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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发回重审“池慎刚案”是底线

    【民生观察2020年10月17日消息】2020年7月31日上午,浙江省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依法对被告人池慎刚等人组织、领导、参与黑社会性质的组织案一审公开发表宣判。裁决被告人池慎刚犯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敲诈勒索罪、寻衅滋事罪、开设赌场罪、侵害公民个人信息罪、非法拘禁罪、挪用资金罪,数罪并罚,要求执行有期徒刑二十一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罚金人民币五十六万元。判决其他被告人有期徒刑十年六个月至三年六个月不等刑罚。全案部分被告人被并处罚金,并受贿违法所得、责令退赔经济损失。该组织的其他涉黑成员17人分别在德清法院和长兴法院另案处理。池慎刚不服判决提出上诉,如今,二审法院决定不开庭审理,并要求律师于10月20日前提交辩护词。

    一审被形象的称为“杀猪式审判”,二审决定不开庭

    池慎刚案曾经轰动一时,原因之一是庭审状况极为惨烈。池慎刚双手背铐、戴脚链、双腿被捆绑,被法警抬进法庭,审理过程中池慎刚因病多次昏迷,法庭将池慎刚带至其他审判庭视频审、只要有生命迹象就不顾死活强行推进。整个庭审公诉人没有出示任何一组证据,被告根本无法质证,辩护人也无法对证据进行有效质证。

    池慎刚一审被重判21年,没收全部财产,罚金56万。池慎刚提出上诉。8月18日湖州中院立案。

    如今,二审法院决定不开庭审理,并要求律师10月20日前提交辩护词。

    威胁欺骗下自污的口供

    侦查阶段池慎刚一度被化名关押在异地看守所,不允许会见律师,还威胁逼迫解除了辩护律师。据池慎刚讲,侦查人员以重判其儿子相威胁,以轻判其父子欺骗引诱池慎刚出自污供述。侦查人员告诉池慎刚,要给其儿子拍音像资料做正面典型,可以判得轻的不能再轻,为了让池慎刚相信可以轻判,侦查人员给池慎刚看“正面典型”,12个罪变成一个罪,还有返还财产、另案处理通知书。

    在做笔录过程中,只要池慎刚有点不配合,侦查人员马上就说不做了,跟领导汇报。池慎刚还觉得很害怕,他担心由于他的不配合,会影响了儿子的前途。

    对池慎刚来说,这种以其儿子进行威胁引诱的方式,比直接暴力的刑讯更加奏效。在欺骗引诱下,池慎刚,这个铁骨铮铮但爱子心切的人,做了虚假的自污供述。

    一审辩护人在庭前会议和庭审中针对非法取证提出启动排非程序、调取相关时段录音录像、证人出庭作证等合理申请,均未得到支持。对于相关时段同步录音录像,一审法庭仅以“对未提供同步录音录像的3月20日的讯问笔录,公诉机关不得在庭审中出示”为由不予调取。

    刑讯逼供、威胁、骗供、诱供所形成的心理强制力不仅对行为发生时所做笔录产生影响,也能决定其后发生的笔录真实性,这是常识。《关于办理刑事案件严格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明确规定,与该供述相同的重复性供述,应当一并排除。一审法院却以不得在庭审中出示为由不予调取,显然是避重就轻,甚至是故意帮助隐瞒刑讯逼供证据。

    池慎刚正当的诉讼权利得不到保障,按照这种方式审理,池慎刚案被以虚假证据定罪量刑的结局可想而知。

    一审程序严重违法,依法应当发回重审

    《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八条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发现第一审人民法院的审理有下列违反法律规定的诉讼程序的情形之一的,应当裁定撤销原判,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新审判:(一)违反本法有关公开审判的规定的;(二)违反回避制度的;(三)剥夺或者限制了当事人的法定诉讼权利,可能影响公正审判的;(四)审判组织的组成不合法的;(五)其他违反法律规定的诉讼程序,可能影响公正审判的。

    根据这一规定,池慎刚案属于应当发回重审的法定情形:

    1、审判组织的组成不合法。根据《人民陪审员法》第16条第1款的规定,可能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死刑,社会影响重大的刑事案件应当由人民陪审员和法官组成7人合议庭进行。池慎刚案被称为“湖州涉黑第一案”,社会影响重大,池慎刚一审被判处21年有期徒刑,应当由人民陪审员和法官组成7人合议庭审理,然而一审法院由3人合议庭审理,审判组织组成不合法。

    2、违反回避制度。辩护人一审中当庭提出院长回避,一审审判法官未经审判委员会决议,当庭驳回,违反回避制度。

    3、不依法启动排非、不通知证人出庭、未出示物证原物、书证原件、分案审理、当庭解除律师后强推庭审,剥夺和限制了当事人的法定诉讼权利,影响公正审判。

    4、未对查扣财产进行法庭调查,侵害诉讼权利。

    发回重审是底线

    过违反法律规定的诉讼程序必须发回重审是程序正义的要求,一旦违反法定程序,会导致无法中立审判,无法排除非法证据、用虚假证据定案等影响公正审判的情形发生,而这些问题无法通过二审程序解决,即便解决,也侵害了被告人的上诉权,违反二审终审制。

    池慎刚案一审如此严重的程序违法,刑诉法明确规定应当发回重审。法治国家,任何案件都应当在法治的轨道内解决,扫黑除恶也不例外。

    将池慎刚案发回重审是法律底线,是公正审判的基础。我们希望湖州中院和承办法官能坚守法律底线,将池慎刚案发回重审。

  • 郑州“恶势力集团”李根生等遭重判

    【民生观察2020年10月17日消息】2020年8月,郑州市中原区大李村李根生、李建国等18人被荥阳市人民法院一审判处刑罚,判决认定该18人为恶势力犯罪集团,村主任李根生系首犯,数罪并罚判17年,骨干成员李建国被判刑14年。二人均不服上诉。

    该“犯罪集团”的可疑之处在于:自2013年大李村拆迁以来,其实施了针对多家施工企业的多起敲诈勒索、强迫交易“犯罪”,而自身尤其是主犯村主任李根生并未获利,勒索企业所得的钱财都分给了村委和村组。

    上述神奇的事实,令人不得不认真审查该案的来源:其人为操作凸显——案起同村一名“漏网”涉黑人员的举报、专案组指挥长曾与李根生因私结怨……

    一、“漏网”涉黑人员缘何成了本案的举报人和被害人?

    大李村属中原区西流湖办事处辖区,有四千余人口,地处郑州市西三环与西四环之间的中原西路南北两侧。2013年起该村拆迁,郑州奥体中心、市民服务中心等重大工程在此建设。

    李根生出生于1956年,2005年至2009年、2012年至2018年期间担任大李村村委主任;李建国也是大李村人,于1966年出生,系李根生亲戚。

    该案源于同村人李都城的举报。

    本案最早的一份询问笔录(2019年3月5日)是同村人李都成做的,长达20页的陈述细数了李根生等人的“罪行”。

    2019年4月11日郑州市公安局建设路分局《受案登记表》显示:

    “在侦办市局扫黑办交办的李都成反映他人违法犯罪的举报件中,发现大李村村民在2013年存在隐瞒真相,骗取政府拆迁补偿款的事实”。

    这份受案登记表系本案最早的一份受案登记表。

    翌日(4月12日),建设路分局的受案登记表显示:

    “在侦办市局扫黑办交办的李都成反映他人违法犯罪的举报件中,发现大李村村民多次召集该村村民阻碍郑州市建设工程施工,并造成了严重后果”。

    李都城曾担任中原区大李村第八村民组组长。2010年6月24日,中原区人民法院对李胜利(系大李村人)等六人涉黑案件作出有罪判决,当年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终审予以维持。司法机关查明李都城参与了一起寻衅滋事犯罪事实: “2008年9月,郑州市中原区须水镇大李村第八村民组研究要将本村民组的道路修成水泥路,所需资金从党校、环城分局争取,并在村中张贴了通知。当年10月份的一天下午,第八村民组的村民代表李百生、李保峰在村委会财务上查账时发现修路所用的资金是其他村民组所支出,与当初的承诺不一样,二人遂来到村中修路的工地,让施工停下,找到时任村民组长的李都成询问。李都成遂给被告人李胜利打电话,李胜利带领被告人李立……来到修路工地进行谩骂,对李百生进行推搡,李保峰上千阻挡,被李胜利推拉到旁边。李立、李超等人又上前围着李百生进行辱骂撕拽,并对李百生打倒在地。……李新周听后上前找李都成询问,李胜利说是其拿钱修的路,谁挡路就打谁……将李新周打倒在地,又对其拳打脚踢……”

    李都城的一个电话,便可以指挥黑势力头子及其骨干成员实施犯罪,事实证明其不仅参与犯罪,而且与黑势力头子关系密切。

    遗憾的是,李都城在这起涉黑案件竟然被“另案处理”,成为一个“漏网”的涉黑人员。如此“重要”的人物竟然未被起诉,其背后的保护伞之强大,可窥一斑!

    2019年4月,郑州市公安局建设路分局和荥阳市公安局根据李都城等人的举报立案,后经郑州市公安局审查,指定由荥阳市公安局侦查。

    李根生涉及聚众扰乱社会秩序、强迫交易、敲诈勒索、寻衅滋事、诈骗、贪污六个罪名;李建国涉及强迫交易、敲诈勒索、寻衅滋事、诈骗、非法占用农用地五个罪名。

    二人所涉强迫交易、敲诈勒索、寻衅滋事事实大致重合,一审法院认定李建国等人起次要作用,李根生系主犯。

    二、“非法”获利者是谁?

