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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观察2019年9月27日消息】今天下午，因持续在推特与网上发言支持香港市民反送中的光复香港时代革命运动，株州网民陈思明再次被中共当局传唤到湖南省株州市芦淞公安分局庆云派出所。这是自今年六月爆发香港反送中时代革命运动以来，陈思明因在推特与网上发表支持香港市民反送中时代革命运动的言论而被中共当局第五次传唤调查。这是一次警告性的约谈。有芦淞区公安局吴局长，区国保大队莫队长，派出所李教导员参加。还是要求陈思明不就香港的反送中发推。并反复告诉陈坐牢的滋味不好受。陈思明表示：不会牺牲自己的言论自由换取不坐牢。他们要他十月十号前不去香港，陈思明表示本来就没准备去。

前天陈思明第四次被传唤到派出所时，他们要他删除推文和在十月四号之前不发关于香港反送中示威游行的帖子，陈思明一概拒绝。自反送中以来这已经不是第一次约谈他了。陈思明愿意为捍卫言论自由承担一切后果。

陈思明是株州人，经常参与同城公民活动与围观行动。之前因参与纪念六四的株州同城公民艺术行动曾被中共当局拘留。

自香港爆发反送中的光复香港时代革命运动以来，湖南各地的网友因在网上与推特发言支持香港市民的反送中示威游行，接连有湖南网友樊均益被拘留，黎建君李原风等一批网民受到中共当局的传唤威胁，要求删除网上推特支持香港市民反送中的言论，不允许在十月份之前去香港或深圳广东支持声援香港市民反送中的示威游行活动。

【民生观察2019年8月27日消息】本网获悉，河南焦作维权人士李玉凤从上个月（7月5日）在北京木樨地被十余名黑衣人暴力绑架至焦作遂遭行拘并逮捕后，今天（8月26日）其律师段汉杰在家属的陪同下到焦作市看守所会见了李玉凤女士。家属称，李玉凤被当局从北京绑架回焦作50多天，迄今未提审过一次，直接遭逮捕。

据悉，上个月（7月5日）李玉凤与封西霞到北京最高人民法院申诉，而后又到河南省人民法院驻京办事处反映徇私枉法、本末倒置司法腐败制造的冤假错案，返回途中在木樨园遭十余名不明身份黑衣人反戴背铐暴力绑架。这些黑衣人将李玉凤带回本土，焦作当局便将其行拘直接送往焦作市看守所羁押。

8月9日李白凤在焦急的等待中等来了焦作市马村公安分局邮寄的《逮捕通知书》，获悉被控涉嫌“寻衅滋事罪”的姐姐李玉凤已于2019年8月8日被批捕。

今天（8月26日）下午，段汉杰律师受李玉凤妹妹委托从郑州来到了焦作市看守所。据家属称，看守所的工作人员首先审查了律师的手续，并打电话找来另一名工作人员商议后做了一番安排，至此，段律师终于会见到了已被关押52天的李玉凤女士。

李玉凤目前精神状态尚好，并感谢大家对她的关注。其妹妹李白凤称，李玉凤六月底赴京找丰台分局讨要曾被扣押的手机以及要到北京看病，并未上访，但7月5日中午在木樨园桥北，被河南马村分局的几名警察（便衣）带到一辆商务车上。直接拉回焦作后以涉嫌“寻衅滋事罪”关进看守所。当晚曾有分局领导见她，说“你的案子都结了”。

由于李玉凤拒绝见提讯的人，所以到目前为止她并未被讯问过，便被焦作当局直接逮捕。

李白凤表示：“得知姐姐又被批捕心里很难过，但更多的是气愤。自从我家被政府非法强拆，我姐这三十多年都在研究中国的法律，她耗尽大半生都在规范、纠正政府的枉法行为，她怎么可能去做违法犯罪的事情？我真不知道他们（焦作当局）怎样才会放过她。现在我妈也知道姐姐的事情了，天天要我带她去找姐姐。如果我姐这次再被判刑，我妈就会豁出去九十多岁的身体去陪姐姐”。

民生观察会继续关注李玉凤的相关消息。

【民生观察2019年8月27日消息】NGO公益法律机构“长沙富能”仨志愿者被捕案发生已超一个月，三名当事人在遭刑拘36天后被批准逮捕，截至目前为止，三人未被获准见律师。

7月22日，机构负责人程渊以及他的两名同事刘永泽（实名：刘大志）和吴葛健雄分别在深圳和长沙两地被长沙市国家安全局刑事拘留，罪名为“颠覆国家政权罪”。

据悉，律师周一（8月26日）接到长沙市国安局的电话通知，程渊等三人已被长沙市检察院批准逮捕，罪名不变，仍为“颠覆国家政权罪”，截止批捕三人已被刑拘36天。

程渊妻子施明磊女士在听闻丈夫已被批捕后表示“心寒到了极点”，并对当局如此强烈地打压NGO公益人士的做法表示疑惑不解。

“长沙富能仨”事件发生后引发海内外的强烈关注，多个国际组织致信中国政府及长沙有关当局，表示对事件的关切，担忧三名当事人会否遭到酷刑以及虐待，敦促中共当局确保三人应享有正当的权利，包括律师辩护的权利。

8月22日，马来西亚治疗可及性倡导组（MTAAG+）主任爱德华·罗致信长沙市长，敦促长沙市对程渊等三人进行表彰，而不是扣留。另外，该机构还敦促长沙市政府处理长沙国安人员对程渊家人的骚扰行为。爱德华在信中表示，中国已经批准了保障健康权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以及《禁止酷刑公约》，并承诺遵守许多其他人权标准。中国已经签署并有待批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中国不仅应该捍卫国际人权法，更应在世界上树立一个积极的榜样。

