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5日陕西省西安市周至县公安局官方微博发布通报称，发生于4月4日的周至县二曲街道南新街伤害致死案，经市县两级公安机关共同努力，成功告破。犯罪嫌疑人王某(男，39岁，周至县二曲街道人，有精神病史)对伤害任某的犯罪事实完全认同，案件正在进一步审理中。
据新京报此前报道，4月4日早上，周至县二曲镇一男孩被发现身体挂在一根钢管上，下身裸露并有血迹。当日15时许，西安市周至县公安局官方微博发布通报称，2018年4月4日凌晨，周至县二曲街道南新街发生一起伤害致死案件。经初步调查，死者任某、男性、15周岁，周至县富仁镇人(智力障碍患者)。后市县两级公安机关已组成专案组，展开侦查工作。
（来源：新京报 http://www.bjnews.com.cn/news/2018/04/05/482125.html 2018年4月05日）
婚后一段时间，丈夫突然发现妻子的精神有些异样，通过医院就诊报告丈夫了解到，妻子婚前曾经患有精神分裂症，并在婚前隐瞒了病史。丈夫无法接受现实，将已经怀孕两个月的妻子诉至法院，要求宣告婚姻无效，或者要求法院判决离婚。房山区法院审理后认为，这桩婚姻不属于无效婚姻，也不符合离婚的条件，故驳回丈夫一切诉讼要求。
妻子精神疾病复发被诉离婚
2016年初，张先生与李女士在工厂打工时相识并恋爱，不到半年二人就办理了结婚登记手续。婚后，夫妻二人经常因为一些琐事发生争吵，李女士变得非常容易激动。2017年，李女士精神状况继续恶化，经医生诊断，确认李女士是精神分裂症复发。
张先生称，直到这时他才知道，李女士婚前曾得过此病。他表示，两人谈恋爱时，李女士看起来与常人没什么不同，也没告诉他得过病的事。张先生无法接受这个现实，遂将李女士送至娘家。此时，李女士经医院确诊已怀孕两个月，暂由娘家照顾、治疗，张先生知道这个情况后，拒绝了李女士娘家要求其将李女士接回的请求，同时打算起诉李女士，要求法院宣告二人之间的婚姻关系无效，或者要求法院判决其与李女士离婚。
法院认定婚姻合法有效
张先生的诉讼请求是否能够得到支持呢?房山区法院审理后认为，《婚姻法》对无效婚姻的情形进行了规定，无效婚姻的情形有四种:重婚的、有禁止结婚的亲属关系的、婚前患有医学上认为不应当结婚的疾病婚后尚未治愈的、未达到法定婚龄的。其中，精神分裂症属于不应当结婚的疾病。本案中的情况，李女士婚前曾得过精神分裂症，婚后复发。
根据《母婴保健法》规定，即使患有有关精神疾病，但结婚的时候不在精神疾病的发病期内，是可以结婚的。也就是说，如果婚前患相关精神疾病，但经治疗后已经治愈，结婚时精神正常，不处于发病期，这种情况下男女双方结婚，该婚姻关系应是有效的。
本案中，李女士虽然婚前曾患精神分裂症，但经治疗已经治愈，并正常参加工作，其恋爱期间、办理婚姻登记手续时以及婚后一段时间的精神都是正常的，属于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因此，这种情况下，张先生与李女士缔结的婚姻关系是有效的。
法院驳回离婚诉求
关于张先生离婚的诉求，法院认为，审理离婚案件应以夫妻感情是否破裂作为准予或不准予的依据。根据相关规定，“婚前隐瞒了精神疾病，婚后经治不愈，或者婚前知道对方患有精神疾病而与其结婚，或一方在夫妻共同生活期间患精神疾病久治不愈的，属于夫妻感情确已破裂的情形。”
就本案的具体情况来说，李女士虽然在婚前隐瞒了自己曾得精神分裂症的事实，但她此病在婚前已经治愈，且在婚后一段时期内属于精神正常状态。李女士所得精神分裂症是婚后复发，且确诊旧病复发之后，张先生即将其送回娘家，未对李女士的治疗做任何安排，并非“婚前隐瞒了精神疾病，婚后经治不愈”的情形，亦非“一方在夫妻共同生活期间患精神疾病，久治不愈”的情形。
