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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邯郸杀人案震惊社会引发留守儿童议题关注

    3月10日在河北邯郸发生的初中生杀人埋尸案,震惊了中国社会,成为近日来舆论关注的最大热点。三名中学生勒索并残忍杀害了他们的同学,随后将其尸体埋藏。这起事件不仅因其残忍性而引起广泛关注,而且因为背后隐藏着更深层的社会问题而成为热议的焦点。

    受害者和加害者都是留守儿童,这一事实揭示了中国社会长期存在的问题。留守儿童是因为父母外出打工而留在家乡的孩子,他们往往缺乏父母的陪伴和适当的监护。这起凶杀案反映了留守儿童面临的风险和挑战,以及中国社会在照顾这一弱势群体方面的不足。这起事件也引发了对中国教育制度和户籍制度的批评。留守儿童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城乡之间的不平等,以及农民工及其子女在城市中受教育的困难造成的。尽管有些家长希望将孩子带到城市一起生活,但是教育资源的分配不均和户籍制度的限制使得这一愿望难以实现。

    此外,这起事件还暴露了中国社会在关注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和社会适应性方面的不足。留守儿童由于长期与父母分离,不少人因为缺乏应有的家庭关爱,身心成长受到诸多不利的影响。这不仅是一个家庭的悲剧,也是整个社会需要面对和解决的问题。

    中共建政后实行城市和农村二元户籍制度,中国的公民被分成城镇户籍和农村户籍,两者在福利、医疗、养老等各方面都有不同的待遇。农村户籍的人,即使在城市工作,也还是农村户籍,即所谓的农民工,农民工的子女也是农民,不能与城镇户籍的人享受同等的受教育权,无法在工作的城市公立学校上学,或者被设定非常苛刻的条件,如居住多少年、交社保连续性等等。因此户籍制度而产生的留守儿童问题是中国社会最大的“溃疡”,留守儿童面临教育问题、心理健康问题、社会适应性问题及安全问题,这些儿童由于长期和父母分离,缺乏父母教育和陪伴,往往会出现心理健康障碍,甚至心灵扭曲,走向犯罪。也有的留守儿童面临着威胁、欺凌、虐待、受到伤害及事故等风险。

    中国国家统计局、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和联合国人口基金联合发布的《2020年中国儿童人口状况》的报告中引用2020年中国的人口普查数据指出,留在家乡与大家庭,特别是与教育程度较低的祖父母一起生活的未成年人有近6700万(其中城镇留守儿童2516万人,农村留守儿童4177万人)。另据中国教育部去年8月发布的最新统计数据,2023年,义务教育阶段农村留守儿童的数量是1550.56万。数千万孩子处于和父母长期分离的状态。

    随着河北邯郸悲剧的细节近日来被媒体披露,在网络讨论中,人们再次关注到中国农村留守儿童的成长环境、以及社会福利部门照顾这些儿童的能力。有微博网民指出,社会对农村少年儿童心理健康的关注太少;有人表示“我想这种事会再度发生”。

    有数工作室官方澎湃号“有数”发表文章《邯郸初中生杀人案,加害人和被害人为何都是留守儿童?》,文章认为,校园欺凌不会平等地“降临”在城市和乡村的孩子头上。一份2022年发表在《Global Pediatrics》的研究中,作者在2014年对贵州农村地区的76名12-14岁学生进行了全球学生健康调查(GSHS),并与北京的1629名相同年龄段学生的调查结果进行了比较。相比北京的同龄学生,贵州农村的学生遭受过至少一次欺凌的比例更大,有47.4%,前者是20.3%。

    有数工作室的文章认为,即便同样都是农村儿童,相比有父母在身边的,留守儿童是欺凌链条里更“底层”的受害者。根据发表在《人际暴力杂志》(JournalofInterpersonalViolence)中一项对象包括2147名中国农村儿童在内的调查研究,大约31.6%的留守儿童反复遭遇过任意一种形式的欺凌。在被故意排斥/忽视、被编造谣言、被肢体攻击等不同的欺凌方式里,留守儿童有此遭遇的比例都比农村中其它非留守儿童更高。

    有数工作室的文章说,滚滚不息的城市化进程中,务工人员为了更好地生存和发展而远走他乡,与此同时,只能把儿童留在身后。过去二十年间,留守儿童规模稳定扩大,从2000年的3009万人增加至6693万人,增幅为122.4%。其中,农村留守儿童从2699万人增加至4177万人,增幅为54.8%。并且,农村儿童中,留守儿童的比重也越来越大,大约每3个农村儿童中就有1个在留守。如今,则有接近75%的“第二代”农村留守儿童,还没上初中就与父母分开了,而这正是人对原生家庭有着强烈精神依赖的年龄阶段。农村社会结构的变化和留守经历带来的影响深远又复杂。一个明显的现象是:与农村留守儿童遭遇欺凌同时发生的是,部分留守儿童也成为了欺凌者、施暴者。

    作者项栋梁在其微信公众号“基本常识”发表文章《三名留守儿童杀死留守儿童,北上广的学校因招生不足停办》,文章提出,这是三个未成年人杀死了另一个未成年人的恶性案件,对未成年加害人,应该严惩还是拯救?被有意无意忽视的,则是背后触目惊心的社会问题:这是三名留守儿童杀死另一名留守儿童的血色悲剧,背后更是中国1086万留守儿童(2023年数据)的灰色人生。

    项栋梁的文章说,杀人的三个未成年人,为何扭曲沦丧至此?仅凭常识推断也能知道,这样一桩“毫无意义”的凶杀案,但凡三个小恶魔的家庭里面有一个大人知道,都不可能放任发生。文章指出,真正需要追问的是,三个孩子已经疯狂到联手杀人的程度,为什么他们的家长(爷爷奶奶)居然一无所知,又或者……是无能为力?

    项栋梁的文章分析,以绝大多数留守儿童的现状来看,和父母两地分离,被老人隔代养育的,基本只会管吃饱穿暖,有些自己身患疾病的老人,甚至连留守儿童的暖饱都不一定能管好,更不可能辅导孩子作业,孩子遇到挫折和困惑时做好心理疏导安慰,至于对孩子的价值观进行正确引导示范,更是不存在的。

    项栋梁的文章说,但凡能让孩子在自己打工的城市读书,又有几多父母忍心把孩子留在农村给老人带呢?文章质问,千万留守儿童的家长不想把孩子带到打工的城市上学?你去问问北京市教委、上海市教委,广州市教委,哪怕是问问河北省会石家庄市教委,农民工子弟能在这些城市无差别入学,无差别中考升学吗?文章还说,“最丧心病狂的是某个首善之区,竟连专门接收留守儿童,完全放弃本地中考机会的农民工子弟学校都要取缔、赶走……”

    作者蕨代霜蛟在其微信公众号“蕨经”发表文章《邯郸留守儿童杀人事件,是这个社会成年人的悲剧》,文中提到,怀疑留守儿童“天然有问题”这个思维方式没错,就像担心孤儿天然更加缺爱、更容易罹患心理疾患一样,这本身没问题。问题是,思考到了留守儿童这一步就戛然而止了?以为问题只在于留守儿童,甚至到最后连是什么造成了留守儿童都忘记了。把所有脏水一盆子全泼向留守儿童,好像留守儿童是半夜里突然出现在半空中的恶魔一样。

    蕨代霜蛟的文章认为,在这由成年人主宰运行、号称文明的社会里,成年人,你们难道从未体验过良心苛责、羞愧难当、看不见自己的猥琐与可鄙?没有想过这个社会的运行方式,那么多年来让多少留守儿童教育受阻、对他们的身心施加过多么巨大的压力?即使经历过短暂团聚,也难以改善留守儿童对父母的思念和情感依赖,以及由于家庭分离而导致的孤独、悲伤和沮丧感。更不用说,3年的疫情令许多家长无法回家,加剧了留守儿童的孤独和焦虑。河北邯郸留守儿童杀人事件,是留守儿童的悲剧,但更是这个社会成年人的悲剧。

    作者even、黄瓜酸啤在微信公众号“她刊”发布文章《杀人的邯郸少年:死刑困难,更多细节披露》,文章说,从有些恶童具有反社会人格和残忍的天性,走到恶童真的酿成不可挽回的大祸,这不是一个必然的过程,而是一次又一次隐患被忽视、问题被搁置的结果。男孩失去生命,始作俑者是三个未成年霸凌犯,罪魁祸首则是学校和家庭对留守儿童身心健康、人身安全的漠视。

    文章说,留守儿童成为社会问题不是今天才发生的现象。早在1994年,上官子木第一次提出“留守儿童”这一概念,就呼吁社会各界予以关注这一弱势群体。2020年的数据,我国约有留守儿童6693万人,占全国儿童四分之一,随着城乡差距拉大、城市务工的劳动力增加,留守儿童的增速也是惊人的。留守儿童犯罪率占未成年人犯罪的70%。其原因也不难理解,家人长期不在身边,缺乏家庭关爱和引导教育,同时学校也不重视,缺乏最基本的性教育、法制教育等基本教导。社会化失败,有的留守儿童反而在犯罪团伙找到了归属。

    文章指出,与高犯罪率一体两面的是,留守儿童还有高自杀率的特点。他们的生活是不受父母庇佑的丛林社会,不欺负别人就会被欺负,遭遇霸凌,甚至被性侵的案件都频有发生。在留守儿童高度集中(占全国7.18%)的广东2015年至2018年三年内有超过2500女童被性侵,半数在14岁以下。这些数据、这些报道从2014年到现在年年往复不断被提起,已经是社会巨大的隐忧,留守儿童聚集的地方就像是滋生犯罪的培养皿,问题从未改善。留守儿童依然在增加,不去直面留守儿童顽疾和校园霸凌根源,依然还有无辜的孩子成为牺牲品。而我们又有多少孩子经得起这般炼狱?