8月21日，国际知名机构加拿大艾滋病法律网络致信联合国艾滋病署项目协调委员会（PCB）中国代表团及中国驻加拿大大使，紧急敦促中国政府程渊等三人应享有正当程序和律师辩护的权利。还就警察对程渊家人的骚扰和恐吓表示强烈关切。

8月22日，人权组织国际特赦(AmnestyInternational)致信湖南省国家安全厅厅长周红军，提到因当事人被拒绝与家属聘请的律师有任何接触，因此担心程渊等三人面临严重危险，会遭受酷刑和其他虐待。同时，国际特赦还对家属受到骚扰和迫害表示关注，最后呼吁“立即无条件释放”、“撤销对他们的指控”，确保三人能够定期、不受限地与家人和律师保持接触，并“确保三人在拘留期间不受酷刑或其他虐待”以及“结束对三人家庭成员的一切骚扰和迫害”。

相关报道：“长沙富能”三人已送检申请逮捕
https://msguancha.com/a/lanmu13/2019/0825/18884.html

【民生观察2019年8月26日消息】自香港爆发“反送中”游行以来，大陆公民因转发及声援游行广泛被警方约谈、警告，甚至拘留。2019年6月18日，四川异议人士卫小兵因发表支持香港游行言论被暂住地浙江湖州市警方拘留拘十五日；2019年8月4日，广东东莞异议人士胡海波因前往香港声援“反送中”游行被警方抓走并处以15天拘留。

2019年8月23日，四川省成都市作家、维权人士谭作人又因涉港言论，被辖区国保警方传唤、警告。据谭作人消息称：因为涉港言论，我在8月23日下午2点至晚上7点，被带进派出所传讯做笔录，这是今年第二次被传讯笔录了。我现在仍在取保侯审期间，因为被警方严厉警告，因此在中共国庆十一前，我不再发言。

2019年8月13日下午5时许，居住在湖北仙桃市的宜昌市公民石玉林突然接到宜昌市警方的电话通知：晚上7点见面约谈。晚上7时许，一名宜昌市国保警察与一名街道办维稳部长来到仙桃市某餐厅约见石玉林。见面后，石玉林询问警察自己哪里违法了？警察没说哪里涉嫌违法，只说是香港游行不要转发负面消息，他们两人从宜昌市奔波两百多公里来到仙桃市，就是要叮嘱这事，现在上面领导很重视香港游行，所以着重要求石玉林不要发负面消息。

对此，石玉林表示，公民有获取信息的自由，有发表自己政治观点的自由，至于什么是正面消息、负面消息，则不在自己的考虑范围内。自己仅如实转发，客观的发表评论就好。本人的意愿是希望香港保持“一国两制”长久不变，不被大陆的社会主义制度侵蚀。只要香港的”一国两制“、资本主义制度不被大陆蚕食，香港社会就能持续保持其自由与繁荣的根基，这次持续的、广泛的游行示威活动也能得以较好的化解。

警察又表示，香港游行示威过程中有市民袭警、暴力破坏等违法行为（不宜支持）。石玉林申明：自己坚定支持“一国两制”五十年不变，一百年不变。反对在大陆法治不彰，党领导法，党大于法，党操控法的情况下，香港修法“逃犯条例”；完全支持香港市民和平有序的“反送中”游行示威活动，因为和平表达意见的权利是现代公民不可让渡的基本人权，如果公民被剥夺了和平表达意见的权利，那么政府公权就与不讲道理的绑匪一样，完全失去了合法性；反对一切非自卫性的暴力行为，因为非自卫性的暴力攻击是对他人生命、自由与财产权利的侵犯，暴力侵犯是人与人之间互害的恶性循环之路(自卫暴力除外)；香港市民反映的警方滥权施暴情况，需要由中立的独立机构调查核实，并最后依法审理判决；警方侦办的涉嫌违法、袭警的游行示威市民也应依法审理判处；反对政府垄断操控媒体去鼓动玩弄“民意”，将依法游行示威活动定性为“暴动、暴乱”，在未审先定罪的情况下将嫌疑人定性为“暴徒、暴恐分子”；反对中共政权封锁自由信息，剥夺国民获取多元信息的权利，操控国家宣传机器，误导国民片面的看待香港事件，鼓动虚假的爱国主义，操弄义和团式的盲目反港“乱”情绪。警察对石玉林的观点申明未置可否。

随后，警方及街道办维稳领导对石玉林说“要爱党爱国”，石玉林一听“爱党”一说就表示‘恶心的吃不下饭’。石玉林对警察说：“爱党的要求与专制臣民社会要求草民爱皇党一样，是对公民的羞辱，是对人人平等、民主社会的践踏，石玉林对此深表厌恶。石玉林认为，执政党不过就是纳税人出资选聘的‘公仆’，人民是‘公仆党’的主人，一个‘公仆’党组织竟然要求自己的主人热爱自己、忠于党，这简直就是本末倒置，喧宾夺主。正常的社会应该是，执政党必须热爱人民，必须保障公民批评与反党的权利，接受选民的定期挑选，接受竞争上岗机制，禁止政权垄断，禁止剥夺公民定期选党的权利；国民纳税组建政府的根本目的是保障公民的生命、自由与财产权利，而不是让公民一心一意跟党走，听党的话，牺牲自由自主去做党的应声虫。”

