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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从「反截访」发起人赵振甲受审谈中国的「信访」

    根据公开消息,「反截访」发起人赵振甲将于8月11日在辽宁抚顺开庭受审,年过70的访民赵振甲今年2月在北京被警方扣押,遣返原籍辽宁省后以「寻衅滋事」罪遭到刑事拘留并被逮捕。他在今年年初发起联署要求改革中国大陆信访制度,并把联署信邮寄给习近平。与此同时,经常帮助访民申冤的屠夫吴淦涉嫌「煽动颠覆」一案也将于8月14日开庭,由于当局宣称案件内容有机密信息,因此审判将会秘密进行。笔者认为,上述两案的判决结果将具有时代标志性的意义。

    众所周知,当今中国现行的「信访制度」其本身,并不是一项现代法律制度而是一种封建专制残余思想和现实专制社会利益冲突无解的产物。此外,中国现行的法律体系内并没有法律层面的信访法,只有国务院颁布的信访条例。所谓的「信访」本来在文革之后至改革开放前二十年已经日渐式微,然而随着专制复辟以及官僚权贵日益成为一个阶级,既得利益集团尾大不掉又死灰复燃起来。

    现代文明国家的政权体系,一般通过「三权分立」达到保障人权为核心的权力制约机制,行政权、司法权乃至立法权泾渭分明,根本不需要一个「活稀泥,权责不清」的信访制度装点门面粉饰和谐。可是在中国这样一个有悠久专制传统的社会,「信访」也许是朝野两方面的共同需要,不仅一些繁雍的官僚阶层需要有用武之地,制造问题和解决所制造的问题,还有很多体制豢养的学者需要有饭吃研究一些假问题。在民间的一方面,总要给从基层各级地区到中央一些希望,这就导致信访不断发展壮大还衍生出一个部门。可以说信访制度的存在是有利于专制统治的,而在专制权力集团内部从中央到地方就产生诸多利益分歧,信访既作为打击重点维稳对象的依据,也作为当权者内斗的一种手段。

    笔者认为,信访关键问题在于没有硬性的法律责任、法律后果、法律期限、责任主体等。不单国家、政府设有信访机构、窗口,司法机关、政府部门也普遍设有信访机构、窗口给外界一种大家都很努力工作的印象,从中央到地方整个政权都发生了泛信访化现象,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专制统治者从上到下官僚们的心态。当然信访制度时常被专制统治者用来忽悠底层百姓缓解社会对立的手段,比如2013年出现的禹州截访案,北京一中院的法官完全是奉命审案,尽量减少该案的违法代价实际让司法为地方渎职背书,明明信访局长、管信访的禹州市领导以及北京截访部门构成滥用职权、非法拘禁、玩忽职守罪,案卷中存有信访单位的截访预算和人员值班安排以及信访领导与截访执行者的通话记录等证据,案件最终结局不顾受害人及律师的申告只象征性的判了几个保安、临时工的刑事责任,另一方面官媒则大肆鼓噪吹捧法治、改革等政绩,又一次演绎了「底层奴隶相残,青天大老爷拯诸屁民」的老把戏。

    自当局提出「稳定压倒一切」,并构建起严密的「维稳体系」以来,大量上访人员遭到截访残害。尤其是北京臭名卓著的马家楼、久敬庄长期非法拘禁关押上访者成为一条地方到中央的截访产业链,豢养了大量闲散人员。沈阳的「马三家」则以酷刑昭著于世,都是由信访引发贪官污吏的灭口报复所产生的。由此可见,信访制度越来越成为维稳体制的重要一环,各级官僚往往在信访过程中塞进私货以达到自己的目的。更有甚者,国家信访局与地方官员做交易,对上访人网上登记,再由地方政府花钱销号。换而言之,地方政府和信访局搞权钱交易。上边表面上要求地方解决访民诉求,暗地里却包庇地方。国家信访局通过销号方式赚地方的钱,形成灰色产业链。国家信访局此前曾爆发系列窝案。原国家信访局副局长许杰被控受贿的610万元中,就有550余万元是通过销号敛财。

    不过,2015年5月2日发生在黑龙江庆安火车站的一起枪击事件,触动了当局的敏感神经。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访民徐纯合倒在了警察暴力维稳的枪口之下,关于他死亡原因当局与民间各执一词,引发巨大的关注与争议。然而,这个被维稳体制所屠杀的上访者,被捏造成「恐怖袭击者」,乃至于整个政权机器为警察开枪背书,指鹿为马。「枪」这一问题从地方到中央、从政法到宣传宣传机器紧密结合,不惜一切代价镇压民间抗议,并由此引发之后震惊全世界的「709大抓捕」——上百位中国大陆的律师、民间人权捍卫者、以及他们的亲属,突然遭到警察的大规模逮捕、传唤、刑事拘留、失联、约谈、短期限制人身自由,涉及省份多达25个,因此受影响人士前后多达319人。

    当然「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随着当局对民间维权抗议活动镇压力度的加剧,民间人士的「信访」活动也在升级。「信访」成了一种行为艺术——把握话语权揭露曝光贪腐、专制黑暗、假法治、凝聚团结民间力量广交天下朋友的方式。2017年8月2日,来自全国各地的数十位访民,到北京一中院起诉中共国家信访局局长舒晓琴。有访民表示,要赶在中共十九大之前,对一些不作为的部门官员进行起诉。他们要求见院长,依法立案。辽宁丹东访民姜家文表示:「舒晓琴是共产党这个邪恶组织的挡箭牌,共产党设置的信访局本来是阻止上访的局,在欺骗全世界人民,不单不作为,反而镇压迫害上访人,所以必须起诉舒晓琴。」