    对李根生的追诉周密绵长,时间上,横跨了其担任村主任的14年历程;内容上,几乎涵盖了其重要的履职行为,而罗织之细,可谓深文周纳。

    【关于聚众扰序】

    一审法院认定,2005年8月,李根生上任村长以来,打着为村民谋取利益的旗号,否定之前的协议,先后指使村民围堵压力容器厂、达利印染厂、水岸花木城三家企业。

    事实是,李根生担任村委主任之初,2005年至2007年,因大李村内三家企业存在违约拖欠地租,过错在先,村民才到企业讨要租金。事因合同纠纷,村民行为具有维权性质,亦未侵犯正常社会秩序。

    其中,一审法院认定李根生煽动“被告人李百生、李同生等五人连续十多天围堵达利印染厂。后该厂停工倒闭”。该厂停工倒闭的真实原因系原合同到期,村委要求上涨租金,该厂因法定代表人和股东对租金上涨一事未达成一致意见才停工、倒闭的,与村民围堵没有任何关联;

    所谓村民围堵花卉市场(即水岸花木城)一事,其内情更令人称奇:

    企业欠租不说,花卉市场此前未直接租用大李村土地,而是由须水镇农办以2000元/亩的价格从大李村租得后,再以2500/亩转租给花卉市场,截留了500元/亩的差价。

    村民得知后群情激愤,要求花卉市场与村委直接签协议并索回每亩500元的租金,其动机不能不说是正当的。

    公诉证据也显示三起事件所获利益都归村集体,所谓“打着为村民利益的旗号”,此言不虚。

    中原区纪委初核组2013年12月9日形成的《关于反映西流湖街道大李村村委主任李根生有关问题的初核报告》证明了上述事实——

    “大李村八组100多名村民自发组织将水岸花木城的大门堵住要求上涨租金……当时经过须水镇政府和大李村委的协调,水岸花木城老板杜伟同意将租金每年增加5万元。……无证据证明李根生派人围堵郑州市水岸花木城及敲诈钱财问题”;

    “2005年因压力容器厂少交承包金及向大李村借款50万元到期未还等原因,造成村民意见很大,部分村民自发围堵了压力容器厂的大门……2005年合同到期后,因村民要求增加上交款和分红不合理堵了企业大门,之后由于合同已经到期,该企业未再与大李村续签合同,该厂停业关门。”

    【关于强迫交易】

    一审法院认定,2014年10月,被告人李根生打着为村民谋福利的旗号,制定“凡在大李村范围内的土方工程需每方向村委交纳两元钱”的村规,威胁、恐吓施工企业,甚至煽动、指使村民或团伙成员围堵施工企业,强揽土方工程赚取巨额差价。强迫交易行为有四起,被强迫的对象包括河南帝春公司等6家企业。

    事实上,在2015年7月,常西湖管委会(系中原区政府派出机构)召集所辖各村书记、主任开会,中原区两位领导与会,提出哪个村地界上的工程,如房屋拆迁、垃圾清运、下挖土方等,都由哪个村来干,给村集体增加些收入。

    政府领导之所以这么讲,因当时拆迁虽已展开,但村集体的土地却尚未完成征收,施工企业占用的土地在法律意义上尚属于村集体,村委参与工程,是对集体利益及失地农民的合理补偿。

    李根生参加了这个会,会后传达了指示。经村两委、各村民组长及村民代表70余人一致签字同意,规定村内的拆迁、清运、土方无论谁干,一律向村集体交纳2元/立方,村委和村民组各分1元,主要用于为村民购买米、面等生活开支。

    一审法院认定四起事件,均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最荒唐一起,就是所谓强揽河南帝春公司中标的大李村建筑物拆除及垃圾清运工程——

    2015年帝春公司中标之时,大李村委早已执行拆迁指挥部李星(系西流湖办事处人员)传达的指示,自行垫资完成了拆除和清运,帝春公司就是想干也干不了了!故其扣除管理费和税费后将工程款支付给了村委控制的企业。

    试问:假如帝春公司一直扣着工程款不给,这是什么行为呢?是否构成侵占或贪污(工程款系政府拆迁资金)?

    【关于敲诈勒索】

    一审法院认定主要敲诈勒索事件为:2012年李根生等人指使大李村联防队员以遏制违法建设的工作便利强索村民“保证金”,并打着收水费、卫生费的名义强索外来租户钱财;2014年10月以来,李根生、李建国等人打着为村民谋福利的旗号,利用“每方交纳两元钱”的村规敲诈勒索施工企业。

    前者(2012年事件)不值一驳!收取保证金系阻止村民拆迁期间私自建房获取补偿的管制措施,收取外来租户水费、卫生费系因拆迁后村内增加了打井和抽水耗电的开支,作为外来租户应当承担该笔生活费用。

    后者(2014年事件)与上述强迫交易的背景一致,同样是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大李村村委与所谓被敲诈的施工企业均签订有书面协议,事实上也并不存在村民围堵、施压的行为,系双方在平等自愿基础上的民事法律行为。

    值得一提的是,中原区政府副区长孙玉中、中原区西流湖办事处农业服务中心主任刘永超均参与了协调,刘永超还作为协议的见证人签字。此二人难道就是敲诈勒索的共犯吗?

    所谓“强迫交易”、“敲诈勒索”的本质,系大李村委落实上级领导确定的拆迁政策的行为,其所得“钱财”,均进入了集体账户(亦是公诉证据所证明的),李根生等人未非法获利一分钱,怎么就成了犯罪主体呢?

    没有“非法占有”、“非法获利”的基本犯罪构成,一审法院却予以定罪,实在是滑天下之大稽!

    另须指出的是,针对企业的敲诈勒索“犯罪”所得归了村、组,一审法院也查明了,但仍判决向被告人李根生、李建国等人追缴,此举亦让人啼笑皆非!

    特别指出的是,李建国本人与上述事实并无关联。2014年李建国因其他案件被羁押11个月,其不可能参与任何涉案行为。

    【关于寻衅滋事】

    一审法院认定,李根生与本案举报人李都城对立,故挟私指使他人打击报复李都城。该罪名所涉事件有四起:

    1、因王秋红实际租用土地面积超出合同约定,造成集体损失,村民阻拦王秋红收卖浇地。此事实有生效的民事判决予以认定。

    2、同案被告人李保峰等人因竞选产生矛盾,辱骂、威胁李都成。

    事实上,因竞选八组组长的利益纠葛,此事因李保峰与李都城的矛盾而起,而非因李根生,这一点公诉证据中亦有证据证明;李保峰多年来向纪委举报李根生(其举报及调查报告已附卷),二人本来就不合,李根生指挥不了李保峰去寻衅滋事,李保峰也根本不会听从李根生的指挥。

    3、因犁地时犁住了李根生家祖坟,村联防队员扣留了被李都城雇来犁地的郭志信夫妇车辆——此事已经法院生效裁判所认定与李根生无关。

    郭志信曾以此事起诉李根生等人索赔,2008年6月5日,中原区人民法院2007中民一初字2782号民事裁定认定:

    “原告犁地时,因是否犁住坟头问题,与当时村民发生争执,大李村人民调解委员会介入处理,让被告李更有把车开到大李村村民委员会,故李根生、李更有不是本案适格被告”。

    4、被告人全海峰等人殴打李都城——系全案仅有的一起暴力行为,且与李根生、李建国没有任何关联。该事实已被司法机关追诉,本案再次予以追诉,显然是违法的重复评价行为。

    三、被选择的“贪污”与“诈骗”

    关于本案诈骗和贪污的主要事实,一审法院认定为:

    李根生于2003年非法占用大李村第八村民组1043平米土地进行非农建设,2010年又占用该土地北侧2193平米建设钢结构车间及围墙。拆迁时李根生利用其作为拆迁指挥部成员的便利,其本人与妻子均未向拆迁普查组告知土地曾被中原区国土局没收的情况,接受了政府140余万元补偿款。系贪污犯罪;李根生为其姐姐李改枝造假宅基地一处获取补偿,系诈骗犯罪。

    另认定,李建国租用集体土地8.57亩于2003年进行非法建设,2008年中原区国土局决定对其处以罚款等处罚。拆迁时李建国隐瞒土地被处罚的情况,骗取拆迁补偿款200余万元。系诈骗犯罪。李建国以该事实获刑11年,该事实还另以非法占用农用地罪予以追诉,获刑1年。

    一审认定明显与事实不符。

    1、对二人的补偿具备相应的依据。

    虽然对李根生作出了没收等处罚决定,但“中原区国土资源局、财政局亦未办理相关没收手续”(一审判决书认定),一审法院确认没收并未被执行;而对李建国的处罚,虽然被中原区国土局移交给了法院,但未被司法机关强制执行。

    二人至拆迁前仍占有涉案土地(李根生所占土地为自家承包地,2010年还缴纳了耕地占用税),根据大李村补偿安置方案规定,二人在规定时间内签订协议并完成拆除的无证建筑,应当给予相应的拆工补助和奖励。

    关于李改枝宅基地一事,2016年11月17日,中原区纪委第二纪检监察室的初核报告显示,“没有证据证实李根生存在违纪问题”。

    2、被害人拆迁指挥部或政府,不可能不知道二人的处罚情况,在明知情况下依然自愿交付补偿,不能被法律评价为违法。

    这是天底下谁都明白的道理:拆迁不可能没有国土部门的参与,拆迁指挥部成员不可能没有国土局的人员,拆迁时的土地核查登记不可能不涉及到权属状况,说白了,在电脑上按一次按键就能清楚明白的事儿,李根生、李建国就是想瞒,能瞒得住吗?

    3、关于李建国涉嫌诈骗补偿款一事,系重复追诉,严重违背一事不再理原则。

    公诉机关曾于2014年指控:李建国租赁中原西路大李村三处土地上,建设三处建筑物(分别是郑州市启智学校、郑州市华峰中医院、一汽大众天威店),在拆迁普查登记时修改测量数据,致使部分附属物的面积被严重夸大,共骗取国家372.0744万元的补偿款。

    中原区人民法院于2014年12月29日作出一审判决(【2014】中刑初字第291号),认定李建国骗取10500元的补偿款,以诈骗罪判处李建国有期徒刑11个月,处罚金人民币5000元。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4月15日作出(2015)郑刑二终字第48号《刑事裁定书》予以维持。

    上述案件所涉一汽大众天威店建筑(三处建筑之一),即是本案诈骗事实所涉的“汽车展厅”(一汽大众天威店)。有关其补偿情况,早已被两级法院所审查确认,并未作犯罪处理。本案却再次进行追诉,严重违法,实在令人难以理解!