    作者维舟在其微信公众号“维舟”发布文章《孩子为何如此残忍?》,文章说,孩子就不是“天生纯良”的,恰恰相反,他们需要充分社会化才能控制好自己与生俱来的攻击性——孩子残忍,正是因为他们没轻没重,也不像成年人那样清楚自己行为的后果。如何控制自己的力量,既不至于伤害他人又不至于压抑自我,这对任何人来说都是一个挑战,也需要长久的教养,经历这样的社会化进程,最终才能成为一个文明人。然而不幸的是,在当下这个时代,许多孩子的成长过程中,这都是缺失的。

    维舟的文章说,毫无疑问,长久不能在父母身边,得到关爱和依恋的滋养,这对孩子的成长是极为不利的。这意味着他们没有被充分告知,什么才是正确的行为,也难以产生对他人的共情,只能靠自己孤独地摸索。虽然有些人依靠自己艰难走过来了,但可想而知,势必有一些孩子迷失了方向,在歧途上越走越远。孩子身上所表现出来的残忍,不是天生邪恶,而是他们缺乏教养和引导的结果。父母不在身边,就算回家来往往也只问学业而不管内心,校园生活则更枯燥又严厉,对于一些根本不知如何处理自己情绪和攻击性的男孩来说,欺凌弱小就成了他们宣泄的渠道,直到做下可怕的事。

    维舟的文章最后说,留守儿童,原本是城乡二元分隔体制的产物,否则父母进城打工,完全可以带着孩子一起,就近入读。这是人为制造的亲情隔离,不管它考虑的出发点是教育资源还是管控人口流动,其结果都是让无数农民工家庭承受了创伤,最终结出了苦果。留守儿童不应该再有了。虽然这一社会解决方案未必就能一劳永逸地解决这个问题,但在更多悲剧发生之前,我们至少应当正视悲剧的根源。

  • 马波被关黑监狱绝食抗争身体和精神受损

    【民生观察2024年3月25日消息】黑龙江佳木斯市在京访民马波在今年两会前夕,被黑龙江驻京办联合户籍地维稳人员非法软禁关黑监狱,期间马波绝食抗争,导致身体多发疾病住进医院治疗。在被控制20多天时间后于近日才获得人身自由,其身体和精神遭受重大打击。目前马波已于今天下午时分坐上开往北京的火车。

    2024年2月28日,因北京即将召开两会,马波被户籍地佳木斯警察带离北京去河北省廊坊市固安县,当天入住位于固安县新中东街102号宝德购物广场八楼的百悦酒店,期间有社区主任和警察陪护。

    2024年3月3日夜里12点,马波被5名不明身份的人从固安酒店强行带走,当时马波只穿一件睡裙这些人不让她穿衣服,也不让她上厕所,如要上厕所就要打她,后用黑车(京N8HD31)强行押送,开了17个多小时,将马波押送到黑龙江省佳木斯市向阳区谭舍酒店软禁,两部手机和身份证被搜走扣押,期间被4人轮流寸步不离看管。

    为了表示抗议,马波绝食了3天,之后胃、心脏、牙痛、头也出了问题,隔几天进一小点食物。

    3月12日,在马波的多次要求下,被送往宏大医院住院治疗。住院期间,马波出现严重失眠,一直无法睡觉。

    3月22日中午,马波从医院出院,当日下午3点多手机和身份证才还给她。

    3月24日下午15点10分,马波乘坐K350次佳木斯市开往北京的列车。

    马波表示:“此次我被控制了长达24天时间,是西罗园派出所与哈尔滨私下勾结做的此事。哈尔滨他雇的黑车把我从固安酒店拽出来,给我押送到佳木斯,把我的两部手机还有身份证给拿走了,拿到哈尔滨去了,后来通过邮寄又给我邮到佳木斯,告诉手机不能给我,看管我的人对我寸步不离怕我与外界联系。

    我住院时心脏病没有治好反而严重了,现在心脏心肌缺血心脏痉挛。严重失眠,一直没有睡觉,我绝食了三天,基本上几天吃一点点饭,胃也出了问题,大面积脑梗。我的精神已崩溃,人生好像跌到谷底深渊与世人隔绝,痛苦已到极限。”

    今年64岁的马波是黑龙江省佳木斯市向阳区居民,其常年租住在北京房山区阎村镇大紫草坞村富明街。

    早年马波因儿子徐智鹏在校园被殴打致死警方处理不公而上访维权,至今已有16年时间,其问题一直没有得到妥善解决。时至今日,其儿子的尸体还在殡仪馆的冰柜中存放,无法入土为安。

    因地方相关部门不给她解决问题,马波只好常年租住在北京上访,故一到北京开会或敏感日就会遭到地方当局的维稳。

    2023年9月中旬,马波在京无故被一名叫乔明连的老年男子恶意殴打致双腿骨折,几经周折警方对打人者进行立案侦查,但时至今日已经过去5个多月时间,西罗园派出所仅口头告知已对打人者进行刑拘,但无任何书面手续。马波怀疑打人凶手未被处罚一直逍遥法外,而西罗园派出所则充当了黑恶势力的保护伞。马波为此事一直在京维权,但案件无实质性进展。

    2024年2月26日,马波坐着轮椅拖着还未痊愈的双腿来到国家信访局和北京督察总队,投诉北京公安局丰台分局西罗园派出所办案程序严重违法、消极办案,导致凶手至今逍遥法外。在进入国家信访局时其身份证被扣留,后被连推带搡控制人身自由,右膝关节被二次挫伤。

    2024年2月27日,马波再次来到国家信访局上访登记,同时找到了扣留她身份证的警察并记下了警号。

    2024年2月28日,马波被黑龙江驻京工作人员带离北京前往河北固安县。当天晚上7点左右,到达目的地住宿时,来了6个人,两位局长,书记,所长,主任。在被控制长达24天后,于3月22日才获得人身自由。

    马波电话:18712763535

  • 贵阳仁爱归正教会张春雷案最新进展

    【民生观察2024年3月24日消息】2024年3月22日,律师前往看守所会见了张春雷长老,其精神状态良好。3月24日,贵阳仁爱归正教会发布了张春雷案的最新进展情况。据悉,张春雷长老已被羁押近三年,案件开庭已有一年零四个月之久,可至今久拖不判。

    近日,律师在贵阳市会见了为主被囚三年的张春雷长老。他略显清瘦,头发全白。听说郝鸣、武见男两位长老获释,他很得安慰。

    他反思以前想做的事很多,但忽略了弟兄姊妹的感受。关注事工,却缺少爱,自己愿意向神悔改,也向弟兄姊妹道歉。有时远处的关系处理得好,近处的反倒没有处理好。包括批评不信主的家人,其实反倒把他们推远了。人是在一种安全的关系中,才会互相把好的东西拿出来。感觉自己以前还是不成熟,相信出去会不一样。

    人的生命会经历不同阶段。当年耶稣会和多明我会,虽然互相批评,但有很多都是对主忠心的,甚至殉道。你看到他人的不完全,神看到他的完全,你觉得他不深刻,神会让他深刻。他常常想起彭牧师的一句话,教义的核心是恩典,伦理的核心是感恩,生活的核心是喜乐。这句话给他很大的力量和安慰。

    他说,年轻的时候,在贵州省人大一个部门做过秘书,后来经商也比较成功。如今发现不是我厉害,是神保守,离了神我什么也做不了。越来越意识到,教会是神的,不属于任何个人,也不属于任何政权。服侍教会也不是办企业。

    他特别关心弟兄姊妹的近况。听到有弟兄姊妹离开,他表示很感恩曾与他们一起服侍,包括铁磨磨出刃来的经历,会为离开的弟兄姊妹祝福,也为留下的感恩。听说有肢体被骗去了异端“新天地”,他感到很难过,但相信神不会放弃祂的任何一个孩子。大卫回转后,也可以去指教有过犯的人。

    当年自己立定了心志,向主说:“既然你给我真理,我就为你传扬;既然你给我道路,我就为你奔跑;既然你给我生命,我就为你献上。”但如今,越来越认识到,自己是全然败坏的。一个人缺少爱,是缺少对恩典的认识,自己蒙了恩典,却对他人那么律法。

    爱不够,是因为祷告不够,和主的关系有问题。自己对家人、弟兄姊妹,量出来都有亏欠。还好有神,不然自己就只剩下内疚了。

    他想起使徒约翰晚年不断的说,小子们啊,要彼此相爱。在爱里的彼此接纳,不一定是认同。在看守所,上帝把我剥得体无完肤。一方面知道自己什么也不是,一方面也是希望真诚的为主摆上,激励弟兄姊妹扎根在神的话语中。我们也不要自暴自弃,神给每个人的恩典都有独特的一份,可以激励弟兄姊妹,也可以激励教会。