    随着当下社会矛盾加剧,当局更要以「维稳」的名义进行打压。很多访民不仅遭遇暴力截访,非法拘禁和酷刑虐待,甚至被罗织各种罪名逮捕判刑。因此,信访部门本身就是中共的一个钓钩,不是有效解决问题的渠道。可以说维稳机制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信访制度,在「信访」起初的收集各地方访民信息建立重点人黑名单到最终采取实名制管控按图索骥。与其说「信访制度」是人民解决问题的方式,倒不如说是专制解决人民的方法。

    洞悉「信访」这一「中国特色」的现象,现代社会与合格公民必须尽早告别这种违法违背现代文明的陋习,不要再自欺欺人,通过增大违法成本,降低维权成本找到出路。这条路就是民间联合起来一起维权——从个别经济权利、人身权利到公民的政治权利、普世人权走向自由民主之路!

  • 民生观察关于「709大抓捕」两周年的声明

    两年前的今天,上百位中国大陆的律师、民间人权捍卫者、以及他们的亲属,突然遭到警察的大规模逮捕、传唤、刑事拘留、失联、约谈、短期限制人身自由,涉及省份多达25个,因这场「709大抓捕」受影响人士前后多达319人。虽然大部分人士在数天内就被释放,但是很多人一直处于强迫失踪下落不明的状态,直到半年后被中国政府以「颠覆国家政权」或「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正式逮捕后才水落石出。最后被当局正式逮捕的总共24人,包括10名人权律师和14名人权捍卫者。
    到目前为止,「709大抓捕」受害者被当局定罪判刑的有:

    2016年8月2日,翟岩民因「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剥夺政治权利四年。

    2016年8月3日,胡石根因「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七年半,剥夺政治权利五年。

    2016年8月4日,周世锋因「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七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

    2016年8月5日,勾洪国因「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三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

    2017年4月28日,李和平因「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剥夺政治权利四年。

    认罪取保的有赵威、王宇、任全牛、谢阳当等人。目前为止,还有吴淦与江天勇两人被羁押待判,而王全璋律师更是「709大抓捕」受害者唯一一位至今失踪长达两年杳无音讯生死不明。

    「709大抓捕」显示了专制政权的冷酷残暴。该事件的受害者不但被强迫失踪,而且受到各种羞辱、酷刑折磨、遭受生命威胁等非人道虐待,当局意图在意志上让他们屈服,然后按照当局事先编造好的剧本去认罪、去指证他人。李和平、李姝云等律师在羁押期间被强迫服用不明药物,导致肌肉疼痛、精神昏迷、视线模糊、浑身无力。谢阳律师遭受的酷刑包括吊吊椅、疲劳审讯、剥夺睡眠、认罪闭嘴、殴打、烟熏、不给饭吃不给水喝、不给看病、要求举报他人、禁止购买任何日用品等。李春富律师被秘密关押近1年半后,因为遭受到非人道虐待导致精神异常,警方被迫匆忙让其家人把他接回家。当局更大搞家属株连,吴淦的父亲徐孝顺被以莫须有罪名审判,成为要挟儿子认罪的人质。王全璋律师的妻子李文足的住所门口,被安装监视镜头,家门外每日都有被称为「朝阳群众」的秘密警察和大妈守着,每次出门都被人拦阻和跟踪。李和平律师的妻子王峭岭租住的房屋房东2次被国保叫去训话施压迫搬。当局同时拒绝发暂住证,令已被小学取录的6岁女儿因证件不齐不能保留学位而失学。对家属的政治株连甚至殃及未成年人。当局对被捕者的未成年子女采用的手法有绑架、强迫失踪、拘禁、殴打、禁止入学、单独讯问、贴身监控、禁止出境等侵犯人身自由的手段,遭到辱骂、恐吓、威胁、污名化其父母、孤立、当众羞辱等心理和精神折磨。

    「709大抓捕」是新极权主义强化对民间社会的控制与镇压的标志性事件。自2011年新极权主义粉墨登台后,基于对其统治前景「亡党亡国」的末世恐惧,把所有公民视为假想敌,以更刚性更强硬的专政铁腕手段对付民间社会。从镇压新公民运动、扑灭南方街头运动火焰、控制言论压制思想、缩窄社会自由空间、接连颁布钳制控制公民权利及自由的法律、取消社会自我发育等,到「709大抓捕」事件,更是显示了新极权主义的赤裸裸反人类反人道反文明本色。新极权主义通过「709大抓捕」,对「资金公募公用+公民跨区围观正面抗争+人权律师死磕」的近几年社会抗争模式进行镇压,特别是大规模防范和打击人权律师,意在切断社会抗争中关键群体的支持平台,从而达到控制冻结社会的目的。

    「709大抓捕」是民间从一厢情愿的改良期盼到变革抗争的转折点。新极权主义以此彰显极端刚性后,越来越清晰地表明了对民间实行全面清场以维护一党专制体制的独裁统治的意图,使民间期盼改良、互动、推动全面政治改革以实现社会转型的愿望沦落为一厢情愿的虚假希望。「709大抓捕」后,民间走向激烈的政治化对抗,「与其千呼万唤,不如街头一站」以政治抗争获得自由成为民间政治反对的基点。以政治抗争塑造公民意识,实现政治参与,获得公民权利,推动政治转型,建立民间主体性,已成为民间社会抗争者越来越普遍的共识。

