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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广州付爱玲律师因会见詹惠东被司法局约谈

    【民生观察2018年1月18日消息】本网获悉,昨天(1月17日)广州付爱玲律师到江门新会看守所会见了因“海祭刘晓波”而被当局以涉嫌“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抓捕的詹惠东(网名:校长),今天(1月18日)却因此而遭司法部门约谈。

    据知情人士透露,付爱玲律师会见了因海祭刘晓波而被广东当局抓捕的詹惠东,詹惠东说目前他已被提审两次,提审人员让其悔过,詹惠东坚称自己没有过错。当提审警察问及詹惠东对刘晓波的看法,他说”认同、佩服,诺贝尔和平奖得主被犯罪本来就是不可思议,祭奠者被关押更不可思议”。詹惠东坚称,自己所做的一切(警方针对其推特发言)只是在履行做人的良知。

    当付爱玲律师问及詹惠东目前在里面的情况,他说:“现在没有值夜班了,睡眠质量还可以,反而近期想着要回家而睡不着。”然而,在付爱玲律师并没有将这些会见信息公开发表的情况下,却在今天(1月18日)下午接到了来自广东司法局的电话,并告知付爱玲律师下午3点会直接到律所找她谈话。

    据消息人士透露,付爱玲律师被司法局人员约谈的内容主要是詹惠东以及709两周年照片的事。并问付律师:“是如何接受委托的,谁给的授权书?如何联系家属的?如何向王爱忠介绍案情的,为什么他将会见简介发到网上了?”并说以后不能在网上再看到她的照片。另外司法局的人还问付律师是不是和王爱忠联系的?付律师表示,自己并不认识王爱忠。

    有关詹惠东的情况本网将会持续关注和报道。

    相关报道:因“海祭刘晓波”被捕的詹惠东坚称祭奠无罪
    http://msguancha.com/a/lanmu4/2018/0103/16879.html

  • 张科科律师会见许光利遭办案单位“踢皮球”

    【民生观察2018年1月18日消息】本网获悉,今天(1月18日)上午,张科科律师来到湖北荆门市看守所,要求会见被湖北荆门当局以“寻衅滋事罪”快速逮捕的维权人士许光利遭拒。

    据悉,许光利的委托律师张科科在许家兄长的陪同下,于今天(1月18日)上午九时许来到湖北荆门市看守所要求会见许光利,却遭到了看守所的拒绝。张律师问起原因,看守所值班人员表示:“办案单位月亮湖公安分局提前通知看守所不同意许光利会见律师。”并让张科科律师找办案单位。

    张科科律师随即来到掇刀区检察院控告反映情况,该检察院登记了张科科律师的信息后联系了市检察院。张科科律师听到电话里市检察院说,因为许光利案件属“涉黑案件”,律师会见要经过办案单位同意才能会见许光利。对此,张律师无奈地表示:“即便区检察院也认为这不是法定的限制会见的情形,但(目前)也只能监督到这一步。”

    随后,张科科律师又来到许光利案的办案单位月亮湖公安分局,由一位承办此案的左姓警官接待。左警官说,(许光利)案件涉及国家安全且在进一步侦办中,并拒绝说明案情主要事实,直接拒绝会见要求。“左警官说许光利的家属可以随时送钱送衣物给许,但事实上许的家属至今送不了”张律师说,对方不透露自己的名字,却要求律师留下证件信息。

    在此之后,张律师来到荆门市公安局投诉,该局人员“热情”接待,并连说“不让会见没道理”,登记了张律师的信息后,说电话联系月亮湖分局协调解决。然而电话联系后却对张律师说:“协调过了,这个案子确实特殊”而后又让张律师找月亮湖分局。至此,张科科律师此次荆门会见许光利,被踢了一个“完美”的皮球。

    关于许光利的情况本网将会持续关注和报道。

    相关报道:湖北荆州许光利被以“寻衅滋事”批捕
    http://msguancha.com/a/lanmu4/2018/0112/16928.html

  • 湖南欧彪峰等各地维权人士被国保要求录像

    【民生观察2018年1月18日消息】本网获悉,昨天下午,湖南维权人士欧彪峰接到辖区国保打来的电话,要求他前往警局接受录像备案。于此同时本网获悉,至少湖北、河南、广东、广西、湖南等地都有维权人士被要求录制视频。据其中一位维权人士透露:录像全程记录其政治观点,维权工作,家庭情况,是比较全面的了解及录入。

    据悉,湖南维权人士欧彪峰因长期关注声援各地的维权事件被湖南国保列为维稳对象。近年来,欧彪峰因参与声援《南方周末》;声援湖南公民赵枫生“颠覆国家政权”案;给已故湖南民运人士李旺阳扫墓;声援维权律师王宇、周世锋“颠覆国家政权罪”案;围观湖南谢阳律师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等活动,被湖南国保多次传唤、警告。

    欧彪峰介绍,在2015年7月11日下午,他接到辖区湖南株洲市国保的电话,说是要见他。因他当时不在株洲,国保便问他什么时候回来,并要求他一回株洲就马上告诉警方。7月13日下午,他刚刚回到株洲,国保就打电话说要他去株洲芦淞公安分局国保大队办公室,而他称自己刚到家需要休息一下,拒绝了去国保办公室的要求。十分钟后,两个穿制服的国保就直接到他家里要带他走,当时国保没有出示任何手续,但因为与这些国保打过较长时间交道,也不愿意与他们个人当面产生冲突,所以就跟他们走了。之后,国保把他到了株洲市芦淞区公安分局审讯,期间,国保直接了当说找他就是关于王宇和周世锋的事,并在询问室内做了一份笔录,做笔录过程中他要求警方一定要按他的意思表达出他对王宇和周世锋律师的关切和支持,以及对官方的说法完全不认同。笔录结束时是18:30,国保请他吃饭并不断做他的思想工作,以私人的身分劝阻他不要再关注此事。晚饭结束后,他回到家大约是20:30,因为当时出去没有携带手机,欧彪峰到家后第一时间就在网络向关注他的朋友及公众报平安,并在Twitter上表示稍后会整理国保找他的谈话纪录。晚上11:00左右,欧彪峰正和朋友一起在外面吃宵夜,再次接到国保的电话,对方严厉警告了他,称绝对不能把谈话及笔录内容公布到网络上,但是偶彪峰没有同意。不久,国保就找到了他吃宵夜的地方,把他带上警方开来的汽车,指责他不该在Twitter上发布与警方的谈话内容,并表示上级非常重视这个案件,劝他这段时间就不要再在网络发布关于王宇和周世锋的消息,否则对各方都不好。最后,欧彪峰答应会慎重考虑此事,国保才让他离开,而此时已是零点时分了。

    此后,欧彪峰又因为关注声援维权律师王宇、周世锋“颠覆国家政权罪”案;围观湖南谢阳律师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等活动,被湖南国保多次传唤、警告。

    昨天下午,欧彪峰再次接到辖区国保的电话通知,要求他前往辖区警局接受录像备案。对此他予以拒绝,但是他估计国保还是会在某一天把他带进警局录像备案的。因为,近期全国各地已经有多名维权人士被国保传唤录像。例如:郑州的马连顺律师、湖北省异见人士石玉林等人就在近期先后被传唤录像。据分析,近期各地国保都开始给异议人士、维权人士录像备案,可能是公安部又对该群体有什么新的维稳措施,很可能是录像备案以便于人脸识别、监控这些不同政见者,在必要时便于抓捕他们。

