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还是见习生的时候,某天跟着一位精神科资深主治医师的门诊。
「新来的?几年级?」主治医师问。
「医师好,我是新来的见习生,硕二。」我有点害羞的回答。
「你有没有被病人打过?」他接着问。
「没有耶………?」我当下一头雾水。
「喔,菜鸟!」然后他就不理我了。
直到我当了心理师的第一年,在精神科,「终于」被病人打到了。那天回到家我还开心的在脸书发了一篇动态,「炫耀」我脱离了菜鸟。
还记得在研究所的前几堂课,医师来教精神病理,先教的是跟病人晤谈的时候要坐在「病人一拳伸过来会打不到你」的位子,而且这个位子还要靠门、门上最好有一小片透明玻璃,即使病人打你的时候不能马上逃走,路过的医护人员也可以透过玻璃发现你被攻击。
心理衡鉴室、治疗室的桌子底下都有警铃也就见怪不怪了,警铃有多重要?从每个礼拜都有工务人员来测试它的功能是否正常,就可以想见。
上面这些经历,说出来,都会让人有一种「精神科病人很危险」的感觉。一开始我也是这么觉得,后来,在职业生涯里,其实也只被打过这么一次。但连专业人员有时都会被精神病患者吓到,一般民众对精神病人有什么观感,也可想而知。
最近的郑捷杀人事件、内湖女童割喉案,嫌犯也似乎都让人有一种「他有精神病」的感觉。
对于精神疾病的印象(大家嘴巴上说的「肖仔」、「神经病」),较为人所知的可能思觉失调症 (Schizophrenia, 旧称精神分裂症),这是一种思考、感觉、行为与现实脱节的疾患,但「并不是」精神疾病的全貌。
在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第五版(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 Fifth Edition, DSM-V)这947页的英文书中,洋洋洒洒的列出了18类的精神疾病,如果认真翻阅,会发现我们自己可能就符合其中的一些诊断准则(如心情低落、失眠、酒精、尼古丁依赖),那不就如同食神所说:「只要有心,人人都可以符合精神病」?
就像法律订定的精神不是要入人于罪一样,精神疾病的定义是确认出「精神状态、自己主观感受的痛苦、社会与职业的功能是否明显偏离『一般人』」的这群人,给予帮忙。先说精神病不等同于大家说的疯子,来精神科就诊也不是要把这个人贴上标签然后关起来,而是要帮助他能够正常的回归社会。
或许有人会觉得台湾或华人社会保守,对精神疾病了解不多,所以观感不好。其实在自由民主开放的西方国家也有这个现象,一个在澳洲所做的研究,多数受访者对于精神病患者的印象为「低智商」、「不可信任的」、「不用跟他太认真」,看来我们对于精神疾病还需要更多、更深入的了解。
回到主题,究竟精神疾病跟暴力行为有没有关系?
2009年有学者整合了过去研究精神疾病跟暴力行为的文献,发现思觉失调症的患者中,男性患者有暴力行为的风险是一般男性的1~7倍,女性则为4~29倍。这样的比例好像是高的,但有学者认为,不能这么武断的说这些暴力行为都是精神疾病本身造成的。
精神疾病往往伴随着许多问题,例如酗酒、吸毒等物质滥用、无家可归、服药遵从性不佳等等。
在2015年关于关于思觉失调症患者与暴力行为危险因子的整合研究里,发现危险因子真是错综复杂,除了因被迫害妄想、幻觉产生的暴力行为外,包括反社会性人格、低的社经地位、负向的社会环境、不规律治疗、病识感不佳等都是危险因子,很难从里面找出一个最具有决定性的因素。
从新闻内容很难判定内湖女童割喉案的嫌犯到底有没有精神病,若他真的有,首先应该问的是,「为什么他没有就医?为什么他会在那里?」,台湾社会何时才要关注精神病患者的医疗与污名化问题,除了妥善的治疗之外,也给他们一个可以生存的空间?