    面对「709大抓捕」当局对民间的镇压之野蛮、冷酷、残暴,面对「709大抓捕」受难者所遭受之酷刑、羞辱、磨难,任何表面形式上的呼吁都未能正视正在发生的血淋淋的现实,也未能正视一党专制极权统治将继续制造的人间苦难。在这两周年的今天,民生观察工作室与所有在风雨中漂泊的受难者站在一起,与自由正义站在一起。

    结束专制,以抗争获得自由。

    民生观察工作室 2017/7/9 发布

  • 漫话人权·打怪兽

    编按:「709大抓捕」两年过去了,王全璋是唯一至今毫无音讯传出的被捕律师,妻子李文足担心他被酷刑致残甚至遭遇不测。王全璋的儿子泉泉说:「我爸爸是帮助别人的律师,但被怪兽抓走了。」


  • 民生观察呼吁停止打压「非新闻」 释放卢昱宇、李婷玉

    据悉,民间维权抗争记录网站「非新闻」创办人卢昱宇,将在今天在下午开庭受审。作为公民记者,卢昱宇因坚持搜集、整理和统计国内各类民间群体事件而在2016年6月16日被云南省大理市警方以涉嫌「寻衅滋事罪」刑事拘留,于同年7月21日正式批捕,目前被羁押在云南大理州看守所。民生观察工作室密切关注这一典型的「因言获罪」案例,并对当局对和平行使言论自由权的公民记者进行无耻的打压,粗暴践踏现行宪法所赋予的公民权利这一罪行表示强烈的抗议。

    卢昱宇,1979年出生,是贵州遵义市遵义县枫香镇人,大学肄业。2011年10月,他因转发盲人维权律师陈光诚的消息,被上海警方找到、约谈。也从此致力于公民维权,2012年4月卢昱宇便开始有意识地收集各地的维权事件,然后整理、发布,并在2013年6月创办「非新闻」的推特帐号(@wickedonnaa),和女友李婷玉一起管理谷歌博客(http://wickedonna.blogspot.com/),微博等社交网络。他们凭藉个人的努力,整理发布中国各地发生的群体事件信息,其中包括农民抗议征地、工人罢工、业主维权等。仅2015年所记录到的群体游行、示威、集会等案例高达28,950起,由于「非新闻」的信息能让外界及时了解到中国正在发生的群体事件以及中国社会存在的问题,因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力,备受各界关注。

    因为搜集整理网路上有关各类群体事件讯息的工作量极大,卢昱宇最后只能辞去工作,并且在女友李婷玉的全力支持下,专注于「非新闻」的工作。中国当局从2008年以后就停止发布每年的「群体性事件」统计,其原因我们不得而知,而这一抗争趋势从最早公布的1994年的10,000起10人以上规模的抗争,逐年递增,2003年58,000起、2004年74,000起,2008年估计超过10万,其中的千人规模以上抗争,只留内部掌握,并不公布。因此,「非新闻」在几年来所默默从事这项记录当下中国的无偿劳动,不仅是以保存资料的作为对抗当局的网络审查手段,用社会记忆抵抗集体遗忘,更为中国民间抗争史留下了珍贵的记录。

    在遭到抓捕之前,卢昱宇和李婷玉已经多次遭受国保的恐吓,接连被迫搬家,一路辗转上海、福州、广州,最后落脚云南大理。两位逐渐成长的公民记者以坚韧的辛劳和惊人的毅力,持续记录着中国当代悲壮的抗争史。然而这一了不起的工作在2016年6月14日嘎然而止,紧接着便是卢昱宇和李婷玉被以涉嫌「寻衅滋事罪」抓捕、拘留的消息传来。2016年11月,记者无国界组织将2016年度「新闻自由奖」的公民记者奖颁给「非新闻」的卢昱宇和李婷玉,以表彰他们为新闻自由甘冒生命危险的专业精神和勇气。

    与此同时,我们注意到2017年3月22日,云南大理市人民检察院将「非新闻」的卢昱宇、李婷玉进行分案处理,并于2017年4月20日在云南省大理市法院秘密审判李婷玉。由于在此之前,李婷玉的两位代理律师葛永喜和黄思敏遭到解聘,而当局对外严密封锁消息,因此李婷玉目前的情况我们不得而知。尽管李婷玉的亲属曾对外透露,李婷玉会在近期获释,律师也分析到缓刑的可能性,但李婷玉是否已获得真正的自由,至今依然是谜。

    现在,卢昱宇被推上审判席,但众所周知,这一次有罪的并不是被告。在刚刚过去的「世界新闻自由日」,本年度的主题是「大变局时代呼唤批判性精神」,新任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呼吁终止一切打压新闻记者的行为。有鉴于此,民生观察呼吁各国政府、人权组织和新闻机构密切关注卢昱宇、李婷玉目前的处境,并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敦促中共当局立即无条件释放卢昱宇,并要求有关方面交待李婷玉的下落,并追究参与实施对卢昱宇、李婷玉进行人权迫害的有关部门与人员的责任。