  • 江天勇宣判后首次与父亲相见 三月将转监

    【民生观察2018年1月18日消息】本网从江天勇的妻子金变玲处获悉,江天勇的父亲于日前去到长沙一看探望了江天勇。江父表示,江天勇看上去脸色要比上次开庭时要好一些了。

    据悉,江天勇的父亲于1月16日从河南信阳搭乘火车去到长沙市第一看守所进行了常规的家属探视,整个过程大概只有半小时,这是自江天勇案宣判后首次与父亲相见。江父表示,江天气色脸色看起来要比上次宣判时(2017年11月22日)强一些,精神状态相对也好点了。江天勇告诉父亲,感谢大家的关心,自己在看守所里的生活还好,还叮嘱父亲以及其他家庭成员不用太担心。

    江父还说,探视结束后,看守所的工作人员告诉他,由于二月份要过春节,所以看守所就不安排家属探视了。春节过后的三月份也不需要来(长沙)了,因为江天勇将在三月被转到河南的监狱去服刑。至于具体会被转送到河南哪个监狱目前还不清楚,要江父等有关部门的电话通知。换而言之,家属下次探视江天勇的时间最早是在四月份之后。

    另外,江天勇的妻子金变玲还透露,为了防止江天勇的父亲前去长沙有可能约见公民人士或者接受外媒采访,这次江父的长沙之行是由河南老家国保人员陪同并在“全程监视”下进行。江父探视结束之后即在国保催促下匆匆买票离开长沙。

    有关江天勇的情况本网将会继续关注和报道。

    相关报道:妹妹到长沙探视江天勇 官派律师拒给判决书
    http://msguancha.com/a/lanmu4/2017/1220/16839.html

  • 广工大孙婷婷因参加读书会被刑拘抄家

    【民生观察2018年1月18日消息】本网获悉,1月16日,广东工业大学的一读书会会员孙婷婷(女)向外界讲诉了她因为参加读书会及劳工公益活动被警方抓走、抄家、刑拘及遭受虐待的经历。

    据孙婷婷介绍,她是《张云帆:我给人民的自白书》中的孙婷婷,与张云帆同为“广工大读书会事件”中被抓捕的当事人,于2017年12月8日被警方控制,2018年1月4日“取保候审”。她原本没有太大的勇气站出来发声,但是她看到了愤起举报性侵者的罗茜茜,看到了全国各地前仆后继反性骚扰的女同胞,看到了不畏强权争取言论自由的张云帆。作为同样被侵犯人身权利和人格尊严的当事人,她不可能置身事外,她不愿意继续沉默。她说:“我是孙婷婷,我要站出来!”

    接着,她继续介绍说,2017年的前十一个月,她的生活与工作都像往常一样,宁静而开怀,白天筹划着一场场为农民工举办的公益活动,晚上去跟广州大学城学校的后勤工友们一起开心地跳着广场舞。只是没有想到,12月8号晚上,一群警察闯进了她的住所,让2017年的最后一个月变成了一场噩梦。

    她是南京中医药大学2016届的一名毕业生。她在大学期间接触过做公益的进步青年,参加过一些社会实践活动和公益活动。公益青年们那种激情昂扬、朝气蓬勃的精神面貌和谦虚真诚、朴素实干的作风深深感染了她,在为底层的人们做公益服务中,她逐渐认识到,目前公益是帮助社会最底层的工农群众有尊严地生活的最好方式。从此她对公益事业产生了强烈的向往,于是她毕业后先是在广州天河区一家社工机构里工作,之后到到广州番禺大学城一家社工机构里工作。在她来这家机构之前,机构已经与广东工业大学的一个读书会保持合作关系。她来到大学城的这份工作的职责之一就是为公益活动招募志愿者,因此自然而然地也就与广工的那个读书会的学生志愿者保持着联络与合作,协助广工的后勤工友们开展文艺晚会和广场舞活动。令她万万没想到的是,她却因此身陷囹圄。

    2017年11月15日晚上,广工的同学在教室里照常举办读书会,保安突然闯进教室驱散了读书会,据说因涉及敏感话题被举报至保卫处,随后警察将负责读书会的四名本校学生和已经刚毕业的两名青年带到派出所。第二天,广工的四名学生被放了出来,而另外两人(张云帆与叶建科)随后被刑事拘留,关进了番禺看守所。很快她就从她们机构主任那边得知警方已经将这个读书会定为了“反党反社会”的组织。接下来的一段时间,该读书会的学生频繁被校方和警方约谈警告,其中一名同学还因此失去了助学金,很快这个读书会就土崩瓦解了,他们再也不和阿姨们一起跳舞了。她当时感到特别可惜,因为他们是自己见过的最富有爱心和行动力的志愿者,不像很多学校的那些志愿者那样,做活动只是为了拿志愿时长而无半点底层立场。但是她没有想过这件事会波及自己,因为她不过是跟他们一起合办后勤工友活动,仅此而已。事情发生后,她依然照旧工作着,没有了志愿者的帮忙,后勤工友的广场舞活动维持得很是吃力。这时,一场突如其来的灾难毫无征兆地降临在她身上。
    2017年12月8日晚10点左右,房东突然敲门说有事找她,她开门后,一个正常穿着的男子(有可能是便衣警察)带着四名穿制服的警察一拥而入,让她出示身份证接受配合。她觉得自己一个女孩子单独租住的房间突然闯进几个人高马大的警察让她瞬间懵了,茫然不知所措,短暂惊恐之后就是强烈的愤怒,她一再要求他们出示警官证和搜查证,他们不为所动,开始对她的房间翻箱倒柜,翻出了所有的书籍与笔记本、日记本等摆成一堆,然后让她站旁边拍了照片。随后将她以及她的手机、电脑等物品带到小谷围派出所,警察开始询问她关于广工读书会成员的事,她回答说不了解。这时候派出所所长过来,态度非常强硬,威胁道:“你不说是吧?你死吧!(该警察多次说这三个字)那先随便安排个罪名,关进去再说!”听了这话,她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什么叫做“随便安排个罪名”?难道警察可以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随便给无辜的公民“安排个罪名”吗?法律在他们手里可以如此随便吗?公民的人身自由权在他们眼里是可以随便践踏吗?且不说自己完全不知道广工读书会人员的情况,就说自己当时不过是一个被询问情况的人,有权利保持沉默。难道因为不知道或者保持沉默,就可以“随便”安排一个罪名来逼供吗?

    第二天下午5点左右,警察又将她带到她的住所,然后给她一张搜查证让她签字。她签字后警察就开始搬走那些书籍和本子,包括她完全私密的日记本,以及带走kindle等物品。她当时非常气愤和不解,搜查证就是抄家证吗?有了搜查证就可以带走任何私人物品包括最私密的个人日记本,然后让警察回去慢慢仔细研究?警察不用考虑公民的隐私,不用考虑将个人物品带走之后给当事人带来的种种不便?要知道,此时此刻她还不是犯罪嫌疑人,更不是罪犯,不过是被传讯而已啊!

