感染出现发热症状,12日入住其工作的武汉市中心医院,14日转入本院呼吸科危重病房,让国家调查组专家的论断出现医护人员感染就是人传人,此时还是未向市民预警；

1月6-10日,武汉市两会热闹举行；

1月19日百步亭万家宴依然大张旗鼓的开宴,并且登上了各大本地媒体的头版头条,进步向市民发出了错误信息。直到1月19日晚,钟南山领导的第三批专家组到汉后,才揭盖病毒人传人的盖子；

1月21日武汉市长周先旺就“百步亭万家宴”接受东方卫视采访中承认预警不够。直至今日我们才知道,就在当时武汉市已有62例确诊,2例死亡。

我的女儿是在1月16日区协和医院就医时被感染,19日晚开始出现发热症状,连续几天高烧不退,就这样医生还不敢以新冠肺炎为诊断,病情一天天加重,一直到1月25日,几经周折才转入武汉市金银潭医院。由于瞒报导致的仓促应对,医护力量严重不足,此时女儿已经卧床不起,连喝口水都十分困难,排泄物更是得不到清理,完全是睡在污秽物之中。每日的打针治疗,病情并没有得到缓解,反而更加严重,出现了咳血、血氧浓度急速下降的状况。

在这种情况下,我不顾家人反对,于1月28日冒着生命危险,逆行到最危险的金银潭医院危重病房去照顾女儿,我当时的想法很简单—我要用我的身体我的生命去抵抗病毒对女儿造成的痛苦。然而几天几夜不眠不休的照顾,女儿并从死亡线上挣脱回来,女儿说她呼吸困难,我看她张大嘴巴用力去呼吸,就像把鱼从水里捞出来无法呼吸时张大嘴一样,我的心如刀割,我恨自己不能替女儿受苦啊!

就这样我也开始出现高烧不退的症状,当时我心里只有一个信念,我要拼命活下去,我要活下去照顾女儿。可是我不知道的是,就在2月6日,女儿被送进icu后不久,就永远离开了爱她的家人。我的老公为了我能够有求生的欲望,一直骗我说女儿还在icu里治疗。在治疗期间我经历了女儿一样的遭遇一一呼吸困难,每吸一口气就要用尽所有的力气,肺里像有玻璃渣一样咯得疼,更不要提连续几天的高烧,烧的人意识都出现了模糊,我这才知道女儿是怎么辛苦的挺过病发时的那段日子,她是多么坚强的想活下去啊!!当我知道女儿去世后,犹如五雷轰顶,我的掌上明珠就这样带着遗憾,带着冤屈离开了这个世界,她才24岁啊!

现在,我的身体虽然已经治愈,但是心里的创伤却难以愈合,回到家中目之所及,全部充满的都是女儿的影子,原本幸福美好的回忆,如今变成了最让人痛苦的回忆。

由于前期政府官员的一己之私,瞒报疫情,欺骗民众,至民众生死于不顾,不作为乱作为,直接导致我的女儿感染新冠肺炎病毒去世以及无数个无辜群众的死亡,间接导致无数家庭的破碎,致使他们身心受到了致命摧残,特向上级部门提出以下诉求：

1.追究瞒报疫情从上到下官员的法律责任及反人类罪行,并公开事实真相,向所有死难家属公开道歉；

2.赔偿本人家庭的经济损失和精神损失；

3.本人将保留向媒体、网络、司法申诉的权利。

遇难者家属、确诊患者：杨敏
2020年4月7日

杨敏，女，1970年11月1日出生，民族：汉
微博：哭泣的亡魂，住址：武汉市武昌区徐东大街
公民身份证号：420102197011014
有需要为罹难去世的无辜逝者讨还公道的家人们请联系：13387660862

唐一军先生钧鉴：

在您就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部部长之际，我们不安地得悉，在四川省巴中监狱服刑的中国著名人权活动人士、“六四天网”创办人黄琦先生的87岁高龄母亲蒲文清肺肿瘤扩散，病情加重的消息，谨以此函恳请您保障蒲文清得予和儿子见面的权利并予以释放同样身患多种严重疾病的黄琦先生。

黄琦先生是中国著名人权捍卫者，为中国的社会公益服务长达二十余年。2019年7月29日四川省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在没有律师在场的情况下以黄琦“故意泄露国家秘密罪”及“为境外非法提供国家秘密罪”，判处有期徒刑12年，定罪的依据是黄琦在六四天网上张贴了《中共绵阳市游仙区委政法委员会关于访民陈天茂信访诉求办理情况和相关问题的报告》，而该《报告》是游仙区街道办事处主任拿给访民陈天茂拍照的，之后有关部门将其鉴定为绝密，并以此抓捕黄琦打击揭露政府不正当行为的中国公民。

在2018年4月17日至26日召开的由独立、公正的专家组成的联合国任意拘留问题工作组的第八十一届会议上通过的第22/2018号意见书认为剥夺黄琦自由的这一做法是独断的，并且违反了“世界人权宣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的被告权利和国际法义务，其有关公正、不得无故拖延审判、获得合理辩护和与自己选择的律师的权利都未受尊重，其家庭成员及其所指定的律师都无法出席审判。

我们不安地注意到，黄琦被判刑并转到巴中监狱服刑后，家属一直无法探视，就连跟黄琦通电话也被禁止。黄琦的母亲蒲文清也被严控长达40多个月，不准她和朋友见面，不准上北京，不准会见黄琦，不准接受媒体采访，也不准请律师，多次阻止蒲文清欲聘请律师及见面，甚至人权律师欲代理黄琦一案准备与蒲文清见面时却被强行带往派出所关押讯问，变相剥夺了黄琦聘请律师的权利。

我们同时不安地注意到，黄琦在狱中的健康状况也令人堪忧，他患有肾功能衰竭、冠心病、脑积水等多种严重疾病。

鉴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之一；

鉴于，联合国第四十三届大会1988年12月9日第43/173号决议通过《保护所有遭受任何形式拘留或监禁的人的原则》：

第18条：被拘留人或被监禁人应有权与其法律顾问联络和磋商；应允许被拘留人或被监禁人有充分的时间和便利与其法律顾问进行磋商；

第19条：被拘留人或被监禁人应有权接受特别是其家属的探访，并与家属通信，同时应获得充分机会同外界联络；

鉴于，联合国第七十届大会2015年12月17日第70/175号决议通过《联合国囚犯待遇最低限度标准规则》：

第58条：囚犯应准在必要监督之下，通过以下方式经常同亲属和朋友联络：(a)书面通信，以及使用电信、电子、数字和其他方式的通信(如有的话)；(b)接受探监；

第61条：应当依据适用的国内法律向囚犯提供适当机会、时间和设施，以便其在不受拖延、阻拦或审查且完全保密的情况下接受自己选择的法律顾问或法律援助提供者的探访并就任何法律问题与之沟通和咨询。咨询可在监狱工作人员视线范围内但听力范围外进行；