    民生观察 2017/6/23 发布

  • 铭记「六四」 民生观察抗议起诉「酒案四君子」

    去年六四前夕,因制作「铭记八酒六四」 酒瓶,符海陆、陈兵、罗富誉、张隽勇四人遭到当局的刑拘和逮捕。3月24日符海陆、陈兵、罗富誉、张隽勇被当局以89.64元在网上售卖有关六四「纪念酒」为罪名正式起诉「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民生观察工作室严正关切此典型的政治迫害事件,同时对当局迫害和平行使言论自由权的人权捍卫者,践踏公民宪法权利的非法行径予以强烈抗议。

    符海陆,1986年12月13日出生,四川省宣汉县清溪镇白鹤村人,退伍军人,自由职业者,维权公民。因经常参与各种维权活动,积极追求自由民主理念,而被成都警方经常「喝茶、谈话」。2012年,因反对「韩德强打人事件」并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举牌抗议,而被当局维稳办强行遣回原籍;2016年全国爆发问题疫苗事件,因第一时间积极参与对疫苗受害者家属的帮助,再被成都警方数次「喝茶」。2016年5月在六四27周年纪念日前夕,制作「铭记八酒六四」酒产品,并将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电话号码公布网上,2016年5月29日被成都市警方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刑拘;2016年7月6日被正式逮捕。

    陈兵,1969年2月22日出生,四川省遂宁市人,在押著名政治犯陈卫的孪生兄弟,原河北省任丘油田正式职工,成都创能机电研究所创办者,成都某商业保险公司员工,八九学生,民主人士,08宪章签署人。1988年在西南石油管理学院自动化设计专业学习,1989年4月,在四川省南充市参加八九学运并成为骨干,后其孪生兄弟陈卫入狱后,尽力营救。1992年在河北省任丘油田任职时,陈卫二次被捕、被判转入四川省南充监狱服刑,其毅然辞职返乡照应,之后成为四川省民主运动的重要联系人之一。2003年因「遂宁三杰」刘贤斌、陈卫、欧阳懿等民主斗士从事民运的原因,其亦遭警方严控盯防,研发业务频遭受阻,被迫出走越南经商;2006年回国经商,2008年积极参与联署《08宪章》。2016年6月21日,因参与「铭记八酒六四」酒广告运作,遂被成都市警方抓捕,后曾获短暂取保候审,7月6日再次被成都市警方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罪」转而逮捕。

    罗富誉,1974年12月13日出生,四川省泸州市人,广告设计师,广告公司老板、美甲店负责人,人权捍卫者。就读于重庆三峡联大广告装潢专业,毕业后曾在重庆市某公司担任广告设计师,后独立经商,先后开办过专业广告公司、美甲店及网络广告设计承接业务中心等。因长期涉足商业,深刻感受到一党专政体制下经商模式的困境和怪诞,开始反思和认识到现行体制严重违背民主、法治和普世价值理念的弊端与桎梏所在。2015年迄今,经常关心和支持帮助维权民主人士,并积极参与推墙活动、同城聚会和同城年拜等维权活动。2016年5月参与成都读书会使用诗朗诵方式纪念「八九六四」活动。2016年6月15日,因参与「铭记八酒六四」酒广告宣传遭成都市警方抓捕、刑拘,其家被查抄;2016年7月6日,被成都市警方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罪」正式逮捕。

    张隽勇,1970年2月24日出生,四川成都市锦江区人,职业司机,人权捍卫者。自2012年7月起,因四川德阳的「什邡维权」抗议重度环境污染事件而认识到中共一党专政导致严重的政经及社会问题,随进入维权领域,多次资助维权友人,帮助生活困难的维权人士维系基本的生计,积极参与围观、声援过四川成都乃至全国各地的多起维权事件,多次对成都警方的违法行为进行抗议并第一时间关注、围观声援,因积极参与维权活动和围观声援而被成都当局不满和忌恨。2016年6月15日因参与「铭记八酒六四」酒广告宣而遭成都警方抓捕、刑拘,其家被查抄;2016年7月6日,被成都市警方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罪」正式逮捕。

    2016年5月,成都疫苗受害家长、复员军人符海陆,设计师罗富誉,维权人士张隽勇以及八九学运领袖陈卫的孪生弟弟陈兵四人,制作了「永不忘记,永不放弃,铭记八酒六四」的酒瓶标签,印有六四的标志性象征王维林只身挡坦克的画面,以89.64元在网上售卖「27年记忆陈酿酒」,以纪念六四二十七周年。他们随后被陆续抓捕刑拘,并于同年七月被批准逮捕,羁押于成都市看守所,今年3月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正式起诉。

    1989年的天安门民主运动最后以震惊中外的「六四事件」结束,全副武装的军队屠杀了成百上千手无寸铁的平民。二十八年来,「六四」至今仍然是中共政权的禁区,他们用尽一切手段彻底封杀有关「六四」的言论,禁止民间一切形式的纪念,动用垄断权力进行强制性意识形态灌输,企图把这场大屠杀从公众的记忆中彻底删除。而在以更强硬的姿态对民间实行全面政治高压的新极权统治下的今天,当局必然要对坚持历史记忆、践行行动勇气的成都铭酒四君子进行残酷的政治迫害。

