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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观察2018年6月13日消息】本网获悉，江苏无锡市锡山区安镇街道访民沈琴芬，因进京上访反映自家房屋被强拆问题，于2018年6月12日被无锡市公安局锡山分局行政拘留10天并处罚款500元。另外，今年六四当天前往天安门游玩，后被抓进派出所的安徽芜湖朱小平以及湖北襄阳何斌、徐彩虹夫妇已经证实被刑拘，目前三人均被关押在北京西城看守所。

据悉，沈琴芬的家在2015年遭遇了暴力强拆，在无锡当地问题一直没有得到合理解决，期间，她多次前往北京上访反映诉求，可屡次被截回当地实施拘留。6月11日她再次前往北京，被江苏驻京办工作人员截获，后交给当地截访部门押回，昨天被锡山分局给予行政拘留10天并处罚款500元的处罚。

其《行政处罚决定书》上显示：沈琴芬在取保候审期间违反监督管理规定，未经公安机关批准离开无锡，2018年6月11日，沈琴芬在北京被驻京工作人员发现，现决定给予沈琴芬行政拘留10天并处罚款500元的处罚。

据了解，2015年9月16日上午，沈琴芬和丈夫外出办事，无锡市锡山区政府却组织人员想暴力偷拆她家房屋，她和丈夫得到消息后就立即赶回家中，但却被现场的城管人员控制住，并将她们塞进了一辆面包车并押去派出所非法拘禁，直到她家的房屋被完全铲平之后，她夫妻才被释放出来。

为此，沈琴芬和丈夫于2015年10月27日去北京上访，控告无锡政府强征暴敛的土匪强盗行为，不料又被地方政府通知北京公安将她们抓住，之后又被转交给了无锡政府截访人员押回无锡。到了无锡后，她们夫妻被押到无锡市查桥派出所关押，其后两人均被以“阻碍执行职务”为由传唤，民警说她们在2015年9月16日的政府拆房过程中，有城管人员被沈琴芬打伤，但沈琴芬却坚称自己根本没有弄伤任何人。2015年11月10日，沈琴芬被无锡市公安局锡山分局以“阻碍执行职务”为由，行政拘留10天。

对于沈琴芬被行拘，沈琴芬的丈夫支伟忠说：“我妻子沈琴芬根本就没有伤害任何人，这是地方政府与警方勾结，以莫须有的罪名打击报复、栽赃陷害我们夫妇。因为，我们去北京上访举报了地方政府和拆迁办，而地方政府就利用公安来镇压我们。所以我认为，这个政府比土匪更土匪，比日本鬼子更残酷！他们抢夺了公民的土地，强拆了公民的房产，害的我们无家可归，却倒打一耙，以莫须有的罪名，把我们夫妇处以行政拘留。这难道就是习近平总书记指示的依法治国吗？”

沈琴芬行拘期满后，再次来到各级信访部门信访，但都没有得到答复。2018年3月1日，沈琴芬得知北京即将召开“两会”，遂决定进京找人大代表反映情况。但是，当沈琴芬3月3日到达北京途经中南海时，却被北京巡逻警察盘查扣押，随后又被警方押回无锡，最后沈琴芬被无锡警方处以行政拘留十天，并罚款两百元的处罚。今年6月上旬，尚在取保期间的沈琴芬再次前往北京反应情况，于2018年6月11日在北京被江苏驻京人员抓获，6月12日被无锡警方宣布行政拘留10天。

另外，因在今年六四当天，前往北京天安门游玩，后被抓进派出所关押审讯的安徽芜湖朱小平以及湖北襄阳的何斌、徐彩虹夫妇已经证实被刑拘，目前三人均被关押在北京西城看守所。据悉，今年是六四29周年纪念日，当天朱小平和何斌、徐彩虹夫妇一起前往天安门游玩，随后被北京警察抓到天安门分局关押审讯，第二天（6月5日），三人均被北京公安局西城分局以涉嫌“寻衅滋事罪”刑拘，现关押在北京西城看守所。前天，北京维权人士周莉经多方打听得知三人均被关押在此，于是为朱小平存了衣物和钱，而何斌、徐彩虹夫妇的手续她还未收到，等收到后她再来存。

相关报道：江苏沈琴芬因在“两会”期间上访被拘十天
http://www.msguancha.com/a/lanmu49/2018/0305/17100.html
徐彩虹夫妇“六四”到天安门被刑拘
http://www.msguancha.com/a/lanmu1/2018/0612/17590.html

【民生观察2018年6月13日消息】本网获悉，江西省南昌市曾国凡夫妇，于6月6日被南昌市公安局以涉嫌“煽颠罪”抓捕并抄家，而一同被抓走的还有湖南公民王一飞。

据知情人士透露，6月6日，江西南昌曾国凡夫妇以及王一飞被南昌市公安局从家中带走，第二天，曾国凡的住处遭到搜查，南昌警方在其家中抄走笔记本电脑、文件材料、poss机等物品。根据扣押决定书显示，三人是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被抓捕的，目前尚未见到三人的刑拘通知书。

有消息指三人被抓捕与“兴华会”有关，因公开张贴敏感标语而成为当局打压目标。据了解，兴华会是一个并未完全成型的网络组织，在其声明中倡导国内民众成立公民圈，并开展启发民智的行动。该会成员或支持者近年来在南昌、赣州等地多处建筑物上喷涂：【官员财产公开，人民代表直选】、【平反八九六四，结束一党专政】、【六四英灵，永远安息】等触动官方神经的标语，其宣传标语落款为“兴华会”。

另据河北网友兰占生表示：今年6月6日曾国凡夫妇被南昌警方从家中带走，一同被带走的还有湖南公民王一飞，王一飞和曾国凡是多年的好友。王一飞多年来不图名利默默为社会民主进步贡献着力量，这个我可以做证，因为很多事我都参与过和听说过。

现在王一飞处于危难之地，急需社会帮助，却无法找到他的家属。因为多年来他奔走于全国各地多用化名小李，知道他真名者很少，更难知道他是什么地方的人和家里情况。据我多年来和他的交往，只知道他是湖南人，三十岁单身。现在全国寻找线索，寻找王一飞的家属，希望能为他提供点帮助。兰占生微信：lanzhimeng1971；QQ：2282263023。

据悉，曾国凡，江西南昌人，80后，土建工程师，曾致力于推动官员财产公示，多年来帮助过众多困难公民，始终低调并积极参与民主运动。2014年因前往北京声援《新公民运动》围观丁家喜案，被北京警方刑拘一个多月，后取保获释。