    回到派出所后,警察又拿来一张搜查证,上面写的日期时间是2017年12月9日12:00,警察让她在上面签字。这完全是赤裸裸地欺骗嘛!明明是下午17点多去搜查的,怎么变成12点了?怎么又多出一张搜查证了?难道在中午12点的时候他们已经又去过一次了?她质问警察时,对方未做任何回答,她便拒绝签字。随后他们又出示一张日期是昨天晚上12月8日的传唤证要她签字,她便质疑警方为什么昨天晚上不出示,警察们说在特殊情况下可以先带走再补手续。这简直让人很无语啊!自己是有什么特殊情况?她不过是一个不到一米六的刚从学校毕业的瘦弱女生是能逃还是要怎样啊?当时也拒绝签字了。更可笑的还在后头。

    晚上小谷围派出所的警察跟她说,要给她同时提交一个行政拘留和刑事拘留申请,等待上级决定到底执行何种拘留。结果由于什么系统问题,只能提交一个拘留,然后就“干脆”给她办了一个刑事拘留。在这整个过程中,警方始终都没有出示任何证据证明她犯了什么罪,就以如此随便的方式给她执行了刑事拘留。在这一刻,她又一次感觉到了番禺警方对待法律和公民人身自由权利是如此的随意。她就这样被他们“干脆”弄进了看守所,而这才是她真正噩梦的开端。

    孙婷婷所在的看守所的牢间里有25个犯人,有贩毒的、偷盗的,什么犯罪的人都有,她一个为外来工人做公益服务的女孩子跟他们关在一起——让她感到无尽的讽刺与悲哀。但是房间里只有15个水泥铺位,结果她只能睡在冰冷的地板上。进看守所的第一天晚上,她在晃眼的白炽灯光照射下,彻夜未眠。她身体向来虚寒很严重,一受凉她的肠胃和肾脏就会十分难受,接下来的每天晚上都不知道要醒几次。她们牢间里的上厕所时间都是固定的,她总是被排在最后,轮到她时上厕所时间已经结束了。如果紧急地、在非规定时间上厕所就要被罚站岗不准睡觉。因此她在牢间里是一个半小时睡觉一个半小时站岗的交替,她每天晚上睡不足四个小时。由于睡眠严重不足以及经常不能上厕所的原因,她的身体变得越来越糟糕,开始出现肾脏严重不适、两次严重尿血与严重的便秘,在后期便秘导致的疼痛已经到了让她无法坐立、无法行走的地步。如果不是1月4日“保释”出来,孙婷婷想自己可能会疼死在里面。她要求看守所对自己单独看管或者去看病时,竟遭到无情的拒绝和嘲讽;在她的强烈要求之下,医生给她的药品居然是一个空瓶!

    除此之外,在看守所里面完全没有任何隐私可言,牢间里到处都是摄像头,换衣服和上厕所都在摄像头的监控之下,真的很难想象自己换衣服都要被监控。孙婷婷想:“我为什么要经受这样的耻辱啊!”在里面关了26天,于2018年1月4日“保释”出来了。尽管如此,她仍然是“待罪之身”。在整个过程中孙婷婷始终感到莫名其妙,到现在她都不知道自己究竟干了什么、犯了什么罪。警察要求她写悔过书,而且一定要按照他们的要求来写,而她拒绝歪曲事实,警察就威胁说,如果不按他们的要求写,就把她指定住所监视居住六个月,可是孙婷婷认为自己又怎能承认莫须有的罪名呢?

    附【孙婷婷的困惑】

    1.我不是现行犯,也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我是重大嫌疑分子,为什么能够把我刑事拘留?

    2.警察是不是可以把任何一个人先拘留起来,再来找证据来证明他有罪,找不到证据就把人放了但警察不受任何处分?

    3.警察是不是可以对任何一个公民住所进行任意搜查并带走任何私人物品,不限期归还?

    4.被问讯的人如果回答得不如警察之意,警察是不是就可以“随便安个罪名先关进去再说”?

    5.对于是执行行政拘留还是刑事拘留,是不是可以由警察“干脆”来决定?

    6.是不是因为在警察面前强调了自己的权利,就应该被认为“不配合”而得到看守所里显而易见的欺凌?

    7.在看守所里生病了,是不是可以不用医治的?

    8.四个小时,是不是就是法律上规定的“保证犯罪嫌疑人充足的睡眠时间”?

    9.是不是必须写上符合警察之意的口供,才能够取保候审?

    10.警察将一个无辜的人在看守所里关了二十几天,警察扣留我的书籍、电脑、手机、kindle等物品,是罪证还是赃物?什么时候能够还给我呢?我已经没有钱去买那些东西了。

    最后,我希望警察知道,他们将我无缘无故关了二十几天,已经让我丢了工作,身体崩溃,家中因为律师费借了几万块,我一辈子打上了罪犯的烙印。今后,我或许很难找到工作。这次无辜受难,使我原本贫困的家庭又背上了沉重的经济负担!

    这是为什么?这些困惑一直困扰着我,让我如履薄冰,毫无安全感,我不知道未来我以及我周围的人是否还会再次遭受如此虐待。我希望看到我上述经历的朋友们,如果你们能够解答我的困惑,烦请告诉我,也希望大家能帮帮其他几名因此事受难的朋友们!无论将来是给我判刑还是宣布我无罪,至少能够让我明明白白的,来个痛快!

    孙婷婷
    2018年1月16日

    附【张云帆︰我给人民的自白书】

    尊敬的某老师:

    感谢您此前对北大毕业生左翼青年张云帆一事的支持!正是您的仗义执言帮助张云帆于12月29日得以取保候审,获得暂时的自由。

    除张云帆外,另外3名被刑拘的左翼青年学子也得以相继取保候审。本以为此事已暂时平息,舆论呼吁获得了暂时的胜利。

    然而,番禺警方又将4名左翼青年列入网上追逃系统,誓要将读书会的参与者都打入牢狱。这4名青年包括张云帆的女友、北京大学2016届毕业生顾佳悦,以及另外3名青年学子。

    对此,张云帆觉得无论如何不能再沉默,他勇敢地将事实真相公之于众,作为对此前支持他的师友和社会热心人士的感激和交待,也作为对真相的披露,以唤起社会的正义和良知,挽救其他有志青年的命运!

    附件及下文是张云帆公开发布在他本人微博上的自白书,在此向您转发,并致以真挚的感谢!希望您能持续关注张云帆和其他几名左翼有志青年的命运,这也是一切有理想的青年人未来命运的风向标!

    再次感谢您的支持!向您致以最崇高的敬礼。

    此致
    敬礼

    2018年1月15日

    张云帆:我给人民的自白书

    感谢北京大学钱理群、孔庆东、张千帆、李零、陈波、柴晓明、宋磊等多位师长和张耀祖、李民骐、汤敏等海内外北大校友;感谢黄纪苏、旷新年、祝东力、秦晖、于建嵘、徐友渔和宋阳标、陈洪涛、范景刚等400余位社会各界的老师、朋友们!

    感谢你们的仗义执言,使我得以重见天日。

    请原谅我不能一一拜访,向你们表达我的谢意!

