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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四川杨景林被精神病10余年

    【民生观察2021年2月7日消息】本网获悉,四川省攀枝花市访民杨景林(男),因反映工资职称及住房问题多次上访,于2009年9月11日被其辖区派出所及维稳人员截访回攀枝花市关押,后又就被强制送进攀枝花市第三医院精神病专科强制关押了10余年,直至2019年12月24日才获得人身自由。期间杨景林共失去人身自由10年3个月月又13天,共计3753天。

    近期,获释后的杨景林及其家人在律师常伯阳的帮助下开始维权。2021年2月5日上午,杨景林“被精神病”案在攀枝花中院开庭审理。

    常伯阳律师介绍,四川省攀枝花市公民杨景林,在不符合法定强制条件下被警方和单位强送精神病院强制治疗10年有余。

    杨景林主要原因是他反映工资职称住房问题不断上访,次要原因是他言语异常多疑敏感疑似有精神障碍。

    杨景林原系四川机电职业技术学院的退休教师,因多次上访反映自己工资、职称、住房问题,被单位怀疑有精神病。其在2009年9月2日进京上访期间,被警察盘查时扣留,2009年9月11日他又被辖区派出所及单位的维稳人员带回攀枝花后就被强送进攀枝花市第三人民医院强制治疗,该医院系当地的精神病专科医院。这一进去就是10年,在家人的多方努力下,直至2019年12月24日才获得人身自由。期间共失去人身自由10年3个月月又13天,共计3753天。

    杨景林出生于1938年1月5日,其从精神病院出来时已经是82岁的老人,老人认为其单位四川机电职业技术学院和攀枝花市第三人民医院侵害了他的人身自由权,财产权及人格尊严,获得自由后,在子女的帮助下向法院提起了诉讼。而一审法院攀枝花市东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其单位四川机电职业技术学院和攀枝花市第三人民医院限制其人身自由的行为合法,驳回了他的诉讼请求。他现在已经提起上诉,攀枝花市中级人法院将于2021年2月5日上午在攀枝花中院开庭审理。下面是一审法院攀枝花东区法院及杨景林的上诉状,公众可以通过研究一审判决及杨景林的上诉状做出判断,一审法院的判决到底有公正的判决还是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的不公正的判决。

    四川省攀枝花市东区人民法院(2020)川0402民初1521号民事判决书:

    经审理查明,杨景林系机电学院退休职工,杨璐佳系杨景林之女杨千系杨景林之子。2008年起,杨景林出现言行异常,敏感多疑,感觉被人伤害等症状,多次因反映其工资、职称、住房等问题上访。2008年11月到2009年6月,杨景林多次在机电学院、市区宾馆、攀枝花市委及闹市区上访,称其是攀枝花市政法委书记,要到市委上班等,致公安机关在此期间六次出警、其间,杨景林之女杨璐嘉还曾经从公安机关将其接回。

    2009年9月2日,杨景林在北京天安门广场被民警盘查时,发现其精神异常。同日,北京市公安局天安门地区分局治安大队出具京公汉字()函字【2009】第2149号《建议函》,建议:一是及时送回原籍;二是落实管控措施;三是需要住院治疗的及时收治等。9月4日,杨景林被安定医院诊断为精神分裂症。9月9日,临江路派出所致函机电学院保卫处,提出以下意见:本着关心、关爱职工的目的,由贵单位将杨景林送至专业医疗机构进行检查医治,以确保杨景林能正常安度晚年。2、因杨景林年事已高,又是一人独居。贵单位要积极配合杨景林的亲属共同做好看护工作,防止杨景林单独外出发生意外。此函,务情落实。9月11日,杨景林由机电学院的工作人员、临江路派出所的工作人员、杨千等从北京接回攀枝花(在接回过程中,杨景林出现过攻击杨千的行为)。同日,机电学院派员将杨景林送到市三医院治疗。因杨千拒绝在杨景林入院的相关手续上签字,由机电学院的工作人员姚力、胡勇签名。11月3日,机电学院委托四川省攀枝花市精神卫生中心、四川省攀枝花市司法精神医学鉴定组对杨景林有无精神病及是否需要监护进行鉴定。11月30日,四川省攀枝花市精神卫生中心,四川省攀枝花市为司法鉴定,医学鉴定组作出攀精司鉴字第752号《精神病医学鉴定书》鉴定结论为:1、被鉴定人杨景林患有偏执型精神分裂症;2、被鉴定人杨景林在患病期间必须要人监护,需人协作照料个人生活;3、杨景林经住院治疗一段时间,病情已有一些缓解,仍需继续住院给予正规系统治疗。

    2012年12月20日,攀枝花市处理信访突出问题及群体性事件联席会议办公室做出了《会议纪要》,主要载明:2012年12月20日,市委群工局召集市卫生局、市人社局、机电学院、邮政储蓄银行攀枝花市分行、市三医院、临江路派出所、民建社区居委会在市群众工作中心专题研究杨景林晚年生活、医疗保障相关问题。会议议定以下事项:一、鉴于杨景林本人身患精神疾病,不具有民事行为能力,会议商定、由机电学院牵头,临江路派出所、民建社区居委会等单位配合,与攀钢集团公司协调沟通,做好杨景林子女的思想工作,劝说其子女履行对杨景林的监护职责,并承担杨景林在市三院就诊期间的生活、医疗等费用。二如今经多方多次对杨景林子女劝说无效,杨景林子女始终不愿履行其监护义务的情况下,考虑到杨景林本人系机电学院退休职工,会议商定,由机电学院代为履行相应的监护职责,负责杨景林晚年的生活、医疗保障工作。三,鉴于杨景林本人属无民事行为能力人,且拥有一张尚未激活的社保卡,并长期拖欠其在市三医院就诊期间的生活、医疗等费用,会议商定,在机电学院取得对杨景林的管理职责后,由机电学院牵头,相关单位配合,办理好激活杨景林社保卡的相关事宜,并将相关资金用于支付杨景林的生活,医疗等费用。四、机电学院在取代杨景林社保卡的监管使用权后,要妥善制定好此卡的管理和使用制度,做到专人专管,并确保卡上的资金仅用于杨景林本人开销所需费用,不得挪作他用,坚决杜绝违规使用此卡的情况。五、机电学院对杨景林的监护职责履行到杨景林去世终止,期间,机电学院要妥善监管杨景林社保卡的使用情况,并保存相关的使用票据,待杨景林去世后妥善交给法定的单位或个人。

    2015年1月,机电学院将杨景林的部分医疗证据、现金与杨璐嘉进行了交接。2018年,杨千、杨璐嘉先后向本院提起诉讼,要求宣告杨景林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等,经本院委托成都联合司法鉴定中心于2019年11月15日做出成联【2019】精鉴字第067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结论为:被鉴定人杨景林患偏执型精神分裂症。病情缓解不全,无民事行为能力。2019年12月6日,本院作出(2019)川0402民特74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一、宣告杨景林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二、指定杨璐嘉为杨景林的监护人。2019年12月24日,在杨璐嘉要求下,杨景林从市三医院出院。2020年1月10日,机电学院与杨璐嘉对杨景林的医保卡、工资卡以及其他财产进行了交接。

    另查明,杨景林的医疗费由其个人承担772958.99元、支出生活费等其他费用共计143947.62元。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规定,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根据法律规定推定行为人有过错,行为人不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本案中,原告杨景林的亲属知晓其从2008年起出现言行异常、敏感多疑、感觉被人伤害等症状,多次上访,致公安机关数次出警的事实。但其亲属既未将其送医,也未对其加强看护。2009年9月,原告杨景林被安定医院诊断为精神分裂症。原告杨景林还在由被告机电学院工作人员、临江路派出所工作人员、杨千等从北京接回攀枝花过程中出现过攻击其子杨千的行为。因杨千拒绝在原告杨景林入院治疗的相关手续上签字,被告机电学院在持有安定医院的诊断书及公安机关《关于对杨景林稳控工作的意见》的情况下在原告杨景林入院治疗的相关手续上签名。事后申请对原告杨景林进行了精神病学鉴定,其鉴定结论为原告杨景林患有偏执型精神分裂症。被告机电学院的行为符合《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卫生部等部门关于进一步加强精神卫生工作指导意见的通知》中关于“公安机关要了解,掌握本地区内可能肇事肇祸精神疾病患者的有关情况,督促家属落实日常监管和治疗措施,对严重肇事肇祸精神疾病患者实施强制治疗”