    与极权的抗争就是记忆与遗忘的斗争。每年的六月四日,对中共政权都是危险的日子,它恨不得把这一天从日历中抹去。然而,没有任何一个强权能够剥夺人民苦难的记忆,六月四日这一天,同样是民间彰显道义、良知与勇气所在。成都「酒案四君子」、陈云飞等以他们的行为艺术进行的反抗,承担起了自天安门母亲、刘晓波等至今的「六四」民间记忆代际传承,彰示了人们为未来自由中国的到来而前赴后继勇于牺牲的责任伦理。

    民生观察工作室高度赞赏成都铭酒四君子所担起的道义精神,与此同时,我们得悉一直坚持在香港纪念「六四事件」的香港支联会,将在今年维园「六四纪念集会」上向全世界展示成都铭酒四君子的勇敢行动。民生观察工作室呼吁各国政府、人权组织和新闻机构籍此采取一切可能措施促使中共当局立即无条件释放成都铭酒四君子及陈云飞等所有在押良心犯。

    在「六四」二十八周年到来之际,我们看到了中国民间为争取民主自由勇往直前、薪火相传的抗争精神。「永不忘记,永不放弃」——我们坚信「六四」的血不会白流,从1989年天安门民主运动至今中国人民不断为之奋斗的目标必将实现!

    民生观察 2017年6月2日 发布

  • 如何温柔地互看──《囚》的「精神病」与观看美学

    我们的文化是如何地发展过来,才会赋予疾病一种社会脱轨的意义,而且给予病人一个将他排除在外的位置?而且,虽然如此,我们的社会如何地再这些它拒绝在其中认出自我的病态形式之中自我表达呢?

    ──Michel Foucault《古典时代疯狂史》

    2016年,中国将精神分裂症、偏执性精神病、分裂情感性障碍,双相情感障碍(即躁郁症)、癫痫所致精神障碍和精神发育迟滞伴发精神障碍等六种疾病,列为严重精神障碍,需要进行在册管理;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报告指,中国一般性精神病人有亿;中国卫生部《中国精神卫生工作规划(2012-2015)》中的数据称,中国精神分类症等重性精神病患者有1600万。

    在中国谈论精神病患,数目之庞大固然瞩目;更为敏感的是,「精神病」的标签往往又与「政权、社会稳定」挂钩,「被精神病」事件比比皆是,例如2009年12月,深圳市康宁医院郭俊梅和几名护士到深圳市信访办反映奖金过低的情况后被诊断为「偏执性精神障碍」被强行治疗。「被精神病」所引申而来的还有监护人与患者之间的权力分配问题。尽管2013年1月开始施行的《精神卫生法》有「自愿原则」,即是入院治疗必须是当事人本人自愿,当事人亦可随时要求出院,除非当事人被诊断为有严重精神疾病,并且出现过伤害他人的行为,才会由监护人做决定;然而病院当中的执行普遍是:必须由监护人办理出院手续。这样的情况,在《囚》当中亦有例子。因此中国精神病患面对的另一问题是「易入难出」,被送治以后,便难以离开。

    《囚》是导演马莉对「人的困境」的记录。拍摄事源还可追溯至2011年《京生》的拍摄过程。《京生》中,导演用六年时间深入北京城中的上访村,了解来自天南海北的上访人的故事,其中一名上访者的进京理由是为了撕下因意外事件而被贴上的精神病标签,这初衷最后成为未竟之愿──在一次接访的路上,上访者突然急病去世。这件事成为马莉的心结,完成《京生》的上访村拍摄之后,导演将下一步纪录片的拍摄地点锁定为精神病院,并且最后获得资源进入长春精神病院。上述提及的中国精神病患困境,在纪录片中将由其中的病患亲自现身说法。

    280多分钟的纪录片,对不少观众而言是一个挑战。马莉在访谈中透露,实际的影像素材长达250小时;与现时在大屏幕所见的,以病人自白、对话为主的片段相比,这些原始素材中还包含了大量的日常生活、医生诊疗等影像,然而马莉本着要把「舞台留给病人自己,我要让沉默者开口」的理念,最终以病人的话语为主,观众可以见看到这些在重症隔离区(不少更背负着严重伤人过往)的病人,对着镜头冷静而清晰地述说自己的发病症状、他们对精神病的理解,医护人员与病人半认真半玩笑的告诫等。

    与传统对精神病院的理解不同──那些光怪陆离、阴冷暴烈的画面(可以参考吕楠在1989年拍摄的贵州精神病院相片),《囚》所呈现的是大城市中现代化精神健康医疗管理面貌,井然有序又光亮开扬的院舍与一般医院无异。导演在影片开首只以一个非常简单的镜头,表现其中的困顿──片名「囚」字出现在任由狂风辗压的杂乱树丛中,下一个镜头,是医院的窗户,那是病人们每日探窗可见的日常景事;片中其中一个主要叙述者(亦是病人)的傅明雷在一排窗户前,逐个拉动窗把,尝试将之推开,并且全告失败。

    关于住院的必要、出院的可能性,医务人员总是重复着:要让你恢复社会功能,能够重新投入社会工作、投入家庭岗位,就是出院的时候。根据中国《精神卫生法》规定,必须实施住院治疗的有两项:第一,已经发生伤害自身的行为,或有伤害自身的危险;第二,已经发生危害他人安全的行为,或有危害他人安全的危险。在影片当中,除了少部分的病例以外,「隔离」的目标以社会稳定为前提,在理论上如此合情合理。但是,马莉从院内出发「外向」的视线,提醒着观众,所谓「隔离」,除了理所当然地将代表着剔除「失能」或「故障」以维持社会正常运作,对于在其中「疗养」之人而言,我们必须肯定患者有其入院的需求,但亦要承认,过程之中其失丧的,是更为基本的日常「风景」,与他人正常的对话而非全然落入病理分析的「妄臆」的可能。