    我是2017年12月29日被取保候审的。但结束了30天的刑事拘留和14天的监视居住之后,我发现,对自己的考验才刚刚开始。

    我无法把这一页掀过去,只能直面这种考验。

    有人说我是北大学生,是学霸,是个不那么利己的精英。

    然而,马克思主义者和“毛左”,这个被不同的人赋予了不同含义的标签,才是我最珍视的身份。

    我能看到,剥削和压迫从未在世界上消失。

    家里有很多国企工人,令我自幼懂得国企改制中老工人的毕生心血如何被蚕食,亲眼见证他们被抛向社会,风雨飘摇;而更广大的弱势群体,无非黑煤窑脚手架血汗工厂,其生命轨迹,无非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

    “我咽下这工业的废水,失业的订单/那些低于机台的青春早早夭亡/我咽下奔波,咽下流离失所/咽下人行天桥,咽下长满水锈的生活/我再也咽不下了/所有我曾经咽下的现在都从喉咙汹涌而出/在祖国的领土上谱成一首/耻辱的诗”

    崛起背后,阴影长长,一寸光环,一寸血色。

    诗人坠下高楼,信念冉冉升起。

    这就是我立志忠于劳动人民,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全部原因。

    网上某些传言是真实的,北大读书期间,我确实曾是北大马克思主义学会的会员。我和大学里的同路人不仅在读书会上研读那些理论著作,弱势群体所在之处也会有我们的身影。经过数不清的唱歌跳舞讲新闻放电影英语班,渐渐我发现,无论走到哪里,都有校工大哥大姐和我打招呼——在打饭的时候,总会多那么一勺。

    毕业后我来到广州,除了参加工作,自力更生之外,生活没有什么不同。说得高尚一些,我在广东工业大学中继续一点一点践行着理想,其实无非是继续参加读书会和志愿活动。

    在被拘捕的那次读书会上,我们讨论了几十年来的历史进程和社会问题——涉及重大历史事件、劳动者地位权利等等。我们讨论作为青年人应当如何解决这些问题。我承认,我们还谈到了29年前有大学生参与其中的那场风波。

    一定有人会好奇,我的言论是否真的过激?

    当然不如报纸电视教科书那么标准化,如果按照上述标准,承认社会有问题就足够“过激”了,讨论“如何解决”无疑更“过激”。

    但世界上每一个国家都有它的社会问题,都会有人对问题的解决之道提出各种各样的看法,这难道也是一种罪过?

    这是权利!

    宪法赫然写道,“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若言论有“过激”,那“自由”毫无意义!

    不过,如果拘捕我的原因是“讨论社会问题”,那至少让我感觉尚且受到了严肃对待。11月15日带走我的时候,警方看我从事教育行业便给我安了一个“非法经营罪”。或许因为过于滑稽,正式刑拘时换成了“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我一个24岁的青年竟然威力如此巨大,能够导致一所上千亩的大学“工作、生产、营业和教学、科研、医疗无法进行”?

    这不正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我被要求承认有密谋活动——真的有什么密谋组织吗?

    读书会需要什么密谋组织呢?广场舞需要什么密谋组织呢?读书会上种种必要的简单分工,难道就是什么“密谋组织”吗?

    我还被要求承认自己有“极端思想”,保证以后再也不参加读书会,被要求“供出”更多有相同思想的人。

    看守所冰冷的地板,八小时连续不断的审讯,监视居住的绝对孤独,太多太多精神折磨,难以言说。当被告知更多的人会因我被抓捕,父母会被连累的时候,我承认,我没能顶住这种巨大的精神压力,只想快点了结,哪怕自己进监狱,只要能让其他青年和家人得到安宁。所以,我妥协了。

    没有料到随后会被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的绝对孤独岁月让我话都说不清楚,思维也十分迟缓。

    经过十几天恢复,我终于回过神来——更没有料到:我的妥协竟如此苍白无用!

    虽然这次因读书会受到牵连的孙婷婷、郑永明、叶建科几位青年也与我一同取保候审,但左翼青年徐忠良、黄理平、韩鹏和我的女友顾佳悦却被网上追逃!我们的罪名并没被取消,依然是待罪之身——尤其是徐忠良四人,他们现在就是被网上追逃的“逃犯”!

    我不敢想象,他们四人现在处于什么境地。一闭上眼,就仿佛看到了当年在国统区,那呼啸的警车、刺耳的警笛和手持通缉令的密探追捕那些东躲西藏、找不到一处存身之地的进步青年们!

    而我,也可以沉默不语——按警方指示,“谨言慎行”,回归“正常”的生活,放上一张平静的书桌,躲进小楼成一统,从此去做一个“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但却要一辈子背负不属于自己的罪名,一辈子远离读书会和我热爱的劳动人民。

    更何况,我还要眼睁睁地看着其他左翼青年被四处追逃拘捕!

    并非出身名校的他们不会像我这么幸运,能在大家的呼吁下走出来——他们连广州都出不去,更没有当年的延安可以投奔,只能去经历何其漫长的监禁岁月!

    我走出了监狱,可是套上了良心的枷锁;逃脱了法庭,但永远遭受道义的审判。

    甚至我们都是微不足道的。但自此之后,任何理想青年都可以被抓捕,任何读书会都可以被定罪,任何志愿活动都可以被控制,理想精神不可触碰,言论自由极端廉价,马克思毛泽东都是笑话!

    要多么无情无义,才会在此刻低头?!

    我听到许多“适可而止”“中庸之道”“退一步海阔天空”。

    我当然能理解这是对我善意的关怀。但我怎能躲开我的同志,去做那个“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更不必说,“言论自由”受宪法保护,无所谓适可而止;毛泽东思想旗帜鲜明,从不是“中庸之道”;我“退一步”让自己“海阔天空”,但我的同志却要跌下万丈深渊!

    ——同时跌下万丈深渊的,还有所有青年理想主义者的全部尊严。

    与其忍辱偷生,不如迎头面对!我只能说出真相,再不妥协;即便再次经历牢狱之灾,也远胜眼前这苟且的煎熬。

    一切善良的人们啊,恳请你看到——你为之奔走的人在这里,他不会辜负你的呐喊。

    他将昂首挺胸,面对暴风降至。

    他已做好准备!

    张云帆
    2018年1月15日

  • 检方起诉书指控民生观察刘飞跃“六大罪状”

    【民生观察2018年1月17日消息】本网获悉,被湖北随州当局以涉嫌“颠覆国家政权罪”逮捕的中国大陆民间维权网站《民生观察》创办人刘飞跃,在经历了一年多的羁押后,近期知情人士辗转向本网提供了湖北随州检察院关于刘飞跃的《起诉书》,起诉日期为2017年12月6日。

    刘飞跃自2016年11月17日被湖北随州当局抓捕以来,次日(11月18日)即被随州当局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刑事拘留;同年12月22日便被随州法院批准逮捕。从刘飞跃被湖北随州检察院起诉以来, 本网今天终于辗转得到了刘飞跃的《起诉书》。

    随州检察院在《起诉书》中称,刘飞跃自上世纪90年代初期以来,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不满,逐渐形成了“结束一党专政,建立民主宪政政体”的反动思想。自2005年10月以来,被告刘飞跃非法成立“民生观察工作室”。租赁境外服务器开办《民生观察》网站,招募工作人员,与境外机构、组织勾结,申请接受资金资助,专门搜集片面信息,歪曲、捏造 事实,炒作敏感事件,通过互联网和境外媒体,散布煽动性言论、文章,诋毁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形象,攻击现行政治体制,鼓动社会公众对我国国家政权、社会主义制度不满。

    《起诉书》中,随州当局对刘飞跃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的指控,罪状大致分六大部分,每大部分其中又包含若干小部分。刘飞跃被湖北随州当局指控的“六大罪状”如下:

    一、撰写发表“非暴力”系列文章,诽谤我国国家政权和社会主义 制度是“专制”的政权和制度,传播颠覆国家政权的思想,提出颠覆国家政权的方式方法。

    随州检方对刘飞跃的指控中称:2006年11月至2012年5月,刘飞跃先后将其撰写的《非暴力之声——论非暴力原则》、《非暴力之声——颜色革命的证明》等12片系列文章在《民生观察》网站上发表。上述文章诽谤中国政府是“坚持暴力与谎言的专制政府”、国家政权是“坚持暴力高压统治、践踏人权”的“专制政权”,社会主义制度是“专制独裁的制度”。鼓吹“颜色革命”、“开展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和街头斗争等非武装斗争”,采取“挖苦性行动”、“裸体抗议”,“争取军队倒戈,瓦解‘专制政府’,提出在中国开展颠覆运动的方式方法,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

    二、撰写发表“中国维稳与人权”、“被精神病与人权”的6个年度报告(总结),造谣、诽谤党和政府“严重践踏人权”,国家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是“专制的政治体制”。

    (一)2014年2月3日,刘飞跃在《民生观察》网站上发表《终结维稳体制——‘2013年中国维稳与人权年终报告’发布》及《2013年中国维稳与人权年终报告》。
    (二)2015年2月16日,刘飞跃在《民生观察》网站上发表《2014年中国维稳与人权年终总结》。
    (三)2016年2月9日,刘飞跃在《民生观察》网站上发表《2015年中国维稳与人权报告》。
    (四)2014年2月13日,刘飞跃在《民生观察》网站上发表《2013年中国精神健康与人权(被精神病)年终报告》。
    (五)2015年1月14日,刘飞跃在《民生观察》网站上发表《2014年中国精神健康与人权(被精神病)年终报告》。
    (六)2016年2月8日。刘飞跃在《民生观察》网站上发表《2015年精神健康与人权(被精神病)年终报告》。

    三、利用谣言和敏感事件发表评论文章,造谣、诽谤中国政府坚持“专制体制”,“粗暴践踏人权”,传播有损于国家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的言论。

    (一)2006年3月8日,境外《大纪元》网站发表“沈阳苏家屯血栓医院秘密活体摘出法轮功成员人体器官”的谣言。同月,刘飞跃撰写《苏家屯事件与“人权入宪”》文章在《大纪元》网站上发表,进一步传播谣言……
    (二)2006年11月23日,刘飞跃将其撰写的《给中国政府的一封公开信》在《民生观察》发表,文中称“11年前中国政府用暴力制造了6.4惨案,11年后中国政府继续用暴力把大量持不同政见者送进监狱”……
    (三)2015年5月2日,黑龙江省庆安县火车站候车室一“袭警”人员被执勤民警当场击毙,刘飞跃于同年5月8日、5月21日在《民生观察》网站上发表《终结维稳体制——民生观察关于黑龙江徐纯合案的声明》、《比枪击更严重的是‘维稳’——民生观察评徐纯合事件》……
    (四)2015年9月4日,刘飞跃在《民生观察》网站上发表《2015年“九三”大阅兵期间的维稳案例统计》……

    四、组织策划发表漫画、海报,诽谤国家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侵犯公民人权,攻击国家司法机关,呼吁释放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分子。

    (一)2014年4月至2016年11月,刘飞跃组织策划在《民生观察》网上持续发表“维稳十八招.逮捕判刑”、“漫画人权”:709审判“等“中国维稳十八招”、“漫画人权”系列漫画13篇……
    (二)2016年4月至11月,刘飞跃组织策划在《民生观察》网站上发表《停止打压人权民生观察要求立即释放周世锋、秦永敏、胡石根等人》……

    五、接受境外媒体采访,诽谤、诋毁国家政治制度和司法制度,攻击国家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

    (一)2014年3月3日、2015年2月6日、2016年2月9日,刘飞跃分别就《2013年中国维稳与人权年终报告》、《2014年中国维稳与人权年终总结》、《2015年中国维稳与人权报告》三次接受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采访……
    (二)2014年2月13日、2015年1月15日、2016年2月8日,刘飞跃分别就《2013年中国精神健康与人权(被精神病)年终报告》、《2014年中国精神健康与人权(被精神病)年终报告》、《2015年中国精神健康与人权(被精神病)年终报告》三次接受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采访……
    (三)2015年7月16日,刘飞跃针对周世锋等四人因涉嫌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刑事拘留,接受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采访……
    (四)2015年8月21日,刘飞跃针对中国政府“九三阅兵”,接受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采访……
    (五)2016年8月5日,刘飞跃针对勾洪国因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判刑,接受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采访……

    六、开办《民生观察》网站,与境外机构、组织勾结,申请接受境外资金资助,供其长期从事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活动。

    2005年10月,刘飞跃未依法履行注册备案程序,非法成立“民生观察工作室”。2006年10月,刘飞跃在境外人员的帮助下,租赁境外服务器,非法开办《民生观察》网站、招募工作人员、运营网站,发表造谣、诽谤国家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文章、海报、漫画。自2008年起,刘飞跃组织人员将《民生观察》网站上发表的文章,用电子邮件和自媒体Twittr(推特),持续向境外众多互联网用户推送。先后多次向台湾民主基金会、中国人权捍卫者(美国)、美国民主基金会等境外机构、组织提供项目计划书和年终成果报告等,申请资金资助,并接受境外组织颁发的“中国青年人权奖”奖项……

    随州检方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如下:1、刘飞跃使用的台式机电脑主机两台、手机一部等物证;2、刘飞跃制作的年度项目计划书和项目计划成果报告书、刘飞跃个人银行账户交易明细、单据等书证;3、证人邓玉林、喻金萍、石玉林、高旭强、陈书庆等证人的证言;4、审读意见等鉴定意见;5、远程勘验工作笔录、电子证据勘验检查报告等勘验、检查笔录;6、涉案电脑中的电子文档、QQ和SKYPE(讯佳普)账号聊天记录等电子数据;7、刘飞跃的供述和辩解……

    以此,随州检方认为,刘飞跃以造谣、诽谤等方式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推翻社会主义制度,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零五条第二款,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以颠覆国家政权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对以上湖南随州检方对刘飞跃的指控,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网友对本网表示:当局这种做法明显是一种对言论自由权利的侵害。《宪法》第三十五条明确规定:公民有言论自由等权利,刘飞跃正常行使这样的权利,对执政党和政府在执政过程当中存在的问题,提出自己的观点纯粹是合法行为,而他这种合法行使权利的行为,却遭致执政党和政府对他残酷的迫害和打压,这本身就是对所谓法治的掌机。

    关于刘飞跃的情况本网将会持续关注和报道。

    相关报道:律师索要“刘飞跃煽颠案”的起诉书被拒
    http://msguancha.com/a/lanmu4/2018/0103/16876.html


  • 《中国精神健康与人权》月刊(总第六十五期)

    一、深度调查

    上海舒玲十二年精神病院生活难舍亲情

    上海任迺俊“因言获罪”被关精神病院

    六旬老人被强治精神病 法院判决子女、医院都侵权

    “福建马尾金门新村精神病人杀人案”背景调查

    二、本月被精神病动态

    “被精神病”和真有病的政权

    西雅图女留学生失踪超70小时 被关精神病院细节曝光!