如同监狱与死刑的概念,我们对于精神病的态度不该只是「抓去疯人院关起来」或「全部杀了算了」,而是得对于疾病有正确的了解,让他们接受「规律」的治疗,帮助他们回归社会。
所以,像上述研究所提到,与其说是症状本身,或许我们这个社会对精神病患者的不友善与歧视,可能也是产生暴力行为的原因。
我在脸书上看到一个网友的文章,大意是:「逃离并不能改变这个现况,去了解与付出关心,才能真正的改变」,正视精神疾病,了解与关心身旁可能有心理、社会压力的朋友,或许才能真正让暴力事件减少、让社会更加祥和。
(来源:泛科学http://pansci.asia/archives/96097 2016/03/29)
博客
精神病患者不等于犯罪,歧视和不了解才是社会的未爆弹
头条评论 “精神病教师裸体扑女生”令人不安
3月28日,网上热传“广西钦州灵山县太平镇太平中学,一位男老师在中午放学时,裸体扑向一位女学生,意欲强奸。最后被其他老师阻止”。当天,灵山县新闻办就此事发布了《关于我县一中学职员疑似突发精神病骚扰学生的情况说明》。(3月29日《法制晚报》)
裸体男教师在校园里扑向女生,这种行为超越了起码的师道尊严,反常得太离谱了。根据灵山县新闻办发布的情况说明,“涉事者系太平中学实验室管理员,疑似突发精神病”,并披露2011年这名老师就出现过精神异常,当时被诊断为间歇性精神病。
如果这则情况说明所言非虚,那么,应该能排除这名老师“被精神病”的嫌疑。而且,2011年该教师治疗时,医生认为两年内不复发,“以后就没有什么问题”。学校为了安全起见,将这名老师安排在实验室做管理员,这样的措辞意在表明,学校和教育管理部门前前后后的处置并无不妥之处。
当然,这则情况说明并非权威结论,真正的原因还有待于相关部门的调查。然而,当看到这一切皆是一个精神病患者所为,这不免让人有些不安。
这些年,精神病人发病期间制造的伤己、伤人事件偶有发生,中小学校园也未能幸免,既有精神病人闯进校园制造祸端,也有教师就是精神病患者。2006年,湖南永州一位中学教师在精神病发作期间,殴打一位初一女生并将其从4楼扔下致死,被列入当年教育部通报的全国几起伤害学生事件之一;2010年校园安全一度引起举国高度关注,有媒体爆出广东梅州“据不完全统计,教师队伍中精神病患者超百人”,虽然数据的可靠性和真实性备受质疑,但没有人怀疑由于教学任务重、升学考试压力大、生活压力等因素,中小学教师普遍存在心理健康问题这个事实。
如今,因教师自身的心理问题而导致的极端事件,俨然成为校园安全不容忽视的一个方面。按照通行做法,发证前隐瞒精神病史,可以撤销教师资格;但对于取得教师资格证后患精神病者和有心理疾病等其他可能对学生造成伤害者,则最多是调离与学生直接接触的教育教学岗位。看看“精神病教师裸体扑女生”,不让上课而做一个实验室管理员,也并不能堵住安全隐患这个漏洞。
固然,只是少数精神病人才有暴力倾向,但是在相对封闭的中小学校园里,作为成年人的教师一旦患有精神病而又处于发病状态时,年小体弱的孩子注定是受害者,从而遭受精神、肉体乃至生命的伤害。所以,中小学老师的心理问题,不是个小问题。
庆幸的是,“精神病教师裸体扑女生”终被旁人及时制止,但想想10年前湖南永州那位教师酿成的命案,又让人有些后怕。中小学教师心理问题日益突出,为了校园的安宁和孩子的安全,还是应该想想更周全、更可行的办法才是,像灵山太平中学只是调离讲台,显然不是最好的办法。
(来源:华商网http://hsb.hsw.cn/system/2016/0330/42302.shtml 2016-03-30)重度精神病患如何重返社会 康复会所助探路
