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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近百访民及维权人士为抗议当局用送精神病院进行打击报复，上周在杨家坪步行街聚会。有参与者称，重庆当局已将维权人士唐云淑、潘斌、刘高胜及何朝正等10多人送精神病院，或要求作精神病鉴定。目前，他们已经征集到百人签名抗议被精神病。

农历新年前夕，重庆约七十名访民及维权人士聚集在杨家坪步行街集会，鉴于当地先后有不少拆迁户访民被公安精神病上周日（2月11日）发起“重庆冤民不愿‘精神病’，不愿被打击报复陷害关大牢”的公开签名活动。该公开信透露，去年重庆有邓光英、张芬、刘德英等人被精神病。数日前，再传出唐云淑、潘斌被接受精神病检查。近期，又听说失地农民及维权人士谭敏，刘高胜，肖成林及何朝正，也被强制接受精神病检查，并已失去自由，大家因此非常担心。

重庆访民郭兴梅本2月20日接受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采访时称，已有不少维权人士被政府当作精神病患者羁押：

“他们现在还在精神病医院。唐云淑去过（精神病院），后来警察把她带出来了。现在他已经回家了。还有何朝正，刘高胜、肖成林、谭敏，他们几个都被精神病，都去检查了”。

唐云淑告诉本台记者，去年3月2日，她被丰都县公安局警察何江涛等人，从北京绑架回原籍羁押317天，期间遭刑讯逼供八个昼夜。她说：

“2017年6月1日，（我）被押往重庆市金子山精神病医院迫害，被精神病检查鉴定”。
重庆市丰都县公安局出具的鉴定报告指，唐云淑有“偏执性人格障碍”。但她接受采访时，思路清晰，用词准确，未发现精神异常。

公开信称，谭敏，刘高胜，肖成林及何朝正因为土地被强占或房屋遭强拆，正在起诉当地政府以及上访维权，期间却被官员当成精神病患者。公开信强调，他们都是心智健康的公民，没有精神病，不要“被精神病”。

访民李群对本台记者说，重庆市政府人员试图逃避追责，把意志坚定的维权人士当作精神病人：

“比如说唐敏，检察院一审都退侦了，他们（官员）又把她弄去做司法精神鉴定，鉴定她有没有精神病。还有唐云淑，她也说把她关了10个月，现无罪释放，也是弄去做精神鉴定。现在重庆就是把那些维权的人弄去做精神病鉴定”。

北京人大及政协会议临近，各地政府方人员正在严控访民上访。李群说，很多访民担心被精神病，于是发起联署：

“重庆很多维权的访民联名签署不愿被精神病。希望引起各界人士及热心网民关注。“

（来源：自由亚洲 https://www.rfa.org/mandarin/yataibaodao/renquanfazhi/ql2-02202018103021.html 2018-02-20）

上星期友人传来一个全身赤裸的男人在元朗马路中央滚动的新闻，我第一个反应是：是不是行为艺术啊？那一刻我发现，很多人（包括我）都有把两者连结起来的倾向。

最近上映的电影《方寸见人心（Square）》讨论了艺术馆营运和当中光陆怪离的事宜，其中描述了一场行为艺术表演。艺术馆在瑰丽堂皇的大厅举行宴会，邀请近百上流社会人士出席，席间安排了一场行为艺术表演：扮猩猩。表演以原始兽性魅力作招徕，嘉宾表现欢迎，还发出轻松的戏笑，但当艺术家开始发出怪叫并滋扰宾客，场面顿时变得尴尬，于是馆长要求艺术家中止演出，但他却没有停下来，依旧在宾客间以猩猩的姿态荡来荡去，发出跟华丽场面格格不入的嚎叫。一种不适开始在宾客，甚至是电影院的观众间蔓延，大家都对这个失控的表演者感到莫名其妙。最后当艺术家扯动一个女人的头发，把她在地上拖行时，穿戴隆重的绅士们终于忍无可忍，作出了人类最自然和最原始的反应：被挑衅—>反抗，一群人失控地冲向艺术家，把他痛殴一顿——整个作品大功告成。