    三、精神病人权益

    姊被精神病弟弟杀害!家人拨电话给她…铃声从地下传出来

    精神病儿子弑父 因电话求救未果老母向移动索赔

    中兴坠楼员工同学:死者被公司领导宣称有精神病史

    面馆砍头案明开庭 嫌疑人曾被鉴定为存精神疾病

    泗洪8岁女童被精神病母亲刺穿脖子续:现已脱离危险

    男子赤裸全身街头殴打协管,疑为精神病患者已被警方带走

    河北:精神病医院里一男子折断15根肋骨

    四、评论呼吁

    袁立不被精神病,戏子不安,国也难容

    精神病院上市背后:中国每8人就有1个精神疾病患者

    最大民营精神病院IPO:年营收破4亿 3年死亡事故16起

    反思精神病病人的自主权vs医疗权

    五、民间行动与倡议

    湖北父亲寻女27年终在资阳精神病院找到

    金马奖最佳纪录片导演马莉:《囚》的镜头就是精神病院的树洞

    90后患者被关地窖五年,牡丹区精神病医院爱心救助

    关注“心理罪”:他们大都看起来“内向” 却都杀死了最亲的人

    六、域外传真

    日33岁精神病女子疑遭父母虐亡:被拘禁15年,不足40斤

    细思极恐 美一男子因重名被当精神病患者拘捕

    芳华:29岁美女被诊断为“精神病”,只因14岁写了这样一篇文章

    芳华:她因个性叛逆被当精神病,31岁接受“脑切除”后判若两人

    2017年12月号
    主办:民生观察工作室
    本期封面:任迺俊



  • 冉崇碧案开庭在即 卜永柱被拘五天后获释

    【民生观察2018年1月16日消息】本网获悉,已被羁押十一个月的重庆维权人士冉崇碧被控涉嫌“寻衅滋事罪”一案即将开庭,冉崇碧希望朋友可以前去参加旁听。几天前,在东莞找工作时莫名失踪的广东维权人士卜永柱,于今天中午发出消息称,由于一个星期前违反取保规定擅自离开户籍所在地被处以行政拘留五天,今日届满释放。

    据冉崇碧好友北京周女士透露,她于今天傍晚接获自称是重庆市万州区看守所工作人员的电话并表示,冉崇碧委托看守所工作人员代为打电话告知周女士,自己的案子即将开庭(具体日期未提及),大约会在春节前,希望周女士可以前去重庆参加旁听,提前打电话的意思是想让周女士有充足的时间可以准备。周女士猜测,冉崇碧提前打电话的意思可能是想让其带冉的未成年女儿也去重庆参加旁听,虽然看守所工作人员在电话里没说。据公开消息显示,上个月(2017年12月)中旬,在冉案辩护人重庆何伟律师的斡旋和努力之下,冉崇碧在律师会见当天见到了其未成年女儿,由北京友人专程将冉崇碧女儿带到重庆让她会见。

    另外,几天前(1月10日),在东莞找工作时被带至派出所问话后失踪的广东维权人士卜永柱在今天中午发出消息称,自己刚刚被拘留五天期满释放。据悉,他于1月10日在东莞被警方带走,控制在派出所,下午被老家湛江遂溪县警方派人接走。返回遂溪后,警方即以“违反取保候审规定擅自离开所在地”为由,对他处以行政拘留五天的决定,至1月15日期满获释。

    相关报道:冉崇碧在羁押中拒绝认罪 被长期戴镣关禁闭
    http://msguancha.com/a/lanmu4/2017/1216/16813.html
    卜永柱出门找工作突然失踪 疑被拘留
    http://msguancha.com/a/lanmu4/2018/0111/16926.html



  • 上海任迺俊“因言获罪”被关精神病院

    年过60的任迺俊因长期关注人权做一些社会公益活动,经常写一些自己的观点与时政言论发表在微信群里,被一些自媒体采用后,遭到到当局的多次打压与迫害,甚至被送进精神病院关押。

    2015年7月9日是中国律师所遭遇的最黑暗的日子,上百位律师、民间人权捍卫者、以及他们的亲属,突然遭到警察的大规模逮捕、传唤、刑事拘留、失联、约谈、短期限制人身自由。因这场「709大抓捕」受影响人士前后多达319人。任迺俊在7月11日才注意看到网上关于「709大抓捕」的信息,于是他为这场大规模的践踏人权的事件写了一篇“紧急呼吁”。在文中,任迺俊写道:“紧急呼吁!呼吁全国各地的律师,维权上访者,被欺压的工农民学生们,团结起来!走上街头声援被中共当局无辜抓捕的维权律师们!今天不站出来,明天站不出来!没有了律师无人能安全!世界上只有中共的小兄弟朝鲜是没有律师的,难道大哥在向小兄弟靠拢?同胞们!不能让中国再成为第二个朝鲜!我们必须拿出力量!想想朝鲜超毛泽东式的恐怖,在这生死关头我们必须做最后的斗争!绝不能让历史倒退。”

    想不到这200多字的简短声明,竟给他带来“牢狱之灾”。第二天,任迺俊随妻子一起去丈母娘家里做客,刚到丈母娘家里,上海的外甥女就打电话给他,说家里有急事。丈母娘家人给了他1000块钱,让他赶快打出租车回上海,但想不到的是感情深厚的姐姐,竟把他骗回上海让公安抓捕。

    任迺俊回到自己家后,打电话给派出所,过了一会就有人敲门,开门一看是三个警察,然后被带到派出所做了笔录。笔录上很多字他都不认识,只能看一半猜一半,做笔录的那个警察告诉任迺俊,他的字一般别人都不认识,还特意的问任迺俊能不能看懂。在办案的过程中,这位警察一会说任迺俊做的是对的,一会又说是错的,又说现在是错的,几年后会证明任迺俊做的是对的。任迺俊问办案警察“还有事吗?是治安拘留还是刑事拘留?”办案警察说由领
    导决定。

    不过,办案警察说:“今天你就不能走啦,明天早上给你验小便。而后上午有人会把你送到看守所。”随后让任迺俊在讯问笔录签字,任迺俊十分羞愧的说自己看不懂里面字迹。于是办案警察就读给他听,读完了让他签字,任迺俊想:“如果警察写份报告,领导也是连猜带想吗?还是请他来读一下?”最后在疑惑之中,任迺俊拒绝了签字。

    然而,听说任迺俊被拘留,他的妻子气得要跳楼,而他的两个70多岁的姐姐为了不让他被关进看守所,也在派出所长跪不起的哭诉。最后,警察也表示他不再关心政治就可以放人,于是任迺俊在姐姐与老婆的担保下写了《保证书》,保证退出江湖今后不再关心政治。不过任迺俊还是告诉派出所警察,这是他的羞耻,他绝不会改变自己的政治思想。

    2017年2月22日,任迺俊再一次“因言获罪”,上海市国保警察周耘说他写政论文章,便以上海市闵行公安局的名义,把任迺俊处以刑事拘留。这次主要是因为他的文章里写了“六九年中苏珍宝岛战争期间,沙皇俄国霸占我国几百万领土”等信息,任迺俊称这些信息都他在百度上查到的,没想到派出所警察说百度上的消息不正确,然后他又告诉警察,中共的《人民日报》《解放日报》都刊登了相关消息,要他们去查这些报纸,这些警察才泄气。

    任迺俊当天被送进看守所时,因血压太高被拒收,次日被服用了三种药片后,强行送进看守所关押。24日,上海市国保警察周耘就到看守所对任迺俊进行违规的“疲劳审讯”,后被看守所警察强行赶走。三月中旬,国保警察们在看守所对任迺俊进行恐怖审讯,威胁他既不是上海第一个“因言获罪”的人,也不是最后一个……任迺俊被整得当场昏迷不醒,结果看守所医生赶来抢救,把药片塞进任迺俊嘴里,随后大家把他抬回监室。