    拉康在〈从其与任何的关系论偏执狂病态心理〉中以现象学的方法深入研究精神病发生机制中「主体」的结构变化与语言应用的密切关系,他认为精神病就是主体的人格病变引起的意识结构的变化,也导致主体应用语言方面的模式变化;在论文当中,他详细睇观察了患者的人格心理结构与语言使用规律变化的关系,分析患者人格结构中高估「自我」因素发生作用的机制在语言中的表现,发现患者通过语言表达显示其「不信赖」、「无力自我批评」及其他各种病态心理的潜意识结构基础。然而,根据上述的观察方法,对身处精神病院内的人而言,其所有的话语皆化成了诊断过程中的语言剖析,陷入单向的权威旋涡。

    极端行为以外,语言结构是标识「自我」的另一指标。马莉表示其拍摄过程的头三个月只是与病人共同生活,表明来意,并且强调对方有拒绝的权利;而最后的结果是,大多数情况是疗养者主动要求进入镜头表白。因此,观众得见因为无法抵受上司压制而锐意创业的小职员,因其狂热的集资举措而被断为躁狂,由妻子诱骗入院后,一再在镜头分析自己的行为、妻子将其放逐到医院的可能原因;一名被关八年的博士,透漏自己母亲对自己的不解,在工作机关因为不愿与其他单位合谋而被隔离;与妻子离婚后以挥霍分神、花天酒地的嫖客大谈自己「一夜六个」的辉煌战绩;受文革所累众叛亲离的老人回溯自己孤独而淡然的日子;因受不住父亲因乱搞男女关系被杀、母亲再婚的失足青年对「单亲家庭的孩子若果得到好的教育,一定是最善良的人,他们见过人间的苦,因此保有了最为美好的理想」这样美丽的见解。

    马莉并无全然倒向病人的叙述,其中间杂的医护人员与家人陈述,观众可见,这些陈述当中皆有其隐藏的部分。然而重点非在这些在镜头前自白的人是否「可靠叙事者」,甚至在病人与医生沟通的过程当中,导演所引导观众思考的,是在这种权威对非理性的对话架构当中,是否存在真正的「可靠叙事者」:病人固然在镜头面前隐藏了一部分的严重行为(例如小职员散尽家财、昼夜不分地出外公干,给所有朋友打电话造成滋扰;博士欲以巨款购买计算机,更为此对年老母亲动武。我们也必须承认,「隐藏」大概是所有人类表述皆具的特性之一),但是医生以纯然的精神学知识,应对病人的各种质疑,将他们对封闭环境与机械化的生活状态对人可能造成的身心创伤、由「监护人」决定入院与出院是否合理、只以药物治理而忽略跟进每个病人的心理状况等问题,理解成病发过程中对诊断与治疗必然的抵抗心理使然。

    一方隐藏了重要的信息扰乱判断,另一方则以自身非常坚固的标准压倒所有,在精神病院此异质空间之内,究竟所谓「可靠」、「合理」的界限在哪呢?除了理性/权威/正常对非理性/异常以外,能够有另一种互看、沟通的方式呢?

    镜头是导演的幽灵。导演以自身作为媒介,观众得以透过导演的视线,探视这片封闭的境域,并且与院内的众人的目光相遇。审视的目光,从来难有所谓中立;作为一个纪录制作片者,马莉自觉于此。正如在拍摄《京生》时,马莉已表明不仅是为了记录上访村的苦难、不公、荒谬,拍摄时避免以猎奇目光呈现所谓的「不为人知」为观众提供茶余饭后的谈资,更不能只以勾起怜悯作为目标。在《囚》之中,医护人员、病人或病患的家属皆会尝试向马莉作提醒、征询意见、抱怨或让其作证,人物这些自然而言的反应正正提醒着观众,镜头的中介存在。然而这些向镜头搭话的举动带出的更重要的意义,是为了显明,镜头背后的导演是活生生的肉身存在,虽不露面,但是与窗口之内活动的人物同样有七情六欲;进入精神病院的举措不单是以冰冷的镜头机械介入,进行记录,更是肉身的介入,一个可以与之对话的人的进入、参与。纪录片并未要将窗口之内的物事人作为异质,以落实被摄人事「异常」的特性,镜头的功能在于,将这些已然落入隔离监禁罗网的精神病患回归为「常人」,与手持镜头的导演相同的「常人」,并且,并非只有拍摄者单向的审视。导演在精神病院内的位置,并非所谓「显微镜」的操作者的单向凝视与分析,是理性/权威对非理性(医生对病人)、受累者对肇事者(家属对病人)的凝视关系以外,提供另一种更温柔、更平等的互看方式,另一种对话方式的可能。

    因而,所有的独白与自我表述,不再只是病理学当中的语言剖析,只是审视精神异常者心理的现象学方式;在这种新的互看关系之中,病人得以还原为独立的个体,述说自己的生命故事,作为完整的个人,而非只是茫茫「病例」的其中一个档案。