    及“要经过司法精神病学鉴定,对精神疾病患者责任能力进行评估后,按照法律程序处理需强制住院患者的有关问题或有关案件的问题“的精神,也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精神卫生法》(2013年5月1日起施行)第三十六条“诊断结论表明需要住院治疗的精神障碍患者本人没有能力办理住院手续的。由其监护人办理住院手续;患者属于查找不到监护人的流浪乞讨人员的,由送诊的有关部门办理住院手续。精神障碍患者有本法第三十条第二款第二项情形,其监护人不办理住院手续的,由患者所在单位、村民委员会或者居民委员会办理住院手续,并由医疗机构在患者病历中予以记录的规定。被告市三医院对原告收治之前,原告已经经安定医院诊断为精神分裂症,且有公安部门相关文书印证其系符合收治的对象。被告市三医院对原告收治的行为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也符合精神卫生法第条三十六条和第三十七条“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应当将精神障碍患者在诊断治疗过程中享有的权利告知患者或者监护人”的规定,因此被告机电学院及被告市三医院均无过错。再者,从杨景林到工资,医保卡中支付的费用均是用于杨景林的治疗及日常生活的开支,理应由其自行承担。

    综上所述,原告杨景林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杨景林的诉讼请求。

    杨景林的民事上诉状:

    上诉人:杨景林,男,1938年1月5日生,住四川省攀枝花市东区马家田攀钢机电学院家属楼12栋四单元6号,公民身份证号510402193801052213;

    法定代理人:杨璐嘉,女,1965年5月9日生,汉族,住四川省攀枝花市东区长寿路8号楼3栋2单元14号,公民身份证号510401196505092222电话:18080781276

    被上诉人:四川省机电职业技术学院,住所地攀枝花市东区马家田路65号,法定代表人:王光涛院长电话:(0812)6250530

    被上诉人:攀枝花市第三人民医院,住所地攀枝花市仁和区云康路攀枝花市仁和区云康路18号法定代表人周永明,电(0812)2903884

    上诉人不服四川省攀枝花市东区人民法院(2020)川0402民初1521号民事判决书,现依法提起上诉。

    上诉请求:

    一.撤销四川省攀枝花市东区人民法院(2020)川0402民初1521号民事判决书;

    一.判令二被上诉人赔偿杨景林医疗费72958.99元;

    二.判令二被上诉人赔偿从上诉人社保卡支出的110800元、冒领现金33147.62元;计143947.62元;

    三.判令二被上诉人赔偿因限制上诉人人身自由给上诉人造成的损失1,301,352.75元。(2009年9月11日至2019年12月24日,1年365天10年3650天,加上3个月又13天103天共计3753天乘以346.75等于1,301,352.75。)

    四.判令二被上诉人赔偿上诉人精神抚慰金50000元;

    五.判令二被上诉人在四川日报公开赔礼道歉;

    六.判令被上诉人承担本案的一切诉讼费用。

    事实与理由:

    一.二被上诉人限制杨景林人身自由,强制对杨景林实施住院治疗的行为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系违法侵权行为。

    我国现有的《精神卫生法》规定对疑似精神病人的强制治疗措施只适用于“已经发生危害他人安全的行为,或者有危害他人安全的危险的”严重精神障碍患者。2009年9月11日,对杨景林强制治疗时我国还没有《精神卫生法》,但是当时有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卫生部等部门《关于进一步加强精神卫生工作指导意见》的通知(国办发〔2004〕71号)文,该文件规定“公安机关要了解掌握本地区内可能肇事肇祸精神疾病患者的有关情况,督促家属落实日常监管和治疗措施,对严重肇事肇祸精神疾病患者实施强制治疗”。这里也只是规定“对严重肇事肇祸精神疾病患者”才可以实施强制治疗。

    从《精神卫生法》第三十条第二款第二项的规定和《关于进一步加强精神卫生工作指导意见》来看,都要求对严重肇事肇祸精神疾病患者如果监护人不送医治疗的,才可以由所在单位或者村委会,居委会送医实施强制治疗。

    而杨景林不存在“已经发生危害他人安全的行为,或者有危害他人安全的危险的”情形,也不是严重肇事肇祸精神疾病患者。

    二.被上诉人没有证据证明杨景林存在上述应当强制治疗的情形。被上诉人机电学院和攀枝花第三人民医院提供的证据证明不了杨景林存在应当强制治疗的情形。

    首先,机电学院工作人员姚力、胡明晏、熊小龙、胡勇出具的书面说明《关于从北京接返杨景林及送医治疗等有关情况的说明》没有证据效力,顶多算是案件当事人一方的陈述,不属于证人证言。即便算是证人证言,但由于这些人没有出庭作证,依法也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退一步讲,如果这个书面说明属实,比如,杨景林确实在随身包里装有水果刀,但随身装一把水果刀这样一个事实也不能证明杨景林“已经发生危害他人安全的行为,或者有危害他人安全的危险”。一个人外出包里装把小果刀很正常,况且杨景林有别人要害他的疑心,他带刀防身也在情理之中。但带刀的行为绝对推理不出来“已经拿刀危害了他人的人身安全”的事实,和“有危害他人人身安全的危险”的事实来,试问,这么多年过去了,杨景林不论是在外面还是在医院有无端攻击过他人的行为吗?

    至于殴打儿子杨千,原因很简单,他对他儿子杨千和机电学院等单位的人到北京接他回来,不让他上访感到生气,他又不能打其他的人,他只能打自己的儿子出气,这和无端伤害他人有着本质的区别,这能成为强制治疗的理由吗?

    其次,二被上诉人提供的其他证据比如北京市公安局天安门地区分局治安大队京(函字【2009】第(2149)号《建议函》、安定医院的《诊断证明书》、临江路派出所《关于对杨景林稳控工作的意见》以及攀信联办【2012】97号《关于协调处理杨景林生活医疗保障相关问题的会议纪要》)这些证据也不能证明机电学院将杨景林强制送医,第三人民医院强制治疗具有合法法。

    北京天安门地区分局治安大队的《建议函》有“落实管控措施以及需要住院治疗的及时治疗”这样的内容,但是是否需要住院治疗由谁安排,也不是天安门地区分局权限内的事情,况且,这个《建议函》根本没有杨景林在天安门地区滋事肇祸的内容。

    临江路派出所《关于对杨景林稳控工作的意见》中有“由贵单位将杨景林送至专业医疗机构进行检查医治”的内容。但由于杨景林不符合“严重肇事肇祸”的情况,临江路派出所也无权决定将杨景林强制治疗,临江路派出所越权要求机电学院将杨景林强制治疗的行为本身不合法,机电学院执行临江路派出所的违法意见,其结果当然也是不合法的。

    攀枝花市处理信访突出问题及群体性事件联席会议办公室通过攀信联办【2012】97号《关于协调处理杨景林生活医疗保障相关问题的会议纪要》指定机电学院作为杨景林的监护人显然没有法律依据系违法行政行为。机电学院根据违法越权的《会议纪要》代行监护权,限抽杨景林的人身自由,控制支配杨景林的财产显然也是违法的。

    三.没有证据证明杨景林的家人不原意承担监护职责。

    杨千不愿意签字将父亲送至精神病院强制治疗,并不是不愿意履行监护职责,只是认为没有必要强制治疗,在外面一样可以吃药打针进行治疗,况且是否进行强制治疗的权利在杨景林本人,因为杨景林是否有严惩的精神分裂症尚没有经过法定程序确定,退一步讲,如果杨景林缺乏行为能力,不能自主决定住院治疗,是否对杨景林进行住院治疗的决定权在杨景林的家人,而不是机电学院或者公安局、派出所,或者什么联席会议之类的组织。相反杨景林的家人多年来无数次奔走于机电学院和第三人民医院之间,要求行使监护人职责,要求结束强制治疗,但二被上诉人无视法律规定,无视杨景林及其家人感受,为了维稳的需要,一直非法限制杨景林人身自由达10年之久。机电学院和第三人民医院从未主动找杨景林的家人沟通过,二被上诉人关于杨景林家人拒不履行监护职责的说法纯属说谎,是一家之言,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实。

    四.如果二被上诉人对杨景林的治疗是出于人道主义,那为什么那么多存在精神障碍没钱医治的人二被上诉人不伸出援手,把他们都弄到精神病院强制治疗呢?