    5月16日,上海警方以“不够刑事处罚”宣布释放任迺俊,然后又处以“行政拘留”十天,但立即把任迺俊送去精神病院住院。任迺俊表示:“既然认定精神病,为什么还给我十天行政拘留?精神病人是不可以行政拘留的,到底是把送精神病医院错了?还是十天行政拘留错了?或者说两者都错了?”在上海市闵行区精神卫生中心门口任迺俊警告周耘:“不积不足以成名,恶不积不足以灭身,医院是救死扶伤的地方,不是国家机器,把一个健全的人送精神病院关押是严重的反人类罪行,将来法制健全了,一定会得到清算,希望医生守住自己的良知。”

    任迺俊住院时间与基本信息:
    姓名:任迺俊
    年龄:65 第1次住院
    入院日期:2017年5月16日
    出院日期:2017年5月19日
    门诊诊断:精神分裂症
    入院诊断:1.未分化型精神分裂症 2.低钾血症
    出院诊断:未分化型精神分裂症
    入院时主要症状及体征:意识清,仪态整,接触尚合作,定向力完整,注意力集中,未引出幻觉,错觉及感知障碍未见妄想…
    诊疗过程:因未发现明显精神病性症状,故暂未给予抗精神病药物治疗,经家属与闵行公安分局协商后办理出院。

    所幸上海闵行区精神卫生中心的医生还有一些良知,在医院的记录上,任迺俊在入院出院的症状与体征上是不需要服药的正常人,但在入院出院的诊断上是“精神病患者”。更耐人寻味的是,出院小结上注明是“家属与闵行公安分局协商后办理出院。”

    对此,任迺俊非常气愤,他说:“为什么住院出院不是家属和医院协商,而是与公安协商?住院出院必须由公安说了算?2017年2月22日以寻衅滋事罪名对我刑事拘留,可是每次审讯的时候,从不说寻衅滋事,都说是因为写政论文章被抓铺。根据我国哪一条公开的或者内部的法律规定写政论文章就是寻衅兹事罪?”

    而任迺俊最近一次被构陷入狱是参加丁德元庭审的旁听,而被拘留了11天。在庭审快结束时,他与陈建芳,徐佩玲一起为辩护律师的精彩表现鼓掌,而被指“扰乱法庭秩序”而遭到拘留,陈建芳,徐佩玲两人被拘留了15天。



  • 上海舒玲十二年精神病院生活难舍亲情

    舒玲,女,37岁,上海市金山区金山卫镇人。2005年1月,将过25岁生日的舒玲因发病被送到上海北桥精神病医院。但她怎么也想不到,这将是自己十二年精神病院生活的开端。

    “那时爸爸还在。”舒玲说,“我爸爸和我感情特别好,我感觉我和妈妈好像性格不合一样,她对于精神病也很是悲观,妈妈有一个和她关系很好的同事的儿子,也得了病,就一直关在医院里,妹妹的同学的哥哥也一直还在北桥医院。”开始,舒玲安心的在医院治病,病情控制并在恢复中。然而半年后厄运再次降临。

    “半年后爸爸因病去世,从此妈妈管我,爸爸不在了,就不一样了,没人像爸爸那样疼我,理解,宽容我。”舒玲的情绪很低落。在精神病医院里的日子漫长而难熬,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和调整后,舒玲的病情恢复的很好。“(我的病)在北桥医院已治愈,每天只服一粒阿立哌唑维持,并且做病房总务工作,医院每月给120元报酬。”病情好转的舒玲一直渴望出院回自由,然而不知为何,妈妈却一直不接她出院。

    舒玲讲述了当时的情况:“在北桥还未出院的时候,妈妈在医院花园里对我说,为了评到重残证让我装病,我还天真的笑着问她怎么装,妈妈竟然说一会哭一会笑,我当时笑笑说我装不来。后来我心中不安把这件事对医生说,她说千万不能装,否则会给你加药的!还好没装,否则就毁了。”

    “妈妈后来对我说她同事的儿子就是说不想出院评到(重残证)的。后来去评残时,评残医生看到我和妈妈就说‘你带她(我)出来的啊!’言下之意就是可以不带我出来的。我觉得一切都好像已成定局,因为在这之前当时的病房主任很严重地对我说:‘你评不到残你妈妈苦死'。评残医生问我两个问题:1.你觉得医院生活好不好?我说,还好。2.你想出院吗?我想到妈妈说过的话,就说不想出院。这样就评到了。我对病房后勤阿姨说起评残的事,阿姨很坦率的说,你不这样说也评得到的,你妈妈走好后门的。评残医生当时是姐姐的邻居,妈妈说不是这个评不到的。此后我提到出院妈妈很凶,还曾在医院会客的时候因为我提出院而打我一巴掌。”
    “之后我的三级残疾我都不知道么时候评到的!妈妈后来说那是她哭到的。”往事历历在目,说事的舒玲似乎已无悲无喜了。

    终于,舒玲在北桥医院住了四年后,在2008年的一天妈妈来接舒玲出院了。与病友们告完别,出院时医生对妈妈说:“舒玲可以找份工作。”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妈妈把舒玲从北桥接出院立刻送到了金山精神卫生中心。

    从舒玲说话不难看出她的柔弱:“有时我自己不知道自己怎么回事,觉得自己很懦弱,可能性格里的弱点优柔寡断,在北桥出院那天,妈妈叫辆出租车,残联的人坐在里面,我上车那人就对我说‘妹妹你已经是3级残疾,叔叔再给你升升级。’我却一声不吭,我害怕妈妈,不敢表达自己的意愿。我已经康复了呀,我当时完全可以对他说:医生怎么说的(我已经痊愈了),不信你可以去问医生。唉,真的当时一点勇气和智能都没有!我隐约有一些不好的感觉但不敢去相信。”

    舒玲没有如愿回到家里,而是被直接送到了金山精神卫生院,继续精神病人的生活。妈妈还为她申请了《精神重残无业证》评定。2009年在医院呆了一年左右舒玲的精神重残无业证评下来了。也是在这年的一天,妈妈专门请假把舒玲带出去了一趟。“妈妈卖掉了只有我和她名字的两室一厅的房子13万元,她请假是带我去过户签字的。”舒玲回忆道:“回医院后病友都说我傻,不该卖掉的。”

    “现在想想妈妈从卖房,评残,步步实现她抛弃我的计划,现在想想太可怕了。”伤心失望之余,善良软弱的舒玲想的还是觉得自己得病拖累家人的愧疚,希望妈妈了解自己的心意,她说:“让我揪心的是她没有能感觉到我对她的心意,我是顺从她的,和我内心觉得的亏欠的良心。”

    终于从北桥转院到金精住院四年后,眼看出院无望。2011年春节,舒玲给来探望病人的区长写了封求助信,由院长递交给区长,在信中要求换监护人。“但政府没有正视我不是精神重残,且已康复的事实,我向当时做调解的书记提出吊销我的精神重残失业证,她说要家属同意。她只是劝我妈妈把我接回家。”说起这事舒玲有些沮丧。

    事情在2012年有了转机,2月份妈妈终于在各方劝说下将舒玲接回了家。回家后,舒玲和妈妈谈起被卖掉房子的事,妈妈告诉舒玲要还爸爸看病的钱和舒玲看病的钱。爸爸生前自费为舒玲买了社保,而自2009年《精神重残无业证》办下来后住院费用全免。