中国目前有重度精神障碍患者429.7万人,大多依靠低保过着封闭、缺乏社会交往的生活。目前,国内已有几家服务重度精神病患者的康复会所,试图帮助他们重返社会网络,恢复其社交能力和人际生活,但前程阻力仍多。
二层楼房的大门开着,几个年轻人围坐打牌。
狗在楼房的外面不停地叫。这是午休时间,有几个人在屋内的一旁玩电脑,有人厨房里帮忙。一个微胖的男人独自坐着,沉默地对着一个空的八宝粥罐头掸烟灰。
这是一间服务重度精神障碍患者的康复会所(Clubhouse),位于杭州市下城区的潮鸣街道,类似的机构在全中国大陆只有四五间。
杭州市潮鸣精神康复会所依托潮鸣街道而建立,它深深地藏在街道里的艮园社区内,位于一间独立的两层楼房内,与街道办事处、养老服务站等其他服务性机构毗邻。这间会所旨在帮助重度精神障碍患者重返社会网络,恢复他们的社交能力和人际生活,并提供非营利性质的服务。最初仅有街道内部的病人参加,渐渐地,也有街道之外病人前来。
他们仿佛上下班一样,早上九点到场,下午四点离开。在这里,重性精神障碍患者被称之为“会员”。会所的社工人员则为这些会员病人组织日常的学习、娱乐活动。在会所活动中,展现出较好的工作能力和人际交往能力的会员,会所还会尝试给他们找工作。
潮鸣康复会所是全中国大陆得到国际会所发展中心(the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Clubhouse Development,下称ICCD)认证的三家康复会所之一。ICCD这个非营利组织是由1948年建立于纽约的第一家精神病患者康复会所发展而来。“会所”模式的宗旨是为在家疗养的精神病人安排日常活动,帮助他们在接受治疗的同时,保留工作、教育机会和社交生活。ICCD鼓励全球各地的会所与其它社会机构合作,帮助精神病人找到可以胜任的工作岗位。
为了获得认证,潮鸣会所之前按照ICCD提出的“会所”标准进行了改正,包括将原有的七个部门调整至目前的两个,将重性精神病患者的业务与自病症患者分开等等。据称,ICCD人士曾经到潮鸣会所考察并颁给证书。
瞿芝雅对此觉得很骄傲,虽然ICCD并没有给她们带来实际的资金投入和经常性的指导。她告诉财新记者,在ICCD提出的大框架之下,潮鸣会所比其他类似机构更注重为患者设计一些文娱活动,例如广播操比赛、下棋比赛,和厨艺比武大会等等。
重度精神障碍患者是一个不该被忽视的群体。据国家卫计委去年9月发布的数据,中国目前有重度精神障碍患者429.7万人,18岁至59岁的劳动年龄人口占76.1%,贫困率达到55.3%。全国的精神科床位却只有22.8万张,多数的重性精神障碍患者无法长期在院内接受治疗。由于医疗资源紧张、院后治疗机制缺乏,大量患者只依靠低保,过着封闭、孤独和缺乏社会联系的生活。而像潮鸣会所这样的精神病患者康复会所,则想填补这一块社会服务功能的空白。
会所成员的日常生活
楼房的二层有一面落地的大镜子。一个会员与其他二三十人围坐成一大圈,午休结束之后,会员们围坐在一起,讨论昨天会所的“厨艺比武”活动——切黄瓜比赛。康复会所的后勤部部长在会上评论道:“某某的刀工很好……黄瓜排列的形状我没见过,在饭店里没吃到过这样的。”
在潮鸣康复会所里,较为活跃的会员患者被分为两个组,分别称为文书部和后勤部,部长均由会员担任。
瞿芝雅解,为了符合ICCD的要求,做到社工和患者会员在会所内的完全平等,他们决定在会所内,不称“主任”、也不喊“老师”,而是以“阿姨”作为会员患者对社工的称呼。
在“阿姨”们的指导下,文书部收集会员们写的文章,编辑成会刊,兼给潮鸣街道写活动报告;后勤部负责采买、在厨房里帮忙。每天早晨,会所里要开个会,安排一天里会员们的各种工作。此外,会所还会开设书法、乐器和刺绣课程供会员们参加。