    4、拆迁时大李村及中原区南北两侧广大区域的违法占地,比目皆是,占地者大都获得拆迁补偿。对二人的刑事追诉,显然有选择的,为追究而追究。

    大李村人李合喜等人(大李村党支部书记李福喜弟弟)1999年占用了大李村一组土地2432平方米,2010年建设四座楼房和一座厂房(被处罚时建面已到4000多平米)。

    当年7月,李合喜被中原区国土局处罚,内容为责令退还土地、没收所建楼房、厂房并处罚款(中原国土资罚字【2010】50号)。

    而事实上,李合喜等人非但未主动履行处罚,反而在处罚作出并生效后继续施工完成了建设,建筑面积近一万平米,其楼房作为小产权房对外出售。

    据了解,李合喜的非法建设获得的补偿,高于李根生、李建国数倍!而李合喜本人至今也没有被刑事追究。

    中原西路两侧被拆迁的建筑物全部为没有经过审批和许可的建筑物,几乎全部被中原区国土资源局进行过行政处罚。这种客观情况,政府拆迁的时候是完全知晓的,但拆迁指挥部并没有进行区分,实际上对所有的拆迁建筑物和附属物全部进行了补偿。

    如果李建国诈骗罪、李根生贪污罪成立,那么,中原西路两环十五射工程中全部受过行政处罚的拆迁户应当全部被认定为诈骗犯或贪污犯!李根生说,像他这样的占地的光在大李村就有几十个!先不究数量到底是多少,李合喜的实例就能彻底说明问题了。

    四、案件背后的隐秘

    无论是强迫交易还是敲诈勒索,李根生“恶势力团伙”所得利益却均归了村集体;而可能靠的上“为非作恶、欺压百姓”恶势力特征的4起寻衅滋事,要么与李根生、李建国无关,要么系经法院确认的民事纠纷。这个恶势力从何而来呢?

    结合本案的种种无罪事实,一审阶段,李根生、李建国辩护律师均坚持无罪的辩护意见,

    查本案之根源,涉黑人员李都城的举报仅仅是一个表象,外界盛传李根生等人因遭受相关领导的嫉恨被打成了恶势力,恐怕绝非空穴来风。

    下列事实均有证据证明——

    1、大李村六组李彦增在拆迁时在集体土地上突击建房,当时“4.16”专案组(即李根生等人案件)专案组指挥长巴西振曾找李根生协调此事,将其突击建房办理成合法建房予以补偿。

    因不符合补偿条件,巴西振的要求被李根生拒绝。后专案组成立,鉴于此利害关系,巴西振作为主要领导成员,应当主动回避却未予回避。

    2、张先生系中原区纪委领导的同乡,其不是大李村人,但多年前在大李村九组建房,当然其房屋是没有合法手续的。大李村拆迁时,该纪委领导要求大李村将该建筑的部分区域按照合法建房予以补偿。大李村组代表不同意,但由于该领导多次施压,最后集体决定将领导指示“打折”办理。因没有全部实现其意图,该纪委领导迁怒于李根生。

    必须指出的是,因李根生在承包地上建设房屋获补偿一事,2017年1月16日李根生被中原区纪委处以开除党籍处分,后李根生将补偿款退还,2019年4月该案立案后,此事被中原区纪委移送给侦查机关。如果该事实构成贪污罪,这期间的2年多时间,中原区纪委为何怠于履职?

    追本溯源,李根生案件着实令人震惊!至于本案实体与程序的重大违法事实,后续将有文章详述,敬请关注!

  • 安徽律师申请个人律所遭拒

    【民生观察2020年10月16日消息】安徽54岁律师张琳华依法申请个人律所名称预核准,遭到宿州市司法局律师科两科长拒绝办理。

    张琳华律师:我是安徽省宿州市萧县的执业律师张琳华,我正在个人律所名称预核准,但宿州市司法局律师科正副两科长说:“安徽省司法厅有内部意见:个人律所一律不批,合伙所限制批!”并且电话指示对我县司法局律师股说:不让给我个人律所名称预核准!

    我已向市司法局领导和省司法厅律管处发快递说明我情况,并恳请他们能依法行政依法办事,同意给我个人律所名称预核准!时间已过半个月了但没有任何答复!

    在2020年10月13日下午,现在律所主任刘金莲已正式口头通知我,年后的4月份拒绝给我和两个女儿律师(其中一个是实习律师证)不再给我们注册,要求转所!而我们县城就三个律所不会接收我们,我也不想转其它所!就想申报设立个人所不再受其他律所节制!

    网上查到特别是福建省个人律师所一直在批准设立!如果逼得我无路可走,市司法局律师科正副科长仍然不给我依法办事,打击报复不给我批个人律所设立,被逼没活路后我会带一把杀猪刀到市律师科把两个科长结果了!以此换来安徽省全省各市个人律所及合同律所今后能顺利批准设立!

    我已54岁了,为了个人合法权益去抗争判刑或枪毙也值得!没有过激的行为不会引起司法部及安徽省司法厅纠错!请同仁们明天说说看法和建议,谢谢你们!打扰了!

  • 退役军人王天平被冒名顶替三十年

    【民生观察2020年10月16日消息】犯罪嫌疑人王遂平冒名顶替王天平退役军人身份,在中石化濮阳油田上班三十余年的身份曝光后,河南省长垣市政府高度重视遂成立专案组。

    2019年12月中旬,长垣市公安局刑警大队对犯罪嫌疑人王遂平刑事立案;2020年6月上旬对其采取“指定监视居住”的刑事措施(实则在家乡和其母亲住在一起,吃、住、行动自由)。

    然而案发后一直镇定自若的犯罪嫌疑人王遂平在被“监居”三个多月后,却突然以“精神抑郁”为由,堂而皇之地住进了位于新乡市的河南省精神病院。

    2020年10月13日,王天平接到河南长垣市刑警队第五刑警大队通知,让其去拿关于对王遂平的《精神鉴定意见告知书》。

    刑警大队邢警官告知王天平:我局聘请有关人员,对王遂平进行了精神状态及受审能力鉴定。鉴定意见是,被鉴定人目前的精神状况符合“双向情感障碍,目前伴有精神病性症状的重度抑郁发作“的诊断标准,目前无受审能力。

    据悉,此次长垣市公安局刑警大队聘请的是“湖北武汉精神鉴定中心”所谓的“权威专家”作出的鉴定。

    王天平听完邢警官宣读的关于对王遂平《精神鉴定意见书》后,当即对此鉴定意见予以否定,并要求长垣市公安局刑警队重新寻找更具有权威性的精神鉴定中心,对王遂平疑似假冒精神病进行重新鉴定!

    王天平认为: 第一、王遂平在1990年(其真实年龄18岁)冒名顶替其身份到中石化濮阳油田上班时,还高兴地穿上骗取王天平从部队退役时随身穿的写有自己名字的绿棉袄,这时他没有抑郁;

    第二、王遂平在家乡一直使用“王遂平”的名字,而在离家一百多里地的濮阳油田认同“王天平”的名字,并娶妻生女活得风生水起28年,这时他也没有抑郁;

    第三、2018年11月中旬,王天平在王遂平单位(中石化濮阳油田文96储气库)喊着“王天平”的名字找到王遂平时,其波澜不惊;

    第四、2019年12月份,王遂平冒名顶替堂兄王天平退役军人身份曝光后,为了掩盖其违法犯罪的事实,竟然继续顶风作案,跑到濮阳市退役军人事务局,要求其登记假退役军人身份,其面不改色;

    第五、2019年12月中旬,当长垣市公安局对王遂平假冒堂兄王天平退役军人身份被刑事立案,并将其传唤至长垣市公安局录口供时,其依然继续造假背诵从真王天平那里骗来的部队信息,其镇定自若;

    第六、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即将面临接受司法审判之时,犯罪嫌疑人王遂平却突然“抑郁”了,实在令人匪夷所思。

    综上所述,王天平认为,犯罪嫌疑人王遂平一向心理素质良好,所谓“重度抑郁”无非是为了逃脱即将被追究的法律责任,以及法庭的庄严审判!

    三十年前王遂平假冒退役军人、假冒堂兄王天平,而今在违法犯罪事实被揭露后,王天平不得不合理怀疑王遂平在继续假冒精神病人!

    故此,王天平郑重声明:对于武汉精神鉴定中心权威“专家”对违法犯罪嫌疑人王遂平的“双向情感障碍,目前位伴精神病性症状的重度抑郁发作“的诊断精神鉴定,坚决不予认可!强烈要求河南省长垣市公安局寻找真正的权威精神鉴定中心,对违法犯罪嫌疑人王遂平的疑似假冒精神病重新鉴定!

    泱泱大国法治社会,假冒精神病不是违法犯罪嫌疑人的挡箭牌,精神病院更不能成为违法犯罪嫌疑人王遂平的避难所!

    王天平呼吁,请全国各地的退役军人及其新老战友们,继续关注冒名顶替退役军人的违法犯罪嫌疑人王遂平,关注为逃脱法律责任疑似继续假冒精神病人的案情进展情况,让真正的违法犯罪分子早日受到法律的制裁!

    王天平电话:13072632772

  • 李小燕被关精神病院后失联

    【民生观察2020年10月15日消息】2020年10月13日湖北省十堰市房县青峰冤民李小燕,因在省信访局上访,被当地警方抓走带到派出所关押,后被送进房县一个精神病医院关押,现已失联。

    据李小燕的朋友汪素华反映,2020年10月13日上午10点钟左右,湖北省十堰市房县青峰冤民李小燕在湖北省信访局上访,后被房县青峰镇派出所不法警察从湖北省信访局抓走,连夜从湖北省信访局用车拉回到青峰镇派出所关押。

    至到第二天上午十点多钟,还不给她饭吃,派出所的不法警察不停的整她的材料,大搞逼供。到了晚上六点多钟,李小燕向外发出求救信息,说自己已被派出所的不法警察送进了房县的一个精神病医院。

    汪素华说:“李小燕到了精神病医院后她的话还没说完,我只听她一声惨叫声,我没有病,请不要给我打针……,然后我就再也没有听到她的声音了,接着我又连续给她打了三个电话,只听铃声响,无人接电话,只到现在我还在为她担心。可怕的是,李小燕没有神经病打治神经药的针,时间长了,没有神经病也会打出精神病来。”

    “李小燕很可怜,丈夫因湖北省襄阳市某个医院的医疗事故而死亡,六年过去了,她的丈夫至今还在医院殡仪馆放着没下葬,她还有一个二十多岁的女儿没有工作,为她爸爸的事被湖北省襄阳市公安也关了一年多才放出来,可怜的一家人呀!另外,李小燕的八十多岁的父母,刚才痛哭着向我求救她的女儿。”汪素华表示。

    汪素华表示,她现在只知道以上这些,她的每一句话都属实,愿拿个人的一切作保证。她请求全国各地的媒体记者和网友帮忙关注李小燕!

    汪素华电话:13872767394
    李小燕电话:13308673520

  • 南宁村民反抗开山采石遭关押判刑

    【民生观察2020年10月15日消息】广西南宁市马山县周鹿镇周水村伏岜屯本是一个宁静美丽的小山村,因当地黑恶势力强行开山采石造成当地村民每日生活在震耳欲聋的炮声和恐惧之中,多位村民反抗却被当地司法机关以破坏生产经营一罪判决蒙冤入狱,然而南宁市检察院居然支持了下级马山检察院抗诉加刑,村民们多方求助无门,在此呼吁大家的关注!