王一飞，湖南人，三十岁单身，多年来亦不图名利默默推动民主运动，目前有朋友正积极寻找其家属，希望能有律师介入给他提供一些帮助。

【民生观察2018年6月12日消息】本网获悉，湖北潜江因“计划生育节育手术失败”而维权的万小云，在积极参与选举过程中屡遭打击报复、连续被检察机关起诉、取保候审。

据悉，湖北潜江在2016年市级人大选举中，有大批独立参选人遭到来自当局的打压。其中比较典型的例子便是彭峰，他因以独立参选人的身份要求参加人大选举，于2016年12月16日，被以涉嫌“敲诈勒索罪”批捕，后又变更罪名，被当局以涉嫌“寻衅滋事罪”判刑一年四个月，今年4月15日刑满出狱。

同样以独立参选人身份积极参与市级人大选举的还有万小云、丁元顺等人。在此次抓捕彭峰的同时，万小云等7人也均被以涉嫌“寻衅滋事罪”抓铺。

丁元顺在关押30后取保候审，而万小云则被关押到2017年2月26日后取保候审。丁元顺在207年12月8日收到湖北潜江公安局《撤销案件通知书》和《解除取保候审决定书》，丁元顺的妻子当时做了担保人，也同样收到了《解除取保候审通知书》，同时也取消了“担保责任”。

然而，同样是独立参选人的万小云却在2017年12月12日收到了《移送起诉告知书》，万小云的案件被送往潜江市人民检察院起诉。在潜江市看守所关押两个月后被以莫名的理由“释放”。

2018年3月30日，万小云收到了来自潜江当局的“解除取保候审决定书”，不料，潜江市公安局却再次将万小云“寻衅滋事”一案送往潜江检察院起诉，从起诉至今，万小云一直未收到检察院给予的任何书面法律文书，也一直未收到潜江法院开庭通知。

据万小云称，这次潜江当局为其送达的“寻衅滋事”案起诉书让她签字时，遭到她的拒绝。潜江当局找到万小云村干部，村干部找到本村一位与万小云的儿子年龄相仿的年轻人替万小云家属签了字。

今天（2018年6月12日）万小云打电话至潜江检察院办案人员，办案人员说“检察院不予起诉送潜江法院了，就在这几天准备找你”，并称“各部门都在关心你的事”等等。

当下，在这个号称依法治国的国度里，潜江当局将一位无辜的受害者刑拘、取保；取保结束移送检察机关；再被取保；再被移送检察机关，将法律如面团般任意揉捏，如此反反复复侵犯一位合法公民的权利，到了随手拈来的恶劣行为令人膛目结舌。不受约束权力的傲慢与任性，在万小云一案体现的淋淋尽致。

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中共当局一手炮制的“计生风暴”铺天盖地的席卷了中国大小城市，作为二等公民的农村人，所遭受到“计生风暴”的伤害更加惨烈。一胎上环，二胎必须结扎。从城市到农村关于计划生育的标语“一胎政策好，政府来养老”、“一人结扎全村光荣”、“做下来、打下来、就是不能生下来”等口号铺天盖地的贴满了大街小巷乃至田间地头，导致孕龄期想生二胎的妇女天天东躲西藏。成功逃脱了孕检生下来的，政府开出天价罚单进行惩罚，没钱就抢老百姓的粮食饲养的牲畜，甚至拆老百姓的房子。计生办为此还成立了抓捕孕龄期妇女的队伍，队员们身穿迷彩服，就如抓坏人一样，拿着棍棒鸡飞狗跳的到处抓人，住不到孕龄期妇女就抓老人甚至是孩子，将他们关进大牢逼迫进行亲情绑架，逼迫孕龄期妇女就范。一旦抓到了人，对她们就像牲畜一样随便按到在一个地方就地结扎，毫无法律、人权及作为一个人最基本的尊严概念。

这场“计生风暴”愈演愈烈，延续到2007年，在民间终于激起了强烈的反弹。据公开消息显示，在这年的5月份，广西博白县政府从社会上招了800多名闲散人员，又从各单位抽调了一部分人员，每到晚上，便开始出动，上千名人员，一个村一个村的去围村抓人、抢物。所到之处，鸡飞狗跳，片甲不留，喝斥声，哭骂声，打人声，砸门声，婴儿哭声，汽车声，交织在一起，一片恐慌。

直到一天早上，16岁的中学女生张同学，正走在上学的路上被抓到一家医院，强行结扎；与此同时，一位50多岁的老太太，也被强行抓去结扎。导致博白民众奋起反抗，大规模群体事件爆发，愤怒的老百姓连烧带砸了7个乡政府，发泄上期以来被政府暴虐镇压的不满。

博白这场计生风暴最终以县委书记王伟下台收场。在当今中国人口逐步呈老龄化的今天，中共当局又毫不廉耻的颠覆了以往的计生口号，达到了孕龄妇女不生二胎就要罚款的滑稽之谈。

中共当局一手炮制的惨绝人寰的计生风暴虽已成为过去，然而，在这场血淋淋的屠宰过程中因被强制结扎受到伤害妇女们的苦难却远远没有结束，特别是那些被做绝育手术失败的妇女们尤为惨烈。

湖北潜江计划生育绝育手术失败后遗症患者万小云就是其中一位。

万小云在2016年湖北潜江人大选举中又遭到当局不间断的迫害，被连续几次抓捕拘留及取保，现在仍在随时被限制人身自由状态。

万小云在那场史无前例的计生风暴中被强行做节育手术惨遭失败，这种失败对她的伤害是致命的、殃及她后半生幸（性）福的。

据知情人士透露，源于绝育手术的失败，导致万小云几乎把身体上的女性器官双边卵巢，子宫等全部切除了。绝育手术失败后的女人们基本失去了女人应该享有的夫妻间的性生活，并且长期不能有任何的体力劳动，长期需要服用大剂量的药物保命。

本网人权观察员问一位不愿意透露自己姓名的知情人士：你了解当年中国政府倡导执行的“计划生育”的情景吗？

知情人士说：“在计划生育时期的那个年代，农村生两个小孩后都必须做节育手术，否则就会遭到政府的严厉打击,如果不做节育手术就不得安宁，当时做节育手术的条件是非常艰苦的，那简直就是像杀猪一样，把人按倒在一张简易的木床上就开始手术了”。

