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生观察2019年2月27日消息】本网获悉，新冠疫情爆发后，武汉市在1月23日骤然封城，随后湖北各地市相继封城，封城措施本是为有效防疫，阻隔疫情传播。但是，封城的重大举措理应首先保障城内公民的基本生活，其中包括被困外地人的基本生活。
然而，我们看到，武汉及各地市封城以来，地方政府没有第一时间出台安置政策，造成众多的滞留外地人居无定所、餐风露宿、防护无具、病无所依，被迫流落到各个车站的地下室、过街隧道、路桥墩柱下、垃圾堆放场等处艰难求生。他们无依无靠，只能自行捡拾一些御寒衣被席地而睡，白天就跑到各大医院、办公楼等处争抢被倒掉的剩菜剩饭食用，更有甚者，他们被迫来到医治新冠病毒患者的“方舱医院”、“同济医院”等处，抢食医患倒掉的残渣剩饭，而这些食物很可能携带有致命病毒。
2月24日，武汉市一防疫志愿者发现，在武汉“同济医院”大门外，有多人在争抢垃圾桶内废弃食物，志愿者询问得知，他们都是被困在武汉的外地滞留人员，因为突然封城而无法返乡，又因在武汉无房居住，加之街市封停，饭店、旅馆都不接待，导致沦落街头，风餐露宿，在随身携带的食物耗尽后，只能被迫到各处的垃圾桶里觅食。
一位觅食者告诉志愿者，象他们这样的滞留人员还有很多，在几个火车站的地下室里、在各个垃圾处理厂附近、在市区天桥廊道下，留宿着不计其数的外地人。这些外地人是被突如其来的封城措施挡住了返乡路途，他们因为没有政府的帮助而流落城区，期间他们也曾致电武汉官方求救，但是对方却说没有相关救济政策，无能为力。
滞留人员被困后，他们自发组建一些“自救”微信群，有些群员人数高达200多人，他们之间相互传递着觅食信息、暂住地址，甚至“偷渡”方法，在封城初期不甚严密的时候，有部分滞留人员通过小道及租赁黑车逃离了武汉疫区，而绝大多数人则被日渐收紧的管控措施困在在城内。这些人无人救助，只能自己想办法找到车站地下室、垃圾堆放池、天桥廊道下席地而睡。
由于事发突然，他们没有储备食物及饮用水，就只能跑到医院及各办公大楼等处，在垃圾桶里寻觅食物、在公共取水处灌水。封城之时，正值寒冬腊月，这些人缺衣少食，靠部分好心人施舍的已被御寒，有好些人遭受风寒而卧地不起，并且因医院爆满他们无法就医。在疫情最为严重的武汉市，这些人没有口罩带，长期裸露在危险的环境中侥幸求生。
除此之外，一些政府部门不但不救助他们，反而派出城管队员、防疫人员四处驱赶他们离开，斥责他们席地而睡影响市容、脏乱差传播病菌。
在2月23日，一位网名“赵呦呦”的义工发文称：我今天在武昌行人隧道旁看到，几名警察驱赶流落在此的被困人员，几次驱赶，被困人员又再次返回，最后警察就取来洒水设备喷水到他们的铺盖上，凶巴巴的禁止他们躲避在此，没办法，这群流落人员只得离开躲到旁边的小树林里去了。
在武昌火车站地下室里，几名基督徒发现，数十名受困人员和衣而睡，卷曲在冰冷的水泥地上发抖，其中还有一位坐着轮椅的老者在颤抖，他们没有口罩，没有取暖设备，也没有正常的食物，一些人身旁放着捡拾来的盒饭及发霉的水果。由于防控日趋严密，街道开始禁止无证行人通行，他们就只能白天在此蜗居，夜晚偷跑出去觅食。一位中年男子对基督徒说，自己是在武汉做小生意的外地人，武汉突然封城，自己的汽车不让上路，宾馆也不对外开放，政府也不管吃住，走投无路只好流落到此。由于封城太久，蜗居在此的很多人都没有钱用了，即使有钱也无处购买，各个饭店、超市都关门了，只能乘着夜色到垃圾桶里觅食。蜗居在地下室里，既没有足够的铺盖，也没有生火做饭的锅碗食材，不捡拾垃圾桶的食物，就只有死路一条。见此情形，基督徒们捐助了一些口罩和食物给他们，但是终究能力有限，他们希望将这些被人遗忘的滞留人员得到政府的帮助。他们认为，公民被困受难，政府有着义不容辞的救助职责。
