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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重庆富商李怀庆被重判二十年

    【民生观察2020年11月20日消息】本网获悉,2020年11月20日上午,重庆民营企业家李怀庆因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诈骗罪、敲诈勒索罪、非法拘禁罪四项罪名被重庆市第一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20年。

    据悉,2018年1月31日,李怀庆被重庆市警方以“涉黑”罪名刑拘,妻儿及公司职员等受牵连被抓;同年2月,其名下公司、家人账户等上亿元资产被重庆警方以“打黑”名义冻结。

    2018年4月24日,重庆市检察院又将“涉黑”罪名更换为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指控李怀庆在2017年10月至2018年1月间,在微信“以造谣、诽谤等方式煽动颠覆国家政权”,包括转发“红四方面军在四川杀人百万”文章,及涉及“道义抗争”、“暴力革命”等内容的录音。

    据了解,李怀庆生于1966年,曾是一名复员转业军人,是重庆富华典当有限公司董事长。其为人正直善良,长期热心公益事业,是“随手公益”的志愿者,也参与过救助尘肺工友的“大爱清尘”等活动,先后捐资数十万元。李怀庆不仅心怀慈悲仁爱,也长期关心关注国计民生,因此一再受到重庆警方的警告和威胁。

    在李怀庆被捕之初,律师曾先后20余次要求会见未果。羁押过程中,李怀庆的律师及其家属均未收到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的逮捕通知书或文件说明。该案曾于今年6月8日在重庆市第一中级法院开庭审理,庭上李怀庆揭露警方对其威逼利诱及刑讯逼供,案件审结未有宣判,当天众多维权人士拟到法院旁听却被阻止。

  • 云南律师夏云飞被指涉黑一审获刑10年

    【民生观察2020年11月20日消息】在云南曲靖市师宗县鸣威律师事务所工作的律师夏云飞,被指参与涉黑团伙并出谋划策,实施了虚假诉讼、强迫交易等犯罪。但他认为,所涉犯罪事实都是正常执业活动,坚称无罪已提起上诉。

    自2015年取得律师执业资格以来,夏云飞一直在鸣威律师事务所工作。只有42.9万人口的师宗县不大,现年36岁的夏云飞工作也不复杂,除了提供日常法律咨询服务,还代理交通事故责任纠纷、合同纠纷、借贷纠纷等民事案件。

    2018年10月,夏云飞的客户张永明因涉嫌严重违法,被师宗县监察委员会留置。同年12月,解除留置的张永明又因涉嫌非法拘禁罪,被曲靖市公安局刑事拘留,一个月后批捕。

    夏云飞的命运也由此发生改变。2019年4月,他因涉嫌虚假诉讼罪被师宗县公安局刑事拘留,次月被批准逮捕。夏云飞卷入的是一起涉黑大案,全案共18名被告人,其中12人被控涉黑。2019年11月,经指定管辖,曲靖市会泽县检察院向会泽县法院提起公诉。

    2020年6月8日,该案首次开庭,连续7天的审理中,涉案所有证人均未到庭。

    2020年7月20日,一审判决下发,张永明因犯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盗窃罪、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强迫交易罪、非法拘禁罪、虚假诉讼罪、故意毁坏财物罪和寻衅滋事罪,数罪并罚被判处有期徒刑24年。

    夏云飞则被认定明知该组织实施违法犯罪活动,多次向张永明提供法律咨询,利用自己掌握的法律知识,为该组织出谋划策,意图通过合法的形式掩盖非法目的,以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强迫交易罪和虚假诉讼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

    夏云飞始终坚持自己无罪。一审宣判后,他向曲靖市中级法院递交了上诉状,目前二审尚未有结果……

    县城里的黑社会

    被认定为“黑老大”的张永明,绰号“小万”,现年41岁。张永明早年曾因吸毒被劳教,2011年10月因故意毁坏财物罪被法院判处罚金9000元。

    2012年3月,张永明成立师宗信义泰商贸有限公司(下称“信义泰公司”)并担任法定代表人。信义泰公司一开始主要做煤炭、矿石生意,后来做面条生意和工程项目。2018年3月信义泰公司更换了法定代表人,但张永明仍为实际控制人。

    根据张永明的供述,2012年底,其以个人名义开始做民间借贷,与信义泰公司并无关联。放贷的本金是通过煤炭和铁矿石生意赚来,除了自己放贷,有时也会和他人凑钱再贷出去,截至刑拘前,其总共放贷5000万元,约3000万元没有收回。

    2016年,夏云飞经人介绍与张永明相识。按照张永明的说法,其委托夏云飞代理了一些民事诉讼,并先后给夏云飞约20万元以及部分报销款。

    会泽县检察院指控,张永明等人假借信义泰公司作掩护,以5%-7%的月息,从事非法高利放贷牟取暴利,形成了比较明确的层级和职责分工,组织结构紧密,成员每月领取固定工资及奖金等,在追讨债务期间,张永明指使团伙成员多次有组织地实施非法拘禁、寻衅滋事等暴力或软暴力行为,同时在夏云飞的帮助下,通过强迫交易、虚假诉讼等方式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变相侵吞、控制了大量民营企业和个人的资产,逐步形成了较为稳定的犯罪团伙。

    检方指控,该组织经过多年经营,逐步形成以张永明等为领导者,夏云飞等为积极参与者的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团伙。其中张永明涉及八项罪名,夏云飞涉及三项罪名,且在虚假诉讼中,二人同为主犯。

    经审理,法院认为,张永明组织、领导的犯罪组织符合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基本特征,人数众多,有明确的组织者,在经济方面以信义泰公司为依托,通过放贷获取巨额利息,通过盗窃、强迫交易获取巨额非法利益,并通过发工资和报销,将违法所得用于维系组织生存、发展以及违法犯罪活动,且以暴力、威胁等其他手段有组织地实施强迫交易、寻衅滋事等违法犯罪活动。

    法院同时指出,为了掩盖非法目的,该组织多次进行公证,提起虚假诉讼,利用自己的强势地位帮助他人控制巨额资产,导致其他债权人不能公平的追偿债务。其中夏云飞明知该组织实施违法犯罪活动,多次向张永明提供法律咨询,利用自己掌握的法律知识,为该组织出谋划策,意图通过合法的形式掩盖非法目的。

    虚假诉讼

    根据检察院的指控,夏云飞所涉的虚假诉讼共计四起,其中三起与放贷有关。

    判决书记载,2015年受害人查红亮向张永明借高利贷400万元,月息5%,支付一年多利息后,不能还本付息。2018年2月,查红亮被迫与张永明签订了一块约800平方米土地的土地使用权转让协议,且被迫出具了385万元的虚假收条。一个月后,按照张永明和另一被告人张立兵的要求,查红亮被迫就同一块土地和张立兵签署了土地使用权转让协议,并再次出具了同等价值的虚假收条。2018年5月,在张永明的指使安排下,张立兵为原告,夏云飞为代理律师将查红亮起诉至法院,要求将上诉土地转让至张立兵名下。后师宗县法院以存在两份转让协议为由驳回了起诉。二审期间,张立兵和夏云飞补充了张永明放弃过户权利的证据,但曲靖中院驳回了上诉,维持原判。经师宗县价格认证中心认定,案发时涉案土地价值417.4万元。

    根据张永明的供述,这宗土地早在借钱之初就被抵押,且因为该宗土地是查红亮与他人共有,不想得罪对方,遂将土地的受让方变更为张立兵。夏云飞则向法庭表示,依据委托人提供的材料,案件是正常诉讼,没有虚构事实。他还提出,如果不是查红亮在法庭上提交两份转让协议,其根本不知道张永明签署过转让协议,否则必定会首先解决转让协议的效力问题,因此自己根本不可能事先参与。

    夏云飞的辩护律师认为,不论是张永明还是张立兵,都没有捏造事实提起民事诉讼,查红亮当然没有收到385万元,但这实际是将查红亮所欠张永明的借款转为土地使用权的转让费。“构成虚假诉讼罪的条件只有一个,就是双方不存在债务关系,但查红亮、检方和法院均认可这个债务关系。”

    另两起与放贷相关的虚假诉讼,均涉及被害人岳良明。根据岳良明的证言,其自2011年向张永明借款,至2015年4月左右约欠张永明900万元,且当时还另欠民间借贷约有1亿元。

    检方指控,2016年,张永明、夏云飞以及被岳良明拖欠工程款的王德润多次与岳良明商议还款事宜。经岳良明同意,决定将其名下的师宗县绿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下称“绿海公司”)股权转让,以王德润弟弟王德荣的名义与岳良明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并伪造了1000万元的转账流水,同年7月,王德荣以岳良明未履行股权转让协议、变更工商登记为由提起诉讼,后达成协调协议,当事双方自愿办理股权转让和工商变更等,曲靖中院作出了民事调解书。

    2016年4月,张永明安排自己的外甥与绿海公司签署了绿海商贸及农产品交易中心2号楼的整体出租协议,租期20年,租金600万元。8月,张永明又以信义泰公司的名义和绿海公司签订了前述楼盘的转让协议,转让费用2000万元。

    绿海公司在完成过户后,夏云飞作为张永明外甥的代理律师向法院起诉,要求将前述楼盘交付使用,2017年5月,师宗县法院做出了民事调解书,完成了交付。2017年8月,张永明向法院起诉绿海公司,诉请将上述楼盘过户到自己名下,同年12月,张永明与王德润达成调解,上述楼盘最终过户至张永明名下。

    作为被欠钱的一方,张永明自然没有支付过2600万元。而夏云飞作为绿海商贸及农产品交易中心2号楼租赁交付和过户登记两起案件的代理律师,被检方认定涉嫌虚假诉讼。

    张永明坚称,两起诉讼均经过岳良明本人的同意,并非虚假。岳良明的证言也称,因为处理不了债务,“才请张永明帮我处理名下的资产”,期间岳良明还将绿海公司的印章等交由张永明保管。

    “岳良明始终承认有约900万元未还张永明,因此产生了以租抵债和以物抵债的楼盘租赁协议以及转让协议。”夏云飞的辩护律师对记者称,王德润实际上是把债权转成股权,成为绿海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公司开发的地产项目如果完成,完全可以清偿岳良明的对外欠款。“王德润作为绿海公司新的实际控制人,自然要负责此前的债务,两次诉讼之所以达成调解,就是因为王德润认可张永明与岳良明的债务问题。”

    辩护律师还介绍,绿海商贸及农产品交易中心因为迟迟没有建成,才将租赁改为建成后转让产权,“而这仅是绿海公司资产的一部分”。他认为,这是岳良明、王德润和张永明三方均认可的用以解决彼此之间借贷清偿问题的方式。

    法院审理认为,双方虽然签订了协议,但双方不具有真实的土地使用转让、股权转让、房屋租赁、房屋转让的事实。张永明等为实现以合法的形式掩盖其非法目的捏造了土地转让协议、股权转让、房屋租赁、房屋转让的事实,符合虚假诉讼罪的构成要件。

    教育局长的装修费

    夏云飞卷入的第四起虚假诉讼,与时任师宗县教育局局长周文茂有关。

    据起诉书,2017年9月,张永明的哥哥张明科帮周文茂装修房子,并将290万元装修费用支付给其安排的装修公司。2018年8月,张明科被师宗县监察委留置并调查装修一事。两个月后,夏云飞与装修公司签订了授权委托书,向师宗县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周文茂支付装修材料款290余万元。2018年12月底,师宗县法院判决要求周文茂支付232万元。检察方认为,这场官司同样为虚假起诉,欲图掩盖张明科已支付装修款的事实。

    法院审理认为,上述打官司的行为实际上是为了掩盖张明科向周文茂行贿而提起的虚假诉讼,应以虚假诉讼罪追究刑事责任。周文茂涉嫌贪污受贿一案开庭前,上述关于支付装修款的判决书被提交给法庭做为证据,辩方据此否认周文茂接受张明科出资290万元为其装修房屋的受贿事实,导致周文茂案审理被中断。

    2019年8月,周文茂因贪污受贿被判处有期徒刑11年。裁判文书网公布的判决书显示,其利用职务便利共计侵吞公款181万元,收受他人财物442.8万元。2019年11月,张明科因行贿二审被判处有期徒刑5年半,判决书显示自2014年至2017年期间,为谋取不正当利益,其先后行贿136万元。

    但是,无论是周文茂贪污受贿的判决书还是张明科行贿的判决书,均没有提到上述装修款。

    张永明在法庭上表示,张明科当时是(全屋整装对此文亦有贡献)帮周文茂装修,不是自己花钱替他装修。后来对方来跟其商量给钱一事,但一直没给,才想到起诉。

    夏云飞的辩护律师告诉记者,打官司过程中夏云飞没有策划或组织的行为。“张永明此前确实咨询过,起诉周文茂家返还装修款,判决生效,能否不认定张明科行贿?夏云飞的回答是要看法院是否认定这项债务关系,如果认定,也要看判决结果能否被刑事法庭采信。张永明还向另外两名律师咨询过这件事,他们给出的答复也与夏云飞的答复基本一致。”

    律师认为,夏云飞只是为张永明提供正常的法律咨询服务,最后作为代理律师起诉,也只是在履行正常的律师职责。

    强迫交易

    夏云飞的另一项罪名是强迫交易。检方指控,2010年至2016年间,借款人赵建国以月息5%向张永明借高利贷,期间陆续还了2000余万元,但截至2016年底仍未还清。张永明安排公司人员对其索债,并通过夏云飞出谋划策,迫使赵建国把自己名下师宗县泰宇新型建材有限公司(下称“泰宇公司”)的股权质押给信义泰公司。经师宗县价格认证中心认定,案发时泰宇公司土地、厂房、办公楼总价值913.5万元。

    法院审理认为,张永明采用语言威胁、滋扰、纠缠等手段逼迫赵建国签订股权质押协议,行为符合强迫交易的构成特征,应当以强迫交易罪追究刑事责任;夏云飞明知张永明想控制赵建国的泰宇公司以保证自己的债权能够得到偿还,向张永明提出采用股权质押的方式,并帮助拟定协议,办理股权质押登记,对张永明逼迫赵建国进行股权质押提供了积极帮助。