    覃振星是周水村伏岜屯的村民,他家的地被采石场占了,家里的房子被采石场炮震裂了,他的两个儿子去维权被抓了,他恳请检察院撤回抗诉,请求法院判他两个儿子无罪。

    案件情况

    2006年,广西马山县周鹿镇周水村伏岜屯村民覃振升与伏岜屯群众代表覃振兴等4人签订租地合同,将地用于开办采石场,租期10年,从2006年5月30日-2016年5月30日。

    2011年,覃振升转让采石场给南宁市人刘建荣,2012年11月11日,刘建荣与伏岜屯经济联合社签订了一份《补充合同》,合同约定,周水村采石场的开采权限不变,依然为10年,到2016年5月30日止,合同期满后即自行失效。该补充合同还特别约定,伏岜屯经联社和采石场必须严格遵守和履行合同条款,违约方必须向对方赔偿1000万元人民币。

    刘建荣接手以后为了多赚钱加大了开采力度,炸山石的炮声震天破地,同时也震裂了周围村民的房屋,一到下雨天就漏水不止,只能在屋内使用桶来接漏的雨水。虽然村民一直生活在恐惧之中,但依旧保持着契约精神,等待租赁合同到期的日子:2016年5月30日。

    2016年,土地租赁合同到期以后,村民要求刘建荣关闭采石场,但被拒绝。而且,刘建荣丝毫没有履约撤走的迹象,采石场依然在热火朝天地生产,爆炸声依旧震耳欲聋,令人愤慨。

    村民为了维权,向刘建荣发了告知函希望其限期搬走、不断上访、提起民事诉讼、提起行政诉讼、向中央巡视组反映情况,但均未取得良好效果。

    2019年春节,村里人自发聚集起来,要求采石场停止爆破作业。正月初七,根据之前伏岜屯全屯群众会议的决议,伏岜屯村民集体到采石场将采石场的办公设备、生活设施等搬到室外,期间,村民与采石场员工发生肢体冲突,采石场的活动板房被损坏,采石场其他的生产设备也被损坏。

    2019年4月开始,25名村民先后以涉嫌破坏生产经营罪被逮捕。2020年1月法院经过开庭审判,判决认定涉案17名村民罪名成立,并判处徒刑十个月到两年半不等。另外的8位村民随后在7月经过法院视频开庭审判,判处徒刑十一个月到两年不等。

    但是马山县检察院不服,坚持指控这些村民是恶势力团伙,提起抗诉,要求二审法院加刑,作为上级单位,南宁市检察院对这种毫无事实依据、颠倒黑白的抗诉竟然予以支持。

    广西马山破坏生产经营一案二审部分被告人辩护人律师联名致信给南宁市检察院黄建波检察长就该案相关案情、贵院抗诉、二审等相关事实、意见,与其进行沟通。恳请黄建波检察长亲自了解案件事实,撤回抗诉决定,建议南宁中院发回重审,并指令马山县检察院撤回起诉,本案全案作无罪处理。

    南宁市检察院收到辩护人的致信后依旧坚持抗诉意见,不对下级检察院的违法行为进行纠正,继续为马山县检察院背书,对辩护人的意见不予考虑。

    呼吁大家关注此案!该案明显属于当地黑恶势力利欲熏心,罔顾百姓死活,利用公权力打压百姓维权的的冤案!希望南宁市检察院履行自己的监督职能,及时纠正错误,慎重考虑抗诉决定,给当地善良淳朴蒙冤的老百姓一个公道!

    附部分被告人辩护人联名信件:

    (本信通过承办检察官刘艳红转交检察长,但是检察院拒不改正错误,坚持抗诉意见)

    广西马山破坏生产经营案混淆是非、颠倒黑白辩护律师善意劝言检察长查清事实、维持公道

    尊敬的黄建波检察长:

    我们是贵院提起抗诉的覃世灵、黎天柱、黎忠等人被控破坏生产经营罪一案二审部分被告人的辩护人。今天辩护人致信于你,就本案相关案情、贵院抗诉、本案二审等相关事实、意见与你沟通,希望达到良好的效果。

    辩护人认为,综合本案案件事实,本案所有被告人的行为不应当被认定为犯罪,一审公诉机关对于被告人构成恶势力的指控和抗诉意见,更是颠倒黑白、指鹿为马的恶劣行为。

    作为辩护人,我们恳请黄建波检察长亲自了解案件事实,撤回抗诉决定,建议南宁中院发回重审,并指令马山县检察院撤回起诉,本案全案作无罪处理。

    本案的基本事实是,2006年南宁市马山县周鹿镇周水村伏岜屯村民覃振升租用本屯土地,开办一家采石场,由于经营范围小,盈利较差,于2012年将采石场全部经营权益转给刘建荣。刘建荣接手该采石场以来,加大了采矿力度,开炮炸药用量大大增加,强烈的震感摇晃着附近居民的房屋。几年之内,八成以上村民遭殃,房屋被震裂开缝,每逢下雨天,屋外下大雨,屋内下小雨,村民对此苦不堪言。

    不仅如此,采石场开矿占用农民耕地200多亩、林地109.8亩。该区域范围内林业生态系统被破坏,导致该范围在2017年度的森林生态验收全部不合格。

    虽然房屋被震裂、环境被破坏,但是村民仍然信守承诺,耐心等到2016年5月合同到期。合同到期后,伏岜屯村民经集体表决,一致拒绝将土地继续出租给采石场,并对采石场发出了逐客令,给采石场发函、张贴声明、通告,要求采石场搬走。可是采石场不但没有搬走,而且继续开采。更神奇的是在2018年居然办到了采矿证,美其名曰合法经营。根据律师搜集的材料,采石场为了办理所谓采矿证,串通个别村民假冒村民代表签字、私刻公章、伪造、变造土地权证……而这一切违法犯罪行为,都在少数腐败官员的保护下通行无阻。

    为了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伏岜屯村民向周鹿镇、马山县、南宁市、广西自治区、中央巡视组等多个部门进行了大量信访、上访,控告刘建荣黑恶势力强占土地、非法采矿、强迫交易、污染、破坏环境的违法事实。在黎飞等17人一案二审庭审调查中,被告人黄武宁当庭称马山县政法委书记、公安局政委以及刑警大队领导和周鹿镇副镇长等一些领导,为了刘建荣黑恶势力违法犯罪行为提供保护,多次采取各种手段,企图迫使伏岜村民将土地继续出租给黑恶势力刘建荣非法采矿。正因为马山县、南宁市少数领导充当黑恶势力的保护伞,该黑恶势力始终得不到法律的惩治,依然逍遥法外。老百姓欲哭无泪。

    村民于2018年8月10日提起了民事诉讼,要求法院判令采石场返还土地、撤走生产设备、复垦土地。这样一个合理合法的诉求,竟然被马山县法院违法以不符合民事诉讼起诉条件为由裁定驳回起诉。(村民对此裁定不服,提起上诉。在2019年8月,本案案发以后,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才裁定指令马山县法院审理本案)。

    在协商无果、上访无门、打官司败诉,走投无路之下,周水村伏岜屯全体村民不得不被迫自发组织起来,决心要靠自己的力量保护家园、阻止刘建荣黑恶势力违法犯罪行为。2019年春节大年初二,全屯村民开会,根据覃振升的安排,决定依靠全屯村民自己的力量,在正月初七那天到采石场收回自己的土地。在收回土地的过程中,采石场员工阻拦,用石子砸村民,群情激愤,引发一些抓扯和打斗。但是并没有造成任何人轻伤以上的后果,这都是可以预料的自然结果。村民的行为完全合法。

    然而村民的合法正当的维权行为,在刘建荣黑恶势力保护伞的操纵下,被马山县公安局以“破坏生产经营罪”违法立案侦查,将无辜村民作为黑恶势力进行刑事打击。刘建荣黑恶势力组织长期违法强占土地、破坏环境,非法采矿,使村民无法耕种,村民无奈之下自力救济、收回土地、阻止刘建荣涉黑组织违法犯罪行为,何罪之有?难道马山县公安、检察院的领导干部连基本的是非都分不清楚吗?

    侦查人员在提审被告人的过程中,威逼利诱、刑讯逼供、骗供诱供、炮制口供,制作出歪曲事实的口供。通过制造虚假口供,办案警方企图将被起诉的25名村民描绘成为挑唆闹事、煽动村民的“刁民”。他们还在炮制的口供中血口喷人,说村民是嫉妒刘建荣采矿收益巨大,妄图多要租金才要求收回土地,企图将淳朴的村民污名化,以达到颠倒黑白、混淆视听,为维权村民罗织罪名的目的。

    马山县公安、检察院等一干人被黑恶势力、贪腐官员所裹挟,他们对25名村民的抓捕和指控违天理、拂民意,扭曲了公义,践踏了法治。他们打压村民维权、破坏群众自治,将公权沦于黑恶势力的保护伞,败坏法纪,祸乱一方,堪为民贼。周水村村民对此深恶痛绝!

    迫于巨大压力,马山县法院一审合议庭,不敢判决村民无罪,但是他们实地考察,了解事实真相,在判决书中认可了村民房屋被破坏的事实,坚持没有认定村民为恶势力,并从轻判处,虽然判决有罪结果不正确,但其在无奈之下,也坚持了一部分客观事实。

    然而,马山县检察院竟然罔顾事实、提起抗诉,要求二审法院将村民的合法维权行为认定为恶势力,并加判刑罚。作为上级单位,南宁市检察院对这种毫无事实依据、颠倒黑白的抗诉竟然予以支持。目前,被告人黎飞、黄武宁等人二审庭审已经持续进行八天,目前尚未审结。覃世灵、黎天柱等人二审也即将开庭。

    时至今日,村民维权失败、二十五名村民被判以后,该采石场仍在继续违法经营。2020年9月17日下午两点十七分,采石场的炮声再次响起,房屋在巨大的震动中摇晃。这再次响起的炮声,是黑恶势力及其保护伞对不义之财不顾一切、鬼迷心窍般追逐的狂想曲,对底层人民肆意地践踏和对党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无情地嘲讽。

    在这轰隆隆的炮声中,震裂的不仅是村民的房屋,震碎了周水村伏岜屯全体村民对南宁市、马山县各级政法部门官员的信任和支持,震碎了以邓小平同志首倡的改革开放以来各届国家领导人全面推进的依法治国的战略在广西的实施。

    但是人民的力量是强大的,正义是不会向黑暗势力屈服的。这轰隆隆的炮声不是黑恶势力得胜的欢呼声,而是上帝为他们敲响的丧钟,他们必将被祖国和人民所抛弃,必将被自己的无耻、贪婪、狂妄而埋葬!