鉴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部的职能有参与有关国际司法协助条约的草拟、谈判，履行司法协助条约中指定的中央机关有关职责，参与联合国预防犯罪组织和刑事司法领域的交流活动，负责全国监狱管理工作并承担相应责任；

鉴于，1955年在日内瓦举行的第一届联合国防止犯罪和罪犯待遇大会通过，并由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以1957年7月31日第663C(XXIV)号决议和1977年5月13日第2076(LXII)号决议予以核准的《囚犯待遇最低限度标准规则》：

第37条：囚犯应准在必要监视之下，以通信或接见方式，经常同亲属和有信誉的朋友联络；

鉴于，1990年8月27日至9月7日在古巴哈瓦那举行的第八届联合国预防犯罪和罪犯待遇大会通过的《关于律师作用的基本原则》：

第8条：遭逮捕、拘留或监禁的所有的人应有充分机会、时间和便利条件，毫无迟延地、在不被窃听、不经检查和完全保密情况下接受律师来访和与律师联系协商。这种协商可在执法人员能看得见但听不见的范围内进行。

鉴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四十七条“在服刑期间可以与他人通信”和第四十八条“在监狱服刑期间，按照规定，可以会见亲属、监护人”；

鉴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部《律师会见监狱在押罪犯规定》：第二条“监狱依法保障律师会见在押罪犯的权利”；

鉴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四条“对被判处有期徒刑或者拘役的罪犯，有严重疾病需要保外就医的，可以暂予监外执行”；

我们呼吁唐一军部长、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部：

根据联合国大会决议、联合国任意拘留问题工作组意见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律师法》，立刻纠正四川当局限制蒲文清人身自由和巴中监狱阻拦黄琦被探监权利的违法做法；

在黄琦恢复自由之前，依法保障他在狱中的各项权利，包括他的合法申诉权利，聘请律师的权利，他的亲属探视权利；根据《刑事诉讼法》对重病在身的黄琦先保外就医监外执行；

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基本原则，为改善全体中国公民的基本权利做出切实的努力，彰显以人为本、尊重生命的人道主义精神，批准黄琦保外就医并无罪释放，在国际社会树立起中国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形象。

联署邮箱：minshengguancha@protonmail.com

联署人：2020年5月4日第一批联署人共115位

上海（19人）：顾国平、沈利达、张顺宝、宫敏庚、徐玮、王扣玛、方涛、沈玉青、孔令珍、颜兰英，、吕立基、宋伟忠、周坤、叶更生、于义明、郑建明、郑建芳、徐佩玲；
浙江（1人）：杨冬英；
吉林（3人）：王晶、张继新、王国平；
四川（26人）：蒲文清、李昭秀、姜成芬、杨秀琼、谢俊彪、郭应良、陈天茂、李学琴、王荣文、陈云飞、陈代宗、叶爱勤、胡金琼、叶建、洪英、刁礼杨、严塔凤、王义翠、廖敏、周文明、赵先琼、袁长清、文彬彬、曾荣康、罗开、廖才利；
重庆（32人）：刘林、危文元、肖建芳、陈明玉、胡贵琴、冉崇碧、唐云淑、郭兴梅、何朝正、谭敏、章秀芳、向平华、周必君、徐廷分、李发文、邹茂淑、杨光梅、汤代全、杨玲、王明、周富秀、周必兰、杜建碧、李建菊、李建平、李建琼、成世秀、谭华英、邓光英、张芬、肖成林、赖本富；
山东（1人）：管晓燕；
贵州（20人）：黄启红、黄启顺、黄燕、李龙全、艾方军、漆学敏、郑贵明、侯尚琴、勾建平、张秀、伍朝琴、杨光英、黄显菊、刘小华、方仁见、彭彦玲、岑仕敏、勾新建、杨得芬；
湖北（3人）：吴有明、柳学红、帅宗仁
湖南（1人）：邵凤平
河南（3人）：郑婵、邢鉴、徐金翠
甘肃（1人）：孙金秀
江西（1人）：孙金华
广州（1人）：谢镕丞
北京伤残者（1人）：齐志勇
广州（1人）：梁颂基

2020年5月7日新增6人联署
顾斌，上海市
邱家军，美国
豆吉福，甘肃嘉峪关
陈思明，湖南株洲
张淑凤，北京
张德利，北京

2020年5月8日新增2人联署
哎乌，渥太华
杨崇，渥太华

2020年5月10日新增1人联署
倪世忠，贵州

2020年5月13日新增1人联署
杨轶逢，美国

控诉人：王永红，女，1968年出生，户籍：辽宁省大连市普兰，电话：15141402317.

冤情如下：

一、公权力的打压、迫害始终没停。
王永红系大连一命案中被害人之一，从1989年7月到2019年7月，整整三十年，王永红上访反映的诉求，不但没有得到解决，还遭受公权力的疯狂打压及迫害：1995年至1999年间，大连个别当权者勾结辽宁省信访局驻京领导（原辽宁省委省政府信访接待室）、辽宁省高级法院驻京接访法官，曾分别将王永红送往北京昌平民政收容遣送站【将王永红用白布绳子捆绑在铁床上二十几个小时】，辽宁省民政收容遣送站、大连市民政收容遣送站，多次非法关押；2001年3月，大连市公安局、普兰店公安分局（原新金县公安局）对王永红进行刑事拘留长达82天（至今不给说法）后强行送辽宁省马三家劳教所劳教三年，后虽被沈阳市中级法院行政判决撤销大连市劳教委的劳教决定，但大连市公安局至今不给说法；2012年12月、2014年3月，大连警方以在北京扰序为由分别对王永红行政拘留两次，其实两次拘留是为后来的判刑而凑数的（国家有文件规定两次行政拘留后就判刑或劳教），在拘留所里，他们指使违法人员对王永红滥用私刑，用两副手铐将王永红双手分成“Y”字型，锁在床板上五天五夜；2015年10月26日，大连市公安局普兰店区分局星台派出所称接到上级交办：“王永红又去北京上访了”，以此，对王永红刑事立案、刑事拘留，并以寻衅滋事罪迫害王永红冤狱九个月。

