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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观察2018年11月16日消息】本网获悉，广东省中山市火炬开发区访民王海英被精神病案，11月16日在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法院长洲法庭第一审判庭开庭审理。

据王海英告诉本网志愿者，她家住广东省中山市火炬开发区张家边三村庵前街五巷7号，因多次举报辖区领导营私舞弊而遭到打击报复，之后她开始逐级上访，上访后又被中山市公安局火炬开发区分局非法维稳，多次遭警察拦截、拘禁、抢夺财物。2010年11月15日，中山市公安局火炬开发区分局为了稳控王海英，将她押送到精神病院强制“治疗”36天，期间医院未经她允许强制给她打针吃药，并且还不允许家人和朋友来探视。出院后，医院也不肯将病例交给她，而是转交给了维稳领导。

2016年9月4日-5日G20峰会将在中国杭州召开，2016年8月30日，中山市公安局火炬开发区分局为了提前维稳王海英，就以“王海英反复上访12年至今仍不息访”为由，再次把她押送到广东省中山市第三人民医院精神科关押稳控，医院方面就以王海英患有“妄想性障碍”需要“以非自愿形式对王海英进行住院治疗”为由，强制将她收入医院关押“治疗”。关押期间，王海英再次被强制打针吃药，王海英拒绝吃药时就会被强行捆绑灌药。

2016年9月5日，王海英的两个女儿及女婿来到医院要求放人，他们告诉医生说王海英没有精神病的症状，也没有暴力伤害的情况，依据《精神卫生法》是不能被强制治疗的，并且王海英本人及家人也没有自愿治疗的意愿，所以家人强烈要求意愿立即放人。但是，医院就是不肯放人，说是需要警方同意才能放她出院，为此王家人与医院一直交涉到了晚上八点多才离去。

2016年9月6日上午11时许，王海英的女儿女婿再次来到医院要求放人，但医院仍坚持不放。12时许，王海英的丈夫也赶到医院要求放人，医院不肯，她丈夫就乘机闯进了病房将王海英救出，在离开医院之时，他们遭到了安保人员的包围阻拦，夫妇二人拼尽全力才闯出了包围圈逃离。

此后，王海英继续上访投诉，但又一次被警方强制押送到“广东省工人医院”精神病科，关押“治疗”了37天。经过三次被精神病灌药“治疗”，王海英如今患上了多种疾病，目前她是大小便时常出血、内分泌紊乱、生理周期不正常、掉头发、体型发胖浮肿、记忆力衰退等症状。王海英认为，这与她在精神病院被强制打针灌药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

近期，王海英将中山市火炬开发区公安分局及精神病医院告上了法庭。2018年11月15日，王海英被精神病案在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法院长洲法庭第一审判庭开庭审理。审理过程中，法院有意包庇警方及医院，拒不依法对病例进行取证，使王海英因为证据不全陷入被动。当天的庭审，法庭没有当庭宣判，王海英认为自己难以获得公正的判决，因为她感觉“公检法象是一家人”。还有，当天的庭审，有多名维权人士前来声援，但他们却遭到了不明身份人员的推搡，事后他们来到附近派出所报警处理。

据了解，中国每年都会有很多正常人被送到精神病院关押“治疗”，这些人很多都是因为上访维权被政府认定是“麻烦制造者”。政府为了达到“稳定压倒一切”的政治目标，会不择手段的将这些并未违法之人送到精神病院关押“整治”。

再有，中国的许多医院唯利是图，他们没有对收治程序作出严格要求，乃至医院无须事先见过当事人，无须事先进行医学诊断，收治时无须听取本人的意见，仅凭送治人单方面提供的描述，收钱就把人强行收治起来，这种收治方式与绑架无异。对于精神病的鉴定问题，医生直接把持谁有精神病的特权，而一旦被送治，当事人就丧失了话语权，成为任“监护人”宰割的对象，他们被困在医院里“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他们时常会被强制打针、吃药，更有甚者会被以“治病”的名义电击、捆绑、殴打。医院对政府送来的“精神病”访民，基本上会照单全收，并且还会心领神会的折磨恐吓这些人，以达到阻止其上访，维护共产党政权稳定的目的。

王海英电话：15814568004

2004年，陕西省宝鸡市千阳县民营企业家吕动力蒙冤入狱，财产损失数百万元。至今，冤案已经发生14年，仍得不到纠正。吕动力问：民营企业家真的是习近平总书记说的“自己人”？

民营企业家吕动力发展之路

吕动力是陕西省宝鸡市千阳县的民营企业家。他自1988年下海经商，先后经营过歌舞厅、录像厅、汽车，挣了一些钱后又承包了一个果园。因当时苹果价格很好，销量也不错，吕动力开始走上了富裕之路。从1991年开始，他一边经营果园，又一边经营千阳县农机综合经营部，主营农资产品，其中包括农机配件。

后来，吕动力（当时叫吕红杰）为了经营农机配件方便，1998年决定注册“千阳县动力机械有限公司”。为了公司名称中有“动力”两个字，1998年11月，吕动力在千阳县城关派出所改名为吕动力。1999年3年到工商局取得公司预核准名称“千阳县动力机械有限公司”，随后刻公章和设立资金账户。

为简化评估等手续，减少资产评估费用，1999年7月4日，吕动力以现金投入方式注册成立千阳县动力机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千阳机械公司”），注册资金60万元人民币。

巧合的是，这时千阳县动力机械厂准备改制。千阳县动力机械厂是一家国有企业，吕动力以前也是这个工厂的职工。千阳县动力机械厂（以下简称“千阳机械厂”）因资金用于盖职工住宅楼，运营资金不足等原因，生产经营出现问题。1996年10月左右，该厂停产。厂里200多名工人，除个别管理人员，其余都放假。到了1999年，该厂拖欠了大量债务。1999年1月20日，该厂委托宝鸡市会计师事务所千阳分所对企业1998年8月30日前资产进行了（账面）评估，评估结果：净资产-55.08万元（不包括土地使用权和职工住宅楼）。

千阳机械厂停产后，拖欠水电费、职工工资等两年多，经常起纠纷，搞得县领导非常头疼。为了解决该厂的问题，县领导决定对该厂进行改制。1999年7月8日，根据省、市、县有关放开搞活国有小企业的政策精神，千阳县体制改革办公室下发了《关于组建县动力厂改制工作组》的通知，决定从千阳县计经局、人事局、国资局、审计局、土地局、体改办、工商银行等20多个部门抽调人员组成千阳县动力厂改制工作组，于当年7月12日进驻该厂开展工作。起初，工作组与工人协商，将所欠的工资作股投资，工人们不干；劝债主们放弃债权转股权，债主们也不同意，并且生怕工厂关门后债务落空，急于索要债款。在这种情势压迫下，千阳县决定将厂子卖掉。

由于有机械生产和经营的经验，并且对该厂比较了解，吕动力决定考虑接手该厂。吕动力当时同时与其它6家企业竞争兼并千阳县机械厂，最终吕动力中选。

1999年10月14日，千阳县动力机械厂法定代表人杨玉宏与千阳县动力机械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吕动力签订《企业兼并协议》，协议主要内容：