潮鸣会所的会员男女老少都有。除了个别人会在开会时突然站起、愤愤然地离去外,其他人看上去并无明显的异于常人之处。这里的会员,都是重度抑郁症、狂躁抑郁症或者精神分裂症患者。一部分人有住院的经历,一部分人没有,而所有人都在长期服药,依靠药物维持目前的状态。有几个会员曾经是重点中学的学生,是在高考前夕发病的。
据瞿芝雅说,在这些会所里的会员,大多无法恢复到发病前原有的精神和生活状态。除了精神类药物带来的影响,疾病本身也使他们的执行力变弱。有几个会员已经在这间会所度过了将近10年。
瞿芝雅说,重性精神障碍患者不可能完全停药。“我和他们说,你们就当是得了慢性病,得了高血压。”在日夜相处下,有些患者可能不太信任家属,然而信任会所的阿姨。为此,会所的工作人员有时还需要在患者及家属之间充当桥梁,帮助家属说服病人服药。
除了靠服药抑制精神病症状,在会所里,重性精神障碍患者需要从最平常的能力开始恢复。在这间会所里,如果是本街道的人员,连会员的午餐都是免费的。但是会所坚持每个会员每天要交五元钱给后勤部,由后勤部存入银行。到了月底,再由后勤部把钱从银行里取出来,一一还给所有人。通过这个过程,后勤部的会员可以重新学习如何和银行打交道。
还有的会员们在厨房帮忙,自己用刀。只要他们仍在接受药物治疗,瞿芝雅都觉得很放心。让她最不放心的,其实是会员的认知状态。有一次,一个会员离开会所之后,没有按时到家。社工们先是和家属四处寻找,最后一起报警。稍晚,这名会员才自己回了家。她说,她只是突然觉得“做人没有意思”——这样的事,才是会所真正的风险。
瞿芝雅时常会鼓励会员,要恢复过正常生活的信心。她说,最近曾劝说一个姑娘自己晾衣服;她不大会用晾衣夹,衣服总是落到阳台下面,让她几乎绝望。而财新记者在办公室里看到,这个姑娘正在忙忙碌碌地填表、写报告,她就坐在瞿芝雅的对面。瞿芝雅指导她说,“这里你就写,某月某日,陪同深圳友人出游。”
QQ窗口不停地闪动,新的文件去而复来。会所要申请新的项目,就要和其它社会组织、机构竞争,还要对街道办及区残联作沟通和说明。会所也鼓励会员参加这些社会活动,让他们能更多地与外界交往。
重返社会路漫漫 诸多空白待补
“不管什么活动,‘阿姨’对大家都呵护备至。这里更像一个幼儿园。”民间组织志愿者智空(化名)对财新记者表示。
作为狂躁抑郁症患者,智空自己就是国内另一家精神病患者康复会所─深圳蒲公英康复会所的会员。在加入会所后,他继而参与各类活动并获得一个民间精神障碍患者权益保护组织——深圳衡平机构的资助,开始走访、研究各地的精神病康复会所。
据智空介绍,目前中国共有五家模式类似的康复会所,分别位于长沙、杭州、深圳、昆明和成都,另有贵阳的一家正在筹备。
这些会所的出资方背景各异。有的是当地的区残联和精神病院出资;有些会所使用的是当地残联或精神病院的活动场地;有的是与民营的居家养老服务站合办。
智空认为,既然此类康复会所的初衷,是要让精神病人与主流社会能够沟通、融合;那么,与养老服务站合办,对于康复会所亦有帮助。智空说,他很喜欢潮鸣会所“幼儿园似”的气氛,这或许与潮鸣会所就设在社区内部有关。
但实际上,会员如果光是在会所里活动,距离会所之外的日常社会,仍有相当距离。由于根据ICCD的要求,会所不能与会员发生雇佣关系。因此,潮鸣会所和当地的潮鸣街道达成了合作意向,将安排状况良好的会员,去街道老年服务中心当清洁员、资料输入员,或者去文化站当图书管理员。
虽然只是很普通的工作,但除了当地的街道办之外,其他企事业单位很少愿意雇佣精神障碍患者。在会所楼梯一侧的墙上,挂着一张“会员某某在杭州市红十字会医院担任保洁工作”的照片。图中,是一个会员和保洁工具的合影。能有会员被社会上的其他机构录用,对于会所来说无疑是值得庆贺的大事。