    张永明在法庭上否认逼迫赵建国,称赵建国因无法偿债,主动提出将泰宇公司给自己经营,但自己并没有同意,后来赵建国又主动提出股权质押。

    赵建国的证言显示,截至2016年底,除了欠张永明约600万元之外,他还另有欠款。为了解决债务问题,曾找多位债权人相约商谈。根据另一债权人的证言,商谈期间有人提出将泰宇公司股权稀释,但被赵建国拒绝。赵建国称,他希望泰宇公司名义上交给几位债权人,但实际经营仍由他负责。当时几位债权人达成的共识是,将泰宇公司股权以800万元的价格质押到另一债权人名下,但因为股权质押不能办理到个人名下以及工厂营收分配问题,在谈判过程中,几位债权人相继退出,最终张永明与赵建国达成了股权质押协议。

    记者注意到,赵建国的证言没有提及张永明威胁或采用暴力手段使其签署了股权质押协议,但他说了这样一段话:“张永明向我讨要时,就是多次把我叫到他办公室,跟我举别人借高利贷还不上被打伤的例子给我听……别的也没说什么,没有对我动过手。”赵建国还表示,上述股权质押方案是夏云飞提出来的。

    夏云飞在上诉状说,作为律师,当张永明咨询有关解决民事债权债务的问题时,进行解答是本职工作。张永明要咨询的问题并不违法,不管是进行答复还是拟写股权质押协议,都是合法行为。

    这一轮如火如荼的扫黑除恶斗争迄今已开展近三年,各地多有民营企业主涉案,一些为民营企业主提供民商事法律服务的执业律师也卷入其中。在青海,女律师林小青作为“套路贷”公司常年法律顾问,被控诈骗、敲诈两宗罪,该案开庭后引起舆论关注,后检方撤回起诉(参见报道《青海律师“涉黑”被控两罪开庭后检方撤诉获批》);在安徽,律师吕先三被控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和诈骗罪,2019年10月合肥市中级法院一审未认定他涉黑,但仍以诈骗罪重判其有期徒刑12年,坚称无罪的吕先三上诉至安徽省高级法院,该案2020年8月底二审开庭,庭审持续六天两夜,11月17日,吕先三一案二审宣判,其涉嫌诈骗罪成立但未遂,改判吕先三有期徒刑3年;在贵州,律师戴文勇被控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诈骗罪、敲诈勒索罪、职务侵占罪,其中诈骗罪因指控证据不足未予认定,其他罪名均获法院认定,2020年9月戴文勇一审被判有期徒刑7年,目前已提起上诉。(参见报道《特稿|贵州律师戴文勇被控涉黑获刑七年律师执业风险凸显》)。

    夏云飞也认为自己无罪。一审获刑10年后,他上诉至曲靖中院。两位辩护律师表示,仍将为他做无罪辩护。他们认为,虚假诉讼和强迫交易两项罪名涉及的事实都与夏云飞的执业活动直接相关,也是本案涉黑认定的基础事实,“律师接受当事人委托提供法律咨询、代理相关案件时,只要是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就有权开展相关业务”。

    就律师代理行为的罪与非罪而言,刑法学者、清华大学法学院周光权教授曾撰文表示,《律师法》第29条规定,“律师担任法律顾问的,应当按照约定为委托人就有关法律问题提供意见,草拟、审查法律文书,代理参加诉讼、调解或者仲裁活动,办理委托的其他法律事务,维护委托人的合法权益”,因此他认为,不能将中性业务活动参与者的特殊认知转换为犯罪故意来处理,即便律师对他人正在实行犯罪有明知或者未必有认知,只要其所提供的法律服务本身符合法律规定,律师的行为也就是合法的。“如果要将律师认定为诈骗罪等的帮助犯,就应有充足证据证明其超越了律师业务活动的操作规程,而为诈骗集团出谋划策、参与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等;如果不具备这些主客观条件,即便律师的执业活动客观上为罪犯提供了支持,也不能将律师的执业活动认定为犯罪”。

    就律师执业规范而言,《律师法》第40条列举了律师在执业活动中不得从事的行为,包括:私自接受委托、收取费用,接受委托人的财物或者其他利益;利用提供法律服务的便利牟取当事人争议的权益;接受对方当事人的财物或者其他利益,与对方当事人或者第三人恶意串通,侵害委托人的权益;违反规定会见法官、检察官、仲裁员以及其他有关工作人员;向法官、检察官、仲裁员以及其他有关工作人员行贿,介绍贿赂或者指使、诱导当事人行贿,或者以其他不正当方式影响法官、检察官、仲裁员以及其他有关工作人员依法办理案件;故意提供虚假证据或者威胁、利诱他人提供虚假证据,妨碍对方当事人合法取得证据;煽动、教唆当事人采取扰乱公共秩序、危害公共安全等非法手段解决争议;扰乱法庭、仲裁庭秩序,干扰诉讼、仲裁活动的正常进行。

    有资深民事律师向记者表示,为防控执业风险,律师代理民事案件应当注意审核案件情况、做好谈话记录、认真审核委托人提交的证据,向委托人核实案件情况,必要时也要在律师事务所内进行汇报、分析。另有刑事律师提醒说:“犯罪扩大解释、有罪推定以及重口供轻物证是司法实践中的痼疾,面对这样的情况,律师应格外注意风险防控,要保证自己的行为不仅是规范的、合法的,还不能挖社会的墙角,如果大家屡屡去挖,则可能给行业引来灭顶之灾。”

  • 湖北潜江公民诉竹根滩派出所有案不立⁩

    【民生观察2020年11月19日消息】2020年11月16日关贤章与爱人肖五艾一起到潜江市政府部门信访,在市政府门口有十几个在举牌维权、他们是退休人员,待遇不公平对待而上访的人,残疾盲人关贤章在爱人的牵手下也来到市政府门口、门口没有人接待随后去了信访办反应诉求,关贤章在信访中被本村主任跟随劝阻要求回去,关贤章与爱人说我们刚来,问题还没有反映登记,跟随的村主任说,不要在政府门口站了,去信访局等记就回去吧,随后夫妇两人一起到信访局登记后就离开了市政府、跟随的村主任跟随其后看到他们离开了,才放心离开了市政府。

    关贤章控告派出所有案不立全文如下:

    湖北潜江公民关贤章,男,汉族,1961年12月16日出生,位于湖北省潜江市竹根滩中街16号,电话;1502734272.。
    被控告人:关成平,男,汉族,51岁,潜江左桥镇书记,住潜江市竹根滩镇左桥村四组81号,电话;15671199222。
    控告请求:对被告人滥用职权,顽固职守,徇私舞弊,请求公安机关对本案立案侦查。

    事实与理由:

    2019年9月20日,关成平勾结盗木集团盗伐关贤章房前屋后的树木,共计25棵,关贤章强烈要求关成平等人,立即停止犯罪无效后,关贤章立即向竹根滩镇信访主管领导陈显谱打电话反映情况,请求制止关成平在光天化日之下,强取豪夺残疾人关贤章家园树木,在众目睽睽之下违法犯罪抢夺,关成平威逼并恐吓关贤章,你关贤章不让我关成平伐你的树,我关成平让竹根滩党委出面申请,害你两个孩子失去工作,这个村没有我干不了的事。

    2020年10月29日,下午5点钟关贤章与爱人去左桥村五组农田摘菜完毕准备回家,这时关千贤强行拦住关贤章的去路,关千贤曾今对关贤章有过伤害一事,关贤千对关贤章说;我田里的脚印是不是你走的,我告诉你,你若在往我田里走,我就弄死你,我把你眼睛弄瞎搞死你一次,也没有坐过一天牢,也没有花一分钱,你信不信我把你老婆也搞瞎搞死,关先章田地的菜也被关千成打了农药,菜都死了,更不能吃,关先章种的树苗也全部被关千成弄断,关千成还说要在田地里设置电网电死关先章,因为关先章曾今被关千成伤害制双眼损坏已经成为残疾盲人,关千成还说;他与镇书记关成平是喝血的哥们,你要告他我就弄死你,由于关先章双目失明,行走不方便出门只能靠老婆牵着走,关先章没有搭理回答关千成的无理取闹,因为天色已晚关先章行动不便,也害怕发生不可预知的危险,关先章与老婆牵手离开农田而去回家。

    第二天关先章去竹根滩派出所报案,将关千成的无理取闹,因为天色已晚关先章行动不便,也害怕发生不可预知的危险,关先章与老婆牵手离开农田回家而去。

    第二天关先章去竹根滩派出所报案,将自己与关千成案发原因及事由反映派出所李姓警官,李姓警官说;这不构成任何伤害与犯罪,我们不出警,关先章说;既然不出警能给我一份回执单?李警官说;我凭什么给你回执单?李警官甚至还说;关先章怎么不给他一份回执单?关先章对李警官说;你们是人民警察是维护社会治安和社会稳定的,不是来欺负我关先章盲人的,关先章还问李警官,关千成都在我菜地里投毒和威胁我关先章的生命安全了,我报案你们难道不出警吗?即使不构成犯罪,也是涉嫌犯罪吧?

    现控告关先章本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九十七条之规定,特向贵局提出控告,请求按滥用职权,徇私舞弊,顽固职守依法追究被告人左桥镇镇书记关成平的责任,以维护国家法律的尊严,同时维护控告人关先章的合法权益。

    控告人:关贤章
    2020年11月3日

    有案必立、有案必查这是每个公安机关的责任与义务、习近平在十九大五中全会报告说的很好、让人民感受到公平公正、让老百姓感受到幸福,公平正义怎么体现?就是要让老百姓不惧任何人的威胁与恐惧!关贤章明显受到威胁与恐惧、因为此人已经伤害过关贤章一次了,关贤章双目失明就是关千贤所做的违法行为!为此再受到伤害谁来承担法律责任?后果不堪设想。请派出所按照相关规定给予调解患者立案调查。关贤章老婆不识字,关贤章又双目失明、要维权非常困难、材料不会写、只有靠关贤章口述让别人能帮忙的就帮忙简单的写一下材料,请各部门负责人不要为难已经双目失明的残疾人、能解决问题的就不要拖延推诿。后续情况如何?拭目以待。

  • 湖南永州原公安局长刘建宽遭举报

    【民生观察2020年11月19日消息】11月18日,微信公号“潇湘民生”发文,对原湖南省永州市公安局局长刘建宽进行网络举报。

    举报称,刘建宽将公安局30余亩土地贱卖给邵东商人申爱虎搞商业开发,申爱虎因此获利过亿,而永州财政则损失上亿元;刘建宽的老家涟源市安平镇田新山村,建造了价值约600万元的豪华别墅一栋,举报称出资人就是申爱虎;刘建宽通过其子刘之持股的方式,在娄底娄星区投资建设了一栋酒店,名为伍胜大酒店,总面积1万多平米,价值上亿。

    据了解,刘建宽现任湖南省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举报人“潇湘民生”的注册主体为永州潇汀源创意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帐号部分功能由广州市珍分夺秒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提供。

    以下为举报全文:

    勾结商人,贱卖土地,发迹永州

    刘建宽,原永州市公安局局长,作为湖南政法系统的重量级人物,是从一名普通的基层民警,爬到厅级高官的,他能有今天这样的地位,与他在基层从政时大搞政商勾结和涉嫌腐败的工程项目分不开的。

    贱卖永州市公安局三十亩土地是其发家的开始。据可信的材料显示,2007年永州市公安局以解决内部住房问题为由,声称公开招标,要将市公安局三十余亩土地进行开发。

    可那是怎样一个对外公开招标啊?这实际是时任局长刘建宽专门为邵东商人申爱虎量身定制的一套招标系统,那门槛的设计几乎连别人报名的资格都没有!

    永州市公安局处于冷水滩区黄金地段的门面地(公安小区),当年的市价每亩地在200万每亩左右,最后竟然以70万一亩的价格转让给了申爱虎开发。

    邵东商人申爱虎因此就获利过亿,永州财政因此损失上亿元!

    据说,在当时引发了市公安局内部不少人士的极力反对刘建宽这一做法,一些老干部还为此专门上访过;然并卵,专制霸道的刘建宽对此没有受到任何影响。

    完成公安小区的开发后,申爱虎与刘建宽从此建立了很好的政商关系,刘建宽的从政轨迹就与申爱虎发家史高度吻合起来,刘建宽走到哪里,申爱虎的开发就到哪里!

    申爱虎因此积累了大笔财富,也开始了在家乡大肆违建豪宅。当然作为回报,刘建宽对此也获利不菲,刘建宽无业游民的儿子刘之在北京竟然购置有价值近千万元的房子,钱哪来的?申爱虎给的!

    申刘合作,官商勾结,再战湘潭

    2010年,刘调任湘潭市副市长兼公安局局长。

    尝到在永州任职一把手,与商人朋友“合作”的甜头后,刘建宽任职湘潭时,再一次上演了永州的戏法。

    刘建宽将湘潭市公安局办公楼的基建和装修业务又给了申爱虎。由于对外报价虚高引来了非议,但凭着自己在政法系统经营的人脉,反对者的声音很快被掩盖掉。

    之后,刘又把湘潭市公安局筹备建设的职工小区“盛发和园”住宅小区的开发权,再一次以暗箱操作的方式给了申爱虎。

    公开的资料显示,“盛发和园”第一次招拍挂时,是120亩土地。

    但在申爱虎摘牌时,将120亩的土地变成了56亩——而实际可供使用的120亩没有改变!也就是说,在规划和设计不变的情况下,等于白送了64亩土地给申爱虎。

    当年湘潭这块地等价格应该是160万元/亩左右,申爱虎取得这块土地后,获得了至少超过1亿人民币的利益!

    据不完全统计,在刘建宽任职永州和湘潭期间,仅在土地开发一项中,商人申爱虎从中渔利超过了3亿元。

    自此,官员刘建宽与商人申爱虎之间的关系已经达到了水乳交融的境地,申爱虎在永州、湘潭两地的“生意”做得也是风生水起。

    厅官作伞,商人织网,皆大欢喜

    据申爱虎的合作伙伴透露,在如何取得刘建宽的关心上,申爱虎是下了血本的!