人权观察员：这些计划生育受害者是被使用了那些药物隐患，才导致了今天她们的厄运？

知情人士说：“当时它们（政府）用的苯酚是一种具有特殊气味的无色针状晶体，有毒，是产生某些树脂，杀菌剂防腐剂以及药物（如阿司匹林）的重要原料。苯酚不但对皮肤有粘连作用，并且还有强烈的腐蚀作用，可抑制中区神经或者损害肝，肾功能，急性中毒，吸入高浓度蒸汽可致头痛，头晕，乏力，视物模糊，肺水肿等。误服引起消化道烧伤，出现烧灼痛，呼出气带酚味，呕吐物或大便可带血液，有胃肠穿孔的可能，可出现休克，严重损害肾功能衰竭，当时在计划生育节育手术中就是违规用了苯酚药物才导致节育者失败”。

人权观察员：你所知道的当年因被政府强迫实行“计划生育”而遭失败的受害者大约有多少人？

知情人士：“像湖北潜江计划生育手术失败的例子就有几百人，他们的痛苦无法用语言表述。万小云只是计划生育绝育失败者之一，还有很多绝育失败的人没有维权意识，她们根本不知道自己受到了伤害，还是那种愚昧的认为自己倒霉遇到了灾难。她们没有想到这完全是当时官员的错误所导致的。当时做绝育手术的人在为这些受害者做伤定时，根本不为她们所受到的伤害着想，而是用推却责任的方式认定，她们的伤残级别普遍低于所应该享受的伤残级别。她们大部分受害者都经历过无数次再次手术，摘取其它器官卵巢，子宫等，长期不能正常饮食只能吃流食，并且肠子经常粘连每年都要做手术，长期要用抗生素药物。由于抗生素过多使用导致身体根本没有一点抵抗能力，有一点风雨都会使她们感冒，体力劳动根本不能做，严重影响家庭生活及夫妻感情”。

人权观察员：女人做了绝育手术就影响了夫妻感情生活了？这事倒是听到的不多……

知情人士：“在农村的女人结婚都比较早，大都在20岁左右就做了妈妈，到绝育时也大都只有二十四五岁的样子，有的更年轻。做了绝育手术失败后引发了她们许多后遗症，致使她们的身体非常虚弱不能碰，她们的丈夫也都处于精力旺盛的青年时代，不能过夫妻生活导致丈夫对妻子不满，家庭关系难融洽，这是一个恶性循环，许多家庭因此导致破裂”。

人权观察员：大约有多少因计划生育绝育手术失败的受害者站出来为自己维权的？万小云是何时开始觉悟作为一名“独立参选人”站出来参与选举的？

知情人士：万小云等人在手术失败后遭到极其痛苦的折磨，她们各村镇的受害者联系在一起的只有十几个人在维权上访，万小云在维权过程中不断遭到当局的打压，但也正是这种当局在打压她的过程中，使她逐渐的懂得了什么是属于自己的合法权利，所以她才要努力争取以一个独立参选人的身份，合法的参与人大选举，她要选举出自己信赖的能够真正为老百姓说话的人做人大代表“。

人权观察员：据说万小云曾与彭峰一起被抓捕，能讲一下他们是怎么认识的？作为独立参选人大家在一起都做出了那些努力吗？

知情人士：“大家都是因为维权而认识的。万小云在参加选举中，多次与同样参与选举的公民：彭峰，张玉还，彭平，丁元顺，陈美玲，邱永红，谢书珍，余桃珍，杨玉兰与老公赵木挺，余后群，彭冬香，陈严素，李万风，康娇英，彭孝儿，杨中年，黄行芝，潘向荣，伍立娟等人相聚在一起，大家多次要求潜江选举人大办公室，公布相关选举信息与选举财政支出等问题，在没有得到公正公开的答复下，大家都一起去了湖北省人大选举办公室投诉潜江选举不合理行为”。

人权观察员：不断有报道称这些参与选举的独立参选人遭到当局的打压，比如彭峰和万小云，那么现在彭峰刚刚出狱，为想问的是：他们现在还在做为独立参选人继续参加选举吗？这些参与选举的独立参选人大都属于哪些群体？大约有多少人？

知情人士：“这些参入选举的公民全部受到了当局的威胁与打压，不得已被迫放弃了参选。计划生育绝育手术失败者参加选举的有：邱永红，谢书珍，余桃珍，万小云，杨玉兰老公赵木挺是做了男性节育受害者，余后群，彭冬香，陈严素，李万风，康娇英，彭孝儿，杨中年《男》等人。其余参加选举的都是失地农民，下岗人员还有社会其她公民参加，潜江人大参选总人数是58人，以上参加选举人员大都遭到了被拘留的命运”。

人权观察员：你所了解的万小云在维权过程中被当局拘留打压过多少次？

知情人士：“万小云在维权过程中在2016年1月5日，2016年4月13日，2016年5月18日，2016年10月19日，2016年11月22日，以上是分别拘留10天，7天不等，2016年12月8日行政拘留10天后转为刑事拘留，在刑事拘留期满后以涉嫌寻衅滋事罪逮铺。由于万小云身体原因两个月后取保候审释放回家，在万小云取保候审一年即将到期时，湖北潜江公安局再次将万小云案件送检察院起诉，万小云一个计划生育手术失败的受害者却遭到如此的打击报复，精神是受到双重打击伤害，万小云说；在检察院没有给任何手续，检察院要她签字，她拒绝签字所以检察院没有给她出具任何手续，万小云说;她目前是村里一个不相干的一个人担保再次给予了取保候审，潜江公安局检察院，法院等相关机构就是如此违法打击报复参加选举的万小云的”。

人权观察员：现在彭峰刚刚走出监狱，万小云目前又陷入了如此的困境，你有什么要对外界讲的话吗？

知情人士：“万小云与彭峰都是参加选举遭到打击的受害者，彭峰被判刑一年四个月，而万小云一个计划生育绝育失败的受害者，身体极为不符合拘押与牢狱环境，却要如此的严重打击，这些计划生育节育失败的受害者，得不到国家相应的赔偿与保护，反而在维权道路上是如此的艰难，计划生育绝育本身就是侵犯人权的行为，更何况她们还是其中受伤害最严重的，当年这些执行者应当受到审判，请各社会关注她们的疾苦。”

本网感谢这位知情人士接受采访，同时，民生观察会继续关注因中共“计生政策”所导致众多受害者的命运。

我早就有为王芳写一点东西的必要了。

我为当事人写文章颇多。有知名度大的，也有知名度小的。王芳属于后者。因其知名度低，社会关注度相对就小些，她的许多动人事迹为外界所不知道。每次会见王芳时，看到这位坚强而美丽的女性，我脑里总有那么一闪：我一定要为她写篇文章，让更多的人知道。