对此街道办的维稳领导与石玉林发生一段相对激烈的争执，维稳领导说不能反党，如果反对共产党的一党领导，中国会出现多党乱局。石玉林争论道“反党是纳税人必须拥有的权利，不能反党则必定成为党奴臣民。并且，一党专政才是乱局的罪魁祸首，因为一党专政必定要镇压异见国民，必定要高压统治，侵犯人权。高压统治就像高压锅一样，一时显现出虚假的和谐稳定，最终问题会积累爆发。多党选择才是国家可持续性和谐稳定的长效机制。多党竞争才能保障公民的各项自由与权利，让问题在平日里有序的反映出来，虽然它可能显得嘈杂，但就如同奔腾的流水一样，只要不围堵它，那翻腾的水流终归会顺畅下泄，海晏河清。而一党专政的垄断镇压，就像拦河堵水一样，一时间显得风平浪静、社会和谐，但万马齐喑究可哀！问题在高压维稳下得不到宣泄，终归会集中爆发，导致社会严重动乱。中国古代的一党（皇家）专制；前苏联、东欧等共产党专政国家都是如此，无一例外。”

之后，街道办维稳领导对石玉林说，这次前来对你维稳，是省里要求的，上面很重视，所以你要在涉港言论上谨言慎行。最后，警察也再次要求石玉林在涉港言论不要发出负面消息。

据悉，谭作人是四川省成都市人，毕业于华西医科大学，曾任《文化人》主编、民间组织“绿色江河”副秘书长。2009年2月，起草题为《5.12学生档案》的倡议书，呼吁民间对汶川大地震遇难学生校舍工程质量进行调查。2009年3月28日，以曾经公开发表关于六四事件的文章之罪名，被成都市公安拘捕，并于2010年2月9日被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谭作人有期徒刑5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2014年3月27日谭作人刑满释放。

石玉林是湖北省宜昌市不同政见者，常年参加公民维权活动。在2011年茉莉花革命事件中，石玉林被宜昌市国保警方连番审讯三天两夜，其后又被时常关押宾馆稳控，以及隔三差五的传讯笔录维稳。

石玉林电话：13997998525

【民生观察2019年8月26日消息】近期，在高温酷暑之下国家信访局门前每天排起长龙，上访群众仍然人满为患，多名访民遭到截访人员暴力绑架、关黑监狱。现收集整理如下：

2019年8月21日江苏江阴访民张小妹，在国家信访局门口被黑社会绑架，坐黑车被送到华苑宾馆关押。8月23日被送回江阴澄江街道，后来到君山派出所，被关在铁笼子里，期间不给饭吃不给水喝，药也不准吃，直到当晚10点左右才被放出，张小妹头昏头痛无法走路，之后被派出所送到医院，民警给她挂号后就将她扔在医院走了，目前在家休养的张小妹头昏头痛无法走路。

2019年8月26日早上6点左右，重庆江北区维权人士蔡邦英，在北京丰台区菜湖云桥（音）997路公交站时，被6、7个不明身份人员暴力绑架，过程中，她拼命反抗呼救但无济于事，最后被强行塞进一辆黑色轿车内带走，现得知蔡邦英被多人看管，非法限制其人身自由，目前不知关押在何处。

2019年8月26日下午16：30分左右，家住湖北省武穴市刊江办事处陈高村陈亨泗垸155号的陈必建，在北京国家信访局被当地维稳人员截访，朋友家人多次拨打他的电话（13197086799）却提示关机，现已失联。

据悉，蔡邦英是重庆市江北区观音桥大水井村村民，她家房屋在2006年间被当地政府偷拆（拆迁办趁她不在家时偷偷拆毁的），事后她与当地政府经多次协商终于达成赔偿协议，但是之后政府就毁约常年推脱不予赔付，为此她开始进京上访，期间多次被当地截访人员暴力殴打、绑架、关黑监狱。

今年7月28日，蔡邦英在北京西站刚下火车，就被花园村派出所民警李常青伙同一帮人，将她绑架拽上一辆黑车（车牌号为:MJ094）,之后有一不明身份人员对蔡邦英进行殴打掐脖子，并强行抢走她的手机后，将她带到高家场黑监狱内关押。在被关押到晚上7点多钟时，又被一辆黑车（K3129R）押往高碑店火车站，并乘坐当晚10:20左右的列车回到重庆。到达重庆后，蔡邦英同样遭到殴打，造成身体多处软组织受伤，头部疼痛，至今未好。此次再次遭到暴力绑架。

江苏访民张小妹因房屋拆迁问题多年上访无果；湖北武穴访民陈必建因实名举报当地官员贪腐而遭到打击报复，被以敲诈勒索罪构陷入狱2年，并被开除党籍。

本网获悉，湖北籍现居住于广州的人权活动家郭飞雄先生，自本月8日刑满出狱后，一直无法回到自己拥有房屋产权的家中休息调养。后经了解发现，是当地警方为了所谓维稳需要而指使租客采取文革式霸占房屋，不让郭飞雄回家。当局对郭飞雄非常明确表示，要他卖掉房屋，离开中国，前往西方与妻儿团聚。

郭飞雄因积极参与公民维权，推进中国人权民主进步，被两次重判，合计服刑11年，身心倍受摧残，现居然不能回到自己的房产自己的家中安生，居住权、财产权、生存权、健康权等等基本人权受到严重侵害。民生观察对中共当局如此公然违反法制，践踏人权，肆意迫害公民郭飞雄的行径，表示强烈抗议与严正谴责！