（来源：北京青年报 http://epaper.ynet.com/html/2018-03/09/content_280888.htm?div=-1 2018-03-09）
巴西圣路易斯一位23岁的妈妈门德斯，把她的孩子从桥上扔下去，震惊了路人。恰巧两个不当班的警察发现，迅速将陷在沼泽河中的孩子救出，再晚一步他就窒息了。门德斯已被控制，据说是因为心理健康问题，准备进行精神测试。该结果将直接影响到是否面临谋杀未遂的指控。
参与救援的警官帕斯塔纳说，这个宝宝陷进污泥里，只有手伸在外面。她的嘴里都是泥浆，几乎窒息。当我们救出她，抱在怀里的时候，她突然大哭，这是我们最想听到的声音，因为她还活着。感谢上帝，如果我们再晚来一步，她肯定会窒息而死。
医生表示，宝宝头部遭受了轻微擦伤，没有骨折，情况稳定。
门德斯的家人称她去年曾三次因为精神问题住院，有可能是因为被强奸和性虐待而引发。门德斯的母亲表示她希望接手照顾自己的外孙女。
（来源：北青网 http://news.ynet.com/2018/03/31/1071282t70.html 2018-03-31）
12年前杀人后潜逃，辗转多地，在江西南昌参与斗殴后，因担心被警方调查，“装疯”并被送到精神病院治疗。3月29日，新京报记者从云南省牟定县公安局获悉，当地警方近日在江西南昌控制一名潜逃杀人嫌疑人，这之前，其已在精神病院接受近6年”治疗“。
牟定县警方介绍，2006年10月24日傍晚，云南省牟定县安乐乡青年黑林(化名)，正在家中与父母一起吃饭。三人干了一天农活，一边吃饭边喝酒。这时，同村村民黑山(化名)到黑林家商量事情，于是便被留下一同吃晚饭。酒过三巡，黑山与黑林的父母因琐事争吵，并发展到拳脚相加。此时，黑林拿起家里的一把砍刀，将黑山砍倒，眼见其倒在地上无法动弹，黑林又用锄头猛击黑山的头部，随后扔掉锄头，转身向远处跑去。
黑山最终伤重不治。案发后，当地村民报警。等到办案人员赶到时，黑林已经不知去向。警方通过多种渠道，没有找到黑林的踪迹，在多方工作无果的情况下，牟定县公安局向全国发布通缉令。此后12年间，牟定县保留着案件的专案组，在此期间，黑林的父母先后去世，但其本人依然没有消息。
今年3月，一条来自江西南昌的线报，引起专案组注意。南昌市精神病医院向牟定县公安局安乐派出所反馈，院内有一名拒绝透露真实姓名的病人，曾自称是牟定县安乐乡人，且称已有十多年没回过家。与此同时，院方发来这名病人的图片。
牟定警方根据图片判断，这名在精神病院内的“病人”，正是潜逃近12年的黑林。
南昌市精神病医院称，黑林已经接受治疗近6年，住院期间极少和他人说话，一直不透露自己的真实姓名，只是向医院说自己来自贵州。但是，2018年3月20日，黑林向一名女病友透露自己的真实姓名及住址，院方便立将信息反馈牟定警方。
近日，牟定县警方在南昌市精神病院，将“装疯”的黑林控制。审讯中，黑林称，案发后，自己不住店、不乘坐交通工具，为了躲避追捕，沿铁路、公路、小路，先后走路到昆明、安徽、上海、南昌等地，白天走路、晚上住桥洞、树林、草窝。2013年，黑林在南昌因打架被警方调查，害怕被查出其真实身份，便“装疯”，随后被警方送到南昌市精神病医院住院治疗。
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调查中。
（来源：新京报 http://www.bjnews.com.cn/news/2018/03/29/481133.html 2018-03-29）
2017年7月底，江苏省扬州市高邮县汤庄发生的一起命案：一名46岁的中年女子在家中遇害，而凶手正是她55岁的丈夫却某。
据邻居回忆，事发前却某因胃癌在广州接受了治疗手术，加上两人的22岁女儿患有精神类疾病，他们便带着女儿孙女从广东搬回老家高邮定居。邻居称第一天晚上便听见夫妻二人争吵，结果没想到，第二天晚上妻子杨某便被杀害了。