    据悉,在2012年6月到2012年8月之间,申爱虎先后三次,通过自己出任董事长的广西防城港市皇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高管梁放生(原防城港市市委副秘书长),从越南购买了整只的老虎和两张老虎皮,用来博取内地官员、银行高管的欢心。

    这其中,有一张虎皮和部分的老虎肉,申爱虎送给了刘建宽。

    申爱虎,并不是一个真正懂得做生意的“生意人”,甚至他根本不懂房地产!但由于有较好的官商勾结手段和政商关系,他甚至通过坑蒙拐骗也获利不菲。

    他在永州道县、广西防城港等地的投资中,与申爱虎合作的股东,先后都陷入了申爱虎的陷阱,不是濒临破产,就是身陷囹圄!

    由于与刘建宽有“深厚友谊”,申爱虎在项目工程上获利颇丰之外,他的一些非法行为,也得到了刘建宽的保护。

    申爱虎在邵东老家斥资4000万,历时4年,采取非法买卖农民土地,恐吓、殴打不愿卖地的农民,迫使其就范,非法占用数十亩耕地和农田,建造了湖南第一豪的违法建筑,直挺挺地在保护伞的保护下矗立在乡村的田间地头。

    在有良知的知情人一再坚持举报下,地方执法部门顶着各种压力,于2019年12月,对申爱虎的违法建筑进行了部分拆除,此事媒体报道很多。

    在2013年,申爱虎指使他人对合伙公司股东蒋小奇的一辆宝马汽车进行了打砸,造成了10万余元的损失。

    案发后,行凶的6人被批捕和判刑,但背后的主谋申爱虎,在证据确凿的情况下,竟然逃避了法律的制裁!

    2014年,刘建宽的老家涟源市安平镇田新山村,建造了价值约600万元的豪华别墅一栋,出资人就是申爱虎!

    为了规避法纪监管,申爱虎先将建房款转到刘建宽的外甥刘彬的账户上,然后由刘彬去花费这些资金。相关证据表明,申爱虎仅给刘彬在建行开设的账户,就分两次汇入了206万元的资金。后来,在媒体的报道之后,申爱虎为逃避侦查,赶紧注销了该账户。

    此事经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新浪网等多家媒体报道后,引起了网络热议,湖南省纪委介入调查,但最后却不了了之。刘建宽疏通湖南省纪委的调查人员弄虚作假,并为其写文章掩盖丑闻,此举遭到了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的犀利质疑。

    另有可靠的信源显示,刘建宽的儿子刘之在北京购置有价值近千万元的房子和100万元的跑车一辆。而刘之本人,目前为无业状态,其巨额的资金来源令人生疑。

    此外,刘建宽在长沙的住房家中的红木家具也是由申爱虎出资购买,红木家具价值约200万元。建别墅时,红木原木由申爱虎安排担任法定代表人的防城港皇家房地产公司后勤主管赵又新,从广西凭祥、东兴市购买,并千里迢迢送至刘建宽在湖南的老家涟源市。

    有举报人提供的信息还表明,刘建宽通过其子刘之持股的方式,在娄底娄星区投资建设了一栋酒店,名为伍胜大酒店,总面积1万多平米,价值上亿。

    作为湖南政法系统的实权人物,刘建宽如此利用职权敛财,大肆包庇犯罪,是典型的保护伞,且他及其直系亲属的亿元资产来历不明,已经引起了各界的广泛关注,难道就没有人收拾他?我们拭目以待!

  • 南京前首富杨宗义被抓

    【民生观察2020年11月18日消息】据可靠消息,2020年11月17日南京前首富杨宗义已经被公安机关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有关部门已经控制了杨宗义掌舵的福中集团总部,目前,集团所有高管被要求不得离开公司。

    11月17日,扬州市公安局邗江分局发布官方通告:近期,扬州市公安机关陆续接到群众报案,举报江苏福信财富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信公司”)涉嫌非法集资。经查,福信公司以高额收益为诱饵,向社会不特定公众吸收资金,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犯罪。扬州市公安机关依法对福信公司立案侦查。2020年11月17日,对福信公司夏卫国等犯罪嫌疑人采取刑事强制措施,福信公司实际控制人杨宗义已被南京市公安机关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为全面查明案情,请集资参与人携带本人身份证、相关集资合同协议等,到当地公安机关报案和登记,请广大集资参与人积极配合公安机关调查取证,真实反映集资参与情况,不信谣、不传谣。公安机关将依法侦办案件,并依照法律程序及时公布案件侦办进展情况。

    这次出事的,是杨宗义实际控制下的扬州福信公司,涉嫌非法集资。

    位于南京的福中集团,是在上世纪90年代依靠电子消费起家的一家大型公司。

    作为南京大学化学系的高材生,毕业后杨宗义历任南京市医药管理局宣教处团组织负责人,南京市环保局环境保护研究所团总支书记。但杨宗义始终难以喜欢这种安逸的生活,毅然辞职下海。

    1、机场遇伯乐

    1964年,杨宗义出生于江苏南京,幼年丧父的他从小就背负着生活压力,并在南京大学化学系毕业后,曾进入机关工作过一段时间。

    后来到机场寻找机会。可惜的是,苦熬一个月后,弹尽粮绝的杨宗义不得不选择放弃,用身上最后一点钱买了张回家的机票。

    就在此时,命运终于迎来转机,杨宗义在飞机上邂逅一个新加坡老板,并用一口流利的英语赢得对方的“芳心”。最终,这位新加坡老板邀请杨宗义加盟,让他来到山东济南打工。由于表现出色,杨宗义第二年又被派往南京,在珠江路上成立办事处,负责公司显示器在江苏地区的销售和推广。

    这是杨宗义首次了解电脑行业,也是其第一次走上经商路。

    自此,珠江路上多了一个骑自行车卖电脑显示器的身影。杨宗义骑着自行车一路狂奔,到目的地停下后很快又上路,不知疲倦地重复着。珠江路上所有电脑公司他都去过,所有老板他都见过。“这些经验对我以后的‘3+3’服务理念至关重要”,杨宗义坦言。

    1995年,正值IT产业发展最为迅猛的时代,在电脑行业积累两年经验的杨宗义,手边记录的笔记已有1米多高。杨宗义决定顺应时代浪潮,自己创业做老板,在南京珠江路与太平北路交界处,租下一个不足20平方米、只有3名员工的门脸,这便是福中电脑。

    1996年,杨宗义将门店的招牌换成“福中电脑=3+3=福中电脑”,也就是零部件前3年包换,后3年包修。在当时,一般电脑公司对于兼容机的承诺最多只有一年,同行因此都觉得杨宗义疯了,并在暗地里骂他“抢生意没下限,不要脸”。

    可一年过去,福中电脑不仅没有死掉,还成长为珠江路上的知名品牌。因为杨宗义觉得,“当时电脑利润空间大,散件跌价又厉害,即便用户电脑以后发生故障,公司也早已利用资金扩大规模,赚取更多利润,我就算送他一台电脑又算什么?”

    此外,在东南大学CAD项目120台电脑的招标中,福中还成功击败12家同行中标。两年后,福中电脑甩开竞争对手,一度占领珠江路60%市场份额,并开始走出南京,相继在全国20多个省市开设200多家“3+3”加盟店,成为中国电脑前五强。这下,轮到同行疯了。

    2、资本帝国的建立

    身家40亿名下数十家公司,称“资本运作是最高层次”

    随着资本雪球的越滚越大,杨宗义选择将资本帝国打造得更加厚实。

    2003年开始,福中进入商业地产,斥资上亿元买下新街口原金都大酒店,改造为福中数码港,并相继进入医疗器械、工业园区、房地产等领域。“一下涉足这么多行业,在旁人看来或许很复杂,可无实业不稳,无贸易不活,无房地产不富。对我来说,房地产可以带来丰厚的利润,连锁卖场与酒店则有大量现金流。”

    杨宗义对资本的理解,也开始出现变化,“2003年前,我没有跟银行贷过一分钱,公司多元化后,接触资本的机会多,才慢慢领悟到资本经营的妙处。做企业,产品是最低层次,品牌是较高层次,资本运作才是最高层次。”

    2004年后,杨宗义开始一系列资本运作,福中开创真正意义上的3C连锁卖场——福中3+3全国连锁,把“3+3服务”由电脑延伸到数码相机等其它产品领域。2007年,福中集团还在新街口开设号称“南京最大最全最专业”的笔记本卖场——福中电脑商城。

    实际上,杨宗义长期热衷于慈善事业,曾多次荣登福布斯中国慈善榜,在南京大学校园内,有一幢以杨宗义名字命名的教学楼,这便是由杨宗义捐资1100万元建设。据不完全统计,杨宗义在自创业以来,为社会捐款捐物共计超2亿元。

    杨宗义目前名下共有42家公司,且多与“福中”有关,并涉及酒水、电子商务、房地产、医疗科技、物流运输、国际贸易、水产以及文化传媒等诸多领域,俨然形成一个树大根深的“福中系”资本帝国。

    杨宗义在上述公司中的角色大致相同,多为股东,并在部分公司任董事长、执行董事、总经理、监事等职位,掌控大权。其中最主要的就包括注册资本达2.1亿元的福中集团有限公司,杨宗义持有95%股权为最终受益人,杨芬萍持有余下5%股份,并任公司执行董事与总经理。

    凭借这错综复杂的资本帝国,杨宗义在2015年至2018年,均以40亿元财富成功入围胡润百富榜。可水能载舟亦能覆舟,随着杨宗义欲望的无限增长,最终迎来资本的反噬。

    今年1月,福中集团官方微信发布的一篇文章称,过去的2019年,受中美贸易摩擦升级、去产能、环保限产、金融去杠杆等内外部因素的影响,中国民营经济整体遭遇了经营与融资的困境。

    黑天鹅的翅膀一扇,脆弱的平衡很容易就被打破。

    今年5月份,福中集团创始人杨宗义日前被法院下发限制消费令。当时的原因,是福中集团四川有限公司未按执行通知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给付义务。

    而现在,扬州的这把“涉嫌非法集资”大火终于彻底点燃了福中集团这个干草堆。

    最近高层在南通特意看张謇的材料,说了这样一番话:

    民营企业家富起来以后,要见贤思齐,增强家国情怀、担当社会责任,发挥先富帮后富的作用,积极参与和兴办社会公益事业。

  • 安徽吕先三律师二审宣判

    【民生观察2020年11月17日消息】2020年11月17日,吕先三律师被控诈骗罪一案二审宣判:安徽省高院判定吕先三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6万元。相较于一审判决,此次二审刑期减少了九年,其刑期终止日最终定为2021年12月23日。

    2014年3月起,吕先三受徐维琴、邵柏春等人委托,陆续代理了12起民间借贷案,在徐维琴等人被指套路贷后,吕先三也被指控为徐维琴等人实施套路贷的团伙成员,以涉嫌诈骗罪被刑事拘留。2019年10月24日,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下达判决书,吕先三因犯诈骗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

    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五万元。

    2020年8月25日,该案在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开庭审理,吕先三当庭多次表示对徐维琴、邵柏春等人与借贷人之间的真实关系并不了解,邵柏春也称,指控吕先三有罪的供述笔录是在刑讯逼供的状态下形成,与事实不符。

    今天,吕先三律师二审宣判,判决结果是构成诈骗罪,但因犯罪数额调整,且改为未遂,故改判为三年有期徒刑,作为其二审辩护律师,周泽、斯伟江律师发出声明如下:

    一、判决不公正。

    判决结果对吕先三是不公正的。从二审的七天庭审,完全可以看出,本案指控吕先三律师构成所谓诈骗罪,非但够不上证据确充分,反过来可以证明吕先三根本是无辜的,全案指控其有罪的几份证据,均是同案犯口供;均系非法手段取得,主要的笔录系非法地点(非羁押场所),非法手段(威胁、利诱,肉刑等)获得,全案无没有一份客观证据,可以证明吕先三律师涉罪。判决违反了《刑事诉讼法》第五十五条规定,以及公安部规定,最高法院、最高检关于排除非法证据,防止冤假错案的文件。遗憾的是,二审判决对此依然照单全收,从国家依法治国的原则来看,非常令人遗憾。律师正常履职,最终被判三年,给全体律师正常职业,带来深深的不安全。

    二、正义被打折。

    相比一审判决吕先三刑期十二年,二审判决有所改进,大幅减刑,改为三年,可谓打折的正义,在目前某些地方的运动执法中,已属不易,个中内情如何,不得而知。本案判决,是在录像实锤证明,存在大量的刑讯逼供,诱供,指供之下,二审判决进行了适当调整,本身也证实,公安部要求重案必须录像,这一规定是良好的,重在落实。因本案审讯录像曝光之后,不少地方对录像进行了封锁,不再复制给律师,对冤案纠错,造成了严重障碍;其次,本案二审开庭,通过排非程序,和证人出庭,表明了二审公开开庭,对查明案情,公正司法,很有必要。冤案不会自动纠正,司法机关需要通过正当程序,接受全社会的监督,这既是民众们的盼望,也是中央的指示精神。和气致祥,乖气致异,冤案减少一件,社会和谐一点。我们虽不认可本案最终判决,但也已经劝家属接受现实,不再信访,安心等待。

    三、蒙冤者的盼望。

    本案的审理中,全国律协派员参加庭审,以示对律师合法权利的重视,对此,我们也深表感谢;同时,全国各地,以及合肥当地的律师同仁,纷纷表示支持,无论公开或是私下,非常令人感动,以及,一审阶段提供无私援助的辩护律师金宏伟,燕薪,这个群体,真正体现了袍泽之谊,同胞之爱;更感谢社会各界,对吕先三案的关心,对吕先三父母幼子,伸出关爱之手。

    律师是法律的守护者之一,如果连法律守护者的自身合法权益,也无法保护,被肆意侵害,这个社会,还有谁是安全的?可以说,没有人;这样,每一个人,无论是平头百姓,中产阶级,还是豪门巨室,都如生活在时代的漫天灰尘中,每一个人头上,都可能掉下来一粒灰尘,如泰山压顶,无人能救,自由,全靠幸运。如是,非国家社会之福。事实上,大家也可以看到,吕先三律师被抓之后,他的一个小家顷刻间被压垮,端赖社会热心人士的帮助,才重新站起来。患难见真情,经历此案,蒙冤者再次看到希望,最寒冷的冬天,互相取暖,总能熬过去。我们虽然没有抓住流星,但看到了曙光。