瞿芝雅对财新记者强调,用人单位应当尽早去除对精神障碍患者的歧视。她认为,即使是在发病时有暴力倾向的精神疾病,只要经过合适的药物治疗,患者也可以很好地控制住症状。
精神病康复会所的运营模式并不复杂,在国内却较为少见。因为,建立一家类似的康复会所需要成熟的社会组织及相应的资金供给。康复会所的机制还需要社工有自觉和能力,与患有重度精神病的会员,建立良好而密切的关系。此外,对此类机构的公共监管机制目前仍模糊不明。除了ICCD提出的国际标准外,目前国内并无明确的监督管理部门,对此类精神病患者的康复机构设定标准。康复会所并非医疗机购,但又承担了帮助精神病人恢复、促进生活状态的职能。这样的机构究竟该由谁管评、依据什么来管评,在中国仍然没有答案。。
一位民间公益人士对财新记者指出,康复会所的模式难以商业化,因为它“看不见疗效”。虽然国内有数量庞大的精神障碍患者,但精神康复会所在今后一段时期内的发展前途、路径及效果,目前仍难以预料。
现在,若一名患者想成为潮鸣会所的成员,家属需要与会所签订知情同意书。但由于重性精神障碍患者无法作为承保人购买意外险,一旦患者到社会上工作时遭遇意外或造成事故,监护人就要为重性精神障碍患者承担可能造成的庞大费用。这也成为家属犹豫是否让病患参加会所活动、强化社会交往,及接受可能工作机会的心理门槛。
而在艮园社区里,潮鸣康复会所的稳定运行,是建立在街道及传统社区相熟的人际关系之上。瞿芝雅说,自己从前也害怕精神障碍患者。过去,她是艮园社区居委会的党委书记,退休之后才到潮鸣会所来工作。她对精神病患者和社区的融合情况和安全性颇有自信,因为在整个楼道里,“哪一户是什么情况,我们不是全都知道嘛?”
阳光之下,有几条犬无事可做。牠们看见有人从会所里出来时,会高兴地摇起尾巴。在杭城的仲春时节,许多房屋的顶都被大团的树丛淹没了。春风柔软。康复之路漫长。
(来源:财新网http://china.caixin.com/2016-04-06/100928868.html 2016年04月06日)一名精神病人家属的心声
看到3/28小灯泡的新闻,心里非常的难过,真的是如同小灯炮的妈妈一样的想法,「希望让这样的人能永远消失在这个社会。」
再看到新闻上嫌犯王景玉的父亲曾将他强制送医,但台北市联合医院松德院区无确诊,因此又被放回家中,让我感同身受。我的故事虽不是很精彩但相信是许多照顾精神上有疾病患者家属的心声并希望政府,医院及社会能正视这个问题及法律上的漏洞。好让这个社会能更美好、更安全。
我家中有长辈也是患有精神上的疾病,并有领身心障碍手册,首先我要说的是这位长辈是很优秀的一个人,但由于生活金钱上等的压力造成他心理的问题,他本人也非愿意患有精神上的疾病同时也受到心理病痛的折磨,也希望自己能控制好。虽然吃药能控制好疾病,但期间状况会有好有坏,自己却无法控制,当在不好的时候,由于人权关系,患者必需要达到自伤或是伤人才能强制就医。或是一定要患者同意接受治疗,医院才会进行治疗。但患者通常在发病时,不会觉得自己有问题,都觉得自己非常好。这时,照顾的家属才是最直接知道他的状况是否需要就医治疗,但往往未达法规或是医生的治疗标准就无法接受住院治疗,最后要像发生这样的事件,政府、医院及社会才「可能」会重视这个问题,但这一切都已经太迟了,宝贵的生命就这样被犠牲了,其实正确的做法应是预防胜于治疗!不是吗?而不是等到事情发生了,才去处理、检讨和解决。
我的意思并不是说精神病患就不能有人权,只是是否有更好的方式来协助病患就医及辅助照顾者家属呢?坦白说,当患者发病时,我们除了不舍他受到疾病的折磨外,我们常常感觉无助及都快要跟着心理生病了。
最后我真的希望「类似这样的事件不要再发生了」,但不是要让患者及家属无路可走而是需要政府,医院及社会大众的帮忙。一起让社会更美好及安全!