近日，扬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此案。办案检察官介绍，妻子杨某一不满回家乡定居。另外，却某怀疑杨某行为不端，事发当天双方发生争吵，而杨某的一句话彻底地激动了却某。
据扬州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官那晓凯介绍，却某的表哥和亲哥都因为患有精神疾病去世的，不幸的是他的女儿也患有精神疾病。
当天在争吵时，杨某说了一句“你全家都是精神病，你是窝囊废 ！”却某被彻底把激怒了，在双方扭打的过程中，却某亲手将妻子杨某勒死。
而当他们小孙女就在同一个房间里熟睡，女儿在隔壁房间睡觉。
最终法院认定，却某因犯故意杀人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并处剥夺政治权利五年。
令人痛心的是，悲剧发生后，两人的女儿与孙女无人照顾。针对这个情况，检察院启动司法救助程序，为其送去四万元司法救助金，并协助办理了政府低保保障生活。
（来源：天天快报 https://kuaibao.qq.com/s/20180401A08QIX00 2018-03-31）
【民生观察2018年4月17日消息】本网获悉，2018年4月15日，第八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开幕式在北京怀柔雁栖湖国际会展中心举行。在京访民马连波、孙宝妹、刘淑文、国俪埅、赵华英、刘海霞、杨兴华、王玉凤、张春华、吴晓春等人，于当天上午相约来到会展中心观摩电影节，却被许多警察无故抓上警车送到派出所关押，期间警察不但不依法出具法律手续，还多次辱骂殴打访民马连波。
据马连波告诉本网人权观察员，2018年4月15日，第八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开幕式典礼及红毯仪式将在怀柔雁栖湖国际会展中心举行。在京访民马连波、孙宝妹、刘淑文、国俪埅、赵华英、刘海霞、杨兴华、王玉凤、张春华、吴晓春等人收到手机短信“第八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开幕式将在怀柔雁栖湖国际会展中心举行，欢迎您前来观摩！”等文字。
4月15日上午，马连波就与访民孙宝妹、火龙、刘淑文、国俪埅、赵华英、刘海霞、杨兴华、王玉凤、张春华、吴晓春等12人，相约来到北京市怀柔雁栖湖“国际会展中心”准备进去参观节目，欣赏一下知名明星大腕们的表演。
然而，正当大家准备进入会场之际，大批警察突然赶到，不由分说的将他们全部抓上警车，分别送往三个派出所关押审讯。在去派出所的路上，马连波询问警察为什么抓人？公民观看电影节有什么违法犯罪的地方？警方抓人请依法出具法律手续！对此，一名坐在警车副驾驶位置的警察突然转向，指着马连波连番辱骂，辱骂不够，他还起身翻越到后排马连波的座位处，挥手掐住马连波的脖子辱骂、殴打。
由于马连波年老体衰且患有心脏病，被警察辱骂殴打之后，他的心脏病突发，最后被送往北京市一家医院救治。到达医院后，由于马连波没有携带医疗费用，并且他认为病发是因警察辱骂殴打所致，所以应有警方出资救治，但是警方完全推卸责任，据不认账。为此马连波再次与他们据理力争，过程中，一名警察再次开口辱骂他，并且将他推到在地，之后警察强行离去。
4月17日早上，马连波致电其他访民得知，他们被抓以后，分别被带到北京三处派出所关押审讯，期间警察警告他们，不得前往北京市怀柔雁栖湖国际会展中心观看电影节。在被关押了约25小时后，11位访民才被获释，但仍有一访民至今无法联系。