可以想象的是，表演结束后，馆长一定会被高层「照肺」， 因为这些所谓来观赏艺术，支持艺术的宾客期待的，是一场能够娱乐他们——而不是挑战他们的表演；他们想要的，是一些意料之内的惊喜，就像婚礼上新娘哭起来，宾客就感到心满意足，多过这种程度，例如新娘兴奋到尖叫，憎恶之情就会油然而生。

「惊喜」变成设定了的常规，我们就会变得麻木，不再接触真实，不再感受当下。行为艺术，很大程度上，就是用身体和行动打破因循，因为异于常规，很容易被怀疑是精神病。

本地现场的行为艺术表演不多，朋友参加过一场非常激动的（名称已无法考究）：艺术家从台后走出来，手上拿着一大盘腐烂发臭的肉，把它们一块块丢在观众的脸上。这场惊心动魄的表演背后有个故事：艺术家有天探望弟弟，推开门，惊见他上吊了，身体布满了蛆虫，那一幕在他心里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笔者觉得这个作品是成功的（虽然我绝不希望在现场），艺术家带领观众赤裸面对死亡——就算他们多不愿意，死亡还是会在意想不到的时候以丑陋的姿态迎面扑来。

至于较温和的行为艺术，本地艺术家郑怡敏在13-15年期间做过一个至少一半港人都极力提倡的行动：和平表达诉求。他身体力行，每星期给前特首梁振英写一封信，写足一百封。他收集几年来的回信，在特首办门外放了桌、椅，在公众见证下把回信逐一拆开——内容是什么，大家可自行参阅（详见：http://bit.ly/2Hc7NVo）。

总括来说，行为艺术在香港不算盛行，其一在于香港人接受能力有限，其二在于难以营利，但当社会变得越来越奇怪，我们不难在挤涌的街头发现患上精神病的人时，行为艺术在本土的发展相信也有无限的可能性。

（来源：立场新闻 https://goo.gl/siqgNw 2018/3/7）

心理卫生学院的调查显示，若自己患有精神病，46.2%的学生表示会觉得丢脸，35%认为朋友若觉得他患有精神病，多数会视他为软弱。

一项针对本地青少年对精神病持有的态度的调查显示，近九成的青少年表示愿意帮助因患精神病而被欺负的同学，但若自己患有精神病，近一半表示会觉得丢脸。

心理卫生学院前年对约1000名14岁至18岁青少年学生展开调查，了解他们对精神病所持有的既定负面印象和包容度。

约九成受访者表示，若同学因患有精神病而被欺负，他们会告诉老师；88%说若有人因精神病被欺负，他们会为他出头；84%会探望因精神病住院的同学。

然而，若自己患有精神病，学生的态度截然不同。46.2%表示会觉得丢脸，35%认为朋友若觉得他患有精神病，多数朋友会视他为软弱。

心理卫生学院昨天举办心理卫生研讨会，参与这项调查的心理卫生学院研究部主任苏巴玛宁在会上分享这项调查的结果。她指出，调查结果显示青少年持有的既定负面印象，更多是对于自己若被诊断患抑郁症，而非对于他人。

她说：“（患抑郁症）让人感觉羞愧和丢脸。本地华族社群经常提到要保留颜面的概念，不可以被视为软弱，也不可在某方面被视为不比他人好。”

苏巴玛宁告诉《联合早报》，对于他人和自己患有精神病患持两种不同态度，可能是因青少年在精神问题上对自我会抱有负面印象（self-stigmatize）。她解释，病患会觉得自卑，认为一切不如意都是精神病造成。“病患申请工作没回复，就马上觉得雇主是因他有精神病而不要他，但他忘了找工作原本就经常会被拒，不一定跟精神病有关系。”

正从抑郁症稳定康复的谢勋安（25岁）也同意，社会对精神病患的负面评语，会影响病人对自己的评价，形成“你说什么我就是什么”的情况。对于受访青少年对自己和他人持有不同观念的现象，他说：“口中说要同情别人很容易，但精神病若真正发生在自己身上时，就是另一回事了。”