1月23日，江西人张文猝不及防的被困在武汉城中，张文此前是来武汉旅游的，他去了黄鹤楼、汉正街，游人很多，“没有戴口罩的”“那个时候都没有听到什么风声，发生得太突然了。”封城后，他在一天150元的旅馆待了24天，最后拖着行李箱，走了两个多小时到武昌火车站，“脚都走肿了”就因为公交车也停运了。到达火车站后，他试图找一辆黑车出城，但是没有找到。当时，他的口袋里只剩下一张车票的钱，可火车站无票可卖。他打市长热线求助，对方称“会跟上面反映一下”，并提供给他救助站的电话，但张文多次打都无人接听。张文又给110打电话，对方称不在自己管辖范围内。眼看就要流浪，有人告诉他可以去火车站地下车库住，张文到那里发现，住在车库的人不少，“这里一堆，那里一堆”。无奈之下，他住进了武昌火车站的地下车库里。张文了解到，这些人基本是因封城被困到这里的，“有住二十几天的，十几天的，还有刚来的。”当晚，他就在车库坐了一晚上，冻得直哆嗦，而且还不敢给家里人讲，害怕家人着急上火。
还有，有些人是在封城之后进入武汉的，他们是在高速路上被拦截的。1月24日，朱言言从广西开车回安徽，途经武汉市高速路收费口时，警察告诉他们，前面的高速路封了，可以走国道或省道，朱言言便下了高速路，开到武汉市边界新洲区凤凰镇时，发现出不去了。他给当地政府、公安局、派出所打电话均无果。一个警察说，再往前走是麻城，即使这里给你放行，前面也过不去。朱言言一家人只好坐在车里苦思出路了。
53岁的黄冈人张大爷18天前经朋友介绍来到地下通道。他在武汉打工多年，本来买了1月23日下午回乡的车票，去了被告知列车停运，这才听说新冠肺炎这回事。1月28日早上，他在群租房内刷牙时咳嗽干呕，被合租者怀疑“有那个病”，劝了出来。当时，一位在地库打地铺的外地人对他说“这里食宿不便，我们已经连续吃了10多天泡面了。”而且这里环境不好，空气流通不畅，明显有氨味，能换地方乘早换换。在此期间，武汉还下了一场大雪，气温从前一天的4至15摄氏度，骤降至零下2至4摄氏度，张大爷被冻的浑身直哆嗦。
陈恋夫妇是封城前到武汉治病的，自封城以来，她看着身边的医护人员的装备从一个口罩变成两层口罩，再加上帽子，帽子之后再卡上护目镜。4个月大的宝宝一直吃母乳，由于焦虑，陈恋的奶水变得少而透明，她只能让丈夫去网上买奶粉。陈恋害怕听到每天晚上从楼底传来的救护车声。1月28日，医院开始接收发热病人，陈恋立即出了院，很多酒店已不收新的房客，因无处可去，出院当晚，一家四口在车里过了一夜。
在湖北省宜昌市，市民石玉林于2月2日在央视看到公安部的通告，禁止各地擅自封路、封村、封门，对因封路造成的救火救灾及人员损伤将追究责。次日，他驾车前往高速路口咨询警方能否通行？警方告知他，确有重事，可以通行。石玉林告知警方，自己孩子在仙桃市上高中，寒假回宜但课本都留在仙桃市，且近期要可能要开学（当时教育部并未通知延迟开学）。两名警员闻讯表示可以通行，但是需要检测体温及实名登记，此后石玉林便驾车接来一家人，经检测体温、检查证件并登记后警察放行，并且石玉林还追问了一下“万一仙桃市禁行回不去怎么办？”，两名警察答复说“那你可以返程宜昌市回家”。随即石玉林一家放心的赶往仙桃市。