马连波介绍，他的老父亲马国良住在北京市石景山区铸造村一区，2017年8月28日早上8时许，辖区街街道办事处主任李宁、付晓军等人，带领一伙气势汹汹的年轻人，围堵住了马国良的家门，禁止所有人员出入，吵嚷着要拆掉马国良家的房子。
见状，马国良急忙拿出户口本、身份证，以及祖上留下来的地契给对方看，而对方则强横的答道：“这关我们屁事！老子只管拆房。”根本就不听马国良和家人的解释，大声嚷嚷着：“统统滚出去，今天老子让你们一根毛都留不下”。
情急之下，马国良又拿出国务院[2003]42号文等相关文件给他们看，他们却看都不看，恶狠狠说到：“那算个球毛，现在老子说了算。”之后，他们便不由分说的开始疯狂打砸，并将马国良和年近八旬的老伴、小儿媳和患有心脏病的儿子马连波等人强行拖出门外，扔在泥泞的地上控制起来，之后他们就派来了大型挖掘机实施强拆，几分钟后，在挖掘机的轰鸣声中，马国良世世代代生活的家就变成了一堆废墟，所有家当和生活用品都被悉数掩埋在废墟之中。
自此，马连波就开始逐级上访投诉，随后他就被列为稳控对象，且非法禁止他前往所谓的北京市敏感区域。2018年4月15日，第八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开幕式在北京怀柔雁栖湖国际会展中心举行，马连波就与在京访民孙宝妹、马连波、火龙、刘淑文、国俪埅、赵华英、刘海霞、杨兴华、王玉凤、张春华、吴晓春等12人，相约来到北京市怀柔雁栖湖“国际会展中心”参观，不料竟被北京警方无故抓捕、辱骂、殴打。
马连波电话：13910188838
2018年3月8日父亲在潍北监狱审讯室执法摄录仪前见到了被折磨的浑身瑟瑟发抖，皮包骨头营养严重不良的孩子福林。
孩子被俩个不知道花了多少钱干上位的熊神恶煞般的犯人看着。父亲当时就发疯了不住的质问，都是犯人你们凭什么看押我孩子。
父亲隐隐的感觉到了孩子福林在这俩个犯人手里遭到了非人折磨比关禁闭还惨的待遇。
父亲看到孩子长长的指甲上有淤血造成的黑点，指甲上的黑点形成只有三个原因，一是外伤，另一个原因就是这个孩子福林被强制大剂量服用精神药物肝脏已受到了损害。再就是孩子身体受限被逼的疼痛难忍发疯时乱抓形成的黑点。
父亲在潍北监狱治安室执法摄录仪前曾向潍北监狱办公室主任陈洪涛主任提出给孩子身体损害到何种程度进行全面体检和在没有作出新的司法医学精神鉴定之前禁止狱方强制我孩子服用任何精神药物的迫害。
父亲先要求停一段时间的药等孩子身体精神恢复健康后再做精神司法鉴定，就在精神司法鉴定书上按陈洪涛主任要求写了暂不要求做精神医学司法鉴定，陈洪涛主任答应承诺随后什么时间想做再做鉴定。随后父亲一直要求停止给孩子强制服用精神药物，但潍北监狱却变本加厉给孩子强制服用更大剂量的神经药物迫害。
孩子福林在潍北监狱审讯室不住的说：我是犯人，我知道我是犯人我不应该那么提要求，你们把我再转回2监区去吧！
爸――我也不想吃药但他们看着不吃不管，我是――越吃越燥狂真的没有什么作用。父亲说孩子你根本够不上精神分裂症的标准，都是吃药产生出来的被精神病的精神分裂症。
孩子对着陈洪涛主任说：我错了……错了……不该给监狱提要求，我知道我是个犯人。孩子不住痛苦的说。
父亲愤怒的看着那俩个值班，难到那俩个看压我孩子不知道花了多少钱干上位的值班就不是犯人？孩子又说：抓紧时间给我转回去吧！陈主任说我刚给分官领导商量打完电话了，领导同意了今天下午不转明天一定转。
焦灼的父亲终于煎熬到2018年4月4日孩子会见日，急匆匆的父亲来到潍北监狱会见室办手续。会见室怎么也查不到孩子任何信息了，正常的电脑不但死机还一片空白，就是转监你也有备注啊！
自从2017年6月份有人利用技术手段――掐断我和孩子福林亲情电话――打击报复陷害开始――和现在孩子福林任何去向生死不明的打击报复我和孩子福林的这只黑手――躲在阴暗角落里和在天涯社区化身天涯号――我是一九九六――它非弄死我孩子福林的畜牲是多么的卑鄙无耻龌龊！