    他了解到最近教会的一些丑闻,感到遗憾。他认为教会爆发丑闻的原因很简单,一是缺少祷告,二是缺少守望。尤其独立教会,缺少监督,缺少守望。唯愿一些牧者犯的是不至于死的罪。一个好的、真实的传道人实在太重要了。我们不是唯神学论,有正确的神学,不一定有正确的生命。像约翰卫斯理这样的牧者,实在令人感恩。

    在一个被掳的时代,要为中国的经济、国家的安定祷告,让老百姓少受苦。以末世、国度的眼光看待历史。正如耶利米当年的劝勉,要建造房屋,生养众多,在各个职业上荣耀主。

    他常常想起其他牧者们提起的:“教义的规模、神话语的规模、属灵操练的规模。全备的福音、归正的教会、圣洁的侍奉。还有异象的力量、道的力量、榜样的力量。”

    爱一个人,为他祷告比送什么礼物都好。如今他常常提名为会友和牧者同工祷告。自己是个缺乏耐心的人,能够忍受这三年,有圣灵的工作,感觉好像昨天的事情。早一点出去感恩,晚一点也感恩,但希望不要耽延。

    自己常常默想神的话,非常受益,也希望弟兄姊妹凡事感恩,常常喜乐。

    教育下一代太重要了,以色列人听到摩西呼天唤地的劝勉,结果还是很快忘记了神,就是没有教育好下一代。

    亚当、夏娃堕落之后,就是以自我为中心。一个人信主,就是以神的标准,恢复原有被造的形象。我们今生不会完美,也要允许别人有局限,同时接纳自己的不完美,唯有基督给我们完美。这不是为自己找借口。感谢神让我生命的问题暴露这么早,并给我第二次服侍的机会。大卫年轻时胜过强敌,迦勒八十岁为主争战,如果神再给我二十年,我还是会为主奔跑。

    看得出来,张春雷长老不仅是个受苦的圣徒,也是一位越来越成熟和谦卑的牧者。他爱国忧民、曾辞官职,诬他煽动颠覆国家政权,好比当年冤枉苏轼要谋逆。另外,基督教几千年来都有十一奉献的传统,张春雷从未欺骗会众说自己有民宗部门颁发的牧师证。教会被取缔一事已经政府公告,会众均知情,他不可能隐瞒得了。他一直辛勤讲道、探访、牧养,信徒供养他和家人的生活也是应有之义。按照法律规定,其最多涉及行政管理的争议,绝不可能构成诈骗!

    本案开庭已有一年零四个月之久,久拖不判,求主保守司法机关尊重事实和基本的法理,不要让法律成为颠倒是非、惩善扬恶的利剑!

  • 黄立新被打伤要求街道处理但无人理睬

    【民生观察2024年3月23日消息】江苏省南通市先锋街道黄立新、沈建芳夫妇自今年3月初开始至今,一直被先锋街道雇佣人员守在居住地,非法阻止夫妇俩人的正常出行。2024年3月3日,夫妻俩人欲出门办事,遭到看守人员阻止,黄立新被打伤,案件至今没有处理。今天,俩人来到先锋街道要求见领导解决被打一事,但无人理睬他们。无奈之下,夫妻俩人只好躺在街道办公室的椅子上,要求领导给解决问题。

    2024年3月3日,黄立新、沈建芳夫妇欲出门,被多名不明身份看守人员拦阻,黄立新被看守人员故意伤害导致肋骨骨折,要求去医院被拒,后被强行送去卫生院拍片诊断。此后的20天时间,夫妻俩人一直被非法拘禁在家中无法自由出门。期间,夫妇俩人多次与先锋街道领导电话沟通,要求处理被打一事,但一直没有结果。

    夫妻俩人于2024年3月23日,来到先锋街道要求见领导解决问题,但在办公室等待几个小时,无人理睬他们。无奈之下,夫妻二人只好躺倒在办公室的长椅上,在街道办住下了。

    沈建芳通过视频说:“全国的网友大家好,我是江苏南通的沈建芳,在2024年3月3日,先锋街道利用不法分子在我居住地先锋润锋花苑23栋505室门外强行阻止我们正常出行,并且恶意伤害致使我丈夫黄立新两根肋骨骨折,我们多次报110求助,公安和街道上下勾结,至今没有调查不法分子身份没有驱逐案发现场。

    今天,我们夫妻俩来到街道办公室寻求救助解决被打一事。从上午到现在,也没有见到领导,也没有人理睬我们,不法份子对我们进行跟踪拍摄,我们目前坐在街道办公室。我丈夫因为伤势还未痊愈,长时间坐立体力不支,现在只好躺在办公室的椅子上了。”

    据悉,从2014年开始先锋街道对黄立新、沈建芳夫妇房屋进行非法拆迁,经过诉讼法院裁定为协议拆迁,强拆没有任何法律依据,虽然有时候有不法人员骚扰,但身体没有受到伤害。

    2016年3月5日早上8点许,先锋街道办事处干部丁金澄打着维稳的旗号,指示先锋镇城管人员对沈建芳进行监视,剥夺沈建芳的人身自由,不准离开辖区,还谩骂沈建芳勾结境外媒体,泄露国家机密,是卖国贼。

    2016年3月21日,沈建芳通过挂号信向南通市监察局递交了《举报信》,请求查处街道干部丁金澄限制沈建芳人身自由,并对沈建芳谩骂、侮辱、诽谤等违法行为。但南通市监察局未作出任何处置,也未说明其未处置的理由,未履行法定职责。沈建芳向江苏省监察厅提起了行政复议申请,但该监察厅也置之不理。

    2016年5月9日,沈建芳又通过邮寄向江苏省监察厅申请行政复议,请求责令南通市通州区监察局履行法定职责,对沈建芳的举报依法作出处置。但江苏省监察厅也未履行法定职责,对沈建芳的行政复议申请置之不理,漠视公民的请求。

    自去年开始,先锋街道办为了达到低价逼迁目的,安排一些不法分子拉横幅在黄立新、沈建芳家门口持续骚扰。

    2023年3月9日,黄立新因身患肿瘤疾病,年前刚做过手术,正在休养中。无奈夫妇俩人换了住处,但是这些人仍旧昼夜不停的敲门骚扰。

    2023年12月11日晚上,沈建芳儿子的家门,被不明身份人员敲了一夜。

    2023年12月12日凌晨,不明身份人员又开始敲沈建芳儿子的家门。沈建芳的儿媳报警后,两名警察出警,当着警察的面,这些人自称是政府工作组的。

    2023年12月12日晚上,沈建芳儿子欲出门,刚打开家门,一不明身份人员居然擅自闯进沈建芳儿子家。家人再次报警后,两名警察出警,警察表示:“他们是政府人员,你们可以向纪委举报。”

    因曾经为拆迁问题而上访,黄立新、沈建芳夫妇被列入维稳黑名单。尤其在两会期间,通州区先锋街道办事处维稳人员全力以赴对黄立新夫妇进行严厉监控,限制黄立新夫妇的人身自由,甚至还对黄立新实施故意伤害,完全是想达到谋财害命的目的,夫妇二人请求网友们的关注。

  • 王宇探望陈建芳被强制传唤后驱离上海

    【民生观察2024年3月23日消息】上海市浦东新区维权人士陈建芳的女儿受陈建芳牵连,被单位辞退。她与单位的劳动仲裁案于近日开庭。陈建芳女儿聘请王宇做代理人却因社区不给开推荐函,致王宇无法出庭。后,王宇探望陈建芳并想陪同陈建芳去医院看病。结果,遭不明身份人员阻拦甚至报警。航头派出所来了两辆车,说是传唤王宇。王宇要求其出示传唤证,他们就说仅是带王宇去派出所了解一下情况。随后王宇被警察强制带到上海市公安局浦东分局航头派出所。22日晚上时分,王宇被上海警方送到虹桥火车站,强制驱离。

    2024年3月20日上午,陈建芳被带到上海市浦东新区航头派出所,随后被警察送回家了。5天前被警察抄走的手机还给陈建芳了。据陈建芳说,警察仍然用威胁恐吓的老一套对付她,并要陈建芳与之前的国内外所有朋友断交等多条。

    2024年3月22日9点30分,北京王宇律师到上海,应上海维权人士陈建芳请求,欲陪同其上医院看病。陈建芳家门口设有警察监视岗亭,对陈专门监控。之前陈建芳曾因维权遭判刑数年,获释不足一年。王宇在陈家门口受到警察非法阻扰、盘查,并要求王宇到派出所接受登记、调查,王宇拒绝。

    随后三辆警车到场,王宇遭无任何手续的强制传唤,被两辆警车押送至航头派出所。到派出所后,无人询问,王宇被扔在一间空屋里,有一人在门口看守。

    王宇问:不是要调查情况吗?警察回复:下午一点半,北京来人与她谈。并警告王宇说:别拍照啊。

    期间,有热心网友打电话到航头派出所询问王宇的情况,派出所人员称正在调查当中。不久,有网友表示派出所电话已经打不进去了。

    2024年3月22日上午,陈建芳发出消息说:“王宇姊妹(主内肢体,为受屈者伸张正义而被吊销律师证的律师)来到上海市浦东新区航头镇航瑞路388弄24号101室看望我,刚走到门口就被看守拦阻,看守不让她进我家门。一会前后来了2辆警车,我对警察坚定地说:‘我要王宇姊妹带我去看病’。王宇姊妹也向警察再三说明是来带我去看病的。

    我被迫害吃冤枉官司,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判刑4年6个月,刑期2019年3月20至2023年10月21日止,在上海市看守所时于2023年8月11日查出肝囊肿,没有得到治疗。2023年10月21日释放当天凌晨5时许,我在睡觉被管教喊醒带到大厅交给航头派出所的警察,带我到航头司法所威胁恐吓一番之后送到上海市浦东新区航头镇航瑞路388弄24号101室,没有任何法律文书,24小时非法拘禁至今。朋友们看望我,都被带到航头派出所去了。

    现王宇姊妹也被警察强制带到上海市公安局浦东分局航头派出所去了,敬请紧急关注王宇姊妹的安危!”