调查也要求受访者写下提及精神病时所联想到的三个词，多达44.5%写下“神经病”“奇怪”“危险”和“笨”等贬义词，只有25.5％写下“可怜”和“需要爱”等具同情的词语。

对精神病持有既定负面印象的现象令人担忧，因为这可造成病患延迟接受治疗，面对精神问题时也不敢说出或寻求帮助，以免让他人知道。苏巴玛宁说，怀疑自己患有精神病的人可能因此不敢去看医生诊断，担心确诊后生活方式就得改变，必须时常看医生和吃药。

她指出，除了展开全国运动消除社会对精神病持有的负面印象，也可让精神病患在社区内接受治疗。她举例，心理健康测评团队（CHAT）在乌节路*Scape商场设有中心，让年轻人询问或与辅导员对话。“那里有很多年轻人进出，没人会知道你来这里寻求治疗，因此负面印象并没那么强，不像走入医院一样。”

患者出版自绘画本讲述抑郁症康复过程

谢勋安（25岁，学生）10岁时就经常用头撞墙，还会频做噩梦失眠，父母带他见心理医生后，发现年纪轻轻的他已患上抑郁症。

他小时还不以为意，长大后逐渐意识到社会对精神病的既定负面印象，发现抑郁症会影响病患的生活和就业机会。

他一度停止接受治疗，自怨自艾，陷入自我否定的状态。他透露：“我经常得跟学校请病假看医生，但又害怕同学发现原因，担心他们会用异样眼光看待我。”

进入理工学院后，他有一次感觉自己心理情况不稳定，要求同学让他暂时独处静一静。“不料，同学对精神病不谅解，他们指责我假装演戏，一起做专题的小组同学还指责我，叫我不要影响他们的成绩。”

积累许多压力和抑郁情绪后，谢勋安最终崩溃，同学们才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我当时极度难过，内心非常痛苦，人生陷入一片黑暗。”

幸好，谢勋安寻求治疗后病情逐渐改善，目前已稳定下来。经历那次痛苦经历后，他下定决心要通过自身经历提高社会对精神病的意识。

去年，他自费出版绘本The Black Box，通过主人翁小企鹅讲述患上抑郁症的经历和康复过程。他也正设立社会企业，通过工作坊和产品让更多人了解精神病和各种残疾。他说：“我希望更多人能站出来帮助精神病患，让他们不要被自我负面印象打败，也希望社会能减少对精神病患的负面印象。”

（来源：联合早报 http://www.zaobao.com.sg/znews/singapore/story20180307-840527 2018年3月7日）

中大博群小区研究计划下的「无家者精神健康研究小组」今（25日）发表「香港无家者精神服务研究报告」，以面对面方式进行深入访谈的20名露宿者中，有8位街友患有精神病。

研究小组负责人黄远倬指，长期露宿影响无家者的睡眠质素，以及普遍街友没家人支持，容易引发其情绪及精神问题。小组建议，医管局应推广由政府医生、护士及社工组成的专业团队共同营运，为无家者设属恒常公共医疗服务的外展医疗车，改善目前情况。

医管局外展队工作时间朝九晚五 难接触街友

然而，按目前医管局现行的服务流程，若要将患有精神病的露宿者送到医院接受治愈，须先由社工转介个案到小区精神科，再经医管局外展队进行评估及治疗。他认为，小区精神科会定期与精神健康综合小区中心联络、讨论及转介个案，惟他们甚少与专责服务无家者的社会服务组织联络，故很少接触到有需要的无家者。

黄远倬指，本港现时的精神病治疗服务出现重大缺口，未能为患有严重精神疾病的无家者提供适切服务。他解释指，医管局的外展队工作时间朝九晚五，但街友却在晚上才回家，难以接触无家者及提供服务。

他举例指，有名患有认知障碍症的无家者张伯（化名）曾于旺角露宿逾1年，每天仅靠捡汽水罐维生。其后，因身体不适送往医院急诊室，才辗转到精神病院接受治疗，现时于护老院生活。黄称，张伯在整个轮候入院过程须时半年：「佢唔系由官方途径入院，算快！」