这个孩子在潍北监狱消失了。他一定出事了？还是被折磨的住院了？还是转监了？还是消失了？这就是我得国对子民的恩惠！
父亲站在冷冽的寒风中疾呼！你们到底把我孩子怎么了…………待续――寻找一个被精神病生命受到严重威胁的未成年犯孩子福林去哪了？
（来源：旺客人 http://www.wangkeren.com/it/2018/0406/15725.html 2018年4月6日）
“大家都结婚了，你还要等到什么时候？找女朋友不能太挑了！”26岁小伙为妈妈经常这样唠叨所痛苦，但多年来一直压抑情绪避免发生冲突，最终患上情感性精神障碍，目前正在进行心理治疗。汉阳医院专家表示，家长“溺爱式唠叨”实际上是对孩子自尊心的反复轰炸，建议温和方式沟通。
26岁小伙宁帅（化名）上月和父母一起参加亲戚婚礼，回来后变得寡言少语，甚至把自己关在房里。父母觉得不对劲，几次找他沟通，他竟出现摔打东西、大喊大叫等过激行为。无奈之下，妈妈只好带其到汉阳医院检查。
在心理门诊，宁帅低头不愿交流、情绪烦躁，医生察觉后支开妈妈，宁帅才道出心声。原来，他大学毕业后一直没有谈朋友，妈妈常以审问的口气询问。因不想和妈妈闹矛盾，即使心里再抵触他都会憋着。让宁帅痛苦的是，逢年过节妈妈会和亲戚一起“夹攻”，让他抓狂。
上月，一家人参加他表哥的婚礼，再次让他感觉到压力。“我知道自己该谈恋爱了，但相亲几次都没成功。”宁帅说，自己本就心理包袱重，妈妈又开启唠叨模式，最终，宁帅情绪不堪重负，终于失控。
汉阳医院精神科副主任袁梅教授讲，宁帅有狂躁、情绪不稳、冲动等症状，为典型的情感性精神障碍。经过药物辅助治疗、生物反馈疗法，目前情绪已明显缓解。袁梅说，宁帅性格改变和妈妈过度溺爱息息相关，家长长期针对某一事例重复强调，实际上是在潜移默化中不断打击孩子的自尊心，属于一种负面情绪的累积，容易产生逆反心理，严重的会出现抵触、郁闷、狂躁等精神症状。
该科主任吴农艳教授说，家长“溺爱式唠叨”要适度，即便事情没做好，也要换个角度、换种方式督促他，避免硬碰硬。
（来源：楚天都市报 http://ctdsb.cnhubei.com/html/ctdsb/20180325/ctdsb3233850.html 2018年3月25日）
狄莺、孙鹏的儿子孙安佐因在美涉及恐怖威胁被逮，夫妻俩赴美营救爱子，拥有美国律师执照的律师邱彰，连日来针对孙安佐案发表意见，分析各种有利、不利证据，7日她更在脸书表示若如「警长说孙安佐有神经病」，在「神经病没有犯罪能力」事证基础上，表示「这盘棋已下完了，狄莺赢！」
孙安佐案延烧至今已第9天，目前上达比（Upper Darby）警局已将孙安佐的计算机、iPad及手机，转交给美国国土安全部分析，案情升高至联邦层级，宾州警长奇伍德（Michael Chitwood）受访时透露，孙安佐的精神状态可能有问题，还表示检方调查后，孙很可能再被加上「非法拥有枪枝」的罪名。
邱彰因连日来对孙安佐案提出看法，7日晚和朋友聚餐返家，看到手机高达85通未接，在脸书表示「记者们也太捧我了，只是这把年纪，不求名利，但求平安。」透露若对照美警方所言「孙安佐有神经病」，反而对孙有利，不过网友也对此提出反驳，表示「精神病不等于神经病，精神病也要达到相当的程度才能减刑，还会被送进精神病院。叧外不管是精神病或神经病，都有犯罪能力，就看要不要犯而已～～」邱彰则回应回应：「慈母救儿，你就有点同理心吧！」
(来源：联合新闻网 https://udn.com/news/story/11958/3074173 2018-04-07)
过去职业伤害通常指的是各种身体上的疾病，但现代人工作压力越来越大，精神疾病也渐渐成为普遍的职业伤害。台湾职业安全健康联机举办了「工作让你不开心吗？」讲座，请来了世新大学社会发展研究所副教授陈信行和台北市立万芳医院职业医学科主任黄百粲，来谈工作所造成的压力和精神疾病。