郭飞雄：原名杨茂东，1966年8月出生于湖北省谷城县城。1988年7月毕业于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后分配到武汉市职工医学院（该校后来并入江汉大学）工作。1991年南下广东，从事出版、写作等工作。曾参加1986年上海学生民主爱国运动和1989年全国学生民主爱国运动。

2003年起郭飞雄放弃了做得很成功的书商行业，投身到社会公益活动中，两年中，他先后为孙大午案、孙志刚案、蔡卓华案、陕北油田案等等具有时代典型意义的维权大案奔走呼号。

2005年4月底，他在北京发起申请反对日本右翼的“五四”抗日游行，要求收回钓鱼岛，被北京市公安局以“涉嫌聚众扰乱社会秩序”刑事拘留15天。

2005年7月，作为北京晟智律师事务所的法律顾问，郭飞雄南下广东参与了南海三山的民间土地维权工作。7月底，他参与广州番禺太石村罢免村官事件，只身住进村民家中二十多天，为村民罢免村官提供法律咨询服务。9月13日晚飞雄被广州番禺公安局刑事拘留，郭飞雄随后进行了总共59天的绝食绝水抗争。2005年12月27日郭飞雄被公诉机关决定“不予起诉”而获释。

2006年2月3日，郭飞雄与北京高智晟、范亚峰、赵昕四人发起全球接力绝食抗议警察采取黑社会手段打击报复维权人士的活动。当年郭飞雄多次遭受警察的暴力殴打。8月，高智晟被捕，郭飞雄组建高智晟法律后援团，积极展开营救活动，因此触怒中共的政法委。9月13日郭飞雄在广州被以“涉嫌非法经营罪”刑事拘留，警方指控他五年前做书商时非法出版一本叫做《沈阳政坛地震》的反腐败刊物，涉嫌非法经营。在广州和沈阳等看守所关押审讯期间，郭飞雄曾遭受专案组多种酷刑折磨。

2007年11月12日，广州市天河区法院裁定郭飞雄“非法经营”罪名成立，判处他有期徒刑5年及罚款4万元。这引起国际社会多个人权组织的强烈谴责，认为当局是假借经济罪名对民主维权人士进行政治迫害。

2007年12月13日，郭飞雄被押往广东梅州监狱服刑。入狱期间，郭飞雄进行一系列绝食抗争，并带领监狱服刑人员维权，因此遭受暴打、关禁闭。在五年的牢狱折磨中，郭飞雄的身体受到严重摧残，落下多种病根。

郭飞雄先生的顽强努力，赢得了社会的赞誉。2005年12月郭飞雄与其他十三位维权法律工作者一起入选香港《亚洲周刊》2005年“风云人物”。2006年12月，尚在广州市第一看守所关押期间，郭飞雄被魏京生基金会授予“魏京生第三届中国民主斗士奖”。2008年10月在梅州监狱服刑期间，被《北京之春》杂志社授予“2008年北京之春自由先锋奖”。

2011年9月13日郭飞雄刑满出狱后，一直受到当局的严密监控，有警察在他所住楼房下24小时值班看守，不仅经常阻止他外出会友，甚至还阻止他到市场买菜。虽然在这种严酷环境中，郭飞雄仍然设法通过多种途径积极参与一些意在推动中国公民社会成长、促进中国人权改善的活动。2012年初，郭飞雄亲自前往乌坎调查了解村民选举维权事件，4月为广州五君子举牌要求“人权、民主与官员公布财产被刑拘事件”提供法律后援服务，6月参与湖南“六四铁汉”李旺阳离奇死亡真相调查团，随后还为江西新余参与民主选举人刘萍被暴力殴打事件签名声援等。

2013年1月7日至10日，《南方周末》新年献词被删改事件爆发，一批民众自发前往广州南方周末办公大楼门前声援。为了避免事态恶化，郭飞雄冒险前往南周大门外的街头聚集的民众中，通过现场演讲，力促到场声援的民众保持理性、和平并在表达出意愿后及时离开现场。一个多年坐牢且遭受多种酷刑的人，号召人们克制，那种感染力与说服力是无容置疑的。正是在郭飞雄先生等人这种理性的疏导下，南周门口声援抗议事件得以和平稳妥地化解。

2013年3月3日，郭飞雄与北京、广州多位民主维权人士一道发起敦促全国人大批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公民联署运动。随后几月，他因身体不适原因前往内地老家农村休养并顺便调查了解民情民愿。8月17日，郭飞雄在湖北老家的姐姐忽然得到郭飞雄已经于8月8日被广州白云区警方以涉嫌“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刑事拘留的通知。说明郭飞雄再次被警方投入牢笼。

在超期羁押一年多后的2014年11月28日，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法院才开庭审理民主维权人士郭飞雄、孙德胜被控“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案，庭审持续了18小时，直到29日凌晨近3点才结束，创造了中国司法审理史上的又一违法侵权“奇迹”。庭审中当事人郭飞雄、孙德胜陈述了在看守所关押470多天遭到不准放风、连续审讯、殴打、少给食物等等严重侵犯人权的酷刑对待，联系到这次抓捕审判他们，是因他们公开敦促全国人大审议批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及在《南方周末》前声援新年献词事件，可以看到中国当局违反自己签署的有关国际人权保护公约，公然对人权捍卫者实施迫害的恶行，以及“依法治国与建设法治社会”的伪诈。