    3月22日晚上约6点左右,得知王宇被航头派出所人员开车送到了虹桥火车站,强制要求她离开上海。警察说:因为王宇是初犯,这次就不把王宇交北京处置了,下次定不饶恕。

    对此,包龙军律师(王宇丈夫)表示,“看望朋友,陪同看病也能闹出这么大动静吗?还要两辆警车数名警察出警了解情况?弦崩的太紧了会脆断。探望有风险,上海尤其危。”

    2024年3月23日上午,上海市浦东新区航头派出所警察又私闯上海市浦东新区航头镇航瑞路388弄24号101室,在没有任何法律手续的情况下要求陈建芳配合他们,并要带陈建芳去航头派出所。陈建芳要求警方出具传唤证,对方不给。陈建芳通过朋友发出消息说:“他们(警察)可能又要用强制的手段带我去浦东新区航头派出所了。请求爱好和平捍卫人权的人们关注我!”

    据悉,陈建芳因家中土地被强征未给予合理补偿,十数年维权未果反而遭到关黑监狱、劳教等迫害而上访维权。之后投身于捍卫人权的事业。曾与被迫害致死的曹顺利一起,重点关注访民群体的人权状况,

    2019年3月20日陈建芳与丈夫被上海警方从其居所抓走,在失踪多日后经友人多方打听查询,外界才获知这一消息。同年5月22日,陈建芳被以“颠覆国家政权”的罪名逮捕,其丈夫在此前获得取保候审;8月30日陈建芳被以同样罪名移送检察院审查起诉,同年9月案件被移送至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陈建芳被抓捕后一直未获准律师会见,外界也无法得到任何直接的信息。其丈夫不仅受牵连被无故关押,女儿的工作和生活也受到严重影响,一家人被警方威逼不得与外界联系,不得与任何人谈论陈建芳的案子。

    2021年3月19日上午,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审判陈建芳。2022年8月5日,陈建芳一审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刑4年6个月。陈建芳不服判决要求上诉。

    2023年10月21日,陈建芳刑期释放。但被送回家中后,其一直被当局软禁在家中,无法踏出家门半步。

    上海朋友在得知陈建芳的情况后,于2023年10月底前往其家中探望,不久便被便衣进屋拉走并栽赃恐吓,至当晚时分才被放出获得自由。

    2023年11月11日,又有2位上海友人突破封锁前去看望陈建芳,遭到社区民警的殴打和抢手机。

    此次,王宇前往探望并带陈建芳去看病,遭到航头派出所的强制传唤并驱离。

    王宇电话:18911325845


  • 中国严重的校园霸凌犯罪揭示着极权体制的罪恶

    (编者按:连日来占居热搜高位的河北邯郸三初中生残杀同学事件,再度引发人们对校园霸凌犯罪情况的讨论。校园霸凌犯罪在世界各地都有,但如中国这般高发而普遍存在确属罕见。究其根由应是等级特权弱肉强食的极权体制,造就了等级特权的社会心理及以强凌弱社会风尚,进而浸染出学龄少年霸凌逞凶显能习气。因此,要扭转中国校园霸凌严重状况必须改变极权体制,根植普世价值,形成包容异己敬畏生命风尚,养成尊重人权平等博爱习气。)

    一、邯郸极端校园霸凌犯罪案——三初中生残杀同学

    据央视新闻报道,3月17日,河北省邯郸市肥乡区联合工作组发布情况通报:3月10日,邯郸市肥乡区初一学生王某某被杀害。案件发生后,肥乡区公安机关立即开展侦破工作。3月11日,涉案犯罪嫌疑人被全部抓获,现已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司法机关将对犯罪行为依法予以惩处。

    网络披露更多细节:3月10日,邯郸三名初中生将同班同学王子耀骗至蔬菜大棚内,将其活活打死后将遗体填埋于坑内,最后用铁锹残忍敲碎死者面部。警方称,初步认定这是一起有预谋的犯罪案件,三名犯罪嫌疑人的主观恶意极大。为了掩埋尸体,他们先后两次在废弃大棚中挖坑。

    另据网络消息称,犯罪嫌疑人在残暴杀人后表现得异常冷静,该吃饭吃饭,该上课上课,等到警方上门时还躺在床上玩游戏,全程没有慌张,甚至通过撒谎误导刑侦方向,心理素质极佳。

    有家长发信息说:这个被杀的孩子是我儿子的同学,他挨欺负的事班级同学都知道,这三个小孩总找他要钱,不给钱就打。这三个小孩是学校的一霸,被他们欺负的学生远不止这一个孩子。没想到这回搞出了人命,真是太令—-

    三人的卑劣行径引来网友的集体愤怒,人们感慨“地狱空荡荡,恶魔在人间”。

    二、触目惊心的校园霸凌犯罪

    据调查研究中国校园霸凌犯罪报告显示,中国各地校园霸凌的比例不低,且地区间有较大差异。Cheng等研究者(2010)在2003年对北京、杭州、武汉和乌鲁木齐的九千多名中学生进行了调查。25.7%的学生报告曾在过去一个月遭到霸凌,其中有10%的学生被霸凌的时间超过20天。其中,北京市的校园霸凌比例相对较低,为20%,其他三座城市的比例在32%左右。

    Wang等研究者(2012)在2009-2011年对广东省四座城市八千余名中学生的调查显示,20.83%的学生报告曾经历霸凌。其中18.99%的学生是受害者,8.60%是霸凌者,6.74%既霸凌别人也遭受霸凌。

    中国人民大学实施的中国教育追踪调查(CEPS)中,有2013-2014年对全国随机抽取的28个县区112所学校约2万名七年级和九年级初中生进行的调查。调查中,约有11%的学生报告,在其最好的五个朋友中,有打架情况。

    Zhu和Chan两位研究者(2015)对西安市三千多名15-17岁中学生的调查发现,54.9%的学生过去曾受到过霸凌,其中44.6%的学生在调查前一年遭到霸凌。另外,对校长的调查显示,19%的学校在调查前一周发生了至少一次学生打架斗殴事件,约6%的学校发生了校内或校外的帮派活动。约19%的校长认为,学校所在社区有很多青少年不良行为。64.55%的校长认为,学校所在社区的青少年不良行为减少了,28.18%的校长认为比例变化不大,7.27%的校长认为比例增加了。

    从知网上搜索与校园欺凌有关的文献发现,中国最早关于校园欺凌的研究出现在2002年,但2002年至2014年的论文数量基本无增长,呈现平稳趋势。2015至2022年论文数量增加显著,呈急速增长趋势,且2016年校园欺凌研究成果是2015年研究成果的10倍之多。由此可见校园欺凌问题是近几年出现的一个热门话题,且热度持续升高。

    为全面了解校园欺凌现状,2019-2020年,华中师范大学教育治理现代化课题组(以下简称“课题组”)在我国山东、广东、湖南、湖北、广西、四川等六省进行实地调研,分别对省会城市、地级市及县级市的中小学进行抽样调查,样本涵盖东中西部地区130余所中小学的1万余名学生,问卷中对校园欺凌有关内容进行了专项调查。

    课题组对全国六省的调查数据显示,校园欺凌的发生率为32.4%。与以前其他课题作的调查相比,课题认为,近年来校园欺凌发生率总体呈降低趋势,但发生率仍旧偏高。

    与2017年中国应急管理学会校园安全专业委员会的调查报告相比,课题组认为,各形式的欺凌行为发生率有所降低:关系欺凌发生率为10.5%、语言欺凌发生率为17.4%、身体欺凌发生率为12.7%、网络欺凌发生率6.8%。

    同时,课题组调查结果显示,校园欺凌的“恃强凌弱”特征愈发明显,且父母在欺凌的发生率中影响显著。

    在学生个体特征上,流动儿童欺凌发生率与普通儿童相近,但留守儿童受欺凌的概率显著高于普通儿童。课题组分析,留守儿童缺乏父母日常照料,在校内往往处于弱势地位,容易遭受欺凌。由于青少年时期的男生精力旺盛,多存在“拉帮结派”现象,男生的欺凌发生率显著高于女生,身体健康、成绩较好的青少年受欺凌的概率更小。