    尊敬的检察长:人民检察院执行国家法律,保障人权,惩治犯罪,应当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但是,在本案中,我们看到马山县检察院完全成为了刘建荣黑恶势力的工具,以公权力的手段,肆意欺凌伏岜屯村民,成为违法犯罪势力的司法打手。更让人遗憾的是,你所领导的南宁市检察院作为上级机关,不仅不对下级检察院的违法行为进行纠正,还支持抗诉决定,为他们背书。如南宁市检察院继续罔顾事实、坚持抗诉,实属败坏国家法治事业的行为。随着广大人民群众对刘建荣涉黑组织的不断控告和举报,随着刘建荣涉黑组织保护伞的违法犯罪事实逐渐水落石出,随着党和国家反腐力度的不断加强,任何人充当黑恶势力的保护伞,都必将被依法追究责任。今天如果您领导的南宁市检察院在事实真相非常清楚、是非黑白非常清晰的情况下,依然选择与党中央、国务院扫黑除恶精神唱对台戏、对党中央、国务院耍两面人、搞伪忠诚,结局是可想而知的。俗话说,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请检察长三思!

    今天,辩护人在此致信于你,陈述真相,厘清是非,希望你能够及时惊醒警觉,纠正错误,还老百姓一个公道,以践行一个检察长的天职!

    此致

    覃世灵的辩护人:赵青山
    黎天柱的辩护人:黎智鹏
    黎飞的辩护人:仲兆庶
    黄双玉的辩护人:吕方艾

  • 【在成都·蒙恩札记】第8篇

    2020年10月11日(主日),早上8点40左右,就有人敲门,我问是谁,门外的人回答说是警察。我说请告知你的姓名、警号和所属单位,并且说明找我有什么事情。门外的人不回答,只是高声叫开门。

    我回答他们,上个礼拜天已经清楚地告诉你们,请你们不要礼拜天来打扰,如果你一定要来找我,请办妥手续将我带走。请问你是谁,有没有带手续?

    门外的人不答,开始大力地砸门,估计是用脚大力地踹门。我们住处的大门是木头的,当他们大力踹的时候,有一点变形。我当时的感觉是他们似乎想要破门而入。

    我打了110报警,告知有不明身份的人在砸我们家的门。打了几次之后,110告诉我来的人就是警察。我告知他们没有按照程序、合法地对待我,一直在砸我们家的门,并且不告知我身份,我申请现场督察,来确认他们的身份,并且确保他们合法执行。

    后来又打了12345投诉。然而,都没有什么作用。砸门、踹门持续了大约半个小时。

    后来,有一个我能认出声音的成都市公安局的许警官来了,我隔着门和他对话,他说今天是带了手续的。我问是什么手续,他说是传唤。我问传唤事由是什么,他说是“寻衅滋事”。我说那我相信你,请你不要说谎,我马上开门。

    开门后,青羊区公安分局的王警官把一张纸在我眼前晃了一下,就收起来了。我只看到我的名字,其他都没有看清。我请求看清楚传唤证,但是他不给,然后伸手拉我,要带我走。我当时穿着拖鞋,我请求换上皮鞋或运动鞋,他很严厉地拒绝了。

    几位便衣警察,没有一个人在现场向我出示警官证,一起催促我马上走。这个时候,王警官进到我的房间里去了。我换上了鞋子,跟我的妻子大声的告别,我告诉她:不要和他们发生任何的争执和冲突。

    然而,我没有想到的是,当我被带下去的时候,王警官到我的房子里做出一副要打人的样子,威胁我的妻子,而且大声的呵斥我5岁大的儿子。这是我从派出所回家以后才知道的。

    当时,我被带到草堂路派出所,在纠纷调解室接受了四位警官(市局许警官,青羊分局王警官、张警官,派出所宋警官)的询问。

    负责问话的主要是分局的王警官,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1,关于我在推特上转发的一条为王怡牧师代祷的信息;2,关于教会的主日崇拜和其他情况。

    他反复问我:转发这条信息是什么意思?(回答:没有什么意思。)“愿抵挡者、逼迫者们早日悔改”是什么意思?谁是抵挡者,逼迫者?你为什么要转发?转发是不是表示赞同……

    后面这些问题,我回答了一次,然而他后来又反复问的时候,我就不想回答。我心里很清楚,他们今天的主要任务是限制我不让我参加教会的主日崇拜,他们问我的问题也都是找借口消磨时间。所以我就不想跟他多说什么。

    王警官说,我跟王怡牧师也谈过,你的表现比他差远了,你有什么不敢说的,你怕什么?我就回答他,我真的好害怕,所以我什么都不敢说。

    我对他们说:我已经说明了这条推特是我转发的,如果有什么法律责任,我愿意承担。法律要管的是行为,至于你问的关于我内心的想法之类的问题,这不是法律该管的,我也没有义务回答你。

    在这个问题上谈不下去之后,又问:如果我们今天不带走你,你要做什么?(答:主日敬拜。)和谁一起敬拜?在哪里敬拜?谁召集的?十一奉献是怎么收取的?……

    我概要地回答:这些与你们今天带我来的事由无关,我都不回答。

    后来,市局的许警官向我表明两点:1,秋雨圣约教会是成都市相关部门明令取缔的,我们一定会执行到底,不会给你们教会任何生存空间;2,成都不欢迎你,只要你还在成都,我们就会让你什么也做不了,什么人也见不了。

    他们后来的主要时间用在劝我离开成都。他们用了各种方式“开导”我,“启发”我。他们所用的修辞的手法让我感到很羞愧,因为我在传讲福音的时候很缺乏那样的一种生动和活泼。我印象很深的是他们讲的三个比喻:

    1,他们说,从2018年12月9日开始,成都就给秋雨教会设置了一圈高压线,任何人在这里就会碰到高压线,不停触电,你为什么要跳进这个小圈圈里面来,自己去碰高压线呢?

    2,他们又说,你们服侍上帝的人不是像飞行员吗?飞到这里是服侍,飞到那里也是服侍,为什么你哪里都不去,偏偏要飞到禁飞区呢?而且你到了禁飞区为什么还不赶紧飞走?

    3,他们又指着桌子上的一个印泥盒说,全国随便哪一个城市都不会限制你去,成都这个地方已经给你升温了,早就是高温了,都已经烤红了,为什么你还要投进来做热锅上的蚂蚁呢?

    我今天给出的回复非常的简单:因为我是这间教会的长老,我的弟兄姊妹在这里,我是按照上帝的旨意回到成都的。

    他们反复强调秋雨圣约教会是被取缔的,不可以以其名义开展活动。我回答说:教会是属天的,不是任何一个地上的势力可以限制其存在的。我们在这个城市里只是信上帝、传福音,你们为何容不下我们的存在呢?既然现在已经没有中央层面的压力给你们,为什么你们不可以“枪口抬高一公分”呢?

    他们的回答是:你放弃幻想吧!我们绝对不会给你们教会任何的空间,只会不断地挤压你们,我们不会“枪口抬高一公分”,只会瞄准射击。

    差不多到了十二点,临结束谈话前,许警官最后对我说:李英强,你要想一想,怎么样才能更好的服侍主!

    在他们开车把我从派出所送回家的路上,还在不停地劝我识时务,要有长远眼光等等。

    我必须诚实的话,今天的谈话过程中,我内心也在问自己这个问题:我为什么要继续住在成都?其实这一个多月来,上帝藉着所发生的一切事,都在问我这个问题。

    以下是今天上午在派出所和下午回家以后想到的,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我没有跟警察说的,不过我相信他们也能够看得到:

    我们回到成都是为了牧养教会,上帝把许多的百姓放在这间教会,而牧师又被上帝带到“监狱神学院”去进修,作为教会的长老和牧师助理,我理所当然要回到成都来牧养群羊。要牧养群羊,首先就需要和羊群在一起。羊在哪里,牧人也在哪里。羊群在旷野中,牧人也在旷野中。羊群在风雨中,牧人不能安卧。羊群面对豺狼虎豹,牧人自当守卫。我所当作的,就是按照上帝的旨意照管群羊,“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也不是因为贪财,乃是出于乐意;也不是辖制所托付的,乃是作群羊的榜样。”除非上帝挪去我的重担,我不能够违背祂的旨意,为了个人处境的改善而放弃我该担负的责任。

    至于我和我的家,要面对的一切艰难,乃是与上帝的这个托付紧密连接在一起的,上帝所掌管、量度给我们,要让我们所经历的一些成长所必须的功课。

    在今天这个时代做传道人,做主的工人,就是要面对随时被传唤,随时被看守,随时被搬家,随时被拘捕,乃至随时被杀死的危险。生死祸福,操于主手。若没有主的许可,我相信没有任何人可以伤害上帝的儿女。若主将苦杯递给我们,我们岂可不喝呢?

    什么是服侍主呢?乃是照祂的意思而行,不是照我的计划。为主的名受苦,为基督的教会受苦,这是基督徒都渴慕的福分。我们需要警惕的只是,在这其中随时可能会发动的血气,随时可能会滋生的骄傲。我若因为所受的苦,而自以为有价值,或者因为自己的坚持而自以为有功劳,那就是我的罪了。

    所以,从今而后,我会放弃通过沟通让成都警方了解教会、放松对教会的逼迫的幻想,老老实实地在成都接受一个秋雨圣约教会的会友和长老会得到的任何待遇。求主赐给我从祂而来的信心和恩典,在这种不自由当中享受属天的自由,在这种动荡不安中享受属天的平安,在这种常常的流泪和痛苦中去享受属天的喜乐,不仅去爱这城里我们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的家人,也去爱这大城里千万失丧的灵魂,也去爱那些看守我们、跟踪我们、传唤我们、拘禁我们,甚至那些威胁我们的妻子、逼迫我们的孩子,让我们在这里住的很不舒服的那些人。

    2020年10月10日的中午,我下楼倒垃圾的时候,看见他们在我们楼下搭建了一个板房,看起来他们做了长期看守我们的准备。我看见了,就回家告诉妻子和两个孩子,我们一家人兴高采烈地去参观了我们新邻居的小房子。

    2020年10月11日的晚上,我们在家庭敬拜的时候,每个人都分享了自己一天下来的感受,感谢主安慰了我妻子和孩子受惊吓的心灵,也使我们从一种血气和愤怒中回转,转而依靠主,于是我们一起唱:

    耶和华是我的力量和诗歌,
    仇敌起来推我要使我跌倒,
    但耶和华帮助我,
    用右手高举拯救,
    使我坚立在宽阔处赞美主!