中共当局最终枉顾事实与法制，竟然将郭飞雄判处6年重刑，而且在刑满释放后的今天，不仅对其严密监控，还居然剥夺他进入自己家中修养身体医治病伤。中共当局如此迫害郭飞雄，意欲将他逼出国门的行径，是赤裸裸的违反自己制订的法制，侵犯公民的人权，践踏人道，挑战文明。

对此，民生观察严正要求中共当局立刻停止对郭飞雄先生的迫害，无条件允许他回到自己家中生活，追究那些长期迫害郭飞雄先生的部门与个人的法律责任，切实开启旨在保障人权的政治体制改革。

民生观察 2019年8月25日

【民生观察2019年8月25日消息】因坚持为疫苗致残儿讨要说法的河南周口维权访民金丽丽被捕已近半年，涉嫌罪名“寻衅滋事罪”，而周口当局为免有人为金奔走呼吁，在金丽丽被刑拘一个月后将金的丈夫和家公软禁，非法剥夺人身自由已四个多月。

据知情人透露，“全国两会”期间，正在北京寻求上访讨说法的金丽丽被周口地方维稳人员强制带回当地拘留，其后转为刑事拘留。当时金丽丽正处于哺乳阶段，被捕时婴孩才出生六个月。而该婴孩是在幼儿龚柏睿发生疫苗致残后生育的。

由于金丽丽被捕以及其丈夫和家公被软禁，目前家中只剩金丽丽的家婆以及三个小孩，包括残疾幼儿龚柏睿和目前已有一岁的小儿。

而据知情人介绍，因龚柏睿需要住院治疗，因此目前祖孙三人吃住都在河南项城中医院，金丽丽的家婆独自一人带着三个孩子，处境十分艰难，又未知儿媳和儿子以及丈夫何时能够释放，加上孙儿住院费用不小，因此终日以泪洗面。

据悉，事发时金丽丽的儿子龚柏睿才半岁多大，原本活泼可爱的幼儿在注射疫苗后出现异常，其后鉴定为“脊髓炎”，导致双脚瘫痪，不能站立行走，但疫苗接种部门以及地方政府拒不承认幼儿致残由问题疫苗引起。

两年多来，金丽丽坚持为残儿讨公道，多次进京上访维权，均遭到地方政府的残酷打压，曾被拘留和软禁。金丽丽曾致信市长，提出疫苗致残的相关疑点，但当地政府根本未予理会。知情人曾前往项城中医院探望祖孙三人，得知因目前缺乏父母照顾，龚柏睿时常哭闹，不配合康复治疗，而该医院设施非常简陋，因此龚柏睿的双腿已有畸形倾向，令人担心将来后果可能会更坏。

【民生观察2019年8月25日消息】曾在广东居住屡遭政治打压后被驱逐返回武汉老家的异议作家黎学文和人权律师黄思敏夫妇继续受到骚扰，当局向他们的亲属施压，要求黎学文噤声，司法局则接连约谈黄思敏，劝说删除推文。

据了解，香港“反送中”运动发生以来，身为政论作家的黎学文曾多次就香港事态发展作出评论以及表达关注，但普通的就事论事言论却引来当局的不满和紧张。

据悉，武汉警方在7月中曾差遣辖区派出所所长骚扰黎学文的岳母（黄思敏律师的母亲），强令黄母逼迫黎学文和黄思敏删除有关近期香港的时政推文，但遭到黎黄夫妇的断然拒绝。

大概十天前，武汉市司法局无故约谈黄思敏律师，明确要求黄律师配合，删除有关推文，但黄未按要求照做。

周五（8月23日）上午，武汉市司法局相关负责人再次约谈黄思敏律师，仍然是原来的删除推文的要求。司法负责人只是要求黄律师自行删除自己和丈夫黎学文的推文，但却未知会到底需要删除哪些推文。司法局负责人似乎并不清楚要求删除推文的具体内容，只是配合传话，最后语焉不详告诉黄思敏律师“公安已经掌握”。

黎学文表示，自己极度反感当局的这种威胁维稳方式，感到非常愤怒，认为明明可以直接找到本人的事情，却要通过施加亲属压力来进行维稳。不过黎学文称已经做好准备，当局迟早会约谈施压。

网友周先生认为，故意破坏当事人工作或收入来源是当局对付维权或异议人士的惯用手段，而利用给亲属或配偶施加压力来达到维稳目的的做法也是司空见惯。黎学文多年来曾受到不同程度的政治迫害而落得如今不能工作的田地，当局已经无法用此招数对其造成损失，但其妻子黄思敏仍为一名执业律师，虽然去年将夫妇二人从广东驱赶到武汉，但当局仍然可以对黄律师的工作有所抓手，因此大可以作为胁迫的资本加以利用。

相关报道：黎学文、黄思敏今被强制驱离广东
https://msguancha.com/a/lanmu7/2018/1220/18196.html

【民生观察2019年8月25日消息】近期，江西华罡律师事务所张赞宁律师正在办理一起律师伪证案，案件的主角是江西东昉律师事务所主任熊昕律师，这位熊昕律师已经被羁押近一年的时间了。该案曾三次开庭(含庭前会议），现已通知于2019年8月27日第二次开庭审理。