    如果杨景林确实需要住院治疗,那么攀枝花市第三人民医院对杨景林治疗了10年,治疗的结果如何呢?为什么现在杨景林在家没有接受第三人民医院的治疗还能正常的生活,也没有发生自杀,伤人的行为。杨景林有强制治疗的必要吗?恐怕限制杨景林人身自由,不让杨景林上访反映问题才是对杨景林强制治疗的真正原因吧。

    五.在这里需要告别说明的是,2009年9月9日杨景林是否确实患有精神分裂症是存在疑问的。

    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实杨景林患有精神分裂症,当时对杨景林做出的鉴定的罗明等人当时并没有精神病司法鉴定人资格。杨璐嘉向四川省司法厅申请的信息公开显示,当年对杨景林做鉴定的人没有精神病鉴定人资格,被上诉人提供的由攀枝花市检察院、法院、公安局、司法局、卫生局1995年联合下发的攀检(政)【1995】17号《关于调整攀枝花市精神疾病司法技术鉴定小组成员的决定》是违法越权的决定,几个地市级的国家机关无权对司法鉴定人资格做出行政许可。根据司法部2005年9月29日颁发的《司法鉴定人登记管理办法》的规定,只有省级以上司法行政机关才有权决定司法鉴定人的行政许可,因此,罗明等人因没有法定的司法鉴定人资格,他们做出的鉴定是非法的无效的。

    综上,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完全无视公民的人身自由权不受侵犯的宪法原则,没有任何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地认定二被上诉人对杨景林采取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住院措施合法,系枉法裁判,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一审判决,判决支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

    此致
    攀枝花市中级人民法院

  • 山东于喜上访遭拦截

    【民生观察2021年2月6日消息】2017年7月在没有达成拆除意向的情况下,山东省济南市历下区姚家街道办事处将于喜实际居住、出租给别人经商的160间,面积2800平米的板房、砖房拆除,给于喜造成重大经济损失。2018年12月21日,济南市历下区法院确认,济南市历下区人民政府姚家街道办事处拆除行为违法。如今两年过去了,姚家街道办事处并没有就自己的违法拆除行为给于喜造成的损失给予任何的补偿。

    据了解,2017年7月8日,济南市历下区人民政府姚家街道办事处拆除了济南市历下区姚家小学北邻大院的板房及砖房。该宗板房及砖房是2009年济南一建集团总公司为建设姚家雁翔苑小区而搭建的施工临时用房,用于施工工人的临时宿舍。2012年雁翔苑小区施工完毕后,因修建道路需要,济南一建集团总公司整体作价给相关施工单位使用,因此并未拆除。涉案板房及砖房被拆除时,原告于喜在此居住。济南市历下区人民政府姚家街道办事处未提交拆除涉案板房及砖房的相关文书。

    于喜称,自己通过房屋买卖分别从李明计、刘根林处购买涉案房屋160间,面积2800平米,从而获得涉案房屋所有权。房屋买卖的相关证据材料,因在拆迁过程中被告未进行公证登记将原告房屋内物品搬出,并将原告进行人身控制,从而导致相关证据灭失,且派出所相关报警记录及历下区公安分局姚家派出所责令改正通知书均能证明原告为涉案房屋的所有权人。

    于喜刚刚将房屋购买到手之后,并没有人觊觎这块地方和房屋。随着济南市城市化建设推进,这块地方居然成了风水宝地,就有人看上了。曾有人联系于喜,商谈房屋转让,于喜认为对方出价太低,没有谈成。

    当地有人也看上了这个地方,于喜夫妇经过商议,准备有偿出让给当地人一半房屋,共同用于租赁经营,但,当地相关势力却不同意,坚称房屋和土地都属于当地村民所有,要求于喜无条件搬出,遭到了于喜夫妇的断然拒绝。之后,大院门锁屡屡遭人破坏、堵塞锁孔。于喜夫妇二人曾数次遭人毒打,导致于喜听力严重下降,于喜妻子被打成脑震荡后遗症,夫妇二人被打后住院治疗。遗憾的是,打人凶手并没有得到惩处,于喜夫妇的医药费也无人承担。

    于喜夫妇称,当年,于喜分别给李明计、刘根林二人打工,二人拖欠了于喜八十余万元报酬,后经商议,李明计、刘根林分别将160间、2800平米板房、砖房转让给了于喜,抵偿于喜的薪酬。后,转让房屋给于喜的二人中,一人故去,一人转往他地经营而失联。

    房屋被强拆以后,于喜夫妇一次又一次找各级党委、政府,要求姚家街道办事处对其进行赔偿却始终无果,无奈之下,夫妇二人只好前往北京上访,遭到拦截劝返。

    2017年11月14日,于喜第四次赴京上访被姚家街道办事处信访办主任李静和派出所杨志伟所长劝返,称办事处主任王荣文愿意跟于喜面谈,协商解决于喜反映的问题。于喜到了街道办事处等了两个多小时后被告知,王荣文主任开会去了,一时半会回不来,让其回去。于喜表示,在等待过程中看到王荣文主任办公室有人进进出出,并没有看到王荣文主人离开,于喜认为地方政府一次又一次失信,一次又一次忽悠、欺骗自己,随即站起想扯开嗓门对负责接待的办公室白主任表示强烈抗议,可是,多次张口,却发不出任何声音了,就此,于喜变成了“哑巴”!

    目前,于喜仍然在接受中医治疗,至于能否恢复语言功能,就连医生也没有很大把握,但,于喜夫妇二人仍然抱着一线希望继续治疗。

    于喜夫妇年近半百,很难找到工作。于喜本人被人殴打后听力下降,加上失去了语言功能,不仅参与正常的社会活动有极大不便,就连找工作都遭人歧视。于喜表示,去工地上干零活常被工地带班负责人驱赶不叫进入工地,就是进入工地大都是被驱赶离开。于喜夫妇上有七十多岁岳母、下有六七岁的儿子需要照顾,夫妇二人租房居住,加上夫妇二人看病、服药,各项开支不菲,让曾经风光过的于喜深感压力山大。

    于喜坚信,地方政府的过错,应该由地方政府给自己赔偿损失。初中文化的他,自认为屡屡被地方政府戏耍、敷衍,地方已经没有了给自己解决问题的诚意,只有进京上访才能触动地方官员的神经,才能有对话协商解决问题的机会,所以,他们夫妇攒够了一定的费用,就一家三口集体进京上访。对于进京上访所遭受的磨难,于喜夫妇表示无以言表。

    于喜自述称,2019年3月11日22时许,他夫妻二人携孩子持当日K46次车票欲乘车去北京,被多人当做访民拦截。在车票被收走、多人挟持之下,自己非常紧张,下楼梯时不慎从七八米高的二楼直接跌落一楼,当即昏迷不醒。病历载明:耳颞部流血,手指划伤,全身多处软组织损伤,后脊背L2骨折。为此,于喜在医院观察室观察十多天,瘫痪在床三个月不能直立行走。

    关于地方相关单位、相关工作人员对于喜一家截访而给于喜造成的伤害赔偿纠纷,目前依然在诉讼之中,法院尚未作出判决。

    关于这场行政诉讼,于喜并没有聘请专业律师代理其诉讼,这主要是因为于喜经济困难,无处筹措资金,确实已经请不起律师了。另外,固执、执拗的于喜有自己的看法和想法,并且坚持根据自己的想法进行诉讼,在他看来,相关机关、单位、部门的截访行为给自己造成了伤害,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 重庆胡贵琴申诉被羁押、监视居住

    【民生观察2021年2月6日消息】2021年2月5日,重庆市渝北区访民胡贵琴向重庆市渝北区人民检察院提起申诉,要求依法撤销重庆市公安局对胡贵琴的“拘留决定书”及解除“监视居住决定书”。

    胡贵琴介绍,在2020年5月27日,申诉人胡贵琴到北京信访被重庆维稳警察追至北京施暴截访,后胡贵琴又被非法遣返重庆市。到达重庆市后,警方又持传唤证(未告知申诉人因违反何事)将胡贵琴带到重庆康美派出所关押37小时。之后重庆两江新区公安分局在没有告知胡贵琴涉嫌违法的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申诉人以及家属至今连拘留证都没有见到过)的情况下,又将胡贵琴强行押送到重庆市沙坪坝区看守所拘留、羁押,直到2020年6月4日才将她释放。胡贵琴获释后,重庆大竹林派出所民警告知胡贵琴称“你已经被监视居住,不得随意出行”。