她的事迹很平凡，说不上惊天动地，但没有坚强的意志和信念是很难做到的。

根据法理学的理论，法律有预测自己行为后果（即是否违法犯罪）的功能。然而，在这个中国特色的维稳体制下，任何公民只要是上了当局内控的黑名单，谁都没法根据法律来预判自己何时会被抓？抓后的结局会是怎样？你吃饭可能被抓，你穿衣可能成为罪犯……衣食住行，凡此种种，一切都由当局根据需要而定，假法律之名，行任意侵害人权之实。法律沦为妓院“鸡窝”的贞节牌坊。

2015年7月28日一清早王芳在群里看到耿彩文7月25日与其一起吃饭时，因穿印有“维权抗暴，公益良善”的T恤衫，声援屠夫吴淦和“709”律师，被抓被抄家的消息后，王芳就去耿彩文家看看情况，由于王芳一直是武汉当局的监控对象，其一进耿彩文家就被早已布控的国保抓走，当天就送到武汉市洪山区桌刀泉派出所作笔录，当晚送到武汉市拘留所，行政拘留15天（7月28日—8月12日）。8月8日转为刑事拘留。王芳是因房屋被强拆而上访维权的，自然早就上了武汉地方当局的维稳黑名单。抓抓放放已成了家常便饭。这次因穿衣服被行拘15日，乃小事一桩，外界根据以往的经验预判：行拘？15日后有可能会放出来，等到行拘转刑拘后，大家又预估可能刑拘最长期限过了会放人——法律虽沦为中共妓院的贞节牌坊，人们不能根据法律来预测自己的行为后果，但跟中共玩多了，也摸出了一点门道。然而，具体个案，因当局的实际需求的不同，人们就无法预估了。王芳不过穿了一下衣服而已！这次抓王芳不是目的，目的是要通过王芳抓提供衣服的人。

在行拘期间，当局就反复提醒她：“只要把提供文化衫的人说出来，把事情说清楚就可放人。”然而，王芳不为利诱所动，拒不说文化衫的出处。遂遭报复，行拘期满即转刑拘。

当局知道了王芳的坚强、就改变策略企图用时间来折磨她，在整个刑拘期间没有提审过她一次。2015年9月15日下午我到武汉市第一看守所拟会见王芳。王芳同名者颇多，单是关在武汉一看的就有三个叫王芳的人。值班民警将三个王芳的年龄告诉我，问我“要会见的是哪个年龄的王芳。”因我之前不认识王芳，就顺便说“我不认识王芳，应该是那个60多岁的王芳吧！”。正在值班民警不知让我见哪个王芳之际。一个便衣（国保）走过来要我将委托书给他看一下，看后，便指着电脑屏幕上显示的王芳图像说：“你要见的王芳就是这个40多岁的王芳。”并自我介绍说：“我就是王芳的办案民警，正在提审她，现在审完了，你马上就可以会见了。”并带我到提审室，还要了我的手机号码。我知道黄鼠狼给鸡拜年，不会安好心的，同时就这样让我会见也不符合看守所管理的基本操作程序。正常程序是先将在押人员交回看守所，办理完交接手续之后，看守所再将在押人员提出来让律师会见。

这种极不正常现象引起了我的警觉。在会见王芳时我要王芳不要说话，有什么话直接写到纸上告诉我就行了，并告知其须防窃听！果不其然，应验了我的判断：便衣们的热情不过是想通过律师会见来窃取办案线索——从王芳口中听到提供衣服的人。王芳写了不到一分钟，看守所一位民警就来到会见室干涉说：“不能写，只能说”。会见采取何种方式是我律师的权利，任何人不得干涉。我与之争辩，毫无意义。权力的蛮横让我有一种无力感。心想：能会见到人总比见不到人好些！“两利取重，两害取轻”吧——与王芳同案被抓的尹旭安关了近半年了，仍不让律师会见，而王芳能让我见，且国保如此的热情，他们不就是想通过会见窃听到侦查线索吗？该说就说呗，不该说就不说呗！便提醒王芳：会见有窃听！

如果说前期（逮捕前）当局是想通过王芳之口挖出那个提供衣服者，此招不行后。后期就是如何收场（如何处理王芳）的问题了。可王芳就不给当局的台阶——认罪！

作为一个坐过二次牢的律师，我深知狱中的痛苦。我的原则是：凡是我认为是无罪的案件，我绝不会劝我的当事人认罪，但我也不反对在不出卖朋友，不出卖良知的前提下，策略性给当局个台阶“认罪”。武汉的朋友曾让我带话给王芳：“考虑到王芳身患绝症，为了能活着出来，妥协下，认个罪，给当局一个台阶。我们外面的朋友都能理解。”。我向这些朋友清楚明白地表达了我的上述观点，并承诺一定会将此话转告王芳。在会见王芳时，我转达武汉朋友的建议，并向其表明：“我绝不会劝你认罪，但在不出卖朋友的前提下，你策略性地认个罪，我也不反对，一切由你自己决定。”。王芳平静地说：“要认罪早就认了，还要等到现在；现在认罪也太掉价了吧！只可惜当局没给我一个‘高、大、上’的‘煽颠’罪。”

案件到了审理阶段后，经办法官为了让王芳认罪，可谓想尽了一切办法：先是向王芳承诺只要她认罪，就可马上判缓刑放人。此招不行，就利用王芳妈不识字又急盼王芳早日出来的心理，给王芳妈做笔录，将母亲思念女儿、盼望早日出来的迫切愿望写在笔录里，然后让她母亲签名；再是利用王芳思念独生女儿的心理，拟安排其女儿到看守所与王芳见上一面，后因王芳妈的坚决反对，此计划才未付诸实施。

2016年9月29日上午会见王芳时，王芳告诉我：9月22日武昌区法院经办法官来提审了，法官问她上次的笔录(指认罪就可放人)考虑得怎样？王芳回答很坚定“坚决不认罪！”。后法官就将《人民法院报》报道xxx认罪就判缓刑的消息给王芳看，并对王芳说：“你看xxx与你是同案，他一认罪就出来了。”。王芳用双手蒙着自己的双眼不看。接着法官又将其母亲希望王芳认罪早点出来的笔录给王芳看，王芳仍是双手蒙眼不看。出了看守所之后，王芳妈告诉我：法官要她找王芳的女儿，安排其女儿跟王芳在看守所见一面。

进入二审程序后，二审法官还在做她认罪的思想工作，称“二审认罪仍可改为缓刑。”在会见王芳时，王芳将此情况告诉我说：“他们也太小看我王芳了，只有几个月刑期，还想以‘自愿认罪’来损我的名节！”