最后审定移交企业净资产为-466,106.36元（包含97亩土地，并剥离因历史原因形成的不实资产等），负债总额5,862,241.07万元。
千阳机械厂整体划转给千阳机械公司，千阳机械公司承担千阳机械厂全部债权债务。
甲方接受乙方全部职工257人（其中离退休36人，固定人员55人，合同制人员121人，待处理人员45人），在双向选择前提下，重新签订劳动用工合同，按规定缴纳养老事业保险金，继续供养38名离退休人员，确保未纳入统筹的补贴、医疗、丧葬、抚恤等各项福利待遇的落实，特别要确保离退休人员各项政治生活待遇的落实。
千阳机械厂原拖欠养老保险金、失业保险金、职工工资、医疗费等由千阳机械公司负担，逐步予以清偿。

当时，陕西省千阳县公证处对兼并协议进行了公证：“双方当事人的签约行为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十五条规定；双方当事人在协议上签字、盖章属实；协议内容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规则》和《陕西省人民政府关于放开搞活国有小企业的决定》以及千阳县人民政府关于国有集体企业改制实施意见的有关规定。”

吕动力兼并千阳机械厂后，补发了拖欠两年多的工人工资，补交了欠下的水电费，使得工厂重新运转起来。到2002年后，农机价格上涨，吕动力又先后与宝鸡地区一些大的国营企业建立了协作关系，为它们生产零件，这样就避免了当时市场上大量的收到产品不给钱的“丢货”损失。其中，陕西宝鸡生产的太脱拉重型卡车的部分配件就是由千阳机械公司生产配套的。该厂盈利大增。

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

2002年之后，全国各地土地价格上涨。

2003年春，时任千阳县县委书记刘升周带着一个老板（据说是宝鸡县的人），来到动力机械公司厂区参观。

刘升周找到吕动力说：别经营了，把土地（97亩）转给我的朋友吧。

吕动力：可以啊，按什么价格?

刘升周说：按你当时接收时的价格（3.5万元/亩），同时转相应的债务给他。

吕动力：那不行，我经营这些年，土地也升值很多了。（2003年当时周边土地价格9万元/亩）。

说完他们就走了。

过一段时候后，刘升周书记又找吕动力一起吃饭，再次要求吕动力将土地按接收时的价格转让给他的朋友，另外再补偿吕动力50万元。吕动力没有同意。

厄运来临——投入资金和心血经营5年的厂子被抢

2003年6月19日，千阳县法院受理千阳县财政局诉千阳县动力机械有限公司企业兼并合同纠纷一案，千阳县财政局以1999年10月14日兼并双方签订的兼并协议在企业净资产及职工安置等方面与1999年8月26日草签的兼并协议及有关部门批复有重大变化，且未经有关部门批准为由要求法院判定兼并协议无效。

2003年9月2日，陕西省千阳县人民法院对千阳县财政局诉千阳县动力机械有限公司企业兼并合同纠纷一案进行宣判：
陕西省千阳县动力机械厂与被告千阳县动力机械厂有限公司签订的企业兼并协议无效；
千阳县动力机械有限公司依据企业兼并协议取得的陕西省千阳县动力机械厂的全部资产返回给千阳县财政局。
诉讼费原、被告各负担一半。

吕动力不服上诉。

2004年5月10日，陕西省宝鸡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千阳县财政局诉千阳县动力机械有限公司企业兼并合同纠纷一案发回重审。

2004年9月27日，陕西省千阳县人民法院对千阳县财政局诉千阳县动力机械有限公司企业兼并合同纠纷一案进行宣判：

陕西省千阳县动力机械厂与被告千阳县动力机械厂有限公司签订的企业兼并协议无效；
千阳县动力机械有限公司依据企业兼并协议取得的陕西省千阳县动力机械厂的全部资产返回给千阳县财政局；
千阳县动力机械有限公司赔偿千阳县财政局资产损失79014元。
案件受理费及其他诉讼费用一、二审共计209500元，由千阳县财政局负担69500元，千阳县动力机械有限公司负担14万元。

2005年1月13日，陕西省宝鸡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合同纠纷案驳回公司上诉，维持原判决。

更大的厄运降临——蒙冤入狱

2003年6月19日，千阳县财政局到法院起诉兼并协议无效后，吕动力非常气愤——厂子自己投入资金和心血经营了4年，现在有人想抢走，再联想到刘升周书记找自己谈放弃厂子的经营，将土地原值转让他人，认为是刘从中做鬼，于是将自己知道的一些关于刘升周在其它事务中利用国家财政资金牟取私利的一些行为向上级部门实名举报。后来，吕动力知道这些举报信又都由上级部门转到了刘升周书记手中。

2004年2月24日，陕西省千阳县工业局向公安局报案称吕动力滥伐林木，公安局立案（2005年8月25日，陕西省宝鸡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判认定吕动力滥伐林木罪不成立）。吕动力知道，这是刘升周书记要求公安局办的案件。吕动力只得外逃到其他省份躲避。

2004年8月2日，千阳县财政局向千阳县公安局报案，称吕动力在千阳县动力机械有限公司虚假出资、抽逃出资。

实际所谓虚假出资和抽逃出资过程：

为尽快办理兼并，减少资产评估等手续，虽然自己有多处资产，但不能及时变现，吕动力为简化注册千阳县动力机械有限公司的过程，于1999年6月11日，吕动力借款60万元到公司账户注资；当年6月14日，千阳县审计事务所出具验资报告。1999年7月4日，工商局核发千阳机械公司营业执照。当年6月14日，吕动力出具借条向千阳机械公司借款60元，还清了向千阳县人民医院借款。当年10月至12月，吕动力分多次将60万元借款全额还回公司账户。另外，吕动力个人还另外借给公司十多万元以供公司运营。

退一步，即使构成虚假出资和抽逃注册资金，到2004年8月2日也已经超过刑法规定的追溯时效，并且整个过程并没有对企业、企业职工以及其它任何人造成损害。

2004年9月22日，千阳县检察院批准对吕动力逮捕，涉嫌罪名虚假出资、抽逃出资、滥发林木。

2004年10月16日，吕动力被逮捕并羁押于千阳县看守所。

吕动力被逮捕关进千阳县看守所后，2004年11月左右，千阳县法院时任执行庭庭长付建平将吕动力从看守所提到法院四楼一个会议室里，四、五个一起与吕动力谈话，要求吕动力放弃机械厂包括土地的所有权，只要同意，立刻从看守所把吕动力放了，并且补偿吕动力50万元，吕动力表示不同意。吕动力当时表示相信法律，相信刑事、民事官司自己都能赢。吕动力记得当时他们还做了一个笔录。

2005年8月25日，陕西省宝鸡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认定吕动力犯虚报注册资本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二万元。

后记

千阳县政府收回千阳县动力机械厂后，工厂停产，设备变卖了数十万元人民币，工人遣散，土地出租。

2011年9月1日，宝鸡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接受刘升周辞去宝鸡市人大常委会秘书长职务。据说，刘升周是因病休养。