研究小组建议医疗管把外展医疗车常规化

研究小组建议，医管局应推广由政府医生、护士及社工组成的专业团队共同营运，为无家者设属恒常公共医疗服务的外展医疗车，改善目前情况。另在现行制度下，医护界及社工界两种专业缺乏合作空间，倡小区精神科、外展车队、为无家者提供服务的社福机构及社工，以及健康综合小区中心的社工能定期举行联合个案会议，提供服务。

（来源：香港01 https://www.hk01.com/article/162783 2018-02-25）

许多人相信他们看到的。这就是为什么当一种疾病对一个人的身体健康有不利影响时，这个人很容易得到治疗。然而，人们无法“看到”心理健康恶化的状态。心理问题的症状往往被忽略。结果，这种疾病变得慢性并使其治疗更加困难。大量的人避免访问心理学家或精神病学家。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社会仍然认为精神疾病是禁忌。虽然有心理问题的人想要得到治疗，但我们的社会阻止他走上恢复之路。

处理某种形式精神疾病的人不能享受生活。虽然他们似乎处于一个相对“稳定”的状态，但他们的思想其实是一个令人不安的想法的战场。每年，巴基斯坦都会举办国际精神卫生日，以期提高人们的认识，并克服精神疾病的社会耻辱。然而，精神病患者仍然沉默不语。政府有责任做更多的事情来教育社会，鼓励人们摆脱束缚，接受治疗，过上健康的生活。

（来源：巴基斯坦TNS http://cn.thenews.com.pk/print/289949-winning-the-battle-against-stigmas 2018年3月9日）

2018年2月14日下午，佛罗里达州的道格拉斯高中发生了震惊全美的校园枪击案，造成17名师生死亡，14人受伤。事发隔天，美国总统特朗普（Donald Trump）对此演说，强调要「处理心理健康的困难问题」。

事实上，将心理健康议题与枪击事件连结起来，在美国已经算不上是新闻。2012年发生了美国史上死亡人数第二多的桑迪·胡克小学枪击案，枪手先行凶而后自杀，包括《今日心理学》与《纽约时报》等媒体都推断凶手兰萨（Adam Lanza）可能有未获诊断的思觉失调症。然而，诸多实证研究发现，直接将精神疾病与枪击事件画上等号，此等宣称其实过于简化，也无益于减少枪械暴力问题。

根据约翰霍普金斯大学McGinty等学者的研究（注1），从1997年至2012年的研究期间，同时包含严重精神疾病与枪械暴力的新闻媒体报导，有51％发生于大规模枪击案的三年间（2007年维珍尼亚理工大学枪击案、2011年图森枪击案、2012年奥罗拉枪击案与桑迪·胡克小学枪击案）。

更有甚者，其实此类报导有35％是发生于这四件枪击案后的两周内，代表社会大众会在非常特定的时间点内接收到上述讯息。大规模枪击案后的媒体报导，谈到枪械暴力的原因，多数聚焦于患有严重精神疾病的「危险人士」，而非「危险武器」本身。在这样的脉络下，无怪乎类似的论调会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现。

而范德比大学的Metzl与MacLeish，则透过大量的文献回顾，统整出美国社会对大规模枪击案常见的四种假设（注2），并进行批判性的检验：

1.精神疾病造成枪械暴力；
2.精神疾病的诊断能预测枪械犯罪；
3.美国的大规模枪击案代表独来独往的精神疾病患者所做的疯狂行为；
4.枪械管制无法避免下一次大规模枪击案的发生。

尽管这些假设在某些特定情况下是正确的，但这些假设的背后反映出的，则是更深层的政治、社会，以及文化层次的结构问题。

首先，美国社会认为精神疾病造成枪械暴力的假设由来已久。

自1960年代起，精神医学文献便有针对精神疾病患者是否应该拥有枪械的讨论。法界也有类似见解；美国最高法院也曾基于重刑犯与精神疾病患者的暴力倾向而支持禁止其拥枪权。然而，实际上很少有群体层次的证据显示，精神疾病患者比其他人更容易犯下枪械犯罪。只有约5％的暴力事件能归因于精神疾病患者。（注3）