据悉，江西东昉律师事务所主任熊昕律师，在办理韩福忠强奸案时，由于看守所会见窗口少，只有6个会见室，在2018年4月24日第二次会见嫌疑人时，便借用了第12号提审室进行会见。在会见时，心中坦然、毫无戒心的辩护人与当事人，在会见室(实际上是提审室)前后门都是敞开、明知有监控录音录像的情形下，不想却被正在隔壁提审室办案的民警张海庆全程监听20分钟(20分钟，系张海庆证词。查看守所律师会见登记本这次会见总共就20分钟)。刚好这名警官又正是办理韩福忠强奸案所属分局(南昌市红谷滩公安分局)。监听内容有“我认为被害人是色情服务人员”，“发生性行为时未违背女孩(被害人)意愿”，“我没有任何暴力恐吓行为”，“事后支付了‘嫖资’”，“公安机关办案民警对我有刑讯逼供”等等。这位警官由于不了解辩护工作的特点与流程，误认为辩护人是在教唆嫌疑人翻供。气愤不过的张海庆警官，就冲进了12号提审室(“冲进”是张海庆原话)，当场指责律师：“你就是这样教唆犯罪嫌疑人翻供的吗?你还有没有作为一个律师的职业道德……”并当即打电话向办理韩福忠强奸案的三中队队长刘国辉进行报告。对此，南昌市公安局十分重视。2018年5月23日南昌市公安局指定本案由南昌市东湖公安分局管辖(注：红谷滩分局原属东湖区分局，2004年南昌市设立红谷滩新区后，从东湖区公安分局分离部分干警成立红谷滩分局，可见红谷滩分局与东湖区分局的渊源之深)。

由于红谷滩新区至今未设立检察院和法院，故由红谷滩分局办理的刑事案件，均要移送致东湖区检察院办理。于是便有了南昌版的辩护人伪造证据案。(三阶段案号分别为“东公(刑)立字(2018)0898号”，“东检刑检刑诉(2018)1144号”，“(2018)赣0102刑初979号”)

《刑事诉讼法》第四十四条关于“由办理辩护人所承办案件的侦查机关以外的侦查机关办理”的管辖规定，其立法本意是所有的办理辩护人所承办案件的机关(包括侦查、检察、审判三阶段的办案机关)均不具有管辖权。通常情形，如由办理辩护人所承办案件的侦查机关以外的侦查机关管辖的话，那么，自然检察机关、审判机关也同时由原承办机关“以外”的办案机关管辖。

但很不幸，由于法条行文上的疏漏，在江西省南昌市还真的遇上了一起侦查机关虽然做到了“由办理辩护人所承办案件的机关以外的侦查机关办理”的要求(因为这是法律有明文规定的)，但是检察机关、审判机关仍然是由办理辩护人所承办案件的同一个检察机关及审判机关办理的情形。这显然是与刑诉法第四十四条的立法宗旨是相悖的。

由于本案情形很特殊，南昌市红谷滩新区有公安分局，却没有检察院和法院。南昌市公安局指定本案由南昌市东湖公安分局管辖的结果，必然造成虽然侦查机关不是辩护人所承办案件的机关办理，但到了检察和审判阶段，仍然是由辩护人所承办案件的检察机关、审判机关办理的尴尬局面。由于律师所办案件又往往与辩护人伪证案密切相关，可以说没有前案就没有后案，前案是后案的母案。如果由审理前案的检察机关、审判机关继续审理后案的话，其结果是不言而喻的。因为没有一个办案机关愿意通过对后案的审判，来证明自己所办的前案也是一起错案。更为严峻的问题是，审理本案(熊昕律师伪造证据案)的公诉人和审理前案(韩福忠强奸案)的公诉人都是涂坤，这对被告人熊昕是十分不利的。

根据《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第五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对于辩护人涉嫌犯罪案件的管辖问题，公安机关其实有两个选项，一是选择“指定由办理辩护人所承办案件的其他公安机关立案侦查”；二是选择“由上一级公安机关立案侦查”。根据红谷滩新区有公安分局，没有检察院、法院的特殊情形，南昌市公安局在指定管辖的时候，本应首选由上一级公安机关管辖；若选择指定管辖，除要应充分考虑到避免红谷滩分局管辖外，还应当考虑到避免东湖区分局管辖。

本案三次开庭(含庭前会议)(2019年1月30日开庭前会议，2019年5月7日第一次庭审，因故更换辩护人后又于2019年7月26日第二次开庭前会议，现已通知于2019年8月27日第二次庭审)，当事人、辩护人三次提出非法证据排除、管辖权异议、公诉人涂坤回避、审判长刘国华回避、侦查人员回避、要求依法公开开庭、调取韩福忠案卷宗、调取相关录像资料、证人出庭作证等等问题，竟然无一项有正面回答。公、检、法三机关，在对待被告人、辩护人的正当诉求时，竟一致表现出惊人的冷漠与不屑。

在2019年5月7日第一次庭审时，东湖法院竟然不顾被告人、辩护人反对，在无法定事由的情形下，采纳了公诉人的不公开开庭要求，连江西律师协会要求旁听也遭拒绝。在2019年7月26日召开庭前会议上，公诉人涂坤对不公开审理作了这样的解释：“因本案涉及韩福忠强奸案，所以我们申请不公开审理。”公诉人既然知道，本案与韩福忠强奸案有关联性，那么，审理本案公诉人和法官理应自行回避，为什么不回避，而且辩护人三次开庭，三次提出公诉人回避均不予采纳。在是否公开审理和公诉人回避的问题上适用双重标准，这种自相矛盾的解释，说明了什么？公诉人怕什么？是怕见阳光，还是怕失去管辖权？公诉人心里清楚，辩护人心里也清楚，一旦公诉方失去了管辖权，或者在阳光下审判，不仅意味着熊昕律师伪造证据案不能成立，就连韩福忠强奸案也可能要推倒重来。这是办理韩、熊两案的办案机关所最不愿意看见的。正因为如此，所以办理本案的三机关才保持了高度的一致，拒绝回避，拒绝公开开庭。