(来源:苹果日报http://www.appledaily.com.tw/realtimenews/article/new/20160329/826948/ 2016年03月29日)强制就医大执法 「被精神病」时代来了?
内湖4岁女童遇害之后,检讨声浪四起,矛头尤其针向精神卫生法中的协助就医、强制就医机制,台北市今(31)天就传出警察开始严格执法、强制送医在政大生活多年的「摇摇哥」,引爆争议。专家就忧心,部分县市无疑在滥权,滥用法令,把被小区看不顺眼、没任何危险行为的人「被精神病」随便抓人。
网友今在脸书PO出影片,披露生活在政大多年的「摇摇哥」(丁先生)中午12点半左右,被文山一分局警察、消防队、社会局、卫生局及政大驻卫警察会同强制送医,过程中丁先生不停反抗,并不断喊着「我没有犯法!」、「我甘有伤人?」、「我甘有安怎?」。
引发争议的就是警方依据的精神卫生法第32条:警察机关或消防机关于执行职务时,发现病人或有第三条第一款所定状态之人有伤害他人或自己或有伤害之虞者,应通知当地主管机关,并视需要要求协助处理或共同处理;除法律另有规定外,应即护送前往就近适当医疗机构就医。
台湾社会心理复健协会理事长滕西华批评,台北市此举根本荒谬,精神卫生法第32条重点应是协助就医而非强制就医,且前提还是必须有自伤伤人或自伤伤人之虞者才适用。
滕西华强调,原本精神卫生法第32条为的是发挥小区、社会互助的精神,但现在却变成小区「互摃」条款,滥权之下,只要是小区平常看不顺眼、曾滋事的人,随时都可能「被精神病」抓走,她呼吁精神医学会应站出来以正视听。
卫福部心口司长谌立中不讳言,精神卫生法第32条在执行上,对人权是存在争议的,但平衡的点该放在哪,没有一定标准,不是谁说的一定对、谁说的就一定错,必须看时代背景而定,有社会共识才做这件事。
谌立中强调,除非有明确自伤伤人或自伤伤人之虞者,才适用该法条,他也指出,在执行面上,并非一下子就强制就医,应站在关怀的角度协助患者接受就医。
台北市立联合医院松德院区院长杨添围则表示,该病人于松德院区确实留有病历资料,目前经急诊医师诊察,病人已同意接受安排住院治疗,院方是本着于精神医疗专业,对于需要治疗的精神疾病者,依其意愿安排妥适治疗,或依现行精神卫生法规范,进行强制治疗程序。
(来源:Yahoo奇摩https://tw.news.yahoo.com/%E5%BC%B7%E5%88%B6%E5%B0%B1%E9%86%AB%E5%A4%A7%E5%9F%B7%E6%B3%95-%E8%A2%AB%E7%B2%BE%E7%A5%9E%E7%97%85-%E6%99%82%E4%BB%A3%E4%BE%86%E4%BA%86-104042371.html 2016年3月31日)英国华裔女子被精神病丈夫斩首 法庭判无限期拘押不在监狱服刑
中新网3月18日电 据英国BBC中文网报道,英国男子提姆西·艾伦,因精神失常将其华裔妻子斩首,法庭根据精神健康法案决定将其无限期拘押。
2015年8月29日,父母来自香港的华裔生物科学工作者萨曼莎·何(Samantha Ho)在位于剑桥郡圣钮特的家中被杀。
近日,何女士的丈夫艾伦在法庭承认过失杀人。而本桩杀人案起于当日两人正在观看的电视歌唱比赛节目X Factor。
法庭上呈交的医疗报告显示,艾伦在2004年摩托车车祸后患有一系列的心理疾病,其中包括偏执型精神分裂症。