    从小爱画画的舒玲在医院时给病友画肖像,都觉得画得很像,在医院参加过外面的比赛。回家后就帮姐姐翻版农民画挣点零花钱。但变故还是发生了,后来有病友介绍舒玲去学油画,画墙画出去工作,妈妈不同意,二人发生争吵,气愤之下,舒玲去了堂姐家,在堂姐家吃过中饭后才回家。没想到因此结束了自己刚刚7个月的自由生活。

    “第2天早上妈妈叫警察在门口逼我去医院,我没办法,因为警察会帮妈妈架我去的,他们不会帮我的,我知道如果让他们送去意味着什么,这让我很无奈,于是我对他们说我自己去。警察却说:“没关系,我们送你去,免费。’这话让我感到一丝绝望。到医院妈妈直接把我赶上病房,她去找金精医院书记,书记也没有来看看我,我没有经过门诊任何医生的诊断就被送进病房,可是当天却没有办好住院手续,我问工作人员要精神科药也没有,第二天才办好住院手续的,2012年8月到2018住院至今未出院。”舒玲情绪很低落。

    “到医院也没有加药,到目前还是每天一粒药,住院中间发过一件事,病房看护男家属,随便进病房、厕所倒痰盂,我还有别的女病人在上厕所,并且听说这个病人男家属在女病人洗脚做个人每天清洁护理的时候,旁若无人的出来倒水喝,那个水桶在女浴室门口,女病人在那块地方洗的,我当时很气愤,就向个医生控诉并指出医院管理不善,但那个医生却并不体谅,很冷漠地说让我去找院长好了,我很气愤,就指责他们。没多久我下去康复科参加活动,也并未对康复科工作人员再说此事,情绪已平复,但等我回到病房,床位医生却像压犯人一样掐着我的后颈项把我压到护工办公室,然后进行电击,那时机器坏,没法,只好作罢,接着他们就给我加药,中午和晚上各一粒碳酸锂治疗躁狂症的药,他们把我绑在床上我并没有反抗,任凭他们,但他们还是要给我喂药,我不吃就用汤勺硬灌,但我还是没吃,最后他们给我打强镇静剂,打了两天,期间我请求不要打,因为我出现很大的药物不良反应,他们不理,最后因为心率过速,才不得不停药,这样的医生让我一直打个问号,还有为什么我可以不经过门诊就可以收治?当时2012《精神卫生法》还没出台,现在他们就注意门诊规范了。我是得过病,但我积极治疗,热爱生活,努力康复,但是却越过越没希望。家庭成员的变,导致的家庭的粗爆不接纳,做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完全具有能力可以创造自己新生活的康复者是否应该自救。”舒玲继续着自己的述说,并给这段做了个总结——“亲情淡漠、歧视。”

    知道让妈妈带自己回家无望,舒玲转而向姐姐求助。“2017的时候我请求卫生局新任的书记原来的医院院长,为我做姐姐的工作接我回家,书记答应,他找我姐姐在病房外谈,我不知道书记和我姐姐谈得怎么样,那天是会客日,谈完后我姐姐见我,我问她谈得怎么样,她表情很怪,没说话,支支吾吾的说了句电话联系,就拿了我画的画急匆匆的走了,几天后我遇到院长,他进了病房,我问他和姐姐谈得怎么样,并请他私下说,但他板着脸说,就在这说,就在很多病人堆里,他问‘为什么我家要把我送进来?’我说:‘我要去工作妈妈不让,我们吵架了。’他说:‘就这样吗?你还做过什么?’我说:‘就是这样的。’他说:‘你想不起来就不要出院,后来干脆说你不能出院,还要治疗。’他还说:‘你没有精神病,你家人就有精神病。’我听了这话一言不发就离开了。下午我偷偷哭一场,护士看我眼睛红红的就说‘你哭啦?’说起这事,她还说院长说得对的,让我感到心寒。因为在病房外的走廊,后勤阿姨听到他们的谈话,她私下对我说:‘你不要对你姐姐带你出院抱有希望。’我觉得她的内心很肮脏,没有见过这样做姐姐的说妹妹的。阿姨还说看着我姐姐说完我的坏话,下一刻又匆匆卷起我的画拿走,她看着难受,还说我为什么还把画给她,对她好。最近有送康复病人回家的政策,但听一个护士说:‘别的医院都落实了这个政策,为什么这个医院没有动静?’所以我对医院不抱希望了。以前书记看到我都会和我聊聊,现在已经不再理我。”

    “2017年家里另外的一套房子拆迁,我知道妈妈把我和她的房子卖掉后,我的户口先放在派出所,后来迁到现在拆迁掉的房里的,我不知道拆迁房的性质,不知道我有没有份,但刚得知房要拆迁,我就向姐姐表示我不要的,为此她对我好了一些。”

    “我和姐姐谈过,我对她说你让我出院,给我三年时间,我出去找份力所能及的工作,找个合适对象,自立门户,我结婚可以不要小孩。姐姐冲口而出:‘没人要的。’口气冷冷的。我不争房子,她们说什么就什么的顺从也没有得到她们的体谅。”

    对家人的失望及对自由的渴望,舒玲开始通过朋友的指点在网络向有相同经历和律师求助。
    “我想出院,对于一个已经治愈正常的康复者,没有正常人的生活,没有良性的刺激,我担心以后会得老年痴呆症”舒玲说:“四年前我信了耶稣基督,他们连请假出院也不让我,我已经三年多没有看到妈妈和妹妹了。”

    很多人建议舒玲将妈妈告上法庭。但她却放不下那份亲情。舒玲希望通过做司法鉴定确认本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从而可以自己办出院手续出院。但是鉴定要钱,请律师要钱,并且还要有亲属的配合。

    开始舒玲很乐观的说等晚点自己画画攒点钱了请大家为她推荐个好律师,并说自己有个堂哥曾经说愿意帮她。舒玲从小就喜欢画画,所以一直坚持着,刚开始在病房给病友画肖像,都觉得画得好像,在医院参加外面的比赛,在病房有空就一直在专研,画画成了她医院生活的全部,朋友介绍了个画展,姐妹们支持买下第一批创作的农民画,有点钱就买画画的书、材料,自学工笔国画。“姐妹邀请我帮她画插画,慢慢地挣了些钱,感谢上帝给我这个兴趣爱好否则我的日子过不下去的。”舒玲的话语里包含着浓浓的感恩。

    舒玲还通过努力她为自己在医院争取到了一角空间:“我病房里对面有间房间,偶尔会有用,2014年我参加医院邀我参加的区农民画比赛开始,慢慢争取到,在一间单独的房间画画,医护人员对我也还好,主任对我挺好,除了出院这件事。”

    就在网友积极准备为舒玲发起募捐,出主意时。之前说联系堂哥帮自己请律师的舒玲忽然发来信息,说自己还是狠不下心,可能还对家人有一点眷恋。准备退出了。并且,哥哥也有难处不能帮自己了。留下一句:“也许我没有自己想的那么有能力。”之后便沉寂不语。

    “我积极康复,画画是我的爱好,所以我一直在画画,成为了生活的一部分,我希望家人能看到我的好,但没用!”舒玲伤感的话语让人心里沉甸甸的如同压了块大石头般沉重。

    “这个国家的精神病院什么时候才能纯净的像个真正的医院,而不是公权、私利手中的工具?”——这是笔者采访舒玲之后久久无法释怀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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