    英强,2020年10月12日早晨写毕

  • 上海王扣玛的无罪申诉

    【民生观察2020年10月13日消息】2007年10月11日下午,王扣玛陪同母亲腾金娣去上海市政府信访办上访,在信访接待时,腾金娣与王扣玛被信访接待人员隔离,而王扣玛在接待室外面的马路边等侯。其间,王扣玛暂时离开去买香烟,上厕所方便一下,15分钟后回来就找不到母亲了。当时,王扣玛误以为母亲腾金娣信访接待完自己去王扣玛之弟王扣鸿家了。

    母亲腾金娣生前身体健康,生活能独力自理。直到腾金娣在友放浴室被非法拘禁“猝死”后,王扣玛才知道当时母亲腾金娣离开上海市信访办的真实情况:腾金娣在市政府信访办接待完毕后临近下班,她去上厕所被东门保安巡视发现,发生了一些不愉快事情互相争论起来,东门保安就以”闹访”为由将其押送到附近的人民广场治安派出所。经了解腾金娣上访涉及动迁事宜,广场派出所通知市政府信访办,再由市政府信访办通知闸北区政府北站街道信访办带回。

    当晚黄浦区人民广场治安派出所经办人王丽君、闸北区政府北站街道综治办陶逸初带走腾金娣,但没有将其送回家,而是将其非法关押在潮湿阴暗、通风不良、不具备生活条件的友放浴室。

    友放浴室是经常关押访民的“黑监狱”。

    直至2008年1月5日腾金娣猝死。其间八十余日内,闸北区政府相关部门的工作人员没有任何信函、电话或上门告知王扣玛。

    闸北区政府北站街道相关责任人为了逃避腾金娣被关押在"黑监狱"(友放浴室)猝死的罪责,对被害人家属进行威胁与利诱,先是签约同意支付16万元人民币来换取家属同意火化腾金娣遗体,但等遗体火化后就抵赖支付,索性抓捕王扣玛。

    闸北区政府北站街道综治办陶逸初制造伪证,将腾金娣死亡的罪责嫁祸于其子王扣玛,并依靠没有管辖权,便于制假的闸北区法院(现已合并为静安区法院)的审理,制造了一起"遗弃罪"冤案。

    而且,在王扣玛被拘留期间,闸北区北站派出所公安承办王黎勇、陈伯民硬逼王扣玛写投降书,威胁王扣玛说:“不写,弄死你”。所以。王扣玛人未出狱,就被迫害致残。

    如果是"遗弃罪"应当由管辖人民广场地区的黄浦区法院,而不是利益相关的闸北区法院受理审判。

    法院的判决显然与事实和法律相悖。本案裁决在程序上违法,认定事实不成立,适用法律错误。

    1、无证据表明王扣玛有遗弃行为,公诉人、判决书无例举王扣玛拒绝抚养母亲腾金娣的事实。

    2、母亲腾金娣死亡与王扣玛无直接因果关系,是非法拘禁者将腾金娣非法拘禁在阴暗、潮湿、通风不良、不具备生活设施的“黑监狱”(友放浴室),而使其受到故意伤害所致。

    3、无一个亲属指控王扣玛有遗弃行为。

    4、母亲腾金娣死亡对王扣玛来说是最大受害者。

    5、致使腾金娣死亡的罪犯至今逍遥法外。

    6、闸北区北站街道在腾金娣被非法拘禁期间,补办了临时身份证,盗窃了腾金娣老年银行卡全部资金。

    王扣玛不服原闸北区法院、上海市第二中级法院的枉法裁判,向上海市第二中级法院、上海市高级法院申诉,但是上海司法不公、官官相护,申诉无门。因此,王扣玛于2011年8月首次依法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诉,至今没有回复,却遭受报复打击。

    上海法院不仅有错不纠,还要剥夺王扣玛的诉权,并威胁王扣玛。2012年1月10日上海市高级法院作出《涉法涉诉信访案件终结决定书》:希望你能自愿息讼息访,若违反法律法规非正常信访的,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2012年9月25日王扣玛再一次遭受冤狱,被诬告触犯“寻衅滋事罪”判处2年6个月。在第二次的冤狱中,长宁区公安的承办警察林波华伙同闸北区公安警察三人,手拿着第一次遗弃罪的判决书,大声吼叫、拍台子,逼迫王扣玛必须承认遗弃罪,必须息讼息访。王扣玛受尽折磨,多次被开出病危通知书,致使脑中风、半身不遂,不能自理,终身致残。

    但是,王扣玛不屈服,于2015年5月出狱后继续依法申诉,不断呼冤叫屈,追求司法公正。

    从2008年至2019年的十二年来,申诉人王扣玛一直在想方设法查明真相。

    2019年5月,上海市公安局静安分局向王扣玛公开了其母亲腾金娣死亡的信息材料。根据母亲迫害致死时的照片,母亲全身是伤痕累累,惨不忍睹,颈部有瘀青,而且还有两个很明显用硬器被刺过的两个孔,肋骨部位有很大的瘀青,背部有一条很长的伤口(像刀口),整个手背及五个手指都是伤痕。

    而且,现在公开出示原上海访民詹荣妹关于上海“友放浴室”是原闸北区北站街道常设黑监狱的证词及她等人的亲身经历。

    事实上,本案是一起原闸北区政府北站街道截访人员非法拘禁上访人员腾金娣伤害致死的故意伤害案,当年的闸北区公检法应当追究真正的罪犯,而不是直接打压受害者家人王扣玛。

    兹公开本案,请党政法领导机关及公众评审,督促司法公正,平反王扣玛的冤案。

    本申诉状由法律顾问冯正虎代写。

    注:由于上海市闸北区合并于静安区,本案的原闸北区政府北站街道现已改为静安区政府北站街道,原闸北区法院现已合并为静安区法院。

    附:刑事申诉状

    申诉人:王扣玛,男,1954年7月17日出生,汉族
    身份证:310101195407******
    住所地:上海市江苏路480弄76号
    邮编:200050
    联系电话:13601772756

    申诉人王扣玛不服(2008)闸刑初字第710号《刑事判决书》、(2009)沪二中刑终字第90号《刑事裁定书》、(2010)沪中刑监字第23号《驳回通知书》、(2010)沪高刑监字第26号《驳回通知书》,根据相关法律与事实及出狱后获得的新证据,向最高人民法院提出申诉。

    请求事项

    要求依法.撤销(2008)闸刑初字第710号《刑事判决书》、(2009)沪二中刑终字第90号《刑事裁定书》,宣判申诉人王扣玛无罪,保障申诉人的合法权益。

    事实与理由

    申诉人之母腾金娣生前因静安区七浦路427弄17号住房,2007年5月27日被强行拆除而没有得到合理安置(原动迁公司承诺给腾金娣房屋安置,却给了货币安置,而安置协议上腾是42万元,却又只给了27万元,侵吞了15万元),对此不满,就不断上访。2007年5月29日下午腾金娣曾去过上海信访办,并平安回家。

    2007年10月11日下午申诉人陪同母亲腾金娣去上海市政府信访办上访,在信访接待时,腾金娣与王扣玛被信访接待人员隔离,而申诉人在接待室外面的马路边等侯。其间,申诉人暂时离开去买香烟,上厕所方便一下,15分钟后回来就找不到母亲了。当时,申诉人误以为母亲腾金娣信访接待完自己去申诉人之弟王扣鸿家了。申诉人有兄弟姐妹7人,都有扶养老人的义务。而且,由于动迁安置不合理,也造成了申诉人及其兄弟姐妹之间的严重矛盾与不和,母亲腾金娣过去也有去弟弟王扣鸿家的情况。

    母亲腾金娣生前身体健康,生活能独立自理。

    据调查所知,腾金娣在市政府信访办接待完毕后临近下班,她去上厕所被东门保安巡视发现,发生了一些不愉快事情互相争论起来,东门保安就以”闹访”为由将其押送到咐近的人民广场治安派出所。经了解腾金娣上访涉及动迁事宜,广场派出所通知市政府信访办,再由市政府信访办通知闸北区政府北站街道信访办带回。

    当晚黄浦区人民广场治安派出所经办人王丽君、闸北区政府北站街道综治办陶逸初带走腾金娣,但没有将其送回家,而是将其非法关押在潮湿阴暗、通风不良、不具备生活条件的友放浴室。

    友放浴室是经常关押访民的“黑监狱”。

    直至2008年1月5日腾金娣猝死。其间八十余日内,闸北区政府相关部门的工作人员没有任何信函、电话或上门告知告知申诉人。

    闸北区政府北站街道相关责任人为了逃避腾金娣被关押在"黑监狱"(友放浴室)猝死的罪责,对被害人家属进行威胁与利诱,先是签约同意支付16万元人民币来换取家属同意火化腾金娣遗体,但等遗体火化后就抵赖支付,索性抓捕王扣玛。

    闸北区政府北站街道综治办陶逸初制造伪证(附件3),将腾金娣死亡的罪责嫁祸于其子王扣玛,并依靠没有管辖权、便于制假的闸北区法院(现已合并为静安区法院)的审理,制造了一起"遗弃罪"冤案。

    而且,在王扣玛被拘留期间,闸北区北站派出所公安承办王黎勇、陈伯民硬逼王扣玛写投降书,威胁王扣玛说:“不写,弄死你”。所以。王扣玛人未出狱,就被迫害致残。

    如果是"遗弃罪"应当由管辖人民广场地区的黄浦区法院,而不是利益相关的闸北区法院受理审判。

    申诉人不服原闸北区法院、上海市第二中级法院的枉法裁判,向上海市第二中级法院、上海市高级法院申诉,但是上海司法不公、官官相护、申诉无门。因此,申诉人于2011年8月首次依法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诉,至今没有回复,却遭受报复打击。

    上海法院不仅有错不纠,还要剥夺申诉人的诉权,并威胁申诉人。2012年1月10日上海市高级法院作出《涉法涉诉信访案件终结决定书》:希望你能自愿息讼息访,若违反法律法规非正常信访的,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2012年9月25日王扣玛再一次遭受冤狱,被诬告触犯“寻衅滋事罪”判处2年6个月。在第二次的冤狱中,长宁区公安的承办警察林波华伙同闸北区公安警察三人,手拿着第一次遗弃罪的判决书,大声吼叫、拍台子,逼迫王扣玛必须承认遗弃罪,必须息讼息访。王扣玛受尽折磨,多次被开出病危通知书,致使脑中风、半身不遂,不能自理,终身致残。