过去劳动部并不将职场心理压力视为病因，直到 2016 年才公布了工作压力导致创伤后症候群、脑心血管疾病和精神疾病的参考指引，正式认定工作压力所造成的精神伤害也属于职业病。能有这样的进展，除了许多医师、学者和社运团体的努力之外，更重要的是在 2007 年到 2016 年发生陈巧莲、张倍逢和陈怡君 3 起历史性的职灾案件。
陈巧莲因为职场压力导致忧郁症，经过漫长的官司在 2016 年被高等法院裁定为职灾，也是首次精神疾病被裁定为职灾。
台塑监工张倍逢在 2011 年于厂区跳楼自杀，遗书中表示因主管要求放水，但他不愿配合又怕遭报复，只好以死明志，来年被劳委会认定为职灾。
护士陈怡君在家烧炭自杀，医师判断是职场适应不良和忧郁症导致自杀，嘉义地方法院判决为职灾。这 3 起案件让精神疾病以及精神压力所导致的自杀可以被认定为职灾，也使政府与社会对此更加重视，但其实实务上往往很难认定成功。
要判定精神疾病为职灾的最大问题在于，无法很精准地测量和找出原因。精神疾病的确是病，但没有确切的判断指标来衡量多严重才算是病了。每个人能承受的压力程度不同，要到什么程度才能算是工作压力过大导致职业伤害也是一个难题。现代人除了工作之外，私领域也承受许多压力，甚至还有科学难以解释的压力来源。虽然职场造成过度压力的案例的确存在，但有时很难区分精神疾病的压力来源是否就是工作，抑或是其他的压力来源。
工作心理压力只能透过自述和问卷来判断，不可避免的一定是主观看法，很难有客观的评估标准。心理压力也不同于其他职业伤害，受压者和施压者会双向影响。主管带给员工压力，但员工相对也会给主管压力，有些主管听说员工去申请忧郁症的职灾认定，还会大呼「你忧郁症？我才被你搞到忧郁症！」
黄百粲医师表示，通常要有不当的降职、减薪、解雇或退休，或是遭受严重的恶意刁难、欺侮或暴力相向，才会被认定为精神疾病的职灾。
他坦言在实务上，其实很难界定到底怎样才算严重，而且常常会有劳资双方说法完全相反的罗生门，让举证更加困难。有时即使能够认定是工作造成的心理压力，也因为无法断定压力的责任归属，法院只好判为职灾但雇主无过失责任。
现在的职业安全卫生体系源自于工业时代，将化学品暴露毒害做为典型的职业灾害防治的对象。这样的一套体系自然无法适用于现代职场心理压力的判定，更别说要设法预防。原有的职安体系只须关注特定具暴露于危险物质潜在风险的职业，如今心理压力在各行各行无所不在，难以有效控管。
现代管理不断的追求精实生产，以更低的成本和人力生产更多产品，导致员工压力增加，而罹患精神疾病甚至自杀。陈信行教授指出自杀或精神病发的人通常是工作最认真的员工，悲剧的发生往往是因为员工想把事情做好，但主管只想赶进度放水蒙过去，陈巧莲和张倍逢两起案件都是如此。
除了日渐增加的职场压力和实务上难有客观标准的难题之外，越来越多的非典型雇用也是一大挑战。短期约聘和人力派遣的劳工需要不断更换工作环境和雇主，即使遭受了工作压力甚至造成精神职灾，也不知道该找谁究责，成为现行体制下无法被保障的孤儿。
目前台湾法律对职业病的想象过于狭隘，往往要等到重大伤病甚至死亡才认定职灾，但其实这些心理压力是慢慢累积的。或许可以参考部分欧洲国家的做法，在感受到心理压力时凭医生证明进行短期的休假，恢复身心状态。以这样的方式来预防职场压力造成的精神疾病，会比不可挽回时才申请认定职灾，更能保障劳工的身心健康。
（来源：科技新报 https://technews.tw/2018/03/29/mental-illness-for-stress-in-the-workplace/ 2018-04-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