    胡贵琴反映,在2016年9月28日,胡贵琴居住和经营的门市以及家中一切生产资料和生活设施,突遭非法组织强行摧毁,造成了她和家人的巨大财产损失。胡贵琴的居住权和生存权遭剥夺至今已有5年,期间胡贵琴穷尽司法途径维权,但至今犯罪分子依然逍遥法外,胡贵琴的合法诉求无人理会。2019年11月23日,胡贵琴被迫进京上访,但却在北京丰台区高家场46-3地区遭重庆维稳警方截访,截访期间重庆警察孙宇(警号:113735)还暴力殴打胡贵琴,导致其身体受伤。

    据悉,重庆访民胡贵琴家住重庆市渝北区,因其住房及商铺在三年前被强拆而上访,当时胡贵琴家里的空调、冰箱、衣物、被盖等一切财产都被非法摧毁(非司法强拆),房屋被摧毁后胡贵琴无家可归,遂开始进京上访。

    胡贵琴上访后多次被非法截访、殴打、拘禁,其中最严重的一次是在2019年11月23日被暴打,当天胡贵琴在北京办事,在她路过北京西城区中纪委办公楼旁时,警察要求检查身份证时,配合警察检查身份证后被扣下,被同时拦下的还有她的同行访友重庆赵亮、周良珍。下午4时许,重庆市驻北京信访工作组将胡贵琴、赵亮、周良珍带到了北京市丰台区高家场46-3重庆市驻北京信访办工作组。随后,胡贵琴被一身穿警服(警号是113735)的壮男以问话为由,将她关在办公室,让其坐下后,一句话不说就凶残地拳打脚踢控告人头部、胸部等部位,事后该警察强行将胡贵琴手机内存里的证据材料、以及与家人朋友外出旅游近一千张照片从相册中全部删除,该施暴警员声称,胡贵琴不该将自己被抓的消息发到网上去。

    2020年5月27日晚10时30分,胡贵琴又被重庆市两江新区康美派出所以涉嫌“寻衅滋事”传唤,随后胡贵琴失联数日。5月30日,胡贵琴的家人通过110报警及公安督察寻找胡贵琴的下落,5月31日当地派出所答复说胡贵琴已被刑拘。

    附:胡贵琴资料

    申诉人:胡贵琴,女,汉族,身份证号码:510224197301231368,联系电话:13668050510。通讯地址:重庆市渝北区大竹林街道慈竹路34-4-2-1。

    申诉人不服渝公两江(治)行传字[2020]2号传唤证将申请人传唤到重庆市两江新区康美派出所后送沙坪坝区看守所羁押至2020年6月4日,释放后采取对申诉人监视居住至2020年11月28日,该行为涉嫌对申请人实施打击报复且该行为违法,依据《宪法》第四十一条等法律法规,特此申诉。

    请求依法撤销:
    1、渝公两江(治)行传字[2020]2号传唤证;
    2、沙坪看释放字[2020]150号释放证对应的拘留决定书;
    3、解除监视居住决定书渝公两江(治)解监视字[2020]2号对应的监视居住决定书。

  • 周口男子匿名举报污染被暴打

    【民生观察2021年2月6日消息】河南周口村民邵红兵匿名举报污染工厂,却惨遭被举报者暴打。打人者扬言:举报一次打一次!

    据媒体报道,邵红兵是周口扶沟县固城乡土河村人,如今整个人的脸部和眼部全部肿起来了,医院诊断颅脑损伤,根本就不像一个正常人,这都是被人给打的。说起邵先生的遭遇,其母亲痛哭流涕,泣不成声,家人彻底崩溃。邻居们也感到非常的气愤。

    邻居们说打人者还放狠话威胁说,村里面的人看到一个打一个,举报一次打一次,当时三四个人围着邵先生打,打完了还叫下跪,这完全就是黑恶势力啊,这肇事者到底是谁这么豪横,一切还得从1月20号的一个举报电话说起。

    邵先生说距离他们村500米的地方有一家豫祥肠衣综合加工厂,每天晚上天黑之后工厂就会排放污水到河里面,而且这污水还散发出阵阵的臭气,熏得他头晕恶心,所以才打了环保局投诉电话。1月26日,邵先生就收到了环保局反馈电话。

    反馈电话是环保局一个159号码开头的人打过来的,给邵先生打来电话说,工厂的负责人在他们那里,双方要不要见面。邵先生当时同意了见面,对方就把电话给挂了。举报环境污染问题,举报人的个人隐私应该受到保护,可让邵先生没想到的是同村的村民和自己家的亲戚接二连三地找上门来。

    邵先生说本村的一个叔叔过来找到自己也说这件事,说大家都认识,不要再打举报电话了,之后舅舅也来劝。邵先生说既然大家都劝自己,心里就已经拿定主意这件事自己不会再管了,再臭也不管了。就在邵先生准备放弃举报,息事宁人的时候,麻烦就找上门来了。

    邵先生说事发当天大概下午三四点的时候,工厂的负责人给自己打来电话说让他到厂里来看一下,没多想他就一个人去了,结果去了之后就被几个人按在地上打。家人赶到之后赶紧把邵先生送到医院并报了警。邵先生说打自己的那个人外号叫李老虎,自己和对方没有任何的过节,之前也不认识,目前警察已经介入了调查。

    邵先生的妻子说丈夫被打之后的一个多星期,经常是头疼头晕,成天恶心,天黑睡觉老是浑浑噩噩,然后被惊醒,到现在这件事也没有一个人给一个说法。关键是匿名打举报电话,个人信息咋就被泄露了呢?村民们说只要打举报电话,厂里的人就知道是谁打的举报电话,就直接找泄密的人。

    村民们说现在工厂还在往河道里面排放污水,如果净化河道,是不会污染到这种程度的。就现在用河里面的水浇地,小麦根本就不能存活,根本就不能灌溉农作物,根本就不能用这河里的水种庄稼。最重要的是河水被污染,排放的废气,村里人都被熏得出不了门,气味比死老鼠还难闻。

    村民们对于恶意打人事件很愤怒,纷纷签下联名信,誓为邵红兵讨个说法。对于这件事,环保局负责人说这个159的号码是一个执法队长的号码,但是执法队长没泄露。现在最大的问题是老百姓已经不相信他们说的话,希望公安系统和其他相关部门介入调查,如果是环保局的人泄密,该开除就开除,该判刑就判刑。

    关于被污染的河道,环保局负责人表示他们也正在进行治理,已经引起了足够的重视,加大了整治力度。至于说废气晚上排放的问题,负责人说如果排放就让村民给他打电话,他会第一时间赶过去,听到这样的说法,村民们说谁敢打电话,万一又泄密了咋办?最终负责人表示一定会调查清楚,给村民一个交代。

    这件事情说起来已经不是单纯的打人事件了,这已经属于刑事事件了,举报工厂污染环境,本来就是宪法赋予每个公民的权利,同样作为执法机构,应该对举报人的信息进行保密,而不是马上就把举报的人给卖了。如果举报的人知道自己被卖了,以后谁还敢站出来,谁还敢反映问题,希望有关部门能严惩打人凶手,给村民们一个交代!

    法学从业者张先生认为,举报人个人信息的泄露是寒蝉效应的具体体现,个人信息保护应当受到管理者和执法者的重视,相应的行政法律规范中也应当增添个人信息保护的专门条款和惩戒条款等。

    很多专家、律师和法律工作者从黑社会性质犯罪的角度对该案件进行了解读。从个人信息保护的法律规制方面来谈谈这一案件,举报者被打,意味着其向政府相关部门举报的信息被泄露了。

    一般而言,政府工作中的信息不允许泄露是有工作纪律和规定的。就目前来说我国并没有一部专门的《个人信息保护法》,对于个人信息的保护,规定于刚刚颁布的《民法典》当中。而环境保护相关的法律中也没有相应的专门性条款来规定个人信息保护的相关内容。

    只有在2010年环保部发布的《环保举报热线工作管理办法》中第二十一条规定:各级承担环保举报热线工作的机构应当健全保密管理制度,完善保密防护措施,加强保密检查,并积极开展保密宣传教育。作为国务院部门发布的规章,效力层次较低,受重视度不足。

    然而,近年来个人信息因泄露造成的事故愈发增多。例如:山东考生徐玉玉案件、本案周口污染举报者被打案件等。个人信息其蕴含的价值和利益是其应当受到保护的基石。主要包括:社交价值、隐私价值、安全价值。