    二审判决之后,再审纠错之前,吕先三将告别律师业,我们相信,他一定会回来,因为他无罪,因为他爱这个职业;也因为,国家的法治,必将随着众人心中的曙光,手里送出的温暖,而逐渐坚立健全。人世间,冤案不可避免,也没有一种职业能幸免,我们也接受过法官、警察,政法委、监委人员家属的喊冤求助,冤案都是类似的,如何对待冤案,却是不同的。人们可以失去自由,但永远不能失去盼望;爱和盼望,让我们能度过各种煎熬,而且能在艰难中得到祝福。祝福吕先三一家,特别祝福吕先三的二个孩子,吕律师的大儿子在宣判前,问他妈妈,“妈妈,我小学毕业,爸爸能回来吗?”。今天,离他小学毕业,还有三年,现在还有一年,他们就可以团聚,祝福他们,也祝福所有关心此案的朋友。

  • 内蒙警察王胜利被灭口前的遗书

    【民生观察2020年11月17日消息】内蒙古自治区公安厅原常务副厅长王来明与内蒙古自治区纪委一室副主任张建军相互勾结成利益集团,长期盘踞在内蒙执纪执法关键岗位,以案谋私,残害秉公办案民警,制造王胜利冤案。

    王胜利通过各种合法渠道向相关部门提交70000多份《控告信》、《举报信》,都石沉大海。期间,在利益集团的施压下,王胜利冤案一审被准格尔旗法院强行判处十年零六个月冤狱,二审鄂尔多斯中级人民法院在一审判决事实认定错误、违反法定程序、公开制造冤案的情况下,依然准备不开庭审理,继续暗箱操作,维持一审错误判决,置王胜利于死地。

    在走进“鬼门关”之前,王胜利已经做好准备,将《遗书》、《控告信》、《举报信》留给家人、留给组织、留给社会、留给历史……

    以下是遗书正文:

    我的生命留给我的时间,已经不多。他们一旦把我送进监狱,我就不可能活着出来了。因此,我在这里借助网络公共媒体的一角,提前留下我最后的话,以昭告世人我是因何而死,为谁而死,那些置我于死地的人都长什么样。同时告知对我不离不弃的家人,不要为我的死而悲伤,害死我的那些人必将得到报应。

    九泉之下,我也不会放过他们。

    一

    我叫王胜利,内蒙古人,1973年生,中共党员,曾经(而且永远)是内蒙公安队伍的一名优秀警察,警号:001070。

    我的父亲也是一名优秀警察,因公牺牲。二十多年前,我以优异成绩从医科大学毕业后,没作高收入、低风险的医生,而是踏上父亲走过的路,做了一名枕戈待旦、赴汤蹈火的刑事警察,侦办了众多大案要案,多次获得一等功、二等功、三等功等殊荣,还被评为内蒙古自治区优秀侦查员。

    二

    后来,我考入内蒙古自治区公安厅,做了一名经济犯罪侦查警察,并担任公安厅经侦总队第三支队支队长。在这里,我看到了经济案件侦查工作的复杂性,也看到在巨大利益之下,黑暗之光如何吞噬着脆弱的人性。

    我的上司的上司,名叫王来明,内蒙公安厅党委副书记、副厅长。我与王来明之间,相差着好几个等级,但王来明似乎对我情有独钟,特别看重我,经常直接找我去他的办公室汇报工作,或者直接给我安排工作。这些越规之举,让我受宠若惊,大有路遇伯乐之感,因此对王来明死心塌地忠诚。直到后来我才明白,王来明对我的器重,不过是要培养一个为他谋私利的工具。当我明白了这一点,试图以自己微弱的力量进行抵制,无形中我成了王来明以案谋私的“挡路石”,王来明对我怀恨在心,最后我只能选择疏远和回避,但最终还是招致大祸。

    在我担任三支队支队长期间,王来明先后越过经侦总队,直接违规批转到我们支队二十多起经济案件,这些大都只有几百万的案件,原本不属于公安厅(几千万上亿大要案件)的业务范畴,应由地方公安机关侦办。这些案件的来源,也不是按正常的层层审查、交办程序,而是当事人直接举报给王来明,王来明越过经侦总队直接批示给我。虽然我知道这些案件都是王来明的人情案,都是通过私人关系过来的案子,王来明直接插手这些案子,当然有他的利益在里面,但王来明对我的“器重”,使当时的我愚蠢地对他感恩戴德,放弃了一个警察应有的警惕和原则,选择了盲目服从,并动用宝贵的警力为王来明尽心侦办这些来历不明的人情案。

    以下是王来明直接批示给我的部分“人情案”:

    2015年左右,王来明接受请托,曾多次对内蒙古东达集团公司下手,企图通过公权力将内蒙古东达集团整倒。为此,王来明多次把我叫到办公室,让我们支队围绕东达集团公司开展工作,找毛病。同时让我给东达集团公司董事长赵永亮打电话,通知赵永亮到公安厅接受询问,实际是让我威胁恐吓赵永亮。我一看这又是在整人、以案谋私,我表面上答应,实际上我一直在找各种理由拖延。又过几天,王来明又把我叫到办公室说,东达集团有几块土地,你们支队好好查一查,肯定能查出问题。我还是在推脱。后王来明认为我办事不力,将这块工作交给公安厅经侦总队中部分局办理。随后,公安厅经侦总队中部分局对“东达集团非法转让土地”立案侦查。

    当然经侦总队被王来明选中作为谋利工具的可不止我一个人,在王来明做公安厅副厅长期间,经侦总队下属各支队大都为王来明侦办过人情案,总数应在五六十起。王来明直接批示的这些人情案,档案都保留在经侦总队,有关部门如果有兴趣调查,是很容易查出这里面的名堂的。我在发现王来明利用我为他谋私利后,就选择了由抵制到逐步往后退。我知道这会对自己很不利,但我只能这样,因为做王来明谋私利的工具,严重违背了我做警察的初衷。

    祸根由此种下。

    三

    王来明有一个心腹弟子,名叫张建军,是内蒙自治区纪委的工作人员,现在是内蒙纪委一室副主任。此人在各种场合公开声称王来明是他的干爹,他就是王来明的干儿子。

    张建军并没有夸大其词。

    王来明原是呼和浩特市玉泉区检察院的检察长。张建军从学校毕业后分到玉泉区检察院做秘书,把王来明伺候得不错,王来明挺欣赏他。后来王来明调到自治区检察院,到反贪局当局长,就把张建军也带到这个地方。王来明调到公安厅当副厅长,就把张建军安排到兴安盟检察院当副检察长。张建军也没去上过班,挂个名,实际工作还是在王来明指挥下,参与公安厅经侦总队一些案件的侦办。

    张建军作为检察院的一个干部,没去检察院上班,跟我们这些公安在一起办案子,实际成了我的同事。那时我们也没觉得不妥,后来才悟出来,张建军被王来明安排,跟我们这些公安一起办经济案子,而且都是核心案件,由王来明直接把控,谁都明白这是为了什么。多年来,张建军在王来明的安排和操控下,究竟违规、违法参与了公安厅哪些重大经济案件的侦办工作,有关部门只要愿意查,很快就能查清楚。

    举个例子,呼和浩特市曾经发生一起绑架案,巴彦淖尔的一个女老板,绑架了内蒙中国银行行长的老婆。报警后,公安把人解救了,最后一查发现这个女老板通过银行工作人员集资诈骗,这个女老板叫图雅。经侦总队办这个案子,我在这个专案组,王来明把张建军也派进来,他进来就挑拨总队长和政委的关系,最后总队长被架空,张建军和政委指挥这个案子。

    王来明利用张建军控制政委,控制整个案子。图雅集资诈骗案涉案金额达27亿余元,被骗的储户多达300多户。处理善后工作期间,给储户退钱,先给谁退,想给谁退,都是张建军说了算,这里面就有很大的腐败空间。张建军公然违规跟涉案的储户也就是被集资诈骗的受害人私下见面,收了很多钱,是张建军在经侦总队发的最大的一笔财。个别被骗的储户对我们说,你们那张建军很厉害,不给钱还明要,那才叫厉害!每个人不得弄个几十万,一共涉案好几十亿,那得弄多少钱?

    仅仅这一个案子,王来明和张建军一共牟利多少,也是很容易查清楚的。

    王来明在公安厅大肆谋私利,是上下皆知的“秘密”。王来明分管经侦期间,公安厅的厅长马明(2019年12月被双规)去公安部开会,公安部的副书记还有经侦局某局长跟马明吃饭时说,你们公安厅怎么回事,公安部10封举报信,就有9封是告王来明的。马明就给秘书打电话,让王来明连夜飞到北京跟他见面。马明让王来明解释清楚那么多举报他的信是怎么回事,并指令王来明,从当天开始,公安厅经侦总队除了搞公安部交办的案件,其他一个也不准搞,全交到下面盟市公安去搞。

    因为这个事情,王来明跟马明翻了脸。王来明在厅党委会上跟马明拍桌子,全公安厅都知道,他俩的矛盾越来越深。马明从吉林带过来的秘书在公安厅到处搜集王来明贪腐的证据,也托人找我,让我提供王来明的犯罪证据。王来明也感觉到危机,让我到他办公室,让我调查谁跟内蒙纪委张力书记有关系,叫我赶快给他提供这方面的资源。我就明白王来明问题多,告状的多,他害怕纪委查。

    后来,王来明又把张建军安排到自治区纪委一室工作,张建军的仕途,背后实际上都是王来明在发挥作用,张建军因此自称是王来明的干儿子,一点也不为过。张建军除了为王来明敛财外,还以纪委身份为王来明挡事、平事。“父子”两的配合可以说是完美,这也是王来明至今没有被调查的主要原因。

    曾经有段时间,张建军跟我的关系不错。我选择逐步远离王来明后,事情发生了变化,直到著名的王玉宝诈骗案发生后,张建军就从朋友变成了残害我的恶魔。

    四

    2013年8月19号,公安部经侦局把一起重大合同诈骗案移交给我们经侦总队,我们就开始初查。过了一段时间,王来明让我去他办公室,问我最近忙啥,我回答在忙公安部交办的一个案子。他问什么案子,我怎么都不知道?我回答是公安部来厅里直接交给经侦总队的案子。然后我就将案件情况向王来明作了汇报。王来明马上说,涉案金额这么大,几个亿,要马上成立专案组。然后王来明就从巴彦淖尔借调30多名干警,上了这个专案组。

    这个诈骗案是2013年9月18号立案的,所以叫“918”案。诈骗犯是鄂尔多斯东胜区的几个房地产老板,说是房地产老板,实际是一些投机趋利的不法商人,尤其是王玉宝还涉嫌十几项其它犯罪,是典型的黑恶势力。参与诈骗的还有鄂尔多斯浦发银行行长常青,以及受害单位的财务主管王志飞。常青以浦发银行购买理财为名,并以浦发银行名义做担保,4个不法商人通过伪造土地证、虚假抵押、重复抵押、虚假评估、重金行贿受害单位财务主管王志飞等手段,诈骗新蒙公司项目建设资金5亿元。

    当时北京瑞兴资产公司在内蒙古准备投资建设一个煤制气项目,是国家重点项目。瑞兴公司在内蒙古鄂尔多斯的一个旗准备投资建厂,为这个项目成立了内蒙古新蒙公司,总公司派了一个叫王志飞的财务人员,先行来到鄂尔多斯,总公司把5亿元前期建设资金打到鄂尔多斯的浦发银行。

    浦发银行的行长叫常青,5个亿就转到浦发银行,常青行长马上开始了解这个企业,打听是什么项目,在哪里开发,过来的是什么资金。然后他就主动跟王志飞接触,说你这个项目还在筹备,这么多资金放在这里,每天损失太大了,不如把这些钱放出去,挣点利钱,这样损失少点。王志飞就说,你这个想法也挺好啊。常青就给王志飞引荐4个老板,有王玉宝、刘永胜、邱永胜,还有一个叫赵飞的。

    王志飞也将这个情况向上面汇报。常青答应给这4个老板以浦发银行名义出担保,并答应给瑞兴公司出承诺函,承诺这个资金是以购买理财的形式借给他们,保证不出任何风险。也就是说,银行承担这笔资金的风险。

    然后这4个老板分别向王志飞行贿100-200万不等。常青给王志飞虚夸这4个老板是搞房地产的,还有搞路桥的,资产多,项目好,公司实力雄厚,绝对没风险。实际这些公司都是皮包公司,房地产项目早已全部烂尾,这几个老板在常青浦发银行已有大量贷款,有的是正准备再次向浦发银行申请贷款,经过银行贷前审查,认定为严重不符合贷款条件的公司,常青就将这些公司介绍给王志飞。案发后,公安厅也专门给王玉宝、刘永胜等涉案公司做了司法审计,审计结果也印证了这些公司资金链早已断裂,项目早已烂尾,农民工、拆迁户上访闹事频发。但是王志飞不知道这些情况,常青知道。王志飞收了这些人的好处,考察也就敷衍了事,王志飞拿这些钱在北京买了一套房,买了一辆车,剩下的钱王志飞占为己有。

    一共骗了5个亿,王玉宝的公司1亿,邱永胜公司2亿,赵飞1亿,刘永胜1亿。这些人骗钱后大多用来放高利贷,或者还债。

    一段时间后,北京瑞兴资产公司的老板突然接到一个人电话,说:“你是不是叫李茂银?”李茂银就是那个受害单位的老总。对方又问:“你是不是借给鄂尔多斯王玉宝一个亿?”李茂银说是有这么回事,怎么了?对方说:“你被骗了。”李茂银说:“怎么回事?”对方说:“他是不是给你抵押土地了?抵押土地的土地证全是假的。你去相关部门查一下就知道了。”李茂银一查确实是假的,然后他马上向公安部报案,报案以后案子就这样过来了。

    五

    “918”案立案以后,包括侦查期间,内蒙纪委的张建军多次给我打电话,问案子咋样了?你们搞的案子那个人啥时抓呀?抓不抓人了?挽损啊啥的,就关心这些事情。

    案子移送起诉后,张建军就给我打电话,说,胜利,我跟你说个事儿,你们那个案子扣的一些东西,就是王玉宝(诈骗案涉案人)的那些东西,没用的话你给我返吧,有人找我了,你给返回来算了。

    张建军打这个电话的时间,在2015年、2016年左右,那会我已经跟他疏远了。他打电话说,你们“918”案扣押的财产,营业执照、帐啊这些东西,你给我退吧,有人找我了,是朋友,碍不开面子。我回答他说,这些东西已随案移交检察院了,我也无权退给你。他隔了两天又打过来,说,我刚刚给检察院打了电话,这些东西根本就没有随案移交,你忽悠我吧?