二、错案求告无门，公权力何在？
八九年七月，王永红母亲尹淑英被邻居万德成故意用刀杀死，王永红被其妹妹万春梅用刀杀成重伤，由于案发地原新金县公安局（现普兰店分局）政委辛树功系杀人犯姥爷（本案发生不久，辛被提升政法委书记），在辛的操纵和授意下，大连两级公、检、法公然“偷梁换柱”、制造假案、伪造杀人凶器（被害死者尹淑英系A型血，被害重伤的王永红为O型血，而所谓的杀人凶器上竟检验为“B”型血……），案发当时，公安机关到案发现场只逮走不满十六岁的万春梅顶替该案杀死、杀伤两大罪责，近三年之久后，大连市公检法又将幼女顶罪转换成老太太辛士清杀人（杀人犯母亲）。为掩盖该案中假证、假事实，三级法院垄断了该命案的所有法定程序，不仅剥夺该案二审、再审，还掌控了被害人刑事附带民事近三十年，至今不审不判！

三十年来，王永红的诉求非但没有得到解决，还屡遭大连公权力疯狂打压、迫害：使王永红陷入投诉无门、冤上加冤的绝境！

公安部竟然与大连市公安局相互勾结！受害人还上哪说理？

王永红向公安部门反映：（一）、公安机关用幼女顶罪及“B”型血鉴定结论的原因；（二）、超期羁押（刑事拘留82天）、违法劳教；（三）、滥用职权违法立案（违背刑事、行政立案规定）；（四）、拘留所里滥用私刑。然，大连公安机关一直推诿，让找法院，王永红认为所提出的诉求依法应当由公安机关管辖。

2019年12月18日，公安部警号000232的警官说：“法院将对方都已经判了，王永红还没完没了地告了二十多年！”请问000232：“你可敢与王永红在媒体上公开对质！你可愿意请示有关领导，对王永红的信访诉求进行公开听证！”

当天的事实经过如下：
2019年12月12日，公安部信访接待室的大连籍民警口头通知我（王永红）：“到12月18日，你正好满两个月登记，大概在17号、18号这两天，部里有领导亲自接待你，回去等着吧。”13日，我又接到普兰店区分局驻京王主任电话，称：“部里领导接待时间定在18号。”因此，这几天，我全力准备领导接待。
18日早上，街道主管信访的梁书记来电话说：“你在哪？一会儿和你一块去公安部。”我很纳闷，并问：“怎么是你来？今天部里领导接待，应当是市局与区分局来人听听。”梁说：“这个不清楚。”当时，我虽感奇怪，但想到部里领导接待，就没再多想。大约十点左右，我与梁一行三人到了东堂子胡同。此时，区分局的王主任、市局的温处长等人已经在等着，一切看着都很正常，约在十点半左右，我被叫去安检时，之前口头传达“部里领导接待”的那个大连籍民警告诉我，领导在窗口接待，我当时很疑惑，领导约见，怎会“窗口接待？”（按照公安部的信访接待规定，18号，是我正常到大厅窗口登记的时间，不用约见，在窗口也能见到领导），可想到是市局与部里联系好的，只要领导接待，都是反映问题的机会，所以，经他们安排，我到了接待大厅，里面很多上访人排队，我被安排站在左面窗口（左边窗口我前面只一人），窗口里面有两个领导（一男一女），我站的这边是男领导，警号为：000232。

当窗口外面警察把我的身份证及材料递给000232时，我感觉对方根本没有接待我的意思，即不看材料也不让我讲话，就把我的材料推出来，我又把材料递给他，请求让我说两句话就好，这时，那边的女领导伸手欲拿我的材料，000232却不让拿，一边把材料再次往窗口外面推一边说：“不用看，她这案子我太清楚了，人家对方法院都已经判刑了，她还没完没了的告了二十多年，”我听了这话，就哭着再次请求他：“领导，不是你说的那样，你就让我说两句话。”然，000232竟告诉窗口递材料的警察，“把她拖出去。”我如五雷轰顶，期盼一周的“约见”，得到的却是羞辱！

出了接待大厅，我嚎啕大哭，真的很伤心，公安部怎么变成这样？！我喊：“000232，是你与大连市局约定接待我，为什么不让我说话？还要羞辱我？你000232说话的口气，简直就是大连个别当权者的代言人！”
多大事情？哪来指令？能让省信访局调动区政法委书记！

政法委书记接到什么指令？回区召集相关部门开什么会？

12月19日，我带着证据、法院判决到公安部信访接待室，想与000232当面谈，这起命案公安机关存在过错，我找公安部是有依据的，你不能偏听偏信，歪曲我三十年的付出。可到了公安部信访接待室门口，保安不让进，地方截访人员过来把我拦到西边三十几米处，过了一会儿，接访的对我说：“今早，省里因你的事，把区政法委书记、区信访局局长、办事处书记调到省里，”当时，还转告我，“耐心等待省里开会结果，”我听后，就与地方接访一起离开了东堂子胡同。
傍晚，梁书记来电话说：“省里会议内容不详，只知道明天上午八点半，政法委书记王国文召集相关部门开会，等明天开会看看结果。”第二天（12月20日）中午，梁来电话：“区政法委王国文书记要见你，”我说：“不见，我的事，程序不在区里，区政法委解决不了，”后来，梁又来电话：“家里问你想见谁，再给你联系。”我说：“见杨耀威局长，”梁说：“好，你等电话。”傍晚，梁来电说：“王姐，我要回去了。”显然，他们是利用政法委书记王国文接访为诱饵，把我骗回去，再以莫须有的罪名，将我治罪，多可怕！这些“官老爷”整天想的不是如何解决上访问题！而是想着怎么整人！普兰店区政法委书记王国文说：“上访人员在我这不分有理没理，”这是什么逻辑？“不分有理没理”还能解决问题吗？不解决问题，那就是想打压就打压！在他们眼里，领导的“看法”大于“国法”！因此，而所谓的“公安部领导约见”完全是圈套，000232的话，就是故意气我，知道我会激动、会哭喊，以此为把柄对我进行打压。中国强起来，但决不是对自己的国民狠起来。