然而，在驾车3小时抵达仙桃市收费站后，收费站人员告知他本站禁行，需要开到10多公里外的仙桃东收费站进城。在抵达仙桃东收费站后，该站检查人员又禁止他进城，说是没有政府的通行证一律不许进城，并且检查员看到他驾驶的车辆是武汉车牌后还问他，武汉车牌是怎么上路的？石玉林表示，是宜昌市警方经检查后放行的，并且公安部已经通知不能擅自封路。对此，检查人员又问他在仙桃市有无住房，石玉林表示有，且告知了具体地址，期初这名检查人员准备放行，但是随后一位领导模样的人气势汹汹的喝阻道：没有通行证一律不准放行！石玉林表示自己长途而回，返家是为了孩子可能要开学，但检查人员仍不允，还呵斥说“你从哪里来的回哪里去！”，四顾茫然的石玉林在等待了一阵后，无奈折返宜昌市。
又经过3个多小时的奔波，其于夜晚11点多到达宜昌市检查站，在检查站，检查人员发现他是武汉车牌后，立即叫来几名警察，警察训斥他武汉车牌还到处跑，石玉林告知他们是经过宜昌市警方同意后上路的，期初警方不信，石玉林反映出行时有登记记录，随后警方查阅了记录簿，发现确实是警方放行的，之后他们就致电领导询问可否放行，得到的答复是，需要满足以下条件：1.体温正常。2.承诺没有去过武汉。3.留下备案实名及住址登记。4.必须有宜昌市的房产证明。
对此，石玉林表示，前三条都能满足，但是自己在宜昌市没有房产证，身份证上是宜昌市西陵区居民，多年居住父母房屋。警察闻讯，表示不行。石玉林又告知，自己妻子分得了一套宜昌市的公租房，有租房合同，并且岳父母也分给一套拆迁安置房，只是还没有拿到房产证。此后，警方查看了石玉林的身份证，证实确是宜昌市居民，后报告给上级领导，但领导得知石玉林在宜昌市没有房产证，当即通知下属不准进城。
为此，石玉林十分气愤，申辩道“你们这是什么法规？难道宜昌市民都得买得起房吗？买不起房或者不愿买房的市民就没有资格进城？只有那些有房人才能放行？租住房屋的租赁合同就不能证明吗？哪一条法律规定只有拥有房产证才能进城？法律法规能歧视没有房产证的人吗？”还有，据了解，中央有通告，不能以没有房产证为由阻止通行。”
对此，警方不予理睬，此后表示只服从领导指使。石玉林要求他们拿出法律依据来，他们开始不耐烦的叫来了派出所警察。派出所警察到场后，石玉林向他们说明了情况，并且要求依法办理，派出所警察表示警方是在依法办案，并且全程都有执法记录仪记录，此时石玉林说出行时，宜昌市警方表示“万一仙桃市禁行，可以返程宜昌市回家”，要求警方调取执法记录，但警方却未予调取，反而斥责石玉林是成年人应该预判不能返程宜昌市的结果，石玉林指出“法无禁止即可行”，宜昌市警方在出城路口并未明示“只能出，不能进”，警方回复说“这还用明文标示？这样明文标示出来是对进出人员的歧视。”石玉林不服，僵持在检查站约一小时，最后有警方人员表示，如不折返可以拘留。石玉林反问“我全程都是听从你们警方和检查人员的指示，离开时宜昌市是经过许可的，到达仙桃市后又是警检人员叫我折返宜昌市的，现在我再次折返仙桃市，那里再不让我进城，难道我要在高速公路上不停奔跑？你们知道高速公路上是不许停车的，我怎么办？”
对此，警察也不知如何是好，这时一位防疫检查员跑来说“你可以跑到仙桃高速服务区，把车停在服务区里，再从高速路上步行回家。”石玉林说“高速公路服务区在很远的郊区，半夜三更我不知道怎么走，再说高速公路是禁止行人步行的，并且也不许翻越护栏下高速，而且翻越下去是荒野农田，有野狗出没，很不安全。”最后，检查人员又说“那你就把车停在服务区里，人也一直待在那里，直到等待道路解禁再回家。”石玉林回复说“服务区夜晚基本上都歇业，吃喝住宿没法解决”警方和检查人员都不再理睬，只一再催促石玉林折返。气愤下的石玉林加油折返到高速入口处，但是入口检查人员又说没有通行证不能放行，遂禁止他上高速，此时石玉林是进也不是，退也不是，后来一名警员跑过来要求入口警员放行，石玉林质疑说“禁行政策自然是一视同仁，没有通行证的车辆都不能放行，不能把我特殊化放行。”警员不管，双方再次僵持在了高速入口处。