出狱后，吕动力提起刑事和民事申诉上访，至今仍未解决。刑事错判，谁会纠正？财产损失数百万元，谁会补偿？

吕动力说，自己当时也不十分清楚手续的问题，但认为县里20多个部门参与兼并的相关事宜，且经过千阳县政府常务会议审议通过兼并方案，兼并签有协议。兼并后，国土管理部门办理了土地过户手续。由于是县里最大的私营企业法定代表人，从此，自己还经常被通知参加县里召开的一些会议。因此，认为就应该没有问题了。千阳县有关部门迟迟不完善手续，就是怕承担责任，但是又默认当时实际可行的职工安置方案。如没有大事情，就这样了；如职工不满闹事，就以未批准为由否定该兼并。不过，没想到这个灵活做法，被人利用抢劫了自己的资产，并使自己蒙冤入狱。

民营企业家，真的是习近平总书记说的“自己人”？

吕动力
电话：17071151500/18510009328
2018年11月12日

【民生观察2018年11月15日消息】本网获悉，被监居半年期满却被苏州当局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刑事拘留的湖南维权人士朱承志，其家属11月13日接到苏州国保电话通知：朱承志目前又被转换罪名，被以涉嫌“网络寻衅滋事罪”逮捕。因代理朱承志案，黄志强律师遭到当局施压；任照律师继续要求会见朱承志仍遭拒。

据悉，湖南维权人士朱承志因今年（2018年）4月29日到苏州灵岩山为林昭扫墓而遭苏州当局抓捕后指定居所监视居住，10月29日，朱承志被监视居住期限6个月期满后，不料前去迎接的网友得知其已被转《刑拘》；朱承志家属亦收到苏州国保口头告知：老朱已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刑事拘留。

记者了解到，上个月（10月30日），朱承志被指定监视居住期限届满，现已变更强制措施羁押在苏州市第一看守所。2018年11月1日，其代理律师黄志强到苏州市第一看守所，要求会见朱承志，看守所回复朱承志的案件是“监管案件”，要求律师向侦查单位申请批准会见。当天上午十一时许，律师到达苏州市公安局吴中分局藏书派出所。在朱承志指定监视居住期间接待律师的办案警察姓王的副所长已经调走。下午一点，律师到达苏州市公安局吴中分局国保大队。国保大队又让律师去苏州市公安局找姓徐的警察。下午三点半左右苏州市公安局姓徐的警察给律师打电话，承诺会在法定时间内给予律师答复。

不料，11月2日下午，黄志强律师还没收到苏州当局的“是否准许会见的答复”，结果却收到了来自于浙江金华司法局给予的警告。

11月3日下午，黄志强律师收到了苏州当局邮寄过来的“不准会见的决定书”,其理由还是：侦查中发现有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行为，律师会见可能会泄露国家秘密。

如黄志强律师再继续代理此案，表示压力很大。家属在不得已的情况下，近期又聘请了河南青年律师任照为朱承志的代理律师。

11月13日，朱承志家属又接到苏州国保来电，称，朱承志现又被更换罪名，已被以涉嫌“网络寻衅滋事罪”逮捕。

家属表示非常震惊，亦不知“网络寻衅滋事”是什么罪名，其问国保“为什么会这样对待他？没有回旋的余地了吗？”，国保对家属称，我们也不愿意这样做，但老朱太倔强，始终不肯低头认罪，如果他肯认个错，或许还有改变的余地。

国保并对家属称，朱承志涉嫌“网上寻衅滋事罪”《逮捕通知书》这两日将会送达家属。

接到苏州国保电话通知后，家属随即联系了任照律师到“苏州一看”，要求其会见朱承志。

家属称，现在老朱变更了罪名，“网上寻衅滋事”都是在网上公开的，总不是他们（苏州国保）说的“律师会见可能会泄露国家秘密”了吧？

不料，11月13日下午，任照律师高效率到达苏州市“第一看守所”要求会见其当事人朱承志，却依然遭到看守所值班人员的拒绝，遂故伎重演让律师去吴中分局藏书派出所找办案单位，称办案单位同意才能会见；律师先找到第一看守所驻检察室进行投诉，接待的检察官为任照律师做了记录并留下其电话，承诺周五之前回复；随后律师又马不停蹄的赶到藏书派出所，派出所值班民警又让任照律师去吴中分局找国保；律师又赶到吴中分局，接待的国保让律师等，他要向上级汇报，上级让会见才能会见。

任照律师一直等到下午下班，接待律师的国保说，第二天中午之前会电话联系律师，无奈，任照律师只能暂住苏州一晚。

11月14日上午10点40分许，自称是吴中公安分局法制大队的人终于打来电话，告知律师“不予会见”，没有理由。

原以为此次朱承志变更罪名，当局不会再以“律师会见可能会泄露国家秘密”的理由拒绝律师会见，但律师与家属的希望再次破灭。

家属气愤的说，不就是去墓地扫了个墓吗？竟会招来他们（苏州当局）对朱承志如此兴师动众的打压，难道扫墓也有罪吗？

对于苏州当局一再拒绝律师会见朱承志的违法行为，家属表示强烈抗议，呼吁网友与国际社会继续关注朱承志。

据中共官媒报道，中共当局正举办“伟大的变革——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型展览”，中共党魁习近平11月13日前往参观并发表了讲话，鼓吹“党的理论是正确的、党中央确定的改革开放路线方针是正确的、改革开放的一系列战略部署是正确的”。民生观察对中共当局无视中国社会贫富两极，环境破坏，人权倒退，法治不彰，贪腐泛滥，民众绝望的严酷现实，拒不开启走向人类普世文明的政治体制改革，顽固坚持权贵主导的畸形掠夺式经济发展模式，使中华民族深陷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的全方位危机，表示强烈抗议与严正谴责！

据中共官媒介绍，“展览以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主题，紧扣改革开放40年历程，紧扣改革开放的历史纵深感、群众获得感、发展成就感，安排设计了6个主题内容展区，多角度、全景式集中展示改革开放光辉历程、伟大成就、宝贵经验，展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举改革开放旗帜、推进全面深化改革、扩大对外开放的战略决策部署，展现党中央将改革开放进行到底的政治魄力和坚定决心。”

对于中国改革笼统称为40年是严重违背现实的，事实上中国从1978年安徽小岗农村改革开始，应该从区域划分为农村与城市两方面改革，同时，从时间段上，应该区分以1989年屠杀为分水岭的前后两个阶段改革。1989年以前，是以农村为主导的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以及以胡（耀邦）赵（紫阳）为首的全方位改革探索，是中国真正意义上的改革，也是中国获得生产力解放，民众自由度解放最好的时期，而1989屠杀后，中国滑入了权贵主导的离弃政治改革的畸形经济掠夺改革。从此中国改革就完全变异了，真正意义上的改革从1989屠杀已经夭折了。