中央一再强调，要用感情、带着责任去做信访工作。000232，作为公安部的信访干部，你应当保持中立，应当倾听信访人的陈述，2019年12月18日，是你000232和大连市公安局约定接待我，000232，你可知道，当得知有部里领导接待，我什么心情？寄予多大希望！可盼了一周，得到的却是你的羞辱！000232，每个人都有自尊，王永红虽上访多年，但，我也有尊严，你哪怕带有百分之一的责任来接待，我也不会对你有那么大的怨气，也不会那么伤心，“法院已经将对方给判了，她还没完没了告了二十几年。”你什么意思？连最高法院都没有资格对我这样说，你的话，让我万分惊讶！更让我明白，你压根就没有想接待我的意思，你作为公安部的信访干部，当众羞辱我，证明你所谓的接待，就是个“圈套”！是你与大连相互勾结，对我进行打压、迫害的手段！000232，三十年上访，我是无奈的，我自认为，我的冤情，在中国司法界也是极少的案例，也是极大的耻辱！对于这起命案，我敢与你000232以及三级公检法，在媒体面前公开对质，你敢在媒体面前再说一遍“法院已经将对方给判了，她还没完没了告了二十几年吗？”000232，该命案，公安机关的错是永远抵赖不掉的，我和你反映四个诉求，你一个都没听，就让人把我拖出去，你违背事实、偏听偏信，出口伤人，你的言行，公然充当大连恶警的保护伞！

人民来访接待室本就是倾听群众呼声的地方，老百姓在地方寻求不到公道，来京就是相信中央，就是向中央诉哭、诉冤。在国家信访局、最高法院、最高检有时也会看到上访群众在喊冤、也有嚎啕大哭的，也有在大喊官员不作为，但结果，有的被劝走，有的喊一会儿、吵一会儿也被劝走离开。
而2019年12月18号，我的哭声、冤声，竟然遭跨省调查、抓捕！（2019年12月19日，辽宁省信访局某领导亲自调遣普兰店区政法委书记王国文，20号，王国文召集相关部门开会）可见，为了打压，迫害，个别当权者还真是费尽了心思!

权，究竟为谁所用？公权力沦为某些官员横行霸道的资本！

2019年8月31日，区政法委王国文书记接待我时说：“上访，在我这不分有理没理。”这话听的我很惊讶！辽宁省2018年就在搞“五级书记抓信访”，“不分有理没理”的信访如何来抓？！我申诉、上访三十余年啊！！他们不仅视而不见、还不停地打压、迫害，他们听不得、也不准百姓有冤（怨）声、哭声、在他们的眼里，王永红上访影响他们的政绩，他们就可以定你违法、逮你定罪。
目前，我（王永红）的人身安全仍遭受威胁，随时会被构陷定罪！虽北京律师已找好，但在依权治国的当下，法律能斗过权力吗？兹公开本人遭遇，以供党政司法领导及公众评审、关注！

同时，请公安部相关部门亲自调取2019年12月18日东堂子胡同人民来访接待室内、外监控。

命案被害人：王永红

【民生观察2020年5月13日消息】张贾龙涉嫌寻衅滋事案今天（2020年5月13日）上午9时半在贵州省贵阳市开庭，不到中午即审理结束，被家属形容为走过场。到庭的张贾龙瘦了不少，但精神尚好，并表示十分感谢所有关心和帮助他的朋友们。张贾龙认为其发布和转发的推特信息仅是自己个人观点的表达，属于言论自由的范畴，不构成犯罪。两位律师也均做了无罪辩护。案件将择期宣判。

在庭审现场，当局布置了大批便衣警察进行维稳，防止民众声援。早上8点钟，前贵州大学教授杨绍政一行三人驾车去旁听张贾龙庭审案，被贵阳市公安局一行七八人在行车途中拦截，发生冲突，杨绍政等人最后被强制带到花溪区公安局阳光派出所，庭审结束后已获释。

从流传出来的视频可见，杨绍政一行人的车子先是被数名便装男子拦在公路中间，其后一辆车牌为贵ARY879的小车切缐到他们面前停下，并倒车将他们堵住。便衣一直拒绝出示证件，只是不断要求杨绍政等人配合，所用车辆也不是警车。

此外，李贵生和王宗跃律师亦有前往旁听，他们进到了法庭，却被审判长以没有旁听证为由不允许旁听。李贵生律师大声表示1、获得公开开庭是被告人的权利；2、旁听是公民的权利，有身份证即可。3、旁听不需要法官同意；4、不能以疫情为由违法。他们离开了法庭，到诉讼服务中心要求办理旁听证时，又被告知疫情期不办旁听证。结果能旁听庭审的只有张贾龙的父亲和妻子。当局宣称公开开庭，却釆用公路拦截、疫情理由等方式百般阻止公民前往听审，令人难以信服张贾龙可得到公平的审判。

张贾龙案引起了国际关注，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摩根·奥塔格斯于今早开庭前就在推特发文要求中共释放张贾龙，并对中国当局又一次因为言论检控记者表示关注。

【民生观察2020年5月13日消息】本网获悉，由中共操控的政协、人大两会将于2020年5月21日在北京召开，为了确保会议期间不出现反对声音及热点维权事件，中共维稳部门不惜一切代价，不顾人权法治，大规模非法监视、禁言、拦截、拘禁、拘留不同政见者和维权人士。据不完全统计，自5月1日以来，已有数百名异见人士和维权人士被禁言、禁足、绑架、拘禁、拘留甚至殴打。5月11日，两会维稳又出现了新模式，即当局以“新冠疫情”为由，将乘车的维稳对象驱赶下车，再强制进行隔离稳控。

5月11日，重庆市长寿区访民邹茂淑等四人结伴外出，在搭乘Z4次列车途径湖北恩施站时，被列车乘务员和乘警强行驱赶下车，列车工作人员告知四访民说“你们要经当地政府同意才能准许乘车”，邹茂淑等人据理力争说，每一个合法公民都有搭乘列车的法定权利，法律没有授权政府阻止公民乘车。乘警回复说自己不管这些，上级领导叫怎么办就怎么办。随之乘警和乘务人员把守住乘车入口，严密阻挡邹茂淑等四人搭乘火车，最后四人被滞留在了湖北恩施火车站。