他在杀害妻子前的两个星期曾经去看家庭医生,并被医生转往接受精神健康治疗。
事发当晚,他们二人在观看电视节目时,艾伦突然“心灰意冷”,有意自杀,但随即将刀转向了妻子和家中的宠物狗。
检控官在法庭上表示,尽管何女士一再哀求他不要杀她,但“他还是动了手,而且原本就有此打算。”
何女士临死前曾在晚间11点致电警察局,告诉警方她丈夫企图杀她。
但当警察来到他们的住家时,何女士已经被杀死。警察当时看到艾伦“正在杀死那只狗”。
39岁的何女士,毕业于诺丁汉特伦特大学,在一家生物科学公司任职了10多年。
她的家人表示,她一直想成为一个了不起的科学家,一直想周游世界,实现梦想,有更多时间与家人团聚。
根据英国1983年精神健康法案,艾伦将被拘押在一个保安严密的医院内,而不是在监狱服刑。
(来源:中国新闻网http://www.chinanews.com/hr/2016/03-18/7802456.shtml 2016年03月18日)袁小华 袁兵涉嫌寻衅滋事及扰乱公共秩序案4月19日开庭
民生观察工作室2016年4月14日消息:被关押在湖北赤壁将近三年之久的袁小华、袁兵涉嫌“寻衅滋事”“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一案将于4月19日在赤壁市法院开庭审理。4月14日上午,广州刘正清律师收到赤壁市法院的出庭通知书,内容如下:本院受理的被告人袁兵、袁小华寻衅滋事、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一案,定于2016年4月19日8时30分在湖北省赤壁市人民法院第二审判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二条第三款的规定,特通知你作为本案被告人袁兵的辩护人准时出庭。落款日期为2016年四月十四日。袁小华、黄文勋、袁兵等人于2013年5月25日在赤壁被抓并被关押至今,是目前已知关押时间最长未开庭的政治犯。
图为赤壁法院出庭通知书苏州李学义等数十公民给市政府送苍蝇拍被抓
民生观察工作室2016/4/14消息:今天上午九时许,数十名苏州公民为了表示支持政府反腐,特意制作了一个大苍蝇拍和横幅送到苏州市市政府门前,警方随即展开了抓捕行动,20多人被警方抓走。
在场人权观察员徐秦说:发起这次活动的是苏州公民李学义,他是反腐论坛坛主,警方获悉今天他们有活动后昨晚就找到李学义家里让他今天不要出门。李学义说“你们没有权利限制我的自由”,今天一早就和众人赶到市政府门前,警察粗暴的把他们抓走,反腐论坛的坛主李学义也被强行抓走,他都80岁了。我也因为拍照被抢手机,我不同意,两个警察把我架到车上,随后我们被送到信访局。
据徐秦介绍,李学义(网名姑苏痴叟)今年80高龄,曾经是苏州市宣传部的宣传干事,还曾做了两年新华日报的记者,退休后一直积极参与维权活动,从2006年李学义就在苏州公园举办反腐论坛活动,每星期举办两次(星期四、星期六)。 今天是他作为反腐论坛的坛主发起的这次活动,苏州的访民也都参与了进来,李学义现场出示了受苍蝇蚊子所害的较为典型的26个受害人的材料和案例图片,一起向市委市政府追责,为什么对这些欺民大案至今推诿不办,做苍蝇蚊子的保护伞?