    在学生的家庭特征上,父母离异或再婚家庭子女受欺凌概率显著更高,而丧偶家庭子女受欺凌概率相对更低。课题组分析,大多离异或再婚家庭背后的原因是父母情感破裂,其子女往往缺乏某一方关怀,父母支持相对较少,因而更易遭受欺凌,而大众对待丧偶家庭子女往往持有“怜悯”“关爱”等心境,因而其遭受欺凌的概率更低。此外,父母学历越高、家庭经济条件越好的家庭,子女遭受欺凌的概率越低。

    总的来看,校园欺凌事件中,处于弱势地位的群体成了更易遭受欺凌的对象,给其身心发展带来严重影响。

    再据中国青年报客户端北京2023年6月1日电,最高人民检察院当天发布《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白皮书(2022)》(以下简称《白皮书》)显示,从2020年至2022年检察机关受理审查逮捕、审查起诉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数分别为37681人、55379人、49070人,受理审查起诉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数分别为54954人、73998人、78467人,总体呈上升趋势。

    低龄未成年人犯罪占比上升。2020年至2022年,检察机关受理审查起诉14至16周岁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数分别为5259人、8169人、8710人,分别占受理审查起诉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总数的9.57%、11.04%、11.1%。这也从一个侧面印证着中国学龄儿童校园犯罪严重情况。

    还有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青少年法治教育研究”课题组2020年至2022年针对3108名未成年学生的调研显示,53.5%的学生遭受过校园欺凌,其中占比较高的现象包括东西被偷(52.8%)、被取笑或捉弄(37.2%)、被辱骂(33.7%)、遭教师体罚(28.3%)、东西被人故意损坏(20.2%)、被人歧视(19.1%)、不许上课(15.4%)、被人孤立排斥(14.1%)、受到暴力威胁或恐吓(13.2%)等。

    “面对这些校园欺凌,63.6%的学生一旦发生就会向老师、校领导或家长报告,也有8%的学生隔1天至3天再报告,4.7%的学生隔一段时间再报告,20.3%的学生如果再发生同样的事情再报告,1.5%的学生会等别的同学身上发生再报告,还有1.9%的学生从不报告。”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少年儿童研究所负责人、副研究员张晓冰告诉记者。

    三、校园霸凌的严重社会危害

    校园欺凌指受害者被一个或多个学生故意、反复、持续地作出负面行为,对受害者造成身体上及心理上的伤害或不适应。是中小学生之间经常发生的特殊攻击行为,可分为关系欺凌、言语欺凌、身体欺凌、网络欺凌等形式。

    校园欺凌,不同于发生在学校里的短暂暴力行为,而是一种“长期的、持续的、隐秘的、难以直接察觉的”精神伤害,严重侵害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施暴者通过欺凌发泄心中的怨恨,以此消除自身挫折感,或是利用暴力行为证明自己的存在,获得成就感;而受害者往往不知道如何求助,一些孩子被欺负后不敢吭声、反抗,害怕欺凌者实行报复,同时也不想惊动家长,把事情闹大,可越是这样越容易被欺负。


    (校园霸凌)

    校园霸凌对中国社会的严重影响,可以从庞大的在校中小学生数量看出。中国大陆2020年0-5岁儿童9443万人,6-14岁义务教育阶段儿童1.59亿人,15-17岁高中学龄儿童4427万人。

    2021全国小学招生1782.58万人,在校生1.08亿人,毕业生1718.03万人。全国初中招生1705.44万人,在校生5018.44万人,毕业生1587.15万人。2022年,高中阶段在校生2713.9万人,较前一年增加108.8万人;招生947.5万人,增加42.6万人。全国共有中等职业教育学校9752所;在校生1784.7万人,招生650.8万人。

    由上面统计的数据可知中小学在校人数近两亿人,如此占居中国总人口七分之一的学生,在校园的健康安全情况显然直接关系着中国社会整体的安全。

    学校学生心理状况也从一个侧面反映着校园状况。《中国国民心理健康发展报告(2019-2020)》有关数据表明:2020年中国青少年的抑郁检出率为24.6%,其中轻度抑郁17.2%,重度抑郁7.4%。高中阶段重度抑郁的检出率在10.9%-12.5%。这意味着高中生的重度抑郁高达十分之一以上。《中国国民心理健康发展报告(2021—2022)》指出,约14.8%的青少年存在不同程度的抑郁风险,其中4.0%的青少年属于重度抑郁风险群体,10.8%的青少年属于轻度抑郁风险群体。

    2022年6月29日,人民日报健康客户端、健康时报、抑郁症研究所等单位联合发布《2022年中国抑郁症蓝皮书》,蓝皮书通过用户调研、文献研究、专家评定分析等方法,汇聚分析大量数据,数据表明:中国抑郁症人数9500万,每年约有28万人自杀,其中40%患有抑郁症,抑郁症复发率高达72%。在抑郁症患者群体中,50%为在校学生,其中41%曾因抑郁休学,有46%的抑郁症学生没有寻求任何帮助。其中18岁以下的抑郁症患者占总人数的30%;50%的抑郁症患者为在校学生。

    还有青少年高自杀率也从一个方面反映出中国校园儿童面临的严重问题。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2021年发布的《中国青年发展报告》显示,中国17岁以下的青少年儿童中,有3000万人受到各种情绪、心理行为问题的困扰。研究数据表明,青少年的自杀率要比成人高出近3倍,且大约60%的青少年自杀事件与抑郁症有关。

    《生命时报》等诸多媒体报道,“据北医儿童发展中心发布的《中国儿童自杀报告》,每年约有10万青少年死于自杀。”青少年自杀者中,中学生约占51%,亦即有5万多个中学生自杀身亡,主因就是抑郁症。

    以每年5万多个中学生自杀身亡计算,平均到每天就是137个中学生自杀,每个小时就是近6个中学生自杀,也就是每10分钟有1个中学生自杀。这是不是非常严酷的现实。

    从庞大的在校学生基数及其居高的抑郁病患与自杀率,都显示着中国学龄儿童在校园面临着严重的问题,而其中校园霸凌犯罪显然就是直接而重要的因素。

    校园暴力危害巨大,并具有恶劣的社会影响因校园暴力具有复杂性和隐蔽性,受害者可能受到威胁而不敢向老师、家长和有关部门反映,甚至会发生反复遭遇暴力的现象,造成严重后果。分析发现,校园暴力的恶劣影响主要集中在4个方面。

    (1)严重影响青少年的正常学习生活。遭遇校园暴力侵害的青少年往往会长期生活在暴力的阴影中,导致学习成绩严重下滑,有的甚至不得不进行治疗或 者休学。

    (2)降低未成年人的安全感。众多调查研究均表明,校园暴力事件对青少年造成了一系列的心理健康影响,主要包括“安全感大大降低”“做事更加谨慎”以及“不敢轻易相信他人”。广州市的调查数据显示,由于近期发生了多起校园恶性伤害事件,82.9%的受访学生对自己的安全也感到担忧[5]。

    (3)严重影响青少年健全人格的养成。研究表明,校园暴力对包括施暴者、受害者、旁观者等所有的相关群体都会有很大的影响。校园暴力中的受害者往往会具有消极的自我认知,缺乏自信,对自己的智力与社会交往能力的评价与同龄人相比偏低,这种对于自信心与自尊心的影响往往伴随终身,可能会出现自杀倾向或报复社会倾向。而施暴者往往表现出盲目的优越感,缺乏理智,脾气暴躁且易怒,严重者会导致心理扭曲甚至心理变态,形成成年后的稳定心理特征而诱发犯罪。校园暴力还给旁观者带来了负面的示范效应,一些旁观者会采取娱乐或者模仿的行为。

    (4)严重影响社会和谐稳定。校园暴力在严重影响学生身心的健康发展,埋伏下巨大的社会隐患的同时,对社会价值观和社会秩序都具有相当大的破坏性,受到社会包括各类媒体的高度关注。

    四、导致校园霸凌犯罪原因及破解困境

    众多研究机构通过调查分析校园霸凌犯罪,归纳校园欺凌的原因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家庭教育不当
    2.监护缺失
    3.有些孩子攻击性强
    4.学校教育存在问题
    5.青少年不宜场所违规运营
    6.网络媒体上充斥着不健康的文化资讯

    2019-2020年,华中师范大学教育治理现代化课题组(以下简称“课题组”)总结破解校园欺凌面临四大困境:

    (一)法律界定之“空”

    法律是保障公民基本权益的武器,亦是依法治校的根本依据。当前我国针对青少年保护的法律主要有三部:《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及《义务教育法》,但其中都未明确界定校园欺凌。

    有位全国人大代表曾言,当前校园欺凌事件频发的原因主要在于立法的缺失,正因为现行的相关法律中没有就校园欺凌问题进行明确的界定,以及相关预防和惩戒机制的缺失,最终导致群殴、辱骂、威胁等形式的校园欺凌事件频频在校园内上演。