滞留在恩施后，四人尝试换其他乘车辆前往目的地，但每次使用身份证购票时，电脑都会遭遇“交易失败”，无奈之下，邹茂淑等人只好放弃出行，打算返回重庆家中休息。在购买返程重庆的车票时，她们很顺利的就购买到车票了。邹茂淑认为，这可能是政府把自己设置成了黑名单，每到中共敏感时期，她们就只能呆在重庆家中，不能乘车外出了。

邹茂淑返家不久，辖区维稳人员就带着防疫人员赶来，以其曾滞留湖北疫区为由，将邹茂淑带走强制隔离起来。

对此，邹茂淑的朋友曾女士表示，这显然是政府暗中布局的结果，他们设局拦截邹茂淑等人出行，再假借疫情防控为名，把邹茂淑这样的访民强制隔离，以期到达非法限制人身自由，完成两会维稳的任务。

据悉，中共维稳当局会在暗中将所谓“不稳定人员”设置为黑名单，对他们的身份证设置特殊报警装置，对他们的通讯设备进行监听，每到中共重大会议及敏感时期，各级维稳部门就会不择手段的监听、监视、跟踪、拦截这些人出行，以非法手段将这些合法公民控制在辖区内维稳。

曾有几位老访民透露：现在警察手中的身份证识别仪，对所有进京访民都设置了特殊报警装置。其中一位访民说，他有亲属在当警察，已经拿他的身份证试验过了，他在北京是二级稳控对象。这位访民详细说明了识别仪对访民分多级稳控的标准。（1）新来的，只在指定的信访口上访的；他们也不能有一般的国民待遇，报警灯显示的是黄色，表明是访民，注意其行为，不采取其他的稳控措施。（2）在敏感地区有“过激言论、过激行为”受到过行政处罚的，报警灯显示的是红色，要带回留置室进行盘查，并通知地方驻京办，驻京办要是接，就交给地方，不接需要数小时后才能放人。（3）有过多次过激行为和言论、在境内外媒体维权过的访民、被定为异议人士的访民，这些访民识别仪上显示的是网上追逃犯，是要严加稳控的，敏感时期是要被上手段的。

【民生观察网2020年5月12日消息】经过袭祥栋律师近两天的争取，昨天，他终于通过视频的方式会见到王永明。结果可想而知，王永明的身体状况比预料的还要严重。家属和辩护律师将该情况紧急反映给包头稀土高新区法院、东河区看守所之后，立即赶往呼和浩特，求助于自治区级司法机关。

据袭祥栋律师讲，王永明的健康情况在急剧恶化，包括：1.移植的肾出现严重问题，排尿困难；2.半个月内因低血糖导致了三次昏迷；3.因糖尿病病变引起眼底出血导致视力模糊，近乎失明；4.右腿肿胀，疼痛难忍，无法入睡，多次打止疼针。

王永明的家属也曾赶到医院，被警察阻止，无法到床边探望。家属从医院方面了解到的情况更令人惊恐：王永明身患内科疾病，但却被安排了骨科医生。没有人知道医院在给王永明实施何种救治方案。王永明曾经要求改善伙食，于是侦查机关的警察便向王永明的女儿要走500元钱，但很快又将钱退回了，医生已经不敢再给他打止疼针。

5月11日上午，包头案辩护律师团队的范辰律师、冯延强律师来到内蒙古自治区高级法院，约见了该院刑一庭庭长郭云楼。郭庭长与孙姓书记员在接访室接待了两位律师。今天的主题是保障王永明的基本人权，拯救王永明。来自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的范辰律师，近年来代理了大量的监所机构被羁押人员非正常死亡案，堪称国内此类案件维权代理的第一人。

范律师开门见山：“王永明生命危重，不符合逮捕条件，应该立即被取保候审，去治病。如果王永明去世了，王永明的家属是无法接受的，必将会追责到底。我近年来代理了许多类似案件，如内蒙古乌兰浩特李长福案、唐山女企业家周广华死亡案等。如果王永明在被关押过程中去世了，那么本案中的各方将没有‘多赢’，只有‘多输’，一些相关的负责人将会因此而承担责任。被追责还是次要，更严重的是将会给我国的人权事业抹黑，损坏整个内蒙古司法机关的形象。”范辰律师还说：“我国宪法、刑诉法均规定了保障人权。保障人权已成为国家战略。根据刑诉法、看守所管理条例的规定，应立即变更王永明的强制措施为取保候审，不要一错再错。自治区高院作为上级法院，有责任监督下级法院，尽快纠正他们的错误做法，不要让他们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本案的辩护律师团队一致认为，目前王永明正处于被非法拘禁中。对此，冯延强律师说：“包头稀土检察院逮捕王永明的决定本身就是错误的。他本来就不符合被收押的条件，但包头市东河区看守所却违规办理了收押手续。他是从包头第二附属医院急诊中心的病房内被东河区公安局的404专案组警察直接抬走的。东河区看守所从对王永明进行健康检查，还违规给他办理了“出所就诊或住院”手续。但该手续是针对嫌疑人被收押后出现病症的情形，而王永明根本就不符合收押条件，实际也从未被收押。并且该看守所从未对王永明实施过看管，他一直是由侦查机关的人员看管的，这是一种没有任何法律依据的羁押，涉嫌非法拘禁罪”。

郭云楼庭长表示：他们很重视辩护律师们的意见，已经注意到了有关问题（举了举手中的材料）。关于王永明现在的强制措施情况以及身体疾病情况，他会关注此事。孙书记员对约谈过程做了记录。郭庭长称将会向领导反映，解决这个问题，也需要其他部门和人员的参与。他本人希望这个问题能够获得妥善的解决。

当天下午，范辰律师和冯延强律师又来到内蒙古自治区检察院，约见第三检察部的陈雪梅主任，答复：出差了。又约见检察服务中心的徐主任，答复：生病输液中。我们希望徐主任早日恢复健康。一位比较年轻的男士接收了律师提交的《关于保障包头王永明基本人权的紧急情况反映》，并表示会按照检察院的工作流程，立即将文件扫描上传单位网络。