那么40年来主要沦为权贵掠夺的经济发展，究竟给国民带来了什么？对此我们只要参看几组数字，从如下几个方面，就不难发现中国进行的究竟是一场什么性质的改革。

首先，随着中国GDP的增长，民众收入却持续倒退。

中国GDP历年世界排名——
1978年：第15名，
1990年：第10名，
1995年：第7名，
2000年：第6名，
2007年：第4名，
2010年：第2名。
中国人均收入历年世界排名——
1960年：第78名，
1970年：第82名，
1980年：第94名，
1990年：第105名，
2008年：第106名，
2010年：第127名；

这种带来国民人均收入倒退的GDP增长，充分显示着权贵掠夺的经济改革实质。

其次，基尼系数：一个国家的基尼系数是判断收入分配是否公平的重要指标，国际上通常把0.4作为贫富差距的警戒线，大于这一数值容易出现社会动荡。据世界银行的资料，上世纪60年代，中国基尼系数为0.17到0.18，上世纪80年代为0.21到0.27，从2000年开始，中国基尼系数就越过0.4的警戒线，并逐年上升。2013年1月18日，中国国家统计局一次性公布了自2003年以来10年的全国基尼系数：2003年0.479,2004年0.473,2005年0.485,2006年0.487,2007年0.484,2008年0.491,2009年0.490,2010年0.481,2011年0.477,2012年0.474.。这是中共官方公布的数字，而据一些调查机构分析，中国基尼系数事实已高达0.7以上。

联合国计画开发署的统计资料显示：中国占人口总数20%的最贫困人口占收入或消费的份额只有4.7%，而占总人口20%的最富裕人口占收入或消费的份额则高达50%。由此可以计算出，中国20%的最高收入群体的平均收入和20%最低收入群体的平均收入之比值是10.7。同样的资料，在美国是8.4，印度是4.9，俄罗斯是4.5，而日本，只有3.4。这意味着，中国现在已是世界上收入差距最大的国家。

由以上基尼系数与联合国统计资料可见，中国贫富差距达到了何种严重地步。

再次，中国环境的严重破坏。据有关经济学家分析，中国几十年所谓经济发展的成就，还不足以填补环境被破坏带来的损失。目前大半个中国持续出现的雾霾，大部分水源遭到的污染，大部分土地已被重金属污染得不宜种植。这种从空气到水源再到土地的污染，使中华大地已变得不宜人居。

第四、40年来中国公民权利没有得到应有改善，相反在许多方面，如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等等公民宪法权利上，还出现大倒退，远远不如上世纪80年代。中国公民的尊严没有得到提升，相反被奴役的情况更加严重。

第五、中国公民的幸福感、安全感没有得到提高。从杨改兰事件，屡屡爆出的大病自杀事件，各种恶性屠童事件，各种对待无辜民众的报复性凶杀事件等等，可以看出中国人民生活在怎样的痛苦与不安全中。而中国公民教育、医疗、养老等等最该由政府来解决的问题，这几十年不仅没有改善，而且还在加重，已经使国民不堪重负，以致出现因病极端的自杀情况。

而导致如上种种民族全方位灾难的根由，就是没有启动旨在保障人权与法治的政治体制改革，而是完全行走在权贵主导的抢劫掠夺式所谓经济改革上。这种带来民族毁灭性灾难的畸形经济发展，至今没有引起中共当局的任何反思，而是一味坚持要将这种反人权、反法治、反文明的掠夺进行到底。

今天中共当局在所谓纪念改革开放40年成就展上，再一次显示了将罪恶进行到底的姿态。所以，一切文明世界都该对中共权贵掠夺保持警惕，对中共权贵当局给中华民族造成的灾难予以谴责与阻止。

民生观察 2018年11月14日

【民生观察2018年11月14日消息】本网获悉，今年6月湖南常宁公民占友超，因在惠州纪念六四被当局以寻衅滋事罪关进惠东县看守所，其代理律师范标文多次前往会见遭拒。之后经过多方协调和努力，近日范标文律师终于得以会见当事人。

据范标文律师透露，近日他会见了因纪念64入狱的占友超！历时四个月，并有广州市律师协会协调，2018年11月7日他终于会见到了涉嫌寻衅滋事罪和故意伤害罪（后来添加）的占友超。案件现处于审查起诉阶段，2018年10月17日第一次退回补充侦查，案卷现在办案单位，目前他无法阅卷。

另据知情人士透露，据说占友超在看守所里面遭到酷刑和死亡威胁，被迫在虚假的询问笔录上签字及同意接受法律援助律师。之前已经被解聘一个官派律师，此次范标文律师会见前刚又被解聘一个。而与之同案被抓的其中两个人据说已经被关进了精神病院。

对此，湖南株洲公民陈燕慧（网名：迷迭香），希望湖南衡阳和惠东的同仁们给予关注，并于2018年11月12日前往惠东县看守所，为占友超存入了生活费。

据了解，占友超，又名王战武，湖南衡阳常宁人。2014年占友超老家湖南衡阳常宁市培元区占家村的房屋被当地政府强拆，土地被强占，其父亲因强拆事件抑郁而死，其叔叔也以不明原因死亡，其母亲被事件诱发导致罹患老年精神疾病。

2015年3月占友超因抵抗强拆而被常宁市公安局培元派出所以“故意伤害罪”列入网上追逃，被抓后遭警方酷刑致残，后被无罪释放。

之后几年，占友超在艰难维权的同时追求民主宪政，在全国各地奔波寻找中国民主宪政的出路，并结识了众多的维权人士以及志同道合的朋友，经常一起交流学习互访互助。

2017年6月24日，占友超疑因参加公民同城聚会，被广东惠州市惠东县黄埠镇派出所警察带走调查并羁押于惠东县看守所，7月3日其家属委托范标文律师于看守所申请会见，确认占友超遭当局以涉嫌寻衅滋事罪刑拘，但看守所以占友超已被法律援助并另外安排了律师为由拒绝家属聘请的律师会见，同时惠东县司法局拿不出占友超申请法律援助的申请书，更找不到他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依据。同年9月占友超取保获释。2018年6月占友超又因在惠州纪念六四，被当局以寻衅滋事罪关进惠东县看守所至今。

【民生观察2018年11月13日消息】由于重男轻女愚昧思想以及计划生育政策等非正常因素的影响，中国大陆发生的拐卖妇女儿童的恶性事件已成常态，根据官方每年收到的报案数据都以十万计，几十年来的人数无从估计，但能够寻获的个案少之又少，绝大部分被拐卖案件都是石沉大海。基于人性及感情等的原因，好多家庭在孩子被拐卖后疯狂四处进行寻找，花费大量金钱和时间，有父母在长期的思念和失望中出现精神失常，甚至有家庭因为寻找孩子分崩离析家破人亡，整个社会为此付出沉重代价，但能够绳之于法的不法拐卖分子却是凤毛麟角。警方面对此类报警案件基于相关法律规定的原因则采取敷衍的态度，一般登记了事再无下文。