    实际情况是,当时扣押清单的确已经随案移交了,移交扣押物品时,检察院说东西太多,没地方保管,将来到法院开庭的时候需要什么你们就给往过拿什么。所以说,当时确实把清单拿过去了,我就对张建军实话实说,经侦总队现在是帮检察院代为保管这东西,这些扣押物品现在已经不属于公安,我没有权力处置这些东西,而且公安机关办理经济犯罪案件相关程序规定,扣押的东西要处置,必须等二审结束以后,确定这些东西与案件没有关系,才能对这些东西作出处置。再说了,我也只是个小支队长,只是个小角色,我也说了不算,你找领导吧。张建军当时就很生气,说我,你小子行,照你这个态度,咱们走着瞧!

    在我的印象中,张建军要整我,就从这个时候开始了。

    我的理解,可能有人找他了,要退这些东西,想要毁灭这些证据,或者这些涉案物品里面,还有我们没有发现的重大线索,或者涉及到更高级别的人,涉案的相关人员找到张建军,想拿走这些东西,毁掉。我拒绝了张建军的要求,张建军受人之托,交不了差,当然怨恨我,这就为他后来整我埋下伏笔。

    六

    2015年10月,常青、王玉宝等人的诈骗案起诉到包头法院,张建军等人还有其他保护伞,干扰法院,不让判,按正常程序几个月就判了,但这个案件在包头法院呆了两年,不能判,导致1.6个亿不能返还,瑞兴公司就给当时中央第二巡视组写了封信,因为资金被骗,导致国家重点工程迟迟不能启动,希望包头法院加快审判。中央巡视组非常重视,把这份材料转到内蒙纪委,正好是张建军核查,这个案子一个月后也判了。

    中央巡视组关注的本是“王玉宝案在包头法院久审不决”的问题,到此,中央巡视组关注的问题已经解决,但张建军等人却继续打着中央巡视组的旗号对我下手,开始整我。

    张建军先是领人到北京,找到受害单位,北京瑞兴公司,谎称说中央巡视组让我们查王胜利呢,说合同诈骗案,公安厅经侦总队专案组从王玉宝手头追缴的钱,专案组没及时返还给瑞兴公司,所以法院把王玉宝重判,张建军要求瑞兴公司举报我办案渎职。

    事实上,合同诈骗案我们挽损1.6个亿,其中王玉宝退赃5000万,邱永胜退1.1亿,一共1.6亿,根据规定,这些钱必须等生效判决出来后才能返还给受害单位,确定这是诈骗才能返还。一审判决时,王玉宝等人的退赃,包头法院已经认可,并给予了从轻处理,王玉宝骗1亿,判18年,刘永胜骗1亿,判无期,王玉宝的退赃已经给予从轻了。但是张建军告诉北京公司,说你们要举报王胜利,举报他在办案中渎职了,没有及时将赃款返还给你们,导致把王玉宝判重了。北京公司的律师陈东青懂这个事情,说专案组就1.6亿元待生效判决形成后再返还一事,已经跟我们沟通过,并且也征得我们同意,我们也能理解办案机关,我们没意见。但是张建军坚持要求受害单位举报我怠于挽损。

    要求受害单位举报我,受害单位没有同意。张建军回到呼市第二天还打电话给受害单位律师,问举报信写好了没有,赶快寄到内蒙纪委来,但受害单位没有寄举报信,因为受害单位认为不符合事实。

    我被留置后,张建军又领一伙人到北京,找到被害单位北京瑞兴公司,说王胜利出事了,你们知道不,让我们抓了,你们谁也不要管王胜利的事,不许说情。

    2018年4月份左右,张建军又找到受害单位,说王玉宝被冤枉了,办成冤假错案了,判重了,自治区高院马上就要发回重审了。当时这个案子还没有发回重审,但张建军提前就知道了,告诉瑞兴公司,说马上就发回重审,你们也不要追究王玉宝等人的刑事责任了,你们不就是要钱嘛,追究什么刑事责任,给你们挽损就行了,我们给你们协调挽损,不要追究王玉宝他们的刑事责任。这不就是为王玉宝脱罪吗?

    结果王玉宝案子在5月份真发回重审了。审判机密,张建军提前就知道,并且泄露给受害单位。

    张建军在核查中央巡视组批示的线索过程中,跟王玉宝、刘永胜、常青等人的关系更加紧密,在更大利益的驱动下,他就利用手中的权利对我下手,为王玉宝等人脱罪。然后他企图通过打倒办案民警,来否定公安厅专案组证据的合法性,从而为王玉宝等人脱罪做铺垫。

    现在这个案子重审刚开完庭,法庭上的王玉宝等人,包括辩护律师,强烈要求调取我的“犯罪证据”,要求调取我案件的判决书。他们主要想诬陷我刑讯逼供和受贿,想定这两个事,来否定“918”案证据的合法性。如果把我定成刑讯逼供,“918”案的证据就全否了,把“918”案从刑事大案变成民事纠纷,通过改变案件性质,达到脱罪的目的。

    七

    我的案子,张建军是用准格尔旗的手续立的案,但办案人员全是内蒙纪委一室的人,包括谈话的人,地点也是内蒙古纪委的留置点,而且我的工作单位和准格尔旗一点关系都没有。

    张建军他们是利用中央巡视组批示“常青、王玉宝案”在包头法院久审不决的问题的机会,故意歪曲中央巡视组的本意,给我编造了一个“拖延办案、怠于挽损”的罪名,并诬陷我贪污公款,还利用王玉宝的诬告信,栽赃陷害我索贿500万未遂,将我描述成小官大贪的典型,以骗取有关领导的批示,对我下手。

    事实是,2013年12月底,王玉宝说要退赃,当时正值年底,银行朋友白艳秋多次和我谈让我到帮她揽点储,好完成储蓄任务。我鉴于白艳秋对我们平时工作中在银行查询方面给过很大方便,当时我电话和王玉宝说,你能不能把退赃的钱先在朋友白艳秋银行存上1—2天,帮她完成点年底储蓄任务,再转到公安厅账户,当时王玉宝就同意了。后来我也没管这个事,大概又过了几天,王玉宝把500万元存到了公安厅账户上。据后来证实,2013年12月27日,王玉宝把500万元通过银行转账存到白艳秋所在的银行王玉宝自己银行账户上。次日,王玉宝还应白艳秋的要求把其中的350万元转账到另一个银行网点,帮助白艳秋银行同事完成储蓄任务,2014年1月3日,王玉宝把上述500万元转到公安厅账户。这就是事情的真实过程。我当时没意识到,但后来认识到我这确实是违纪行为。但是纪委办案人员威胁恐吓我,要把我工作中的违纪行为强行认定为犯罪。留置后期,我如实说是帮银行的朋友揽储,但他们故意不记录,他们还威逼白艳秋,不让说成揽储。

    张建军仅凭王玉宝的一封诬告信就给我强行定成索贿500万,还弄个未遂,既违背常理,也违背法理,荒唐至极,毫无法律知识的人都能一眼看出其中的奥妙,那就是赤裸裸的栽赃迫害:一是我向所办案件中即将被处以重刑的诈骗犯王玉宝索贿500万元一事,严重不符合常理,任何人听后都认为是天方夜谭,我没那么大胃口,自治区副主席潘逸阳向令计划多次才行贿600万元,比一比,我这就是个天大笑话。二是既然是索贿,那我为什么不约王玉宝在一偏僻地方进行现金交易,直接把这500万元放在车后备箱一走了之?为什么要选择一个城市监控最密集的银行大厅进行呢?三是既然是索贿,为什么不让王玉宝直接存入我个人账户而是存入王玉宝自己账户?四是我和白艳秋是普通朋友关系,既然是索贿,我为什么还要找个“证人”(白艳秋)在场全程监督我索贿呢?五是既然是索贿,我没有王玉宝的银行卡,没有本人身份证,不知道密码,如何能从银行安全、稳妥、无痕迹提出现金呢?更何况是500万巨款呢?六是既然是索贿,王玉宝讲到我给他发短信安排他怎样存这笔钱、找谁办理等等,那么所发信息是我索贿最好的证据,我作为一位老刑警能犯这个低级错误吗?七是王玉宝将这500万元存入白艳秋所在的银行王玉宝个人账户后,次日按照白艳秋的要求又将其中350多万元以王玉宝个人名义存入白艳秋同事的银行完成年终揽储任务,有这样的索贿吗?八是我最近翻了一下我当时的工作笔记本,上面清楚记着:公安厅经侦总队在侦办王玉宝等人合同诈骗案过程中,王玉宝赃款追缴都是由专案组石天宝等专人负责,该案赃款追缴都提前在专案例会上通报过,当时我都向受害单位通报过,这些人的证言证词全都没有,这又是为什么呢?九是既然是索贿,那么呼市中国银行工作人员白艳秋那就是铁板定钉的“共犯”,为什么至今还“逍遥法外”呢?

    张建军几次找我索要王玉宝的涉案扣押物品,被我拒绝。在我被留置后,王玉宝的手下又给内蒙纪委写信,要求返还公安厅扣押的财产,张建军两次将这个材料转到公安厅,其中有一次上面写到“此事刘奇凡书记非常重视”,他用书记的名义做批示,要求返还王玉宝被扣押的财产。公安厅还是我那个态度,这个事儿没有二审终审,不可能退还东西,公安厅没有退还。所以这事都让张建军他们很被动,就利用王玉宝对我进行栽赃陷害。

    随后,张建军又组织王玉宝的儿子给纪委写举报信,说是专案组其他人员也对他进行刑讯逼供,此后张建军多次找专案组准备杜撰、编造刑讯逼供的证据,想要推翻王玉宝等的犯罪证据的合法性。

    八

    法院认定我犯受贿罪、贪污罪、滥用职权罪等多项罪名,全是在张建军等人的组织指挥下,办案机关罗织罪名的恶毒陷害。其中的一些所谓“罪行”,不但根本不成立,反而是经过公安厅副厅长王来明同意或指示而产生的工作行为,怎么就成了我的罪行呢?

    所谓受贿罪,实际情况是,2013年8月19日,公安部交办常青、王玉宝等人合同诈骗案。王来明副厅长全程亲自指挥案件侦办工作,同时从基层借调经侦民警组成专案组。专案组吃住在公安厅办案基地,因办案地远离市区,公安工作又没时没点,办案中经常出现加班误餐等情况,干警抱怨很大,他们都是从外地借调而来,常年不能回家,专案组工作任务又很重,经常因为工作吃不好饭,确实是个问题。

    此外,专案组配备多台专案用车,公安厅财务只报销外地出差燃油费用,呼市市区燃油不能报销。公安厅经侦总队就此案也没有给专案拨付一分钱专案经费。鉴于以上困难,我向分管经侦的王来明副厅长请示,王来明指示可从公安厅到办案基地中途找一小饭馆,先挂账解决加班误餐问题,王来明还答应帮助协调公安厅财务,报销专案部分燃油费用。

    受害单位北京瑞兴公司知道这个情况后,抢先垫付了2万元饭费和2万元油卡,交给了专案组内勤杜剑。我知道后立即向王来明副厅长和总队领导汇报,领导均指示:“尽快报销,及时归还。”

    十八大后,因中央八项规定等,公安厅财务对餐饮费和燃油费报销越来越严格,受害单位垫付的餐费与燃油费,公安厅财务一分钱也不能报销。专案组又请示王来明,王来明指示:“效仿厅机关其他人做法,变通报销。”后专案组内勤杜剑从专案组常年定点住宿的鄂尔多斯威利欣酒店开住宿票,报销出49240元,将其中的4万元归还给了受害单位北京瑞兴公司。此油卡和饭卡一共使用了2年多,全部用于专案组加班吃饭及专案用油,我没有占有一分钱,法院却将受害单位垫付的这4万元给我认定了受贿罪,请问我受贿了什么?

    九

    所谓贪污罪,实际情况是,在办理“506”“918”两案时,专案组全在鄂尔多斯威利欣酒店长期住宿,借调侦查员杜剑做专案组内勤,专人负责与酒店联系、订房、对账、开票、报销、结算、付款等工作。我没开过一次发票,也未报销过一次,也未和威利欣酒店相关人有过任何协调等工作。

    2017年11月纪委就专案在威利欣报销住宿票一事开展调查,我不知道当时报账的具体情况,为此专门和专案组石天宝、樊寅卯一起去问当时经办人杜剑,这些住宿、饭费、油费等账目究竟是如何报销的,问后才明白:杜剑第一次从威利欣酒店开票91200元,从公安厅报销后杜剑支付威利欣住宿费50000元,剩余41200元准备归还受害单位北京瑞兴公司垫付的4万元(2万元饭费及2万元油费),但那段时间北京瑞兴公司迟迟没来内蒙,这期间威利欣酒店房费又积攒很多,酒店又向杜剑催房费,杜剑又将41200元中的36200元给威利欣结了房费,剩余5000元支付了向专案组成员李勇的借款,这5000元是专案组在鄂尔多斯工作期间,国家审计署、公安部两位领导多次来鄂尔多斯指导“506”专案期间餐费等花销,这花销当时也向王荣贵总队长请示过,以上这笔41200元却被纪委认定为我个人贪污,真是荒唐至极。

    还有一个所谓贪污33600元,也是莫名其妙。由于第一次杜剑准备用上述41200元支付油卡与饭卡,后因酒店又催房费,就又支付威利欣酒店住宿费等,后期杜剑从威利欣开票报销33600元,再加上专案人员垫付的杂票共报销出49240元,杜剑当着我的面将40000元归还北京瑞兴公司陈东青垫付的餐费和油费,剩余款项支付威利欣酒店虚开票的税费,然而,这笔33600元也被纪委认定为我个人贪污,请问,我贪污什么了?