两位律师从内蒙古检察院来到内蒙古政法委。依然是拨打总机转执法监督处，依然是不接待但可以把材料放在门口传达室，他们会有专人来取。

王永明已经奄奄一息、命悬一线，家属们心急如焚，被迫在内蒙古检察院、政法委门前采用拍照的方式道出了自己的心声：“救救王永明！

【民生观察2020年5月12日消息】本网获悉，5月11日晚8时，江苏射阳县访民陈翠琳在北京大兴区的出租房内，被十多名警察和保安闯入抓走。

5月12日上午，陈翠琳致电本网志愿者称：5月11日晚8时，十多名警察和保安闯入我在北京大兴区的出租房内，强行把我抓上警车带到金星派出所关押。在派出所内，警察审讯后没有发现我有任何违法行为，就把我送进了北京久敬庄接济服务中心关押。半夜，江苏省信访局来人了解我的情况，他们说次日让江苏射阳县维稳部门来接我回家。12日上午，射阳县维稳人员来到久敬庄把我接到了驻京办关押，维稳人员说下午或者晚上会搭乘高铁把我带回老家稳控。

陈翠琳反映，自己因为私家财产被地方政府侵权而上访10多年，上访后多次被维稳部门非法绑架、拘禁、殴打，最为恶劣的是，射阳维稳部门为了完成稳控任务，还非法把陈翠琳关进精神病院强制“治疗”。2009年11月2日，陈翠琳在北京到国家信访局和全国人大交完上访申诉表后，被3名身穿黑衣服的男性青年强行抓上车送到类似于监狱的黑屋子里关押，这一过程中，陈翠琳的手机被抢走并遭到殴打。其后，陈翠林被押送回射阳县关押，没有人身自由和通讯自由。数日后，陈翠林又被扭送江苏省泰兴市溪桥精神病院关押、强制“治疗”，期间，陈翠琳亲属多次到县政府要求放人，但是县政府与镇政府互相推托，导致陈翠琳被精神病院强制灌药、打电针。

2020年5月11日晚8时，陈翠琳在北京大兴区的出租房内无故被十多名警察和保安闯入抓走，之后在没有任何法律手续的情况下，违背陈翠琳的意愿强行送到北京久敬庄关押。在久敬庄内，陈翠琳发现很多访民都被关在这里，一同被关押的访民告诉她，关押在这里的访民都是没有违法犯罪的合法公民，只是因为北京市要召开2020年全国两会了，北京警方才大肆搜捕在京访民，然后通知各省市维稳部门进京强制遣返，其目的就是通过这些非法手段驱赶在京访民，以保障两会没有不同声音的召开。

据了解，每年的全国两会前期，中共维稳部门都会严密部署，以非法手段大肆抓捕、驱赶、关押不同政见者、私有产权捍卫者，这些维稳措施会不计代价、不择手段，以到达所谓的”稳定压倒一切”，“两会顺利召开，胜利闭会”，全国人民一致拥护党的领导等造假目的。

有北京网民透露，此次两会维稳非常严格，两会期间，对所有寄往北京的邮件进行“二次安检”。其中，对寄往两会代表、委员驻地及中央领导机关等地邮件，更需要“三次安检”，从新疆寄往北京的邮件，更需特别检查。两会期间，北京禁飞“低慢小”航空器，即禁飞“飞行高度在1,000公尺以下、飞行时速小于200公里、雷达反面积小于二平方公尺”的航空器，主要包括轻型机、滑翔机、三角翼、载人气球、飞艇、滑翔伞、无人机、航空模型等。

【民生观察2020年5月12日消息】2020年5月9日上午10时许，重庆访民陈长海在北京出租屋门前，被进京的重庆维稳人员绑架稳控。5月11日，重庆访民易建军在重庆北火车站，被政府维稳人员绑架拖走。

重庆维权人士章女士介绍，2020年的全国政协人大“两会”近日将开场，中共当局的维稳行动已开始严密部署和执行，除对异议和民主人士进行监控或“旅游”外，一些在北京的访民和维权人士则被拦截、清理和驱赶。

2020年的全国政协人大“两会”，将在“武汉肺炎”被掩盖的国内外不满情绪中召开，当局因此对政治敏感人物的监控及对维权人士和访民的截访和驱赶似乎比以往更加严厉，许多暂停信访的上访人员都被无缘无故的绑架稳控。

重庆访民陈长海，男，50多岁，是一名重度残疾的重庆冤民，因为自家房屋遭政府强拆而上访多年，上访期间，他和妻子胡文娟多次被非法截访、劳教、殴打、关黑监狱。2019年7月初，陈长海身体出现不适，重庆市访民徐克勇、周开慧等十余人在7月4日下午相约前来探望。下午14时许，汇聚一堂的十余人被突然而至的大批警察、武警闯入聚会处暴力抓走。

警察闯进处所后，立即要求查验所有人的身份证，但访民们要求警察依法出示警官证及传唤证，警察严词拒绝了访民们的要求，访民就拒绝非法检查。此后，警察叫来很多协警，指派平均五人抓住一名访民，扭送上警方开来的大型警车，把访民们全都扭送到重庆市大渡口新山村（音）街道办关押。抓人的过程，警员们非常粗暴，有访民质问警方法律依据时，他们就连拉带扯的拖上警车，期间有访民手腕受伤。对于重度残疾的陈长海，警察喝令他拄着拐杖登上警车。

到达重庆大渡口新山村（音）街道办后，警员把访民们关进多间办公室审问。审问的内容主要是：访民们为什么要聚会？有什么目的，谁组织的等问题。审问过程中，警员指控访民们“非法聚会”，涉嫌“寻衅滋事”“扰乱公共秩序”。对此，访民徐克勇、周开慧人反驳说，友人陈长海患病，朋友们来探望一下就涉嫌“寻衅滋事”“扰乱公共秩序”了？如果是这样，那么许许多多的市民婚丧嫁娶，聚会吃饭，岂不是都是非法聚会，都涉嫌“寻衅滋事”“扰乱公共秩序”，都要被抓捕吗？警察不予回复。

审讯数小时后，访民陈长海由于身体残疾和身患疾病，被警方释放回家，但是截止街道办下班时间，其余被抓走的十余访民仍未获释。

2020年4月底，陈长海再次来到北京上访，5月9日上午10时许，他在北京的出租屋门前被重庆维稳人员绑架带走。陈长海在被绑架之际，紧急致电重庆访民朋友说，重庆维稳人员多人，正气势汹汹的拉他返回重庆拘禁，对方不肯出示任何抓人的手续。此后，陈长海便失联至今。重庆访民曾女士认为，陈长海9日被绑架失联于两会维稳有关，因为近期许多在北京的上访人员都遭当局截访、清理和驱离。