有人认为凡访民都偏激，漫天要价。其实王芳很理性、很平和、很低调；也很体谅朋友们的艰辛，尽可能地节省一些资源。进入法院审理程序后，我告：“我时间很忙，不可能经常来会见你，另外，法庭上可能要进行激烈的抗争，我一个律师可能顶不住，是否需要增加一名律师？”王芳说：“我们这些搞民运的朋友，资源都有限。为了不增加朋友们的负担，就不要增加律师了，另外，我要在法庭上不卑不亢，不要以为我们这些人都是无理取闹的。”

王芳患有绝症——子宫癌，完全符合取保候审的条件。2016年3月1日案件移送武昌区检察院审查起诉后。我和王芳妈持王芳在武汉大学中南医院病历到武昌区检察院要求取保治病。2016年3月7日我到该院复制案卷材料时，该院向我告知：王芳的癌症是2005年发生，2015年是囊肿手术，癌症没复发，故不符合取保条件。下午到武汉市第一看守所会见王芳，将此答复，及外面朋友的意见（认罪保命）一并告之。王芳仍不为所动，还是一如既往地坚持自己的理念，不为恐惧和利诱所动；并称死也不会委曲求全地违心认罪，并要我向关心她的朋友们致谢！

王芳嫉恶如仇，看守所许多违规违法的东西，别人不敢揭露，她却通过我在网上公开揭露。结果，她却遭到了关禁闭的报复，我的会见也横遭刁难。

案件事实我早已清清楚楚了。本无会见的必要了，只是因王芳身患绝症——癌症。为了能多给她点精神慰藉，每到武汉或武汉附近我都要顺道去见见她。2016年12月7日乘到长沙办谢阳案，长沙看守所用48小时内安排会见的空隙到武汉会见王芳，一则看看她的身体状况，天冷了是否要送衣服，二则前天经办法官突然来电告检院申请延期审理要补充侦查，此事须告知王芳。

那天下午14:10我是第二个进武汉市第一看守所办理会见手续的律师。办理会见手续时，还是如往常一样，值班员打开电脑一看，就说要我等等，要请示领导。这样的事我经历多了，一点不觉奇怪。这次怪就怪在：两值班员轮番打了半小时电话请示，竟无领导回复如何处置。后来陆续来了好几个律师办会见手续，见此，我说我下午还要赶到长沙，你们要请示领导我阻止不了，但你们要预留会见室给我会见，我是第二个到此的。结果值班员给我预留了2号会见室。后，来了一女警（当初我还以为是所领导）说可以见了。结果该女警带王芳进会见室就不走了，要监视我们的会见。我对该女警说：“请警察小姐离开会见室，根据《刑诉法》和《律师法》的规定律师会见不得监听，至于你们要暗中监听我管不了，但在形式上你们还是要尊守法律的，会见是我的权利也是我的工作，请你出去！”。她说：“这也是我的工作，领导安排的”我说：“领导安排的前提是守法，你的工作前提也是要守法。”
王芳笑着对我说：“她是我的管教。”为了不让王芳再遭事后报复，我就对该女警说：“本来这次会见10分钟就可以了，既然你想听，那我们就谈古论今谈到下班，你这样站着听到下班吧！”

这段我与王芳有趣的对话，实为故意说给该女警听的。后，我曾整理发到网上，引起很大的反响，现重录之以飨读者：

就这样我谈北京烤鸭、长沙臭豆腐王芳没兴趣。转移话题谈秦始皇死后不发丧恶臭难闻、秦二世被宠臣赵高所杀的那滩血，妖后慈禧曝尸数日后满身毛茸茸的赤裸身体，王芳兴趣渐增！

进而谈伟大领袖归西后妻死侄囚。我说“江青自缢后舌头吐出有二寸长”。王芳说“不，是一点五寸长。”我说：“齐奥塞斯库夫妇各中6弹而亡。”王芳说“不，是6·4而亡，夫6、妻4”。我说周永康在“茉莉花”时杀气腾腾的讲话。王芳说周永康受审时的苍苍白发，怪可怜。我赞王立军在重庆打黑的的英武。王芳哀王立军在薄熙来开庭时座在轮椅上状如一条死狗。我讲我村一文革期间任革委会主任因执行伟大领袖指示，文革结束后被判10年，出狱后遁入空门信佛，还以死相挟阻其子女入官场。王芳听后开怀大笑说：“活该！活该！是报应啊！不是不报，只是时候未到！”

我们谈兴正浓，聪明的王芳知我要赶长沙就催我结束。临别时，我无心跟王芳告别了，只是和蔼地对守候数小时的女警说：“谢谢警察小姐的聆听！”该女警回敬我的是一个灿烂的笑容，没言语。莫非该女警下次还想听我们的故事！

这是我平生最愉快的一次会见，在返长沙的高铁上我什么也不想，只是沉浸在这次愉快会见的喜悦中。

刘正清律师
于2016年12月7日长沙

无情未必真豪杰，人身肉长，谁都有割舍不了的亲情。王芳已有二年多没见其独生女儿了，她是多么的想见她呀！然而，她又怕见到女儿后，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会流泪。被当局拍摄到做丑化宣传。为此，她忍痛要我告诉女儿开庭那天千万不要到法庭旁听。

在法庭上，控方多次提到王芳的访民身份，说王芳的行为不是追求自由、民主，是为了自己的利益瞎胡闹。这其实与是否犯罪没关系，无非是矮化王芳而已！王芳不卑不亢，坦然地在法庭上说：“我承认我之前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上访，但在上访的过程中，我看到了太多的黑暗和各级官员的丑恶，从而使我走上了追求自由、民主、法制这条道上。你放心，你的矮化，我不在乎！我要为了我自己也就不用在这里开庭了，这就是明证！”没有夸张的动作和矫情的语言，一切听上去是那么的自然和真切！！

今年的6月11日是王芳出狱的最后期限，离她出狱不到10天时间了，赶在她出狱之前作此文，作为一束鲜花献予这位坚强不屈的巾帼英雄！

刘正清
2018年6月1日

【民生观察2018年6月12日消息】本网获悉，昨天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广播电视台职工在广电门口拉横幅讨薪，有职工表示，他们已经三个月没发工资了。