    未来要建立的个人信息保护的相关规范,最好能够贯穿各个领域,起码要在各个领域的法律条文中明确规定个人信息应当受保护,并且要建立相应的符合本领域的个人信息工作方针或者指南等。

    对于那些违反工作方针的工作者应当对其进行惩罚,对于违反工作方针,造成个人信息泄露以及其他延伸性恶果的更应当加重处罚。

  • 卢廷阁律师举报石家庄市律协

    【民生观察2021年2月5日消息】本网获悉,河北律师卢廷阁在2021年2月2日实名举报“石家庄市律师协会”涉嫌侮辱、诽谤,并要求该律协公开赔礼道歉并赔偿损失。

    卢廷阁律师称:“2019年12月15日,我收到石家庄市律师协会寄送的石律惩字(2019)第8号《立案调查通知书》,声称我“发表不当言论,涉嫌违反律师执业管理有关规定,石家庄市司法局将此案批转本会办理,本会决定立案调查。”并成立了专门调查组,却竟然没有提供相应的证据和法律依据。我随即书面要求提供,但至今没提供。2020年11月份以来,又进一步限制我的执业权利,我只有举报。在“全面依法治国”的大形式下,无论是民事还是刑事案件,还讲个证据、法律呢?你个律协,一纸立案调查,什么证据也没有,就让我申辩、提交材料,我申辩、提交个啥啊?看这个调查,是市司法局批转的,律协要听话。那我就先举报到司法局,看它们怎么玩耍?呵呵!”

    据悉,中共当局在2015年709事件中对上百名律师判刑、拘押、警告后,又陆续以吊销、注销律师执业证或强制解散律师事务所等方式继续迫害维权律师,河北卢廷阁律师也是“死磕”派维权律师之一,也多次遭到当局构陷打压。

    2017年卢廷阁律师曾在代理法轮功学员案件时,被四川会理法院法警李朋殴打致昏迷。2020年3月,卢廷阁律师因关注武汉病毒(新冠肺炎)疫情中的零号病人、公民记者处境等遭警方传唤,2019年也曾因为发起修宪倡议被强迫失踪。他当时正在代理余文生律师案。2019年12月14日,卢廷阁律师曾被当地派出所以“寻衅滋事罪”传唤,扣留大半天才被释放。警方问他是否在网上发布过“ISIS(伊斯兰国)的武器主要来源于中国?”等言论,但卢廷阁表示根本没有。2019年12月15日,卢廷阁律师收到石家庄市律师协会寄送的石律惩字(2019)第8号《立案调查通知书》,声称卢廷阁律师“发表不当言论,涉嫌违反律师执业管理有关规定”;2020年11月份以来,石家庄市律协又进一步限制卢廷阁的执业权利。

    2021年2月2日,卢廷阁律师实名举报“石家庄市律师协会”涉嫌侮辱、诽谤,并要求律协公开赔礼道歉并赔偿损失。

    附:卢廷阁律师《举报信》

    举报人:卢廷阁,男、河北标致律师事务所律师,13012165113
    被举报人:石家庄市律师协会,地址:石家庄市中华北大街198号中储广场E座19层,电话:0311-87752442、87708118
    会长:段林国,男、电话:13932193677
    主管副会长:张继新,男、电话:13803371004

    举报事项:
    1、被举报人涉嫌侮辱、诽谤举报人,应依法监督查处,向举报人公开赔礼道歉并赔偿损失10000元。
    2、如被举报人已涉嫌违法、犯罪,则移送相关部门立案查处。

    事实过程:
    2019年12月15日,我(举报人)收到被举报人寄送的石律惩字(2019)第8号《立案调查通知书》,声称我“发表不当言论,涉嫌违反律师执业管理有关规定,石家庄市司法局将此案批转本会办理,本会决定立案调查。”并成立了专门调查组(成员:冯路钧、高文英、马晓晨,主办人:冯路钧),公然要对我进行调查。

    我随后发出书面要求,要求提供相应的事实、依据,包括:什么不当言论?如何认定不当的?标准和依据是什么?要求20日内回复。但时至今日,被举报人没有任何书面回复,反而以此为理由,开始限制我的执业权利。

    在“全面依法治国”的大形式下,无论是民事还是刑事案件,还讲个证据、法律呢?你个律协,一纸立案调查,什么证据也没有,就让我申辩,让我提交材料,我提交个毛啊?你算个什么东东?

    因被举报人不能提供指控我“发表不当言论”的事实和依据,被举报人已涉嫌侮辱、诽谤我,并且是以石家庄市司法局批转的名义,以石家庄市律师协会的名义,兴师动众地公开发文对我进行侮辱、诽谤,情节之恶劣、后果之严重,已远远超出一般的侮辱、诽谤。作为律师,这是无法容忍的!

    我执业20年,向被举报人交纳了20年的会费(每年个人会费1150元,律所会费10000元),作为养活了被举报人及其职员20年的衣食父母,不仅权利常常得不到维护,相反却受到了公开的侮辱和诽谤,执业权利也在受到进一步的侵犯,养之何用?对被举报人及其负责人严重变质、退化的行为,监督机关应当依法严肃查处,绝不姑息养奸。涉嫌违法犯罪的,应立即移交相关行政司法机关立案惩处。同时责令被举报人及其负责人公开赔礼道歉并赔偿损失(包括精神损害赔偿)10000元。令其以此为戒,老老实实、认认真真地为衣食父母们服务,绝不能“吃饭砸锅”。

    此致!

    举报人:卢廷阁
    2021年2月1日星期一

  • 上海崔福芳申请追责截访、拘禁

    【民生观察2021年2月5日消息】本网获悉,2月3日,上海访民崔福芳(女)向上海市政府递交了行政复议申请书,要求依法追究上海维稳部门截访及拘禁访民崔福芳的违法行政行为。

    崔福芳介绍说,上海市浦东新区访民崔福芳于2020年10月23日在北京再次遭到浦东新区人民政府金杨新村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金逸斌等人的暴力截访,并被押送回沪,非法拘禁在上海市浦东新区川沙新镇民义村6组路124号-2(原六灶镇)梧桐印象旅舍20天,于11月12日才释放。

    崔福芳申请行政复议的事实于理由如下:

    申请人崔福芳是上海市浦东新区的居民,因浦东新区世博动迁私房遭到非法拆迁,十几年未解决安置问题,故为了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一直诉讼与上访不断。申请人的拆迁事发地是归浦东新区周家渡街道管辖,目前暂时居住地(浦东新区德平路1189弄)是归浦东新区金杨新村街道管辖。

    一、崔福芳被浦东新区金杨新村街道办事处限制人身自由的事实

    2020年10月23日上午申请人崔福芳乘高铁抵达北京南站,然后步行去永定门的国家信访局接待处排队,下午接访后又去建设部信访。在建设部信访接待室遭到上海市人民政府驻京办工作人员的截访,被送至北京接济站(北京丰台区东外庄90号)3楼308室。上海市人民政府浦东新区金杨新村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金逸斌、赵大卿及罗山居委会干部小杨带着三名打手要求崔福芳跟他们回沪,崔福芳不同意,坚持跟市政府工作人员走,愿意乘1461次慢车回上海。

    1、金逸斌伙同雇佣的三名打手暴打崔福芳

    当日晚上9点左右,上海驻京办工作人员把3楼的人全部赶走,这个时候金杨新村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金逸斌、罗山居委会干部小杨带着三名打手冲进308室,强制没收崔福芳的手机,并拖打崔福芳,崔福芳叫救命驻京办的人也不理睬,2楼灯全部黑,1楼的灯也是全部黑的,只有马路上的灯照进一点光亮,可以看到事先停在接济站的那辆准备押送申请人回沪的车牌号码用报纸挡着。

    金杨新村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金逸斌在北京租用这辆17座江铃车(牌号:京E.R7921黄牌),从北京到上海的单程租费约二万元,还要支付返程的租车费及3名打手的费用。其中一名打手身高1米8几,名叫王帅(音),崔福芳认识,曾在2020年5月28日下午在北京市丰台区久敬庄的接济站打崔福芳时,崔福芳当即还手,后被带囗罩的驻京办工作人员叫停。

    金杨新村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的金逸斌及三名打手把崔福芳拖进车内最后一排,打手一边一个顶住崔福芳的手臂,金逸斌与王帅轮流抽打申请人的脸,他们打累了,停一段时间又开始打,申请人被打的,眼睛疼得睁不开,耳朵疼死了,牙齿打了出血了,申请人已经无力无法反抗,一路上被打了八十几个耳光。他们还用手机灯光照申请人的眼睛7次,做了7次视频,金逸斌说,他已把这个转发给金杨街道政法委书记徐海发。金逸斌还让罗山居委会干部小杨也拍视频。