因受到被拐卖人员刘兰华家属的委托，“709案”王宇律师、谢阳律师以及“律师后”文东海于10月22日去到四川省古蔺县公安局、检察院，监察委以及泸州市公安局和监察委等政法部门监察委交涉刘兰华被拐卖一案进展情况及举报古蔺县公安局相关警员在办理该案中存在玩忽职守、徇私枉法违法并涉嫌犯罪的行为。律师在古蔺县公安局及监察委期间，遭到工作人员非法阻拦，并口出狂言粗暴对待律师，为此，律师们在事后向古蔺县纪委及泸州市监察委进行了举报控告。

根据家属提供的信息，被拐卖人，刘兰华，又名陈玉龙、吴玉龙，男，出生于1989年12月11日，生父母吴世禄、李天容为四川省古蔺县金星乡黄英村人，出生后取名吴玉龙，但由于吴家儿女众多，迫于计划生育政策的压力，出生四十天后吴家将吴玉龙送给本镇石硪街陈宗章和李义芳夫妇做养子，养父母改其名为陈玉龙。1993年3月25日，陈玉龙失踪，后经陈玉龙亲姐吴丽萍多方查找，了解到陈玉龙被养父陈宗章串通王丛刚、苏国琴等人拐卖到福建省连城县曲溪乡蒲溪村香根路3号刘昌寿、李水妹夫妇家做养子，并再次改名为刘兰华（以下统称刘兰华）。刘兰华在被拐卖前，深受养母李义芳疼爱，但后来陈宗章和李义芳又另外生了一个儿子，养父陈宗章逐渐生出了拐卖刘兰华的念头，虽然遭到养母李义芳的坚决反对，但陈宗章仍一意孤行，终于在1993年3月25日伙同王丛刚、苏国琴等人以带儿子到弟弟家串门为由，一路辗转，多人接应，历经拐卖儿童中转站，数日后刘兰华便被带到福建省连城县曲溪乡蒲溪村香根路3号现在的养父母家。

据刘兰华亲姐姐吴丽萍介绍，弟弟刘兰华被拐卖时年龄已有四岁，吴丽萍自己当时14岁，正在读初中。弟弟被拐卖后，吴父曾前往当地石宝镇派出所报案，当时的值班警员只是草草做了登记，告知吴父回家等消息，然后再无下文。一个月后，吴父再次去到石宝镇派出所，找到当时的曾姓所长反映情况并要求警方查找，曾所长以人手不足为由要吴家自己去找，并以石宝镇派出所的名义开出一个刘兰华被偷走，希望沿路派出所协助查找的证明。

据吴丽萍讲，几年后，自己成年并外出广东打工，几年里四处打听，先后前往广东汕头、福建沿海各地寻找，在持续寻找弟弟刘兰华的过程中，先后了解到古蔺县籍拐卖团伙和运送路线等重要信息，并在汕头等地陆续发现八十几名被从古蔺县拐卖至沿海地区的儿童，部分已经通过血液化验找到父母，但一直未能找到自己的弟弟。通过好心人的帮助，吴丽萍基本获知弟弟被拐卖的大致情况和去向后，2011年，吴丽萍再次到古蔺县公安局要求警方立案，协助寻找刘兰华，但遭到当时古蔺县打拐办徐姓主任的拖延不予立案。其后，吴丽萍通过网络平台向公安部打拐办进行举报，引起了公安部的重视，并于2012年1月底向四川省打拐办就刘兰华被拐卖一案发出督办函，古蔺县公安局方于2012年2月10正式以拐卖儿童案件立案侦查，并成立了刘兰华被拐卖案专案组，但此后古蔺县公安局则一直以各种方式拖延侦查和移送起诉，也未对本案的重大犯罪嫌疑人陈宗章、王丛刚、苏国琴等人采取任何强制措施。期间吴丽萍曾询问案件进展，但警方以“案件已过时限”敷衍答复。三年前，吴丽萍通过各种途径终于找到被拐卖已有二十多年的刘兰华。据吴丽萍讲，弟弟被拐卖时已有四岁，对家人和家乡存有记忆，讲述自己如何被老家的养父带走交给两个不认识的人，其后几经易手辗转多地，最后到达如今的福建养父母家。不过可幸的是福建的养父母对其不错，刘兰华除了生活无忧，还在重点大学毕业，如今已成家立室。吴丽萍为此让刘兰华在警方留存了一份详细的笔录。根据刘兰华所讲的经过，吴丽萍表示，弟弟被拐卖的大致经过与自己多年来了解到的情况基本一致。

据吴丽萍透露，就在律师于10月26日向泸州市监察委发出举报控告信后一个星期，刘兰华被拐卖案的一众犯罪嫌疑人已被拘捕，不过未知其他更多情况。吴丽萍担心警方再次敷衍了事，将犯罪嫌疑人无事释放。

本网联系到同样是古蔺县籍孩子被拐卖的罗姓父亲，他告诉本网，古蔺县位处四川偏僻地区，经济落后，多年来当地一直有孩子无故失踪的情况发生，当地有专事拐卖孩子的团伙。据古蔺县公安局内部人士透露，目前为止古蔺县有报案记录的儿童失踪数量有三万多起，能够寻获的比例不足百分之一。而众多家长在寻找失踪孩子的过程中发现拐卖团伙的背后有警方人员的影子。上面提到的写孩子失踪证明给吴父的原石宝镇派出所曾姓所长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就因犯有拐卖妇女儿童罪被判刑。其实在古蔺县警方人员充当拐卖团伙保护伞参与犯罪并分赃的事实产业链已经家喻户晓，只是警方一直利用公权力进行压制而已，多年前参与的警方人员或许已经成为县公安局的领导，因此案件的侦查和责任追究更加困难，连公安部督办案件（刘兰华被拐卖案）都可以轻松化解。

网友刘先生认为，警方对于被拐卖案件侦破率几乎为零的事实令人费解，如果说二三十年前的失踪案件还有推卸责任的理由，但如今天网工程建设已有十年，在警方掌握的各种实名制及大数据信息可以轻松获取的情况下无法侦破案件实在无法形容，全国几十年来累计被拐卖人口足以百万计，但侦破及寻获个案却寥寥无几。从受害家长报警求助遭到警方敷衍推诿以及各方观点和证据显示，一直以来被拐卖案无法、无力、无能侦办的主要原因无不指向警方人员参与拐卖产业链运作的可能性。刘兰华已经寻获，并有相应的证人证言等全部证据，但警方依旧拖延推诿，如今家属已经委托律师跟进并进行控告了，警方才被动抓捕犯罪嫌疑人，不过此次警方是否应付了事则要看最后的结果。

【民生观察2018年11月12日消息】本网获悉，重庆九龙坡区屋主刘富祥在未经签订协议及赔偿的情况下房屋被强拆，当局雇佣的不明身份人员当场暴力殴打刘富祥等人，并将其多位亲友共七人一同抓捕，羁押看守所，并设法阻扰律师会见。