研究者也已经找出真正与枪械暴力相关的风险因子，举例而言，已有明确的证据指出，酒精与药物使用会增加七倍的暴力犯罪风险。（注4）此外，有论者声称拥枪能减少犯罪，但研究反而指出，家庭拥枪率较高的地区有更多的杀人案件。（注5）因此，误把枪械犯罪连结至精神疾病，或许其实才是阻碍了解决根本问题的可能性。

其次，美国普遍认为精神疾病的诊断能预测枪械犯罪的假设，也是历史的产物。（注6）

1960年代后，在精神医学期刊、联邦调查局，以及荷里活电影等的推波助澜下，思觉失调症与犯罪及暴力行为开始产生关联，「思觉失调症杀手」（schizophrenic killers）一词也逐渐大行其道，然而在1920至1950年代之间，思觉失调症则仅被认定为是影响人们「思考与感觉」能力的精神疾病。创伤后压力症候群（PTSD）也有类似的状况，社会大众常有「发疯的退伍军人」的印象，但实际上却没有证据可以证实PTSD与暴力及犯罪之间的关联。有关精神疾病诊断及其印象的演变，是造成这类假设的主因。

再者，有论者认为，美国大规模枪击案代表的是独来独往的精神疾病患者所做的疯狂行为，背后同样历经了一番转变。在1960年代与1970年代，包括麦尔坎·X（Malcolm X）以及黑人权力运动（Black Power movement）等民权人士及团体，才是被联邦调查局、精神医学期刊，以及报章杂志等认为是有妄想或精神病的主要对象。

包括1960至1970年代，在医学期刊《一般精神医学档案》上头营销抗精神病药物「好度」（Haldol）的广告，画的内容是一名「具有攻击性且好战」的黑人男性，并强调「配合通常由『好度』开始──开始治疗的第一选择。」（注7）

Metzl与MacLeish指出，当年黑人团体被贴上的精神疾病标签，导致政治上对于枪械管控的强力要求；如今由白人男性单独犯下的几次枪击案，却导致社会上放宽多数人拥枪权的呼声，并聚焦于个人层次的脑部疾病问题，或者仅要求限制严重精神疾病患者的拥枪权。美国社会对枪击案反应的流变，其实更映照出复杂难解的种族议题。

至于美国社会的第四种假设，则是认为枪械管制无法避免下一次大规模枪击案的发生。

其立论在于，当凶手是精神疾病患者，枪械管制与拥枪者的背景检查终将徒劳无功。然而，能有效遏止大规模枪击案的关键因子，目前研究者仍无法有效提出。与其把焦点放在个人的犯罪或枪手本身的心理状态，不如着重于社群层次的日常暴力行为，以及枪械泛滥所造成的恐惧与伤害。研究显示，诸如奥克兰或芝加哥等枪械犯罪频繁的城市，许多低收入的群体并无法获得充足的心理健康照护，这意味着这些地方社会及经济上基础建设不足，或许这才是真正的疯狂之处。

话虽如此，也并非全然没有改变的希望存在。在佛州枪击案的半个多月后，相关新闻仍占据美国媒体版面。层次甚至上升到检验个别政治人物的承诺及金钱流向。有许多因素可能扮演了关键角色，包括今年11月的美国期中选举，或是特朗普当家造成政治上的反作用力，但最重要的推手，正是悲剧的幸存者，道格拉斯高中的高中生们。

他／她们挺身而出、侃侃而谈，直面媒体镜头，没有人能质疑他／她们动机的真诚与纯粹。既然前述的错误假设与误解有其脉络可循，或许当枪械管制取得重大成果的那一刻，我们便能期待，精神疾病患者能够不再成为枪击案的头号检讨对象。

（来源：关键评论 https://hk.thenewslens.com/article/91261 2018/03/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