    金逸斌用手掌用力转申请人的眼珠子,不准申请人闭眼休息,他说:“从现在开始到明天中午12点,你闭眼就打,你的眼神都是仇恨的眼神还没有哭。你相信不相信我,金逸斌分分钟灭了你和你的全家。”王帅边打边说:“你们家的地址,金逸斌都告诉我了,分分秒秒灭了你们全家,到北京来见一次打一次,我们和金逸斌与驻京办的人都很熟。”在车上,金逸斌还说:“你不是喜欢告状吗?我等待你控告和打官司,陪你玩到底。”

    一路上,不准给我喝水和吃东西,不准我在高速公路服务区小便,只能在没有灯光的乱草丛里面小便,打手一人挡住车牌,二男一女看住我小便。一直到24日下午三点多,到达上海市浦东新区川沙新镇民义村6组路124号-2(原六灶镇)梧桐印象旅舍(该旅舍老板沈燕惠(音),手机15048229490;服务员包淑贤,手机15904821287)

    2、金杨新村街道办事处委托外地黑保安非法限制崔福芳的人身自由

    金杨新村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金逸斌把崔福芳交给泰格保安公司经理陈尚好监管,委托泰格保安公司具体执行金杨新村街道办事处限制崔福芳人身自由的行政强制措施。泰格保安公司租借的梧桐印象旅舍就成了关押崔福芳的“黑监狱”。

    泰格保安公司是一家专门非法限制上海访民人身自由的“黑公司”,该公司在陕西注册,全称是陕西泰格保安服务公司,是私人企业,法人代表宋飞虎。根据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的资料,泰格保安公司在上海没有注册,上海部门的经理陈尚好是临时招募一些外地人来完成金杨新村街道办事处委托的维稳项目。

    由于崔福芳一路上遭受暴打,导致崔福芳的身体严重伤害,在“黑监狱”里每天头晕脑胀、出虚汗吃不下饭,血压很高。崔福芳一再提出要去医院治疗,但看守头目陈尚好经理不批准,他说:“金杨新村街道领导不同意。”

    11月2日,崔福芳被关押“黑监狱”的第十二天,逃跑去附近的川沙新镇六灶卫生院看病,测量的血压是上压205低压109,但因为崔福芳进“黑监狱”时身份证及随身的2500元钱都被看守人员抄身没收了,现在身无分文,又没有身份证,是无法进医院看病的。崔福芳不得不跳上南新专线车去市区医院看病,向亲友们呼救。当日中午,接到崔福芳求助信息的冯正虎、徐佩玲及崔福芳的母亲赶到约定的地铁四平路站,救援崔福芳,在上海市区的光天化日之下非法的看守人员作恶是有顾忌的,只好就地看死钉牢崔福芳,听候领导的进一步指示。

    冯正虎与看守头目陈尚好经理交涉,要求他们释放崔福芳,至少要允许崔福芳去医院治疗。陈经理对冯正虎说:“我们已经支付了旅舍的租费,如果释放崔福芳,没有完成金杨新村街道领导委托的任务,我们就拿不到项目费用,会亏本的。我正在与金杨新村街道沟通,让崔福芳去看病。”冯正虎、崔福芳本人也直接与金杨新村街道信访办主任吴坚通话。崔福芳的母亲见了崔福芳后,立刻去金杨新村街道办事处找领导投诉,要求立即允许崔福芳去医院治疗,崔福芳血压持续很高,要出人命的。

    当日黄昏时金杨新村街道办事处领导同意泰格保安公司的看守人员陪同崔福芳去医院看病,冯正虎、徐佩玲与看守人员头目陈尚好、1米8几的脸黑大胖子刘浩(男,陕西西安人)、王艳春(男,江苏徐洲人)、素芳(女,山东枣庄人)一起送崔福芳去就近的长海医院看病治疗。医生诊断,崔福芳病情严重,血压持续,需要留院观察。但是,看守头目陈尚好不同意留院观察,要求医生让崔福芳回去治疗。

    离开医院,看守人员4人企图挟持崔福芳回“黑监狱”,但崔福芳拒绝回“黑监狱”。冯正虎对看守头目陈尚好说:“我们不会让你们带走崔福芳,你们没有任何执法资格,限制崔福芳的人身自由是违法的。如果我们同意你们带走崔福芳,我们也是违法了。还是,让110警察来解决吧。”双方僵持着,最后冯正虎打110电话向警方举报。

    110警察接报后马上赶到现场,把我们双方都带到上海公安杨浦分局长海派出所问询。长海派出所警察很认真,按规章流程办案。看守头目陈尚好对警察说,限制崔福芳人身自由的事情是金杨新村街道委托他们做的。警察要求陈尚好通知金杨新村街道领导到派出所来确认。等了很久,来了一位自称是金杨新村街道的工作人员,警察认为来的人没有资格代表金杨新村街道办事处,必须要领导来。直到深夜1点,金杨新村街道办事处领导也不肯来,最后浦东分局金杨新村派出所派出警察(警车牌号:沪.A1693)来接崔福芳。

    金杨新村派出所的警察从长海派出所接出崔福芳,但不让崔福芳乘警车,急匆匆地关上警车门,企图让崔福芳乘看守人员的车。没有警察保护,崔福芳感到没有人身安全,马上拒绝回浦东,返回长海派出所要求警察保护。长海派出所的门卫保安人员将崔福芳往外一推,崔福芳的后脑重重地摔倒在地,对一个刚刚要留院观察治疗的高血压病人是致命打击。长海派出所警方领导很负责,当即严厉批评这位保安人员的野蛮做法,并呼来120急救车送崔福芳去医院急救。

    崔福芳被送到浦东公利医院,急诊抢救医生询问病情后,马上做脑部CT和腰部CT,CT影片出来后医生说,崔福芳脑部有阴影出血点需要住院观察,看守头目陈尚好不同意住院,只能住在急诊室观察,第二天在门诊再做一次脑部CT,门诊医生根据崔福芳的病情也要求崔福芳住院治疗。看守头目陈尚好对医生谎称崔福芳拒绝治疗,并由看守王艳春冒充崔福芳的家属签字放弃治疗,让崔福芳继续躺在急诊室观察,直到第二天晚上强行带走崔福芳。离开医院,押回梧桐印象旅舍“黑监狱”,一直关押到11月12日晚上11点多钟被释放。

    11月19日崔福芳回到梧桐印象旅舍“黑监狱”,在事发现场向当地派出所(上海公安浦东分局六灶派出所)报案。

    以上事实证明,非法限制崔福芳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是从10月23日起至11月12日结束,合计21天。被申请人上海市人民政府浦东新区金杨新村街道办事处是这起非法限制崔福芳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的决定者及组织实施者。

    二、限制崔福芳人身自由的行政强制措施违法申请人崔福芳遭到浦东新区金杨新村街道办事处对其实施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强制措施的伤害,因此依据《行政复议法》第二条、第六条第(二)项(即,“对行政机关作出的限制人身自由或者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等行政强制措施决定不服的;”),向浦东新区人民政府提出行政复议申请。

    申请人崔福芳认为,被申请人金杨新村街道办事处对申请人崔福芳实施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强制措施是违法的,其依据如下:

    1、被申请人金杨新村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金逸斌等人直接执行限制崔福芳人身自由的行政强制措施决定。

    被申请人的工作人员金逸斌等人及泰格保安公司陈尚好经理是依据金杨新村街道办事处政法委书记徐海发、信访办主任吴坚的决定,对崔福芳实施限制其人身自由的行政强制措施。

    被申请人的工作人员金逸斌等人其及雇佣的泰格保安公司雇员没有任何合法手续,也没有执法资格,将崔福芳强行拘禁在17座江铃车(牌号:京E.R7921黄牌)内、上海市浦东新区川沙新镇民义村6组路124号-2(原六灶镇)梧桐印象旅舍,非法限制崔福芳人身自由21天。

    人身自由是公民享受一切自由的前提和生存最起码的权利,没有法律依据不得剥夺或限制任何公民的人身自由。没有法律依据,没有执法的证明文件,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对任何人作出剥夺或限制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或处罚显然是违法的。