据悉，刘富祥系重庆市九龙坡区石新路202号房屋的业主，较早前当地政府发文征收土地作建设用途，由于征收单位开出的赔偿金额实在太低，基本连房屋建造和装修成本都不及，因此刘富祥联同其他屋主一起尚未签订拆迁协议，并同征收方展开对话，要求对方按照国家相关征收标准进行合理赔偿，岂料拆迁方动用公检法城管等国家机器及雇佣大量不明身份人员进行强拆，目前刘富祥的房屋已被夷为平地。

现场提供的视频可以看到，11月9日上午11点左右，拆迁方突然袭击，几十个黑衫年轻人出现将刘家包围，随后再有装载大批警察的警车开到，同时还有法院、城管等车辆赶到，现场超过百多人。来人不由分说将正在屋内陪朋友聊天的刘富祥强行拖至屋外，同时被拖出屋外的还有其子刘汗、刘家侄女刘小丽以及朋友菊小琳共四人。来人将四人拖出屋外后进行拳打脚踢，暴打持续十分钟，其后四人被抬上一早准备的车辆送走。

据知情人透露，当局除了抓捕上述四人外，还抓捕了一名曾在刘富祥家居住过的赖姓朋友，另外也将租用刘家房屋开发廊的蒋姓夫妇抓走，此次强拆总共抓捕七人，羁押九龙坡区看守所，但家属至今未收到相关法律文书。

11月12日下午两点，刘富祥妻子邓秀芝、刘姐刘富兰以及重庆当地律师等人去到九龙坡区看守所，要求会见刘富祥等人。所方值班人员未有直接拒绝，只是提出要律师排队等待，并将律师的手续收起后去请示领导。律师与家属在等候良久后查询工作人员，对方以领导正在商量等借口搪塞。好不容易等到下午四点半，工作人员表示领导已同意，律师可以会见当事人，但工作人员又指距离会见截止时间的五点钟仅有半个小时，已无时间会见，建议律师下次再来申请，便将律师手续退还。

最后家属为七人送存了生活费和御寒衣物，律师表示第二天会继续去看守所要求会见，直到见到当事人为止。

刘富祥妻子邓秀芝和刘姐刘富兰分别表示事情太过突然，以致于不知所措，对于当局的强拆非常无奈，抓了刘富祥也感到意外，同时抓走其他亲友更觉莫名其妙。因为赔偿过低不同意竟然会被强拆房屋，并被暴殴和抓走，有点闻所未闻匪夷所思，虽然事情已经发生三天，但至今惊魂未定。由于律师会见未果，刘富祥家属担心被打后的伤情是否严重，是否有得到治疗。

另外，重庆多位访民及维权人士受到当局警告威胁，警方在约谈时提到他们曾发布或转发刘富祥房屋强拆被捕事件的消息，勒令他们删除已发的消息，以及不准再继续关注此事，否则后果自负。

【民生观察2018年11月12日消息】本网获悉，江苏江阴市访民毛黎惠，于2018年10月30日从黑监狱中逃出来后，当天到无锡市公安局报警，崇宁派出所警察出警后，把毛黎惠交给了当地维稳部门继续拘禁。11月8日毛黎惠用卫生纸写出求救信，希望外面的人救她。

据悉，2018年10月7日毛黎惠在金坛市肯德基店吃东西时被申港派出所警察张玉成、梅志国以及申西村委干部徐文清、范冬梅劫持至申港新浦东宾馆非法拘禁。在被非法关押20多天后，毛黎惠于10月30日凌晨三点多逃出，当天晚上6点多毛黎惠到无锡市公安局报警，结果又被转交给申港派出所等维稳人员继续非法拘禁。11月8日毛黎惠将求救信写在卫生纸上，盼望家人和朋友解救。

求救信如下：“我于2018年10月30日凌晨三点多，趁看守的两个人睡着后逃至无锡市公安局门口，拨打0510110紧急电话报警求救，崇宁派出所杨姓警察接警，我向他说明情况后并要求做笔录，杨警官随后拨打了申港派出所的电话，后在我再三告知已报完警要求回家的情况下，仍强制把我关在崇宁派出所，直到申港派出所姓邱的警察及村委徐文清等五人到后，再次把我强行非法拘禁在申港镇新浦东宾馆，并加强了看守，联防队随时准备以防我再次逃脱。政府现在就是看着不让我出门，也不给我解决任何问题。请好心朋友帮忙拨打01012389、02512389反映我现在的情况。”

据了解，毛黎惠是江苏省江阴市临港街道申西村人，因屡次举报当地政府使用虚假材料骗取批文，非法强行征用当地基本农田并企图强拆其住房，因此触怒了当地利益集团，从而招致当地维稳部门多次打击报复。

2018年9月2日，毛黎惠在国家信访局（东城区永定门西）门口正常排队上访，下午5点多钟毛黎惠在上厕所途中（所有物品包括手机都在北京），在永定门西20路车站上，被江苏驻京办吴泽及三名涉黑人员前后包抄先是抢了她的手表，随后被强行暴力绑架塞进一辆涉黑车辆里，非法关押在北京丰台区京华饭店102房间内。期间，因毛黎惠在2016年5月4日被截访人员殴打后致脑外伤至今未愈，病情时常发作，加上驻京办人员多次恐吓威胁后导致伤情再次发作，头痛欲裂，胸闷胃痛，呕吐不止，随时有生命危险，毛黎惠一直要求送医院治疗，但驻京办人员和截访人员非但不送她就医，反而讥笑她自己作的，威胁恐吓她自己承担作的后果，还多次抢劫她的包并污辱其人格。第二天（9月3日）下午两点毛黎惠被押回当地后，又被非法关押拘禁在申西村村委治保主任徐文清的办公室，社区警察张玉成再次抢夺她的包，期间毛黎惠还被逼迫签息访承诺书，被她拒绝，随后被押回家中继续非法拘禁。

【民生观察2018年11月10日消息】本网获悉，因近期上海“进博会”及无锡“双11”国际马拉松开跑之际，无锡多名上访维权人士在京、沪遭截访、上岗、失踪。无锡抗强拆维权人士王建芬遭数次遭派出所传唤，并被不明身份人跟踪及上门稳控。

王建芬告诉本网，从上海“进博会”前夕，这几天她都被不明身份苏B628AQ的车牌照的人跟踪，搞得她没去成上海见习近平。王建芬说“从昨日（11月9日）监视我的人闯进我家里，我害怕极了，现在晚上都睡不着觉，明天“双11”无锡宛山湖马拉松就要开跑了，不知道他们（政府维稳人员）会对我做出什么举动”。

据悉，上个月（10月7日）晚，无锡抗强拆维权人士王建芬因举报锡山区羊尖镇党委书记王彪而被当局以“侮辱诽谤罪”行政拘留7日；10月14日获释，回家后得知10月8日城管就又来扯毁了条幅，随后又发现家中仅剩的2300元现金也不翼而飞，疑似被扯横幅的官匪翻窗入室顺手牵羊盗走了。