    课题组分析,这一方面是由于法律尚待完善,但另一方面也因为校园欺凌难以监测,不好界定。青少年活泼好动,与同龄人之间经常产生细微矛盾冲突,这种冲突只有产生相应特征后才会转化为欺凌,由于没有专门的核定标准,相当一部分学校只是将欺凌视为普通矛盾进行处理,且欺凌行为中语言欺凌发生频率最高,不仅难以界定,更难以进行监测。

    今年,教育部在官网就校园欺凌提案答复称,将从法律层面建立校园欺凌防控机制,学生欺凌防治有关内容已纳入相关法案修订草案之中。

    (二)法制观念之“薄”

    校园欺凌频频发生且难以破解怪象的另一原因在于学生法制观念的薄弱。

    课题组分析,欺凌行为多发生在10-16岁的青少年群体中,由于未成年学生群体阶段性发育的特点,他们的心理发育与生理发育通常会出现短暂失衡的状况,导致心理成熟的程度不足以支配和控制其身体的行为。因此,他们经常会出现遇事不冷静,易冲动、易爆发的情况。且此阶段学生往往专注于课堂学习,普法教育严重短缺:一方面,欺凌者并不知道自己的行为会构成欺凌,或是内心清楚但不以为然,认为自己还只是学生,最了不起的惩罚就是不读书罢了。往往在他们的内心中,“欺凌成本”小到可以忽略不计,但殊不知他们已经在触碰法律的红线了。另一方面,受欺凌者在遭受欺凌时通常会不知如何处理,加之欺凌者往往会威胁其不允许告知教师或家长,出于内心的恐惧及法律意识的淡薄,陷入了越不敢说就越容易被欺负的“欺凌陷阱”。课题组的调查数据显示,遭受欺凌后选择“藏在心里”的学生经常遭受欺凌的概率为45.2%,而选择“跟父母说”的仅占比11.7%,“跟老师说”的仅占比14.3%。

    (三)教师惩戒之“困”

    与其他欺凌事件不同,校园欺凌主体大多为不满十四周岁的未成年人,均在未成年人保护法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的保护范围之内,且欺凌行为存在着“界定难、取证难、处理难”问题,难以进行刑事或者行政处罚,依法只能予以训诫。

    学校在面对欺凌事件时,处于政府部门与家长之间的“夹心”位置,同时承受两方面压力。由于缺乏教育惩戒权,缺少法律顾问和专职心理教师,学校欺凌治理权能有限。一方面部分教师出于班级团结、工作绩效或学校声誉考虑,不及时上报校园欺凌事件,造成校园欺凌的进一步恶化。另一方面由于欺凌事件的处理缺乏法律依据,稍不注意便会造成“惩戒滥用”,教师也不能打学生,如果教师打了施暴者学生,那么他的父母会认为老师滥用权力,而当学校遇到此类事件时没有惩处的标准,不知道该如何处理,进而陷入惩戒之困——尽管《中小学教育惩戒规则(试行)》中规定,应当给予欺凌行为严重惩戒,给予了教师一定的惩戒权,但对于具体的欺凌行为定义及惩处仍有待完善。

    (四)校外教育之“缺”

    课题组调查数据表明,校园欺凌多与原生家庭具体状况存在关联,家庭的干预能够显著降低校园欺凌的发生,但实际上家庭有关校园欺凌的教育严重缺失。

    学生的父母往往忙于工作,对子女的关心大多停留在学习成绩上。另一方面,家长通常会告诉子女在校“别被欺负了”,但是很少有家长告诫子女“别欺负他人”,往往只有子女遭受到他人欺凌后,家长才重视对子女的欺凌教育。

    此外,校园欺凌虽名冠“校园”,但其发生并非局限在校园内,校园周边亦为欺凌行为的高发地,但极少有校园周边的社会群体参与到欺凌行为的教育及预防之中,校园欺凌的校外教育严重缺失。

    五、破解校园霸凌犯罪的参考举措

    华中师范大学教育治理现代化课题组提出校园欺凌治理的四字要诀:

    (一)排查用好“细”字诀

    教育部曾多次强调,各地应当“建立健全校园欺凌治理长效机制”,但部分学校处理校园欺凌事件经验不足,缺乏科学的排查工具和手段,且重视程度不够,导致校园欺凌现象时有发生。

    校园欺凌治理的基础在排查。课题组建议,细致的排查工作可从以下几方面入手:其一,建立校园欺凌排查机制,各地教育行政部门应当敦促学校开展各类自查活动,基于学校的自查结果进行复查,并开展不定期抽检。在排查过程中不能漏掉任何一个可能被欺凌的学生,形成专项调查报告并及时公布。其二,完善校园欺凌排查基础设施,在学校各处死角安装监控设备,引进智能监管平台,一旦监测到疑似欺凌行为的发生即刻发出预警,并留存现场监控视频。

    (二)惩处用好“严”字诀

    当前少年司法领域配套建设的缺位,导致发生学生欺凌时惩戒手段不多。未成年人保护和未成年人刑事惩戒之间缺乏过渡惩戒机制,由于不到刑事责任年龄,往往只能以当事学生道歉、学生家长民事赔偿等方式从轻处理,惩戒力度不够。校园欺凌的惩戒不严,导致欺凌行为发生的成本较低,无法加强欺凌者自身的顾忌。

    课题组建议,校园欺凌事件处理中必须确立“零容忍”原则和及时性原则。应明确规定学校和教师对任何校园欺凌事件必须予以解决而不能搁置或推脱,以保护学生合法权益和最低伤害原则为指导,建立校园欺凌治理的激励与问责机制,激发教师对校园欺凌治理的主动性。要求教师将欺凌事件细节及处理措施和处罚结果记录在案,同时向上级报告事件调查与处理情况。采取帮扶与严惩相结合的方式:对于情节较轻,并未对受害者造成严重影响者,应公开道歉、认真检讨并适当补偿;对于情节恶劣、手段残忍、后果严重的学校应当予以停课、开除处分,并记录在个人档案之中,更有甚者必须坚决依法惩处。

    (三)预防用好“法”字诀

    校园欺凌的防治中应当树立“法治第一”的观念,但当前有关校园欺凌防治的法律层级较低,未细化有关责任,司法保障制度不够完善。

    课题组建议,应整合目前已有学校防治校园欺凌的规定,将其提升至专项立法。在反校园欺凌法的制定中,应包含立法目的、范围、基本原则,学校安全管理制度,家庭保护责任与义务,政府与社会的保护责任与义务,教师惩戒权力等。

    同时,课题组建议,可参考国外已有经验,建立监护人责任追究制度,完善司法保护制度,确立监护人的第一顺位责任,未到达刑事责任年龄的青少年,设立“社会劳动令”,要求其进行一段时间的社区劳动,其间进行感化教育。另一方面,应当大力科普法律法规,提升学生法律意识,将有关法制教育的课程纳入中小学的教育课程计划中。此外,制定防治校园欺凌政策时可加强对于弱势家庭背景学生群体的政策关注。

    (四)杜绝用好“合”字诀

    校园欺凌的治理任重而道远,杜绝校园欺凌也并非某一主体的任务,而应由社会各界联结,共创“无欺凌教育”,让每个孩子都生活在阳光之下。

    课题组建议,家长需要和孩子保持顺畅的交流和沟通,多关注子女在校日常,既要教导孩子如何在不舒服的环境下处理问题,也要让子女明白,必须为自己欺凌别人的行为承担责任。最新颁发的《家庭教育促进法》中特别强调了家庭在关注学生心理健康,预防校园欺凌的重要作用。而教师应以身作则营造公正、互相尊重的师生关系,在处理学生事务时秉持公平公正的原则,支持和引导学生开展积极、健康的同伴交往活动。学校要健全学生发展支持体系,为学生提供防范欺凌侵害的主题活动。社会组织可开展面向青少年的线上援助,既向受欺凌者提供问题解决方案及心理创伤治愈,力争减轻欺凌给学生带来的身心伤害,也向欺凌者提供心理援助——研究显示,欺凌者往往存在一定的情感缺失及心理障碍,为其提供援助亦是降低欺凌发生率的重要一环。

    此外,家庭和学校双方应当积极探索防范及应对机制,学校要发挥好主导者角色,通过家长学校、家长会、网络等多种途径将校园欺凌的早期识别、化解方法、事后干预等信息和资讯及时传递给家长。教师要及时与家长沟通学生在校表现,主动与家长商讨解决校园欺凌的对策。家长需积极主动地与教师合作帮助学生抵御校园欺凌的侵害。多主体联结共同治理,向校园欺凌说不!