5月11日，重庆访民易建军（女）在重庆北火车站，被政府维稳人员绑架拖走。易建军的好友陆远方反映，近日易建军准备去北京办事，临行前友人告知她可能会被两会稳控，而易建军认为自己出行并不违法，也没有哪一条法律规定两会前不能去北京，所以她决定按计划出行。5月11日，当易建军来到重庆北火车站准备验票时，突然被多名政府人员拦住去路，非法禁止其出行，并要求其跟政府人员走。易建军闻讯后质问政府人员凭什么不让出行？她还说，没有法律禁止合法公民出行，自己是坚持要出行的。随后，政府人员就开始暴力绑架易建军，几名男性政府人员在光天化日之下强行拖拽易建军离开火车站，之后就把她塞进了一辆汽车拉走。截止11日晚，易建军仍处于失联状态。

据悉，易建军夫妻是因遭遇强征强拆，一家三口被打伤而上访。在上访过程中夫妻二人遭多次无辜暴打、拘留。上访期间，易建军在北京被以扰乱公共场所秩序行政拘留拘留5天后，地方政府将其带回以涉嫌寻衅滋事罪刑事拘留，因其丈夫患癌症晚期命悬一线，公安局变更其强制措施为监视居住，不久其丈夫死亡。

陈长海电话：+8615023772415
胡文娟电话：19946760627

据推特与民生观察报道，前华东政法大学副教授、青年宪政学者张雪忠先生，因践行公民言论自由权利，于中共人大与政协“两会”召开前上书议政，5月10深夜，遭到上海警方上门带走，至今与外界失去联系。

5月9日，张雪忠先生通过网络发出了自己《尽早启动国民制宪程序，努力实现政治和平转型——致即将出席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的全体代表》的公开信，精辟而通俗地阐述了现代政治学的一些常识问题，力证了中国两会代表的伪代表性，与中国现行《宪法》的伪宪法性。

张雪忠先生直言中国现两会代表的伪代表性：“你们并不是中国人民自由选举产生的代表（代议者）。现代政治代议制是以国民主权原则为基础的。虽然组成全国性代议机构的代表们在行使职权时，也就是在进行审议和决策时，应该具有一定的相对于选民的独立性，但他们的代议职权必须是源于国民的授予和委托，因此必须经由定期的、自由的和有竞争的选举而产生。但你们的代表身份，并不是经过公正的选举而获得的。实际上，我们的国家还不存在这样的选举。”

同时，张雪忠先生精辟指出中国现行“宪法”的伪宪法性：“现行‘宪法’是全国人大产生和行使职权的依据，但它本身却根本不是一部真正的宪法。”、“宪法应是全体国民政治意志的产物，是国民政治意志的书面化和固定化。”、“它的制定和修改就必须包含国民参与的环节，并且是决定性的和权威性的环节。这种参与可以是直接的，比如，以全民公投来决定一部宪法草案或一项宪法修正案能否生效；也可以是间接的，比如，由全体国民出于制定或修改宪法之目的，选出一个特别的制宪会议，并授权后者直接制定或修改宪法。这里的关键是，不能由宪法所创设的政府机构（包括立法机构），成为制定或修改宪法的权威机构。也就是说，制定宪法的权力（制宪权）和宪法创设的权力（宪定权）必须要有所区隔，否则，宪法就无法起到限制、规范和约束政府权力（宪定权）的作用。但是，我国现行“宪法”的制定，并未包含国民参与的程序。最初制定它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并不是由全体国民自由选举产生的，因而并不是一个可以贯彻全体国民政治意志的正当的代表机构。而且，全国人大也不是一个特别的制宪机构，而是依照宪法规定产生和行使权力的宪定机构，由此便出现了一个荒诞的恶性循环：一方面，全国人大是一个日常的、普通的立法机构（政府分支机构之一），它的产生和运行必须受到宪法的规范；另一方面，它又是宪法的创制者，可以自行制定和修改宪法。这样一来，全国人大既是由宪法创造的，又是创造宪法的，就好比一个人同时是另一个人的父亲和儿子！况且，宪法本来是全体国民用来约束在一切政府机构（包括立法机构）的，但如果普通的立法机构可以自行制定和修改宪法，这样的约束作用就完全丧失了。”

正是中国现两会代表伪代表性与现行宪法的伪宪法性，导致了中国社会百病丛生及本次武汉疫病祸害，为此张雪忠先生提出8点建议并附上自己精心编撰的《中华统一共和国宪法草案》（学者建议稿）：

张雪忠先生说：各位代表，虽然我基于自身的政治信念，无法认同你们身为人民代表的正当性，但我亦认为，你们已经组成了一个事实上的国家权力机构，因而完全可以启动国民制宪程序，为中国的政治转型及现代化作出重大的、历史性的贡献。在此，我谨以中国公民之一员的身份，向你们提出如下几点建议：

（一）虽然全国人大作为一个常规的、普通的立法机构是不正当的，但它可以将自身转化为一个启动国家政治转型的特别机构，且该特别机构的主要工作，是制定选举规则和任命中立、公正的选举委员会，并委任该委员会组织自由、普遍和直接的选举，以产生新的全国性的代议机构。该代议机构为过渡时期的最高权力机构（以下称“最高过渡权力机构”）。

（二）最高过渡权力机构有权组建过渡时期的最高行政机构，并任命该机构的官员，同时有权对各级司法机构进行必要的改革。

（三）最高过渡权力机构有权颁布必要的法令，完成各级地方代议机构的选举，并产生各级地方行政机构。

（四）最高过渡权力机构一经产生，即应尽快创立具有广泛代表性的宪法起草委员会，并委任该委员会起草一部合乎现代政治原则的宪法草案。宪法草案起草完毕后，应交由最高过渡机构进行表决，若表决未通过，则应发回宪法起草委员会进行修改；若表决通过，则应付诸国民投票，并于投票通过后予以实施。

（五）为给最高过渡权力机构的选举创造条件，作为特别机构的全国人大应作出决议，立即释放全部政治犯和良心犯。

（六）为给最高过渡权力机构的选举创造条件，作为特别机构的全国人大应作出决议，立即开放党禁、报禁，容许人民自由结社和自由创办、经营新闻媒体。

（七）为给最高过渡权力机构的选举创造条件，作为特别机构的全国人大应作出决议，规定任何政党均不得再享有国家公务机构的地位，任何政党成员均不得再享有国家公务人员的待遇。