王建芬称，14号从拘留所出来回家发现挂在房子上的条幅被扯掉，家中仅剩的2300元现金也被盗，我当即报警，随后被警察带去派出所做完笔录，但办案警察拒绝依司法程序给我《受理案件回执单》，他们口头说立案了，但到现在也不给我《立案告知书》。

王建芬回忆说，10月14日，她在派出所做报案笔录后，另外一位警察在大厅里大声教训、呵斥她说“你刚从拘留所出来，还不知悔改，还一口一个习近平，你别老是习近平习近平的，你有本事找习近平去！”。

王建芬说“我在自家楼顶上悬挂的是习近平思想的条幅，哪里错了？你们来扯毁条幅，就是扯毁的习近平思想！”警察无以对应。

10月20日，王建芬再次到锡山区羊尖派出所找办案民警要求其按司法程序给予报案人《接受立案回执单》和《立案告知书》，又遭到警号220444名叫吴蕴军的办案警察的拒绝。

王建芬不甘心就这样离开派出所，对办案警察吴蕴军说“我有国家发改委行政复议答复我房屋所在地不在锡张高速公路建设项目用地范围内。是地方政府盗用国家建设名义虚构捏造征地拆迁项目地块范围，将我不在拆迁范围的房屋恶意砸成危楼，并被断电断水十年，无家可归在外流浪十年！

原以为自己的血泪抗争史能够换来人民警察的一丝同情与怜悯，不料，对百姓疾苦早已冷漠麻木的“人民”警察吴蕴军却对王建芬鄙夷地说“你就像个跳梁小丑。”

“人民”警察吴蕴军的话，使王建芬倍感屈辱，她抑制不住愤怒地说:“我房子被砸毁，23次报警，十年了，你们不出警不立案不受理。今年我去北京寄信，地方官匪勾结公安雇佣黑社会黑车把我绑架回无锡，直接送到你们派出所，我在派出所里29次报警，你们受理不做笔录，甚至连现场提交的证据:被黑社会扯毁的衣服皮包，也不接受。你们公不安机关王彪派出所在这一系列过程中充当什么角色？”

吴蕴军竟然对王建芬说“做人要有底线”，还假装有学问地和王建芬谈起了“孔孟之道”。

王建芬说：“我维护自己正当合法权益哪里没有底线？你们才没有底线，你们公不安机关一直保黑护恶，打击人民保护罪犯！而且还钓鱼执法恶意构陷公民，请问你们的底线在哪里？！”并当面向警察严厉声明：“你们有枪有手铐，我有砖头有菜刀！”；“你们一直设计钓鱼执法，我会给你们一个意外惊喜！”

王建芬说，后来吴警察给她打印了一份没有加盖公章的《立案告知书》。

“我一看了一眼没有公章，就说没有公章就等于废纸一张，我不要。我要他加盖公章给我，被拒绝；我就要拍照他不许；我再看也不允许；我就没有再要这无公章的《立案告知书》”王建芬说。

后来，王建芬针羊尖派出所办案警察不按办案程序给予她《立案告知书》一事，她一直打督察和12389公安机关专用举报电话投诉，但一直无果。

11月5日一大早，王建芬在自家残楼的楼顶上安装了金属标牌，上书“周杨余党黑恶展览”。

由于早在10年前，家里门窗就都已经被拆迁公司尽皆砸毁，因此，不得不返回家中居住的王建芬用废弃蛇皮布代替玻璃挂在窗户上，以遮挡风雨，并分别在上面书写：“风啊，别进来，我冷”；“感谢狗官，感谢官匪”；“官匪黑恶，无法无天”。

同时，王建芬分别在大门两侧墙体上书写警告：“官匪禁入”！这道独特的无锡风景，引发大量围观，不但王建芬门前人头攒动，相关图片也在网络上被大量转发。

王建芬向记者出示了已公开送达当地若干官员的《再告羊尖镇官吏书》，上面写道：【我报警，警察在派出所大厅里对我喝斥：“你有本事找习近平去！”。本月20日，我在派出所当面严厉声明：“你们有枪有手铐，我有砖头有菜刀！”；“你们一直设计钓鱼执法，我会给你们一个意外惊喜！”】

王建芬说：“我当然要继续悬挂条幅，等着这帮黑恶官匪第四次前来扯毁。在我们这儿，官匪一家，互联互动，一直使用各种手段想激怒我，然后才好有理由抓捕我，我就顺着官匪的意思干，干出个惊天动地来让他们满意”。“我等着他们枪毙我！”

她抑制不住愤怒地说：“警察又打电话给我，说要我去派出所谈谈，我当即在电话里历数他们十年来的流氓无赖和卑鄙无耻，直言不讳痛斥他们是“公不安机关”，是“羊尖镇王彪派出所”，“是周永康杨卫泽党羽爪牙黑恶势力的奴才、打手、帮凶”。”

王建芬继续说，从拘留所出来后，她立即再次向无锡市中级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但法院迄今照例保持沉默，既不立案，也不裁定不予受理。

此前，围绕扯毁条幅事件，王建芬连续提起三起系列行政诉讼，但只有一起获得立案，还有两起一直被法院违法搁置至今。

唯一的这起好不容易获得立案的行政诉讼，无锡市两级法院均作出“不予受理”的裁定，给出的离奇理由是：“原告王建芬诉称的扯毁条幅和不予答复行为，均未对王建芬的权利义务产生实际影响。”
王建芬说：我已历经十年的诉讼了。当年，现任无锡副市长的朱爱勋的弟弟朱强开了一家“时雨拆迁公司”，于是我们遭遇暴力殴打、暴力骚扰、暴力逼签、暴力强拆、暴力毁房，先后报警23次，警察不出警，说这是政府行为，我们也没办法。法院搁置诉状四年后终于下达判决书，竟然白纸黑字认定这些官匪是属于“不慎砸坏”了我的房屋。

因此，王建芬自称“早就看透了我们无锡市所谓的人民法院，其实就是周永康党羽爪牙的奴才法院，养着一帮可怜的断了脊梁骨的瞎子法官，把老百姓都逼到北京去上访，然后政府官员再使用维稳手段牟取暴利。”

王建芬说：“公安机关蜕变为公不安机关，人民警察堕落为腐败黑恶官员的家丁奴才；人民法院也早已沦落为奴才法院，法官大多是睁着眼睛的瞎子，司法底线洞穿，司法变成了司不法，甚至警察公然在大厅里向我咆哮：“你有本事找习近平去！”因此，我在坚持悬挂条幅的同时，把我这残楼作为官匪黑恶猖狂犯罪的罪证向全社会展示，期盼能够唤醒人们的法制意识和维权意识。”

记者看到，王建芬“依据警察的训示指示”，已分别向无锡市维稳办、锡山区维稳办、羊尖镇维稳办同步寄送了《王建芬申请到中南海“找习近平去”的报告》，在历数当地官吏种种罪恶后，结尾写道：“同时，为了表示对无锡市、锡山区、羊尖镇等三级维稳办的敬畏，避免再次被关“黑监狱”，或者被失踪、被殴打、被残疾、被精神病、被死亡，等等，因此，民女决定，在赴京之前，先行书面报告，向无锡市维稳办提出赴京申请，如实陈述事由，请求准许民女严格遵照警察的当面指示谕示，直接到中南海“找习近平去”！如不准，请求依照官场惯例，于15日内书面告知不准之理由。如逾期未获赐告，或者不予告知，民女则不得不视为默许！”