昨天，一段黑龙江齐齐哈尔广电中心记者和编辑拉横幅讨薪的视频，在网上和微信群大量传播，据说电视台已欠薪三个月，该视频显示：约有二十几名讨薪者，在齐齐哈尔广电中心门前拉横幅讨薪，并打出口号标语：1、编辑记者讨工薪，爱党爱国爱广电；2、党的喉舌不能抛弃，广播电视必须回归财政；3、我们相信党，相信法律，相信社会正义；4、广电人要吃饭，要生存，要工资；5、讨薪求生天经地义，职工民生当务之急。

据媒通社报道，被指欠薪的齐齐哈尔广播电视台，是国内电视事业发展史上早期创建的13家电视台之一，始建于1958年，1960年10月1日正式播出。2010年，齐齐哈尔人民广播电台、齐齐哈尔电视台合并为齐齐哈尔广播电视台。通过网络检索得到的公开资料显示，该单位现有员工320人，实际可能有所出入，但符合地市级媒体的一般规模。在此之前，齐齐哈尔广电系统并未传出裁员或欠薪的消息。

在经过网络短暂的传播发酵后，消息引发热议。而这并非头一回出现的媒体人讨薪事件，联系到近来发生在其他行业的类似现象，网友们纷纷唏嘘感叹。当本该置身于新闻背后的记者编辑以这种方式成了新闻当事人，媒体人的生计问题和电视台的经营状况再次受到广泛关注。无论此次媒体人讨薪事件会不会有下文，或者集体讨薪图片背后究竟有怎样的故事，总之这对于新闻业尤其是广电领域而言，都是一种尴尬乃至讽刺。

而针对此次齐齐哈尔广电中心门前发生的讨薪事件，有网友神评：作为党的宣传工作者，你们自己也知道是喉舌，平时精心编织无数谎言欺骗人民，你们对党无限忠诚，难道这点委屈也受不了了吗？你们的党性呢？哪里去了？你们怎么不理性讨薪，怎么不走法律程序呢？

据悉，近期各地公务员准公务员群体讨薪现象频现，先是有安徽六安、湖南武冈都有教师为了工资和福利待遇维权，安徽六安还动用了警力维稳；后有湖南耒阳公务员被欠薪；再是黑龙江齐齐哈尔广电中心职工在单位门口拉横幅讨薪；刚刚又看到河南南阳、漯河、长葛三地警察拉横幅维权的视频，长葛警察打出的横幅是：以工代警依法维权。有网友不仅惊叹：如今连警察也上街维权了！

【民生观察2018年6月12日消息】本网获悉，因博鳌论坛期间发文讽刺习近平的江西作家叶启明，于2018年4月13日，被九江警方从家中带走刑拘，近期被警方宣布逮捕，昨天有律师前往看守所要求回见当事人，结果被告知：叶启明有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行为，不予申请人会见。

据悉，江西籍网络作家叶启明，因长期在网络上发表具有独立思想和见解的文章，此前曾多次被九江国保谈话喝茶。今年4月初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博鳌亚洲论坛”上宣布，中国将加强对外开放，并提出放宽市场准入限制、加强保护知识产权等四大举措。叶启明随后撰文发表题为《不打贸易战了，要全面开放了，你信吗？》，文章顾名思义旨在质疑中共的诚信，并指出，只要看看这篇文章是否会被封杀，作者是否能继续自由写作，就能获得答案。但不久文章就被封杀，叶启明则于4月13日，被九江警方从家中带走刑拘，近期又被警方宣布逮捕。

昨天，有四川某律师事务所律师受家属委托，前往九江看守所，要求会见叶启明，之后得到九江紫桑分局答复称：因在侦查中发现犯罪嫌疑人叶启明有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行为，属于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案件，会有碍侦查或者可能泄露国家秘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十七条第三款之规定，决定不予申请人会见犯罪嫌疑人叶启明。

据家属透露，叶启明被刑拘期间，他们多次前往紫桑分局打听其情况，证实他是因为写文章而被抓，其在看守所里面始终不肯认罪。一位办案警察曾对叶家属说：“只要叶启明向我们保证以后不再写文章，我们就可以马上放他回家，可是现在叶启明坚决不同意，仍然表示要继续写文章并在网上发表，那我们只好把他刑拘了。”

叶启明的哥哥则对本网表示：“叶启明关在我们那个区的看守所里，我们家属多次要求见面看一下，他们都不让见。警察说他（叶启明）屡教不改，叫他不要写，老是写，如果态度好，就会放他出来的。可现在已经被关押近2个月了，还被宣布逮捕了，情况看来很不乐观。”

有网友分析认为，叶启明由刑拘转为逮捕，与他在里面不肯屈服悔过有很大关系，他的勇气和坚毅固然使人敬重，但若能早点低头服软，或许已经取保出来了。我们每个有良知的公民只要能守住自己的底线，在不出卖同道的情形下，以暂时的屈服换取自由并不可耻。我们敬重威武不屈的勇士，也理解低头妥协的同道，各人有各人的选择。国家的变革，需要个别勇士去碰触执政者的上限，但更需要依靠普通大众一点点抬高良知的努力。我们现在怯懦苟活，就是为了迎接曙光的到来，我们不想倒在黎明到来之前！

据了解，今年36岁的叶启明出生于江西九江，独立学者，自由思想者，长期在网络上发表其个人政治观点，著作有关于中国房地产经济、政治体制转型、非暴力不合作以及正义革命等方面的文章。

相关报道：江西作家叶启明因发表独立见解被刑拘
http://www.msguancha.com/a/lanmu4/2018/0421/17372.html

卡车司机要生存
——民生观察声援中国卡车司机罢工维权

6月10日，中国卡车司机通过网络行业群组相约举行全国性大罢工，抗议高油价、高罚款、高收费，乱设证、乱设卡、乱设规与低运价、低保障、低安全，以维护自身基本生存权利，但遭到各地政府删帖、封网千方百计阻断司机联系，甚至网络流出有关部门录制伪装司机围殴伪装交警视频，以便嫁祸卡车司机，为随时开展镇压作准备。民生观察深切同情卡车司机们的艰难处境，强烈支持卡车司机们依宪罢工维护自身基本生存权，警惕并谴责中共当局对卡车司机们诉求的封禁与打压。

本次中国卡车司机罢工原定于10号举行，但江西、山东等地的卡车司机在8号就开始了罢工，后有安徽、湖北、重庆、贵州等多地司机响应，目前司机通过行业的一些群组的联系途径正使罢工扩大与延续。但中共当局显然对此作出了防范，不仅禁止媒体报道任何罢工消息，而且调动网控力量及时删除了微信、论坛、群组等等有关罢工信息，而且出动人员劝阻司机罢工，更有网络流出有部门正录制伪造司机殴打交警的视频，以备栽赃镇压之用。