他们希望此次拍苍蝇活动能够推动苏州市委市政府改变拖拉不作为作风!几分钟后李学义等人被抓。
本网志愿者多次拨打李学义电话后终于拨通,李学义说:当时他们到市政府门口后从里边从出来好多警察,一个年轻的拿着喇叭说,两个人一个拖走,那些人就上来拖我们,我们都是60多岁和70、80岁的老人了,他们就这样毫无人性的把我们拖走拉倒信访局就不管了。我们又返回去,这次他们更狠,现在我们还在信访局等答复,没人理我们,也不给水喝,我又给他们写信了,还会继续反映,除非把我们弄死。
附:苏州市民给市委市政府的【公开信】
致苏州市委!市政府!:
尊敬的苏州市委书记周乃翔同志:
尊敬的苏州市委付书记、市长曲福田同志!
您们好!
尊照习近平总书记的最新指示!及党中央常委刘云山的央视公开传达!要求全体党员及党员干部认真开展(两学一做)的!关键在做的指示活动!我们知道苏州市委领导是全国全党反腐败斗争的标兵市!全国都来学习苏州经验!感到有你们领导苏州市的反腐败斗争非常放心!电视上你们每天都在讲话!号召全体干部与习总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省委书记罗志军!省长石泰峰!又常来苏州督促!表扬苏州反腐败斗争有力!因此我们更感动!更想信!你们是党的最忠诚的好干部!不是口是心非者!所以!今天写公开信给你们!向你们报告苏州公安局警官!公开叫嚣:(现在是非常时期!大局还未定来!)!作为小百姓!虽然水平低!但!懂得这句黑话的意思!今天!请你们向我们说明一下!他的黑话是谁的主意与指示?因为他是代表苏州市公安局说的!所以!必须请二位头头做个解释!?否则!我们“丈二和尚!摸不着头恼”!请二位在苏州电视台上公开解释!这样!可以表示!:周!田二位是真的与习总!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否则!你懂的!我想你们一定会满足我们这个要求!不会派警察来抓我们!或者派杀手来暗杀我们!或者制造车祸撞死我们吧?!
此致!
敬礼!
苏州大公园80岁姑苏痴叟!敬呈!
2016年4月11日以下是现场图片:



苏昌兰陈启棠“煽颠”案将在佛山市中级法院开庭审理
民生观察工作室2016年4月14日消息:被关押将近一年半的佛山维权人士苏昌兰和陈启棠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一案将于4月21号4月22号分别在佛山市中级法院开庭审理。
上午九时二十四分,苏昌兰和陈启棠的代理律师刘晓原接佛山中院刑一庭电话,说苏昌兰煽颠案,2016年4月21日上午九时在第二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陈启棠(天理)煽颠案,2016年4月22日上午九时也是在第二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每个被告人家属各发放五张旁听证。
苏昌兰生于1971年7月18日,1999年,因为关注南海三山港的农村“出嫁女” 的股权问题开始介入广东的维权事业,是广东女权运动较早的先驱者之一。2013年4月主导和参与了安微省合肥市“让安妮重返校园”的维权活动。多年来并参与了寻找失踪孩子、救助童养媳和反坠胎的维权活动以及关注妇女儿童权益和计划生育等维权工作。2014年10月27日,苏昌兰被公安从家中抓走,2014年12月3日被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逮捕,羁押在佛山市南海区看守所,在押期间身患多种疾病,无法得到积极治疗。
陈启棠生于1959年12月10日,多年来一直从事维权工作,2014年11月25日,陈启棠在因支持香港占中,并为佛山维权人士苏昌兰出任公民代理遭到南海公安分局以涉嫌“危害国家安全”为由刑事拘留,并在同年12月31日,被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正式逮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