    在导演的镜头之下,另一感人的情节是,当院方依赖药物作为疗程的同时,病人与病人之间的通过个人经历的分享互相开解、叮嘱,这种「疯狂」对「疯狂」的臆语,有时反而更为细致温暖地供予安抚,让人恢复平静:旧的病患教同房新入院的小伙子调整、放松自己的动作,宽容地对待自己;让医生束手无措的僵直症患者,在另一个病人的照顾下忍俊不禁,并且喝下了一直拒接饮用的牛奶;精神分裂患者互相讨论着自己听到的声音,最后得出风趣而奇幻的结论:「其实我们是外星人吧」;被送进病院的前副局长与经历文革的老人,在论诗的过程中惺惺相惜。因为精神疾病的标签而被驱逐至社会之外的众人,反而在边陲的位置,在另一套更为严格与直接的制度之下,辩证地得到任意言说欲望与臆想的空间;而向同伴分享自身故事并且为其他患者作出安慰、提供照顾的过程,模糊医患壁垒分明的界限,同时又可以说是「觅得知音」的奇妙过程。

    「常态」惯常把持「心智疾病对社会稳定运作的影响」这样的观看方式,一种由「社会/日常」向「病态」的单看凝视;《囚》向观众所呈现的,是我们刻板印象以外,如同导演所言,「我希望观者看到的精神分裂患者不再停留于这样的形象:服药后僵硬的身躯,呆板的行为,患病时谵狂的话语和暴戾的身姿。他们将回归常人,一个患有精神类疾病的常人。他们会因为疾病陷于癫狂,但这癫狂是荒诞的社会骚动的投射。因为无法根治,他们或许将终身陷于其中,被反复折磨。他们找不到出路解放自己,也退不回原路明哲保身」。

    如同观看「囚」字的方式:未观看电影之前,或许会猜测这是病人们在精神病院之中的形象写照──被隔离于四方之中,手脚被强制捆绑;只有在看毕电影后,方能明白,使围墙众人不看重负、匍匐在地的,是骚动而快速变动的社会,不断施加于个人之上的焦虑。呈现(或观看)精神病患生活的目标,除了满足「猎奇」眼光,在引起「关怀」与「同情」以外,对马莉(对作为观众的我们亦然)而言更重要的是,归还窗口中人「常人」的位置,有观看日常「风景」、言说日常的想望──这正是《囚》中呈现的,难能可贵的互看方式。

    (来源:映画手民 http://www.cinezen.hk/?p=7569 2017-5-2)

  • 中国维稳十八招系列漫画之「缓刑控制」

    编按:2017年4月28日,天津二中院对维权律师李和平进行了秘密审判,宣判罪成判刑三年、缓刑四年。当天早上天津、北京两地国保贸联同官派律师温志胜等数十人,试图将李和平的妻子王峭岭和孩子到天津与李和平“团聚”,但被王峭岭拒绝。

  • 中国维稳十八招系列漫画之「缓刑控制」

    编按:2017年4月28日,天津二中院对维权律师李和平进行了秘密审判,宣判罪成判刑三年、缓刑四年。当天早上天津、北京两地国保贸联同官派律师温志胜等数十人,试图将李和平的妻子王峭岭和孩子到天津与李和平“团聚”,但被王峭岭拒绝。

  • 张馨仪:精神障碍是一种生存状态

    「在现代安谧的精神病世界中,现代人不再与疯人交流。一方面,有理性的人让医生去对付疯癫,从而认可了只能透过疾病的抽象普遍性所建立的关系;另一方面,疯癫的人也只能透过同样抽象的理性与社会交流。」—福柯《疯癫与文明》

    一宗地铁纵火案,一张精神病覆诊卡,把「精神病患」拉回到大众的视野之中。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高永文其后在记招中说︰「疑犯最近没有覆诊」。霎时之间,人心惶惶,传媒的即时报道把「精神病」与「纵火伤人」并置在一起,令人轻易地把两者连成了因果关系。然而,社会悲剧的生成,本身存有多重复杂的面向及成因,既是社会性,也有个人的,两者的关系,总是相互纠缠。

    「很多报道都强调该名男子有精神科治疗记录,但是,这不代表就要强制入院治疗。争议点有两个,第一是伤人的刑事责任;第二是对于精神困扰,当事人有没有自主权选择怎样处理。」张馨仪在事发后作出了以上响应。

    张馨仪中二那一年,她被精神科医生诊断为患有「精神分裂症」,自此,她的少女时期,身边围绕着各式各样的社工、心理学家、老师、热线辅导员、教会干事……。她后来以过来人身份编着《残疾资历:香港精神障碍者文集》一书,把自己和他人的故事说出来,同时一直致力争取精神障碍者的权益,由此而创办了「残疾资历生活馆」。

    2003年,经过多年服用精神科药物之后,身体感受到药物所带来的副作用,是健康的长期受损,终于,她在医生的允许下决定停药。她指出,由于体会到整个医疗模式的弊处,而吃药只是其中一个环节,她说自己「不是因吃药而复元」,而是因为「努力挣脱它对人生的影响而复元」。

    亲身经历「病患」 所以懂得权利缺失

    约张馨仪做访问,她的行程很忙碌,终于,在她参加一个由立法会议员紧急召开的精神复康服务集思会前,我们见上一面,在立法会示威区的外面,顶着寒风,张馨仪没多谈自己的过去,倒是更急着处理纵火案发生后的种种讨论。