值得注意的是，本次罢工并非是卡车司机们的首次，事实上近年来中国卡车司机成规模的罢工发生过多次。如2012年2月24日，上海集装箱卡车司机大罢工，示威司机拉出“取消燃油附加费”，“取消调箱门费”等横幅，表达自己的诉求；2016年2月下旬，陕西、山西、河南、内蒙等多地的卡车司机也举行了大面积的罢工。可见，中国卡车司机们面临的困境由来已久，而作出的抗争也屡有发生。然而，中国卡车司机的状况却始终没有得到改善，诉求没有得到解决。

从本次罢工情况来看，其诉求与2016年提出的基本一致，归纳近年来卡车司机们罢工对政府主要提出了十一个问题：

第一问：行驶证是国家办的15年，为什么现在变成黄标车，要求报废，十几万至五十几万的车一下子变成一万多了，我们怎么活？
第二问：为什么运管55T不超限，到交警这里变成49T了，为什么不统一？
第三问：为什么有的地点不超限的板车，也要办超限运输证？
第四问：在查车的时候到底他们是交警还是协警，他们有没有处罚的权利？他们在执法的时候应不应该先出示执法证件？
第五问：收黑钱的是交警还是协警还是冒充的？何时能绝？
第六问：为什么一辆车，会遇到交警与路政两个部门的处罚？
第七问：交警的罚款任务到底是怎么订的，这是为了罚款，还是为了治超？何时能出合理的方案。
第八问：罚款不开票，开票就扣分，这是在执法还是在抢劫？
第九问：车子没毛病，也能挑出毛病，也能给你制造出毛病，这种鸡蛋里挑骨头式的执法让我们怎么生活？
第十问：全国高速为什么一亏损就涨价，就把费用合理的嫁接到我们头上，为什么不自身找原因？路面质量到底怎么样，明明修的路面使用年限是10年，为什么10年内屡屡翻修、补修？这中间的帐为什么要我们搞运输的来买单？
第十一问：为什么国际油价降了，我们的油价照样上涨且高得离谱，是国际油价的两倍甚至三倍，我们的用油为什么这么贵？

纵观这些司机们提出的问题，实质上反映的就是政府对交通运输行业的公权私用与公权滥用，使卡车司机们成了权力机构与个人肆意敲诈勒索甚至抢劫猎食的对象。许多卡车司机一年到头辛苦奔波，最后所得都进了公权力部门与个人的腰包，充实了他们罚款勒索个人与单位增收的数据。如果司机一旦运气不佳，遭遇运输中的不幸，路上发生点事故，那常常就是一年下来，不仅没有盈余，还可能背上更沉的债务。如此，使得很多卡车司机陷入不跑车吧，那车几十万借债无法还，一家生计无处谋，跑车吧，可能背上更多债，落入更深的困境。这种进退两难，绝境深陷的状况，成为了卡车司机挣脱不掉的恶梦。

当然，在中国陷入这种恶梦的行业还远不止卡车司机们，事实上，在中国除了权力垄断行业外，其他各种被所谓放开的民营行业，都面临同样被权力敲诈勒索猎食的命运。如早前的吊车司机罢工，经常发生的农民工讨薪，环卫工人罢工，甚至于近期的教师上访等等，无不在控诉着公权掠夺压榨下的艰难。

中国自从六四大屠杀后，在拒斥政治改革的邪路上狂奔的权贵经济，实质就是权力宰割掳掠民脂民膏，蚕食资源，鲸吞国财，制造两极分化的新极权主义。这种新极权使广大无权民众始终处于生存危机的底线上，成为权贵世代盘剥奴役的对象。中共一再对外谬称生存权是第一人权，而事实上就是这种类同猪权的生存权，中共当局也完全不予保障。杨改兰事件就是对中共新极权的注解。

中共统治中华民族近七十年，所谓的改革开放也三十多年，中国普通大众的命运事实上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改善，那种看不起病，上不起学，立不了业，养不了老，甚至吃不上饭的情况依然存在，并且随着中国权力集团腐败溃烂而使整体经济加速衰退下，必然导致国民灾难困境更倍深重，也就是说公民的生存权与发展权被更进一步的侵害殆尽。

今天，卡车司机们的罢工，事实就是“活不下去”的绝望中的呐喊，而他们的命运只是全体中华民族命运的缩影。所以，当下支持卡车司机罢工以起来维护自己的生存权，就是在努力维护中华民族普通大众的生存权。对此，每一个有良知的，想过正常人生活的，不愿长期遭受奴役的公民，都应该起来支持一切维权的抗争。世界历史的经验证明，只有公民争得了自己的权利，真正成为了自己的主人，才能摆脱被猎食与奴役的命运，也才能最终保障自己的生存。

民生观察 2018年6月11日

【民生观察2018年6月11日消息】本网获悉，江苏盐城大丰区访民朱晓健和丈夫顾海伯到北京反映问题，于6月9日被盐城市大丰区维稳人员暴力截访带回，期间顾海伯“被失踪”，现下落不明。另外，江苏苏州退役军人朱永健出门被非法拦截，现被抓进藏书派出所关押。

据访民消息，朱晓健和丈夫顾海伯于2018年6月初到北京国家信访局上访，6月9日晚上夫妇俩入住丰台区《大红门世纪》宾馆，当晚十点左右，被宾馆服务员私自打开所住房间，随后冲进来二十几人，其中有两人是盐城大丰区公安局副所长张正辉和村会计朱霞，这伙人要求夫妇俩坐上120急救车，欲将她们强行押回江苏当地，但遭到两人强烈反对，期间顾海伯与截访人员发生争执，在宾馆争吵过程中，一位退休北京老干部拨打了110报警，警察到场后，朱晓健遂向警察讲述事情经过，可警察却没有救她们，随后俩人被押上车带走。

在押送途中朱晓健突然发病，一行人只好在天津滞留，暂住在天津市红桥西站《锦江之星》宾馆，入住期间朱晓健的身份证和残疾车均被维稳人员没收。
6月10日上午，顾海伯出宾馆办事却迟迟未回宾馆，竟然“被失踪”了，到现在都没有音信，下落不明，手机打不通，至当晚七点，这些截访人员不顾朱晓健没人照顾，以及病情严重，强行将她从天津押往盐城，一路上将她用绳子捆起来，因没人照顾，致使她大小便都拉在裤子里，到家后，朱晓健的衣服和被褥都湿透了。