    详情请参看:

    1、邯郸初中生被杀害案追踪:18日凌晨进行了尸检律师团队已现场取证
    https://news.cctv.com/2024/03/18/ARTIaliyQLiYQX3doNePb7QW240318.shtml

    2、低龄未成年人犯罪上升,校园欺凌和暴力犯罪下降,数据升降说明了什么
    http://news.cyol.com/gb/articles/2023-06/01/content_8EdzlxHW49.html

    3、调查称校园欺凌发生率为32.4%弱势群体更易受欺凌
    https://www.chinanews.com.cn/gn/2021/11-01/9599235.shtml

    4、“我没挨打,却比挨打还难受”
    http://education.news.cn/20230529/ba2d0ab59c164f62befa8510db802978/c.html

    5、校园霸凌在中国有多严重,在全世界有多普遍?
    https://think.sina.cn/jujiao/doc–ifxzkssy0885066.d.html

    6、我国校园欺凌问题的研究现状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PaperInformation?paperID=50367

    7、中国每年约10万青少年自杀每天有137个中学生自杀
    https://wrchina.org/archives/15248

    8、中国教育和人口报告2022版
    https://file.c-ctrip.com/files/6/yuwa/0R70m12000ampy2gu4814.pdf

    9、2022年《中国儿童发展纲要(2021—2030年)》统计监测报告
    https://www.stats.gov.cn/sj/zxfb/202312/t20231229_1946067.html

  • 律师首次会见常昊其案件将开庭审理

    【民生观察2024年3月23日消息】本网获悉,云南镇雄农村家庭教会传道人常昊被控寻衅滋事罪一案,将于2024年3月25日在镇雄县法院开庭审理。

    2024年3月20日,常昊的家人表示,2024年3月19日,常昊的律师收到法院的“出庭通知书”,案件将于3月25日上午9时,在镇雄县法院第二审判庭开庭审理。

    但令人费解的是,开庭通知书写“常昊犯寻衅滋事故罪一案”。首先,案件未开庭审理和判决,常昊就被法院认定为罪犯了呢?《刑事诉讼法》第十二条规定:“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镇雄县法院这是未审先判吗?另外,中国《刑法》有“寻衅滋事故”罪吗?堂堂法院这么写出庭通知书,算笔误还是“事故”呢?

    常昊自2023年4月14日被公安带走,关押至今快一年了。家人都十分想念他,也十分担忧他的身体健康。盼望他早日能恢复自由,回归正常生活。公安抓常昊的时候,从家中搜走了很多书和《圣经》,都是正规出版的。这些书多与信仰有关,是常昊多年的心血。

    律师也认为这些书和《圣经》明显与寻衅滋事罪无关,办案人员也没给扣押清单,涉嫌非法扣押!因为是与信仰有关的物品,不禁让人产生怀疑,公安办案是不是针对常昊的基督教信仰?因为他是持守家庭教会立场的农村传道人。

    另外,公安还扣押了两部苹果手机和一个IPad。但根据《起诉书》,随案移送到法院的只有一部手机。另外一部手机和平板,公安是不是应该尽快返还给家属呢?

    目前常昊的案件已有新的律师愿意介入,并于3月18日在看守所进行了首次会见,还到法院沟通了案情。

    最后,常昊的家人希望案件能得到公正审理,希望法院可以充分保障常昊和辩护人的诉讼权利。

    另外,2024年3月21日,湖北随州教会发出代祷信息,请大家继续为湖北随州教会祷告。

    2023年7月份以来,当地教会十多位同工先后被刑事拘留,罪名是涉嫌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罪。这间教会以圣经为基准,承认使徒信经,持守十诫,是很纯正的家庭教会。

    传道人宋玉德,今年72岁,年轻时为主坐满了八年的牢。目前患有疝气,非常痛苦,状态堪忧。另有被拘禁的肢体患有抑郁症。

  • 陈文胜案即将开庭其精神状态很好

    【民生观察2024年3月23日消息】湖南衡阳陈文胜弟兄被控涉嫌“组织、资助非法聚集罪”一案,将于2024年3月27日开庭审理。家人最近会见了陈文胜,其精神状态很好。

    陈文胜弟兄在2023年9月1日起就失去了自由,即将面临审判了。根据衡阳传来的消息,陈文胜弟兄的案子将在2024年3月27日上午9点半开庭。

    陈文胜弟兄家的姊妹在最近见到了他,据说他红光满面,大有喜乐,已经将好消息传遍了看守所,想换个地方再传。

    2023年8月29日,陈文胜欲从上海出国到韩国济州岛传福音,在机场被相关部门拦截。

    据称,湖南衡阳当地公安、国宝、社区等部门的负责人相继频繁打电话给陈文胜,声称有关部门的领导要约见陈文胜,并为他买好了8月30日从上海飞北京,再从北京转长沙的机票。

    陈文胜被送回湖南衡阳后,因外出传福音被警方处于行政拘留15天的处罚。

    9月17日,是陈文胜拘留期满的日子。好友陈劲松去接陈文胜,可是没接到。打听后得知,陈文胜的案件已升级,陈文胜被警方从拘留所带走,去往何处不知。

    之后,陈文胜的家人收到了公安机关的通知书,得知陈文胜于9月18日,被衡阳市公安局石鼓分局以涉嫌“组织、资助非法聚集罪”刑事拘留,羁押在湖南省衡阳市衡东县看守所。

    在被刑拘37天以后即2023年10月25日,陈文胜被公安机关以相同罪名批捕,羁押在湖南省衡阳市衡东县看守所。

    陈文胜是湖南衡阳小群教会的基督徒,信主前他曾有十几年吸毒史,成为基督徒后被福音拿掉了毒瘾。

    他热心传福音,经常举着写有“荣耀救主”、“悔改信靠得救”的十字架,跟教会其他基督徒效仿使徒走遍各城各乡、在衡阳和外地传福音,最远到过西藏。他还曾带领几个基督徒到越南传福音,被警察从越南强行带回中国。

    面对警察、民宗等部门的警告和威胁,陈文胜仍坚持每天外出做福传工作,风雨无阻,包括大年三十也不间断。陈文胜因此成为当地派出所的常客,仅2021年,陈文胜就被拘留6次,甚至有时新年也在拘留所度过。

    陈文胜常年走街串巷为福音奔忙,有时甚至一天只吃一餐。朋友担心他生活缺乏,就给他发红包,他都一概谢绝。

    2023年6月以来,有关部门开始约谈陈文胜身边的多位基督徒,用欺骗恐吓等下三滥的手段让他们指证陈文胜。

    对此,陈文胜在自媒体发出公开声明:“我在神面前郑重承诺,本人决不会在魔鬼爪牙面前出卖指证任何我所认识的肢体。求神赐家人们能靠主刚强智慧,不中魔鬼欺骗而无知做了犹大。”

    一位基督徒在看到陈文胜的声明后意识到自己被欺骗了,他请求陈文胜原谅他对其的指证,陈文胜表示愿意饶恕他的无知,也愿意原谅一切被骗、被恐吓而指证他的基督徒。

  • 马昭良蒋建英夫妇被看守无法自由出门

    【民生观察2024年3月22日消息】江苏无锡马昭良、蒋建英夫妇合法房屋遭到经开区太湖街道暴力强拆,起诉至法院后判决胜诉,夫妻俩人赢了官司却失去了自由。近日,马昭良夫妇欲出门办事,遭到太湖街道看守人员的阻止,报警后警察出警不了了之。

    2024年3月21日,马昭良、蒋建英夫妇欲开车出门去办事,有2个太湖街道的人员拦着夫妻俩的车不让出去,马昭良对俩人说:我要出门去办事,你们不要拦着。对方看守俩人说:今天不能让你出去。马昭良问:我又不是犯人,为何不能自由出门?俩人不回话。

    随后,马昭良电话报警。约10分钟左右,一名警察和一名辅警开着警车来到现场出警,经该名警察询问,两名看守人员自称是太湖街道办的,并说马昭良要去哪里,他们可以开车送他去。马昭良表示,自己是一名成年人,去哪里可以自行前往,不需要别人护送。该名警察表示,你和太湖街道有什么纠纷就去街道解决,去哪里由街道人员陪同前往。随后,该名警察准备离开。

    马昭良质问警察:我现在被非法限制人身自由,你们出警不作调查,不作笔录,就这样离开了?警察:这是政府行为,你和街道自行协商解决。期间,马昭良用手机拍摄了现场视频,遭到该名警察的阻止。马昭良说,你们现在在执行公务,我有权利监督你们。再说哪条法律规定了警察执法不能拍摄。

    之后,该名警察和辅警开车离开现场。马昭良、蒋建英夫妇在报警求助无果的情况下,仍然无法自由出门。

    据媒体报道,马昭良、蒋建英夫妇是江苏无锡经开区太湖街道居民。2021年6月11日,其位于太湖街道利农村毛古农3号的房屋,在没有拆迁公告、拆迁补偿安置方案等相关法律文书及手续下,遭遇经开区综合执法局、建设局和太湖街道联合暴力强拆。

    当天,无锡经开区管委会、综合执法局、建设局会同太湖街道出动数百人对夫妻俩人实施绑架,殴打,导致他们受伤。

    此前的2021年3月9日,无锡经开区管委会、综合执法局、建设局对马昭良的房屋定性为D级危房,并做出《既有建筑解危通知书》,以此作为强拆依据。

    但早在2020年12月8日,马昭良已委托湖北成达建筑工程质量检测有限公司鉴定他的房屋,鉴定结果为B级。仅隔三个月,房子就从B级变成了D级危房?马昭良不服,于是提起行政诉讼。