熊昕案于2018年5月24日立案，2018年9月13日被刑拘，2018年9月27日执行逮捕，2018年12月12日提起公诉；本案从立案至今已有1年3个月了，其中被羁押时间长达11个月之久，仅审判阶段就长达8个多月，仍不能结案。显然已无可能在最长三个月的法定时效内审结(刑诉法208条)。这无论依据《刑事诉讼法》第六十七条第二项、第四项之规定，还是依据刑诉法第九十六条、第九十八条的规定均应当予以释放，或者变更强制措施改成取保候审。但是本案三阶段的辩护人，先后5次书面提出取保候审申请，审判阶段三次提出取保候审申请，审判长刘国华先是当庭拒收，后是在未经合议庭合议的情形下，便十分生硬的口头答复“不予采纳”。刑诉法第九十七条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收到申请后，应当在三日以内作出决定；不同意变更强制措施的，应当告知申请人，并说明不同意的理由。”

鉴于在前三次开庭(含庭前会议)审判长刘国华，已经有无理剥夺或者限制当事人、辩护人的法定诉讼权利的情形，如果由东湖区法院继续审理本案的话，肯定不会有公正的审判。

通常说，程序的公正是实体公正的保障，如果没有程序的公正，实体公正也就成了空中楼阁。尤其是管辖权的问题不解决。那么，不必开庭，便已经可以预见审判结果了。

为此，辩护人张赞宁特请求江西省律师协会，将这一特殊情形，拨冗专程同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江西省人民检察院、江西省公安厅沟通，另行指定管辖(含侦查、公诉、审判机关)；或者依据《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第五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直接由上一级公安机关管辖。

对此，山东伍雷律师表示，可见律师执业权利的问题已经到了相当严重的时刻！他呼吁律师界都来关注律师权益事件，都来关注熊昕律师事件！同时呼吁媒体界以及社会各界都来关注这个案件！

【民生观察2019年8月25日消息】本网获悉，2017年5月4日发生上海静安区的一起警察枪击拆迁户案，近日二审宣判结果出炉，拆迁户韩金凌被判“寻衅滋事”罪成，维持有期徒刑三年的原判。

韩金凌的亲属鞠女士介绍，韩金凌是上海市静安区的一名被拆迁人。2017年4月13日，拆迁公司前来强拆，过程中与韩家人发生摩擦，警方前往处置。谈判后，现场发生了激烈的冲突，韩家人为了抵制强拆方的进攻，就采用泼洒硫酸和点燃煤气罐等手段在屋内自卫。警方随后动用枪支强行攻入屋内，将韩金凌的儿子韩晓峰四肢严重击伤，韩金凌的妻子暴力重伤，孩子的舅舅遭枪击后不治身亡。事后，韩金凌及其妻子、儿子韩晓峰3人被抓捕，并均面临犯罪指控,检方将该案拆分为3个案件分别向法院提起公诉。

韩金凌曾在房产公司上班，熟悉拆迁政策，因此，韩家关于房产的事，都交由韩金凌打理。此前，韩家还有两处单位分配给韩金凌父亲韩永发的住处，面积分别为50余平米和10余平米，两处房产均已拆迁，都是韩金凌经手办的。

韩家位于上海市安远路33号楼房，原有11户居民，户主皆为原上海市燃料公司职工，该楼的原产权也归燃料公司。燃料公司划归中石化上海分公司后，33号楼的产权人变更为上海市霓虹电器厂。1999年，上海市劳动局（现为上海市人社局）从霓虹电器厂收购33号楼的房屋产权，此后，房屋性质从居住公房变更为办公用房，至迟在2004年，有10户居民签订协议，把公房承租权有偿转让给上海市人社局。而韩家人认为，其他10户都转让了公租权，唯独他们韩家没有转让。

根据上海市静安区2009年的拆迁方案，安远路33号楼在静安区86号地块内，该地块属静安区公益性旧区改造，用于建设静安区老年健康中心。划入拆迁补偿安置对象的是被拆迁人和房屋承租人，房屋承租人凭《租用居住公房凭证》，即可办理拆迁安置。

2014年12月4日，拆迁人上海市静安区卫生事业管理中心，与上海市人社局签订拆迁安置协议，该协议中，上海市人社局为305室的权利人，韩家在户10的人为第三人，由人社局负责7日内让第三人搬离被拆迁房屋。

据上述协议，上海市人社局共获得265万余元动迁款，共订购本市嘉定区金耀路的4套房产，其中1套为95.92平米，另外3套为78.34平米，共计价值215万余元，另有余款50万余元。人社局以上述房产为拆迁条件让韩家人搬离，被韩金凌拒绝。

韩家人认为，按拆迁政策和公房承租人安置标准计算，他们总计应得600余万元动迁款。但各方未能就此达成一致。此后，韩金凌一家成了“钉子户”，一直驻扎在动迁房里。

2014年12月25日，上海市静安区卫生事业管理中心，以上海市人社局为被告，并以韩永发等10人为第三人，诉至静安区人民法院。

法庭审理中，韩家人出具多份证据，证明其拥有合法的承租权。证据包括中石化上海分公司的一份书面证明，证明305室是单位分配给当时从部队转业的韩永发（韩金凌之父），此外还有户名为韩永发的租金计算表等。