    但是,申诉人不屈服,于2015年5月出狱后继续依法申诉,不断呼冤叫屈,追求司法公正。

    从2008年至2019年的十二年来,申诉人王扣玛一直在想方设法查明真相。

    2019年4月23日,申诉人向上海市公安局静安分局申请政府信息公开,要求获取并公开2008年1月5日原闸北分局刑侦支队对腾金娣死亡尸检的法医签署腾金娣死亡尸检认定及照片、录像等死亡依据信息,并向公安部申请行政复议。

    2019年5月,上海市公安局静安分局向申诉人公开了其母亲腾金娣死亡的信息材料。根据母亲迫害致死时的照片,母亲全身是伤痕累累,惨不忍睹,颈部有瘀青,而且还有两个很明显用硬器被刺过的两个孔,肋骨部位有很大的瘀青,背部有一条很长的伤口(像刀口),整个手背及五个手指都是伤痕。

    看到这些照片后,申诉人全明白了,母亲腾金娣的死亡不是黑恶势力所说的什么“心情郁闷因病猝死”,而是被黑恶势力残忍的活活打死或用更不可告人的手段致死。

    当时的黑恶势力为什么急于要申诉人的兄弟姐妹把母亲遗体火化呢?是因为黑恶势力怕通过尸体解剖查出真正的死因。而且,当时的公检法为什么沆瀣一气、嫁祸于申诉人呢?为什么他们急于先抓捕申诉人后定罪为“遗弃罪”呢?是因为他们要申诉人替这些黑恶势力所犯下的罪行垫背、背黑锅。

    原上海访民詹荣妹关于上海“友放浴室”是原闸北区北站街道常设黑监狱的证词及她的亲身经历现在可以公开出示了,足以证明“友放浴室”是闸北区北站街道截访人员非法关押访民的“黑监狱”。

    随着时间的流逝、证据的出现,截访人员迫害腾金娣致死反诬其子遗弃罪的冤案已愈来愈清晰。最近,申诉人已根据新的证据材料向上海市公安局静安分局控告原闸北区北站街道(现静安区北站街道)工作人员迫害腾金娣致死的犯罪行为,追究上海市静安区北站街道综治办公职人员陶逸初、社工陈俊蔚、高育文、贾萍的刑事责任。(另案处理)

    因此,申诉人根据新的证据,向最高人民法院提出申诉。本案的原审裁决违背事实与法律,应当依法纠错。

    一、程序违法

    1.一审管辖地有误或者案由有误

    如案由为“遗弃案”,则犯罪地在上海市黄浦区市政府信访办;犯罪嫌疑人居住地为上海市长宁区。所以,一审的闸北法院对该遗弃案没有管辖权。

    现一审由上海市闸北区法院管辖,且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认为:上海市静安区友放“澡堂“亦属犯罪地则为“致死案”。

    如果管辖地无误,那么案由有误,不该是王扣玛的“遗弃案”,而应该是原闸北区政府北站街道工作人员的“故意伤害案”,即“截访人员非法拘禁腾金娣于友放澡堂八十余天而折磨其导致猝死的故意伤害案。

    现在,真正的犯罪嫌疑人至今仍逍遥法外。

    2.先定罪后编证据

    王扣玛犯遗弃罪是由北站街道派出所领导一手策划的工作安排,本案是先定罪后编证据的典型案例。

    2008年7月7日,即申诉人被刑事拘留17天后,上海市公安局闸北区分局北站街道派出所王黎勇向上级出具《工作情况》。

    《工作情况》称:“2008年6月19日下午,根据所领导的工作安排,由我及山西警务站民警对不稳定的上京人员王扣玛遗弃罪进行侦查。王扣玛于2008年6月20日经分局批准决定刑事拘留,6月23日延长拘留至七天,6月27日再延长拘留至30天。

    下一步工作计划:(1)继续和王扣玛家庭人员谈话,了解和取证。(2)寻找相关人员:如当时动迁组工作人员,当时在友放旅馆照顾腾金娣的工作人员。(3)去市政府信访办了解王扣玛当时将(母亲)腾金娣送到市政府的情况。”

    而且,闸北法院片面采纳闸北区政府相关的公诉人、证人指控申诉人犯遗弃罪的虚假证据,不采纳申诉人方的辩护人辩护意见和家人的事实证据,为了达到载赃陷害的目的。

    由此说明原一审闸北法院和闸北区政府有直接的利益关系。

    二、适用法律错误

    刑法第二百六十一条:“对于年老、年幼、患病或者其他没有独立生活能力的人,负有扶养义务而拒绝扶养,情节恶劣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

    何谓“扶养”?扶养指一些人因血缘或亲属关系或法律的规定,有义务彼此间提供生活保障的义务,包括经济上的供养和生活上的照料等。腾金娣生前身体健康有独立生活能力,有退休工资收入稳定,不需要他人扶养,何来遗弃?

    而且,申诉人是陪同母亲上访过程中被接待人员与母亲隔离后,四处寻找未果,在80余天过程中是全不知情况下,没有接到闸北区政府相关部门的任何电话、发函、邮寄通知书,何来遗弃?

    各级法院均不认为:腾金娣是不具有完全民事行为的人。而且,证据证明申诉人母腾金娣是身体健康思维正常的人。在被非法拘禁期间“猝死”的责任不是申诉人的,而应该是实施非法拘禁的相关部门及其工作人员的责任。

    腾金娣被上海市闸北区北站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关押在潮湿阴暗、通风不良、不具备生活设施的友放澡堂,受到故意伤害,是导致腾金娣死亡的诱因,而不是所谓“心情郁闷因病猝死”之说。

    申诉人的母亲在非法拘禁80余天过程中猝死,与闸北区政府北站街道办事处的看守人员有直接关系,而不是申诉人的责任。

    根据2019年5月上海市公安局静安分局公开的政府信息(腾金娣死亡尸检的材料),腾金娣在关押期间受到故意伤害。

    三、裁决认定的事实错误,证据证词相互矛盾

    1.腾金娣因动迁未获安置而上访

    申诉人之母腾金娣生前去上海市政府上访非第一次。2007年5月29日15:45:18.腾金娣因静安区七浦路427弄17号住房2007年5月27日被强行拆除,没有安置,对此不满,求决。

    2.滞留在上海市政府系因动迁未获安置非王扣玛遗弃

    2007年10月11日,腾金娣滞留在市政府,(东门)保安请过路人将其送至本派出所,经了解,是为动迁事宜。由市信访办通知当地政府带回。派出所经办人王丽君,当地政府经办人陶逸初。(见附件5上海市黄浦区人民广场治安派出所2007年8月1日至10月28日治安案件登记簿)上海市黄浦区人民广场治安派出所也未出示我母:“遭申诉人遗弃和拒不抚养”的笔录。

    3.友放澡堂被编造成友放旅馆

    公诉方指鹿为马将上海友放沐浴休闲有限公司即澡堂说成“友放旅馆”。

    4.腾金娣被街道安置在友放澡堂

    静安区北站街道称:在接到腾金娣后将其暂时安置于辖区内的友放旅社(海宁路1022号内)(见附件30(2008)闸刑初字第710号《刑事判决书》)。事实是:友放为澡堂而非旅馆,歪曲安置地点的目的是掩盖街道将腾金娣安置在不具备生活设施的场所之事实。

    5.腾金娣死因不明,无抢救病历

    腾金娣突发疾病抢救无效,不幸过世,但未明确腾金娣突发何种疾病?送哪家医院抢救?也未出示抢救腾金娣的病历。

    腾金娣“猝死”未明确腾金娣突发何种疾病,是否送医院抢救?

    6.上海市公安局闸北分局认定腾金娣生前有高血压史曾发生心肌梗死

    死者生前患有高血压史26年,原闸北区中心医院诊断,无糖尿病史,1998年发生心肌梗死,闸北区中心医院诊断,2008年1月5日邻居发现死亡。(见附件5上海市公安局闸北分局出具的《居民死亡确认书》反面《尸表(尸解)检验记录》)

    7.原闸北区中心医院证明:查无此人入院病史记录

    经我院急诊科查阅相关病史,证实查无此人入院病史记录。(见附件8上海市闸北区中心医院医教科医疗纠纷办证明)上海市公安局闸北分局的“1998年发生心肌梗死”源自何处?

    8.腾金娣医保卡上无付费纪录

    腾金娣生前身体健康,无动用医疗保险记录。(见附件9上海医疗保险事物管理中心个人医疗账户查询表)无持卡人动用医疗保险记录,患有高血压史26年之说从何而来?

    9.是否通知过申诉人?询问笔录与法院的认定的事实相悖

    2007年8月16日,2007年10月11日领回两次,接到市里通知到广场派出所接。广场派出所问陶:是否通知腾的家人。陶答:情况特殊,时间短,未通知。

    上海市公安局闸北分局北站派出所王黎勇询问北站街道北塘居委会党支部书记杨美丽:当时腾金娣在友放“旅馆”(实为澡堂)时,你们里弄通知过王扣玛吗?。

    北塘居委会党支部书记杨美丽回答:“我们因为没有王扣玛的电话,而且我们通知腾金娣子女时,他们都说没有王扣玛的电话,所以我们无法通知,此2份证据证明当时并未通知申诉人。

    2011年8月18日,杨美丽再次证实当时并未通知申诉人。(附件12见证杨美丽2011年8月18日作证词的见证人证词)我居住在上海市长宁区江苏路480弄76号,除了电话外,难道没有其他通知申诉人的方法了吗?为何不到申诉人家中通知呢?申诉人没有接到静安区政府相关部门的任何电话、信函、通知。

    如果闸北区政府相关部门诚心要送腾金娣回家,只要根据腾金娣意愿,也可以直接派人将腾金娣送回她的儿女家,毕竟她的儿女家都在同一个上海市,并非遥远的外地。

    10.王扣玛是否孝顺母亲?

    申诉人所在的居住地是长宁区江苏路街道西浜居委会、及其邻居们、申诉人的大哥王扣成、申诉人前女友周艳萍,都可以证明申诉人是孝顺母亲的,根本没有拒不扶养或遗弃母亲的行为。唯一闸北区检察院公诉人控告王扣玛犯遗弃罪,这是为了栽赃陷害的需要。

    11.判决书中未解答检察院补充侦查决定书所提问题

    2008年8月26日,上海市闸北区人民检察院作出补充侦查决定书,要求上海市公安局闸北分局:犯罪嫌疑人王扣玛案需补充以下证据材料

    (1)是谁把腾金娣送到市府信访办的?后来如何离开的?