眼见夜深寒冷，石玉林既疲劳又饥寒交迫（高速路上没吃晚饭），僵持在此不是办法，最后被迫驶上高速公路，漫无目的的在漆黑的高速路游荡。经过近9个小时的疲劳驾驶，石玉林在半夜2时许途径荆州路段时大雾突起，能见度大约只有2至5米，团雾笼罩了整个前路，没办法，只好冒险在路边停车等待。在等待的过程中，一辆大型货车呼啸驶来，差一点就挂到了他的汽车，惊魂未定他只好再次启程在漫天大雾中游荡。半夜3点左右，石玉林实在困乏无力，支撑不下去了，就决定跑到仙桃市的郊区城镇，看没有没有机会返回仙桃市。
此后，她跑到了仙桃市毛嘴镇路口，他抱着试试看的心理尝试进城，但是因有值守禁行，又再次返回高速公路前行，约40分钟后，他来到了仙桃市排湖出口，石玉林决定再去碰碰运气，结果，此地出口因大雾弥漫，两辆警车里人员没有盘查，就这样他驶出了高速公路。下了高速后，在省道上穿行，大雾更加密集，且走且行的他发现了几处检查站，犹豫之间，他靠近了检查站，但是检查站人员貌似在睡觉（视线不清），且路障侧面有缺口，就这样石玉林加速通过了几个检查站，于凌晨5时许才抵达了家中。
石玉林认为，防疫紧迫，必要时可以封城，但是在封城政策出台前，政府首先要考虑到封禁后公民的基本安置问题，不能没有的基本安置预案，而致使公民进退两难，衣食不保，更不能因为封城导致滞留人员流落街头，深陷病毒感染及人身危害之中。一界合格政府，这是最起码要先行预案的基本民生，不可以在没有预备的情况下，让滞留人员遭受基本人权的侵害，生死存亡的危机。
不幸的是，这种困苦在延续了一月有余的2月25日，政府部门才发布《滞留在鄂外地人员由当地政府救助》的通告：对因离鄂通道管控滞留在湖北、生活存在困难的外地人员，由当地政府及有关方面提供救助服务。
滞留在鄂外地人员可通过12345服务热线、湖北省政务服务网、鄂汇办App等平台反映困难诉求，各服务平台及时转交相关方面办理。
对在湖北就业就学的人员，由所在单位、学校提供必要生活保障。对自由职业人员或因出差、探亲、访友、休假等滞留人员，由现住地所在社区(村)及时了解困难问题，积极协调解决。对有就业愿望且通过健康检测、医学观察的人员，由人社部门组织用工需求对接，提供就业服务。对急需医疗救助的人员，由卫生健康部门协调医疗机构及时给予救治。对生活无着落、确有困难的人员，由各地设置集中安置点，提供食宿、医疗等基本生活保障。
通告虽然晚了一月有余，但是有胜于无，希望政府恪守公告，切实保障滞留公民的基本权利，让人们安心防疫，为早日结束疫情各尽其力。同时，政府也需要反省，在出台一项政策时，首先就应该想到公民的基本人权，生活保障权益，例如：事先在空闲场馆、公路服务区、空旷厂房、学生宿舍等地预支帐篷，配备床铺，全天候供应冷热水、食物配给、简易的医疗场所等措施，以防大量被困人员进退无据，衣食无着，流落他乡餐风露宿，暴露在疫情严重的街头危及生命。中共政府可以掏出纳税人600亿美元援助非洲，拿出数以亿计的外援资金援助他国，那么就应当本着“国人优先”的理念，先行救助紧急疫情病患者，以及因封城被围困的中国公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