    2021年8月21日,梁溪区法院一审判决做出无锡经开区管委会等三单位违法,令其撤销该《通知书》的判决,并赔偿马昭良夫妻的经济损失和精神损害。

    无锡经开区管委会等三单位不服一审判决,向无锡市中院提出上诉,2021年10月29日,无锡市中院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不过,马绍良夫妇虽然赢得官司,但却拿不到合理合法的补偿款,夫妻二人在维权过程中多次被拘留。蒋建英2023年4月22日在北京被无锡警方带回后,被以“寻衅滋事罪”关进无锡市女子看守所刑事拘留31天,现在仍在取保候审当中。

    马昭良电话:18915332879


  • 王秀英向最高法张军院长喊话

    法官已成为这个国家腐败的催生剂请整顿法官队伍

    这几年,我的网文记录了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及其领导下的各级法院无视法律,处处彰显“法得向不法低头”的态势!你先别给我扣帽子,以下我用事实证实我以上的观点:

    这是一份针对福建省霞浦县人民法院(2023)闽0921行初81号《行政裁定书》的内容阐述的上诉焦点:

    福安市下白石镇外山村里凡自然村村民小组诉福安市国土资源局不依法履行农民集体土地所有权登记一案,2023年12月28日,霞浦县人民法院作出(2023)

    闽0921行初81号《行政裁定书》,裁定法院毫无掩饰的枉法裁判焦点归纳如下:

    1、霞浦法院裁定原告不具备提起本诉的主体资格没有法律依据与事实依据。

    一审法院在裁定书第九页第二段引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二十八条第三款“属于村民小组的集体所有的土地、企业和其他财产的经营管理以及公益事项的办理,由村民小组会议依照有关法律的规定讨论决定,所作决定及实施情况应当及时向本村民小组的村民公布。”

    该条款明确“属于村民小组集体所有的土地、企业和其他财产的经营管理及办理”,而本案的诉求是申请确权登记,在申请的土地没有确权登记在上诉人的户上之前,上诉人村对该地并没有处理权,又哪来经营管理以及办理公益事项?所以本案不属于村民小组的集体所有的土地经营管理的问题,一审引用该条款明显不适用,除非一审法院已经确认原告申请登记的土地就是属于原告村民小组集体所有之事实。

    因本案诉求目的是确权登记土地问题,在此,上诉人请求二审法院对一审法院引用该条款是否正确做个认定!因为这个认定直接关系到该案主诉——“确权登记”的依据!如果二审法院认为一审引用该条款正确,由此可见两审法院的裁判书已经认定上诉人申请确权登记的土地属于上诉人所有的依据,被上诉人应该为上诉人依法登记颁证。如果二审法院认为一审法院引用该法错误,那么一审的裁定就没有法律依据。

    一审法院还引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召开村民小组会议要十八周岁以上三分之二参与……而认定我村村民小组为村民行使权利没有通过村民参与、决定,不具备提起本诉的主体资格而驳回起诉,上诉人提交的证据A20、A21,都证明上诉人村民小组长不仅是上诉人村民家家户户推选出来的,也是村民家家户户授权处理该案的特别授权代理人。村委会是自治自理的基层组织,村委会范围内的事项只有村委会有权证明,有没有经村民小组讨论参与的事项只有村民小组成员有权证明,一审法院没有证据证明上诉人没有经过村民小组参与、讨论决定,对一审法院的裁定,上诉人村民集体签字(见上诉证据一)证明一审的裁定理由是歪曲事实、无视法律的。

    一审法院在该页(9页)还认定“2005年元月11日里凡村民与王秀英签订的委托代理协议书距今时隔18年多,无法真实反映村民小组成员的真实意思,那么1977年那份来源不清的没有履行过的“契约”,现村民根本没见过,更没有18周岁以上三分之二的村民参与,霞浦法院的院长吴杰在审理该案时又怎么确定村民的真实意思?把该“契约”作为认定我村土地属于国有,以法的名义抢劫我村300多亩基本农田与护岸林。

    由此可见。一审法院在裁定书认定的事项都是在歪曲且没有事实依据的。

    2、一审的裁定无视法律规定:

    1、一审法院对原告在一审提交的证据A五的第1项申请书、第5、第6宗地图不予采信。原告提交的证据五的6组材料就是证据A12原告向被告申请土地确权登记的材料,申请书签名的原件已经给被告,证据A5只为辅助A12的证明内容。该组证据的第5项,是被告出示的证据,有原图原件。第6项(宗地图)已于(2006)宁行初字第1号《行政判决书》所确认的事实,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七十条也规定:生效的人民法院裁判文书确认的事实,可以作为定案依据。原审法院不予采信该组证据,理由只有两个:第一,一审法院认为(2006)宁行初字第1号《行政判决书》无效。第二、一审认为最高法的证据规定条款无效。

    2、原告提交的证据A9,系2023年两会期间,福安公安及下白石镇为了维稳,担心上诉人上北京上访,在2023年2月27日,由被告与福安市公安局组织多个单位现场指界丈量的宗地图,也是由被告通过福安市公安局国保转交给原告的。一审庭审期间,原告在法庭上已多次说明,在质证意见书上也作了说明,而一审以“证据A9系原告单方出具的示意图,未经相关职能部门核对确认,本院不予采信”。

    法院行使审判权。“审判”两个字先“审”才“判”。一审对上诉人提交证据A9的图纸“来源说明”没有进行审查,就不予采信,上诉人是在和一审被告打官司,还是和一审法院打官司?先不说该组证据是一审被告聘请的测绘公司及组织丈量的,就算是原告单方通过没有质证的测绘公司做出来的,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原告可以提供证明被诉具体行政行为违法的证据。原告提供的证据不成立的,不免除被告对被诉具体行政行为合法性的举证责任。

    被告是土地管理部门,该图纸是被告作出的图纸,也是被告给原告的,一审法院认为该图纸“未经相关职能部门核对确认”一审想通过什么途径审查该图的合法性?一审的“相关部门”指的是什么部门,请二审法院明查!(该项证据本由被告举证,为了证明一审枉判,也为了让二审法院更好查明事实,上诉人特提供2023年2月27日被告组织现场指界丈量录音与照片)

    3、原告提交的证据A18证明被告非法填的滩涂,从政府颁发的《土地房屋所有证》开始,就一直由原告所有与使用的证据。而一审法院在上诉人提交的证据面前却称“土地、滩涂曾由里凡自然村村民使用,无法确认所涉土地、滩涂面积、位置,亦无法确认其为土地、滩涂现所有人,本院不予采信”。

    《土地房屋所有证》清楚载明四至与位置。《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四条明确规定“被告对作出的行政行为负有举证责任,应当提供作出该行政行为的证据和所依据的规范性文件。被告不提供或者无正当理由逾期提供证据,视为没有相应证据”。根据该条款,被告将属于原告的滩涂颁证给第三人,这举证责任在被告,按一审法院的裁定,现谁侵占谁就是所有人,这种说辞太不具备法官专业水准。以一句“本院不予采信”就把法官的权力凌驾在国家法律之上。

    3、程序违法

    一审给里凡村民小组的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中,人民陪审员的名单是吴先铜与颜厥炎。而裁定书的陪审员是徐松与王宝丹没有任何告知(见证据四)。

    另外,一审法院对一审原告提交的A10到A16,认为“好友圈系王秀英的个人表述,本院不予采信。”法律规定证据包括:证据包括:书证、物证、视听资料、电子数据、当事人的陈述等,王秀英发布的好友圈是为了印证向被告申请土地确权登记的时间与过程。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应该引用法律依据。

    以上几点归纳如下:

    1、一审认为原告没有诉讼主体资格是没有通过村民小组讨论通过。在此上诉人提交(证据一)证明王秀英即是村民小组组长,也是全体村民的特别授权的代理人,王秀英代表村民维护权益是全体村民的真实意愿。

    2、对一审原告向被告申请土地确权登记,一审避开主诉诉求,作出偏离主题的判决。上诉人在此提交(证据二)及一审提交的证据A11,证明原告在2022年8月22日向被告提交土地确权登记申请的相关材料的事实。

    3、一审法院对一审原告提交的证据A9,认为是原告单方出具,未经相关职能部门核对确认。上诉人在此提交(证据三)证明无视证据真实性。

    本案被上诉人在2022年、2023年多次聘请测绘公司对上诉人被侵占的土地进行丈量,由此可见被上诉人有纠错的行动,而一审法院不按事实与法律枉法裁判,这是在引诱被上诉人继续违法。

    今年两会两高工作报告提出“法不能向不法让步”,法院作为国家司法机构,在原、被告当中应是绝对中立角色。一审法院在该案中一再偏离法律与事实,对原告主张的事实不与听信、不予采纳,审判人员只按照自己认定不实的事实来判断,对原告代表人合法身份却多方调查,对被告提交的作假证据只字不提。《行政诉讼法》第六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对行政行为是否合法进行审查”而一审法院却偏离行政诉讼的本质,不去审查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而重点审查受害人的合法身份,以此来阻止受害人依法维权。这不仅是职业道德问题,更是对法律的藐视。

    法院不依法解决纠纷,而一而再再而三引诱不法机关继续违法,由法院来当靠山,这祸国殃民最大的祸首却是执行法律的法院。本人在此喊话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张军——请整顿法院队伍!

    村民小组长:王秀英
    2024年3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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