（八）最高过渡权力机构首次集会时，作为特别机构的全国人大即告解散。依新宪法产生的全国代议机构首次集会时，最高过渡权力机构即告解散。

从张雪忠先生通篇论述来看，完全是基于学者的学理常识与中国现实而言事，而没有任何个人感情偏激之词，体现了张雪忠先生忧国忧民的赤子情怀。张雪忠先生的公开信，是践行公民言论自由权利，是担当公民参政议政职责，是秉持“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精神，而奋起的疾呼，因此是完全合情合理合法的。

然而，如此理性上书，居然遭到警方拘押，这显示了中共当局对公民权利的肆意践踏与对自身法制的完全漠视。在中共两会召开前夕，中共当局公然拘押上书议政的宪政学者张雪忠，宣誓着中共当局拒绝一切政治改革，禁绝一切公民权利，抛弃一切法制文明，对抗人类历史潮流的决心。文明世界应该对此保持清醒认识与高度警惕。

附张雪忠先生简介：

张雪忠（1976年－），中国江西省上饶市余干县人，华东政法大学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以敢言抨击中国大陆政治制度和参与维权活动著称，并且因此被华东政法大学停止授课资格。2013年12月被华东政法大学正式解聘。2019年，张雪忠的律师执业证被吊销。

学术经历

张雪忠先后就读于江西省万年师范学校与江西教育学院。1998至2001年就读于西南政法大学获法学硕士学位。2003至2007年就读于华东政法大学获法学博士学位，之后留校任教。研究与教学领域为民法。

政治言论

张雪忠以敢言著称，多次就敏感政治话题发表直接观点，因此屡受打压。

张雪忠长期在新加坡《联合早报》发表专栏文章。知名文章有《中国需要去马克思主义化》等。张曾在校方的年终考核中被评为“不合格”，据信与这些文章有关。

2011年5月13日，张雪忠发表致教育部与教育部长袁贵仁的公开信：“关于取消大学及研究生入学考试“政治”科目以及将“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等课程从大学公共必修课程中去除的公民建议书”。建议书长达万余字。张的新浪微博被删号。同年7月，教育部回函称张学忠的“建议不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2012年10月11日，张雪忠发表“就政治课问题致教育部长的第二封信”。

2012年7月，香港因中国官方强推“德育及国民教育科”，发生大规模反洗脑抗议活动。张雪忠高调支持此行动，并因此在2012年9月8日宣布退出中国共产党。

2013年5月，张雪忠首先在网络公开一份中国官方的“七不讲”的内部材料的内容。其后得到其他学者和教授的证实。“七不讲”是中共中央在2013年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令，确定七个领域为禁区：普世价值、新闻自由、公民社会、公民权利、中国共产党的历史错误、权贵资产阶级、司法独立。随后“七不讲”成为网络禁词，张的新浪微博再次被删号。

2013年6月，张雪忠在网络发表题为《2013反宪政逆流的根源及危险》的文章。文章发表之后几天，张被学校领导约谈警告。相反，他告诫学校领导，自己被解聘会给学校形象带来长期的危害。同年8月份张被停止授课资格。

2013年12月9日，张雪忠被校方正式免职。校方否认免职是因为他写作的《新常识》一书以及《2013反宪政逆流的根源及危险》等文章。校方指“张雪忠在本轮聘期内违规利用学校办公自动化系统，变相强行公开发表《新常识》，向全校教职工强行传播其政治观点，还利用其教师身份在学生中传播其政治观点”，“严重背离高校教师职业操守的行为及张对其错误没有认识及改正表现”。[3]在校内匿名评价老师的“评师网”上，张雪忠得分为4.6分（总分5分）；站上的21篇帖子大部分都是称赞他的。

张雪忠被学校开除后，自称中国官方又施压张雪忠挂靠的律所，迫使他离开，又没有其他律所聘用张雪忠。2019年4月4日，上海市杨浦区司法局以张雪忠几年没有被律所聘用为由，注销他的律师执业证。

2018年8月张雪忠致信中国人大常委法制工作委员会，建议启动全民制宪程序、创建现代政治体制。建议书附张起草的《中华统一共和国宪法草案》。

2020年5月9日，张雪忠发表“致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全体代表”的公开信，10日深夜被上海警方上门带走。

民生观察 2020年5月11日

【民生观察2020年5月12日消息】江苏淮安异议人士王默案有新进展，律师会见得知，案件已由淮安区检察院提起公诉，王默被指控“寻衅滋事罪”已满一年，从检察院公开的起诉书来看，案件将会排期开庭。

2013年曾因在广州公开拉横幅支持香港“占中运动”（雨伞运动）而被判四年半，2019年4月刚刚刑满出狱，而仅仅一个多月后，王默被指于去年4至5月一个多月间，在微信和推特上散布辱骂党和政府领导人信息20余条，损害国家形象、危害国家利益等虚假信息，炒作、声援犯罪分子等信息700余条，涉嫌“寻衅滋事”。

检方认为，王默在网上“辱骂他人情节恶劣，大量散布虚假信息，起哄闹事，混淆视听，造成公共秩序严重混乱”，触犯《刑法》相关规定，“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并指王默“歪剥夺政治权利期间又犯新罪”，“系累犯”，应当“从重处罚”、“依法判处”。

另有消息称，早前，王默在其老父探视时告知检察院已经下了起诉书，并要求聘请广西覃臣寿律师为自己辩护。而王默对两次被控以“寻衅滋事”的罪名不以为然，曾在去年刑满出狱后一度自称“煽颠未遂犯”。

网友刘先生表示，王默属于硬汉实力派，不惧中共牢狱之灾迫害确实令人钦佩。当年支持香港案法庭最后陈述中主动承认自己的行为就是“煽动颠覆”或者“颠覆”，而非不痛不痒的“寻衅滋事罪”，可见其信念坚定、意志坚强以及中共不灭死不罢休的精神，这一点在出狱才一个多月即被再次投入大牢足以证明，相信中共绝不会容忍此种硬汉继续在社会上存在，但又苦于没实质性“犯罪事实”，因此只能从言论入手，进行迫害禁锢，美其名曰“依法治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