2015年11月25日，静安区法院一审判决被告上海市人社局败诉，并承担责任携韩永发等第三人搬离安远路，搬入本市金耀路的安置房。

此后，韩永发等10人提出上诉，二审维持原判，其申请再审后，被上海市高院驳回。2016年9月，静安区卫生事业管理中心申请执行判决，静安区法院予以准许，并裁定由静安区政府组织实施。

2017年3月，静安区政府根据法院的裁定发布相关公告。同年4月5日，静安区房屋征收中心召开强制执行准备会，街道办、居委会、静安公安局分局治安支队等均派人参会。

韩家人似乎预料到，冲突无法避免。据韩晓峰的律师介绍，起诉书指控：韩晓峰和韩金凌、鞠海香、鞠海良经预谋，于2017年1月至3月间通过网购等途径购置了浓硫酸、斩骨刀、红缨枪、弹弓、钢珠弹、酒精、图钉等工具，并存放于安远路33号的住处。

起诉书描述，2017年4月13日13时40分许，上海新静安集团第二征收事务所负责人吴某根据相关会议决定，与十余名工程清理人员至安远路33号准备先行接收，清理已经腾空的二楼和四楼房屋。

因住在三楼的韩家在底楼安装了两扇铁门，致使清理人员无法直从楼道前往四楼，随行的被害人文某遂致电韩金凌说明情况，并请其开门，但遭拒绝。清理人員欲敲掉二楼的一堵隔墙，从而绕开底楼铁门进入通往四楼的楼道，此时，韩晓峰、韩金凌、鞠海香及涉案人员鞠海良分别手持长矛、莱刀等工具，阻止清理人员施工。

其中，鞠海良、鞠海香用砖块及玻璃酒瓶砸清理人员，鞠海良还用弹弓和钢珠向清理人员射击，致被害人曾某、黄某等两名清理人员轻微伤。

在此过程中，因韩晓峰拨打110报警电话称“有人非法砸墙”，警察接报后于当日14时15分许至现场处警，到场后因发现有清理人员被钢珠击伤而怀疑305室内有人使用钢珠枪，故将韩金凌先行传唤回派出所，警察离开后，清理人员继续施工，再遭钢珠弹击打，致被害人王某轻微伤。

当日14时20分许，吴某向江宁路派出所报警称，安远路33号305室内有人使用钢珠枪击伤其工作人员。接报后,江宁路派出所遂调集十余名警力至现场，欲进入305室查处钢珠枪。被告人韩晓峰和鞠海香、鞠海良见状，合力将刚入室的警察即被害人徐某推出门外并致徐从门口简易木制楼梯上摔落，随后趁势关上房门,其余警察遂被堵在楼道内。

警察在告知屋内的韩晓峰等人系在执行公务,要求其开门遭拒后，即安排在场的清理人员破门。当房门的上方木板被砸开后，鞠海香在和鞠海良商量后向室外泼洒了一瓶硫酸，韩晓峰则在警察和清理人员紧急搬退后还向门外泼洒酒精、抛洒图钉自卫。

后增援警力陆续到达现场，警察与鞠海香及韩晓峰等人展开对话，规劝其配合警方接受调查。但韩晓峰、鞠海香情绪激动，拒不开门，和鞠海良一起将家中的液化气钢瓶搬至门口，韩晓峰还同手持燃烧瓶和打火机的鞠海香一起，多次威胁要点燃液化气钢瓶，与在场的警察同归于尽。

随后，特警准备强行攻入房间对韩晓峰等人实施抓捕时，韩晓峰和鞠海香等人共同使用盾牌抵住房门，持菜刀、铁棍、长矛等器械与特警对峙。最后，特警持枪并开枪将韩晓峰四肢严重击伤，韩金凌的妻子暴力重伤，孩子的舅舅遭枪击后不治身亡。事后，韩金凌及其妻子、儿子韩晓峰3人被抓捕，并均面临犯罪指控,检方分将该案件为3个案件分别向法院提起公诉。

2018年11月23日上午，上海“4.13强拆枪击案”中当事人之一韩金凌案开庭审理，此后韩金凌被以寻衅滋事罪判刑三年。

一审宣判后，韩金凌不服，聘请律师依法上诉，2019年8月16日下午二审开庭审理。近日，韩金凌的律师及亲属收到了二审判决结果：韩金凌被判“寻衅滋事”罪成，维持有期徒刑三年的原判。

2019年8月23日，韩金凌亲属鞠女士发文称：二审宣判维持原判。开庭来了6个上海财经大学法学系的大三学生“蹲坑”做样子，我问学生你们知道案情吗？他们说不知道，那你们是怎么来的？说是领导安排来的，后又改口说是申请来的，那你们案情都不了解，怎么申请的？后哑口无言。我们亲属要求开庭公平公正的视频直播，但是当局却不肯。这些没人性的公权力把枪口对准了老百姓，这让谁能服理又服法？更不能服众？公权利烂用，谁是最大包庇杀人凶手王俊的保护伞？真正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的是全副武装的暴徒警察王俊一伙人，他们持枪闯入民宅，连开十几枪，打死打伤几名老百姓。我们只是手无寸铁的老百姓，我们亲人家里只有菜刀，孩子的玩具红缨枪等用具，对方荷枪实弹、人员众多、主动进攻，最后却颠倒黑白的指控我们老百姓是“寻衅滋事”、“危害公共安全”，这天理何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