目前还没有她丈夫的下落，朱晓健特别着急，大家帮帮她，帮她拨打一下她们各部门领导的电话，询问一下她丈夫的下落，朱晓健需要她丈夫的照顾，谢谢大家了。

据悉，朱晓健，又名朱坚强，江苏盐城市大丰区人，因拒绝当地拆迁人员逼迫她签署空白协议，被拆迁人员指使黑社会分子暴打成高位截瘫致残而上访，期间，夫妇俩人多次遭到盐城市大丰区维稳人员暴力截访、绑架、非法拘禁、关黑监狱等。

另外，今天下午，江苏苏州吴中区胥口镇退役军人朱永健打来电话说，他欲出门去办事，被长期守候在他家附近的维稳人员强行拦住不让他乘车，期间双方发生激烈争执，目前朱永健已被抓进木渎派出所关押审讯，之后又把他带上手铐转到藏书派出所关押。

据了解，朱永健是因为生意纠纷，于2001年被当地法院枉法判决，导致入狱六个月，出狱后他一直上访申诉，从而导致他成为苏州当地重点监控维稳对象。在长期的上访维权当中，他最初的冤案不但没有得到解决，反而因进京上访，多次遭到苏州维稳部门的威胁、恐吓、拦截、骚扰、非法拘禁、劳教、殴打，甚至被6次强行关进精神病院迫害。

从去年开始，苏州当地维稳人员为了达到不让他进京上访的目的，开始每天派多人在他家大门外驻守，这些人4到5人一班，不分日夜轮流24小时看守，至今已将他非法拘禁在家长达五个个多月。今天，朱永健欲出门办事，再次遭到非法拦截传唤。

朱晓健电话：18261211742
顾海伯电话：18248772097
沈书记：13962039668
聂所长：13912522835
吴书记：13092101966
朱永健电话：18551293443

【民生观察2018年6月11日消息】本网获悉，今日下午，辩护律师及家属就余文生律师被捕接近五个月来一直无法会见律师等事项，谢阳等三位律师与余妻许艳女士一起到全国律协，为余文生案件申请维权。

据悉，今日下午，谢阳律师、王宇律师、宋玉生律师以及许艳女士一起去到位于北京东城区东四十条24号青蓝大厦的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就余文生律师被捕近五个月来一直无法获得律师会见等权利受侵害事项申请维权，并向全国律协递交相关申请材料。

律师及家属向全国律协反映的具体情况包括：1，余文生律师从1月19日失去自由（被拘捕）至今一直未能得到辩护律师的会见；2，余文生律师目前获得辩护律师维护权利的权利被剥夺（既不承认家属为余文生所聘律师，又未听说余文生有其他辩护律师）；3，有关官方所称解聘律师的说法，法律规定辩护律师可以会见当事人，与当事人核实解聘事宜，但徐州市公安局一直未同意辩护人谢阳律师和常伯阳律师进行会见核实此事；4，6月19日是余文生案是否审查起诉的最后期限，家属许艳希望余文生可以在最后期限6月19日前回家团聚。

全国律协有派出工作人员接收律师及家属递交的申请材料，并答复会转交相关部门。

公开信息显示，余文生律师在2018年1月19日清晨在自家楼下被以“寻衅滋事”传唤，后以“妨害公务罪”对其刑事拘留，最后将罪名更改为“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余文生被拘捕近五个月以来，多名律师申请会见当事人，但当局一直以各种理由拒绝。期间更以余文生律师已解聘律师为由回绝辩护律师的会见申请，并出示一张声称为余文生亲笔签名的声明（解聘书），但一直回避法律规定辩护律师有权可以会见当事人进行核实情况的事实，但又不告知家属当事人时下所聘请的律师是谁。余文生妻子许艳女士曾多次申请要求政府信息公开，但回复均以官方拒绝的观点告终。

相关报道：余文生取保被拒许艳申请对案件进行监督
http://www.msguancha.com/a/lanmu4/2018/0523/17499.html

【民生观察2018年6月11日消息】本网获悉，今年六四当天，曾在京从事餐饮业的湖北襄阳籍夫妇何斌、徐彩虹因去天安门游玩，被北京警察抓到天安门分局关押审讯，目前得知徐彩虹已于6月5日被北京公安局西城分局以涉嫌“寻衅滋事罪”刑拘，现羁押在西城区看守所。

据悉，今年是六四29周年纪念日，当天何斌、徐彩虹夫妇和安徽芜湖的朱小平一起前往天安门游玩，随后被北京警察抓到天安门分局关押审讯，第二天（6月5日），徐彩虹被北京公安局西城分局以涉嫌“寻衅滋事罪”刑拘。而一同被抓的何斌、朱小平还未得到被刑拘的确切消息，有网友猜测，鉴于当局每年在六四当天对纪念者严厉打击来看，两人的境况应该不会太好。

据公开资料显示，徐彩虹、何斌夫妇原籍湖北襄阳，虔诚基督徒。因在襄阳所开店铺生意红火，遭到同行妒恨被施以迫害手段得不到依法处理而上访，期间频繁遭到襄阳维稳部门的打击迫害，但夫妇俩人并未因此退缩，反而更加热心帮助其他更弱势群体维权，并积极参与公共事件维权活动，因此被地方政府列为重点稳控打击目标。

2013年何斌带访民到美国驻华大使馆，给受飓风影响的美国灾民送点钱，因此被判刑8个月，关在朝阳看守所。2014年1月26日何斌出狱，这一天他的妻子徐彩虹因参加北京通州梨园圣爱团契的圣经学习，与13名基督徒及慕道友一同被刑事拘留，送进北京第一看守所，后获取保候审，一个月后夫妻才得以相见。

2014年6月4日，作为对89学运的纪念，夫妇俩人到天安门广场打手势纪念六四，后将照片发到网上，夫妇俩人因此又被刑拘，羁押于北京东城看守所，一个月后被取保释放。

2016年5月31日，徐彩虹与赵常青、张宝成、李美青、李蔚、梁太平等活动人士一起纪念六四事件27周年，后于6月1日凌晨在住处被警方破门而入抓走，以涉嫌“寻衅滋事罪”刑事拘留关押于北京丰台区看守所。

2017年十九大召开前夕，夫妇俩在北京前门陕西巷23号经营的餐饮店内，被湖北襄阳警方强行绑架抓走，并连夜押回原籍关押，一直到十九大结束才被释放，两人返京后发现其经营多年的店铺、住家全部失去。2018年6月4日，夫妇俩和安徽朱小平一起前往天安门游玩，被北京警察抓到天安门分局关押审讯，现得知徐彩虹又被以涉嫌“寻衅滋事罪”刑拘于西城看守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