    (2)腾金娣是如何到广场派出所的?

    (3)北站街道将腾金娣安置在友放旅社后,由谁通知王扣玛领回其母亲?通知过几次?怎样通知?王扣玛如何表态?

    本案裁判文书并未回答或者查明上述疑问,连友放是旅馆还是澡堂都未弄清楚,这样的裁判文书能令人信服吗?

    四、北站街道的相关人员蓄意陷害、制造伪证

    1.蓄意陷害,嫁祸于王扣玛

    2008年1月5日申诉人母亲被迫害致死。三天后北站街道召集一次由死亡者家属出席的协调会,在协调会上北站街道政法委书记陈平、北站街道综治科科长金家龙多次重申在我母亲被关押期间没有通知过申诉人王扣玛。(有录音证词)

    协调会后北站街道综治科科长金家龙、陶逸初对我们兄妹七人威胁。当时他们拿出一张江显明的名片,名片上显示江显明是上海市大宁法律服务所北站街道接待室法律工作者。(见附件20,江显明的名片一张)金家龙称江显明是江泽民的侄子,并威胁我们说:“你们胡闹下去没有好结果,还是大家坐下来协商了结的好。”嗣后,江显明也出面来解决问题。当时参加协商的还有北站街道综治办科长金家龙、陶逸初、上海银邦置业房屋有限公司陈经理都在场,江显明提出私了。通过多次协调,最后以16万元了结。

    在2008年2月1日上午江显明、金家龙约见了我们,并与我们签署了补偿16万的谈话笔录,叫我们下午去殡仪馆办理我母亲火化的后事手续。下午我们办完母亲火化手续回来,问江、金拿钱,不料江显明提出:“要过年了(2008年2月5日春节),会计都回家了,是否和你们商量一下,我们再签个协议书,2008年2月底保证钱给你们。”于是,下午又签了一份《人民调解协议书》。

    2008年2月2日母亲遗体火化,在殡仪馆大理后金家龙亲手将母亲的工资卡(银行卡)、医保卡及补办的临时身份证交给了申诉人。这是在母亲被关押期间,北站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在没有我们子女授权下,利用职权擅自补办的。但是,2008年2月1日上午、下午二次协调所承诺补偿16万元的事,过了5个多月也毫无音讯。

    2008年3月至2008年6月申诉人多次走访上海各政府信访部门反映情况,还信访中央、上海的领导人及相关检察机关,控告、检举静安区北站街道的不作为。

    由于上海市静安区北站街道没有兑现支付16万元的承诺,申诉人又分别2008年6月1日、6月19日进京上访,为母亲伸冤,揭露、控告当地地方政府的行政不作为。当时国务院信访办接待员(女)听了申诉人的陈述,当场在笔记本电脑上记录了申诉人的情况,并回答了申诉人三个问题:“1、对你母亲的死我们表示同情;2、他们现在关押你母亲致死他们是不会承认的;3、你回去后想方设法把关押你母亲致死的有关人员名单搞出来给我们,我们再作处理。”

    2008年6月19日申诉人进京被截访回沪后,就被原闸北区北站派出所以莫须有的罪名“遗弃”罪刑事拘留。

    北站派出所承办警察王黎勇、陈伯民说,申诉人进京上访控告的是政府,硬逼申诉人写投降书,不投降就弄死申诉人。最后申诉人在闸北区拘留所的拘留期间遭到迫害,监狱医院发出二次病危通知单,申诉人当时的律师金宏林要求保外求医,取保候审,他们不予采纳。由于延误了抢救数小时(当时把我扔在水泥地上数小时),造成申诉人脑梗、二级肢体伤残。

    2.裁判书中所依据的重要证据是伪证

    北站街道综治办陶逸初2008年9月19日出具的《情况说明》,是一份伪证:

    (1)瞎编事实。陶的证词称:“因为王扣玛按月到闸北区北站街道居委会领取低保生活费能找到王扣玛”。事实上,王扣玛户口所在地在长宁区,不可能到闸北区去领低保,所以不存在上述说法。

    (2)张冠李戴。陶的证词称“与王扣玛当面谈话时王扣玛说:老滕我可以领走,住到我那里去。有个前提。你们政府想法把老滕的退休金、医保卡给我。我就负责老娘的生活了”。事实上,没有任何人与我当面谈过话。而且,母亲在被关押前三证已在我处保管,我怎么还会提出要政府去拿三证的要求呢?。事实上,这段话是申诉人之弟王扣鸿所说。申诉人的辩护律师金宏林已查过本案卷宗,2008年1月16日民警询问笔录中均有王扣鸿所说的这个事实。

    伪造证据的目的就是为了陷害申诉人,企图将腾金娣被非法关押致死的罪责嫁祸于申诉人。

    综上所述,本案的裁决在程序上违法,认定事实不成立,适用法律错误:

    1、无证据表明申诉人有遗弃行为、公诉人、判决书也无列举申诉人拒绝抚养腾金娣的事实。

    2、腾金娣死亡与申诉人无直接因果关系,是非法拘禁者将腾金娣非法拘禁在阴暗潮湿,通风不良,不具备生活设施的友放澡堂,并故意伤害所致。

    3、无一个亲属指控申诉人有遗弃行为。

    4、母亲腾金娣死亡对申诉人来说是最大受害者。

    5、导致腾金娣死亡的罪犯至今逍遥法外。

    6、一审判决中提到动迁费27万人民币和42万人民币差价15万人民币到哪里去了?实际上是被闸北区贪官及开发商剥夺了,真正得利是谁?他们为什么要侵吞王扣玛母亲分额?

    7、按照上海市高级法院驳回通知书的认定:“友放旅店属该案的犯罪地,故原一审法院对该案具有管辖权”。申诉人母亲腾金娣的死亡之地(友放旅店)位于闸北区,若腾金娣被故意伤害的案发地,是属闸北区法院管辖。

    那么,一、二审法院应当判决王扣玛是“谋杀罪”的极刑,而不是“遗弃罪”,“遗弃罪”应当由管辖人民广场地区的黄浦法院判决。

    事实上,这是一起闸北区政府北站街道截访人员非法拘禁上访人员腾金娣伤害致死的故意伤害案,当年的闸北区公检法应当追究真正的罪犯,而不是直接受害家人王扣玛。

    因此,申诉人依法向最高人民法院提出申诉,请求依法秉公判决,以示司法公正,保障公民权利。

    此致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申诉人:王扣玛
    2020年6月13日

  • 袁兵出狱不到十天遭骚扰恐吓

    【民生观察2020年10月13日消息】本网获悉,刑满出狱不够十天的湖北赤壁异见人士袁兵(网名:袁奉初)不断遭到当局的骚扰和恐吓,其本人及家人不胜其烦忧心忡忡,袁兵形容自己“跟在监狱服刑没什么区别”。

    据袁兵讲,10月2日出狱回家后,连续一个礼拜多,自己和家人受到了无穷的烦恼。地方上的几个有关部门每天电话不断,表面上嘘寒问暖,还表示有啥困难愿意帮忙解决。村里的左邻右舍也遭到当局的发动,都积极靠近套话,设法打听有关袁兵的一切事情,时刻注意袁的动向,简直跟在监狱服刑没什么区别。

    而周一(12日)上午,司法局及警方人员特意到袁家,故意大声敲门和问话,除了引来邻居观看,夸张的声势还令袁父受惊过度,以为又要抓捕儿子。上述人员进屋后,对袁兵多角度拍照录像,还做讯问笔录,更将全家人的个人信息登记在案,十足震慑袁兵恐吓其家人的气势,态度极度嚣张跋扈。

    事后袁兵在推特发文表示“本来坐了几年牢,刚出狱,身体比较虚弱,不想发推特,想好好调养一下身体。谁知共党不想让我清静,硬是逼着我发了几条推特。当然这可能又是我下一次坐牢的证据,不过无所谓,我已经坐了七年牢,不怕再多坐几年。”

    对于上门人员自称的“帮教”,袁兵愤怒表示“收起你们罪恶的假面孔,我不需要你们假仁假义的帮教,还我七年青春,否则一切免谈。所谓的上门帮教不过是想吓唬我家人,顺便摸摸我的想法。好采取下一步对我实施打击的对策。那种下三滥的手段只会让我的抵触情绪更加升级。我鄙视、我愤怒、我反感、我诅咒……”

  • 辩护律师再次要求会见谢文飞被拒

    【民生观察2020年10月12日消息】被以“寻衅滋事罪”拘捕已逾五个月的湖南桂阳异见人士谢文飞(谢丰春)案件已进入法院起诉阶段,而至今为止先后曾有四名家属委托的律师多次要求会见,但警方一直拒绝,并多番逼迫家属解除代理委托。

    周一(10月12日),谢案辩护人任全牛和陈进学两位律师去到郴州下辖的资兴市看守所要求会见,看守所继续以“需要办案单位同意”为由拒绝。

    9月18日时,辩护人之一的陈进学律师曾单独去到该所要求会见,但申请被以同样理由拒绝而无功而返,而谢文飞被捕初期的辩护人张磊及谢阳两位律师亦曾多次碰壁。

    郴州警方不单只手遮天拒绝律师的合法会见,还三番四次逼迫家属(谢的父母)解除业已委托的辩护律师,威胁谢的母亲“如果不从则抓走谢父”等下三滥手段达到目的。

    而一直在东莞工作的谢的哥哥谢丰春亦在此期间遭到严重骚扰,桂阳国保更是在“十一、中秋”长假前几日,专程赶到东莞,利用当地警方的协助,找到谢丰春的房东进行施压,并多次用电话要求见面,遭到拒绝后一度以威胁恐吓的言语,强制要求谢哥不可为弟弟聘请辩护律师。

    有分析人士认为,郴州警方还在阻止律师会见以及逼迫家属解除辩护律师的委托,证明被羁押五个多月的谢文飞尚未服软,正在继续为自己作出努力抗争。如今案件已经进入法院起诉阶段,但郴州警方继续巍然不动,置违反“刑事诉讼法”于无物,视律师多次投诉控告于不顾,并嚣张扬言“随便你们去告吧”,公然践踏律法威严、违背执法原则。可见谢文飞为此已经受了不少刑讯之苦,而最终谢文飞可能再次遭受政治迫害,几年牢狱之灾在所难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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