    「没有覆诊」带来的后续争议,是「精神病患」应否强制送院治疗。

    根据《精神健康条例》,若果认为某名病人(注︰被强制入院的市民不一定有精神科纪录,如早前发生聋人被送往青山医院的事件)的精神紊乱的性质或程度,足以构成理由将他羁留在精神病院内至少一段有限的期间,以接受观察或其后的治疗,以及为了病人本身的健康及安全,或为保护他人着想,病人的亲属、注册医生、社会福利署的公职人员可以向向区域法院法官或裁判官作出强制入院的申请。

    「现在很多人都未审先判,认为一定要把该疑犯强制送院。问题是,现在法官仍然未判决,到底最后的裁决应是送院或是判监,应该要回归到伤人的刑事责任去讨论。」有些人会说,「精神病」会成为免受刑事责任的保护罩,张馨仪引用2004年的一宗地铁纵火案来回答,当时案中的被告同样被精神科医生证实患有妄想症,但高等法院最终判决他终身监禁。

    张馨仪认为,现今香港面对的另一个问题是,被强制入院者的知情权及上诉权受到忽视。就着上诉权的问题,「残疾资历生活馆」曾就《精神健康条例》撰写过条文修订的建议书,强调当事人应该被告知应有的权利,例如有权就有关强制入院向法官提出申诉及反对、或向精神健康复核审裁处要求复核个案。但是,一颗石头投进湖里,却泛不起多少涟漪,这个关乎人身自由的诉求,一直没有受到主流媒体和大众市民重视。

    过程中,张馨仪一直强调的,是权利,那是因为,残疾人士都应该享有受到平等对待的权利。

    对于各种与精神障碍者有关的条文、概念、外国的个案模式,张馨仪都能说出大量的资料,既源于自我经验的探索,也跟争取残疾人士权益的工作有关。

    保守秘密不是保障 冲出枷锁才能充权

    曾经,她选择把过去收藏起来,尤其是刚踏足社会工作的时候,不愿被别人知道太多自己的背景。中学时期曾较为公开地向同学分享自己的经验,却因为未能成熟地处理当时的情绪,以为此后周遭的人都会在私下谈论自己。在成长路上,因为无法言说过去,总会惹来旁人投射并不真实的想象,对于这样的状态,她逐渐无法忍受︰「后来,分享经验与故事的理由,其实是不愿意成为一个没有过去,或不能诉说过去的人,不能再压抑自己的生活。」

    大约在八年前,她接触到社运圈子的人,一同办了一本《跳制》的独立刊物,以批判的视角看待精神医学这回事,「跳制」除了是被用来形容脑袋短路的状态外,也有另外一种语带双关的意味︰「跳出制度」。跳出制度的思考,抱有强烈的质疑,同时也是来自最边缘的反扑。

    再到了后来,张馨仪接触到精神复康的圈子,却有种格格不入的感觉。她归因于精神医学的模式过于主宰社会如何理解精神障碍这回事,包括精神障碍者自身及家属。「很多时候,他们仍然抱有一种很固有的信念,认为有病一定要看医生、吃药。但是,我们应该有更多元的选择,这个状态可以不是精神病,而是一种生存状态。」

    以为她是完全反对精神医学这回事,她却只是反对单一化的标准与声音,多元地去理解每个人的生存状态,才是张馨仪所在意的︰「你可以选择看医生和吃药,也可以选择另外的途径,重点在于拥有选择的权利。」

    《残疾人权利公约》第二十五条健康的范围中,便「要求医护人员,包括在征得残疾人自由表示的知情同意基础上,向残疾人提供在质量上与其他人所得相同的护理。」然而,总会有人质疑,精神障碍者没有能力作出决定,张馨仪说,预设医疗指示或可填补这块空缺,在「精神健康」的时候,先为自己作出医疗决定,包括拒绝某些治疗的权利。

    西方社会,隔离监控精神障碍者的模式,也逐渐转型成为小区支持模式,如今已不再是确诊「有病」便要送去医院「监禁」的年代,外国「去院舍化」已经成为趋势,让精神障碍者能真正融入小区生活才是目前的焦点︰「你可以参考瑞典的Supported Decision Making模式,最理想是有一个mentorship的关系,协助障碍者做出自己决定,当中也是一个充权的过程。」

    与张馨仪做访问,记者需要准备一个消化能力极强的脑袋,她的口袋里总是能够拿出各式各样的数据来应对,从个人的成长经验出发,再成为一个倡议者,她很记得,在五年前参加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委员会的聆讯前,他们在呈交草拟书时以Mental Patient作称谓时被退回,最后需要改为Psychosocial Disabilities(心理社交障碍者)才被接纳。若果命名是一种权力,这也是为什么张馨仪在书写及倡议的时候,使用的字眼是「精神障碍」,她努力想打开在病理化以外理解这种精神状态的另一扇窗口。

    记者想起一个小故事,曾经,在网络上有人疯传《叮当》的结局是这样的︰所有故事情节都是大雄幻想出来,从来没有叮当、静香、技安、阿福…原来大雄是个自闭儿。有读者曾表示接受不到这样的结局,藤子.F.不二雄也曾经澄清这个说法不是真的。其实,如果读者一直陪着大雄做了一个好长好长的梦,这个梦,无论如何,也曾为我们带来过无数欢乐。

    (来源:明报周刊 https://is.gd/J9jS9T 2017年2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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