    十

    判决书还认定我收受了王小兵5万元,实际情况是,这个案子也是王来明副厅长直接批示给我的“人情案”。

    有一天,王来明给我打电话,说他批过去一个案子,一个叫王吓财的,举报王振民职务侵占,问我们支队收到了没有。我说让内勤查一下。按程序,王来明应当直接给总队长打电话询问情况,再由总队长给我打电话,我毕竟只是一个支队长。但王来明不这样干,王来明要一插到底,他经常把总队的十几个支队长弄得进退两难,所有事情他全部插手。这些案子大多是直接找王来明帮忙的,没有按公安厅经侦总队举报流程正常进行。

    我说没收到这么个举报,让内勤找找。内勤看完以后说支队没有收到。王来明就生气地说:“我早给你们批过去了,你们到现在为什么没收到呢?你赶快去总队办公室找一下。”我就安排内勤去总队办公室找,最后找到了,好像在举报材料上王来明批的是请三支队依法办理。他这就是越权了,哪个支队办理,应当由总队长指派。

    又过几天,王来明指示我:“你们得赶快组织人给我查去,这么长时间了,你们怎么没动静?”我说支队人手严重不够,哪有警力查这个案。王来明就说,警力不是问题,我给你解决。他就从巴彦淖尔市一个旗公安局找了一个叫冀浩飞的,吩咐我让冀浩飞主办王振民案件。

    王来明分管经侦总队的时候,经常让我去他办公室汇报案子。一个支队长要去分管厅长办公室汇报,这不符合规定,应该是我给总队长汇报,或者给副总队长汇报,然后,总队长再给王来明汇报。就因为这些事情,王来明跟总队长闹得非常紧张,到了双方对骂这种程度。

    有一次,我有个事请示了王来明,回去后我跟总队长说,我向王来明汇报了,并把王来明的指示也给总队长传达了,总队长听完后就骂:“王来明就是个村警,他懂的个啥?咱们别理他。”

    王吓财举报王振民的这个案子,是个小案子,一个副厅长来关心这么一个小案子,非常关心。我被留置后才了解到,王振民这个案子,是王小兵,也就是王吓财的儿子,通过内蒙纪委案件审理室主任沈佳交给王来明的。(沈佳后来在2016年8月31日因受贿近3000万元被判处无期徒刑)。王来明找到我,给我们部署工作。王来明为啥要从巴彦淖尔那儿借调冀浩飞呢?因为王来明老家是巴彦淖尔的,王来明和冀浩飞的上一辈关系很好,冀浩飞也对我说过。王来明找冀浩飞主办这个案件,这里面有很大的问题。王振民案件的立案、抓捕、逮捕、移送起诉,全部是冀浩飞直接向王来明汇报。我有时想了解下这个案子,冀浩飞就说:“王厅长把关的,你还不放心吗?”所以王振民这个案子,主办是冀浩飞,程序性问题需要我签字的,我签签字,就连经侦总队的总队长也沾不上边,都是王来明一手指挥。

    后来我被纪委留置后,办案人员一直让我说点受贿的问题,他们对别的问题不太感兴趣,他们说王小兵也被留置了。留置期间,我每天遭受各种折磨,长期罚坐、饥饿、精神折磨,时间长了,我实在受不了。纪委他们每天就是和我讲,你是要“一罪”啊,还是要“数罪”呀?我问啥是一罪啥是数罪?办案人员说,一罪你就把你所有受贿的问题谈出来,如果你不交代自己受贿问题,那我们就会把你工作的中的瑕疵全部给你认定成犯罪,什么“挪用公款、滥用职权、贪污”等几个罪名“数罪”判你十多年,法院不敢不听我们的,如果你交代一罪,也就是受贿罪,那么我们就会把你的“数罪”打包,存放在内蒙古自治区纪委档案室,永远没有人敢拿出来的。这就是一罪和数罪。

    在长时间折磨和虐待下,我实在受不了,我就跟办案人员说,你说说我受贿谁的钱了?办案人员说,王小兵已被我们留置了,他说给你送过钱。我问送过我多少钱?办案人员反问,你收过他多少钱?我说我收过他给我送的茶叶。他们又说,你好好考虑考虑,不是茶叶,是钱,是10万元钱。我说就是茶叶,办案人员说,你多少得给我们讲点受贿的事,我们也好交差,否则的话,你办过这么多案子,从中找你点瑕疵不难,我们就把他定成犯罪,也能判你十多年,你要是讲受贿的话,这点也判不了多少年。我坚持是茶叶。

    僵持了好几天,最后办案人员说,反正王小兵说都退回去了,也没个啥。在这种情况下,我最后违心地“承认了”我拿王小兵5万元然后退回的情节。我当时认为我只能以这一笔钱做交换了,没有什么别的办法,只能交换,否则的话,我怕他们用“数罪”给我定死了,但现在他们依然给我编造了“数罪”。

    十一

    所谓挪用公款罪,实际情况是,2012年我们在办理“两虚一逃”案件过程中,当时办案人员为工作方便以及后期准备随案移交巴彦淖尔临河区检察院等原因暂时将2238210元暂扣款为存放在专案内勤账户上。这笔钱不是从一人处扣押的,而是扣押十几个人的,扣齐需要一段时间,所以当时暂由专案内勤席博临时保管,要求收齐后马上存入公安厅账户。如果扣一笔交一笔的话,就需要办案人员扣每笔都必须前往指定银行对账,然后再去公安厅财务对账,然后再到公安厅财务开收据,然后再给被扣押人出具扣押手续。当时办案场所在一酒店,不在公安厅机关,也远离公安机关指定银行,当时扣押十几笔钱,如果一笔一笔交款显然浪费时间也浪费警力,考虑到是同一起案件的扣押款,为了工作方便,所以定为统一收齐后再统一上交、统一对账、统一开收据、统一办理扣押手续。

    上述钱款扣押齐后,后期又因王来明就这笔钱是否要随案移交巴彦淖尔临河区检察院犹豫不定,今天让移交,过两天又不让移交,导致又耽误一段时间。在此期间,我就多次要求内勤席博先上交公安厅账户再说,并曾指派专人协助其上交,但内勤因办事拖拉等原因又耽误一段时间,结果这笔钱在刚超过3个月没几天后上交至公安厅账户,纪委认定是我挪用公款,请问,我挪用了什么公款?

    另外,2013年冀浩飞在办理王振民职务侵占案期间,办案干警扣押537545.9元,我要求办案人员马上上交公安厅财务,但办案人员因工作原因临时存放在其个人账户上一段时间(3个多月)后上交公安厅财务。办案人员冀浩飞当时向我说了没有及时上交的原因:这笔钱当时准备随案移交检察院,超过几十万的钱,如果先存入公安厅账户,移交检察院时再取出程序复杂,需要6、7个环节领导审批,至少需要半个多月时间,如果遇某个环节领导出差,那将耽误更长时间,后因检察院不接收,才移交公安厅财务,因此耽误了一段时间。再加上当时案件工作任务重,冀浩飞、张永晟等办案人员经常外地出差,所以没有及时上交。

    以上两笔钱我从没要求过办案人员违规存放在他们个人的银行卡上,办案人员扣款后,由于各种原因临时保管,后存入公安厅账户,期间无任何挪用行为,两笔钱的扣押、保管、后期存入公安厅账户都不是我具体办理,钱一直都存在干警个人卡上,卡在干警手里,密码他们自己知道,自始至终我都没有接触过这两笔钱(银行卡),也未存入我个人账户,我也未使用,没贪图一分钱利息,也没有挪用的目的、动机和主观故意,没有挪用的实际行为。怎么说是我挪用公款?再说,为了方便工作,当时公安厅经侦总队大要案暂扣款临时由专案内勤管理也是惯例,每起专案都存在这种情况,2012年那时经侦总队对此也没有严格要求。这就是我的挪用公款。

    十二

    所谓滥用职权罪,更是荒诞至极!常青等人合同诈骗案,是中纪委批办、公安部交办,涉案金额巨大,案情十分重大,我在整个案子的侦办中,仅仅是一个上传下达的小角色,说我滥用职权,那是在抬高我的职权。

    分管经侦的王来明副厅长,对这个案子所有侦查工作进行全程指挥、决策,细到先对谁后对谁采取强制措施、对涉案物品怎样查扣等,特别是对“918”案涉案物品的查扣工作,王来明提出了4点意见:

    一是对犯罪嫌疑人涉案公司资产进行查封扣押,“宁多勿少”,防止资产隐匿转移,全力做好挽损工作。

    二是对涉案公司账目依法扣押,做好证据固定与司法审计工作,准确客观评估涉案公司履行合同能力,深挖余罪,不能出现漏罪。

    三是对重点涉案公司印章、证照等依法扣押,防止其通过伪造交易转移资产,也防止其伪造债权债务,从而影响案件司法审计,导致错误评估其履约能力,同时也防止其进行新的合同诈骗等犯罪。

    四是明确要求“918”案所有查封扣押物品必须等法院生效判决后再做处置,任何人不得提前处置。

    “918”案件侦查中,王来明副厅长是案件总指挥,对该案立案、强制措施、审讯、查封扣押等工作进行指挥与决策;赵永刚、王荣贵总队长(赵永刚总队长在北京挂职锻炼期间由王荣贵总队长负责)宏观落实王厅长指令,并对案件进行指挥部署;呼和副总队长具体落实总队长与厅领导指令,具体指挥案件侦查工作,并对全案进行审核把关;厅法制局对全案所有侦查环节进行法律审核与把关;我负责所有办案人员后勤保障,包括吃、住、车、油等,还有工作的上传下达及与厅机关各部门协调;专案各组具体办案人员具体负责案件侦办工作。

    该案犯罪嫌疑人除常青、王志飞是公共部分外,王玉宝、刘永胜、邱永胜、赵飞等4名嫌疑人相互独立,互不关联。王来明指示专案组分别以这4名犯罪嫌疑人成立4个办案组,由石天宝、赵洵、杜剑、叶涛4人担任组长,也是主办侦查员,每组再确定2—3名侦查员协助办理,形成4个办案组,每组都实行主办侦查员负责制。

    在查封扣押过程中,每组侦查员根据王来明副厅长的整体查封扣押工作思路,结合各自所办案件实际情况与工作需要来决定查扣范围,然后拿出查扣意见,起草呈批查扣所需法律文书报告,呈报“五级审批”。我对每组所办案件情况不熟,也不具体参与每组侦查工作,不亲临现场,所以无权决定查扣范围。每组查扣后,法律文书复印件要报法制局审核备案,没有使用的空白法律文书要退回法制局,同时专案内勤会将查扣情况形成表格报王来明副厅长、赵永刚(王荣贵)总队长、呼和副总队长和厅法制局。

    而且,“918”案所有侦查工作,包括查扣工作,都要经过严格“五级审批”,参与审批领导从低到高分别是:呼和副总队长,赵永刚(王荣贵)总队长,厅法制局局长,分管经侦工作王来明副厅长、公安厅常务副厅长。我不是“五级审批”中的一级。“五级审批”谁签字谁审批谁负责,分工明确,责任明确,各司其职,权利越大责任越大。退一万步,如果滥用职权成立,那参与“五级审批”的人员都应该承担责任,认真审核而签批的那是滥用职权,未认真审核签批的那是玩忽职守。最初提出查扣意见,起草查封扣押呈批报告的,参与查扣的具体办案人员更是滥用职权。我既不是决定者,也没拿查扣意见,也未参与具体查扣,怎么就成了滥用职权罪呢?

    再说说张建军等人故意不对王玉宝等人的涉案公司整体生产经营状况进行审计和评估,没有查找引发农民工上访的真正原因,仅凭派出所出警记录和政府接访人员的笔录,就认定是因为公安厅专案组扣押王玉宝等涉案公司印章、营业执照等而导致这些公司给农民工发不了工资和项目烂尾,引发农民工上访等群体性事件。这就是栽赃和迫害。

    从公安机关扣押涉案公司账目清楚看到,在公安机关对这些涉案公司立案前,这些公司早已无任何生产经营,并且债台高筑,资金链断裂,账目上无一分钱可用,这是其停工的主要原因。也就说是因没有资金导致项目停工,因项目停工导致回迁户无法安置,工人工资无法发放,才引发上访。绝不会出现公司账上“存放”好几千万,资金充足,只是因为没印章或营业执照导致项目无法使用资金而停工并引发上访,或只是因为没印章或营业执照导致无法发放农民工工资而引发上访,这样的说辞听起来很是可笑。

    另外,如果涉案公司因正常生产经营需要使印章、证照的,只要其向专案组说明情况并提出申请,专案组会派工作人员拿上印章等协助办理,本案涉及的公司都有过这种正常使用的情况。

    公安机关侦办合同诈骗案,依法查扣涉案公司印章、营业执照怎么能认定是滥用职权?

    十三

    判决认定我有105万元资产来源不明,更是无中生有的陷害。张建军等人将我的家庭合法收入故意遗漏,却将支出夸大计算。举几个例子:

    首先,我的工资收入认定错误,办案机关只是累加了我参加工作以来单位财务提供的工资条,而不是累加我工资存折银行流水。工资存折银行流水才是我实实在在的工资收入,因为很多工资补发、警衔补发、立功受奖的奖金、福利等在每月的工资条上是体现不到的。这一项少计20余万元。

    其次,我妻子白艳华的工资收入,办案部门也只是累加了她参加工作以来单位财务提供的工资条,而不是累加工资存折银行流水,工资存折银行流水才是白艳华实实在在的工资收入,因为很多工资补发、奖金、福利、补助等等在每月的工资条上是体现不到的。这一项少计20余万元。

    第三,我母亲张仙花自2006年跟我一起生活至今,一直领取丰镇公安局、丰镇工商局遗属生活补助和公安部每年发放的因公牺牲特别慰问金,仅2006年至2018的工资性收入就有近30万元,已全部用于我们共同生活期间的家庭生活支出,及资助我买房等花费,办案机关故意将我母亲的收入不计入。相反,却将我母亲在我家的消费支出拔高计入,一年不少。

    第四,我转让竹园小区房子的收入约31万元,应当列入我的家庭合法收入,此房由我妻子白艳华从房地产公司购买时房价为27万元,后来市场房价上涨,以58万元卖给陈宏杰,赚了约31万元,办案机关也没有将此项列入。

    其他一些投资性收入,办案机关也有意忽略,一审两次开庭无正当理由拒绝6名证人出庭作证。其实,如果公正办案,这些资产是很容易查实的,遗憾的是,在看不见的黑手的掌控下,我突然天降“巨额财产”来历不明,被他们认定为有罪,这是什么法律!