王建芬说“2009年锡山区、羊尖镇两级政府对我送达了拆迁告知书；还有无锡市建设局对我下发的房屋裁决，限我15天内搬迁，否则就要强拆，我是以死抗争维权十年保住了房子。后来，国家发改委行政复议答复，我房屋所在地不在锡张高速公路建设项目用地范围内。所以我的十年血泪抗争再次证明，锡山区羊尖镇政府强拆我的房子是错误的、非法的。为了捍卫家园，保护百姓私有财产不受公权力侵犯，我会抗争到底”。

民生观察会继续关注抗强拆无锡维权人士王建芬的相关消息。

【民生观察2018年11月9日消息】吉林四平郭宏伟一家三人在监狱中的遭遇被受社会各界人权及媒体的关注，郭宏伟以敲诈勒索罪判刑十三年，76岁的母亲被吉林四平判刑6年，随后妹妹郭宏英为哥哥伸冤维权再次被吉林构陷妨碍公务罪入狱，目前被关押在吉林四平看守所。

郭宏伟上个月向最高法院提交申诉状。

【申诉状】

郭宏伟吉林四平人，54岁，身份证号码；22030196405162010，现拘押在吉林省宁江监狱服刑。

申诉代理人：xxx律师

申诉事项：

1.请求依法撤销吉林省四平铁东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5）东刑公初字第51号刑事判决判决书和吉林省四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6）吉03刑终58号刑事裁定；
2.请求依法改判申诉人郭宏伟无罪。

事实与理由

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使用法律错误，导致做出错误的刑事判决。

1.根据《刑法》的规定申诉人与申诉人的母亲肖蕰苓不构成敲诈勒索罪，寻衅滋事罪。

一审法院认定申诉人与申诉人母亲肖蕰苓对吉林市公安局，四平市铁东区人民政府实施了敲诈勒索行为，敲诈吉林市公安局人民币338，000元，敲诈四平市铁东区人民政府15，000元。

事情源于2003年举报吉林市龙潭区检察院控申科科长许文贵贪污，企图侵占国家财产，因此得罪许文贵被构陷“挪用公款罪”入狱五年。

由此案造成郭宏伟走上了维权上访之路，在维权上访过程中在北京被北京警察殴打致伤后送北京回民医院医治，母亲肖温苓被上海驻京办警方打伤后被警察送到北京同仁医院救治，而不是强行占用北京同仁医院，在医院有许多同是维权的人员来探视申诉人母亲的情况，一些维权人员要求合影留影，而不是判决书所认定的打横幅那标语的激烈情形，没有证据证明申诉人在北京同仁医院起哄闹事，也没有证据证明到北京同仁医院的公共场所秩序严重混乱，且在医院治疗期间与医院引起发的争议一事经北京同仁医院所在的北京市东城区公安分局东交民巷派出所的警方处理，警察未将此事立案处理，够不上寻衅滋事罪。

2.关于一审认定申诉人在北京市回民医院寻衅滋事一事

申诉人与柳小华于2014年5月28日在国家信访局窗口控告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违法出具“（2011）吉刑监字第72号涉诉信访案件甄别通知书”要求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但在信访窗口被北京西城区龙坛派出所民警打伤之后送北京回民医院救治，医生听期保安推倒后，由警方叫120送到北京回民医院救治，医生李晓辉在病历上将申诉人写成“流浪乞丐人员受伤”申诉人要求实事求是的写“被警察打伤”医生说警察交待过不能那样写，引发医患紧张关系，没有证据证明申诉人在北京回民医院起哄闹事的公共秩序严重混乱。

且申诉人2014年5月28日早上10点被送至北京回民医院，医院方的李晓辉就在2014年5月28日早上11点到北京市西城区公安分局白纸坊派出所报案：申诉人伙同柳小华等人长期霸占北京市回民医院急诊室，侮辱医务及病人并且阻碍医院正常工作秩序，涉嫌寻衅滋事。

申诉人母亲肖温苓因申诉人腿脚残疾，行动不便，推车护理申诉人去北京各部门申诉，，却被认定为共同犯罪被判刑6年，眼下申诉人母亲已经80岁，切双眼视力，生活也难以自理。将近八十的老母因为陪我上访而被判刑关押狱中三载有余，翻阅中国历史，曾有这种事情吗？

申诉人妹妹郭宏英为哥哥与母亲伸冤，在2018年3月在北京被四平公安抓铺带回四平市，随即一涉嫌“妨碍公务罪”投入看守所，面临审判，一家中三人被当地权力部门关押，将一个一个地家人抓铺，这是打击报复再明显不过了。

眼下，为了一家三口能够洗刷冤屈，申诉人81岁的老父亲为我们四处奔波呼告，独自一人每月固定去长春女子监狱与松原的宁监狱探访肖蕰苓和申诉人儿子郭宏伟，翻阅中国历朝代历史，曾有这种事情吗？

申诉人母亲在监狱已经于2017年告诉申诉人父亲，妹妹，因为她年老有病，不适宜关押在监狱中，可以申请监外执行。此申请依程序，需要四平市铁东司法局出具接收函，但是该局拒不出具，导致近80岁的老妇仍在监狱中，一个八十的老人时常命悬一线，不具备能力去危害国家及社会其他人。

申诉人从四平市中级人民法院，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一路申诉过来，四平市中级人民法院在《驳回申诉通知书》中依然认定申诉人敲诈行政机关，行事诉讼程序合法，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也在《驳回申诉通知书》上将政府机关给予的专项补助款却一直认定为敲诈勒索而得的款项，这分明是一个中国刑法界的大笑话，但同是也是申诉母子人生的苦难，悲剧。

这悲剧怎么来的？只是因为当初举报他人虚开住院发票，，侵占国有财产而遭到打击报复，构陷入狱后才伸冤不止未曾想，一冤未平，一冤又起，且还是灭门之灾祸。

申诉人母子均体弱多病，时常命悬一线。在铁牢中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申诉人申诉至最高人民法院，希望最高人民法院能为我一家昭雪这冤屈，改判申诉人母子无罪，让申诉人母子能活着出来。如果申诉人不能活着出来若有来生，来生不做中国人。

最高人民法院的法官，救救我们吧！

致最高人民法院
申诉人：郭宏伟
2018年10月15日

以上是郭宏伟的申诉，已经委托律师代理，我们会继续关注郭宏伟案的进展，密切关注郭宏伟母子及妹妹的安危，尤其是郭宏伟高危三级高血压的病人他随时都有生命危险，根本不适宜在监狱关押，他的病也不适宜在监狱医院治疗，请世界人权组织密切关注郭宏伟一家三口人在监狱的安危，请世界人权组织督助中国吉林当局释放郭宏伟母子及妹妹回家团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