    2、被申请人金杨新村街道办事处及其信访部门没有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的职权。

    根据法律规定,只有公安部门、检察院、法院具有拘禁公民的职权,但行使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的职权还必须按照严格的法定程序,不可以滥用。上海市政府何时授予街道办事处及其信访部门有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的权力?没有司法权的街道办事处及其信访部门授权外地保安公司,代理执行截访或限制本地居民人身自由的行政强制措施,是违法的。

    3、被申请人金杨新村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金逸斌伙同三名打手报复殴打崔福芳,涉嫌违法犯罪。

    金逸斌是金杨新村街道办事处政法委书记徐海发维稳工作的得力助手,负责截访及执行限制访民人身自由的行政强制措施决定的工作。在多次对崔福芳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强制措施执行中,都有金逸斌的指挥与直接参与。因此,崔福芳多次向有关部门指名控诉金逸斌的违法行为,还公开金逸斌挑动崔福芳上访“康办”及北京并威胁崔福芳的通话录音。金逸斌怀恨在心,故在这次截访中发泄私愤,伙同三名打手报复殴打崔福芳,致使崔福芳身体与精神伤害,涉嫌违法犯罪。

    4、违反保安人员不得限制他人人身自由的国家规定。

    被申请人与泰格保安公司签订合同,委托泰格保安公司的保安人员限制崔福芳的人身自由,属违法行为。保安人员限制崔福芳的人身自由,并扣押崔福芳的身份证、手机,其行为违反国务院颁布的《保安服务管理条例》第三十条第(一项)、第(二)项。

    据初步调查,泰格保安公司是一家专门绑架并非法拘禁上海访民的“黑公司”,该公司与一些基层政府部门的领导勾结,形成黑恶势力,发“维稳”财,危害上海市民的人身自由与安全,公然违法犯罪,毁坏上海的声誉,让上海市领导人背黑锅。

    根据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的资料,泰格保安公司是在陕西注册,全称是陕西泰格保安服务公司,是私人企业,法人代表宋飞虎。泰格保安公司在上海没有注册,是一家没有警察执法资格的“黑公司”,抓捕、拘禁、搜身、扣物、扣押身份证等行为都是违法犯罪的。

    5、滥用维稳经费。

    北京至上海的火车每天有52趟列车。慢车1461班次回上海需要19个小时,车费156.5元;高铁回上海需要6小时,车费553元。崔福芳加上五个押送人员,六个人回上海的高铁车费是3318元,而被申请人不乘高铁,却要包租一辆17座江铃车(牌号:京E.R7921黄牌),单程租车费2万元人民币、需要18个小时回到上海。国家财政开支就是这样被滥用的,被申请人宁肯浪费维稳经费,而不愿用于解决访民的实际困难。

    6、知法犯法,违法不报。

    被申请人所属的国家公职人员,应当熟悉限制人身自由的相关法律,明知没有任何合法手续,将一个没有违法犯罪事实的人非法监禁在一个没有监禁资质的关押场所,这显然是违法的。根据《公务员法》第五十四条,公务员执行明显违法的决定或者命令的,应当依法承担相应的责任。

    综上所述,国家机关及其公职人员不遵守法律,滥用职权,利用非法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强制措施去监控公民,并授与没有执法资格的保安人员去行使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的权力,这种不受法律制约而肆意侵犯公民人身自由权利的违法犯罪行为对受害人及其家属、乃至整个社会都是一个极度威胁与恐惧。

    没有法律依据,没有执法的证明文件,仅凭领导人一句话,就对一个公民实施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或处罚,这种行政行为显然是违法的,而且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将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因此,申请人依据《行政复议法》第二条、第六条第(二)项、第(十一)项向上级行政机关提起行政复议,请浦东新区人民政府全面审查,依法纠正被申请人的行政违法行为,保护申请人的人身自由与安全。

    申请人:崔福芳女
    住址:上海市南码头路16**号**3室
    邮编:200125
    手机:13564097383
    被申请人: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政府金杨新村街道办事处
    代表人:殷珏娟办事处主任
    地址:上海浦东新区博山东路699号
    电话:58508478
    复议请求:依法确认被申请人对申请人实施限制人身自由21天(2020年10月23至11月12日)的行政强制措施违法。


  • 重庆数十访民求“两节”救助金

    【民生观察2021年2月4日消息】本网获悉,中国传统佳节春节临近,但重庆众多访民表示自己生活无着。2月1日上午,访民唐云淑、肖建芳、陈明玉、陆远芳、周碧琴、黎家容、危文元等27人齐聚重庆市信访办窗口,要求市府落实中央下拨的“两节”期间生活救助金,让访民能安度新春佳节。

    访民们反映,2021年1月15日,李克强总理主持召开了国务院常务会议,推出保供应、强救助、促服务、管特殊、保基本、打资金等六大举措,要求政府保障困难群众安心过年。

    当天会议部署了“两节”期间做好需要救助保障的困难群体帮扶工作。会议还提出六项具体措施保障受疫情影响的困难群众生活:

    一要保持市场供应充足和价格平稳,视情启动社会救助和保障标准与物价上涨挂钩联动机制,及时向低保等群体发放相关补贴,保障好基本生活。

    二要加强对已脱贫人口和边缘人口监测排查,确保应社会救助保障的不遗漏。

    三要督促各地和有关部门对留在当地农民工、留校学生等的生活做好相关安排,加强农村留守儿童和老人关爱服务。

    四要摸底排查,帮助孤儿、残疾人、精神病患者等特殊困难群体解决生活困难,对临时生活困难群众给予有针对性帮扶。

    五要保障好洪涝灾害受灾群众特别是临时安置群众的基本生活。

    六要围绕支持民生、保障民生,用好中央财政提前下拨的1000亿元救助补助资金,加强监管,防止挪用。

    会议要求,要压实地方政府责任,把基本民生保障资金打够打足,按照资金直达的要求,及时足额发放到需要帮扶救助的群众手中。

    然而,截至2012年2月1日,重庆市需要帮扶救助的访民仍然没有收到中央下拨的“两节”救助款。

    2月1日上午,重庆数十访民齐聚市信访办窗口,要求市府落实“两节”生活保障金,但市政府信访办接待人员却告知说,中央下拨的1000亿困难救助资金早已下拨到各区县,叫大家回各自区县镇街民政部门申请,对此访民们深表不满。

    访民们告知信访局工作人员说,在得知李克强总理1月15日部署了“两节”期间做好困难群体帮扶工作通知后,许多访民就已经找过区县镇街政府申请救助款,但是辖区政府总是以各种理由推脱。

    访民们还反映,一些基层官员习惯性造假,就连国务院扶贫办主任刘永富则都曾承认,帮扶资金存在不少问题,“有贪污浪费的,有优亲厚友的,有挤占挪用的。”财政部副部长胡静林也曾表示,仅在2017年,28个省的874个县在使用财政专项扶贫上,7.3亿元被发现虚报冒领和挤占挪用后追回,涉案人数450人。

    近年来,扶贫领域的腐败和造假频现,虚列项目、编造虚假材料、虚报人数、冒用他人名义……本该是困难民众救命钱的帮扶资金,却变成了某些人的“天鹅肉”,吃得上要吃,吃不上创造条件也要吃。还有,一些政府部门将脱贫工作“会议化”,将扶贫绩效考核“表格化”,还有的地方玩“数字游戏”,发放扶贫救助款“任人唯亲”只发放给亲近自己的人,不发放给投诉政府的访民……很多问题的背后,是扶贫资金已成了某些人的“天鹅肉”。

    综上,访民们指责重庆市信访局将访民的述求推回到“叫大家回各自区县镇街民政部门申请”,这是在“踢皮球”,是在让困难群众“跑断腿”也一无所获。

    在场访民唐云淑电话:15683637229

  • 河南一退役老兵房屋遭强拆

    【民生观察2021年2月4日消息】今年67岁的程传冬是河南省邓州市人,一个有着43年党龄,在对越自卫反击战中立过多次战功的退役军人。2021年1月14日,程传冬位于邓州市的门面房遭遇上百人强行拆除。

    2021年1月30日,程传冬在网上发布了《一个参战退役老兵的自述》一文,讲述了自己遭强拆的事件经过:

    本人在邓州市区有着一套128平米具有产权的合法门面房,市场估值在230万左右,因为种种原因需要进行拆除,但有关方面只答应赔偿我30多万元人民币。

    因巨大的价格悬殊,我自然不可能答应。于是,我提出了以房换房的置换方案。

    2021年1月14日,在我提出的以房换房的赔偿要求未获得同意的情况下,一个由某市委常委带队,由城管、公安及不明身份人士上百人组成的拆迁队伍,将我的房屋夷为平地。

    当我拿出一堆勋章,表明自己是一个参战退役老兵的时候,却反遭到带队领导的嘲笑:“哎,日妈(当地骂人话),娃都能造假,军功章也能造假。”

    不仅如此,我的老伴张静在强拆过程中因受到惊吓,心脏病发作倒在地上后,拆迁队伍居然拒绝用开来的救护车将我老伴送到医院治疗,对倒在地上生命垂危的张静置之不理。

    直到好心群众拨打120将其送到医院急救后,张静才从鬼门关捡回了一条命。

    42年前,我保家卫国流血流汗,我没有死在敌人的枪口之下,而今天我却保护不了自己的家人和房屋。

    网友评论:暴力强拆这个词,相信留给每个曾遭遇过强拆的群众,一定是一段充满血和泪的过去,以及维权无门的无奈与伤悲。

    这些年来,媒体上曝光过的强拆惨剧就多不胜数。如最近发生的:2021年1月18日,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庹继光教授纵身一跃,以一己之命,向全国人民控诉了暴力强拆罄竹难书的罪行。

    就在庹继光教授的悲剧尚未消失于公众视野的时候,又一起暴力强拆的事件在河南邓州市上演了。

    这一次遭强拆的,是一个67岁的抗战英雄!

    虽然国家与法律早就已经明令取消行政强拆,强制拆除住房只能申请人民法院执行。但是,在现实当中,强拆事件依然时有发生,让广大群众的合法权益受到严重侵犯,并严重影响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 四川省两会 多访民遭绑架施暴

    【民生观察2021年2月3日消息】本网获悉,四川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于1月30日至2月2日在成都市锦江大礼堂召开,会期4天。在该省两会之际,大量维权人士遭到非法稳控,其中包括被警告不许上访、被围堵拘禁,甚至遭非法拦截施暴。

    据四川维权人李红反映,2021年2月1日,她与另外两名四川籍维权人士因到省会上访,被维稳部门拦截并施暴。

    李红介绍,2021年2月1日上午10时许,四川省成都市双流区九江镇邹家社区维权人江志先、李昭秀、李红三人,分别前往四川省人大常委人民来访接待处反映诉求,但却在距离信访窗口约300米处,被成都双流区九江街道办派来的维稳人员吕如勇、王强、丁联军、鞠伟、庆忠等人非法拦截。

    这些维稳人员未出世任何法律依据就将李昭秀、李红二人强行绑架拉上两台汽车押送回九江镇邹家场社区稳控。在强行绑架的过程中,维稳人员将李昭秀右膝盖处和李红腰打伤。

    在李昭秀、李红受伤后,她们多次拔打110报警电话求助,但接警警察却告知说:“因被告车辆在行驶中,方位不确定,110警方不便于了解情况”,随后警方在电话中让李昭、李红等待车辆固定后再报警。

    11时21分,李昭秀、李红被押送回辖区后又再次报警,在她们拔打了无数个报警电话后,警察才于13时许到场出警。一番询问过后,警察对李昭和李红解释说:“因对方是政府领导,警方向街道办了解了情况,街道办工作人员把你们带回来的行为是政府的劝返行为”。

    随后,李红被警察带到蛟龙派出所做询问笔录,李昭秀也由社区人员吕勇、李淑英、卢沙、王健等人带到成都第五人民医院做检查。此后,李昭秀拿着伤情病例再次向派出所报案,但警察告知“只能记录备案调查,不给受理案件回执单”。李昭秀、李红认为这不合理,就分别拔打12345市长热线投诉,控告成都双流人民政府和九江街道办事处未依法处理信访人合理诉求,反而截访、对信访人施暴,但市长热线也未予处理。

    下午14时,维权人李红的母亲赵先琼再次来到四川省人大常委会人民来访群众接待门口信访,但也被维稳工作人员强行拖拽带离。

    另据四川内江市访民王义翠反映,在四川省两会前,王义翠会同省内各地冤民做好了充分准备,提前两天来到省会成都市两会地点,准备向省人大递交举报材料。但却在1月29日遭到了辖区副书记刘希贵、镇派出所民警刘卫等人的非法截访。

  • 安徽周遵云私产遭强拆人被打伤

    【民生观察2021年2月3日消息】周遵云是安徽省合肥市逍遥津公园职工,逍遥津公园是庐阳区绿管中心下属单位,现实名公开举报原庐阳区纪委副书记,现庐阳区绿管中心书记张斌,指使手下非法强拆其私人合法财产,并雇凶将其打伤,报警后公安至今不予立案调查等违法犯罪问题。

    据周遵云讲述:2020年11月6日早晨,张斌率领手下以及庐阳公安分局逍遥津派出所民警和因吸毒、非法拘禁、寻衅滋事等被屡次处理过的社会混混共几十人,偷偷摸摸强拆我在公园的个人合法财产一一大型双层旋转木马。我和爱人得知消息赶到时,漂亮的旋转木马已在挖掘机的轰鸣声中惨遭毁坏,我爱人见了悲从心来放声痛哭,我赶紧拨打110报警。此时5个社会混混冲上来,其中一人从背后猛推我,致使我从木马平台摔到挖掘机上,我疼得呻吟,他们却嘲笑我在诈摔,后我被120送到医院,全身多处软组织挫伤,右肘部骨裂,打了40天的石膏夹板。

    大家可能还记得,前几天网民义愤填赝的安徽民警张云龙,在办案时多次强奸一名被询问的女性的事吧?这个民警就是庐阳公安分局双岗派出所的。虽然公安部和安徽省公安厅都发文严禁民警参与非警务活动,但庐阳公安分局领导却置上级文件精神如浮云,公然派出逍遥津派出所民警全程参与对我个人合法财产的违法强拆,当我对民警说:“电马是我的合法财产,他们不通知我,也没有任何手续就强拆,是违法行为。”但出警民警却说:“我怎么知道电马是你的?我也不能判断他们就是违法的。”既不制止强拆,还让打人凶手大摇大摆离开现场,最后,虽然监控录像完整清晰记录下来,但警察竟罔顾事实,以没有犯罪事实下达不予立案通知书。俗话说:什么将带什么兵,庐阳公安分局领导,你们该出来走两步吧,向党和广大人民群众作出解释吧。

    出事后,我80岁的老父老母,不顾年老体衰,坐着轮椅去庐阳区,市里,省里上访,但问题至今不了了之。张斌又指使公园主任到逍遥津派出所对民警嚣张地说:“你们不要浪费警力,让他想到哪告,就到哪告。”

    这个旋转木马,当初是逍遥津公园对外公开招标,我中的标,也是父母和我卖房凑钱所买,这本是我一家三代人美好生活的全部希望,但由于张斌的私欲腐败,他让我们全家的生活陷入了悲苦和煎熬的深渊中。当我气愤地对他说:“你这是砸了我们全家老小的饭碗。”张斌竟阴阳怪气的说:“对不起哦,就是我砸了你的饭碗。”旁边的副主任蛮横的说:“你们可以去捡垃圾,饿不死。”

    那么,张斌为什么要把包括我在内将近十个经营户都赶出公园呢?我给纪委举报信的内容一言以蔽之,张斌用恐吓、威胁、欺上瞒下等违法违纪手段,将我们所有人的饭碗砸掉,只给和他有利益关系的陶某一人独享,并将原有场地租赁费从1700万元/每年,直降到1000万元/每年。

    在合肥市纪委向我调查期间,张斌还嚣张的对下属说:“我在区纪委时和市纪委哪个不熟,他告也是白告,我没事,”但公园主任此时胆怯不敢和陶某签合同,就在我写这篇举报公开信的前天,张斌蛮横的对公园主任说:“要么签,要么你打辞职报告。”在张斌的淫威和纪委还没定性的情况下,明显违法的合同已经签了。

    根据国家刚刚印发的《法治社会建设实施纲要》,里面提出要依法治国,依法执法,依法行政,我作为一名人民群众,都知道要学法,用法,守法,而作为党的干部张斌,却权欲膨胀,姿意妄为,为非作歹,毫无底线随意践踏党纪和法律。我认为,像张斌这样的恶官才是向敌对势力递刀子,才是党的危险分子,才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破坏者,希望相关单位严厉查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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