    十四

    我是在2018年1月2日,被内蒙古自治区纪、监委指定鄂尔多斯准格尔旗纪、监委冒用中央巡视组的名义、以莫须有的罪名进行留置审查的。留置期间,我被内蒙古自治区纪、监委一室相关人员刑讯逼供、虐待和精神摧残折磨,导致我在2018年6月17日夜间突发左腿深静脉血栓并肺栓塞,出现胸痛、气短、呼吸困难、高烧、左腿肿胀疼痛、意识不清等危重症状。

    2018年6月20日,我被送入鄂尔多斯中心医院康巴什分院抢救暂脱离生命危险后,自治区纪、监委一室相关人员不顾我急需溶血栓治疗的患病状况和看守所危重病人不适合收押的意见,于2018年6月21日将我强行送入鄂尔多斯准格尔旗看守所。办案人员不仅野蛮中断我的抢救治疗,而且在我被羁押看守所期间百般阻挠必需的正常治疗,使我的病情持续恶化,以至于左腿静脉和腹腔里的主要静脉全部长满血栓!

    2019年5月30日,准格尔旗法院为亟需接受系统治疗保命的我变更强制措施,取保候审。

    经司法鉴定,我已终身残疾。

    司法鉴定意见书显示,由于左下肢供血严重不足等问题,我左腿肿胀疼痛严重、软弱无力、站立困难、无法行走、瘀滞溃疡、左腿常持续痉挛、疾病继续复发恶化,左腿和腹腔原来堵塞的深静脉没有再通,又新增左腿腓静脉、腘静脉堵塞,堵塞范围持续扩大,活动受限、生活不能自理,且被医学诊断为随时有生命危险。

    并且,我高血压持续升高,已达高血压三级(高压达到220以上),高血压本来就容易引起脑出血等,药物降压效果又不好,而治疗血栓长期服用的抗凝药最大的副作用就是极易引发脏器出血,因此出血风险成倍增加,所以必须保持严密的凝血功能(INR)监测,稍有不慎,极易引发各种出血危症。

    自取保候审以来,我已多次出现消化道出血、脑出血、皮肤黏膜出血及疑似小血栓脱落的危急症状。

    在被内蒙纪监人员残害之前,我在20多年的警察生涯中,多次立功受奖:一等功1次、二等功3次,三等功6次,还被评为“全区优秀侦查员”,而且身体健康,血压正常,热爱运动,体格健壮,无任何基础性疾病,这一点可调查公安厅历年干警体检情况。

    2019年10月11日,内蒙古准格尔旗人民法院一审认定我受贿、贪污、挪用公款、滥用职权等罪名成立,合并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六个月。事实上,这些所谓“罪行”,都是办案人员严刑逼供、编造罗织的产物,没有一样是真实的。

    今年春节前,我通过公共媒体公开讲述了我被办案人员刑讯致残的详细经过【附后】,引发了内蒙政坛的震动,相关人员也一时惊慌失措,通过各种渠道要跟我“讲和”,公安、法院等部门也作出了及时的反应。1月27日,鄂尔多斯中级法院对我一案中止审理。5月27日,鄂尔多斯中级法院再次批准我取保候审。

    事实上,法院方面的这些宽容性举措,是怕我猝死在他们继续审理的过程中,惹上麻烦,所以他们选择了让我继续呆在医院里。然而,从今年国庆双节前开始,鄂尔多斯中级法院不断催促我作笔录,要尽快结案,这意味着我将被投进监狱,并极有可能因病情突然恶化无法及时救治而猝死在监狱里。

    我明白,我生命的最后时刻就要到来,一旦被他们送进监狱,我被办案人员致残的后遗症,随时可能会爆发,监狱审批制度严格死板,我的病一旦爆发,根本不可能得到及时救治,必死无疑。

    是的,王来明、张建军等人明白,把我投进监狱,既能让我闭嘴,更能让我“合理”死亡,因为他们不把我整死,就会寝食难安,法院、监狱不过是他们整死我的工具。因此,我不得不在尚能发声的时候,说出我这个案子的真相,也说出王来明、张建军等人多年来如何沆瀣一气、狼狈为奸、上下其手,利用手中职权大肆贪腐,大肆制造冤假错案,为害一方百姓的种种事实。

    我已不指望有人能为我伸冤,但我坚信,作恶者必遭报应!

    最后,我要对我的妻子表达无尽的歉意!她是一名医学博士、深受患者喜爱的医生,却为了我而受尽苦难,受尽屈辱,依然对我不离不弃,为我的冤案竭尽全力,拼死抗争!

    对不起,我的爱人!王胜利来生当牛做马,也要报答你的爱,你的恩!!!

  • 广东清远强拆祠堂村民被训诫

    【民生观察2020年11月17日消息】广东清远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政府,强占征地红线外汗堂村的土地和房屋。当地村民称政府给予他们的补偿安置标准远低于征地红线内的农民。

    2020年10月20日,当地政府组织强拆汗堂村祠堂。村民坚称当地公安局出动几乎全县警力到强拆现场。村民不服当地政府的强拆行为,连山县公安局即以涉嫌“妨害公务罪”抓捕了13位村民,其中还有参加越战荣立战功的老村长。

    北京、上海、重庆、杭州、南昌、太原等地十余位律师依法接受委托,作为辩护人,为部分被抓捕的村民,依法提供法律服务。

    2020年10月29日至30日,十余位律师同行赶到连山自治县看守所会见了被羁押的村民,到连山自治县公安局递交了辩护手续,到连山自治县检察院请求检察院启动立案监督程序,到广东省检察院请求省检察院启动法律监督程序。

    自治县检察院的曹为民检察长亲自接待律师,认真听取了辩护律师关于应该保障被占地农民的基本生存权,妥善化解矛盾,及时撤销刑事案件的意见,表示将按照法律渠道严格履行法律监督义务。

    后续辩护律师将向广东省监察委,对于连山自治县党委和政府在没有征地批复的情况下强征农民土地,在村民没有签署拆迁协议也未领取补偿款和安置的情况下,强拆民房和有六百年左右的少数民族的家族祠堂。

    如今,在案件即将提请逮捕之际,村民证实(有录音证据):杨姓书记、李副镇长分别带韦姓理事会成员,多次到当地村民家里进行训诫,说他们请的是黑律师,涉外的,过不了多久这些律师就会被吊销执照,如果村民不签协议的话,那些关在里面的人,三天内就会被枪毙。敢对抗政府,你们死定了!

  • 村民被堵路逼迁维权遭报复

    【民生观察2020年11月15日消息】自2019年6月开始,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柳林村拆迁指挥部,组织雇佣数十名人员,对柳林村村民的进出大门进行长达两个多月的堵门堵路,其根本目的就是断绝村民的经济来源逼迫村民搬迁。

    村民们在多次交涉无果后,只好向相关部门反映情况,并实名举报河南省郑州市公安局柳林分局局长姬勇斌、民警孙东方、民警陈文德等人涉嫌警黑勾结、充当黑恶势力保护伞、打击报复举报人等情况。此后柳林村多名受害人非但没有得到应有的依法救助,却被东风路公安分局以扰乱秩序的名义拘留了四人。案件上诉至金水区法院后,主审该案的法官邱红却徇私枉法,严重剥夺被告人及其辩护律师的诉讼权利。

    以下为村民反映材料内容:

    2018年10月5日上午9点左右,柳林村拆迁指挥部雇佣教唆轻工业学院学生(以举行开工仪式的名义,每人日薪80元)以及刑满释放人员钱现杰、涉黑人员阴阳头青年等社会人员共二百余名,对柳林村民冯建科、黄波家圈围并冲击黄波家,后被黄波家人誓死抵抗撤离。对于如此性质恶劣的事件,柳林分局至今却未立案调查(有现场的犯罪照片、视频为证。)

    以刑满释放人员钱现杰和“阴阳头”涉黑青年为首的两百名黑恶势力又于2018年10月5日中午13:20分左右对举报人杨露鹏家进行打砸,先是把举报人杨露鹏家大门砸开,然后上楼对一至十层的楼房的各个防盗门用大锤砸开驱赶杨露鹏家的百十位租房户。并抢走监控设备销毁其违法视频证据,杨露鹏得知消息后开车回家查看情况的路上被三辆套牌车和数十个手带白手套手持大锤的黑社会分子围攻,并对杨露鹏的宝马车打砸,造成三全路严重堵车长达一个小时。然而柳林分局办案民警仅仅对参与杨露鹏家打砸抢案件的刑满释放人员钱现杰处以治安拘留处罚,这明显是在包庇犯罪分子,因为处罚过轻,已被两审撤销处罚决定。

    2018年10月5日中午13:30分左右,在该案件发生过程中柳林村村民黄百林路过,因拿手机拍摄违法犯罪过程被阴阳头青年为首的五六个涉黑人员强行控制后,强行抢走手机和随身物品,并被一辆套牌的灰色江淮商务汽车拉到柳林村拆迁指挥部所在地东方米兰酒店,限制黄百林人身自由长达四小时。此案件至今未立案调查。而参与杨露鹏家打砸抢和绑架黄百林为首的阴阳头涉黑人员被带到治安三中队又转至柳林分局,柳林分局竟然没有此人的身份信息和询问笔录,姬勇斌等人涉嫌私放犯罪嫌疑人、充当黑恶势力的保护伞。有现场的犯罪照片、视频为证。

    2019年6月20日成永、黄俊杰、汤建勋回家通行的北门、西门、东门等道路被人用集装箱临时房堵死,并雇佣二十多人24小时看守。6月25日东门被铁栅栏堵住并锁住,7月3日凌晨吊来集装箱把东门堵死,7月6日凌晨3点多村干部带头准备把东门焊死,在7月13日东门被彻底焊死。

    后又于2019年7月4日开始,柳林村南门和村民汤鹏家门口出现数百村民参与(采用上班签到、下班签到形式)违法堵门堵路、设卡拦截还在村内居住村民家的住户和车辆,并威胁住户限期搬走等事件,堵门堵路期间多次发生摩擦。

    尤其7月10日晚20:00点左右,村民汤鹏家门口还发生参与堵门的村民刘桂霞和村干部黄振一起殴打村民周淑红家住户的事件。此次长达十数天(2019年7月4日至2019年7月15日)的堵门堵路期间,还同时发生殴打住户和假住院讹诈事件,这些事件造成的恐怖环境不仅给还生活在村内的群众全家老小的生活制造阻碍,还给这些群众的精神造成极大伤害。

    2019年8月8日中午1:00点左右,村霸汤建新指使杨安民.朱广亮、刘桂霞等人带队把成永家附近的北门用焊机彻底焊死,造成成永放在北门口的车辆丢失。几人后又到村西门焊门,并事先准备两个汽修千斤顶,想把村民韩文丽(汤二强妻)的雪佛兰轿车顶起挪走焊死西大门,因被举报人发现后阻止其挪车,杨安民的随从朱广亮在微信群里通知其他村民来帮忙挪车焊门,来了共计有一百多人,杨安民指挥大批村民强行把坐有四个人汽车抬到一边。杨安民在指挥抬车的过程中大声说:"去几个女的把她们拉开,这边再过去几个男的把他俩推到一边,只管干没事。"不顾车主韩文丽半个身子还在车下,并把韩文丽七十多岁的婆婆推倒强行抬车。杨安民在焊死大门期间又指挥受雇佣的村民几十人强行对举报人等推搡拉扯,致使韩文丽被故意踩踏的疼痛而大声哭泣。

    汤建勋、周淑红报警后,柳林分局治安三中队副中队长陈文德带队出警,在出警现场不予制止违法行为,还带队站在旁边看热闹。前后共来警车5辆,出警人员共近十余人,均被陈文德示意不管,在旁观看事态升级发展为群体事件。

    2019年8月9日凌晨2:00左右,杨安民吊卸三个集装箱房,把通往金水区艺术小学和举报人汤长松、汤鹏两家唯一通行道路彻底堵死,24小时居住把守,该道路北边百米不远通往菜市场的一个一米来宽的小路口又用一个集装箱房堵死,同时安排人24小时把守。致使举报人汤长松、汤鹏两家近200余名住户和车辆无法通行。汤长松、汤鹏及其住户多次拨打110报警电话后,陈文德带队出警,不管众多人民群众生活所困,通行权受阻,竟抛下一句:“这事不归警察管”,扬长而去。

    2019年8月26日上午9点,杨安民组织数百人强行以"焊围挡"的名义封堵汤长松和汤鹏家出行的唯一道路,因两家人报警并拼死抗争,在民警"和稀泥式调解"的情况下,拆迁方在"封围挡"的同时给两家各留一个小铁皮门,供两家出行。

    2019年9月13日凌晨两点左右,杨安民又带十几个人趁夜深,把汤鹏、汤长松两家唯一出行道路上所留的小铁皮门用方管横向焊死。两家人发现门被电焊封堵后打电话报警,民警到场后,杨安民竟对民警吼道:"再多调点警察过来,把这两家人控制住,让我们把围挡焊住!"气焰极其嚣张。因为两家人的誓死捍卫,杨安民在和出警民警嘀咕了几句后,他们都走了。两家为了出行,把他们焊上的方管去掉,才恢复正常通行。

    自6月20日堵门堵路开始,在我们多次拨打110报警电话和12345市长热线至今,已长达近三个月时间,堵门事件还在愈演愈烈升级中,被困群众度日如年。

    在发生众多违法犯罪事件和此次堵门堵路采用上班签到、下班签到的形式,这明显是有组织有预谋的犯罪行为。报警人和住户的生活权益已被严重侵害,此行为已完全吻合有组织犯罪和软暴力的法规规定。而柳林分局治安三中队民警多次出警不依法劝离、驱散,制止避免事态扩大升级,反而对报警人言语威胁,这"保护伞"当的真是有声有色!(有照片视频,需要可提供)

    面对如此性质恶劣的犯罪行为我们的民警是怎么做的呢?韩建伟告知:这是你村里的事,不归公安管,让找办事处解决;民警徐亮现场看后告知举报人:"这事不归我管,谁出的条例你去找谁,"直接就开车离去;民警王友志现场对举报人说:堵门堵路不归公安管。6月24日出勤民警武宜磊让去柳林分局做询问笔录,询问民警邢柯、韩建伟在做完笔录后,三中队中队长孙东方进讯问室对汤建勋说:告诉你汤建勋,同样事情不能一直打报警电话,否则属于恶意报警,要处理你的。我们大可想象一下,这难道就是我们所谓的“人民卫士”?

    万般无奈下我们只好多方向相关部门反映情况。然而在我们多次寄信实名举报姬勇斌之后,并没有人下来调查落实,也没有单位给我们反馈,堵门堵路行为也没有得到任何改善。反而出现了令人惊诧的一幕。

    我们在长达两个月的被封门堵路期间的报警未得到依法处理和救助,因而去管城法院起诉郑州市公安局柳林分局行政不作为;而东风路公安分局竟于2019年8月22日8:30分开庭前在管城法院南曹法庭门口把成永和黄俊杰抓走,以"涉嫌扰乱国家机关工作秩序罪"(多次拨打110报警电话)的名义关进看守所。此后的8月27日柳林分局又把周淑红抓走,以"扰乱单位秩序"(多次拨打110报警电话)的名义行政拘留十天;9月2日,又把汤建勋抓走,以"涉嫌扰乱国家机关工作秩序罪"(多次拨打报警电话)关进看守所。至此,柳林村自6月20日开始,长达两个月的堵门堵路事件,我们多名受害人非但没有得到应有的依法救助,还被警察以扰乱秩序的名义拘留了四个人。现在警察还经常穿便衣开民用车来村里转悠,企图找我们其他举报人。这一行为已经严重违反了《宪法》第四十一条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保护公民举报权利的规定》。

    柳林村内发生的长达两个多月,连续组织数百名村民堵门堵路行为已愈演愈烈,其根本目的就是断绝我们的经济来源来逼迫搬迁,若我们及家人不屈服于其违法逼迁的淫威下,则对我们进行上述的严重迫害。

    《公安部110接处警工作规则》第十八条(对接报的规模较大、行为方式激烈的群体性事件,应当立即报告分管负责人,并按照工作预案和分管负责人的指示,派警赶赴现场,控制事态,协助有关部门做好缓解、化解矛盾的工作,尽快平息事态),第二十一条(人民警察遇到公民人身、财产安全受到侵犯或者处于其他危难情形,应当立即救助;对公民提出解决纠纷的要求,应当给予帮助;对公民的报警案件,应当及时查处),第二十二条(人民警察不得有下列行为:(十一)玩忽职守,不履行法定义务)等法律法规。柳林分局在上述事件中屡屡触犯相关法律法规,完全就是我行我素。

    依据《金水区人民政府关于成立柳林村城中村改造项目指挥部的通知》(《金政办[2014]6号》文件),姬勇斌身为柳林分局局长同时兼任柳林村城中村改造指挥部副指挥长,这明显违反了《2011年公安机关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意见》中公安民警不得参与拆迁的规定。姬勇斌既然身为柳林村拆迁指挥部副指挥长,其在柳林村拆迁中就有利益共享嫌疑,其对柳林村发生的众多违法行为就有故意不作为和官商勾结、警黑勾结、充当保护伞的动机。因此不难理解为什么柳林分局屡屡保护"黑恶势力",而对我们确是打击报复。

    然而这仅仅是刚刚开始,本以为法律是公正的,不可能一直黑白颠倒。可是让我们更加想不到的一幕居然也如约而至。

    成永、黄俊杰、汤建勋"涉嫌扰乱国家机关工作秩序、破坏生产经营"一案于10月16日在金水区法院进行一审庭审,我们全程旁听,可是主审法官邱红却徇私枉法,严重剥夺被告人及其辩护律师的诉讼权利。

    一、剥夺被告人及其辩护律师申请回避的权利。

    三被告人均申请公诉人孙超回避,理由是孙超没有在审查起诉期间依据《刑事诉讼法》第46条"自收到移送审查起诉的案件材料之日起三日以内,应当告知犯罪嫌疑人有权委托辩护人"之规定,在法定期限内告知被告人享有此权利,但又在起诉书中谎称"其已于三日内告知各被告人享有委托辩护律师的权利",可见其毫无公正而言,应回避。

    三被告的律师补充对公诉人申请回避的理由为"金水区检察院曾经参与柳林村的拆迁工作,其工作人员无论是本案的公诉人或者是其检察长均不可能再具备任何的公正性"。但审判长邱红却当即驳回了此申请。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31条规定,"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申请出庭的检察人员回避的,人民法院应当决定休庭,并通知人民检察院"。邱红法官作为审判人员直接代检察机关做出驳回的决定,显系违法。

    另外,邱红法官剥夺了三被告及其律师申请合议庭组成人员回避的权利。因为在驳回对公诉人的回避申请之后,邱红法官便强令公诉人宣读起诉书,根本没有询问三被告人及其律师是否申请审判人员或院长回避。之后,三被告人及其律师多次提出异议,但邱红法官均置之不理。

    二、剥夺三被告人的其他诉讼权利。

    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182条规定,法院确定开庭日期后,应当将开庭的时间、地点通知人民检察院,传唤当事人,通知辩护人、诉讼代理人、证人、鉴定人和翻译人员,传票和通知书至迟在开庭三日以前送达。但直至庭审进行,三被告人从未得到任何的书面材料。

    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190条规定,审判长宣布开庭,传被告人到庭后,应当查明被告人的下列情况:(一)姓名、出生日期、民族、出生地、文化程度、职业、住址,或者被告单位的名称、住所地、诉讼代表人的姓名、职务;(二)是否受过法律处分及处分的种类、时间;(三)是否被采取强制措施及强制措施的种类、时间;(四)收到起诉书副本的日期;有附带民事诉讼的,附带民事诉讼被告人收到附带民事起诉状的日期。但邱红法官强推庭审,没有查明三被告人的有关信息。

    3、《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193条规定,审判长应当告知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在法庭审理过程中依法享有下列诉讼权利:(一)可以申请合议庭组成人员、书记员、公诉人、鉴定人、和翻译人员回避(二)可以提出证据,申请通知新的证人到庭、调取新的证据,申请重新鉴定或者勘验、检查(三)被告人可以自行辩护(四)被告人可以在法庭辩论终结后作最后陈述。但邱红法官始终未告知三被告人享有此权利。

    三、剥夺辩护律师对被告人的发问权。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191条规定,被害人、附带民事诉讼的原告人和辩护人、诉讼代理人,经审判长许可,可以向被告人发问。

    庭审过程中,邱红法官根本就没有预留律师向被告人发问的时间。在律师一再要求法庭保障被告人以及律师的诉讼权利,要求解决回避等程序问题的情况下,邱红法官依然以此认为"辩护律师没有问题发问",进而要求法警将被告人带出。

    三被告人的发问程序均如此强推,律师们一再陈述,律师需要发问,但希望法庭先保障被告人的诉讼权利,否则不宜进入实体审理,不然将使得整个庭审失去公正性。但邱红法官不为所动,以"视为没有发问'为由,剥夺了辩护律师对三被告人发问的权利。

    四、剥夺辩护律师以及被告人对证据的质证权。

    案件从发问开始就被邱红法官强推到举证质证程序。公诉人的举证数目多且宣读的不全面,根本无法保证三被告人的质证权。辩护律师一再要求减少举证的数目,并且应当将证据交由被告人核实。同时,基于之前程序的违法,如此强推程序不妥,辩护律师再次提出异议,要求停止这违法的庭审。

    但是,邱红法官的态度是一以贯之的,仍然以"辩护律师没有质证意见为由",要求公诉人继续质证,而完全不顾辩护律师所提异议的合理性以及辩护律师从未表示过无需质证的客观事实。

    直到庭审进入到下午两点之后,邱红法官才同意公诉人减少举证的数量,并同意被告人查阅证据。

    五、邱红法官的态度显示金水法院在本案中已不具备公正性。

    金水法院曾参与柳林村的拆迁工作,庭审中又如此急不可耐的要给三被告人"定罪",已根本不具备公正立场。而且,三被告人被指控的行为根本不构成犯罪,金水法院可能已经决心将本案办成冤假错案。

    所谓的扰乱国家机关工作秩序罪中,村民的堵门堵路及核查身份的行为已然违法,《村委会组织法》要求村民决议不得侵犯其他人的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不得破坏法律。且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柳林村曾就此召开过村民大会。事情的成因除了村民的违法就是出警警察的不作为,二者相互作用,造成三被告人不得不为了个人生活在必须出入小区时拨打报警电话,因为出警警察从不根本性的解决问题,而是三被告人报警一次他们解决一次,有时即使报了警警察也不出警,而警察离开后,堵门堵路的村民又继续实施违法行为。

    所谓的破坏生产经营活动罪中,有关的生产是违法的,承包的公司没有拆除资质,违法分包的私人包工头更是没有施工资质,现场没有安全生产许可证亦没有设置任何安全措施。对此种违法施工行为,金水法院有何理由可以认为这些所谓的"生产行为"的价值高于村民的人身、财产安全?这些违法行为可以破坏施工领域的规范要求吗?

    六、邱红法官摧残折磨三被告人的身体和精神。

    下午一点开庭后成永一头栽倒在地,才得知三被告人从早上7点到现在滴水未进,后三被告人被允许饮水,家属则在走廊上发现了三份被扔掉的饭菜。庭审中被告人要求上卫生间也被粗暴拒绝,在律师的多次抗议之下这一正常的生理需求才被满足。这一天的庭审过程非常变态缺乏人性,赤裸裸地摧残折磨三位被告人的身体和精神。

    金水区法院的邱红法官在本次庭审中存在严重的违法行为,致使本次庭审在合法性上缺失,系无效庭审。也反映出金水法院在本案中失去公正立场,不适合管辖本案。

    我们正常维护我们的合法权益,却被扣上"违法罪犯"的帽子。在全面依法治国的今天,为了某些人的一己私利,"人民卫士"、"人民法官"居然"助纣为虐"。姬勇斌及其属下孙东方、陈文德等身为人民公安却知法犯法,充当黑恶势力保护伞;邱红身为人民法官,却徇私枉法,视法律公平无睹。

    在此我们恳请有关部门立即介入此事,彻查此事,将这群害群之马清除"司法系统",追究其刑事责任,维护社会稳定,捍卫法律权威,洗脱我们的冤屈,还我们一个公道和正义。

    以上所述内容全部属实,我们愿随时配合相关部门开展工作。

    举报人:受害人家属
    张宇虹,徐海风,杨建红

  • 重庆公民刘富祥庭审 众多公民声援

    【民生观察2020年11月14日消息】11月11日,重庆访民刘富祥、刘汗、刘小丽、鞠小林四人因遭到强拆,保护自己的家园却被公检法联合构陷以寻衅滋事与涉嫌妨碍公务罪逮捕起诉,他们四人在重庆市巴南区法院违法开庭审理,今天参加声援的公民朋友有50多人,但是法院拒绝公民参入旁听,所有公民都在法院门口等待开庭,四人一起开庭要连续开庭三天审理此案。

    重庆公民刘富祥、刘汗、刘小丽、鞠小林,四人都是重庆冤民刘富强家的私人财产房子被强拆摧毁,4人反而遭到抓捕及法院的审判违法凶手反而逍遥法外。

    重庆公民刘富祥家的房屋、门面于2018年11月9日被强拆一案,于今天2020年11月11日在重庆市巴南区法院违法开庭审理,重庆众多访民得知今天开庭,大家都到法院想参加旁听,学习法律知识,但是法院不给机会,法院知道的是公开开庭,但是不允许旁听,他们四个人开庭只允许每一个人进两个亲属进入法庭参加旁听。

    法院不允许公民参加旁听,法院所作所为激发民愤,依法应当确认政府强拆行为违法,刘富祥、刘汗、刘小丽、鞠小林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第20条为依法维护自己私有合法财产釆取自卫合法。他们反而被人打伤,反而受到法律违法追诉,将罪名强加于民,不允许公民傍听,明显司法不公,这些行证明他们不依法履行宪法赐予公民的权利。

    重庆公民团结一致,为了维护宪法公正!维护司法权威!根据宪法规定,今天前去学习法律,监督法院依法公平审理此案的重庆公民有:朱素芬、朱素珍、郭兴梅、危文元、李发文、张翠英、唐云淑、胡光英、冉崇碧、张明慧、谭敏、邹茂淑、何朝正、肖成林、唐富川、黎家容等50人左右,巴南区法院只准每个人的两个家属参加旁听,其余人员都不准参加旁听。公检法相关部门人员严重违法违纪。请求法院立即无罪释放刘富强等4人,立即依法赔偿安置补偿刘富强家的房屋财产,为他们主持公道,让中国人民真正感受得到法律的公平正义和阳光。

    本网站公民记着晚上20:31分钟拨打电话采访了参加旁听的公民唐云淑,她说所有公民都不得进入法庭参加旁听,他们四个人只允许一家进去两个亲属旁听,说是公开开庭,但是所有去的公民50来人都不让进去,只能在路边等开庭结束了了解情况,还要继续开庭两天。

    2020年是奔小康生活的完功一年,让中国老百姓都进入小康生活,但是这些遭到强拆的公民已经逼迫的无家可归,长期维权上访基本生活都难以维持。十九大五中全会刚结束,公检法联合制造冤假错案,十九大五中全会政府工作报告说让老百姓的感受到幸福!重庆遭到强拆的公民幸福生活的权利在哪里。

    本网将继续关注本案庭审的后续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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